10年前我17岁，正上高中。
在这之前的1988年，迄今我仍认为是近50年来思想非常自由的一年。那时，受各种思潮的影响，年仅16岁的我开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反感，并对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同马、恩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产生怀疑。1989年3月，我首次接触到《河殇》解说词（并从此记住苏晓康、远志明、谢选骏、王鲁湘等人的名字），大为震撼，用一周的课余时间抄完全文。《河殇》使我认定，自由、民主离现实社会甚远，仍需人们奋进争取。
4月15日下午，我在家里挑水，走在街上听到一阵哀乐传入耳朵。又有一个大官死了，我想。果然，是耀邦先生逝世了。回到学校我对一个同学讲，耀邦先生太可惜了（当然可惜在什么地方我比较模糊）。但我绝对想象不到以后事态的发展。北京等地学生开始纪念耀邦先生，可《人民日报》却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我对这篇社论特别反感，开始注意事态的发展。当局与学生进行了令人失望的对话，我现在仍记得，当时有一个学生中途退出会场以抗议与会学生不具真正的对话代表资格。
当时我所接触到的媒体仅有报纸、电视、收音机。我家没电视，只有一台旧式收音机。我平时并不住在家里，收音机只能每逢周末回家听一次大陆和港台的广播，在学校里则只能课余时间偶尔去别人家看一、两次电视。学校有阅报栏，一、两天换一次。这就是我当时的条件。
5 月13日学生绝食后，掀起一个新的高潮。特别是社会各界前往广场声援学生的报道和场面大量出现在媒体上时，整个社会无不关注学生的身体健康和事态的发展。每天晚自习前，我都千方百计去看报纸和电视，回到教室就讲给别的同学听。据后来了解，当时有的同学戏称我为“发言人”。
5月19日我写了一封声援信，内夹10元钱。由于不知往哪里寄，就用挂号信寄给了当时我比较喜欢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午间半小时》节目的主持人傅成利先生（到现在我也不知他的名字是否这样写），由他转交“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在这封信中，我以一名中学生的热血赤诚之心，向他们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认为他们是在完成“五四”先辈们的未竟事业，他们得到了所有有良心的中国人的理解支持和声援，同时衷心劝告他们爱护身体珍惜健康。我在信中用的是化名“王盼匿”，意为我已同传统叛逆。我留了一份底稿。当然我并不知道，就在这一天，当局已决定戒严。这封信到底落到了谁手里我不清楚，但我想，它对我的影响可能刚刚开始。
在这期间，我还用其他方式表达对学生的支持和声援。当时，语文课我们正在学习用归谬法进行论证。我用的素材是《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归谬法 ‘论既往不咎’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4.26），说学生们未经批准擅自游行是‘违法’的；但若就此为止，中央将‘既往不咎’。
“这就来了问题。如果说学生们的游行确实是违法的，那么我们国家实行的是‘违法必究’，岂能‘既往不咎’呢？如果说学生们的游行并不是违法的，又何来‘既往不咎’？
“因此说，社论在这点上是前后矛盾的。”
作文交上去以后，到下周的作文课才发下来，我发现老师没有打分，只写了一句话：“最好不要写这些不好说的问题。”当时正值各媒体明显倾向学生，我就在老师的话下面添了一句：“‘彻底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这是广大的爱国学生提出来的；我仅是讲的其中的一部分，有何罪过？！”
5月19日的作文课是一篇给材料作文，我写的是：
“奉献·官倒·学生运动──读《鞋》有感
“‘军人就意味着奉献。’大个子军人正是体现着这一哲理。他，也许是个运动场上的健将，但他从此不能再在运动场上驰骋；他，也许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淘气的爸爸，但他从此不能再和小儿子捉迷藏……他本来应该有的，现在没了，奉献出去了──这就够了，这就是他的职责，也就是他那样的人的职责──光明磊落，流芳千古。
“另一些人却只知道索取。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纵容、包庇自己的亲属好友，倒买倒卖，贪污腐化，一切都离不开‘自己’。就是这样的人，还自称是‘真正的人民公仆’──卑鄙龌龊，遗臭万年。
“两相对照，你能想起什么呢？
“今天的四月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正是针对那些贪污腐化、倒买倒卖的官僚们的。大学生们喊出了‘打倒官倒’、‘清除腐败’的口号，道出了多少中国人想说又不敢说的心里话！因为政府没能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他们不得不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一个个大学生晕倒了，一个个亲人的心碎了。然而，他们没有怯阵。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的群众早已达300万，连中小学生、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也参加了；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外地进京的人数已达数万；福州300名学生为了进京声援卧轨三小时……所有这一切，学生们、广大声援的人民群众，他们贪图的是什么呢？他们贪图的是‘搞垮身体’吗？他们贪图的是‘挂氧气瓶’吗？不，他们没有任何贪图，要说有‘贪图’，那也是‘贪图’真正的大多数人享有的民主、法制、自由、平等，而这实质上正是真正的无私的奉献。
“朋友，如果你有良心的话，能说这不是真正的奉献吗？”
5月26日的作文课上，我发现老师没有批阅上面的作文，并且老师在课堂上说，上次有个同学写的内容很敏感，我劝他不要写这些不好说的问题，谁知他给我来了个反批──老师没说完，同学们都清楚了，这事除了我没别人。事实上，去年我参加民运后，有的同学对我讲：你搞这个我不会奇怪，你不搞这个我才会奇怪呢！
由于我所在的山东省莒南县是个比较贫穷落后的小县城，并未发生公开的游行示威活动，所以我无法以进一步的方式参与这场永垂青史的民主运动。
这一段时间，我通过媒体听说了王丹、严家其、包遵信、陈一咨、苏绍智、吾尔开希……知道他们是站在正义一边的。
5月20日突然传来戒严的消息，媒体也明显转向。我更加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我记得当时的匈牙利总理内梅特曾说：“应该不准任何政治力量利用军队来解决内政问题”，“斯大林模式的一个最可恨的特点之一就是肆意动用武装力量整治本国人民。我们应该最坚决地同过去的这种做法决裂。过去的做法造成的后果是，至今在公众当中和在人们心理上还存在着一种潜流，那就是对武装力量惧怕和怀疑。”这条新华社5月20日发自布达佩斯的国际新闻醒目地刊登在5月22 日《人民日报》的头版，这种有些不太寻常的排版不能不说是民众对戒严的一种反抗。
随后是戒严部队开始进驻北京各大重要部位。看到戒严部队进城受阻，我很高兴，对同学们说，应该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戒严”。
但，“六四”大屠杀还是发生了。
我很悲痛，我很愤怒，我怎么也想象不到，机枪坦克会对准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
然而，这是事实，无可辩驳的事实。古老的民族再一次饱尝了独裁者的铁血恐怖。
我擦亮了眼睛。
我终于擦亮了眼睛。
我对美丽的谎言不再抱有幻想。
随后的日子里，我从通缉令上听说了方励之（其实1987年我就听说过他和刘宾雁、王若望）、柴玲、王有才、韩东方……；又通过当局的批判文章听说了魏京生、任畹町、刘晓波、万润南、鲍彤、许良英、胡平、王炳章、钦本立、胡绩伟、戈扬、戴晴、金观涛、于浩成、张伟国……当然此时我已学会“正面文章反面看”和“反面文章正面看”；再后来，又通过各种媒体听说了林牧、丁子霖、卢四清、刘青、王希哲、徐文立、秦永敏、江棋生、王军涛、陈子明、刘国凯、徐水良、郑义……等等。
下半年开始，在继续关注国内形势的同时，我把注意力集中到东欧和前苏联的变化上。随着苏东形势的演变，我为每一点进步欢呼雀跃，并且后来我想，假如耀邦先生晚去一年，中国会是什么样子？至今我仍认为，“六四”大屠杀对苏东早日实现民主是有很大作用的。
到前苏联“8.19”事件时，我思想的发展方向已基本定型，即认为现行制度必须变革，中国应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立法机构成员由直接选举产生，军队、警察国家化，确立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为达此目的，只能遵循公开、理性、非暴力的原则。
1991年我考上华东地质学院【1】分析系【2】工业分析专业，当年11月我同几名学生秘密组成强国研究会，次年6月经学校中共党委宣传部批准正式成立【3】，我出任首任会长。这是我的一次尝试，目的是很传统的：以组织的形式来探讨民主理论，以期将来对社会进行变革。该会成立后的全部活动仅仅是在小范围内开过两、三次会，请学校党办的一位老师举行过一次讲座。后来因未发现志同道合者，我逐渐退出，该会在存在了大约一年半以后无疾而终。
1995年初我买了一台10波段收音机，开始收听VOA、BBC、法广以及后来的RFA等广播。大概在4、5月份，我给VOA（北京9171号信箱）写了封信，内容是纪念“六四”6周年并附有1989年5月19日我的声援信的底稿。6月，系领导突然找我谈话了解我对毕业分配的一些想法，然后学校保卫处把我叫去，于是一封匿名信落在我面前。这封信是对我系一位抓补考较多的女老师的咒骂和恫吓，而正好她的一门课程我补考。保卫处处长声称经过专家鉴定该信笔迹与我的很相似。实际上，这封信除了“华东地质学院”中“质”的繁体字写法与我常用的相同外【4】，仔细一看就会发现我的笔迹与之并不一样，很容易区分。我问心无愧，以书面形式声明此信与我没有任何联系。但在该信的刺激下，这位性格非常要强的女老师对补考抓得特别严，我与另一个同学均未及格。这样，我未能拿到毕业证。至于那封声援信同这封匿名信的关系，我是在1997年才把它们联系起来的。
1995年8月我到临沂制药厂工作后，继续收听外电，关注中国的人权和民主事业。1997年1月全厂停产后，我只能偶尔打零工。生活的窘迫使我更加渴望投身民主运动，但一直没有找到，于是就给香港的韩东方先生写了一封信。这封“六四”8周年寄出的长达十五、六页的信的前半部分主要是我的思想历程和 1989年5月19日我的声援信的底稿，后半部分主要是临沂制药厂的一些情况和我的看法，以及将来我有可能在“六四”周年纪念日去天安门广场打出要求平反“六四”的标语的想法。8月28日上午，临沂市国家安全局秘密搜查了我的宿舍，下午到晚上传唤了我八、九个小时。又过了一、两个月，我无意中突然联想到，会不会是1995年我寄给VOA的信也被他们截下，所以才有了那封匿名信呢？当然，现在我手上没有任何证据【5】。
我曾在日记中写道，假如将来有一天我被抓起来，就以王丹为榜样，宁肯把牢底坐穿。当然，这个日记本也在那天被国家安全局没收了。这一天他们传唤我还有一个借口，即我在给韩东方先生的信中说，我于6月4日这天理发以纪念“六四”。国家安全局的警察说，这也是不允许的。我觉得这简直是笑话了。
虽然我没有正式参与“六四”，但我觉得，“六四”一直是促使我前进的压力和动力，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的“六四”情结一时是不可能解开的。我已向所有人公开宣布：我愿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奉献毕生的精力；在这条路上我将一直走下去，除非我死了。实际上，我一直是以“六四”英雄为楷模、以 “六四”精神为指引，最终找到并义无反顾地参与民运的。
“六四”英魂何日得以告慰？
相信时间不会太长。
谨以此文为“六四”10周年祭。
1999年4月10日初稿，浙江桐乡；2000年11月23日二稿，山东莒南
【附注】
1、华东地质学院于2002年更名为东华理工学院。今年我出狱后曾于十几天前登陆Chinaren校友录并留言，但几天后发现我的名字和留言被删得一干二净。
2、分析系于1993年更名为应用化学系。
3、全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著作研究强国会。当时我坚决主张不要斯大林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声太臭。
4、“质”有两种繁体字写法：“貭”和“質”。我常用后者。
5、然而，现在似乎有所进展。2001年5月我入狱后警察抄我家时，莒南县公安局政治侦察大队大队长杜宣台声称“王金波在上大学时我们就盯上他了”。
2005年6月21日，山东莒南
http://www.asiademo.org/read.php？charcode=GB2312&id=274
(“六四”与我——“六四”10周年祭 全文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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