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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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流星划过天穹，人们大约不会去追究16年前的流星是否与眼下的一样？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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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缘起
约大半年前，我随刘晓波去拜访神往已久的丁子霖和蒋培坤，临近告别，丁老师写了一张小卡片递给我，说：“你能抽空去看看这对夫妇吗？要不，打个电话也可以，因为你们是同乡。”我没有一丁点乡土观念，却觉得应该不负所托，去了解一下这对在六四屠杀中痛失爱子的父母的近况，给丁老师一个回复。返成都后，我三次拨通了028---82510512的住宅电话，却没人接，于是就耽搁了下来。
光阴悠忽，转眼就几个月。这期间，我跑了若干地方，追访了若干冤案；还经历了又一次婚变，又一次逃亡，已疲惫不堪，可丁老师的嘱托始终压在心里。为了释怀，我于2005年5月17日又打两次电话，终于听到了吴定富先生的声音！地道的新津方言。当他知道我是丁老师的朋友时，即盛情欢迎“去家里坐坐”，还一再询问丁蒋二位老师的身体好不好？最近出门方便否？我支支吾吾，却敲定了访问的时间。
在丁蒋两位老师编纂的《见证屠杀》的书里，吴定富、宋秀玲有一小段证词，并配有儿子吴国锋惨遭杀害的遗照——我反复地端详，愤怒竟如16年前那般新鲜。而窗外高楼林立，日影昏沉，饭粒似的人群被商业时代的口腔越嚼越含糊。我想，1989年6月4日凌晨，我31岁，正在家里朗诵诗歌《大屠杀》；可在北京街头，一个叫吴国锋的不满21岁的大学生，仅仅因为记录历史的热情而连中数弹……。
一颗流星划过天穹，人们大约不会去追究16年前的流星是否与眼下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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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19日，星期四上午11点，我空着肚子，行色匆匆地搭上一辆破旧客车，从成都西门的金沙车站出发。由于沿途捡客，待客车晃晃悠悠抵达几十公里开外的新津县城车站时，已近下午两点。花3元钱雇一辆人力三轮，穿越半个城镇，就拢五津镇模范街嘉宁公寓外面。我左顾右盼，直瞅对街的牛肉面馆，咽了几口唾沫，即转头寻找“A幢4单元4号”。插入一条靠围墙的背巷，进入一老街道企业的那种锈铁门，门内有四个脏兮兮的妇人正打麻将，见了我，均边搓牌边齐刷刷地扭脸。其中一个戴红袖章的胖大嫂还问：“你找谁？”
我不予理睬，径直上了单元楼梯；待胖大嫂起身，我已上了二楼。在端口，一个大鼻头男人笑着俯下身子：“老威？”我习惯性微笑点头。在跟他进右边门的瞬间，发现身后站着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嫂子——她就是不幸的母亲宋秀玲。她说已在楼外向街望了好一会儿，没料到贵客已直接上楼了。
我的眼前展开了一个日趋颓败的家庭，四壁徒然，旧家具和人在其中显得灰暗。然而迎门之处，夭者吴国锋的黑白照片却格外鲜明，那眼镜片里的始终的笑意，如星辰，如朝露，引起我对如梦人生的阵阵追忆。正发愣，吴父却邀我坐，上茶毕，我唐突地问：“可以采访你吗？”
“丁老师的朋友，当然可以，” 吴父揉了一下大鼻子，爽快作答。“况且，儿子死了，全家的希望早破灭了，没啥值得怕的。”
我掏出录音机。吴父又说：“我们在几年前，就站出来接受过海外电台的采访，不过时间太仓促，讲不了啥。你算第一个登门来访者，不知从何说起呢？”
“从小时候说起。”
“哪太费时间了。”
“从小时候一直到眼下，你们放开讲吧，有的是时间。”
此时，楼外传来一波波孩子们的喧哗。“下课了，”吴母喃喃道，“吴国锋在这后面上过小学，他的班主任至今还没退休呢。”
老威：这是丁子霖老师写的卡片，我从她家里得到了你们的地址和电话，大半年来联系过好几次，今天终于登门拜访了。
吴定富：我们一直在家等你呢，老威先生。
老威：我还在丁子霖和蒋培坤编著的“见证屠杀”的书里，读到过你们的一小段文字——这种回忆太痛苦了！可我目前做的，就是记录痛苦，人家讲不下去的事，我还煞费心机地挖。
吴定富：我们老了，又死了儿子，所以不用你挖，我们也愿意讲。至于怎么讲得透，老威你有经验，就开个头吧。
老威：尽可能完整一些。
吴定富：好的，那我按时间顺序，从小往大说，吴国锋这娃儿，从小聪明，被他爷爷奶奶当作掌上明珠，他爷爷虽然是拉板车的工人，却有些文化，经常把孙儿带在身边，一笔一划，在墙上写字教他，吴国锋反应快，记性好，几岁就能看出是个读书的材料。
老威：你们家有几个孩子？
吴定富：3个。大的是女儿，吴国锋是老二，他上小学就考的第一名。由于我们家在新津土生土长，几代都是劳动人民，家庭负担重，所以没有条件去娇惯娃娃。
老威：你是老知青吗？
吴定富：我生于1942年，国锋妈妈生于1944年，那是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没想到，日子就这么一直艰难下来了。政权更迭，似乎有那么点朦胧的盼头，我们却在该长身体的时候饿肚子，穷得没钱上学。我在1960年初中毕业，还做过社会青年，随后分配工作，当街道企业的采购员，而国锋妈妈一直是家庭妇女。
老威：也就是说，全家生活都靠你的工资？
吴定富：我的工资30来块，国锋妈妈在家里做些小手工，比如缝个衣扣，锁个边，一天能挣几角钱。我们的收入加起来，不过40块，却要糊5张嘴巴。计划经济时代，不敢有其他生财之道，只好一家人掰着指头过。一分一厘都要算，连衣裤也是大的穿不得，补上破洞，小的接过来穿。值得安慰的是，吴国锋聪明、争气，年年是三好学生，学习成绩一直是前几名，并且不骄傲，受到老师和同学的一致称赞。
老威：这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
吴定富：由于经济负担过重，吴国锋初中快毕业时，我就劝他考中专，这样就能提前参加工作，保险得到饭碗。没想到这娃儿有心计，表面满口答应，私底下却与几个同窗好友约定，打死不读中专！就这样，他以优异的成绩升了高中，我的盘算落空，只能暗自叫苦。
老威：你有点缺乏远见嘛。
吴定富：没办法。本来大女儿就成绩好，考中专拿饭碗很稳当，结果一家人出于“远见”，让她继续读，以为考大学没问题，结果却落榜了。竹篮打水一场空，遍街都是名落孙山的高中生，一时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家吃闲饭。
儿女都大了，走一个算一个吧，我们俩口子身体都不好，这辈子就认命了。可吴国锋把生米煮成了熟饭，做父母的只好节衣缩食，硬撑起。好在80年代中期，社会允许自谋生路了，国锋他妈就在门口摆了个小摊，卖些日常小零碎，贴补家用。而我在工作之余，要煮饭﹑洗衣﹑照顾娃娃们的起居。还忧心忡忡地给吴国锋敲警钟。这时他已成近视眼，我就说：“眼镜哎，你只能背水一战了，万一考不上大学，莫得哪个单位肯要你这个书呆子近视眼。”
吴国锋懂事，不顶嘴，还安慰我：“老汉，你放心嘛。”我说：“你在班上的成绩最多算个中上，咋个叫我放心嘛。”他说：“老汉你就不懂了。目前才高一，如果学习过于拔尖，老师和同学都会天天盯住你，要求这要求那，太累了，没功夫耍。所以嘛，能过得去就行了。”我怀疑他吹牛，他却认真了：“我每科都搞懂了，你若不信，我就在期终考个前三名给你洗洗眼睛。”结果，真就考了前三名。
老威：做儿子的比父母还沉稳，前途真不可限量。
吴定富：我们这一代父母被政治折腾来折腾去，整个被报废了，就希望儿女有出息；有时希望过头了，就显得痴傻。高中三年，关键之关键，我们这头含辛茹苦，他那头却心里有数。到高考前夕，上强化班了，他仍然该学的时候学，该玩的时候玩，弄得我们提心吊胆。有一天，竟然有三门课的老师通知吴国锋：他可以不上课复习了。我们还以为发生了啥子事，就立马找校方，可任课老师却出面安慰：“老吴，你还担心个啥？这三门课，你儿子早就精通了，与其让他在课堂上浪费时间，不如让他回家休息，养足精神去参考。”
接着就是高考，那是1986的夏天，炎热无比，考场上还昏过去一些考生。而吴国锋似乎考得很轻松，头天上午考完，我把中午饭摆上桌，就迫不及待地问考得如何？他懒洋洋地回答：“不理想。”我心里咯噔一沉，但为了不影响他继续作战的情绪，还强作笑颜地说：“没关系，赶快休息一下，下午加把油。”
下午更热，许多父母都挥汗如雨地站在考场外等。我们差点把心脏病急出来了，吴国锋却象没看见，你要问，他就始终是那句：“不理想。”我彻夜失眠，还要做饭，搞卫生，把脑神经都要绷断了。
老威：你还去单位上班么？
吴定富：早就请了假。当时，全国统考是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啊，考上就鸡犬沾光，落榜就凤凰掉毛。所以当熬完最后一场，我终于忍不住冲儿子叫：“吴国锋！你到底考得如何？！”不料他回答：“还是不理想，我还有一道题没做完。”
我的心一下子就凉到底了，不禁埋怨：“你咋个搞起的？！你不晓得爸爸的负担有多重？”——话音未落，却见吴国锋笑眯眯地站在那儿打包票：“老汉你着啥子急嘛，不是吹牛皮，我都考不起，这世上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考不起！”我一楞：“此话当真？”他肯定道：“当真，虽然我是有道题没做完，但总分绝对领先。”我松了口气，立即换了幅笑脸，：“好嘛，你的仗已打完，现在该逍遥了，你想咋个耍，给爸招呼一声。”他这是才露出理直气壮的神色：“我与同学们约好，轮番在每一家办招待，自己慰劳自己。”我当然毫不迟疑：“好的，轮到我们家，你开个口，爸给钱。”他说：“我需要几十块。”我说：“爸给你100。”老实话，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大方过，当时的100块相当于现在的1000元了。他大喜过望，又得寸进尺：“还有个条件，我办招待那天，家里人都必须出门，把这空间全部腾出来。”
我理解他的心情，因为我在二十几年前就考过初中第一名呢。于是，一到那天，我们带上他弟弟，早早去邛崃走亲戚，直到夜深了才回家。我不晓得那些少年郎如何狂欢的，因为屋子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他妈说：“国锋从小能干，肯定亲手弄了大桌子的菜。”我看见旮旯里有一大堆啤酒瓶，晓得他们还“违禁”了——因为在平时，我们的要求极其严格，除了看书学习，一律不准看电视（自家没电视，更不许串门看电视），不准东游西逛，啤酒更是想都莫想。
考过试，野马放了十几天，就开始填志愿，为了保险起见，我让他第一志愿填四川大学，他迟疑了一阵，眼泪汪汪地填了。可一拿回学校，他的班主任廖老师坚决反对，并亲自跑到家里来说：“吴师傅你放心，这娃娃是我一手教大的，他至少能读个中国人民大学！”于是就把志愿改成人大。
接着通过了政审。又隔了个把星期，吴国锋的分数查到了——平均总分91.5，为新津县本年的高考状元！全家人欣喜若狂，连远舍近邻也涌上门来祝贺；又过了十来天，人大的《录取通知书》就下来了，是四川省第7号通知书。我伤伤心心，又痛痛快快哭了一场——姓吴的家族终于出了个名牌大学生！这可是多少代以来出的第一位状元啊！我当时以为，我们家的命运从此将得到改变。
托运行李和买火车票都是吴国锋自己去办的，我只是借了单位的车，亲自把他送到成都火车北站。那儿人山人海，吴国锋排了几个小时的队，还反过来安慰我们。他真的与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弟不一样。
老威：这是1986年的秋天吧？
吴定富：对，这一年他18岁，考取的是人大工业经济管理系。老威你看，这是他入学时的照片，还有他宿舍里同学们的合影。吴国锋独立生活能力强，人缘好，所以很快就适应了北京的生活，还被推选为管生活的副班长。你看这组照片，他正炒菜，这张已端上桌子了，他走到哪儿，哪儿就皆大欢喜。他是左撇子，小时候，我花了好大力气才纠正过来，现在除了写字，用筷子，干其它都用左手。
我们每个月给他寄100元生活费，因为他妈妈的小生意也有了起色，社会也越来越开放，有盼头了。大概入学第2年，他交了个同校不同系的女朋友，东北长春人，父母都是医学教授。开头我们回信表示反对，怕影响学习；但吴国锋性子犟，我们拗不过，当他又来信，谈到要在假期陪女朋友回东北，见未来的岳父母时，我们只好又汇去足够的路费。
老威：这照片上的姑娘蛮秀气，看样子，他们正在热恋。
吴定富：这姑娘要求进步，还入了党。吴国锋暑假曾把她带回新津，我们见他们如胶似膝，也放心了，觉得是美满的一对。当然，吴国锋后来不在了，人家年纪轻轻，只能重新选择。她留校了，迫于压力，也在血的真相面前闭嘴了。老威你在提到这一段时，就含糊一点，或者一笔带过，免得连累人。
老威：你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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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定富：总之，吴国锋在学校事事都顺利，充满希望，充满活力，而儿子的希望在当时也是父母唯一的希望！转眼到1986年4月，他写了封几页纸的信回家，谈到胡耀邦的逝世……
老威，应该是1989年。
吴定富：对，89年！89年！89年4月他写的信，这是自入学以来最长的信，满纸激动，用诗人的语言，描述了天安门悼念胡耀邦的情况，集会﹑口号﹑标语﹑哀悼文章等等。他周围的同学﹑老师几乎都介入了。我当即回信，表达了父母的担心，提醒他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不要沾政治的边。
老威：这倒符合胡适先生“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
吴定富：我们没考虑那么多，只是凭感觉认为不能与专制政府对着干，否则没好果子吃。我们这代人，经历过饿肚子、四清、文革，见得太多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共产党的惯用伎俩，心知肚明啊。我们的胆子是整小了，但胆小麻烦就小嘛。吴国锋身处北京，热血沸腾，当然不同意我们的世故。父子俩通了四、五封信，达不成一致，可我还是满足了他的恳求，在两个月之间给他汇了1000元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老威：那时我在地区艺术馆任创作员，正式工资才100多块嘛。他为啥要这么多钱？是捐款吗？
吴定富：他说丢了自行车，要买新的，还有其它什么开销。我疼子心切，就没深究。
老威：你儿子正处于“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年龄和关口，手中钱多是很危险的。
吴定富：虽然心急如焚，可当时只有写信这个渠道。我晓得儿子在追求真理，大道理掰不转他，就只好昧着良心，一再规劝：“共产党是残暴的！整死人从来没偿过命啊！”我们的父母，吴国锋的爷爷奶奶，过去拉板车，起早贪黑，担着挑子赶场，做小生意，一分一厘攒钱养家；我们长大了，结婚生子，又重复父辈的劳作。太艰辛了，要避开共产党的一再折腾，太不容易了！而吴国锋是一代一代积下来的机会，他终于遇到了好时候，政治环境比毛泽东时代宽松；他入读高等学府，将来定能够大展鸿图，家族的苦命也就由此改变了。
可吴国锋毕竟是个涉世不深的娃娃，他听不进去，也不愿跟我们争辩，后来就干脆不回信了。出事后我才晓得，他要1000元钱，是为了买一台好相机去记录历史，留下些珍贵的镜头给后代。
老威：你儿子算得上“天之骄子”，在那种时代风气下，他非常有远见。
吴定富：我们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家里熬着，天天瞪着电视看。《人民日报》4.26社论里，李鹏狗杂种早把学潮定性为动乱了；接着又是游行、绝食、下跪、请愿、对话、戒严，部队也开始调动了。我几乎沉不住气，想往北京跑了——却终于在5月31日，接到了吴国锋的电报，内容是：“我准备回家，没有路费。”
当时我还不晓得他买了相机，所以有些疑惑。可仍然高兴地电汇去200元钱，就比较放心地坐在家里等候他回来。吴国锋一直没回来。那几天，事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却尽量朝好的方向猜测——比如戒严了，坦克都朝天安门开了，我们还以为，吓唬一下学生，把他们关在校门里也不错。
我的体质平时就差，那些天焦虑过度，就患了面神经瘫痪，天天去医院针灸。6月8日上午，我感觉病情减轻，就坐在门坎上晒太阳，这时新津县五津镇政府来人通知我去谈话。我穿过一条街，刚跨进政府大门，当官的劈头盖脸就问：“吴定富，你的儿子在北京参加了反革命暴乱，你晓得么？”
我一下子懵了，条件反射地迸出一句：“你说啥子？”
当官的又重复：“你的儿子在北京参加了反革命暴乱。”
我回答：“不清楚。”
当官的清清喉咙，一字一顿地宣布：“我们正式通知你，你的儿子吴国锋已经死了！”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只听得另一个声音用自己的嘴巴在问：“真的？假的？”
对方板着面孔答：“我们接到北京的政府讯，你的儿子真的死了。”
我觉得身体软得像面条，要瘫下去，但还是强撑着：“还有啥子要通知？”
对方又补充道：“详情尚不清楚。政府决定，明天我们替你们买票，并由张副书记陪同你们，前往北京料理后事，并领回你儿子的骨灰。”
我应了句“可以嘛”，就哆嗦起来，虚汗直淌。挣扎了一会儿，才从椅子上起身。当官的怕我栽倒在衙门里，急忙来扶，我推开他说：“我不要你们送！又不是上刑场，我走得动。”
我摇摇晃晃地过街回家，汽车喇叭响得特别遥远。一进门，我就靠住墙喘气，泪水和汗水哗哗下来，把衬衣都湿透了。老伴见状，过来牵住问：“你咋个了？”我不禁哭出了声；她又连问几声：“死老汉，你咋个了嘛？”我一咬牙，使出全身力气吼叫：“吴国锋死了！”
只听得扑通一响，老伴已倒地，怎么抢救也醒不了。她就这么昏了一天一夜才活转来，满眼垂泪，不吃不喝，只一声声喊：“吴国锋，你咋舍得丢下我们哦！”
6月9号一早，政府就把两张火车票送上门，原说由张副书记陪同前往，此时也不见他的影子……
老威：变卦了吧？
吴定富：小地方当官的胆小，怕犯错误，就干脆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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