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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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流星划过天穹，人们大约不会去追究16年前的流星是否与眼下的一样？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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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威：请原谅，我打断一下。你们接到吴国锋最后的信是在5月31号吗？
吴定富：是的。
老威：你们当时没有一点不祥的预感？
吴定富：我们只有电视一个渠道，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会开枪！李鹏狗杂种发布了军事戒严令，部队分几路进城，我们也没想到要屠杀。假的！全是鬼话！啥子“为了维护北京市的社会秩序”，我还认为大不了就抓几个人，如果吴国锋运气不好，撞上了，在校学生的身份也会从轻发落；更严重一点就是判刑，劳改回来还是我们的儿子嘛——我经历过政治运动，这也不是丢脸的事。所以，六四镇压我们还蒙在鼓里……
老威：是么？
吴定富：千真万确。
老威：当时全世界都震惊了……
吴定富：全世界都震惊了，老百姓也不一定知情。江津是小地方，共产党一封锁消息，我们就两眼抹黑。
老威：除了政府通知，你们从别的渠道得到过儿子的下落么？
吴定富：6月8号下午，我们接到吴国锋的干姐姐吴国房从徐州发来的电报，称“国锋遇难”。
老威：这个吴国房是徐州人？
吴定富：是江苏人，在北京第二外语学院读书，比吴国锋大1岁。她6月4号就得到干弟弟的噩耗，可那几天，北京已成一座死城，戒严部队卡断了所有的通讯。她报不了信，心急如焚，只好约了一位新津籍同学，冒险坐火车溜到徐州，才发出电报。
长话短说，6月9号下午，我们从成都上火车赶往北京，因为悲伤，两天一夜没吃饭，只靠一点水维持着。北京接站的是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系的张副书记，这位女同志简单地问了一下我们路上的情况，就沉默了。直到把我们安顿到人大的招待所，才叮嘱我们先好好休息，第二天谈正事。
第二天上午，系上的书记和副书记都出面，向我讲了六四前人大和吴国锋的情况。书记说，6月3号晚上，他们亲自挨个寝室给学生们打招呼，千叮万嘱，外头开枪了，大家别出门；系上甚至宣布，破例允许在宿舍打牌、搓麻将。书记还说，吴国锋是个老实娃娃，那几天脚脖子扭了，走路都是瘸的，他满口答应不外出，可我们一转背，他就拧起照相机，发疯一般冲出楼，骑上自行车跑了。
此时我们才明白，寄出的1000多元巨款，都被吴国锋用来“记录历史”了。从胡耀邦逝世开始，他用崭新的海鸥相机拍了几百幅学潮的图片，其中有一沓就压在枕头下。我们整理他的床铺和遗物，除了工具书、换洗衣裤和照片，只发现一枚5分硬币和10斤全国粮票。
老威：你儿子当时没在天安门？
吴定富：5月下旬以后，北京本地的大学生差不多已回校，但从全国各地仍然源源不断地涌来声援学潮的人，每天聚集在天安门。据吴国锋同学李XX说，他当时和我儿子一起逃出校园不久，两人就跑散了。李XX遇见黑压压的军队，追着他开枪，丧魂落魄之际，他拐进一条巷子，胡乱东窜西窜才回校。一打听，吴国锋下落不明。
老威：你儿子在什么地方出的事？
吴定富：大概在西单附近（宋秀玲插话——坦克和步兵已沿着长安街开过来，只要遭遇照像的，呼口号的，扔石块的，挡路的，不管什么人，一律格杀勿论。吴国锋刚好挎着相机，当场就被杀害了，连自行车都叫压扁了。屠夫们过去后，他才被老百姓抬起来，送到邮电部医院）。
老威你来看这些照片，我们曾再三要求把吴国锋的遗体运回四川老家，系上答复不行，称是中央命令，遇难者一律就地火化。于是我们说，吴国锋还有爷爷奶奶，姐姐弟弟，如果不能运回遗体作最后告别，也得让我们拍几张照片带回去，有个交待。系上经过商量，答复可以，但是必须严守秘密，不借此损害国家形象（宋秀玲插话——你看，全是血。右胸的枪眼是致命的，经验伤，是手枪近距离射击；另外，肩膀、肋骨、手臂也有枪眼。你看这小肚子上边，一刺刀扎进去，然后拉下来——这个职业杀手使出吃奶的力气，所以这条口子有七八公分长，里面的肠子全部搅碎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夫分析，可能是吴国锋前后连中几弹都没死，刽子手就动用了刺刀。吴国锋两个手心有极深的刺刀划痕，肯定是他痛极挣扎，本能地伸手握住刀刃时留下的）。
老威：听说有一项医学研究成果证明，被害者的瞳孔具有照相机的作用，能在骇然遭遇不幸时，摄下刽子手的映像。如果双手握住刺刀的吴国锋当时圆瞪双眼的话……
吴定富：这娃娃是死不瞑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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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威：原谅我的饶舌，请继续讲吧。
吴定富：在北京期间，校方派了四个本地同学陪伴我们，轮番劝慰。12号去医院整理遗体，先是由专人清洗血污，然后换衣服。我们按老家的传统习俗，替吴国锋裹了一身从家里带来的素白。
老威：这有什么讲究？
吴定富：因为吴国锋没结婚，没后代，还是孝子孝孙，所以着一身素白，表示纯洁无暇。13号上午，我们就在医院为他举行了告别仪式，吴国锋在京的同学和一些老师都参加了，大家围着他转了一圈，满含热泪，却说不出啥子。同学们始终搀扶着我们，直至结束，我们把他的遗体送往八宝山公墓火化。
那几天火葬场异常繁忙，尸体源源不断地运来，炉子红通通的，24小时没歇过空。这儿早已接到上面的紧急通知，身份为学生的死人，火化优先。所以在望不到头的尸体长龙跟前，我们没排队，就开后门把吴国锋送进去了。在骨灰登记处，坐了个双眼熬得通红的老头，不停地写，已经成了一架机器。我报上材料，他头都不抬就刷刷登记；我担心出错，刚讨好地唤了声“师傅”，他就不耐烦地甩甩手：“不要说了！我知道怎么开单子！我已经在这儿连续作战好几天，连撒尿也顾不上！所以你放心，不会搞混的。”
骨灰盒也成紧销货，我们刚拢的时候，还有好几十，国锋妈妈要买雕了龙的那种，我不同意。要另一种内外透明，能看见骨灰的。我们争执了几分钟，象变魔术，几十个盒子转眼就没了。我们赶紧随手抢购一个，只觉得脑后一片嚷嚷：“这儿还有一个，那边还缺一个！”
老威：这火葬场成闹市了。
吴定富：我们耗了几个钟头，领到骨灰，就赶快离开了。16号乘火车，18号就回到新津，在家里搭起灵堂，亲戚朋友都从四面八方赶来祭奠。不料刚满3天，镇政府就来人找到我，劝拆了灵堂；我拒绝，他就说：“这两天，乡下的泥腿子干部要进城，听上面传达邓小平对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乡巴佬就一根筋，懂个鸡巴，他们一见你的灵堂与中央精神起冲突，肯定要雄起，而你也梗直，不会退，咋办呢？”于是我迟疑了一下，答应拆了街面上的部分，但屋里的主祭灵堂绝不拆，因为吴国锋的许多同学正在赶来。
又过了一段时间，灵堂没了，但吴国锋的骨灰一直保存在家里。原来我们想，六四不平反，亡灵得不到告慰，骨灰就一直不埋。可到了2002年，吴国锋的弟弟也死了，我们在万念俱灰之中，把他们兄弟俩的骨灰合葬在对面山上。
老威：他弟弟这么年轻，怎么死的？
吴定富：他的弟弟，我的幺儿子，非常懂事。见有远大抱负的哥哥没了，就替父母挑起生活的重负，每天起早贪黑。原打算挣点钱，让全家人过得宽裕点，精神的创伤也愈合得快些；不料人算不如天算，他竟积劳成疾，患上尿毒症。这一下，为了治他的病，全家所有的积蓄都是杯水车薪；连丁老师和海外捐的几千块都搭进去了，毫无起色。
吴国锋是几代人的希望，他去了，姓吴的这一脉也就完蛋了。先是他患高血压的奶奶，得知孙儿噩耗就中风了，老年痴呆症接着来，吃喝拉撒全没感觉。他的爷爷奶奶均于2002年去世。他爷爷本来身子骨硬朗，差9个月90大寿，还腰不弓，气不喘，却因最钟爱的孙儿遇难，想不通——终于在老伴撒手尘寰后，两次自杀。先拿刀片割动脉，淌了一滩血，被发现；后又故意从床上硬摔下来，断了几处骨头，折腾半个多月，临死还连叫：“国锋！国锋！我来继续教你认字。”
2002这一年，吴家连办三起丧事。目前，我的大女儿下岗，拖了两个女娃，日子相当艰辛；幺儿夭折，他的农村媳妇跑了，丢一个几岁的孙女给我们养；而国锋妈妈自十几年前闻噩耗跌倒后，脑袋受创，留下头疼的后遗症，引起视力下降，只能在家做些简单的家务活了。
老威：那家里只剩你一个健康人了？
吴定富：我也有病。
老威：不严重吧？
吴定富：肾脏癌。
老威：什么？！
吴定富：我幺儿患上尿毒症不久，我就发现腰部长出一个包，经常痛；可当时为了筹款救娃娃，顾不了许多。拖一年余，幺儿死了，心空了，才发觉那个包已经长大了，足有两公分。前年不得不动手术，把右边的肾脏割丢了。
老威：肾脏癌有啥症状？
吴定富：经常尿血，甚至尿不动，被堵塞了，身体整个垮掉。那次动手术，一打麻药，我就不晓得了（宋秀玲插话——我一直守在旁边，开完刀，医生把切下来的肾递给我看，形状像猪腰子。不过猪腰子一划开是光滑的，纹理清楚的，而他的腰子全烂了，里头乱七八糟）。
刀一开，马上感觉轻松。现在我不能干重活，只能慢慢养。贵重的药吃不起，就一幅幅捡中药；买了些便宜的干灵芝，瓣碎了泡茶喝——这一次，把家里最后一笔积蓄4000元钱花光了。我撩衣服给你老威看——这就是刀口，足有半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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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定富：一般的事，我们都不敢给丁老师打电话，她太忙了，身体又不好。她一听出是我们，不说也明白又需要帮助，太不好意思了。
老威：你们是怎样和丁子霖老师联系上的？
吴定富：吴国锋死后，他妈妈买了一台收音机，专门收听外台。有一天她说，国锋学校里有一位教授，叫丁子霖，也死了儿子，现在她出头联系其他难属，要一起为六四冤魂讨个公道。
老威：还挺顺利吧？
吴定富：当时双方都没有确切的通讯方式。过了好几年，在有蒋培坤老师参加的一次朋友聚会上，他们才从一位新津籍的友人口中打听到吴国锋的家属。于是写来一封投石问路的信，地址不详细，名字也写成了“吴正富”。幸而老天有眼，我有个熟人在邮电局工作，我还真得到了这个信——这叫“瞌睡遇枕头”，再合适不过了。丁老师后来说，她找了我们整整8年 。
老威：你们眼下的状况丁老师知道吗？
吴定富：我们眼下是太穷了，每月只有一两百元病退的生活费，还要拉扯孙女，供她读书——因为她是吴家最后的一点希望，算两个儿子留下的唯一骨血。可尽管如此，老威你也千万莫去传话，打扰丁老师。我们倒下就算了，她不能倒下！六四屠杀16年，迟早会有个说法，哪怕我们等不着，也不能让共产党赖掉这笔血债，便宜了李鹏狗杂种。
补遗：
从吴家出来，已近傍晚，残阳如血，染红了半边天际，犹如正在临盆中的母亲。我匆匆赶往车站，购票上车，天上的血色变紫了，接着，变黯了。我回到成都，在一层薄灰的桌子上回放录音，手边有一份旧报纸，我下意识地边听边拿过来看，却见报上正在介绍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兹，一个匈牙利籍的犹太作家。
凯尔泰兹14岁就被纳粹投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后来奇迹般生还，当过记者，当过兵。退伍后失业，就和妻子蜗居在布达佩斯的一个仅25平方米的单间公寓内坚持写作达35年；可时运不济，他在美国等地出版的书销量很少。小说《没有命运》出版十年只销售了3500本，而代表作《为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祈祷》更惨，在得诺奖前只售出1600本——以下是这部不朽之作的只鳞片爪——
“不！”我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毫不犹豫，完全出自本能，是本能反抗着本能，是反本能在起作用，而不是本能本身，这一声
“不！”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
“不！”也不是一个期望中的回答，表达我的不置可否。而我的妻只是笑我，她理解我，后来她也说，她从心底知道这声“不！”来得多么艰难，尽管我的内心苦苦挣扎想使它成为一声“是！”而我的回答——我相信我理解她，也知道她在想什么，可是那个
“不！”是那样一个
“不！”不是那种犹太人似的“不！”，那个“不！”的意思她已了然。不是的，我对这个字的确像我对这个字本性的不确定一样，这个
“不！”只是一个
“不！”我说。即便我有大把理由，我也可以想象一次失望透顶的谈话是什么后果。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孩子，我们的孩子——或者你的——如果这个孩子听说了什么而尖叫：“我不想当犹太人！”……犹太人意味着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也意味着犹太人……
不——我不能做另一个人的父亲，注定的，上帝啊，
不——我孩提时代的经历再也不应发生在另一个孩子身上，
不——我的心中有声音在尖利地叫喊，是可能的，这个孩提时代的经历，应该发生在这个孩子——在你——在我身上。是的，是开始对我的妻讲述我的孩提时代的时候了……
我从这段文字推断，凯尔泰兹没有孩子；在这次堕胎之后，他再也不会要孩子。他拿起了笔，为这个未出生的孩子祈祷，他喊了一连串的“不！”声泪俱下，因为犹太人一生下来就没有安全感，甚至没有祖国。凯尔泰兹永远记得，一个14岁的少年，被关入集中营等死，却突然得到一杯热牛奶，他舍不得一口灌下去，而是躲在角落里，小口小口地吮。虽然牛奶的表皮蒙了一层黑灰，这黑灰就是焚尸炉落下来的，但他忽略了这一切，全神贯注地吮吸——这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啊，那种黑牛奶的回味令他多年后想把它写出来……
我的眼眶湿润了，而录音机里，失去孩子的父亲正在讲述这个孩子的童年——他的嗓音颤动着情不自禁的笑。后来，这个叫吴国锋的孩子去了北京，燃起父母对未来的种种梦想，再后来，他被杀死在异乡街头，父母的梦想又成死灰。绝望，绝望无尽头，如果把吴国锋的父亲换成凯尔泰兹，孩子就不会生下来，免得在21年后夭亡。
再如果，把凯尔泰兹文字中的“犹太人”换成“中国人”，我们也不该生下来，免得一思想就犯罪，连累亲人。可我们生下来了，和一场接一场的灾难一样，繁衍着，耻辱如冰雹一般打得人抬不起头。
“不！不！”
可在“不！”过之后，我又阳奉阴违地说“是！”。
1990年10月，在我入狱大半年后，我的孩子出生了——这是不情愿的，本来我不想要这个孩子——眼下她已15岁，可我与她在一起的总时间不超过三个月。
“不！”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将来的命运是什么，天啊，我不愿再听到苟延残喘的父母追忆遇难孩子的幸福童年，笑声和泪水我都不愿再听到。天啊，不！
我关掉了录音机。但是
不——我还会打开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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