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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12日 星期三
2011年1月8日 星期六
司徒华爆料吾尔开希坐兰州军机逃避通缉
Posted on 2011/01/08 by musella
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虽然已在月初病逝，但他的电视专访却继续披露当年多个爆炸性的内幕。最新的内幕是当年六四民运分子如何在支联会策划的“黄雀行动”下，得以摆脱全国的通缉成功逃出海外。司徒华说，学运领袖之一的吾尔开希，他的父亲隶属解放军空军，吾尔开希当年是在甘肃兰州乘坐军用专机逃亡至珠海，其后经“黄雀行动”抵达法国。
司徒华生前接受有线电视专访，节目名为《大江东去》，这个星期一连五天播出，当中司徒华披露了多个内幕，包括了当年拯救民运分子的“黄雀行动”计划。
司徒华表示，“黄雀行动”当年救出700至800名八九民运人士，包括学运领袖吾尔开希。身为幕后总指挥的司徒华坦承，六四后为了公义而以一些“地下途径”救人，而讽刺得很，由于内地官员贪污，成为了“黄雀行动”成功救人的关键因素。
司徒华生前甚少谈及“黄雀行动”详情，他在接受有线电视《大江东去》回忆录中重申，仍未到公开详情的时候，只说当年大约救了700至800人，成功抵达香港的民运人士，每人每月获得3000元港币的生活费。他们一度在新界租房子集体安置一大批被救者，也曾安排获救人士在支联会义工家中暂住，直至获外国收留。
“黄雀行动”成员名单保密，成员更包括司徒华形容是爱国的黑社会成员。华叔坦承当年为公义而采取了一些地下途径救人，行动成功基于两大因素；除了国内外人士对民运人士的同情及支持，也因为国内官吏贪污情况严重。他说，有钱使得鬼推磨，当年柴玲逃至内地边境时，便一直匿藏在公安派出所楼上，“楼下还贴有通缉柴玲的海报”。
经司徒华亲手救出的民运人士，有柴玲及吾尔开希。司徒华称，当时他也奇怪为何吾尔开希可以成功逃至珠海。后来有人告诉他，属维吾尔族的吾尔开希，其父亲是兰州军区空军，吾尔开希便是从兰州由军用机送至珠海，因而得以命留一线。华叔指，由此可见当时局势复杂，“我们只是其中一个很小部份的人”。
对于获救后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司徒华有这番盼望：“希望他们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更加不要做坏事；犹有余力的话，就对中国民主运动作一点贡献。”
来源：法广
http://www.kanzhongguo.com/node/385678
2011年1月3日 星期一
高新:狱中采访和审讯六四 « 为你而来
Posted on 2011/01/03 by musella
·高 新·
两个小时的“自由人”身份
大概是九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饭刚刚打进来，一个看守打开牢门唤我出去。
还是那位提审，还是那间豪华的提审室，都该吃晚饭了，而且还是星期六。
“明天可能有记者来问候你几个问题，主要是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情况。因为现在这个问题上外面传说很多，谣言很多，希望你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好好配合。”“都是哪几家的记者？”我问。
“好几家，新华社的，中央电视台的¨¨可能还有《人民日报》的吧！”
“有外国记者吗？”
“没有，都是国内的。”
“是审问方式吗？”
“不是，就是普遍的谈话方式。”
“那，允许我说实话吧？”
我担心政府方面会利用我的嘴作宣传，甚至作伪证。
“当然是说实话。就讲你前几天在材料上写的情况就基本可以了。”
我想起来前几天还是这个提审曾经专门来提我出去写一份关于我所知道的天安门清场的情况。我完全是照实写的。
“好了，你先回去好好想一想。也许是明天。如果明天不来，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这个事情是这样，刘晓波、侯德健，还有一些清场时在场的大学生、医生和戒严部队的人都已接受采访了。政府是想通过各方面的人来说明天安门广场清场时的真实情况。”
“周舵也接受采访了吗？”
“可能也接受了。这样吧，明天早上我们来，我给你找个电动剃胡刀，你这胡子也太长了，头发也得理一理。”
我没有吱声。
回到号里，我心里盘算着怎么样能坚持不让他们给我推头修面。因为我心里十分明白，既然不以审问方式“采访”，那政府在他们的报道里可能就故意不表现出我是在狱中被“采访”的。而只要他们没有直接要求我做伪证，这种“采访”又没有办法拒绝。那么，只有把我眼下这付样子原原本本地显现在电视台面中，才能让所有收看电视的人明白我是在狱中被“采访”的，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一切问题了。
当夜，我几乎一夜都在想这个。
第二天一早，管教让我去管教室。
“今天见记者，有思想准备吗？”他很和气地问。
“您还不明白，我在现在这种处境下，只有服从，没有别的选择。”平时，我同这位管教说话已经比较随便了，所以也没有什么提防的心理。
“你的提审要求你说假话了吗？”
“那到没有。”
“那不就得了嘛。我告诉你吧，上级对这次采访很重视，处长专门交待了。要不然我大星期天的还跑来加班？我希望你从几个角度好好考虑一下这事对你的有利之处。
“第一，政府要求你讲清天安门广场当时的事实，你不用说是在这里，就是作为一个正常公民，也有这个义务。
“第二，你现在还没有被处理，这次对你是一个很关键的机会。这是个并没有要求你讲假话的机会，为什么不利用呢？我知道你是很想干一番事情的人。但是你想过没有，呆在这样的地方，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所以，但凡有可能，必须先争取出去。
“第三，你自己说过，从对历史负责的角度，对戒严再有看法，自己也会事实求是，绝不夸大事实。那么，现在不正是让你对历史负责嘛。
“第四，几次找你谈话时你都不是说你们四个在天安门广场为避免大规模流血冲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吗？为什么不愿意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个真实情况宣传一下呢？“第五，通过这次机会，也可以向政府有关部门证明你们在天安门广场起了什么作用。过去，你不是想说这些话都没有什么机会吗？
“第六，你一直在为张小梅和你家里人得不到你的消息着急，这回上了中央台的电视，他们肯定会看到的。这不也是个安慰亲人的机会嘛。
他讲到第六点时，我突然明白过来，我如果就是现在这付样子见记者的话，政府完全可以只在报纸上登载记者同我谈话的内容，而放弃在电视上的报道。或者在电视节目中只让新闻节目主持人替我说话，而不出我的图像。那么，别人，比如刘晓波等也不在电视上出图像还行，如果他们都出了图像，唯独没有我的图像，小梅和家里人会更为我担心的。
于是，我同意了在“采访”前给我理发、剃须，但还是拒绝了让我换一件别人的白色衬衣的建议，我必须要保持入狱那天的“原装”。从那天起，小梅既寻不到我的踪影，也得不到关于我的任何消息，我不敢想象这三个月来她已经急成了什么样子。如果我保持“原装”在电视上出现，起码可以给她带来些许欣慰。
由于我坚持不要换别人的衣服，提审脸上颇有难色，因为我的裤子前裆的拉链坏了，内裤暴露在外面。我告诉他这种“采访”肯定是要坐着进行，只要我面前有一张桌子，就完全可以遮挡住不雅的部位。
化装整理完毕，我被送到我们这K字楼所在的大院中套着的一个小院里。院内的石凳上坐着六、七个人，我估计是司机什么的，见我进去都看猴似的盯着我。
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显然是间审讯室，被临时布置了一下。数了数屋里的人，摄影、录音、灯光及文字记者，一共是十个人。
“首席记者”是个头发花白的长者，坐在我对面，其他人坐得离我稍远，形成一个扇面。其中有一个女的，象是《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的文字记者。
“她长得还可以。”我心里想。
“我们是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单位的记者¨¨”老者自报山门，似乎是在向我说明他们并非警察。
“你知道不知道最近一些精英们在外面造谣？”
“什么警鹰”？我干脆就没有听懂他们说的是哪两个字。
“就是吾尔开希他们那些人。”
我想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们说的是“精英”这两个字。在此之前，我已经从比我入狱晚的狱友口中听说吾尔开希等一些运动的头面人物已经成功地逃亡出境了。当时我心里真是挺为他们高兴的，我衷心希望象我这样身受牢狱之苦的人越少越好。可这时听到共产党单封他们为“精英”，心中不免有些阿Q式的忿然；跑出去的是“精英”，那我们这些没有跑出去的是什么？笨蛋？
“他们在外面说天安门广场清场时打死了好几千人，还有说好几万的。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回答：“我在这里已经三个多月了，从来没有看过报纸和电视，连广播也没听过。”
记者们互相对视着，显得十分惊讶。好象在发牢骚说：“开枪以后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宣传党的声音，可党为什么不让党的声音传进这大墙里面呢？”
我告诉他们，我是天安门广场最后清场过程的当事人和目击者，无论在任何场合
，我都会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的原则讲述这一过程的。
“采访”过程大概有两个小时。我虽然没有戴表，但注意到录音人员在机器里换了两次带子。
我时实事求是地叙述：我在和其他人一起组织广场的大学生及市民群众从纪念碑周围和平撤退时，确实没有看到打死人的情况，军人确实开枪了，但我没有看到他们直接向人群开枪。我解释说，六月七日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上，“戒严部队”总指挥张工在讲述天安门广场清场情况时，特地强调“在早上四点半至五点半这个时间范围内，在天安门广场这个空间范围内”。他严密限制这个时空概念不是没有用意的。记者们对我们四人在天安门广场上收缴抵抗武器的事情显得十分关心，问得很详细。对此，我也十分配合。但我怀疑他们对这件事实会否按我讲的原话报道。因为我原来就是搞新闻工作的，对袁木所表白的共产党的新闻“自由”，体会真是再深刻不过了。
他们也问了那天晚上长安街一带发生的情况，我表示，我在纪念碑上只能看见那边的火光，听见连续不断的枪声，具体情况看不到，所以没有资格为那一带的情况作说明。
我被允许抽烟，而且，我面前还放了一杯茶。入狱已三月之久，茶是什么滋味儿我已经没有印象了。
实在没有什么好问的了，“首席记者”宣布：“今天就到这里吧。”
“你把茶喝了再走吧！”女记者的态度很是和善。
“女人到底是比男人善良。”我心里这样想着，站起身来准备出门。他们十个人成一字横排站立，逐个向我道谢。但并没有同我这位被“采访”者握手。
“这个在监狱里命令一个已经在暗无天日、惨无人道的环境里生活了三个月，而且还不知道要继续多久这样生活的在押‘人犯’以‘自由人’的身份接受政府记者的‘采访’这一回事本身才是最好的新闻。”
我出门后，回头最后看了一眼这些记者，心里恨恨地说：“我的这番话总有一天也要变成铅字让你们看到的。”刘晓波的提审
被政府的记者“采访”后大约一个星期左右，一位看守对我说：“我看了报纸了，上面有你们的话。我看你们都不错嘛，好象还立功了。干嘛还关着你们？”
我笑了，“您都不知道为什么还关着我们，我就更不知道了。”
“那你们六月二号还去天安门广场绝食，不知道戒严部队要进城呵？”他问。
“不知道。”
我回答说：“我们当时还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六·二”绝食宣言》敦促政府不再激化矛盾，不要让军队进城。如果我们知道政府已经下决心让军队不惜一切代价进城，而且说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那我们就会明白我们搞这种和平抗议举动已经毫无意义了。”
“那就是说你们的那场绝食实际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那也不对，应该说我们起了事先意想不到的作用。”
“不就是组织和平撤离嘛。报纸上说了，你们是‘响应政府号召’。”
“那是政府的报纸。如果是我办的报纸肯定会说是：那天凌晨包围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在清场时响应了我们的和平主张，同意了我们提出的和平撤离方案，没有象在长安街一带那样，采取完全丧失理智的行动。”
“嘿，你口气倒不小。”
“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不是我们的和平主张奏效，如果不是我们收缴了广场上的抵抗武器，不但我们会流血，大学生和市民会流血。大兵们也免不了流血。”
“哎，我问你，这些话你为什么不和你的提审说？”
“当然说了。可是有什么用呢？他们好象只关心我们有没有什么秘密活动，关心我们是否和海外反动组织有什么勾结。”
“那就别着急。”他安慰我说，“总会说清楚的。”
我请他给我一张报道我们的报纸。他笑了笑，“想砸我的饭碗是不是？”
这时，又一个看守走了过来。“提他来了。”说着打开了铁门。
我出去后，见并不是我的提审，而是两个陌生的警察。
这里的经验之谈是：只要一换提审，不是准备放人就是结案。所以，换提审的那一关是非常关键的。
新提审的主要目的就是“诈”。最后一次了，能诈出一点儿来就是收获，诈不出来话，他们一般就相信你，可能就是他们已经知道的那么些事了。
“那我就等着他们诈吧，反正这一关总是要过的。”我尽量使自己的神情坦然。还是那个豪华的大提审室，两个新提审比我原来的提审严厉多了。
“今天我们主要就刘晓波的问题进行审讯。”主审说。
我这才明白，“放人”和“结案”的两种猜测都不对。这是刘晓波的提审来索取“旁证”材料来了。
笔录员忙忙碌碌地在桌上铺满了一本一本文字材料。
我还是把我第一次被提审时讲的那些内容又讲了一遍。
“没有什么新东西吗？”笔录员问我。
“我讲的是六月六日以前的事情。六月六日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刘晓波，他有没有新的活动我怎么会知道？”
因为我已确认刘晓波是六月六日晚上被抓的，所以故意这么说。
“你不要不老实。”笔录员凶狠地训我。
我心想，“我碰到的笔录员怎么都是这么不甘寂寞？主审还没有说话，轮得着你张嘴嘛。整个一个‘不安心本职工作’。”
“也好，你不是说我不老实吗？我不吱声行不行。”
“有些刘晓波自己已经谈出来的东西你还没有谈，怎么能说没有什么新东西了呢？”
这回是主审说话了。
“我又不是天天和他在一起，刘晓波谈的他自己的事情我怎么会都知道？”
我心里已有些忐忑不安，但还是要硬着头皮犟下去。
“我说的是刘晓波和你在一起的事情。”
“那我记不起来了。”
我狡辩了一句，试探地问：“您说还有什么事情？”
“五月二十一号的事情。”又是笔录员急不可耐。
“对，五月二十一日我上了宣传车了。那是我自己的事情，和刘晓波无关。再说，这事儿我也已经和我自己的提审说过了。”
“什么叫你自己的提审？我们是干什么的？”
沉默。
“刘晓波在不在宣传车上？”
“在呀。”
“那你的交待里怎么没有？”
“因为过去让我交待的是我的问题。宣传车上人多着呢？我的提审并没有让我交待那车上还有什么人。”
“嗯！”主审本来伏在桌上的身体又靠回到椅子背上去。“刘晓波在车上都干什么来着？”
“他说我播音播得很好，过去他没有想到。我说你没有想到的事情还多着呢？”“你这是什么意思？”
“刘晓波不是被人叫作‘狂人’吗，我想让他明白，你也别忒狂点儿了，比你强的人有的是。起码我在这一点上就比你强。”
“说正事。”
主审发觉我答非所问。口气再次严厉起来。
“刘晓波写的文章是你广播的吧？”他又问。
“那不叫文章。就是几句鼓动性的话。”
“是‘煽动性’的话吧？”
“那看从哪个角度理解了。”
“都是什么内容？”
“具体的我记不清了。反正就说军管不好什么的。其实刘晓波在宣传车没起什么主要作用。他不写我们也会广播那些话的。
“后来，车到公主坟时，他看车上没他什么事，挺受冷落的，就自己下车走了。他一口东北话，而且还是哑嗓子。所以，他要播音就热闹了。”
我采取了你问一句我答三句的作法。因为这样时间会很快过去。
“刘晓波和海外的联系你清楚吗？”
“他告诉过我。”
“都告诉你什么了？”
主审和笔录员都同时兴奋起来，异口同声。
“他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参加过‘民联’。”
笔录员长出了一口气，撇了我一眼。
“刘晓波要离婚的事你知道不？”
“我只知道他和他妻子陶力有时候闹矛盾，但是他还是很爱他的妻子。”
“呵，这我们随便问问。你们在广场上绝食的时候都有什么人去看过你们？”
“有我的未婚妻张小梅，还有我的前妻阎宝华。我离过一次婚你们知道吗？”
“嗯。”主审只从鼻子里出了一声。
“三号那天他们两个同时来了。”我也不管他们爱听不爱听，继续“交待”下去。“她们两个一个从纪念碑东面上来，一个从纪念碑西面上来。结果，两面的学生纠察队员分别保护着她们，都喊着，‘让开一下，让开一下，高老师的爱人来了。’走到我们的帐篷跟前，才发现‘撞车’了。当时我尴尬得没有办法，只好一头钻进帐篷不出来了。”
主审听着这个“两路夫人齐进兵”的故事还挺有意思，忍不住笑了。
笔录员仍旧趴在桌上记着，好象他生来就不会笑。对此我表示十分遗憾。
“还有什么人去看过你和刘晓波他们？”
如此生动的故事竟还没有碍着他们要继续盘问，这使我对自己的表达能力有点儿缺乏自信了。
“他们三人身体都不如我好，所以我经常不在帐篷里呆着，四处乱跑。不知道都有那些人来看过他们三个。”
“刘晓波在天安门广场演讲的内容你知道不？”
“知道。”
“什么内容？”
“《六·二绝食宣言》。”我回答。
“我问你在那以前的。”
“以前我就是五月十九号去过广场，后来有几天都是晚上去，白天刘晓波干什么我不知道。有一天晚上我倒是听他在广播里说过几句话，但一句也听不清楚。”
接着，又问了我们六月五号在国际公寓里的事情，就让我签字划押了。
我翻看了一下审讯记录，上面并没有记上“两路夫人齐进兵”的故事。对此，我心里的确有些不满。这“两路夫人齐进兵”的故事名字还是小梅起的呢。马少芳的提审
这Ｋ字楼里的星期天只吃两顿饭。
入冬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刚刚吃过上午饭，看守打开牢门。
听是喊我的名字，我感到十分奇怪，不明白为什么星期天也有人来提我。
是两个从未见过面的便衣警察。去提审室的路上，我听见他们同这院子里的警察介绍自己是刚从秦城来的。
“又是取证。”我心里明白了。
他们着重问我五月二十一号宣传车上的事情，我马上猜出他们是马少芳的提审。马少芳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六四”后被李鹏他们公开通缉的二十一名大学生之一。那天，他也在宣传车上。
“马少芳是那辆宣传车上的负责人吧？”
听他们的口音，联想起刘晓波的提审，我发现他们每一对中都有一个是北京的，一个是外地的。据说，为了对付我们这些动乱分子，公安部从全国各地抽调了好多警察来京“协助工作”。
“我不清楚。”我回答他们。
“怎么会呢？你在车上当播音员，这车谁管你都不知道？”
主审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态度很严厉。
“我上宣传车的时候，车上的学生我一个都叫不上名字。怎么会知道谁是车上的负责人呢？”
“那我们一说马少芳你怎么就知道是谁了？”主审冷笑地看着我。
“你们在电视上播发通缉令都是有大照片的。我从照片上认出电影学院的马少芳我在宣传车上见过。所以就对上号了。”
“那好。你不知道车上的头儿是谁，怎么工作？谁给你分配任务？”
“用不着谁分配，大家都在抢着作事情。整个天安门广场上当时不都是所有的人都在自觉自愿地作事情嘛。我是自愿上车帮助工作的，因为我原来是专业播音员出身。上车后，有稿子我就播，没有人来管我。”
“那马少方在车上都干什么？”
“他和车上所有的大学生都咋咋呼呼的，具体在干什么我没有注意。”
“噢，马少芳在车上咋咋呼呼的，对吗？”
“对。”我点了点头。
“咋咋呼呼的‘咋’怎么写？”
两个人在桌上比划着凑出“咋”字来后，又问我：“那就是说马少芳也可能是宣传车上的头？”
“也可能不是头。”我接着他们的话说。
“马少芳是‘高自联’的宣传部长，那宣传车就是他分管的。”
“我对‘高自联’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
“马少芳在车上写了一篇宣传文章你知道吗？”
他们又提出了新问题。
“不知道。”
这事我可真的不知道。
“这不行，你和别人交待的不一样。马少芳自己都交待了，他的文章是煽动群众都到天安门广场去声援大学生。”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你在车上没有看到他在干什么？”
“我一直在车上播音，谁在干什么我都没有注意。”
“那就是说，你没有注意马少芳在车上干什么。也可能写文章了，也可能没写，是吗？”
如此取证，简直简直令人哭笑不得。我只好答应，“是，是这样。”
“我不是给你们扣帽子，你说你们在车上的行为是不是反革命煽动？”
主审明显对我不满意。
“宣传和煽动是同义词。我们当然是煽动来着，但不是反革命煽动。”
“那是什么性质的煽动？”
“煽动爱国，煽动拥护以赵紫阳为首的党中央。”
“行了吧！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对问题的严重性有个足够的认识是有好处的。”我心里明白我的问题是否严重也由不得他们作结论，干脆不再说什么了。
（中国之春一九九一年六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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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儿：天安门前的流血、清场与四君子
Posted on 2011/01/03 by musella
云儿
始终想弄清楚四君子接受官方访问的前前后后，抽了点时间整理资料。这里是第一部分，综述六四凌晨四君子所经历的清场过程。四君子之外，也介绍了张健和程真亲眼见到的广场开枪情况。大家都知道，CCTV播出侯德健采访后，张健曾到北京侯德健家登门讲述他中弹的情况。至于程真的正直诚实，高新有如下评价：
关于天安门广场清场时的情景我自出狱后已有两篇文章说明。如果有记者仍然感兴趣的话，我建议不妨找一下现在美国洛杉矶的原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梁二和程真（女）。“六·四”后，他们二人先后被中共公开和内部通缉，在国内潜藏了一段时间后才辗转逃了出来。现在逃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天安门勇士”很多，但在天安门广场最后清场时我见到的只有他们两人。其他人有的是我可能没有见到，有的干脆就根本不在现场。这两个同学在广场上一直帮助我们一起组织动员大学生和市民群众撤离，但出来后却从没听说过他们如何往自己脸上贴金。与一些不顾国内狱中人死活的人表现相反，程真每次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要谈及我们四人如何进行和平撤离组织动员的。除了尊重历史的考虑外，她想的是这种消息传入国内，可能会减轻中共对刘晓波的处理。的确是真诚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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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前的流血、清场与四君子
根据官方《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记载，大约从1989年6月4日凌晨1点30分开始，戒严部队相继抵达天安门广场，随即开始肃清广场边缘，封锁东西长安街路口；然后，强力清除广场北端的工自联指挥部等“脓包”，并于3时26分捣毁“民主女神”像，肃清了广场南北大片区域，只剩下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尚余留有数千学生和市民聚集。[1]
《人民日报》说，在这个过程中，有“暴徒”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狂呼口号，被部队阻挡驱散。“女神”底座上有“少数人”挥舞拳头，叫喊誓死保护“女神像”，突击队张连长命令战士持枪前进，“那些人在戒严部队强大力量的威慑下，暴露了虚弱的本质，一一仓皇逃走。”[2]
《人民日报》无一字提到部队曾经向人群开枪。有迹象表明，官方似乎打算主要采用非致命手段驱散广场人群，达到清场目的。学生纠察队总队长张健回忆，从南面的前门大街第一批冲进广场的军队，这边挎着冲锋枪，那边握着大棒子。他拿根竹竿横着去阻挡，跪在路中间喊“人民军队爱人民”，军人们只是绕开他，进到历史博物馆前。[3]
但这并不意味着部队不会开枪杀人，所谓“强大力量的威慑”也非凭空而来。身处冲突现场的一些学生和市民，见到了部队向人群开枪。张健本人就在广场中弹受伤，时间大约在2时到2时半之间。当时，一辆公共汽车沿长安街由东向西行驶，部队乱枪打死了司机，从车上纠出郭海峰等学生。张健站在广场东北角，见状呼喊“人民军队爱人民”，被十米远处的戒严部队军官连击数枪，其中一枪打中右膝蓋，一枪击碎肱骨干。当他被同学们抢下来抬到纪念碑时，他发现旁边至少躺着三名伤员，其中一人头部中弹，一人胸部中弹。[4]
部队肃清广场北端，冲突发生时，北京师范大学女学生程真，四处奔跑，想劝人们别作无谓抵抗无谓牺牲。她看到广场国旗杆下，一个小年轻从地下捡起瓶子想扔，还没出手就倒下。她和几个人跑过去一看，那人两眼翻白，后面一个大洞，一直在流血，查出前胸中弹了。大家不知道怎么救护，只能拿纱布塞流血孔，使劲扎紧，然后送去救护站。几年后，丁子霖找到几位广场死者姓名，其中一位倒在国旗杆下，名叫程仁兴，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年仅25岁。程真觉得那人就是他，年龄、时间、地点都吻合。她很伤心，多年来她一直希望他能活下来。[5]
与此同时，广场南部同样有死亡发生。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生戴金平，中弹倒在毛主席纪念堂附近。开枪的是从南面进入广场的戒严部队，同学推测可能是他照相的闪光灯引来了枪弹。几乎同时同地被打死的，还有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李浩成，闪光灯亮起时，李浩成连中两弹，致命的一弹击中肝部。[6]
据吴仁华研究，凌晨1点半左右从北面进入广场的是38集团军，稍早些从南面进入的是第15空降军，这两支军队都向民众开了枪。第27集团军则已经先期进入人民大会堂，他们和另外几支军队参与了清场行动，但基本上没有在广场开枪杀人。凌晨3点半过后，合围广场纪念碑的部队合计达四、五万人。合围过程中，陆续送入广场救护站的伤者，多达数十人，时有重伤者不治身亡。[7]
当天晚上，正在广场绝食的四君子，一直被学生纠察队保护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帐篷里。他们未曾亲眼目睹广场的流血。但是，子弹的咆哮，广场的火光，受伤和死亡的血衣，不断传来的杀人消息，让他们感受到了局势的极端危险。凌晨3时左右，北大学生邵江来到绝食篷找周舵说，东西长安街上看到部队杀红了眼，建议四位老师说服学生撤离。[8]
四人经过商量，决定由侯德健和周舵二人，会同广场救护站医生宋松，还有一名学生纠察队员，去找戒严部队谈判。在广场东北角，他们见到戒严部队某团政委季新国上校等人，后者请示上级后告知侯德健，同意学生和平撤离的请求，并说广场东南方向留了一条通道。[9]
侯德健、周舵等人回到纪念碑，连同高新和刘晓波，通过纪念碑上的广播喇叭说服学生撤离。大约4时10分，广场灯光熄灭，部队开始向纪念碑迫近。随后，封丛德主持了广场最后一次表决，用喊“撤”与“留”的声音大小来确定多数意见。他宣布喊“撤”的声音大些，决定撤离。等到4时30分广场灯光重亮时，学生们开始离开。四君子分成三拨，德健和周舵去了纪念碑北面，高新下纪念碑组织学生，刘晓波留在南面最高层殿后。广场指挥部的学生领袖们率领南面人群先行，然后是东面和西面。[10]
看起来，戒严部队预定的清场计划，包括派遣分队捣毁学生指挥部的预定计划，并未因四君子斡旋和学生们表示主动撤离而改变。正当四君子在广播里说服学生时，负责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的205名侦察兵，已奉命从人民大会堂出发。官方宣称，四君子等“绝食闹剧扮演者”和学生头头们此时的广播，乃在蛊惑人心，煽动顽抗，还有“极少数暴徒”，“准备了大量汽油瓶和汽油桶，企图制造爆炸事件”。于是，学生尚未撤离完毕，官兵们就已经插到纪念碑下，搭人梯直上底座最高层，开枪打哑了喇叭，同时拳打脚踢，枪托狠砸，对天鸣枪，自上而下地驱赶人群。[11]
纪念碑北面，有些同学拒绝走开，侯德健和周舵跑去拉劝。侯急得哇哇大哭，好不容易劝得学生同意撤离。当最后一批同学还没站起来时，侯德健看到一整队像人墙似的士兵持枪逼来，把人群挤得几乎无法移动脚步。军警挥动着粗大木棍往队伍西北侧同学们身上打下，有同学当场头破血流，整条人龙被迫挤往东北侧，一排人被绊倒，后面的人没能立即停止，便又横了上去，压了有两三层。一个纠察队员拉着侯德健从自己身上踩了过去，侯德健得到保护，纠察队员却折断了小腿骨。[12]
在纪念碑南面最高层，刘晓波被冰硬的枪口顶住后腰，推了一下，踉踉跄跄地下了纪念碑，差点儿摔倒。来到纪念碑下，南面有三辆坦克迫近，前面一排士兵，端着抢逼人群快走。他惦记侯德健，不随大队学生撤退，逆着人流往回找，终于遇到侯德健。侯被两个学生搀扶着，其中一个脚负了伤。这时东南角已经被戒严部队堵死，士兵用枪把人群赶回来。他们只得回头走到红十字救护站，将侯德健安置在担架上，用毛毯盖住。侯德健最后一眼望向广场，只见坦克在场上，旁边十来个学生扶着三个满身是血的人，陆续有不少伤员来到救护站。[13]
周舵与侯德健失散，和医生宋松在一起，随广场学生队伍撤退时，前面一大群军人，挺着刺刀过来。周舵赶紧跑过去，边跑边喊：“别开枪！别动手！同学正在撤退。”话音没落，一个东西捅过来，捅在心脏旁边的肋骨上，令他几乎窒息，差点坐在地上。小宋跟军人解释，说这是周老师，谈判代表什么的。当兵的根本不理这一套，嘴里骂着脏话照着他又捅两下。两人起来再走，那枪口就对着后心。小宋怕他们不小心走火，赶紧把周舵推到队伍中间，裹在人群里，往广场东南角移动。[14]
周舵可能是四君子中第一个走出广场的人。他的后面，高新和程真及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沙涛，在历史博物馆西南侧，劝说一些死不肯撤的市民和大学生离开。坦克在他们身后等着，他们撤一点，坦克进一点。他们走出广场，在前门箭楼东南侧遇到大批市民，挽起手来齐喊：“法西斯、法西斯！”喊声中，第15空降军部队突然起立，高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端起枪对着人群上空扫射。高新身边一位大学生当场头部中弹负伤，但是高新说，看得出部队枪打得较高，并非有意伤人。[15]
撤离广场的学生其实并未安全。学生队伍行进到六部口时，遭到从广场方向追来的坦克碾压，造成了至少5死9伤的惨剧。周舵和宋松刚转到长安街上，就见到狂驰的坦克，一个催泪瓦斯扔过来，他赶紧掏出来捂着鼻子，呛得一边咳嗽一边跑，离开了路口。高新一行到得较晚。他和程真、沙涛三人来到六部口，正好见到最后两具被坦克压死的尸体，被人抬上一辆北京１３０卡车。他们从目击者口中得知坦克碾压学生的事实，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16]
6 点多钟，天色大亮，留在广场救护站的侯德健和刘晓波等人，被脸色阴沉的大兵们团团围住。死一样的寂静中，刘晓波突然感到了恐惧，刚刚在纪念碑上滞留，万一有颗子弹打中自己，不就玩完了吗？自己是不是要马上被捕？还好，很快他们获准离开。医生带领两人先躲到协和医院，在那里他们看到被枪弹打得不成人样的尸体，惨不忍睹。[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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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福祥,栗蕲春,魏厚敏《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戒严部队某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执行清场任务纪实》，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12日；任宗清,魏厚敏《天安门广场清场目击记》，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11日。
[2] 任宗清,魏厚敏《天安门广场清场目击记》，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11日。
[3] [4] 张健口述：血染广场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112699
[5] 六四播客——程真的六四見證
http://www.64memo.com/b5/15836.htm
他倒在了共和国的旗杆下
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the truth and victims/Authentic records of visiting the victims/authentic_01.htm[6] 丁子霖《家破人亡的一户难属》，原载《民主中国》2003年12月；亚子《就我所知道的戴金平》；丁子霖《三赴天津卫》，原载《民主中国》2004年。
[7] 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第288页。
[8] 周舵《血腥的黎明》。
[9] 邱永生、黄智敏、易俭如、张宝瑞、朱玉《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６月４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 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周舵《血腥的黎明》；侯德建《六月四日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身经历》，原载香港《经济日报》1989年8月24 日；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第三章第二节“撤离广场”。
谈判的四个人，除了周舵、侯德健和宋松，另外一个人是谁，有不同说法。周舵说是一位学生纠察队员，侯德健和刘晓波说是一位医生。这里采纳周舵的说法，只有他说得出医生的名字，也熟识这位名叫宋松的医生，不大容易搞错另一位的身份。刘晓波说，当时这几位谈判人员，包括周舵和侯德健，都穿上医务人员的白色衣服。这样的话，纠察队员被认作医生，也不奇怪。
[10] 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第三章第二节“撤离广场”；封丛德《六四日记》。
[11] 傅剑仁、冯朗峰、毕永军《为了天安门广场的尊严——戒严部队某部侦察分队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纪实》，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24日。下面是这篇报道的描述：
在向“高自联”指挥部的行进中，侦察兵们仅用十几分钟的时间，就接近到了纪念碑的围栏边。在嘈嘈杂杂、闹闹哄哄的烦燥声中，指战员们大声向学生们喊话，冲在 前面的侦察一连指导员李相武，曾在老山前线荣立一等功的四连连长韩全兰，领着战士们一遍又一遍地呼喊：“请学生和看热闹的人赶快走开！”“我们要清场了， 请你们马上离开！”“戒严合法！平暴合法！”“请不要向我们动武，我们自卫合法！”就连平时不大爱讲话的战士，这会儿都不停地高喊着。
然而，围坐在纪念碑周围的一些人并没有理解他们的善意。少数人在破口大骂的同时，石块、汽水瓶把他们头上的钢盔打得噼叭作响。四连战士陈瑞明的左腿被划破了一道血口。
战士们愤怒了！个别战士用枪托还击了对抗清场者中的极端顽固分子，有的战士用拳头回敬了扔砖块、瓶子的人。但他们始终没有向学生和群众开一枪。
当侦察分队的官兵冲上纪念碑的底座时，这时，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冲过来，企图夺班长史新的枪。史新见势侧身一让，跟着一脚飞出，将他踢得在地上打了两个滚。嚷 嚷吵吵的人群顿时吓傻了，几个从下往上冲的人一见这情景，吓得退了回去。就在这当口，我侦察兵对空鸣枪示警，并厉声向人群喝道“统统趴下！谁也不许乱说乱 动！”在强大的压力下，大学生和一些群众撤离了，有的请求战士不要打他们。当一批批大学生和群众陆续撤去的时候，仍有两个执迷不悟的人不肯走开。“打死我 也不走，开枪吧，向这里打！”边说边指着自己的胸膛。战士们愤怒地冲上前去，把他们强行拉下了纪念碑。
[12] 侯德建《六月四日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身经历》，原载香港《经济日报》1989年8月24日。
[13] 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第三章第二节“撤离广场”；侯德建《六月四日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身经历》。
[14] 周舵《血腥的黎明》。
[15] 高新《“六·三”之夜：谁开枪？》，原载《中国之春》一九九一年六月号。
[16] 丁子霖《疯狂的坦克》；周舵《血腥的黎明》；高新《“六·三”之夜：谁开枪？》。
[17] 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金钟采访侯德健，原载《风云人去采访录—中国的演变》。
独立评论
2011年1月2日 星期日
总有一天，刘刚将宣布2+2=5 /刘路文集
一
刘刚在他的光辉著作《天安门，路在何方？》中白纸黑字写道：刘晓波是我的救命恩人。96年4月，我摆脱跟踪，逃到北京，刘晓波一直给予我许多无私无畏的帮助。
当时我们在睡梦中，有人来敲门，晓波一听是警察。警察坚持要晓波开门，晓波以我们夫妻正在做爱为由坚决不给警察开门。
之所以坚持说晓波对我有救命之恩，是那天我是准备拼死命，也不会让他们抓住的。或是跳楼，或是拼个鱼死网破。
一旦我在晓波家被抓，我料定晓波也逃不脱几年大牢。
如果这不是救命之恩，那么还有什么算是呢？晓波兄是太谦虚了。但是我还是不忘这救命之恩。就是像晓波说的滴水之恩，我也定将涌泉相报。（《天安门，路在何方？》第465-466页）。
在刘刚笔下，晓波是个为了朋友不怕坐牢，勇敢跟警察周旋的民主斗士，一个大丈夫，奇男儿，以至于十多年过去了，还让在大洋彼岸的秦城铁血汉忘不了这番救命之恩，打算“涌泉相报”呢。但是且慢，还是这个刘刚，在09年6月刚刚出版他的大作，墨迹未干，就这样报答他的恩人了。请看下面这段文字：
“几进几出秦城监狱的刘晓波已经没有敌人了，把中共监狱描写成柔性化管理，人性化改造，贵族化生活，是人人羡慕的天堂乐园了，而后就被和平奖了。”（在秦城见证刘晓波到中央电视台做伪证）。
仿佛如此还不足以发泄他对这位过去的救命恩人的恶毒，刘刚还编了一幕戏剧来“赞美”他的恩人：
“我、我、”晓波同志一字一顿地念，“我，没，没，没看见天。天啊！天安门，广场上，上，上死人，死人啦！”
“停！”小李子喊叫停，那就跟张艺谋拍摄满城都是血腥和一个也不能少一样，“还他妈的博士哪，连一句话都念不顺。”（《刘晓波演义》）
二
在《天安门，路在何方？》里，刘刚这样赞美他的GIRLFRIEND: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太太盈盈，如果没有她的理解和支持，就没有这本书的开始之时；如果没有她的策划和督促，就没有这本书的出版之日。应该说，这本书是我们两个人的共同作品。（《天安门，路在何方》自序）。但是仅仅过了半年多一点，这位生活伴侣，事业知音就成了阴险狡诈的中共军情女特务，还试图制造车祸谋杀他，设置陷阱害他入狱。秦城铁血汉浪漫美丽的爱情故事原来不过是中共军情机关策划的一个桃色骗局。据说中共最高军事领导人胡锦涛都脱不了干系，已经被铁血英雄刘刚送上了美国法庭。据说前些天刘刚先生还悬赏100美金给胡锦涛送传票，现在胡锦涛送上门来了（19号来美访问），刘刚先生可千万别丧失了机会呀。
从帮助他这个中共六四要犯出版纪念六四的著作，到必欲置他死地，这位中共女特务巨大的行为逻辑跳跃对读者造成的困惑刘刚先生是不会理会的，刘刚先生认为，只有像他这样读过名校受过严格逻辑训练的人才有资格跟他讨论问题，连大学都没读过的文学青年是不配得到他的理会的。（见刘刚在共舞台上的帖子）
三
刘刚先生2001年在北京之春上发表文章，对自己三次写悔过书，揭发恩师方励之痛悔有加。
刘刚写道：我写过五次思想汇报，只写了四份揭发检举材料，有三度咬过“同犯”，最难让我忘怀的是我曾两度揭发检举方励之。对此，我总觉得心中有愧。可细一想，这二、三、四、五，大概也能算是用手指头数得过来的少数吧。这又多少会让我心安一些。
还是墨迹未干，刘刚为了配合深入揭批刘晓波叛变投敌的丑恶历史问题，刘刚揭发方励之又变成了调侃中共当局，跟警察斗智斗勇的英雄壮举。
刘刚写道：
揭发检举反革命野心家造谣家方励之
方励之是用心何其险恶。他竟根据陈明远和陈云都姓陈，就造谣说他们五百年前是一家；根据邓小平和邓大姐都姓邓，就说邓小平是周恩来的小舅子；根据邓朴方和邓小平都姓邓，就说邓朴方是邓小平的儿子。这全是胡说八道，造谣诽谤。我通过学习人民日报社论，使我清醒地认识了事实真相，原来邓朴方是谁的儿子都可能，但肯定不是邓小平的儿子；邓大姐可能是邓小平的妈，但肯定不是邓小平的大姐；陈云跟陈明远八百年前也不可能是一家。现在，我彻底认清了方励之的狼子野心，他对我党领导人极尽污蔑诽谤造谣之能事，害得我上当受骗，使我卷入这场关于邓朴方是否是官倒的大辩论，并进而引发天安门反官倒反腐败运动。（见《刘刚关于方励之造谣诬陷邓小平的证词》
我们不仅想问，如果当年刘刚写的是这样一份调侃、嘲讽中共当局的证词，那么他对方先生有何愧可言？又何必过去了21年，还念念不忘，羞惭在心？刘刚先生自诩读过名校，智商不低，精通逻辑，以至于不屑于跟没读过名校的人讨论问题，那么就请刘刚先生解释一下这前后的矛盾。刘刚先生总是抱怨别人侮辱了他的智商，在此我们也拜托他，不要侮辱大家的智商好么？
老路坚信，总有一天刘刚将宣布2+2=5，任何质疑他的这个数学定理的人都将被他嘲笑为弱智或者白痴。因为他是个自以为圣的人。只有他才是唯一、一贯和永远正确的，任何与这个价值判断相冲突的东西，不管是友情、爱情还是恩情，也不管是人类的逻辑、经验还是常识，都可以被扭曲、颠倒、倾覆。
一想到这就是我们的民运精英，这就是曾经掀起89狂飙的风云人物，我就感到彻心裂肺的悲痛。
2011年1月2日
（2011/01/02 发表）
就刘晓波问题 三妹接受制片公司采访(组图)六四 « 为你而来
Posted on 2011/01/02 by musella
作者： 三妹
三妹接受Blakeway制片公司采访（照片一）
三妹接受Blakeway制片公司采访（照片二）说明：诺贝尔基金会委托Blakeway制片公司监制一个关于诺贝尔各奖项的资料片。制片公司说，此片子是存档文件。片子会在BBC电视台和美国的PBS 台播出。制片公司希望能够采访反对刘晓波获奖信中的两个签名人（我和许毅）。对我的访谈时间是二0一0年十月三十一日。在此之前，他们委托我写一份有关刘 晓波的简短资料，并要求我在他们播放片子以后再公布我写的所有资料。全部访谈一共花了三个小时（包括最初半个小时设置摄影机器，也包括大量的重复的拍摄）。此片只剪接取用全部访谈中的两三分钟，其他大量的访谈内容都作为历史文件存档。
第一部分——刘晓波的言行简介
主要访谈内容公布如下：
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北京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初起，刘晓波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他于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从纽约登机回到北京。他后来写出他当时回国的复杂心态：“我决定回国的动机是复杂的，绝不是单纯的为民主、为民族或为政治投机所能理解的。但扪心自问，我不能排除投机的成分，因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对于我短短的一生来说，能遇上这样千金一刻的机会，且投了这个机，该是多么幸运。”（见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1992年 9月台湾时报出版社） 假如刘晓波当初回国的初衷是想抓住历史契机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话，他后来的言行却给中国民主运动带来负面作用。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北京实施军事戒严。为了保护学生，北京的知识分子、大学老师分头去广场劝学生离开。劝撤工作做得很有成效，到二十五日，家住北京的学生大多离开广场，留在天安门广场的主要是一些外地的学生。但是，就在天安门屠杀两天前的六月二日，刘晓波执笔写了一份《六二绝食宣言》，宣布他与三个朋友发起绝食，再度把学生引回广场。刘晓波的这一为个人扬名的投机行为遭到非议。当时参加劝说行动的时为社科院德语副译审的王蓉芬女士（现住德国的学者）最近说：“当绝食的学生回到学校后，刘晓波等四人坐到纪念碑前绝食，把学生又招回是非之地，引来坦克碾压，然后他又作证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刘晓波这样拿人命作秀，是历史的罪人。”最近，王蓉芬在获知刘晓波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后评论道:“洒了名贵香水的抹布依旧是抹布，不能当丝巾。”
天安门运动遭镇压之后，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刘晓波第一次被捕，关在北京秦城监狱。在拘押期间，他在一九八九年九月接受中共官方采访四十多分钟，采访中，他以证人身份掩饰中共天安门的六四屠杀。他的这次采访以热点时间在全国电视播放。他又在一九九0年十一月份写了一份《悔罪书》，这份《悔罪书》被中共当局作为大学生的洗脑教材在北京市各高等院校散发和宣读。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刘晓波被免除刑事处分并释放。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他的判决书上解释道，这是由于他“立功、悔罪的表现”。他也庆幸自己在狱中写《悔罪书》是高明之举，他一出狱就说：“太值了！一纸官样文章换来的居然是自由！”“我又赢了！” （见《末日幸存者的独白》1992年9月台湾时报出版社）
刘晓波被释放的消息传开后，社会舆论对他的评价是负面的，把他看成天安门运动的叛徒。为了挽回自己的名声，刘晓波于一九九二年四月写了一本书名为《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他在书中说：“令我有些坐立不安的是社会舆论。人们关心的重要焦点是我的‘重大立功表现’。按照中国人的独特逻辑，‘重大立功’ 肯定是严重地出卖他人，是八九学运的‘叛徒’。”在书中，他以忏悔的形式为自己开脱，为自己树立正面形象，并指责那些流亡海外的“六?四”参与者都是为了树立自己的英雄形象而有意歪曲事实、撒谎; 他还夸大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难以避免的混乱，以此否定天安门运动的真正的伟大意义。
刘晓波又在一九九三年六月八日写了一篇文章《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进一步诋毁天安门学生运动、否定天安门运动的伟大意义。对这本书和这篇文章，中国著名异议作家王若望先生（已故）、刘宾雁先生（已故）和郑义先生分别发表文章，抨击和痛斥刘晓波是歪曲事实、欺骗世界舆论、丧失道德良知。
后来，刘晓波因联署给中共政府的请愿信又被拘押两次，同样受到特殊待遇。他在二000年一月二十三日写给异议作家廖亦武先生的信中说：“与你四年的牢狱相比，我的三次坐牢都称不上真正的灾难，第一次在秦城是单人牢房，除了一个人有时感到死寂外，生活上要比你好多了。第二次八个月在香山脚下的一个大院中，就更是特殊待遇了，除了没有自由，其它什么都有。第三次在大连教养院，也是独处一地。我这个监狱中的贵族无法面对你所遭受的一切，甚至都不敢声称自己三进三出地坐过牢。” 刘晓波于一九九九年十月被释放后一直在北京居住生活，主要从事写作。
二00四年至二00六年中国各地掀起维权运动，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并呼吁北京当局停止迫害法轮功。二00六年八月以后，中共当局非法逮捕中共当局非法逮捕维权运动的领军人物高智晟律师，以及郭飞雄、陈光诚、胡佳等主要参与者，再次扼杀民间争取基本人权的努力。这场运动引起民运人士的一场激烈争论，分歧的焦点是：是彻底否定共产党，还是寄希望于共产党的自我改良。这场争论使抗争派和合作派两派泾渭分明。刘晓波是合作派的代表人物。
二00八年年底，合作派发表《零八宪章》。他们说《零八宪章》与捷克当初的《七七宪章》相同。其实，它们之间只是“宪章”两字相同，两个宪章的基本精神并不相同。
《七七宪章》直言批评捷克共产党政府践踏人权，明确要求政府履行它对1975年所签署的欧安会协议所承担的义务：改善国内人权状况，保障公民基本人权。七七宪章形成了捷克社会以及东欧共产党国家集团中旗帜鲜明的反对运动。
而《零八宪章》不顾事实地肯定中国人权状况改善，以大量篇幅重复中国现有宪法中已有的条文，用规劝和谏言的方式希望中共履行它在人权问题上对国际社会的承诺。《零八宪章》以含糊其辞的说法掩盖中共执政六十年来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史无前例的灾难，它寄希望于中共集团的自我改良，幻想中共极权可以自行和平转变为民主政体。这种与中共合作的基本立场，回避了腐败透顶的中共利益集团与人民尖锐对立的实际状况，这种用谏言代替抗争的做法对中国人民的民主运动起到误导作用。尽管合作派用《零八宪章》一厢情愿地与虎谋皮，却仍然被中共视为敌对势力，并再次把刘晓波投入监狱。对此，我们表示抗议，虽然我们与合作派有根本分歧，对刘晓波的人品有不同看法，但是我们反对中共以言治罪的非法行为。
刘晓波在去年被非法拘留近一年后，于2009年12月23日在北京法庭审判中发表了《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的陈词，他在陈述中粉饰中共监狱人性化柔性化，称赞中共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是“标志着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这篇陈述是刘晓波二十年来为中共说话的延续。
刘晓波的言行不断地随着自己的处境和利益而变来变去， 他这二十年的表现完全丧失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所应具备的道德操守和信仰真诚。遗憾的是，诺贝尔委员会却偏偏把这个高尚的和平奖授予刘晓波这样的投机分子和合作派代表人物。因此，我们对本届诺贝尔和平奖在中国大地能否起到它本该起到的推动和平和民主的作用表示怀疑。
自由撰稿人刘晓东编写，许毅教授翻译
二0一0年十月二十四日
三妹接受Blakeway制片公司采访（照片三）第二部分——问答（Blakeway 制片公司的Noeleen Leddy提问，刘晓东回答和翻译，由Blakeway 制片公司的Katherine于二0一0年十月三十一日口头采访。）
注释：考虑到我是第一次接受英文采访，制片公司的诺贝尔纪录片项目负责人Noeleen Leddy特别事先以文字提出一些问题让我有所准备。但是，在现场采访时由于换了Katherine，所以所问问题有所改变。例如Katherine问的如下问题不在预先准备之中，她问道：是不是可以容忍刘晓波在监狱的艰难情况下的悔罪。我回答说，中共逮捕的不是只刘晓波一个人，天安门屠杀后，中共逮捕了数百人乃至更多，可是为什么中共只利用刘晓波一个人在全国电视讲话掩饰它的六四屠杀？为什么他们只利用刘晓波一人的悔罪书去对北京大学生洗脑？为什么他们只给刘晓波一个政治犯特殊待遇？而刘晓波也心知肚明，知道如何默契地为中共说话。Katherine还说刘晓波的做法可能是一种计策。我说，计策也要有原则，也要说真话，刘晓波说中共人权改进了是撒谎，不是计策。中共迫害屠杀法轮功十一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中国的人权在恶化。她还问了一些问题在此不一而足。总的来说，让西方人理解中国的情况是很难的，所以才使刘晓波的拥趸们钻了这个空子利用西方对中国的无知而推举出一个人格低下的投机者，为刘晓波骗取了诺贝尔和平奖。不过假象最终都会曝光的。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只会使刘晓波美化中共人权的言论和不光彩的投机历史更受到聚光。
1. 你对刘晓波一听说1989天安门学生运动就离开美国的决定的看法。
回答：鉴于他自己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的解释，我认为，他从美国回到中国参加天安门运动是投机行为。他在此书中说：“扪心自问，我不能排除投机的成分，因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刘晓波后来的行为也证明了他是怎样的一个投机者。
2. 天安门运动中，刘晓波绝食行动的影响。
回答：刘晓波发起绝食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仅在屠杀的两天前，北京实行戒严后的第十二天。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刘晓波应该像许多其他北京的大学教师一样说服他们的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避免流血。实际上，五月二十号发出戒严令后，到了五月二十五日时，大多数家住北京的学生都接受了他们老师的劝告撤出了广场，主要留在广场的是一些家住外地的学生。然而此时，刘晓波却在广场中心发起绝食，吸引媒体的聚焦，把学生再吸引回广场，结果，他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心，以众多无辜生命为代价来为自己作秀。
3. 天安门运动后刘晓波的行为（电视采访）使你愤怒——你的看法，他如何被中共利用
回答： 我愤怒是因为刘晓波帮助中共政权说谎掩饰六四屠杀。北京电视台以采访的方式全国播放了刘晓波四十分钟的采访讲话。他被利用作为见证人证明那天广场没有屠杀，仅仅是因为他那天在广场没有看见任何屠杀。而且访谈后，他又写了“悔罪书”，这篇悔罪书被中共当局利用来作为大学生的洗脑材料，并在北京各大学散发和宣读。4. 你质疑刘晓波在监狱中的待遇，我们从此点可以得出什么。
回答：我的质疑是，为什么刘晓波在监狱可以得到特殊待遇——这种待遇是六十年来中国其他政治犯从没有得到过的，这种待遇被刘晓波自己描述成“ 监狱中的贵族” “人性化”“柔性化”待遇。
北京中级法院一九九一年一月在刘晓波的判决中解释到，他的特殊待遇（提前无罪释放）是基于他的“悔罪和立功表现”。
他的另外两次拘留也受到特殊待遇。作为特殊待遇的犯人，刘晓波心领神会配合默契。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他抓住每一个机会粉饰中共人权。5. 二00六年秋季，中国异见人士（维权）运动是如何分裂的，及其影响。
回答：二00四年至二00六年期间，中国几个地方发起维护人权、维护弱势群体权益、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人们称此运动为“维权运动”。遗憾的是，刘晓波站在运动之外，以消极的态度对之。他的消极态度引发异见人士的激烈辩论，分歧的焦点是，是彻底否定中共，还是幻想中共可以自我改良。辩论形成泾渭分明的两派：“抗争派”和“合作派”。刘晓波是“合作派”的代表人物。
这个大分裂弱化了这次维权运动，中共政府逮捕了维权运动的主要成员：高智晟律师，郭飞雄先生，陈光诚先生和胡佳先生，再一次扼杀了人民争取基本权益的努力。6. 你认为的刘晓波和解怀柔的例子和它的影响。
回答：刘晓波和解怀柔的行为起始于二十年前并且多次发生，例如：他在全国电视台讲话掩饰天安门屠杀，他在一九九0年十一月写的“悔罪书”成为大学生的洗脑材料，他写书《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在书中诋毁天安门运动和它的意义。在这本书后，他又发表文章“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进一步诋毁天安门运动和它的意义。就在一年前，二00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他被拘留一年后，刘晓波又在法庭上发表《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在这个陈述中，他粉饰中国监狱“人性化，柔性化”。他还称赞中共把“尊重和保护人权”写进宪法，是“标志着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这篇陈述是刘晓波二十年来为中共人权说话的延续。
他所作的这一切都是在误导西方世界，使他们认为中国人权改善了，事实是中国人权在恶化。中共的迫害更加残酷，中共迫害成千上万的法轮功民众已达十一年之久，有姓名的被迫害致死的已达三千多人，更多的被关在监狱和劳改营。7. 中共政府怎样使你的生活遭难。
回答：我的生活就像许多中国人的生活一样经历了不同阶段的苦难。
在我还是儿童时，我们家有三年没有足够的粮食吃，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那三年中全国有四千万人饿死了。
几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全部关闭了。在十七岁时，与同伴一起，我被送到偏远农村干农活干了三年。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我父母双双被定为“反革命”失去自由数年。8. 你自己做了什么支持中国政治改革的事情
回答：我作网络作家已经十年，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大部分文章是关于：
1）反映中国的实情，批评中共侵犯人权和迫害人民，暴露中共对现有问题和历史问题的谎言
2）介绍和传播民主思想
3）批评那些与中共合作和和解的中国知识分子，呼吁与中共不合作和退出中共促其垮台，以此推动中国的自由和民主9. 你以为中国的前景如何
回答：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国迟早会有民主。但是我不会幼稚地盼望中国现在或将来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我也不相信那些扭曲的中国知识分子，比如刘晓波会把中国引入正道。
我相信，当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认清中共真正面目之时，就是民主在中国到来和实现之日。
三妹接受Blakeway制片公司采访（照片四）
三妹接受Blakeway制片公司采访（照片五）第三部分——给采访人的补充信（刘晓东写和翻译）
凯瑟琳和大卫：
就刘晓波问题 三妹接受制片公司采访(组图)
谢谢你们到我家采访。我很高兴认识你们并被采访。你们都是出色的记者。当我意识到你们载着这么多的摄影器材远途开车到芝加哥并非易事时，我非常感动。
这是我第一次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我的英语口语不足以好到能够充分表达我的观点，我不很满意自己回答问题的表现。因此，我想在此再做一些补充，不管你们是否采用它们。
首先，对于中共逮捕刘晓波是否正确的问题：我已经回答当然是“不正确”。不但不正确，而且对刘晓波的逮捕是中共政权侵犯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又一个案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批驳刘晓波的中国人权改善的谎言：即使他自己被捕后他还在说中国的人权改善了。更具讽刺的是，就在他被拘留一年后，他还在二00 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审判中说中共监狱“人性化”“柔性化”。刘晓波还在法庭上发表《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在这个陈述中，他还称赞中共把“尊重和保护人权”写进宪法，是“标志着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这篇陈述是刘晓波二十年来为中共说话的延续。
因为西方人难以理解其中的复杂，我不得不略去中共逮捕刘晓波的背后的故事。我想说的主要一点是，为了不合格人选刘晓波获取诺贝尔和平奖，“合作派”的人以丑陋的谎言欺骗了西方世界和诺委会。我相信，世界迟早会知道真相和刘晓波的真实面目。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谈论真相，因为许多人早就知道他过去的极为不光彩的个人历史。
诺委会在和平奖问题上多次犯错误。其中之一与今年的选择错误一样，他们在二00三年把和平奖授给伊朗“合作派”代表人物希尔琳.艾芭迪（Shirin Ebadi），引发了伊朗流亡异议人士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大街上抗议诺委会的选择。另一个例子是一九九四年诺委会选择了阿拉法特这个有争议的人物获和平奖。对我而言，根据众多事实阿拉法特无疑是恐怖主义头子。还有一些其他的有争议的和平奖例子。你可能会说，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同意对于个人而言这可以成为理由，但是对于诺委会这样的国际组织，这就不能成为理由。即便对于一个个人，你也不能像诺委会那样犯这么多和这么大的不可挽回的错误。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要说诺委会腐败和愚蠢。
我要说的另一点是，中共极权政府反对刘晓波获和平奖并不表明它的观点与我们相同。实际上，它的观点的视角和立场与我们的完全不同。对邪恶僵化的中共极权来说， “合作派”和“抗争派”都是敌对势力，不管刘晓波的态度有多软，对中共而言他也只不过是个软骨头敌人。既使刘晓波配合默契，中共极权也从来不相信“合作派”。他们只是要利用刘晓波美言它的人权去误导西方世界和媒体，去愚弄中国人民。而刘晓波则默契地配合中共，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认为他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合格人选。
祝你们节假日愉快。
刘晓东
二0一0年十一月三日http://www.kanzhongguo.com/node/384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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