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2011年6月10日 来稿)
民营企业家的觉醒――为王誉虎回忆录所作的序言
辛子陵
现在把资产阶级划入中产阶级是名不副实的。2010年3月中国社科院在一份报告中说，中产阶级在中国大陆人口中所占比例为23%，即13亿人口中大约有3亿人属于中产阶级。它所定的标准是月收入超过6000元人民币的人，主要是白领阶层。这个阶层应该属于小资产阶级。把民营企业家藏在中产阶级的人群里，是为了证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共产党尝到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甜头，但还没有从原教旨主义中走出来。现在，中国的GDP，65%以上是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支撑着三分之二的江山，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应该成为不能见人的“丑媳妇”，应该堂堂正正地站出来，表明自己的经济分量和政治分量，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
王誉虎先生的经历很有传奇色彩。他是一位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涌现出来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个民营企业家自觉地介入“六四”民主运动，倾家荡产而不悔，他的自觉地行动，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的觉醒。
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在军事博物馆搞了一个“平暴展览”，一进门院子里摆着一辆轿车，媒体都报道了。那辆车就是王誉虎当初借给学生用的。它是六四期间学生领袖们唯一的一辆“公务专车”。里面还陈列有王誉虎借给学生用的打印机、复印机、无绳电话和电脑，都写着“四通公司王誉虎”。学生广场示威期间，王誉虎五天送去了八卡车食品。后来全国各大报纸刊载一篇长文《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其中有一段话：“四通下边有个鷺岛公司，该公司又下辖一个华成托运服务公司。这个公司的头头就曾直接从天安门广场找来一名‘工自联’常委和几名闹事的学生头头，当场付给18000元现金、一部无线电话，派给一辆解放牌卡车，并应允代印传单等等。条件只有一个：支持党内‘改革派’，反对党内‘保守派’。他毫不掩饰地说：‘我就是想用自已的观点去影响广大学生。’”在当时这是王誉虎的罪状，在历史的长卷上，这是王誉虎的功劳。
王誉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介入“六四”的心路历程：
观 望
1989年4月15日上午7点48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旗手胡耀邦逝世。下午4点多，我在中关村听到了这一噩耗。阴沉的天空此时稀稀落落地滴下些许雨点，天人同悲呀！信佛的我确信天人感应。我的心情比天气还糟，一种失落、沮丧、悲愤、惋惜的复杂情感充斥心胸。我开始抱怨老天不公平，难道还要让中华民族承受更多的苦难？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却早早逝去，按易经象数，这不是好的征兆！
据学生汇报，北大学生已提出成立各大专院校联合悼念胡耀邦工作委员会，酝酿罢课游行，其他院校同样沸沸扬扬。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周围自发的悼念活动，已有些1976年“四五”运动的影子。这些消息动态令我振奋、欣慰，一场伟大的自由民主运动正蓄势待发，中国的前途大有希望。我当时想，如果这场学生运动能把握坚持改革、反对倒退的基调，就太好了。但是个别学生显然已把矛头对准了邓小平。尽管在情在理，但在策略上是错误的！我为此深感不安。学生的爱憎是单纯的、自发的。由于没有新闻自由，他们对中共上层的内幕知之甚少，对中共的本质、对以邓为首的老人政治认识不足。他们没有成熟的组织系统，也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深远谋略。将矛头对准手握军权的邓小平，党内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便会势单力孤。一旦爆发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赵紫阳就会凶多吉少，重蹈胡耀邦的覆辙！
【1989年4月17日】游行的学生五六人一排，纵队前行。他们有的头缠白布，有的臂戴黑纱，多数学生的胸前戴着白色纸花，似乎都穿旅游鞋。他们是要赶在明早8点之前进入天安门广场追悼胡耀邦。清华、理工、农大、师大、交大、科技大学、民族学院等各大专院校的学生举着各自的校旗。北大的学生经过时，围观的群众向他们挥手鼓掌，有的用手指做出V字形向他们致意。学生们也不停地向围观群众做着V字手势致谢。学生们高举着的横幅上写着“要民主，要自由”、“不要专制”、“反对独裁”、“反腐倡廉”、“打倒官倒”、“政治改革刻不容缓”、“废除特权”、“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等等，此外还有众多痛悼和颂扬胡耀邦的文字。群情激奋的学生不时地呼喊着类似的口号。行进了一个多小时，后面的队伍仍持续不断。配戴臂章的学生纠察奔前跑后维持秩序。
傍晚，街灯已亮，我忽然想起自已应该做点什么慰劳学生。当时行至缸瓦市。附近没有找到商店。小商亭的饮料也已售罄，我于是把仅有的七条希尔顿香烟全买下来，分发给游行的学生。我和妻子一直随队伍经西单走到天安门广场西侧，便停了下来。华灯明亮，人流潮涌。广场上人山人海，总有一二十万众，蔚为壮观。晚8点之后，广场人群渐少，游行的学生开始陆续缓缓汇集到人民大会堂附近的广场静坐。我估计，静坐的学生少说也有五六万人。
看到风尘仆仆的大学生有的气喘吁吁，有的汗流满面，我便走到南池子路口附近，与两个摊贩商定，把两辆平板车上的几百瓶汽水买断，但有一个附加条件：摊贩负责开瓶并主动向学生分发。一男一女两个商贩爽快答应，而且异常主动热情地上前为学生服务。随后又有几个中年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也参加了进来。其中那位四十多岁的女摊贩征得我同意，用我的板砖大小的摩托罗拉手机联系，又运来了20箱汽水。
第二天下午，长春地质学院的学生说，有百万民众自发地沿街佇立为胡耀邦的灵柩送行。十多万在广场苦等一宿的学生，派三个代表跪交请愿书，却无人理睬、倍受冷落。追悼会后，二十多所高校代表发起成立了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并决定从24日开始全市无限期罢课。
4月25日，晚间新闻竟提前一天播出了“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给学生自发悼念胡耀邦的活动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的大帽子。这篇社论极像文化革命时的大批判，仿佛出自文痞姚文元的手笔。随后又播出了北京市政府公告，重申不准游行十条规定。
【4月27日】晚上，我仔细阅读了中午那个学生送给我的那份高自联的传单《学运问答录》，内容如下：
问：这次学运的目的是什么？
答：我们既不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也不是打倒某个领导人，而是以非暴力的方式向现政府施加压力，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从而达到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推进社会进步。这次学运不同于五四运动，推翻政府既不正确，也不现实。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当代中国没有健全的民主政体，政府尚不具备自我更新的机制。因此，就需要外力的推动，迫使其进行自上而下的政体改革。目前的学运顺应历史潮流，正好充当了这种力量。
我很欣赏传单的内容，但又认为学生过于乐观，因为这次抛弃官办的红色学生会，以民主的方式成立高自联，实质上就是向四项基本原则挑战，就是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挑战一党专政。而“七条”的核心则是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和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矛头所指显然是邓小平。邓虽然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但却言行不一。罢黜胡耀邦，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件件都说明邓小平的所谓政改，只不过是行政改革。他的改革开放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是瘸腿改革！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真正改革派还未坐大坐稳，面对紧握军权的太上皇，如果学运出了策略偏差，则很可能凶多吉少、前程未卜。我为学生担忧，为学生祈祷。尽管我同情、支持学生，但仍不想涉足其中。
介 入
【5月17日】北京百万人大游行，公开提出打倒邓小平，打倒杨尚昆，拥护赵紫阳。知识界发表了“五一七”声明，原文已传真给我。看后我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浑身瘫软。完了，覆水难收了！知识界竟愚蠢地把学生运动推向绝境！矛头对准邓，并公开支持赵，这无异把赵紫阳送上了政治老人的审判台，把学生推向了邓家军的枪口！中国的知识分子勇气可佳，但却玷污了知识分子的名号，成了有勇无谋的匹夫！
赵紫阳凌晨代表中央常委公开出面向学生保证绝不秋后算帐，再次肯定了这场学运是爱国的，并保证听取学生的意见，反腐倡廉，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呼吁学生停止绝食。这等于代表党中央从实质上再次否定了“四二六”社论。但是由于“五一七”声明火上浇油，失去理智的学生已不可能刹车见好就收了。况且从台湾东森电视台的报道看，这场学运已演变成全民的抗争了。运动完全失控，只因没有一个坚强的反对党，没有一个深孚重望的领袖。听天由命吧！
眼看大势已去，谁能力挽狂澜？难道任它自生自灭？难道我刚刚跻身为有产阶层就明哲保身隔岸观火？我责骂北京的知识分子是匹夫，但他们却是勇敢的斗士！我呢？如再不尽其所能便是自私自利的可耻懦夫！也许于事无补，但我应尽力去做！我要有所行动！我应尝试与四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沟通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去影响学生，避免最坏的结局。
我异常亢奋，抓紧时间提笔写了一篇不足千字的文章《邓大人莫作历史罪人》，内容是肯定邓和胡、赵对改革开放的伟大贡献，敦促邓兑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承诺，与陈云、王震等保守派切割，正确对待学运，切勿以无冕帝王自居，屠杀手无寸铁、和平抗争的学生，从而沦为千古罪人、遗臭万年。
我又从香港《争鸣》、《开放》等杂志上摘选了一些有关中共高层保守派与改革派斗争的文章，摘选了邓小平力主经济改革而政治改革却言行不一，及其如何平衡两派之争的报道和评论。此外，我还摘选了两篇与官倒相关的报道：一是王震到深圳视察，当有人反映其公子开办水上飞机俱乐部有官倒之嫌时，王竟破口大骂：“什么官倒？是倒官！”二是“彭真之子获肥差”，内容是中共元老彭真之子傅亮调到铁道部，专门负责调拨计划外车皮。据说是前铁道部长丁关根一个电话直接安排的。“傅亮扬言，别看赵紫阳跳的欢，老爷子什么时候发话，他就得靠边站！”
我精心编写的这份传单，其用心就是点拨式地告诉学生中共上层派别斗争的内幕，尤其是邓小平的态度决定着党内两派斗争的走向和胜负，以此引导学生作出正确决策。
已是17日晚10点，我让两位最可靠的员工把我辑录的这些资料汇总编辑在一起，然后复印在一张A2的纸上。在我妻子的督导下，连夜复印了2000份——等于是大号传单。
18日上午，我又特意买了一个手提箱，内装1000份传单，交给了金召。金大学刚毕业，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是厦门京元电子开发公司的项目经理。其妹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绝食斗争。金召自告奋勇，负责把1000份传单交给绝食的妹妹，再让妹妹广为散发。18日下午3点多，我和金召携带2000份大号传单，顺利到达北京。
我请大家在附近的小饭馆用完晚餐，便由向阳开车，和兰敏共三人到了天安门广场西侧的胡同里。晚八九点钟，我坐在车中，派兰敏和向阳去找北大和清华的学运负责人联系，声称四通下属的公司企业准备给学生一些物质援助，并发表对学运今后走向的意见。
不到半小时，兰敏和向阳就带来四五个学生。其中一个叫周永军，中上等个头，儒雅帅气。他很警惕地盘问了一番。我没介意，我知道当局诬蔑学生背后有黑手，学生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我有所准备，掏出了名片递给学生。学生借助路灯仔细认真地辨认。名片上写着“京元联合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誉虎”，下属四个公司是北京华成托运服务公司、北京京元科学仪器公司、厦门京元电子开发公司和厦门京元金属加工联合公司。
周永军等几个学生耳语一番，同意回广场去商量，然后尽快派各校代表随我去公司开会协商。晚10点多钟，周永军带来八九个大学生，全是男姓，坐上向阳找来的两辆出租车，跟在夏利车后面，一直来到华成托运公司院内。
会议室近40平米，学生们面对我坐在折叠靠背椅上。周永军要求看一眼营业执照。他的要求被满足。我推测周永军的经历非同一般。尔后得知，他是前政法大学学生会主席，是4月22日大会堂前3个下跪请愿的青年之一，现任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宣传部长。其他同来的学生有清华的何亮、李玉奇、白立舜，北大的赵体国、赵爱学、陈留才，还有2个名字不详。
我开始了劝导式地讲话。我首先对这场学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指挥和参加学运的学生表达了崇高的敬意，认为这场学运对民主、自由和宪政的诉求，代表了近百年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尤其是“四二七”大游行将会永远载入史册，我由衷地称赞他们这一代大学生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未来的栋梁，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同样也是学生运动、也是高自联的生命！正确的策略应建立在正确的判断上，正确的判断又建立在对客观实际的调查和了解上。那么什么是当今的国情？一党专政和听命于邓小平的300万军队，这是最大的国情！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党派，一盘散沙，或难听点儿说，乌合之众，怎么有可能一蹴而就？！怎么有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中国的改革和进步必须借重共产党内主张民主改革的力量。这有两大好处，一是切合实际、里应外合、循序渐进、事半功倍；二是合理合法，有理有利有节，不会重演百日维新的悲惨结局！一个胡耀邦倒下了，不能让赵紫阳再倒下，要想赵紫阳不倒就别帮倒忙！别制造倒赵的口实！别给党内那些保守的死硬派制造倒赵的把柄！我还要着重强调，邓小平是军委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邓小平是太上皇！手无寸铁毫无经验的学生要求手握生杀大权的太上皇退位下台，能有几分胜算？一分也没有！邓主张改革开放，比陈云、王震进步开明。但邓小平只侧重经济改革，虽然多次强调也要政治体制改革，可是总不见行动，干打雷不下雨……，总是顺应保守派高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在此提请同学们高度注意，当今，邓小平的态度决定着改革的走向，决定着党内两派的输赢！还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邓小平、陈云为首的政治老人都已80多岁，而且不在一线。三五年以后，只要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能坐稳坐大，而不是李鹏之流坐稳坐大，那未中国的前景就一片光明！”
我猛抽了两口烟，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当然，你们己坐失了几次大好良机，如今亡羊补牢吧！应立即停止对邓小平、杨尚昆的攻击。顺便说一句，杨尚昆是比邓小平还开明的改革派，他和赵紫阳的关系密切。因而这次运动的宗旨应规范为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坚持改革反对倒退、政治改革应与经济改革同步、反腐败反官倒等等，千万不要再去纠缠“四二六”社论与邓顶着干。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有一条，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要避实就虚，这就是策略。”
我继续说道：“还有一个策略，就是见好就收！保存和积蓄有生力量！赶快撤离广场！撤离广场不要讲条件，越快越好！”
5月19日早8点，我在华成托运公司召集全体员工开会，宣布公司要抽出大部分人力物力支援学生运动。然后我让会计和出纳分头带领几个人开车或蹬平板车去大量采购食品、饮料和水果。下午3点钟，华成托运公司的两辆解放牌10吨加长半挂卡车装得满满当当，用苫布盖上，用绳索勒紧，在波罗乃滋轿车的引领下开往天安门广场慰劳学生。此后5天，我们公司共运去8大卡车食品。在我的授意下，卡车的牌子被摘去。我确信，当局绝没有闲着，一切都在他们监控之中。
5月20日上午10点，李鹏签署了戒严令。随后，我布置一部解放卡车，拉着食品饮料和水果，去丰台慰问戒严部队官兵，同时选派兰敏和另外两个能说会道的小伙子去向解放军宣讲事实真相，散发由厦门带来的传单，争取官兵对学生、市民的理解和同情，让官兵拒绝或消极执行戒严令。
晚上9点左右，10多位学生如约陆续来到公司会议室。在我的主持下，学生们开始汇报动员工作的进展。他们几乎一致反映，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但有部分学生反对无条件撤离广场。何亮说：“知识界很多人也同意尽快撤离。万润南后天下午4点将在四通公司招集学生领袖开会，商讨撤离广场事宜。如果一切顺利，发表一个《凯旋在子夜》的文告，举行一个大游行，然后直接返校复课。”
23日晚上的电视新闻如实地播放了下午的百万人大游行。
“王总，有电话！”我接过电话，听筒里传来何延生的声音：“老王，我告诉你一个大好消息！”老何的声音很大很激动：“今（24日）早四通收到香港传来的消息，《东方日报》、《大公报》和《文汇报》披露，根据可靠来源，昨晚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解除了李鹏、杨尚昆的职务，由万里、李先念接任，赵紫阳只是请了三天病假，现已复出，仍是总书记，地位稳固！邓小平仍留任军委主席，而且戒严部队己后撤，卫星转播己恢复，香港可以从电视里看昨天百万人大游行，一系列现象可以印证学生运动胜利了！”
我几乎不相信自已的耳朵，立即追问一句：“真的？！消息可靠吗？”
“我今早亲自在四通总部听到的，四通内部已炸开锅了！这事我哪敢瞎编呀！”
5月25日晚间电视新闻报道，李鹏当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三国新任驻华大使；已有26个省市自治区致电中央拥护戒严令；万里今晨因身体不适飞抵上海治疗。
此时我心中对海外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己大打问号，但卫星转播再次中断应该属实。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场精心筹划的骗局和阴谋：23日戒严部队后撤，新闻可以自由地实况转播，海外卫星电视传送恢复，精心编造李鹏下台和赵紫阳复出，这些都是在诱骗万里回国！因为万里在加拿大曾表态：学生是爱国的，戒严令违宪！万里与赵紫阳关系密切，二人都是中外皆知的改革派。政治老人担心万里若滞留国外，将会成为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者的一面旗帜，因而造此假像，骗万里回国。万里一下飞机即被控制。这个隐患解除了，邓小平就可以明目张胆为所欲为了。等到全国党政军意见统一之时，便是邓小平动手大开杀戒之日！
【26日】上午10点左右，我正在办公室处理业务，何亮领来几名大学生。何亮只介绍了其中一位：“这位是北大学生自治会的领导，姓王。他想与你沟通一下，交换一下意见。”
我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位学生领袖，一米七多一点，瘦削、清秀，典型的大学生装束，气质优雅但略显稚嫩（尔后在通缉令上发现是王丹）。几个学生簇拥着王丹，有些风风火火，似乎另有急事，没有落座。
王丹说：“何亮他们已多次把您的观点和您对我们的支援告诉过我，我也同意您的意见。但是我的意见不被采纳，因为广场指挥部和高自联根据民主程序，少数服从多数。我们各高校代表通宵开会决定，依照毛主席的教导，依照五四青年运动的方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派学生分头到工矿企业和农村去做宣传，发动群众……”
不等王丹说完，我便急切地说：“你们发动工农民众的思路是正确的，但为时已晚！昨晚新闻李鹏亮相，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当局很快就要镇压你们了！你们的当务之急是撤离广场，头头们赶快逃走躲起来，赶快跑吧！”我边说边从上衣内侧兜里掏出一沓钱，数了数，然后交给王丹：“我没准备，这1800块你们拿去，赶快跑吧！我明天也离开北京。”
觉 醒
王誉虎在“六四”中的所思所言，所作所为，虽然当时未免牢狱之灾，但今天看来，都是正确的，他代表了民营企业家，即中国资产阶级的觉醒。在执政党内部发生重大分歧的时候，他不是超然化外，等待局势明朗支持胜利者，捞取经济利益，而是不惜倾家荡产，不计个人安危，支持改革派，支持民主运动。誉虎先生大事不糊涂，大节不含糊，这是他一生闪光的亮点。
在中共内部，与世界民主潮流接轨，向民主宪政转型，或是政治上坚持冷战思维，向毛时代倒退，这样一场改革或保守的斗争，从1989年到今天，是一种拔河的状态，斗争一天也没有止息，且有部分当权的权贵资产阶级与毛派结合，企图扭转改革开放的车轮，在政治、文化乃至经济上全面复辟倒退。当前国家处在比1989年更严峻的复辟倒退的危险中。
新时代的中国资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设“五老火锅宴”亲自把资产阶级请回来的。
在中国，由消灭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到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经历了漫长的、曲折的探索过程。
“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本意是要向全国人民宣示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为了防备毛派攻击，宣传上刻意模糊化、空泛化，虽然声势很大，但根本没敢点破主题。要继续用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让改革开放再上新台阶，就必须点破这个主题，让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不仅在法律上合法，而且在理论上、在舆论上合理，成为光荣体面的事业，成为富民强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三个代表”的新意是：中国现阶段的先进生产力是民营经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代表他们的发展要求，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正确方面的继承（正是《共产党宣言》肯定了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对其错误方面的超越，是从根本上、从源头上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隐含着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包容、保护和重新定位。
科学发展观超越了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姓马姓修的宗派狭隘眼界。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出现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兼容的。这是科学发展观题中应有之义。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发展前途。经过反复和对比，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资产阶级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给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比消灭资产阶级大得多的物质利益。2006年中国民营经济在GDP的比重为65%。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取消农业税是不可能的。有了这样的经济实力，胡锦涛才能很有底气地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告：“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民营企业家，宪法中不称之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而称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就是要把民营企业家当作管理层使用，并吸收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根本改变，对他们的社会属性的重新定位，是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和第四代领导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由科学社会主义转向民主社会主义的标志。从那以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两面政策。一方面“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讲团结时不忘调节分配，为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谋利益；讲斗争时不忘保护私有制，以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中共在新时期处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企业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立足点，一切过“左”过右的政策均不能达到既发展生产又实现社会公正、既繁荣经济又改善人民生活这样两项目的。
2001年11月28日，中国民营经济论坛曾发表《民营企业家宣言》：
大力发民营经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之路。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民营经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战略举措；以股份制为主要企业组织形式、以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经营方式的民营企业，是实现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民营经济是实现企业社会化、资本社会化、经营社会化、人才社会化、资源社会化、福利社会化的重要途径，民营经济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沿阵地；民营经济是实现国企改革的重要依托，是安排劳动就业，吸纳消化改革中出现消极因素的主要管道；民营经济是实现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重要社会基础；民营企业是实现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最好桥梁和窗口；发展民营经济是实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的重要途径；发展民营经济是增加税源、扩大税收、增加国民收入的重要办法；发展民营经济是新经济时代的呼唤，发展民营经济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祖国和人民。让我们勇敢地迎接民营经济的大发展，迎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迎接一个繁荣昌盛的伟大中国。
这是民营企业家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
1989年后出现一种理论，说只要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GDP上升到一定数字，中国形成了一个比较强大的中产阶级，那时中共就会自动放弃一党专政，民主政治就会从天而降，水到渠成。在这些人看来，1989年因为经济还未发展到一定程度，中产阶级还未形成，根本就没有实行民主的条件，所以学生的示威、游行等民主诉求与行动，都是“超前”的，不合时宜的，被镇压是难免的，他们隔岸观火的立场是正确的。这个理论的偏颇是：中产阶级尽管形成了，强大了，如果他不发出自己的声音，不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甚至与权贵资产阶级勾结，“闷头发大财”，民主政治是不会到来的。
希望民营企业家以王誉虎为榜样，与执政党的改革派，同呼吸，共命运，继续坚定地支持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特别要支持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不要成为权贵资产阶级的附庸。
“六四”21年后的今天，中国的资产阶级，即民营企业家，人数已达600万人以上，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他们的贡献占三分之二以上。在财税、就业两大社会经济领域，是国家的顶梁柱。财税的贡献他们占60-70%，就业的贡献他们占80%以上。没有他们，政府不能运转，社会就要瘫痪。据最新统计资料，2009年，按实际控股权统计，非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已达83.1%。 中国的资产阶级要善于把自己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实力。在决定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上，他们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应该起更大的作用，有更大的发言权，成为反倒退、反复辟的中流砥柱。
此文转自辛子陵为王誉虎《一个企业主的六、四情结》一书所写的序言。 201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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