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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29日 星期日

明鏡歷史網: 反對六四開槍的不止七上將

明鏡歷史網: 反對六四開槍的不止七上將: 《明鏡月刊》蔣也湖 杜導正《趙紫陽還說過甚麼?》用日記記錄了一些中共高層人物在改革開放期間、尤其是六四事件前後的表現、表演。所記錄的人和事,與我們從報紙、電視屏幕上看到的不僅頗有不同,而且更豐富、更深刻——原來每個人竟是如此之多側面的立體!今後在對某人貼某派某系的標簽時,應...


反對六四開槍的不止七上將

《明鏡月刊》蔣也湖



杜導正《趙紫陽還說過甚麼?》用日記記錄了一些中共高層人物在改革開放期間、尤其是六四事件前後的表現、表演。所記錄的人和事,與我們從報紙、電視屏幕上看到的不僅頗有不同,而且更豐富、更深刻——原來每個人竟是如此之多側面的立體!今後在對某人貼某派某系的標簽時,應該更慎重了!

這是筆者從《趙紫陽還說過甚麼?》中摘錄的片斷:



李先念王震薄一波聯名彈劾趙

一、1988年,醞釀倒趙。李先念在上海對下級公開罵我。李先念、王震、薄一波聯名上書鄧小平,彈劾我。有人警告過我。“六四”不是偶然的。
二、目前政局,經濟開放,政治收緊。國家形勢:致富者三種人:官僚、個體私人經營者,知識分子發財。但不均、不公平,矛盾尖銳。中央不想政改,靠五種辦法拖延統治:(1)依靠軍警;(2)控制輿論;(3)將事件滅於萌芽中;(4)防止任何有組織活動,讓百姓處於一盤散沙中;(5)籠絡救濟,勿讓饑民鋌而走險!前途,統治延長但矛盾越積越多,最後可能總爆發。
三、中國統治不搞民主政體,亦不做民主政治準備,群眾中沒有有組織的黨、團,好了,一旦亂了,會群雄割據,誰也號令不了,會出現“無政府”狀態。在“無政府”狀態下,會大亂一陣子的。這樣,國家,尤其是百姓,可就損失大了。(P175)

我想得比較多的這一段,是1988年,這一年很緊要。1988年是1989年的醞釀期、潛伏期,1989年整我明朗化、表面化,實際上,伏筆在1988年。我過去想這個少,1988年我在台上工作很忙,顧不得想這些“背後”的事。這幾年,包括我整頓一些材料,也只是就事論事,沒想很多。這些天,想了些,覺得1988年,遠比我原想到的複雜、微妙,值得深思。1988年5月,我在政治宣傳理論會上的那篇講話,是一個分水嶺。這之前,老人們對我大體滿意,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等問題上,我好似是個“中立”人物,他們容我。我1987年十三大上任後,將反自由化火力限制了一下;將鄧力群免了,將鄧力群為首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撤銷了。於是,李先念、王震認為我這個人不行。

我上任時,李先念就說過:趙作總書記,我同意,但傳個消息給他:他學習西方的東西太多了!我撤鄧力群,解散政治研究室,他們說我做了胡耀邦想做都沒有做,不敢做的事。薄一波肯定也參與了。1989年5月初,我從朝鮮返京,一次到西山拜訪薄一波,臨別,薄一波兒子急急上來說:“我與我父親不一樣,廣州建中外合資飛機工廠,我同意,我父親不同意!”
但看來,小平保我,直到1989年我赴朝鮮前(4月20日),找小平,小平還對我說:“你回來,我們再議兩屆領導班子。”小平說:“軍委主席,我不做了,讓你做,你好工作,下一屆你做一屆!”又說:“此事我已與先念、王震說了,他們同意!”從此事看,1988年5月前,老人們對我滿意。5月後變了,又趕我下台,但小平不同意。直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小平要我下,這事便不可挽回了!(P176)


丁關根嚴令封殺“趙紫陽”

所有媒體都被官方,主要是那個把持著中宣部長大權的丁關根給嚴令封殺了。幾段時間內,丁關根竟下令媒體不准出現“趙紫陽”三個字。出現了,就是犯法!於是我、我們幾個老人出於歷史責任意識,自然含有對丁關根們的憤慨,鼓勵與協助趙紫陽撰寫了《改革歷程》。(P16)

“四二六”社論就是徐惟誠執筆的

徐惟誠文革中投靠張(春橋)、姚(文元),寫黃帥,是“梁效”寫作班子成員,是張、姚手下用筆殺人的大將。粉碎“四人幫”後受審查,李錫銘將他保住了。他寫信給胡耀邦,胡用了他。紫陽上台後,告李錫銘說,這種人不能管意識形態。李錫銘被迫將他由管意識形態調去領導經濟工作(趙與李錫銘這段話我當時也聽到過,是確有其事的)。
徐惟誠恨透了趙。因此,趙倒霉後,他利用權力反趙報復。據“中南海”人說,“四二六”社論就是徐惟誠執筆的。此人現在掌握著中宣部大權,我早就看出這是李鵬、李錫銘、陳希同為發展自己系統權力精心佈局的一隻棋子。(P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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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六”社論就是徐惟誠執筆的。

陳雲:老同志了,還是登記了罷

中顧委杜潤生、李銳、李昌、于光遠黨員登記事。陳雲是中顧委主任,是中顧委主要負責人。決定此四人“緩登”後,有關人員去杭州向陳雲口頭彙報。陳未表態,說不日回京再說。回京後,給薄一波、宋任窮和常委一信。信上說,這四人緩登記事,我考慮很久,以為這類政治思想問題處理上,應慎重。中國黨歷史上教訓很多。且去年“六四”情況那麼特殊、那麼複雜,大家情況不明,犯了錯誤。所以,老同志了,還是登記了罷。對經濟案件,生活作風案件可嚴。說這四位老同志的問題,“記錄在案”就可以了。此件已印發到副部長 以上幹部。這事太大。這不是四個人的問題,而是與中央與北京正要處分幾千副處以上幹部那個經中組部、中紀委批准全黨執行的文件唱了對台戲。
陳雲說了話,那些左王、左將們必聽的,不敢不聽的。不管如何,這是一件於黨於國的大好事。這是又一個要將黨內外人際關係鬆動一下的訊號。(P277)

蕭克:這下完了

上午,蕭克一位秘書對我說,去年“六四”前,蕭克等七位老上將上書中央,反對開槍鎮壓。那時我們在蕭克身邊,七上將上書後,仍有幾位上將來電話,要簽名,我們答:你們自己上書罷。蕭克在旁補充說,王平也上書了,是單幹。
他說,李先念給張愛萍打電話(或談話),說國家已到生死關頭,不開槍不行。張愛萍答:“我沒感到甚麼生死關頭。”以後王震打電話給張愛萍批評上書事。張答:“我是接受歷史教訓的。東北解放戰爭時期,老百姓哄搶我軍繳獲的軍用物資。我們急電中央,請中央指示能否開槍。毛主席答:你們這是要中央承擔開槍的責任。辦不到。要否開槍?你們自己決定。”
這位秘書說:“蕭克同志上書後,心情非常沉重。6月3日夜聽到大街上槍聲大作,蕭克同志難過地說:這下完了!以後兩餐飯吃不下去。”(P288)

馮征:定為動亂、暴動是胡扯

馮征(我的老戰友,原解放軍總參謀部政治部主任)來我家客廳談心,先發問:這兒有沒有“竊聽器”。後走到我臥室談,著重談胡耀邦、趙紫陽問題。
馮說廣大參與者是一片愛國赤忱,定為動亂、暴動是胡扯,開槍更是完全錯誤。我說肯定會翻案的。天安門我們黨中央下令開槍鎮壓死傷那么多人,這種事絕對錯誤,絕對要翻案。馮說:“不久就會翻案。”我問對國內政治局勢如此評估的同志,在你們軍隊高、中層幹部中有沒有三分之一?他說,三分之一沒有,但不是少數。(P289)

曾建徽要握手,我扭頭

上午,到人大會堂宴會廳“團拜”。許多大桌都空無一人,約有500個空位子罷。這是我從廣州調來北京十幾次過年團拜中,屬首次。江澤民講話,特別是李鵬致辭時,掌聲零零落落。李鵬講了一句好話: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不要動搖,曾建徽(時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徐惟誠、袁木在桌子間穿來穿去,想看到甚麼朋友罷,好做文章。曾建徽兩次過來要與我握手,我扭頭去了。(P296)

2012年7月14日 星期六

自由亚洲專題:六四未忘懷 孫立勇感人間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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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轉眼已過去23年,當年的“六四暴徒”,活着的大部份已出獄,有部份人除了仍受到當局的監視和逼害,還要面臨艱辛的生計問題。曾經是過來人的孫立勇未有忘記自己在服刑期間得到援助,令家人度過難關﹐他流亡海外後,成立了《中國政治及宗教受難者後援會》,經濟幫助被關押的良心犯和六四受難者的家屬。讓他們感受到人間有愛。(潘加晴報道)

原本是北京公安的孫立勇,89年學運改變了其一生的命運。因創辦地下民運刊物《鐘聲》和《民主中國》,聲援64學生運動,被當局判監7年,1998年出獄後,仍受到當局的監視和迫害,生活處境維艱。2004年他隨團到澳洲旅行時成功逃出,並在當地申請政治庇護。2005年3月24日,澳洲移民局通知他已取得保護簽證,當日他便與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中國政治及宗教受難者後援會》,因為他想到在服刑期間得到民運人士陳子明的救助﹐令家人度過難關,也希望自己能幫中國的民運做點事情。

孫立勇說﹕“我坐了7年牢,在坐牢的7年中,只有陳子明先生委托他太太給我母親300美元,告訴我母親是國際社會給我的幫助。母親探監時就告訴我,我當時特別感動,我坐了5年多牢,居然還有人想着我,覺得心裡有一股暖流,它對我在監獄的生活狀態有種正面的影響,錢不多,但是我覺得是海外的一份心意,讓我感到這是一件非常有價值的事情,我也把這件事情記在心裡。”

流亡澳洲後,靠做地盤工謀生的孫立勇說,他們幾位朋友都是出外打工,每年從薪水扣稅後拿出一千幾百元,幫助在中國受迫害的良心犯。後援會在初期,沒有任何機構或人士支持,只能幫助幾個人,其中包括浙江異見人士呂耿松和“被自殺”的湖南民運人士李旺陽。到後期,後援會獲得來自美國、加拿大、歐洲、澳洲、香港等地人士的捐助,每年大約有3萬澳元的捐款,可以固定每年資助30至50人。

2008年被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呂耿松,去年8月刑滿出獄,他表示,他在獄中四年期間,家人生活困難,後援會向其家人提供每年600澳元的資助,對此他非常感謝。

後援會在2010年起,又設立年度《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長基金》,向經濟困難的六四抗暴者子女頒發助學金和獎學金。孫立勇說,在北京坐牢的7年間,跟幾百個“六四暴徒”關在一起,對他們的生活情況、心理狀態,以至出獄後,面對家庭父母、結婚找對象、再婚、還有找工作等情況都非常了解。

孫立勇表示,大部份的良心犯都面臨着嚴重的生計問題,因為有刑事案底,基本上是找不到工。他認為,紀念六四最好的辦法就是幫助這些天安門運動中被判刑的人,讓他們的子女在貧困中能得到一絲溫暖。

在過去三年來,《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長基金》已向二十多名經濟困難的六四受難者子女提供共約三萬多澳元的資助。孫立勇表示,申請人主要的條件是六四判過刑的人士,他們申請時需要提供判決書或兩名證明人士。而評審委員會主要考慮申請人的知名度,知名度越底,入選的可能性就越大,第二就是實際的經濟狀況,例如知名的安徽民運人士張林,他帶着兩名孩子,也沒有任何收入,雖然張林已向基金提了三年申請,但他們今年還是向其女兒提供1500澳元(約9000元人民幣)的獎學金上大學。

孫立勇呼籲外界繼續關注和救助中國的良心犯和六四受難者的家屬。

他說: “如果我們有更多的捐助者,這樣我們就能夠幫助更多人,其實我們幫助的錢很有限,但是它是一份愛,它是一份具體的行動,這個比的開會更有價值,我個人認為幫助一個64受難者比開一千個64研討會更管用,更有意義﹗”

有意捐款救助“六四抗暴者”的聽眾,可以直接與孫立勇聯繫,其電郵地址是:

Liyongsun8964@hotmail.com

2012年7月1日 星期日

外电评论:天安门事件23周年 不公不义终须解决

 

记者张东光编译报导 一名1989年6月4日驻北京的外国记者投稿《经济学人》杂志说,当时中共解放军在北京镇压抗议的学生,他们使用坦克和机关枪,现场许多人死亡。该记者说,他此后都住在北京,每年6月4日的时候,他跟多数其他外国记者一样都要撰写记念6.4的文章。

1996年,作者开始思考记念6.4的故事或许不再具有强制性。那时他访谈了一位北大的学生,该名学生说: “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要担心。我需要专注于我的课业,并思考7年后我将何去何从的问题,而不是7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自从那时起,纪念或提到6.4的文章越来越少,越来越不频繁了。1999年和2009年的十周年和二十周年这个题材还比较吸引人,但纪念的活动都只在香港举行。当然,中国境内的维权人士也持续纪念6.4,其中尤以天安门母亲们最为热衷。

作者认为,令人惊讶的是,中共将1989年6.4事件从人民记忆中移出的政策竟然奏效了。他们垄断媒体和文宣、恐吓并逼迫那些挑战官方此一立场的人们,中共当局让这个6.4的故事褪色,其速度比想像的时程还快。作者坦言,“到目前为止,就我所知,我发现这个强迫性的健忘令人痛心。”

无论中共如何宣传,6.4终究没有完全消失。在今年第23周年的6.4纪念活动上,香港的守夜晚会仍旧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人群。

但在中国,纪念的规模就小太多了。6月4日之前几天,中国的网络速度变慢了,因为审查者和监督者已经介入。此外,中共警方不但在天安门出现,也在离天安门更远的地方出现。作者3日(周日)从天津驾车回北京,就遇到了两个警方检查哨,4日(周一)还看到了警察不安地站在离天安门15公里远的聚集群众面前。

令人特别吃惊的是,中共官方近日还阻绝了民众上网搜寻“上证指数”。6月4日当天,上证指数收盘下跌64.89点,恰与89年6月4日不谋而合。还有人说,当天开盘2346.98点,也是一个敏感的组合。

五月底,天安门母亲们沉痛地发布,他们的一个成员、73岁的老人轧伟林被发现自缢身亡。其次子轧爱国于89年6月3日晚在北京公主坟一带被戒严的中共军队的子弹击中头部死亡,当时才22岁。天安门母亲称:“轧伟林用这种坚决的方式来抗议当局的粗暴。”

6月1日,1989年时任北京市长的陈希同指称:这起抗议是一些海外支持的“黑手”反革命阴谋的结果,还说政府的反应是正确且无法避免的。

于1995年因涉贪被罢黜的他在香港新书发布会上说,6.4是一个可避免且应该避免的悲剧。他同时承认,该事件处理不当。他坚称,他当时宣读的声明是别人写的,他没得选择只好宣读。

陈现在证实:北京街上的动荡与权力回廊的动荡绑在一起。他说,这些事件“起于高阶的内斗,导致一个没有人想看到的悲剧。”

至于今天,他指称中共高层仍对1989年的历史认定有分歧。当然,他的这番陈述是极具私心且难以验证的。即使如此,这类事件的重演也是当前中共高层的禁忌。今年稍后,中共将进行10年一度的权力交接,但随着薄熙来的垮台,这场交接已丑态百出。

作者最后说,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这段历史,这似乎是中共领导们最不想处理的一件事。但如果陈希同所言可信的话,他们早晚必定解决这个分歧。陈预测,当局公布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内情“是早晚的问题”,“不公不义之事有朝一日将被重新讨论与解决。”

(责任编辑:毕儒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