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戒严部队在执行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中开枪杀人，动用坦克、装甲车碾轧的暴行，大都已经为外界所知，但是，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完成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以后的暴行，还不太为外界所知，也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一问题。
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之后，各解放军戒严部队分头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各公安分局、公安派出所，主导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的工作。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成了解放军戒严部队的一项主要任务。
中共当局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不信任北京市的公安警察，他们了解情况，普遍同情学生运动，完全依靠他们，不可能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泄愤报复的心理需求，并为他们提供立功受奖的机会。
各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在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的过程中，普遍存在滥用暴力的情况，对被捕者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枪托、木棒予以毒打，导致不少被捕者死亡或伤残。
1989年6月4日，也就是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刚刚结束的时候，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已经开始对被捕的民众施行暴行，大量在清场前后被捕的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劳动人民文化宫遭到毒打，许多人受伤致残，山西大学电脑系学生高旭就是其中之一。1989年6月4日清晨5点30分过后，高旭本来已经随着学生队伍一起撤离了天安门广场，但由于有一个同学遗留了照相机，他于是自告奋勇返回去取，结果遭到解放军戒严部队的拘捕。高旭同其他被拘捕的八个人，全都被紧紧地捆绑在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外的柱子上。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用枪托没头没脑地砸他们，用点燃的烟头烫他们，把他们当成了泄愤的靶子。之后，他们被转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关押，进去的时候每个人又遭受了一顿“杀威棒”，全都被打得昏死过去，用冷水浇醒后继续再打。残酷的摧残，使得高旭遗留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一只眼睛几乎失明，脑部时时出现绞痛，每天都要靠服用止痛药度日。（注释1）
1989年9、10月间，笔者在北京暗地调查被捕者情况，了解到不少被捕者遭到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毒打的案例。在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进驻的第24集团军部队军人，将10多名被捕的北京体育学院（现为北京体育大学）学生视为“暴徒”，吊起来毒打，打得他们伤痕累累。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身强力壮，许多人在学生运动期间担任特别纠察任务，或作为学生领袖的“贴身保镖”。
在中国官方的宣传资料中，可以见到大量有关解放军戒严部队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的“赫赫成果”，随手就可以举出许多例子。
第40集团军步兵第118师“为了除恶务尽，确保首都的长治久安，他们又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配合公安机关抓暴徒。抓获动暴乱分子和进行打、砸、抢、烧、杀及流氓犯罪活动的暴徒531名。”（注释2）
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6师第347团特务连，在短短数天内抓获“暴徒”73人。
第65集团军步兵第193师于1989年6月中旬撤离天安门广场，进驻北京市海淀区，除了执行戒严执勤任务之外，全师官兵多次配合北京市海淀区公安部门追捕“暴徒”和“非法组织”成员，共同抓获了131名“暴徒”。
第24集团军步兵第70师步兵第208团于1989年6月中旬调防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配合公安机关抓获“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256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守备第7旅从1989年6月11日到7月底，抓捕“暴徒”79名。
北京军区炮兵第14师配合北京市公安人员设卡盘查，9次派出应急分队端“黑窝”，共抓获、收审非法组织骨干、打砸抢分子62人；查获携带反动宣传品、军用物资、凶器、子弹等非法分子1,106人；收缴反革命传单、录像带等25,000余份，军用品、凶器、枪弹358件。
第65集团军步兵第193师步兵第579团组成搜捕队，第2营营长刘阁云担任搜捕队队长，十二次出动擒拿“暴徒”，刘阁云事后获“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第26集团军步兵第138师步兵第412团于1989年6月5日组成防暴突击队，由第2营第5连连长袁荣华上尉担任队长，袁荣华在传达团指挥官的指示精神时说：“同志们，上级赋予我连担任团的防暴突击队，配合永外派出所开展抓暴徒、端黑窝的斗争。这是团党委对我连的高度信任。同志们，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虽然取得了初步胜利，但是，一小撮暴徒贼心不死，我们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斩草除根，坚决把他们消灭干净，为保卫共和国再立新功！”全连官兵听说要抓暴徒，群情激昂，人人摩拳擦掌，决心大干一场。在以后的10多天，袁荣华带领20名防暴队员，夜行昼宿，配合永外派出所抓获暴徒82名。（注释3）
第54集团军步兵第127师步兵第380团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后，奉命进驻天坛公园部署，配合公安部门广泛开展“抓暴徒、端黑窝”行动，狠狠打击隐蔽起来的“暴徒”和“反动组织成员”，彻底平息反革命暴乱。
从上述资料可见，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以后，解放军戒严部队分头进驻北京市各地，名义上是配合北京市公安部门工作，实际上是监督北京市公安部门，主导主导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的工作。
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以后展开的大搜捕行动，有大批的民众被捕，由于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主导抓捕工作，滥捕、毒打事件层出不穷，由解放军戒严部队移交给公安部门处理的被捕者，许多人伤痕累累，有的伤势很重。这种情况，连北京市公安部门都看不下去了，向上级反映情况，甚至表示，情况如果没有改善，不再接收解放军戒严部队移交的被捕者。
中共当局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后曾设立检举电话、信箱，鼓励人们检举“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许多不满血腥镇压行动的北京民众，藉机将支持血腥镇压行动的人作为“暴徒”、“动乱分子”予以检举。这些人一落入不分青红皂白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手中，照例先遭受一顿毒打，等到有机会张口分辨，早已是伤痕累累。
（注释1）参见尹进题为《六四凡人小事——记山西八九民运小人物》的文章，刊载于美国网络中文杂志《华夏文摘》文库。
（注释2）参见《“虎师”重返京华路——记荣立集体二等功的某师》，刊载于《共和国卫士——首都戒严部队英雄模范事迹汇编》一书。
（注释3）参见《子夜雄歌——记获“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的某部连长袁荣华》一文，刊载于《共和国卫士——首都戒严部队英雄模范事迹汇编》一书。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作者：吴仁华；责任编辑：李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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