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蘆笛
我早在舊作中就指出過，這血腥理論在道義上的是非姑不論，即以功利眼光視之，“六四”大屠殺也是愚不可及。
首先，宣佈戒嚴並調兵進城根本就沒有必要。鄧小平要收拾趙紫陽，效法毛澤東“因勢利導”，借力打力即可。他只須公開表態，支持學生提出的“反官倒”，歡迎並鼓勵他們揭發黨內的貪腐，然後由紀委宣布趙紫陽涉嫌包庇家屬搞官倒，實行“雙規”，再來一個陳希同式的“審判”，即可一勞永逸地搞臭老趙。只要他同時嚴格約束黨內保守派，不許他們再去刺激學生，則學潮遲早要平息下來。等到事態冷卻後，再在學校裡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把學生領袖和外國人接觸、進餐的秘密錄像拋出來，打成間諜，關進大牢就完了。到時候牆倒眾人推，學生們只會忙著洗清自己，哪還敢再生事？有什麽必要動用野戰軍大規模攻入城中、一路殺人？
“六四”凌晨，穿迷彩軍服的軍人衝上人民英雄紀念碑驅趕學生。
其次，屠殺根本就沒有達到“維穩”的效果，反倒使得政府徹底失去民心，黨內四分五裂，危機不是解決而是深化了。如果當時有外敵入侵，則人民一定會群起響應，中共立刻垮台。這人為激化的致命危機完全是靠和平的國際環境，慢慢拖過去的。
大屠殺更引來了保守派復辟蠢動。“六四”後，《人民日報海外版》讀來如同“文革”出版物。此後國家長期陷入“鳥籠經濟”的困境中，達到了國內外還債高峰，老鄧的個人威望也並未得到恢復。江澤民、李鵬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裡，公開在報上發表《問一聲是姓社還是姓資》，就連經濟改革都面臨流產之虞。這才逼得他效法毛澤東“以農村包圍城市，以諸侯壓制北京”，發表南巡講話，威脅“誰不改革誰下台”，把朱鎔基推上去作總理，把李鵬踢到人大去，這才總算勉強保住了經濟改革。再加上恰在此時發生的東南亞經濟危機，致使港澳台資本紛紛轉移到大陸，才幫助中國度過了難關。如果老鄧1992年前就死了，則今日中國肯定還在那困境中。
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傅高義代中共鼓吹的“屠民治國論”都根本不成立。
為何鼓吹“屠民治國論”？
我多次在舊作中表達過自己的感受，那就是西方對中國的態度與對前蘇聯很不一樣，採取了明顯的雙重標準，對毛澤東的態度比對希特勒、斯大林等人寬容多了。
作為大獨裁者，毛澤東無論是擁有的權力還是執政的年月（執政27年），都並不遜於斯大林（作為最高領袖執政29年），比希特勒則遠遠過之（執政12年），然而他的政績與兩人相比則判若雲泥。
希特勒廢除了不平等的凡爾賽和約，把德國從大蕭條中拯救出來，收復了失地，統一了歐洲的德語民族，洗雪了德國在一戰後蒙受的羞辱，恢復了德國的強國地位與尊嚴，在二戰中只用了五週時間便全面擊敗英法聯軍，命令法國政府代表在一戰德國戰敗後簽訂停戰協定的同一地點（貢比涅森林中的福煦車廂內）簽訂停戰協定，此後又令德軍在巴黎舉行盛大入城式。德軍按照一戰後法軍舉行的勝利閱兵式的路線進入巴黎，炫耀了德軍盛大的軍威，使法國蒙受了空前的羞辱。
斯大林則如丘吉爾所說，對內把俄國從一個“僅有犁杖”的農業國變成了數一數二的工業強國，對外則成了全世界的共產黨教皇，不但結束了蘇聯在國際上的空前孤立，而且在歷史上第一次把東歐諸國以及龐大的中國納入帝國勢力範圍，使得他直接和間接統治的人民數量佔了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毛澤東則在當政後無論在外交內政上都絕對服從斯大林指揮，完全徹底地為蘇聯的國家利益服務，因而斷送了民國政府自建立以來一直在進行的外交努力獲得的成果，使得中國在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後再度與蘇聯簽訂不平等條約，主動建議以條約方式肯定外蒙獨立，使中國“三北”直接成了蘇聯的勢力範圍，禁止第三國入境，而蘇聯的“合資公司”卻在當地擁有壟斷性的礦產開發權；蘇聯政府更在東北擁有軍事基地、戰略鐵路；蘇聯專家還擁有治外法權；更嚴重的是，中國實行“一邊倒”並介入韓戰，與文明世界為敵，把自己毫無必要地捆在蘇聯的戰車上，招致國際上的空前孤立，被關在聯合國門外幾達30年，因此喪失了二戰獲得的大國強國地位，淪落到連印度都不如（這是中共資深外交家何方的客觀評價）。在內政上，毛澤東不但屠殺了大量“地富反壞”，整肅了百萬“右派”，更在斯大林死後標新立異，發明了“三面紅旗”，弄出個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來，使得國家遭到了比抗戰還慘烈的損失，工農業全面崩潰；在剛剛緩過氣來後又把全國投入空前的動亂。直到他死後大眾才得安寧，國家也才獲得了一線生機，真正應了“慶父不死，魯難未已”的古話。
然而奇怪的是，西方輿論特別是傳記作者們對毛卻網開一面。我看過的希特勒和斯大林傳記的作者，沒誰不對傳主深惡痛絕。在西方，這兩人似乎成了“evil”的同義語，而毛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改革開放前西方出的毛傳多有歌功頌德者，改革開放後中國人民遭受過的苦難雖然傳到了西方，但傳記作者諸如索爾茲伯里仍然筆下留情。除了黎安友曾在李志綏回憶錄序言中指出毛的“令人難以思議的愚蠢”外，至今無人指出，毛的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僅僅是邪惡，更是驚天動地的愚昧。他之所以能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的苦難，正是因為他代表著幾千年痞子反智主義傳統的積澱與結晶。例如蘇聯和中國都發生過大饑荒，但蘇聯發生的飢荒是斯大林冷靜設計的結果，目的是要讓反抗集體化的農民們投降，為此他命令格伯烏搶走農民的種子糧，並在國外大量拋售穀物。而毛雖然也搶走了農民的種子糧，也在國外大量拋售穀物，卻是因為他蠢到相信了一畝地能產幾十萬斤糧，農民的糧食多到吃不完。（《新史記》11期）
首先，宣佈戒嚴並調兵進城根本就沒有必要。鄧小平要收拾趙紫陽，效法毛澤東“因勢利導”，借力打力即可。他只須公開表態，支持學生提出的“反官倒”，歡迎並鼓勵他們揭發黨內的貪腐，然後由紀委宣布趙紫陽涉嫌包庇家屬搞官倒，實行“雙規”，再來一個陳希同式的“審判”，即可一勞永逸地搞臭老趙。只要他同時嚴格約束黨內保守派，不許他們再去刺激學生，則學潮遲早要平息下來。等到事態冷卻後，再在學校裡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把學生領袖和外國人接觸、進餐的秘密錄像拋出來，打成間諜，關進大牢就完了。到時候牆倒眾人推，學生們只會忙著洗清自己，哪還敢再生事？有什麽必要動用野戰軍大規模攻入城中、一路殺人？
“六四”凌晨，穿迷彩軍服的軍人衝上人民英雄紀念碑驅趕學生。
其次，屠殺根本就沒有達到“維穩”的效果，反倒使得政府徹底失去民心，黨內四分五裂，危機不是解決而是深化了。如果當時有外敵入侵，則人民一定會群起響應，中共立刻垮台。這人為激化的致命危機完全是靠和平的國際環境，慢慢拖過去的。
大屠殺更引來了保守派復辟蠢動。“六四”後，《人民日報海外版》讀來如同“文革”出版物。此後國家長期陷入“鳥籠經濟”的困境中，達到了國內外還債高峰，老鄧的個人威望也並未得到恢復。江澤民、李鵬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裡，公開在報上發表《問一聲是姓社還是姓資》，就連經濟改革都面臨流產之虞。這才逼得他效法毛澤東“以農村包圍城市，以諸侯壓制北京”，發表南巡講話，威脅“誰不改革誰下台”，把朱鎔基推上去作總理，把李鵬踢到人大去，這才總算勉強保住了經濟改革。再加上恰在此時發生的東南亞經濟危機，致使港澳台資本紛紛轉移到大陸，才幫助中國度過了難關。如果老鄧1992年前就死了，則今日中國肯定還在那困境中。
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傅高義代中共鼓吹的“屠民治國論”都根本不成立。
為何鼓吹“屠民治國論”？
我多次在舊作中表達過自己的感受，那就是西方對中國的態度與對前蘇聯很不一樣，採取了明顯的雙重標準，對毛澤東的態度比對希特勒、斯大林等人寬容多了。
作為大獨裁者，毛澤東無論是擁有的權力還是執政的年月（執政27年），都並不遜於斯大林（作為最高領袖執政29年），比希特勒則遠遠過之（執政12年），然而他的政績與兩人相比則判若雲泥。
希特勒廢除了不平等的凡爾賽和約，把德國從大蕭條中拯救出來，收復了失地，統一了歐洲的德語民族，洗雪了德國在一戰後蒙受的羞辱，恢復了德國的強國地位與尊嚴，在二戰中只用了五週時間便全面擊敗英法聯軍，命令法國政府代表在一戰德國戰敗後簽訂停戰協定的同一地點（貢比涅森林中的福煦車廂內）簽訂停戰協定，此後又令德軍在巴黎舉行盛大入城式。德軍按照一戰後法軍舉行的勝利閱兵式的路線進入巴黎，炫耀了德軍盛大的軍威，使法國蒙受了空前的羞辱。
斯大林則如丘吉爾所說，對內把俄國從一個“僅有犁杖”的農業國變成了數一數二的工業強國，對外則成了全世界的共產黨教皇，不但結束了蘇聯在國際上的空前孤立，而且在歷史上第一次把東歐諸國以及龐大的中國納入帝國勢力範圍，使得他直接和間接統治的人民數量佔了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毛澤東則在當政後無論在外交內政上都絕對服從斯大林指揮，完全徹底地為蘇聯的國家利益服務，因而斷送了民國政府自建立以來一直在進行的外交努力獲得的成果，使得中國在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後再度與蘇聯簽訂不平等條約，主動建議以條約方式肯定外蒙獨立，使中國“三北”直接成了蘇聯的勢力範圍，禁止第三國入境，而蘇聯的“合資公司”卻在當地擁有壟斷性的礦產開發權；蘇聯政府更在東北擁有軍事基地、戰略鐵路；蘇聯專家還擁有治外法權；更嚴重的是，中國實行“一邊倒”並介入韓戰，與文明世界為敵，把自己毫無必要地捆在蘇聯的戰車上，招致國際上的空前孤立，被關在聯合國門外幾達30年，因此喪失了二戰獲得的大國強國地位，淪落到連印度都不如（這是中共資深外交家何方的客觀評價）。在內政上，毛澤東不但屠殺了大量“地富反壞”，整肅了百萬“右派”，更在斯大林死後標新立異，發明了“三面紅旗”，弄出個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來，使得國家遭到了比抗戰還慘烈的損失，工農業全面崩潰；在剛剛緩過氣來後又把全國投入空前的動亂。直到他死後大眾才得安寧，國家也才獲得了一線生機，真正應了“慶父不死，魯難未已”的古話。
然而奇怪的是，西方輿論特別是傳記作者們對毛卻網開一面。我看過的希特勒和斯大林傳記的作者，沒誰不對傳主深惡痛絕。在西方，這兩人似乎成了“evil”的同義語，而毛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改革開放前西方出的毛傳多有歌功頌德者，改革開放後中國人民遭受過的苦難雖然傳到了西方，但傳記作者諸如索爾茲伯里仍然筆下留情。除了黎安友曾在李志綏回憶錄序言中指出毛的“令人難以思議的愚蠢”外，至今無人指出，毛的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僅僅是邪惡，更是驚天動地的愚昧。他之所以能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的苦難，正是因為他代表著幾千年痞子反智主義傳統的積澱與結晶。例如蘇聯和中國都發生過大饑荒，但蘇聯發生的飢荒是斯大林冷靜設計的結果，目的是要讓反抗集體化的農民們投降，為此他命令格伯烏搶走農民的種子糧，並在國外大量拋售穀物。而毛雖然也搶走了農民的種子糧，也在國外大量拋售穀物，卻是因為他蠢到相信了一畝地能產幾十萬斤糧，農民的糧食多到吃不完。（《新史記》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