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

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 ----我为何在《天安门》制作人的呼吁书上签名

作者：王力雄

最近，拍摄了纪录片《天安门》的美国长弓纪录片制作组（下称“长弓”）发出呼吁（见附件），谈及他们正遭受一场可能被耗尽资财而倒闭的诉讼。提起诉讼的是一家有财力的美国公司，公司总裁正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学生领袖柴玲。长弓呼吁书从维护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角度，希望得到签名支持。

我签了名。

我之所以签名，不在于我能断定诉讼的具体是非，我对美国法律不懂，对被立案的商标侵权更是外行。我签名是出于这样一种看法----必须允许对天安门运动的反省。

对《天安门》影片如何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是需要看到它是在进行反省，而且是迄今对那场运动的主要反省。我们应该支持这种反省，而不是站到反省的对面。这里所说的“我们”，是指站在天安门运动一方谴责当局镇压的所有人，因此这个“我们”应该既包括柴玲，也包括《天安门》的制作人。

我们对天安门运动的态度，长期局限在两个方面，一是赞美运动，二是谴责当局。赞美和谴责都是应该的，但不能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主要的。专制权力不会因为谴责而改变，这我们早已看到。而停留于赞誉，对我们又有多大意义？那种与不容批评联系在一起的赞誉，只是另一种“伟光正”，同样让人厌恶。对我们而言，更有意义的是对自身的反省，通过反省发现我们的错误，思考如何做得更好。这种反省即使不能改变历史，至少还可能改变未来，而且这可以由我们自己把握。

天安门运动有没有可以反省之处？从六四后的海外民运可以看得很清楚----当那场运动的各路领袖在自由世界云集，却把民主搞得一团糟，把民运从全球瞩目的巅峰搞到今日众人绕行的泥潭。二十年过去，当年用“年轻”为理由所原谅的，并未随年轻步入中年甚至老年而消失。领袖们如此，怎能让人相信运动本身无需反省？若是运动当年继续下去，后来民运发生的种种，可想也会在运动中显现（其实当时就已存在），并且放大多倍。

不容批评，不自我反省，正是民运的主要特征。柴玲状告长弓只是一例。对天安门运动的神化，让当事人不容他人批评，反过来也让他人可以抹黑当事人（只要发现其不符合神化）。说《天安门》影片破坏了柴玲形象，其实只是破坏了一个被神化的形象，并未破坏她作为普通人的形象。她在影片中有不少光彩照人的画面，称得上 “硝烟中的甜美”。虽然她对记者的哭诉有些做作，但是那么年轻的女孩突然变成全球焦点，不做作才不正常。谁在年轻时会有宠辱不惊的定力？至于她说了不想死，那又算什么，哪个20多岁的孩子想死？众多对柴玲的批评，其实也是出自神化角度----她自己不想死，却“期待的就是流血”，让“广场血流成河”去擦亮中国人眼睛，柴玲的这种说法固然不够高大全，但是若能深入多数政治人物的内心，他们在同样时刻很可能也和柴玲想得一样。只不过那些人老练圆滑，不往外说，而1989年的柴玲比较朴实，不但说了，还对着摄像机。

但是今日有了钱的柴玲，开始着手打击破坏了她神化形象的长弓，这才显示出真正问题。她控告长弓损害名誉未被法院受理，说明损害名誉不成立，只是损害了她想维持的神化----完美、不容置疑、却不真实。不过仅限如此，也算一种可以理解的个人意愿，无可厚非。但是当损害名誉告不成，还要用商标侵权的诉讼耗尽长弓的有限资财使之垮掉，就透露出整人和报复的用意。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能用金钱扼杀言论自由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会不会用权力去做同样的事？

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思考，倘若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有可能变得和他们反对的共产党一样，意味着什么？这其中暴露的危险，需要我们更深地追究，民主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民主代表者为何会这样？以民主为旗的天安门运动，自身是否找到了民主？而中国到底应该实现什么样的民主，以及怎样获得真正的民主保证？这些问题，都不是简单地用民主两个字就可以回答的。我们必须正视和发现民主光环背后任何可能的不良，潜在的专制，领袖的不端，以及人性的危险。正因为我们对民主寄予厚望，把自己与后代的未来托付给它，也就应该更加尖锐无情、不留情面地对其审视和追究。

但是我们没有做，或是做得很少。

我们的感情陷得太深，或者我们有太多东方式的纠葛。长弓的外国人做了，虽然做得不一定足够，也不一定都合适，可以有不同意，却应该感谢、至少也要尊重他们。他们使我们思考，是在帮助我们。而那些指责影片不该针对柴玲的各种理由，说到底是一种对反省的回避，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找到不被针对的理由，而没有针对的反省又如何进行？尽管柴玲那时年轻，却是天安门运动的代表形象，被反省涉及乃是其应得其所。享受桂冠的同时也得承受鞭笞，这就是公众人物的命运。而从另一角度，假若柴玲没有目前行为，说影片不该针对她倒也可以同情，然而正是她想搞垮长弓的诉讼，反倒显出了《天安门》以柴玲为剖析对象的预见性和必要性。

把柴玲说成弱者而反对《天安门》的，同时也是不容反省天安门运动的理由。因为天安门运动是弱势方，是无权者的反抗，是被镇压和流血的。但如果我们不是永远期待失败，不妨想想相反的可能，即假若有一天能成功呢？那么当初回避反省会带来什么后果？也许所有缺点在弱者身上都不构成威胁，但是弱者有一天变成了强者，缺点的存在就会立刻成为现实的威胁。在我们以往的历史中，小人物摇身而成暴君的故事难道还少吗？

至于具体的反省内容，当然可以讨论。譬如我就不觉得领袖品德是主要问题，也不认为可以用非理性来责怪群众，更不同意所谓民智未开是失败根源。在我看，真正的根源正是让领袖品德败坏、让群众趋于极端、让民智呈现未开一面的民主模式。责任不能归咎于人民，因为不能要求人民适应民主模式，而只能是民主模式去适应人民。当民主模式不适应人民而失败时，却得出必须等待人民适应了模式再行民主的结论，完全是本末倒置。那些停驻于只能启蒙的感叹，也是这样一种思路。

我所说的反省天安门运动，不是对人对事的责怪和抱怨，重要的是找到能够制约领袖行为、提炼群众理性，又可以让人民智慧生发而非局限放大的民主模式。民主价值是普世的，民主模式却不可能普世，因为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历史与文化，只能用不同模式去适应。若是从这方面反省，主要的责任者便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当年那些两手空空搬弄教条，现在仍未找到自己的精英们，无论是鼓吹实行民主的，还是断言没有条件的，二十年来仍在咀嚼他人的冷饭。

正是因为没有对天安门运动深入反省，二十年后的我们仍然在原地打转。即使今天再出现一次那样的运动，谁敢保证我们有能力跳出二十年前的覆辙？放眼环顾，当年绝食的孩子们今何在？办了六四绿卡的十数万俊杰为谁忙？知识分子蝇营狗苟于精英联盟分羹，中国向何处去的百年提问却依然迷茫，而各种危机一天天加深。这令人唏嘘的二十年轨迹，那么多沉沦，那么多背弃，那么多迷惘与无奈，而除了赞美与谴责，又能不能让我们深入自身，面向自己，多一点反省呢？

走出过去，走向未来----我在长弓呼吁书上签名，也是为了表达这样一种希望。

2009-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