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殺激起了國際社會的强烈反應，中共政權空前孤立。即使在前「社會主義陣營」，也祇有朝鮮的金日成和古巴的卡斯特羅跳出來支持中共的法西斯暴行。在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蘇聯，葉利欽要求蘇聯政府召回駐中國大使。法國國民議會議長法比尤斯的話集中代表了西方民主國家的義憤，法比尤斯說：「中國政府的行為是對整個人類尊嚴的冒犯」。
可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從歐洲傳來了一個令人厭惡的聲音，民主德國人民議院公開發表聲明，對中國政府的行為表示「支持和理解」；由於它是以國家政權的最高形式──人民議院的名義發表的聲明，所以十分引人注目。人民議院的聲明說：「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友好的兄弟國家，兩國在十月都將各自迎來建國40週年的大典，人民議院的議員認為：在目前情况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黨和政府希望通過政治手段解決問題的意圖受到違憲勢力的阻礙，因此人民政權被迫使用武裝力量維持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造成了人員傷亡，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人民議院將北京事件看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反對任何形式的外國干預。民主德國人民議院的代表堅信：中國政府和人民會共同努力澄清事實，繼續走在40年前自由選定的社會主義道路上」。
民主德國人民議院的這份聲明，顛倒黑白，助紂為虐，宣示了中德兩國關係史上最可耻的一頁。這份聲明，在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刻，深深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當時，中共開動所有宣傳機器，一遍一遍地不厭其煩地播放這份聲明，以為其法西斯暴行尋找合法性依據。
民主德國在八十年代末已經發生了巨大的社會變化，人民不滿的情緒日益高漲，很多民主運動的組織如雨後春筍，民主運動轟轟烈烈，早就成為政府的一塊心病。北京發生的血腥事件，使東德官方和民間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一九五三年的六．一七事件，當時在民主德國由工潮演變成全民抗爭，人民的民主訴求遭到了蘇聯坦克的殘酷鎮壓，有125人被打死，2300多人被捕入獄，18人被處決。獲得諾貝爾獎的德語作家貢特．格拉斯在《我的世界》裏記錄了這一天並指出有數目不詳的蘇聯士兵因拒絕向民眾射擊而被槍決。東德國家領導人依然籠罩在過去的陰影中，他們想以支持中國政府鎮壓的方式向本國民眾發出一個明確的警告。當時的黨領導人埃貢．克倫茨在六四過後立即飛往北京，和中國尋求在外交政策上的共同立場。
民主德國的聲明發表後，在東德引起了許多知識份子和學者的强烈不滿，他們大部份人對於德國統一社會黨的立場表示吃驚和震驚。位於德國東柏林的洪堡大學歷史系教授海德里希．奧古斯特．溫格勒回憶說：「這是民主德國政府發給其民眾的一個信號，支持中國的鎮壓是為了威嚇本國人民。但是這在統一社會黨內部引起了很大的疑惑和失落。我記得我當時在萊比錫講座的時候，和東德的歷史學家們談起人民議院的決定，徵求他們的看法，他們要麼沈默，要麼藉口還沒有讀不予答復。這表明有許多人並不支持國家的決定，甚至有許多統一社會黨的黨員都沒有緊跟黨的路線」。
民主德國的這一公開聲明同時也在聯邦德國和國際社會引起了强烈的反響，人們在反復琢磨統一社會黨的幕僚們到底想要做甚麼？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魯道夫．瓦格納教授回憶道：「當時基本上所有德國的學生、學者和跟中國有關係的人，都認為東德政府的舉動完全不可以同意。當時東德有很多人從西方的電視台看到了北京天安門廣場慘案的全過程，他們知道政府也可能這樣做。所以他們在以後的示威活動中，第一保持安定，以避免武力；第二希望東德政府中有一些人看到天安門大屠殺在世界上引起的强烈反應及其嚴重後果，期望東德政府不用一樣的做法和壓力對付東德的和平示威活動」。
東德有一批知識份子和人權組織一方面組織人們去東柏林中國使館門前示威遊行，另一方面展開個人攻勢，試圖對東德的內政施加影響。比如當時萊比錫交響樂團國際著名指揮家庫爾特．馬蘇爾看了電視就努力避免在東德發生這樣的衝突。他決定做東德領導人的工作，做自己能作的事。他對昂納克說：「我完全希望你不要做跟中國同樣的事」。受西方文明强大影響的東德斯大林份子，畢竟不同於東方的專制魔王，同時他也瞭解到，東德領導人私下裏認為「中國政府的行為完全像一隻失去了理智的野獸」。
原民主德國的中國留學生對天安門事件的反應平淡，因為東德國家電視台和中國政府以及中央電視台站在同一立場上，使得他們無法真正瞭解發生了甚麼事情。原聯邦德國波鴻魯爾大學學生會主席錢越軍回憶說：「派到東柏林的留學生極少，並完全在中國使館的控制之下，他們所聽到的全部是中國官方的報道，他們本身不是很清楚北京到底發生了甚麼」。與此相反，在聯邦德國的中國留學生對民主德國政府愚弄輿論、向民眾隱瞞真相的做法十分不滿；特別對民主德國政府全套照搬中央電視台的新聞節目，而且通過人民政權的最高機構向世界公開宣布支持中國政府的做法非常氣憤。
他們派了三個學生寫了抗議書趕到東柏林，把抗議書遞交給民主德國的內政部和外交部，當時內政部拒絕接受，學生們把抗議信投到內政部的信箱裏；外交部接受了。三人在回西柏林時在東德海關被扣留並被調查，最後還是放回來了。民主德國武裝力量對在中國使館門前進行請願的民主人士沒有採取暴力手段，而僅僅是將請願的人士拘留不到12個小時後釋放，並罰款200到600馬克不等的治安管理處罰金。兩德統一後，這些民主人士和曾從西柏林到東柏林請願的中國留學生曾經到東德調閱當時的檔案，卻沒有在秘密警察的擋案中找到他們的相關資料。
現德國聯邦議會基層民盟代表原東柏林教區牧師萊納．埃伯曼這樣解釋東德軍警的做法，人民議院雖然通過了支持中國政府的決議，但實際上他們嚇慌了，色厲內荏；政府變得不知所措，更加謹慎。一九八九年已經有了第一批民運組織，但政府十分不願意直接與人民發生衝突，政府也不願意由於行動激怒西德，因為在危機時刻能够提供支援的不是蘇聯盟友而是西德同胞。克倫茨堅持中間路線，還因為害怕使用中國方案發生內亂，同時戈爾巴喬夫也不會允許民主德國使用中國方案，因為這樣會打亂他的設想。所以，統一社會黨的領導層清楚地考慮到如果使用武力會使局勢複雜化，並不一定得到蘇聯的支持。蘇聯的態度使在萊比錫10月9日的遊行沒有受到軍隊的干預。出於這麼複雜的原因，可以說中國夏天發生的事件對東德秋天發生的和平革命起了積極的影響。
萊納．埃伯曼牧師當時在聖瑪利亞教堂為中國死難學生做紀念彌撒，人們獻上了白花，並且用漢語寫著「我們思念你們，我們與你們同在」。許多東德的普通居民來到教堂，加入悼念的隊伍，他們沒想到共產黨在中國會走到這個地步，愈發意識到社會主義制度已經難以維持，因而積極投入到民主運動當中。以為對民眾的要求讓步就可以保持政權，僅僅是一種幻想，幻想屬於沒落的專制政府，民主德國也不例外。
一九九零年六月，民主德國第一次通過全民公開選舉產生的人民議院發表了第二份關於六四的聲明：「對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的聲明表示公開道歉，人民議院全體成員，對死難者表示深切哀悼」。中國政府對海外的幾乎所有華語電台進行强大干擾，力圖阻斷這條消息的傳播，至使大部份中國人至今不知道民主德國人民議院關於六四的第二份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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