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
出生于西安市。
1986年
毕业于西安市第一中学，同年考入北京航空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989年
3月,写作“凤凰涅磐”一文，提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要靠生活的改变，文化批判改变不了文化，对于当时知识界中盛行的“绕开现实政治的险滩去鞭挞祖坟”的传统文化批判提出批评。
4月,写作“我们的呼吁”大字报，呼吁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执政党地位抱充分信心，革除宪法中“四项基本原则”，坚定不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与北航学运积极分子发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学生的罢课抗议活动。
代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自治会”参加“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并作为常委院校代表参加“北高联”常委会。
5月,北京高校提请对话代表团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递交对话要求，时为北京高校提请对话代表团副领队（领队王超华，副领队王丹，郑旭光）。
作为“北高联”代表参加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在统战部与尉健行，阎明复，李铁映的对话会。
作为“北高联”代表参加北京高校绝食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与李鹏(时任国务院总理），阎明复见面会。
北京高校部分学生绝食期间，代表“北高联”出面组建“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并出任第一任总指挥至戒严后 。
6月,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称“北高联”煽动组织北京“反革命暴乱”，对北京学运骨干人员全国范围公开通缉，通缉本人在内的21名学生。
1990年
北京市中级人民检察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聚众扰乱公共秩序”“非法越境”三项罪名起诉本人，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内部审理（未通知家人）， 由于不能接受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律师的有罪辩护，当庭辞退指定律师后独立辩护。在法庭辩论中提出：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中所说的“北高联组织煽动反革命暴乱”纯属“无稽之谈”，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指出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写入宪法“就是从宪法上剥夺了人民对执政党的选择权”；将中共总书记也说不清楚的“社会主义”写入宪法是“滑天下之大稽”。
1991年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阻碍戒严部队车辆通行”判定本人犯有“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
服刑期间，通读了汉译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品，了解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同时阅读了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为从社会民主主义到自由民主主义的思想转型作了预备。
1993年
由本人主持，马少华作主题发言， 就东欧“1989年－1993年”期间的民主转型问题，部分知识分子与持不同政见者于西安参加“东欧与中国”民间讨论会，并将会议内容公之于世界媒体，在我的记忆中，这是64事件后中国国内知识分子与持不同政见者的首次公开发出的群体异见声音。
与89民运人士马少华，李贵仁发起“团结保护人权运动”，提出以“合法”“公开”的方式，诉诸于法律和舆论，团结保护人权。
参与“和平宪章”签名。
被北京市公安局非法拘押（不出示证件，无法律手续）于北京市看守所，绝食四天四夜。
被西安市公安局以“非法组织”名义“收容审查”。
在西安市公安局看守所关押期间 ，因为当面口头抗议“管教”王福文入监室无故殴打其他人犯，被王福文等几个恶警反剪双臂，扎上土制手铐以警棍倒地暴打。之后投入死刑待决犯监室，后王福文又单独入监室狠打几十警棍， 背拷持续了四天四夜，致双臂几近残废。
在人权活动人士的积极努力之下，在国际舆论压力之下，3个月后被释放。
1994年
读费正清主编的剑桥版晚清史和中华民国史，发现过去官方叙述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是被严重遮蔽，污染和混淆颠倒的。
1995年
因为涉及“呼吁宽容”及“纪念六四六周年”签名， 再次被收审一月。
1996年－－2001年 在民营企业从事策划，营销，管理工作。系统从事公司治理实践和研究。
2002年--2003年
移居北京，潜心研究巴菲特为代表的价值投资理论和公司治理思想， 对中国大陆上市公司进行投资价值研究。
2004年
六四十五周年，于北京家中接受《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潘公凯专访。
2005年
接中共中央办公厅“赵紫阳同志治丧工作小组”通知，参加赵紫阳先生遗体告别仪式。
参加海外“六四亲历者赵紫阳追思会”电话会议。
于北京大学“共同成长”沙龙作主旨为“中国当代体制外社会的生成”讲座。
于葵花社作“论自由”的主题讲演。
全面通读并接受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侧重于以哈耶克思想角度对中国“真问题”的研究。
自89年64事件以来，因为从事争取中国人权和自由民主事业，本人先后三次坐牢，拘押于六个看守所，十六年来被大陆政府监视监控，深知个人自由的可贵，并将国人之自由当作毕生追求之事业。
本人现居北京，民间思想家，股票投资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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