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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29日星期日

Posted by FreeChina on 06/03/2018

有些事绝不能遗忘，有些话不得不说。可是在这样一个功利追星、娱乐至死的世代，太多不该遗忘的事情被遗忘，太多应该说的话没人说，太多的伤痛留在了这些本来绝不该被自由阳光遗忘的受难者心头——即使他们是那样的高尚善良，即使他们遭受了太多的迫害和苦难，即使他们正是为了苟活至今的我们才挺身而出的。

十六年前的今天，北京（也包括全国各地）的社会各界良心人士，包括市民、工人、干部、学生，为了阻止戒严部队入城血腥屠杀无辜学生和知识分子，甚至还怀着对人民子弟兵及共产党的善良幻想，自发地赶赴各个交通要道，企图凭着自己的血肉之躯，手无寸铁地劝阻戒严部队入城屠杀——结果不言而喻，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倒在了刽子手的枪口下，死不瞑目地成为了“六四死难者”；另一部分人受伤致残，侥幸留下一条活命，这么多年来一直艰难屈辱地活着，成为“六四伤残者”，如齐志勇、方圆、庞梅青、黄林、张斌；还有很多人侥幸逃离屠杀现场，却在“秋后算帐”和举报中，成为“反革命六四暴徒”，被抓进各地监狱重判快判，刑期或长或短，有期、无期、死缓，甚至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成为“反革命暴乱”的替罪羔羊——更加悲惨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十六年来，这至少六、七百人以上的“六四暴徒”群体，孤苦无助地承受了无尽的苦难，却几乎被我们遗忘贻尽。

在这些被自由阳光遗忘的“六四暴徒”中，有的笔者亲自接触过，有的是根据多年的访谈记录下来的。现将这些残缺不全的案例公布如下：

（一）北京师范大学的赵刚、许敬、史虹挥等学生，他们仅仅因为把市民捡来的枪支展览（后来交给了学校的保卫部），就被诬告为“反革命暴徒”，打入牢狱：赵刚被判刑五年，江苏高考状元许敬被判刑十年，史虹挥被关了一年后释放。目前，赵刚和史虹挥都在北京生活，许敬到江苏服刑后，现况不详。

（二）北京一个化工厂的青年工人齐辉，“六四”后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时，正好与我在２０４号楼１９监号一起关过两个月时间。他因是“六四暴徒”，长时间被带着十几斤的大号脚镣。据齐辉在秦城监狱时跟我讲，他在被押送到秦城监狱途中时，还被戒严部队战士从军车上拖到野地里，毒打之后又浇上汽油准备活活烧死，后经他苦苦哀求，加上又有人来了，才免得一死。调整监号后，我就再没有他的消息，只是听说齐辉又被转监狱了。

（三）孙传恒、刘子厚、胡忠喜、李宝芹、侯军，被以“反革命持械聚众叛乱罪”判处重刑，当时这种罪名并不多见。孙传恒是“工自联”骨干，被判最重，无期徒刑，属于“六四反革命”之中刑期最长的之一。在难友眼中，他为人谦和，勤学不辍，又是硬骨头，多次和韩罡等“反革命”抗议劳改产品出口，向狱方提出改善狱内政治犯待遇的问题。孙传恒常讲：“我们的权利是争来的，不是恩赐来的。”这些年孙传恒身体很瘦弱，患有腰椎病、肠结核、贫血等综合病症。他的父母年纪都很大了，每月依靠４、５百元的退休金，除去交房屋、水电费和看望狱中儿子的开销，所剩无几。

（四）董盛坤，原是北京一家印刷厂的工人。“六四”那天，董盛坤正赶上下夜班回家，半路上见到处是火光冲天，到处是喧闹的人群，到处是人们的哭喊声，他被惨烈场面惊呆了。当时，他最惦记的，就是家中的妻子和刚刚降生不久的孩子。于是，他不顾一切冲开杂乱的人群，骑着自行车飞快地往家赶。但是，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他遇到了一队军人。拥挤在道路上的人群还没有反应过来，军人们已经向着密集的人群开火了，许多人倒下了。董盛坤当过兵，知道一些军事常识，为了保护自己，他没有跟着人群乱跑，而是甩掉自行车卧伏在路边的花坛中。枪声停了，军人走了，他才从地上爬起来，狂奔进一条胡同，坐在街上的一个门楼下面歇斯底里地狂笑不止……没过几天，董盛坤就被抓走了，罪名是放火烧军车，证据是据说有一个公安特工记下了董盛坤的自行车牌号。为了不死在大兵毒打之下，他也只能屈打成招。最后法官留情，把董盛坤判了个死缓，留了一条命。终日生活在恐怖环境中１６年，董盛坤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人格未变，他家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崇文区龙潭西里１６楼３单元８号。提起往事，他仍然感到不寒而栗。

（五）刘玉生，北京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人。刘玉生平时就是一个热心人，“６４”时就更呆不住了，用他的话讲：“解放军都围在城边上了，作为一个北京市民怎么着也得尽一份力！”谁都没想到的屠杀终于发生的时候，刘玉生也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头顶上密集的子弹，不时划过漆黑的夜空；街头到处都是隆隆的坦克声。军队过后，道路两侧的墙壁上布满了弹孔。一些瘫痪了的装甲运兵车、坦克车还停在路边。军人早已随着大部队跑掉了，只有上面的机关枪还可怕地对着街头的市民。为了不使这些武器成为杀人凶器，他和一些市民一起把机关枪从坦克车上卸下来，扔在了路边。没过几天邻里举报，他就被军人们抓走了。当时，军人们对待“暴徒”的态度是“往死里打”，他也只能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交待”了自己的“罪行”，他被定为“破坏罪”，判处有期徒刑１４年。关押在第一监狱时，由于生存条件恶劣，他身上多处腐烂，最大的患处直径达１２厘米，难友们只能自己“治疗”——方法是：先让几个人把他按住，然后由“主治大夫”用捡回的碎玻璃把他患处的烂肉刮掉，直到见到粉色的新肉；最后，在整理好的伤口上涂上食用盐，用卫生纸缚住，“手术”就算完成，几天后他的伤口竟然奇迹般痊愈了。９８年，刘玉生又大病一场，命最后保住，但小脑被摘除了。至今他依然认为，“六四”那一晚他做了这一辈子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六）“苗大侠”，因为烧军车被以“反革命破坏罪”一审判处死刑，二审死缓，在监狱里曾经有一次被管教武警长时间用七根电棍电击而死不屈服，因此被难友们尊称为“苗大侠”，真名反而记不住了。

（七）王稼祥，年龄最大的“六四暴徒”，出于义愤，七十多岁的老人参与了烧军车的行为，被以“反革命破坏罪”判处死缓，１９９７年八十多岁时死于北京第二监狱。

（八）朱文义，因烧公共汽车阻止戒严部队入城，被以“反革命破坏罪”判处死缓，关押在北京二监。

（九）张燕生，因为在家里抄出几件军衣，被以“抢劫罪”判处无期。

（十）高亮，因为用砖头砸烂军车玻璃，被以“反革命破坏罪”判处无期徒刑。

（十一）蒋生，因为在家里抄出一些军用设备，被以“抢劫罪”判处２０年有期徒刑。

（十二）孙燕才两兄弟，家住大兴县，因为用石头砸入城戒严部队，被交通摄像机拍到，被以“破坏罪”，一个判处十七年，一个判处十五年。

（十三）路洪泽，一个所谓“六四暴徒”，１９９８年４月突然生病，没几天就含冤死去（１９９８年４月１８日）；

（十四）另外，还有孙伯光、刘洪、宗景山等等被称为“六四暴徒”的数百名良心犯……

据从北京市各大监狱服刑出来的韩罡、王国齐、陈晏彬、刘京生、康玉春等政治犯难友回忆，北京市各个监狱服刑的所谓“六四暴徒”，加起来最起码不下六、七百人之多。单是在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５日，中国政府为了便于对“反革命暴徒”的管理和改造，就把１００名“六四暴徒”，从北京第一监狱转到了新建的北京市第二监狱。从此，一般只关押十年以上重刑犯的北京市第二监狱多了个通称为“暴徒队”的犯人中队，长期关押有１２０个至１３０个“六四暴徒”，进行集中劳动改造。而在北京市监狱管理局茶淀分局，由十四个小监狱组成的监狱群中，还有三、四个所谓“暴徒队”，每个队一般有１４０个至１６０个“六四暴徒”，都是被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另外再加上已经被枪毙的“六四暴徒”，如“六四”几天后即被判处死刑、立即枪毙，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全国直播的七个“反革命暴徒”，分散关押在北京其他各个监狱的“六四暴徒”，以及许多“失踪”的学生市民和关押在全国各地的“暴徒”，不知道所谓的“反革命暴徒”到底总数有多少了！

必须指出，目前真相被捂得死死的，远远没有揭示出来，笔者上述记载的，也只是遍及全国的众多所谓“六四暴徒”、“反革命暴徒”中极少的二十多个人而已。由于笔者无法去司法部门查找资料，只能找刚出监狱的政治犯了解情况，而政治犯与“六四暴徒”又是分开关押的，所以他们的接触面也有限，并且记忆也可能不准确。网络上也仅有韩罡、韩东方等人写的几篇相关文章，更多的受难者需要被人们所记录。而真相大白之日，恐怕得等到民主中国实现之后了。

记得一九八九年我刚进长春铁北监狱时，抗议一个监狱管教无端殴打同号刑事犯，当即被他暴声喝问：“你是什么人？”我回答说：“我是大学生！”那个凶猛如野兽的“政府”即狞笑道：“好啊，又一个反革命暴徒！”六个管教、武警拖我出监号，拳打脚踢枪托砸，真的把我“屎都打出来了”，奄奄一息，后来他们才把我拖回监号，象死人一样扔在地上，扬长而去。及至后来被转送到秦城监狱单独关押，孤独难耐时大喊：“管教啊，再派一个暴徒来陪我吧！”博了难友们一笑，还被王丹先生写进《秦城回忆录》里，我也绝不以被管教贬斥为所谓“反革命暴徒”为耻。

这些人数众多的“六四暴徒：存在以下几个共同特点：

一、他们仅仅出于良知道义，做了一些义愤之下的勇毅之举（甚至许多人还是被刑讯逼供的），就被当局当作“反革命暴乱”！

二、当局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从重从快”严加惩处，他们所被判处的刑期都非常重非常长，光是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暴徒队”，就长期关押了１２０个至１３０个“六四暴徒”，很多人现在还被关押着，甚至一些人已经死在监狱里。

三、几乎所有“六四暴徒”，都是按照刑事犯来判处的，不是“破坏罪”就是“抢劫犯”，不是“故意伤害”就是“杀人犯”，只有极少人是以“反革命持械聚众叛乱罪”判处的，有些政治犯也区别对待他们，这对这些真正的良心犯来说是很大的伤害。

四、十六年来，外界极少对他们的了解和关注，也极少给予应有的救助和温暖，更别说是为他们伸张正义、讨个公道了！在这样一个弱势群体身上，沉沉压着执政当局的残酷迫害，和自由世界令人痛心的冰冷遗忘。

“六四死难者”有以丁子霖教授、张先玲女士为首的“天安门母亲”在进行不懈的呐喊呼唤，“六四伤残者”有以齐志勇、庞梅青等勇士为代表在不断的抗争，“学生领袖”、“民运名人”更是光芒四射，八方呼应！这些群体都或多或少为自由的阳光所照耀、为人世间的关怀所温暖，虽然仍旧艰难，但是也有一分慰藉，情况也算正常。可是，那些被“从重从快”判处了重刑、死刑的所谓“六四暴徒”群体，又有谁在替他们呼吁？！又有谁在为他们伸张正义？！又有谁在关心和帮助他们的家小？！没有，几乎没有，除了李海先生千辛万苦地寻找到五百多名“六四受害者”资料，并为此而获罪九年大刑外，除了江棋生先生曾受托给过少数几个“六四暴徒”以帮助外——十六年来，他们在监狱中承受了无尽的苦难，付出了极为惨痛的牺牲，他们的亲人也陷入无际的迫害和痛苦之中┅┅

在这些“六四暴徒”中，最有名的要算是王维林了，因为他只身挡坦克，突显了作为公民的不屈良知和道义勇气——可是十六年了，这么多年来他在哪里？他还活着吗？没有人知道，似乎也没有人关心。成都廖胡子（亦武）说：“这世界新闻太多，转眼又被人遗忘了。”

在“六四惨案”十六周年忌日的今天，我被困在上海警方的天罗地网中，无力挣扎。除了绝食自省２４小时以悼念“六四”死难英灵以外，我只能在飘曳黯淡的烛光下写下这些文字，为这些同样善良无辜，却最为孤苦无助的“六四暴徒”群体，讲两句公道话，权作一个可耻的遗忘者，微不足道的一点赎罪。

写于２００５年６月４日上海

修改于２００５年７月６日北京

五百二十二名因“六四”而被关押的北京市民和学生名单

引言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国政府动用正规军屠杀镇压在北京和平示威的市民与学生。五年之后，仍有大批民众身陷狱中。中国政府曾对外声称已将所有参与示威的学生全部释放，事实绝非如此。而且，除学生以外的广大受难者和被捕者，更需要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了解真相，予以声援。

中国人权和人权／亚洲(原亚洲)联合发布一份最新名单，共计五百二十二名。他们都是“六四”屠杀及之后被逮捕和关押的市民与学生。其中二百二十名人士至今仍在狱中，由于他们的名字一直未为世人所知，他们的境遇也格外悲惨，经受着超强度的体力劳动、酷刑及种种非人道的折磨。

本报告列出的“六四犯”都关押在中国首都的两所大型监狱和劳改场所：北京市第二监狱和清河劳改农场。他们包括北京各阶层的人士，从农民、工人到国家机关保卫干部，从工程师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人员。他们被逮捕时的年龄从十七岁到七十一岁。他们中许多人被判以“刑事罪”，受到远比学生和知识份子更残酷的待遇。这份名单也包括一些过去未被公布的“六四”之后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而被捕的政治犯。

这份报告再一次向国际社会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所有已知的中国政治犯和宗教犯的信息，只是在中国发生的大量人权侵犯状况的冰山一角。这份报告中对北京对一九八九年六月后的人权迫害记录也远不是完全的。我们过去几年来陆续发表了湖南，山西，辽宁等地的大量人权侵犯案例，还将在后续报告中继续发表陕西，浙江，湖北等地的几百个案例。这些事实再一次说明了中国政府对一九八九年全国范围内民主运动镇压的规模。仅仅是这样一次镇压事件，在五年后的今天，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们被囚禁和受到其他形式的迫害。中国的人权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审判公正性的质疑

国际人权组织曾反复指出中国司法体制中对人权保护的缺乏，特别是在审理和政治有关的案例上。没有无罪推定，审判前普遍存在的刑求现象，以及党政部门对司法决定的干扰等等，都是人权组织长期关注的问题。在这些案例中，辩护律师几乎没有时间准备，有的“敏感”案件不允许进行无罪辩护，有的被告人连律师都没有。

这份报告中的很多人，是以“刑事罪”被判决的。这些罪名包括“放火”，“反革命伤害”和盗窃武器军械等。中国人权和人权／亚洲对这些人所受审判的公正性表示质疑。因为在这些案例的审判中，公安、检察和法院部门执行政治任务的成分远大于对个案的依法审理。

一九九三年，中国人权发表了一份中国有关部门关于如何辩护政治案例的内部文件。其中提到，“对于动乱和暴乱罪犯的审判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有非常强的政策性，应当作一场特殊的战役来对待。”“如何辩护这些和动乱有关的案例，是整个平息动乱暴乱斗争的一部分。”这里所提到的“辩护”主要是和检查院和法院合作通过“司法程序”打击“罪犯”。这份文件中还提到，“辩护的目标不是成功或者失败，律师不应当和检查院与法院工作人员争谁赢了论证。这是宣传工作，指导公民认罪伏法。”

考虑到这些案件的审判情况，中国人权和人权／亚洲相信本报告中的所有案例需要中国司法部门的复查和向社会公开案情。我们也关注许多案例量刑崎重的现象。一般认为，学生被判的刑期较短，知识分子次之，而工人和一般市民的情况则远为严酷。虽说这里的大多数案例没有公开的信息，但从已知的个案中也对这些量刑的合理性有所了解，本报告中的一位北京市民就由于捡了七粒子弹而以“盗窃武器罪”判刑三年。

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在政府的军队以坦克机枪镇压和平示威、手无寸铁的民众与学生时，本报告中的案例所谓“刑事罪”应当是正当的自卫行动。而这一合乎国际人权标准的辩护却不可能在当时中国的审判中被提及。

报告信息的来源

本报告所用的大量资料，为中国国内的人权活动分子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搜集所得，许多资料是他们一家一户地访寻得来。这份报告的发表也是中国人权运动成长和发展的见证。另外，没有家属和已出狱的良心囚犯的配合，这些信息的搜集也是不可能的。

那些声称中国有自己不同的人权标准的人们应当好好看一下这份名单，看一看那些被迫害者和更多的中国人是怎样在为争取基本人权而努力。尽管政府对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包括威胁和逮捕，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一再通过合法程序上诉以求公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努力如石沉大海，毫无结果。这些家庭常常也没有和政治异议人士网络的接触和联系，也得不到外国新闻媒体的注意。对于本报告中的所有受害者，向国际社会呼吁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在北京第二监狱被关押者的名单中，有四位是因编辑民间刊物“钟声”而入狱的。他们是孙立勇，李爱民，尚子文和金橙。狱中看守曾在对他们施刑时说，“往死里打，反正你们也没名。”对于本报告中的案例，同样的事情是大量发生的。以往的经验说明，一旦消息被外界所得知，被关押者的境遇也相应会有所改善。而不被人知的囚犯们的遭遇最为悲惨。

关于北京市第二监狱和清河劳改农场

在中国，一些安全措施极严的监狱被用来监禁两类犯人，被判重刑的的刑事犯和“反革命犯”，后者中大部分是政治犯。北京第二监狱位于首都的东南郊，是新近建成的监狱。在此之前，外界仅仅知道陈子明等极少的几位政治犯被关押在这所监狱。现在的调查表明，这里关押着上百名“反革命犯”，其中有三十名左右是去年九月从北京市第一监狱转去的，其中包括陈晏斌等著名政治犯。

清河劳改农场位于天津市郊区，管理上属于北京市公安系统，是中国最老和最大规模的监狱系统之一。农场的一部分用于被劳动教养人士的管理，一九八九年六月戒严部队所抓的大批北京市民亦被关押在这个农场。这一大型劳改农场分成二十五个分场，每个分场又分成若干中队。在第三、第六和第八分场，各有一个中队专门关押所谓“六四暴徒”。这些犯人被强迫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挖土方修公路，每人每天的定额是六立方米的土方，如完不成则受到各种体罚，本报告中的将近二百名被捕者至今仍在那里。加上已经服满刑期被释放的近三百人，这些案例过去从来没有被外界所知道过。

继续为“六四”受害者提供帮助

中国人权和人权／亚洲将把本报告中的所有案例，提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任意羁押工作小组，并在国际社会广泛呼吁。本报告的中文本，也将大量寄给中国国内，特别是北京所有这些受害者本人或他们的家庭。

在搜集这些资料的同时，中国人权也和许许多多的受害者建立了可靠的联系。中国人权的“人道帮助计划”，在过去一年半中六万美元左右的捐款送进中国，接受帮助者已超过五百人次。对于本报告中的五百二十二名受害者，除极少数已经得到过中国人权帮助的人以外，都将成为“人道帮助计划”的受款对象。我们在此呼吁各界为这些人士慷慨捐助。“人道帮助计划”设有专门帐户，支票抬头请写：

Human Rights in China – Humanitarian Fund

可寄到：

Human Rights in China，
485 Fifth Ave. 3rd Floor，
New York， NY 10017

中国人权将陆续把捐款送到这些长期得不到外界关注的“六四”受害者的家中。

（本报告英文版名为“The Price of Obscurity in China”。读者可写信向中国人权或人权／亚洲索取。）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九日

仍在狱人士：

北京第二监狱

曹英远、常景强、常永杰、陈东象、陈秋龙、陈晏斌、陈子明、顾连仲、关建、韩罡、户力平、胡忠喜、姜亚群、李爱民、李宝琴、李国强、李金栋、李玉君、李玉生、李志欣粱振长、刘宝、刘子厚、卢金生、苗得顺、钱永冕、任畹町、尚子文、申卫明、沈立成、石学之、宋凯、孙传恒、孙宏、孙立勇、谭钓强、唐勇、王某、王宝玉、王长洪、王东峰、王建生王家祥、王润江、武春启、武文建、吴兆强、张宝生、张佩文、赵锁然、朱更生

清河农场三分场

陈宝华、陈国强、陈景奎、董建军、杜新海、丰续银、高福兴、高扬、顾文寿、郭学明、国战强、郝风海、何永宏、霍岩枫、季立忠、金志刚、来文革、李宝华、李俊生、李立京李瑞军、李胜利、李佟、李兴江、李燕明、李义、李忠、粱爱忠、粱正、刘东全、刘舰、刘天利、刘文生、刘小伟、刘志强、吕京山、马建立、马宇鹏、孟凡民、牛金海、秦志玉、任英俊荣永男、孙红生、谭卫军、田德刚、田金宝、佟波、万宝林、王春生、王军、王乃革、王世继、王献辉、魏国庆、肖富革、徐动新、杨兵、杨宏伟、杨屹、于海铃、翟永猛、张进元张军、张守信、张振喜、赵朋利、赵万良、赵玉顺、朱童节、

清河农场八分场

曹景洲、陈超、陈春生、陈晓东、崔成、邓元平、刁斌、丁柯、丁珏、董双锁、段成杰、高家荣、管龙鸣、呼杰、胡万春、黄玉顺、寇永杰、郎林、雷德琪、李近存、李宪忠李永生、石国辉、宋立军、孙革旗、孙伟、汤永平、田铭、王玉军、吴玉平、杨海泉、杨建、杨立国、姚继佩、张才林、张传友、张连福、张小蕾、张银军、赵立伟、赵永江、赵永林赵志勇、赵中友、钟放、朱文福、

清河农场六分场

安连喜、陈伟、陈文忠、程红利、程红林、邓树森、杜军、方仲满、高玉文、侯永利、贾士旺、李兵、李仓、李东辉、李广田、李建军、李继民、李林怀、李武、刘长青、柳刚刘杰、刘金国、刘金华、刘晓东、庐春民、孟连旺、荣俊平、尚伟光、石忠、宋有林、孙连启、唐杰、王成起、王春友、王建搞、王征、魏鹏、魏振社、夏保和、夏秉清、萧春明、萧连喜谢朝阳、阎玉庆、杨利君、于长城、袁勋、张福生、张丽伟、张文增、张毅、赵建欣、赵军、赵文生、赵义智。

已出狱人士：

姜成斌、金橙、林敏辰、施伟才、王永裕、吴学灿、于淑珍、赵品军、李松明、赵峰、黄清修、罗连玺、王涣春、王永明、刘光利、刘彦斌、刘越忠、刘玉根、刘玉平、边玉海、陈仕军、陈书金、陈云健、陈战泉、邓长荣、邸文杰、董宝利、董亚军、窦林怀、冯烨、冯志平、高爱东、高连成、高万成、关宏志、郭维树、韩胜利、胡秋勇、贾云、姜华、孔令军李斌、李长茂、李宗清、李正平、刘世军、马宝国、马建军、马祥建、牛全利、任卫军、申美满、孙聚海、汤名陆、唐伟、王进元、王军、王文华、王政、王志、吴立军、徐宝生、许平立薛建明、易京瑶、尹承军、俞军波、于文、于志国、翟同贵、章斌、张立新、张巍、张宇、赵德全、赵永刚、陈、越、戴国强、郭向华、侯培芳、康长军、李爱民、李赤、刘君兴、罗继峰王伯达、王燕革、王有立、叶皓、于世民、周刚、王新建、白金泉、曹宝珠、常振华、车艳华、陈爱民、崔景春、党鹏、董会全、段宝恩、付强、高军、高士杰、龚树松、郭海维、果振韩亚军、韩忠良、何杰、胡志全、黄振、霍立军、姜保家、焦建成、金德林、李爱国、李枫、李惠成、李金祥、李立、李曼戎、栗汝生、李胜勇、李涛、李文东、李学军、李治国、李志坚林立明、刘宝柱、刘博文、刘朝辉、刘东明、刘文兴、刘振贤、吕涛、马小军、满连德、孟贤强、庞威、齐永革、石勇、宋玉川、苏燕军、孙庆、汤文志、田德庆、田双杰、田小宁王刚、王宏、王金跃、王汝和、王树、王双全、王亚雄、萧金亭、杨波、尤起江、尤自强、于波、于宇、曾卫兵、张晨辉、张连军、张秋生、张玉承、张仲福、赵盛强、赵勇、钟卫民周文东、朱孝忠、常文龙、范建国、范立文、付砚波、龚明、郭云飞、洪波、蒋辉、李兵交、李电、李金德、李金泉、李凯、梁建、刘洪峰、刘险峰、刘献军、刘泽国、潘根柱、王继军王清延、王毅、吴玉成、吴振如、熊伟、叶剑、张连祥、赵东辉、赵晋川、朱守政、季家润、姜京、金启祥、金亚民、李罡、李建军、李建新、李强、李升、李玉龙、梁卫东、刘驰刘东湘、刘桂华、刘汉民、刘金园、刘继深、刘琦、刘勤炼、刘其荣、刘新如、马宏宇、孟浩然、孟坚、孟庆祥、任建立、任文革、师宏亮、孙利亚、孙鹏、边云、蔡鸿岩、曹大增曹忠钢、陈亚辉、刁振浦、董毅、窦志辉、杜建华、方仲国、冯洪杰、高峰、龚建民、龚勇华、谷跃、郭峰、郭景华、韩宝增、韩卫东、胡伟、唐寿先、田禹、佟文利、王宝明、王冬利王贵全、王浩英、王建国、王建新、王平来、王文江、王亚森、王志刚、魏振庄、吴国庆、萧亮、邢德林、徐苏、徐伟、阎德山、阎剑、严伟、阎永利、杨长江、杨智、张国华、张金秋张凯、张力、张立、张松、张岩、张永顺、赵桂林、赵建欣、赵金光、赵利强、赵瑞祥、赵永静、郑江辉、周国林、周继辉

注：
这份名单于五月十九日公布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两天后发表讲话，说本报告“纯系捏造”，“毫无根据”。为了澄清事实，中国人权愿意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联合调查，逐一核实这份名单。中国人权已首批交给中国外交部和新华社清河劳改农场六分场三中队一百四十五名政治犯的家庭住址，为这一调查提供方便。

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中国人权“一贯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敌意”的攻击之词，中国人权在五月二十一日发表声明。声明说：“尊重人权，是今日世界的历史潮流。不顺应这潮流，人民没有幸福，社会不能安定，国家无法昌盛，民族难有尊严。在“六四”五周年的今天，中国人权重申去年六月在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上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四点要求：还“六四”事件以公正面目；释放所有因此关押人士；给受难者及家属以赔偿；追究镇压者的法律责任.

八九回顾：我所认识的六四“暴徒”（之一）

余志坚

一、在北京东城分局和“K字楼”

18年前，“五.二三”蛋击毛像事件之后，喻东岳、鲁德成和我被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看守所旁边的收容所内。三人是分开关的，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是关在几号监牢了，只记得是和一个北京小贼关在一起。从5月24号到6月3号，我只被提过一次审，日子过的很清闲，号子里就我们两人，什么事也不用做，就是吃饭、睡觉，看看报纸，偶尔聊聊天。我虽然很关心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情，焦虑时局的演变，但由于与世隔绝，除了能读到一份《北京日报》外，什么信息也得不到。

记得读到6月1日的《北京日报》说：“天安门广场上的十万外地大学生已经撤离了北京”的报道时，我还估计整个学潮和运动也就这样和平的慢慢的收场了。我对自己说：“也好吧，没办法，能怎么样呢！”那时候，我对局势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如果学潮和运动成功，我们的事情肯定会大事化小，而如果学潮和运动失败，则当局很可能会拿我们三人开刀。

6月3日晚上11点，我还没有睡觉，突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噼里啪啦”，持续不断，直到天明。我当时感到极度的震惊，尤如五雷轰顶，心里头翻江倒海，彻夜未眠。

伴随着外面“噼里啪啦”的枪声，我写下了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和我后来写的一份遗书，喻东岳、鲁德成、胡敏等人都在湖南衡阳监狱看过，之后在湖南永州监狱我被关严管队时，连同我的另外一些文字被监狱方面查扣，直到出狱也没有还给我。）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当时写下的对时局的判断：“那么，邓小平当局是公然向人民开枪，与人民为敌了！”“中国历史，人类历史最为黑暗的一页正在揭开！”

6月4日早晨，天还没有透亮，号子里就开始进人了，一直不断，被抓的都是清一色的北京小青年和大学生。小青年多半是什么砸了警亭的啊，向大兵扔石头的啊，或者是深夜还在街上游荡的啊，大学生则是身上搜出了传单一类的啊，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由于看守所已被军事管制，这些人进来时几乎个个都遭到大兵拳脚相向，有的是暴打，打的很重，尤其是大学生。有的大学生进来时还分辨：“我是大学生！我没干什么！”，可那帮大兵却边打边骂：“还大学生！就是要打你们这帮大学生！”

不到几天，原来只有两人的不到20平方的号子里，竟关上了三、四十人。号子里的人勉强能站下脚，连转身都困难，何
况便池也在号子里面。人又多，天又热，也不放风，完全成了人间地狱。因为挨打，号子里很恐怖，加上纷纷流传着邓大人的那句“杀他二十万！平息二十年！”的话，气氛更加恐怖。他们都说了外面正在发生的事，如机关枪对着人群扫射，死了很多人，死的人数以万计，等等。
由于时间太久，这些人都差不多忘了，独独记得一位北京邮电学院的学生，戴眼镜，姓康，单名，名也忘了。他是6月5日准备从火车站南下演讲时，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些宣传品被抓的。他说他自己不是学生领袖，但和他们熟。他5月底时去了丰台火车站，自愿协助工运，和韩东方在一起。他很佩服韩东方，说韩是“中国的瓦文萨”。他虽然挨了打，精神却很振奋，仍然敢说：“人民已经起义了！”“独裁政府肯定垮台！”

依照当时官方的说法，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那么，该有许许多多的暴徒吧。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北京的小青年和大学生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暴徒，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烧过车的、打过大兵的。或许因为是收容所，大概没有真正的暴徒给送进这里来。我对他们的印象都不深，自然也就不太记得了。我想，在我离开了东城分局后，这些人大概也就放的放，劳教的劳教，判刑的判刑了。即便判刑，也应该判的不重吧。

六月十五日，我们三人被从东城分局收容所转走。来了七、八辆军用吉普车，几十个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腰系大皮带，脚登大皮鞋的全副武装的大兵。几个大兵象拎小鸡一样，把我丢进一辆军用吉普车中。我刚倒在车上，完全还没有反应过来，一个大兵又用冲锋枪的枪托一托子打在我的嘴上，我满嘴是血，一颗门牙被当即打脱。这几个大兵随即跳上车，用军用皮靴踩住我的头、背和脚上。我当时的一个最极端的想法，是以为他们要把我们三人拉到外面给秘密枪决了，感觉毫无办法，无法可想。

然而不是，终于到了一个地方。他们把我拖下车，带到一幢大楼的一个大厅。然后，宣布我们三人被正式逮捕了，罪名是“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煽动宣传罪”。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有名的“K字楼”，即“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因其建筑结构象“K”字，故名“K字楼”，据说还是日本人占据北京的时候修建的老建筑。与“K字楼”一墙之隔的，便是北京市第一监狱。

由分局到市局，由收容审查到正式逮捕，意味着我们的案子已经严重升级了。我刚到“K字楼”时是关在二楼，5筒，最里面的一个小号子。喻东岳关在我对面的筒子里，鲁德成关在楼下的筒子里。我刚进号子的时候，里面关了三个刑事犯，其中的牢头是个经济犯，叫田苗，是个干部子弟。他们在里面关久了，对外面的形势显的异常关心，兴趣极大，事无巨细，总是问个没完没了。他们知道我是砸毛像进来的，便表示很佩服，可也认为我们很傻，肯定要被枪毙，有些不值得。他们问我“六四”大屠杀的事，我有些答不上来，只是把在收容所听说到的一些事说了说，由于说得不太真切和细致，他们竟然感到非常的遗憾。

过了两天，我们号子进了一个新人，叫刘国庆。三十多岁，高个头，很强壮，住北京市门头沟煤矿附近。他是个傻子，也是个结巴。说他傻，是因为他智商比平常人低，性格却很忠厚，从未谈过恋爱，也没结婚，有着浑身的力气。他倒确确实实是一个暴徒，因为他是烧装甲车进来的。我们反复问他烧车的事，他却答不上来，也说不出自己是在哪儿烧的车，真是遗憾。我们反复的问，他总是反复的说，“气愤!……气愤!……坦克车轧死人了！坦克车轧死人了！”

在反复的询问当中，我们总算了解到有关刘国庆烧车的一些真实情况：原来刘国庆烧车时，是亲眼见到坦克车轧死了人，他气不过。旁边的人很多，一些人把汽油往路过的装甲车上泼，他则用丝手套沾上汽油，点着火，然后朝装甲车上扔。一辆装甲车就这样被点火烧着了。

没过几天，刘国庆便从我们的号子里转出去了，听说是以“放火罪”被判了死刑。出去的时候，他黑红的脸都白了！“K字楼”的规矩是，接了死刑判决，就转到死牢里去。死牢据说就在“K字楼”的地下室。

在这之前，北京已公开宣布枪决了两批六四“暴徒”，西方国家也由此开始一致对中国政府实行制裁。在这之后，被枪毙的人也就再没有在媒体上公布姓名了。当时对六四“暴徒”的打击真叫是“从重从快”，闻所未闻。据说是一审、二审法院同时办案，一审判决死刑，服不服？不服？二审当即开庭：维持原判，拉出去枪毙！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刘国庆究竟被枪毙没有？他的姓名是真实的，北京门头沟煤矿的住址也是真实的，我希望北京的有心人，能帮忙去查找一下。一个傻子出于义愤，烧了车，被判了死刑，这实在是一个悲剧。

刘国庆走了以后，又进来了一个人，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徒，大名叫路中枢，中等个子，是河北邯郸市郊区的农民。他可了不得，据说，他一个人竟烧了五、六辆坦克车和装甲车，其中有一辆价值几百万元的德制装甲车，里面竟然坐着一位师长，车被他烧了，师长当然也就屁滚尿流地逃了。可是不管我们怎么问他，他总是一个字也不说。他的情况，我们都是听管我们筒的一个叫赵队长的警察说的，赵队长还说：“路中枢有精神病，他会不会判死刑，就看法庭会不会承认他有精神病。”

号子里的人都和我一样，认为烧车越多越英雄。我们打心眼里佩服路中枢，都叫他“路大侠”，好吃好喝的待遇他，可路大侠一点面子也不给我们，从头至尾也没说过一句话。我们不知道路大侠是不是精神病患者，我们也不知道路大侠为什么不说话。和刘国庆一样，我也不知道路中枢的死刑究竟被执行了没有？尽管我判断他们十有八九是被枪毙了，但这不是确证，现在也很难去确切地查证。我写下这些文字，是录此存档，作为纪念的意思，我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能搞清楚他们的真相和结果。

七月初，我接到了起诉书，检察院对我们的指控很严厉，什么“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后果特别严重，性质极为恶劣，在国内外造成极坏影响”，等等。“K字楼”里流行一句话，叫“两特两极，必死无疑”。同号的人都认为我们会判死刑，赵队长经常找我聊天，他也对我说，“判不判你们死刑，就在于邓大人一句话了。如果他不发话，你们也就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下了一份准备留给我姐姐的遗书，大意是两点：一，生活是美好的，生命是宝贵的。二，我对我自己做的事负责，死而无憾。我还在号子里的墙壁上写下了那首《仍然——我的五四宣言》：
仍然要砸！——砸不破的铁屋
仍然要倒！——倒不烂的酱缸
仍然要流！——流不出的眼泪
仍然要干！——干不下的杜康
仍然要战！——战不胜的死神
仍然要登！——登不上的山峰
仍然要画！——画不圆的圆圈
仍然要拂！——拂不去的忧思
据廖亦武的文章说，北京有位叫武文威的画家，后来也关在我呆过的这个号子，他看过我的题诗。

七月中旬吧，我被从小监号调到隔壁的一个大监号，号子里有六四“暴徒”，但更多的是刑事犯，也就十七、八个人。此后一段时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六四“暴徒”，是个青年，不到三十岁，长得白白净净，非常清秀，已经结婚，夫妻很恩爱。我现在连他的名字也忘了，只知道他的绰号叫“费翔”，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当局指控他杀害了一位姓崔的“共和国卫士”，有街头摄像枪的录像作为证据，我问过他，他不否认，可也不愿深谈。从他的外表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暴力倾向，但从他说的不多的话中，我们能设想到当时的那种场景和气氛。

这位青年，或许知道自己肯定会被判死刑，他不愿谈六四，也不愿谈政治，很坦然面对的样子。他的绰号叫“费翔”，是因为他唱歌唱得很好，都是挺抒情的，象费翔一类的歌，他唱的一首《安娜》，感动得我当时都哭了。我还深深地记得，吃罢晚饭，大伙把铺盖收起，十几个戴着手铐脚镣的可能会判死刑的犯人在一起跳舞，在木地板上，脚镣“哐当哐当”地响，节奏感也很强。这种舞会每次都有“费翔”参加，他唱歌跳舞的样子都很安详，实在让人难以忘记！直到有一天，监牢的铁门哐当的一声响：“某某某，出来！”这位我们叫做“费翔”的青年就这样消失了！和刘国庆、路中枢一样，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因为他出去接的是死刑判决书！

东城分局和“K字楼”关押的六四“暴徒”很多，我见过的却很少，现在还记得的就只有上面提到的康同学以及刘国庆、路中枢、“费翔”三人了。18年过去了，我写下了这些文字，是为六四18周年祭吧。

2007.5.23于湖南浏阳

一名六四被处决者的家庭悲剧

阎久戚

朝阳区副食店卖肉的售货员小戴因为借了打火机给人烧军车，被当局处死。戴家三姐妹为怕高血压的六旬母亲伤心，说小戴判的是无期徒刑 ……

六四大屠杀的死难者应该分为三类。第一部份是六月三日傍晚至六月四日早晨在解放军强行进城和清场时被打死的学生和平民。第二部份是六月四日的白天至以后几天在以天安门为圆心，南至正阳门一侧，东西长安街两侧，由于各种原因靠近警戒线而被打死的人。第三部份是以反革命暴乱罪被逮捕并被处决的人。我要说的就是这第三种人。

究竟有多少人被以反革命暴乱罪逮捕并处决？十四年来一直是个谜。我想，如果我们每个知情者都把自己的所知如实写下来，就可以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展开事实真相；终有一天，完成六四大屠杀死难者的详实的历史记录。以下是我所知的一个个案。

借出打火机被判死刑，骨灰无存

小戴，男，一九八九年二十七岁。未婚，父亲早逝，家里有母亲和三个姐姐。被处决前是北京朝阳区副食店卖肉的售货员。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上午，大屠杀刚过。北京市内街道一片狼籍。二环路上有抛锚及翻倒的军车民用车。目睹了彻夜大屠杀的北京市民愤怒已极。在一处翻倒的汽车旁，有人喊：「点了它，谁有火？」平时抽烟的小戴刚好在现场，他不假思索地掏出打火机：「我有。」递了过去。一位市民打火引燃了，车被烧著了。小戴回家后，全没把这当回事。过了两天，管片的民警来找小戴，了解六月四日点火烧车的事。小戴天真地想：我不过就借出了个打火机，便承认了掏出打火机的事。但一再申明自己并没有点烧汽车。又过了几天，片警要小戴到派出所谈谈。他一去，便被戒严部队带走了。小戴的姐姐到派出所找片警询问，片警只是透露，小戴是在烧汽车的现场被崇文公安分局的便衣跟踪至家，现在已交戒严部队处理。

大约两个多月后，戴家接到通知。戴××已被以「反革命暴乱罪」判处死刑了。不久又被告知：已经执行。在当时的白色恐怖高压下，戴家姐妹没敢要回弟弟的骨灰。我在这里用了「小戴」「戴××」，而没有写下死者的全名，实在只是为了他的母亲。老人至今还不知道儿子已死。我若写了全名，口语相传，哪天多病的老人知道了真相，必死无疑。

三个姐姐与百货公司的合谋

小戴被处决后，小戴的三个姐姐决定想方设法瞒住母亲。她们母亲当时六十多岁，并患有高血压。小戴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是老人最为疼爱的。三姐妹对老人谎称小戴被判了无期徒刑，正在新疆服刑。并说服了街道居委会及片警答应对老人保密。

于是戴家三姐妹忍住失去小弟的巨痛，开始了漫漫十四年对母亲善意的欺骗。秋天到了，老人惦念远在新疆「服刑」的儿子，说新疆冷的早，非要和女儿一道去商场为儿子买棉大衣，早早邮过去。戴家三姐妹拦下了老人，她们一道去一家老字号百货商场挑棉服。她们对售货员说：我们买回去两天后就退回来行不行？售货员诧异：还有买回去就是为了退的顾客？但当三姐妹忍不住悲痛细说缘由后，售货员非常同情；帮助三姐妹挑了让老人可心的棉大衣。并要她们今后就到这里来买，买了包退。十四年来，棉大衣羽绒服花样翻新，棉服部售货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售货员们都记著并热情细心善待著每年秋季里的特殊顾客──戴家三姐妹。十四年来，老母亲对春夏冬日麻木了，只盼著秋天。秋季里她老人家能通过轻暖的棉大衣「摸到」儿子。她把大衣兜里塞满香烟。她不知道儿子吸不到香烟，棉大衣又被「邮」回了商店。

十四年来，戴家三姐妹商量为小弟「减刑」，哄骗母亲。让母亲少些绝望，多些希望。「无期」减到了「二十五年」，一年一年地减，减到了「二十年」。老人虽有高血压冠心病，如今已是七十多奔八十的人了，但她锻链身体顽强地活著，只为在有生之年见到儿子。我不知道这悲剧甚么时候收场。以这种方式使老人长寿真是残酷。

2018年7月20日星期五

核爆：为什么海航是习近平的？

2018年7月19日星期四

98后女孩令共匪肝胆俱裂的演讲：中国民主的火炬已经传到年轻人手上，推翻中共，我们义不容辞！《光明前程》125

2018年7月8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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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CenturyNet: 范钧：历史不会残缺——钦本立百岁诞辰日: 钦本立今天是当年《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的百岁诞辰日。 1990 年 6 月 11 日下午，在他口述历史的开篇中，他是这么说的，" 为什么当时学校读书的时候，学校出来以后，喜欢做新闻工作，思想原因在哪里？因为是新闻工作者当时有一种正义感，是有...

2018年7月2日星期一

中國政治犯關注: 范寶琳（CPPC編號：0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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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30日星期五

网络惊现中共分裂组织和民主改革方案

2018年3月28日星期三

英国解密64文件：杨白冰子率27军杀万人几爆内战

英国国家档案馆最新解封的外交档案称，中共国务院的内部人士曾经透露，1989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中，来自山西的27军执行清场任务时，射杀平民、学生，甚至包括士兵，再用装甲车碾压尸体，用推土机收集。估计最少有逾万人死亡。

〝六四事件〞是指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中共调集20多万戒严部队，对北京天安门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和市民，进行血腥镇压，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军人开枪屠杀并用坦克车辗压学生和民众。但中共一直掩盖着这段历史真相。

〝香港01〞12月20日报导说，该报记者在伦敦英国档案馆，查阅了数千页最新被解密的1989年的英国外交档案。

解密档案显示，1989年6月5日，军队镇压的第二天，英国驻华大使唐纳德（Alan Donald）在一份发回伦敦的电报中，引述一名中共国务院的人士向英方的消息人士提供的情报，讲述来自山西的第27军执行了大屠杀暴行。

这名中共国务院的人士指，来自山西的第27军，当中60%是低学历的人，27军指挥官杨振华，是时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的侄子，即杨白冰之子。

27军的士兵被告知入京是进行训练并将会录影，在清场前10日均不准看新闻。

6月3日晚，清场开始。原本计划分四阶段进行，前三阶段由沈阳军区执行，依次为：士兵不带武器、仅带并非军火武器、使用随身武器开枪恫吓人群。沈阳军区的军人分别从西边的木樨地和东边的十里堡进入天安门广场分隔人群。

第一批已进入广场的沈阳军区士兵，已把学生和市民隔开，告知学生在一小时内离开。但前三阶段的任务失败，第27军装甲车到场后就直接开火，射杀现场没有武器的士兵和学生。

解密档案称，装甲车数次碾压尸体，再用推土机收集，1000人获准从正义路离开，但被埋伏在路旁的机关枪扫射，装甲车还追上掉队的沈阳军区士兵，碾压他们。

文件称，中共国务院一位消息人士确认，杨尚昆与邓小平友好，国务院一些委员认为内战迫在眉睫；且推测认为，当局派27军清场，主因是27军最可靠和顺从。

解密档案最后说，中共国务院估计平民死亡人数最少为10,000人。

不过，六四究竟有多少人死伤，多年以来，中共一直都在狡辩和掩盖大屠杀的真相。

1989年6月，六四戒严部队发言人张工与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戒严部队在执行清场任务的过程中，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群众，也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

但美国白宫的机密档案中，华府透过中方戒严部队线人获悉的中南海内部文件显示，共有10,454人被杀，受伤人数则为28,796人。

白宫档案还提到，6月4日凌晨屠城时，驾着装甲车的27军为求前进，四处冲撞军人路人，27军的装甲车更向民众开枪，不惜铺出血路前进。当时装甲车辗过学生、妇孺，在广场见人便杀，因27军收到指令：〝不可以让任何人逃走、也不可以让任何人生存。〞

杀戮完毕，他们就用推土机清理尸体，再将尸体烧掉。

〝六四事件〞后，欧美国家一度暂停与中共的外交往来，对中共实施经济制裁。但迄今为止，中共从未公布过官方统计的〝六四〞死亡人数和名单。

副总理之子当天向海外播报六四屠城真相被抓

六四屠城。（网络图片）

英国最近解密的一批档案，让中共六四屠杀的残酷再次引起关注。尽管中共一再掩盖，但外国官方公布的文件揭露出越来越多的屠城真相。即便是中共官方，也曾有体制内人士通过官媒向全世界播放屠杀当天的惨况，谴责当局暴行。唯一披露六四镇压及痛斥当局的中共官方新闻，来自六四当年时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副主任的吴晓镛，他的父亲吴学谦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国务院副总理。

1989年6月4日那天，吴晓镛是早班的值班编辑。他家住万寿路一带，一大清早要骑车上班，途经木樨地和公主坟，亲眼目睹屠杀后的惨状。当时很多屠杀现场还没来得及清理。

来到电台后，吴晓镛把路上见闻写成新闻稿，于早上6时25分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台播出，由当时值班的英语播音员陈元能向全世界播报。新闻全长约80秒，译文大意如下：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士兵驾驶着坦克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您的谅解，并为您在这最悲惨的时刻与我们在一起而表示衷心的感谢。〞

以下是新闻的英文原稿：

Please remember June the Third, 1989. The most tragic event happened in the Chinese Capital, Beijing. Thousands of people, most of them innocent civilians, were killed by fully-armed soldiers when they forced their way into city. Among the killed are our colleagues at Radio Beijing. The soldiers were riding on armored vehicles and used machine guns against thousands of local residents and students who tried to block their way. When the army conveys made the breakthrough, soldiers continued to spray their bullets indiscriminately at crowds in the street. Eyewitnesses say some armored vehicles even crushed foot soldiers who hesitated in front of the resisting civilians. Radio Beijing English Department deeply mourns those who died in the tragic incident and appeals to all its listeners to join our protest for the gross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most barbarous suppression of the people.

Because of the abnormal situation here in Beijing there is no other news we could bring you. We sincerely ask for your understanding and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at this most tragic moment.

六四屠杀之后，中共政治局召开一次会议，散会时吴学谦被留下，通知他将抓捕其子吴晓镛。随后，吴晓镛被判刑4年。吴学谦也被牵连，因此被剥去实权，1992年10月再被撵出政治局。

2014年5月，移居美国近20年的吴晓镛接受港媒专访，明言对当年的正义行为不后悔。

他说，在外国讲假话的代价大；反观中国，则是讲真话代价大。当时他不赞成学生的活动，但更不接受军队伤害人民，加上有同事丧生，因此他当时决定讲真话。

六四杀了多少人？

英国最新解密的1989年外交档案显示，时任英国驻华大使唐纳德（Alan Donald）的电报中引述一名中共国务院成员的消息，执行屠城的主要是中共27军，估计平民死亡人数至少为一万人。

档案还透露，屠杀结束后，中共国防部〝主动〞邀请外国驻华武官参加内部说明会，声称军队未向任何人开枪，天安门广场没有任何伤亡，而在其它地点死亡的200余人，都是因为军队向地面开枪时弹射的子弹所伤。

中共红十字会在〝六四〞清晨公布，医院方面统计的死亡数据约2,700人。

但据美国解密档案，现场更多遗体由军方直接处理，没有经过医院。档案披露，27军当时收到指令：天安门广场不留活口。杀戮完毕，他们就用推土机清理尸体，再将尸体烧掉。

白宫档案还包括，1989年6月16日，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收到中方戒严部队线人的一份报告，报告引述一份中共官方内部文件，提到6月3至4日，在天安门及长安街有8,726人被杀。6月3至9日，在天安门以外的北京城有1,728人被杀。合计10,454人被杀，受伤28,796人。

1989年6月，六四戒严部队发言人张工与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共同举办记者招待会，声称戒严部队在执行清场任务的过程中，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群众，也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

外国记者邵德廉(Dan Southerland)六四目睹成堆尸体外交公寓遭扫射

1989年北京那场大屠杀，因为中共极力掩盖，外界至今无法了解真实全貌，只能从外国政府解密档案和知情者透露的片段中略窥一斑。时任美国驻京记者回忆，曾在医院目睹成堆的尸体，其居住的外交公寓也曾遭屠城部队机枪扫射。2014年5月，六四屠城时担任美国《华盛顿邮报》驻北京站长的邵德廉(Dan Southerland)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回忆了自己当年的那段经历。

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首席记者邵德廉。（《美国之音》）

邵德廉说，当时他安排手下好几个记者，在不同地方收集信息，而他自己在北京饭店一个房间里联络协调，那里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

他从木樨地一个英国同事那里最先得到军队开枪的消息。建国门外大街的记者则向他报告，有一名男子被装甲车碾死。另外，他也得知广场西边也有人被打死。

〝六‧四〞部分图片展览。（〝六‧四〞档案图片）
他手下有一位叫乔纳森的记者会说中文，6月3日晚上一直在天安门广场，直到凌晨装甲车开进广场的前一刻，但随后失踪了36个小时。

邵德廉后来才知道，乔纳森遭到中共便衣警察的殴打后，被带到国安局的一个拘留所，被迫在认罪书上签字，然后又被扔到距离北京几英里的一个村子里，自己一步一步走回北京城。

邵德廉：〝我去了一家医院，要求医生让我进去，我知道这里堆了尸体。这个时候，当局已经开始镇压了，并下达了不要让外国人进来的命令，但是这位勇敢的医生说，‘我让他进去。’我进去后看着死尸堆，我意识到，他们的年龄偏大，不可能是学生，他们都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在六四事件的死亡者中，最多的是北京市民、工人，而不是学生。〞

〝六‧四〞部分图片展览。图为疑似达姆弹（俗称〝开花弹〞）造成的巨大伤口。（〝六‧四〞档案图片）
邵德廉回忆说，大概在6月7日，他醒来后发现中共军队在朝他们居住的外交公寓大院开枪，这里住的不仅有外国记者，还有外国外交官。他后来才搞明白，军队是特意开枪，以恐吓这里的外国记者和武官，阻止他们继续在屋顶、窗户和阳台观察部队和坦克的动向。

邵德廉说，有一天，当他在一名澳大利亚外交官家的公寓阳台朝下看的时候，一个拿着扬声器的中共军官说，〝走开，否则我就朝你开枪了。〞

〝六‧四〞部分图片展览。（〝六‧四〞档案图片）
邵德廉认为，天安门事件给他留下的一个重要印记，是当局镇压之前的游行抗议是多么平和。当时他的妻子每天都在外面，邵德廉一点都不担心她。就在6月3日那天，妻子还带着女儿，在街上观看拦阻军车的妇女劝说士兵不要对人民开枪。

邵德廉还说，六四事件还影响他一家人对北京人的看法。在这之前，看不到这个城市里的人有什么道德感，没有人对他人友善。但天安门事件时突然发生了变化，出租司机免费搭载学生，学生可以免费坐火车到北京来，每一个人都要保护学生，他们排成队，用肉体形成一道人墙，挡在装甲车前。

此外，邵德廉也提到中共军队枪击外交公寓时，一位中国保姆也很让他感动。这位保姆负责照看美国大使馆一位官员的两个小孩，她一听到楼里有枪声，就扑到这两个孩子身上，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孩子的安全。

由于中共隐瞒真相，外界至今不知道六四事件的死难者究竟有多少。但邵德廉认为，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那些被逼对民众开枪的士兵中，有很多人终究有一天会讲述这个故事。

去年底，港媒《香港01》曾引述英国驻华大使馆最新解密资料报导称，当年中共国务院一名国务委员向英方提供情报，指六四屠城中有逾万平民死亡。

另一家港媒爆料，《香港01》刊登该报导后，马上接到〝北京上面指示〞，当天下午就把〝国务委员〞一词改为国务院〝成员〞，在当晚再改成〝员工〞。文章中多处敏感情节也遭删除。

此前，有消息称，除了送到医院的之外，更多尸体被军队秘密处置，包括藏匿在地下工事，和运送出城。

有许多北京居民目睹，屠城当晚有多架军用直升机频繁出入城区，出城时机身下都悬挂有巨大的黑色袋子。

2018年3月20日星期二

我所看到的纪录片《1989的女孩》

作者：秦伟平

2014年5月31日，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前举行的IFCSS六四25周年纪念会上，我听到一个年轻的女孩朗诵了一首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她的名字叫杨倩怡，那首诗的名字叫做《1989的女孩》，诗作者是她的父亲杨海，无数位参加过1989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爱国学生之一，当年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如今都已经步入中年，很多人销声匿迹回归生活，少数坚守理想铭记六四公开谴责政府的人都成了当局眼中的异议人士，杨海，刘贤斌，王东海都是中国境内极具代表性的反对声音，王东海已经抱憾与世长辞，刘贤斌尚在监狱服刑，杨海身系大监狱无法出境与妻女团聚，他们都是当局眼中的意欲颠覆政权的反革命分子，持续数年的高压政策让这个国家风声鹤唳，民怨四起。1989对于这个国家和人民而言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有人不想提起，有人不敢忘记。

旅美青年导演杨雨先生就是海外无数个不想忘记六四的人之一，他和笔者年纪相仿，当年都只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孩童，然而当我们通过不同途径知道那一段历史的时候，震惊和愤怒之情难以言表，中国经济近年搭上全球化的快车有很多提升，但是在政治领域却变得越来越黑暗和倒退，中国的社会问题比当年更加严重和激化，为了维护一党专政，中共政府每年支出的维稳费用早已经超过军费，山雨欲来风满楼。27周年过去了，六四学生的第二代已经长大成人，杨海的女儿杨倩怡生活在美国，她和刘贤斌的女儿陈桥，以及王东海的女儿王芷怡生活在一起，机缘巧合，三位1989的女孩辗转来到美国开启新的人生，导演杨雨用他的镜头记录了三个女孩的生活片段，讲述了她们在美国的酸甜苦辣和心路历程。

一想到1989和六四事件，公众就会想起当年政府屠杀爱国学生的暴行，人人血脉喷张，气愤不已。当我看到杨雨导演的纪录片《1989的女孩》，没有感到丝毫愤怒的气息，却有很多感动和思考，三个青春年少的女孩子，从思想禁锢的中国大陆来到自由民主的美国，她们非常热爱这里的学习和生活，每天可以看到蓝天白云，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人人友好善良，当她们讲述各自的背景往事之时，令人慨叹唏嘘，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的教育生活环境，观众会有一种强烈的视觉反差，美国的民主自由并非高大上的口号宣传，而是渗透到每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平凡的人心里，渗透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之中，无论从女孩们欢乐的笑声，还是从她们餐盘上印刷的美国国旗图案，每个人都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感激之情。人人向往自由，并非人人都愿意付出努力和行动去争取自由，也有人虽然来到自由国度，却并不真正懂得自由的真正意义，对于上天的眷顾和别人的帮助，没有一颗感恩之心，自私自利，更不能奢望他们去帮助更多人获得自由，海外数十万华人通过当年的六四血卡得以留在自由世界，他们对中国公众遭受的包括人权在内的诸多苦难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却迷幻在中共政府刻意营造的中国伟大复兴的梦境之中。

笔者很高兴看到陈桥和杨倩怡及王芷怡这些六四二代年轻人的觉醒和成长，她们有幸在美国接受良好的教育，未来她们也将会继承父辈的事业，为推动中国民主转型而努力，虽然这并非她们的责任和义务，这将是她们自愿做出的人生选择。杨雨这部记录片，通过华府人权活动人士曹雅学的讲述，观众也可以了解到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因言获罪被判无期徒刑，他在美国念书的女儿菊尔也为父亲奔走相告的感人故事，笔者作为一个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转型和社会进步的青年学者，对于杨海刘贤斌王东海伊力哈木等前辈同仁的付出和勇气赞叹钦佩不已，也对这些1989后的第二代年轻人迎头赶上的觉悟和行动倍感欣慰，自由从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选票从来就不是由强权者赐予的，对于拥有长达两千年专制历史的中国，民主转型之路注定是曲折和漫长，1989的民主运动是中国转型之路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虽然遭遇失败，但对于独裁政权造成强大的心理和现实冲击，让他们的政权合法性始终面临巨大挑战。笔者曾多次表示，中国的民主转型是一场接力赛，从西单民主墙到八九六四，从茉莉花革命到新公民运动，从南方街头到未来的全民上街，需要越来越多的八零后，九零后，甚至零零后踊跃参与，奉献他们的才华和智慧，甚至是青春和生命。

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社会变革和运动，年轻人从来就是不可或缺的主力军。很难想象，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如果没有广大年轻人的参与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景象，杨雨这部纪录片《1989的女孩》从一个视角告诉这个世界，并非所有的年轻人都不了解当年六四的真相，历史不会被遗忘，也没有被遗忘，不光是六四二代的年轻人，还有无数个越来越多的知道六四真相的年轻人，他们正在中国各地甚至海外积蓄力量，努力学习提升自我，准备为将来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思想层面上来看，年轻一代的想法与老一辈的想法有很多不同，他们内心大多很平静，并没有过多的仇恨情绪，在现实生活里也都是自然竞争的成功者，对于生活和未来充满自信和感激，之所以投身反对之路，是因为他们明白，所做的这一切也是为了他们自己和更为年轻的下一代人，天赋人权，每个人都应该有资格过上有选票有尊严有保障的生活，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公平和正义。

阳光的微笑是有感染力的，相信《1989的女孩》会带给你前行的力量。

【作者是旅美经济学者，《平论》脱口秀主持人，中青会会长，本文2017年3月12日写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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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March 13, 2017

血与火的洗礼��我在1989年刘贤斌（四川）

我要感谢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因为是她让我那正直、善良和勇敢的天性没有泯灭。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我认为这句话不无道理。一个人的性格一旦确定，那么在面对一件事情时，他就会与其他人有不同的选择，而这种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他与别人不同的命运。二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有着光明前程的大学生，谁也没有想到，二十年后，我却成为了一个饱经坎坷但仍奋斗不止的民运人士。我的父母都是正直、善良的普通人，我的身上流淌着他们的血液，我从小就决定为国家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如果生在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我也许会做官或者成为一个学者，然而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改变了我的命运。由于受到�自由化�运动的影响，我在1988年就对这个政权失去了信心，当�八九�民运兴起的时候，我就迅速地卷了进去。但直到�六四�枪声响起的时候，我才彻底认清了这个政权的本质，从此就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反抗专制、追求自由和民主的道路。

只是我没有想到这条道路是如此的漫长，直到今天，我们还要为之付出艰苦的努力。二十年来，我两次被捕入狱，坐牢时间接近十二年，并无数次受到当局的打压和折磨，但是一想到二十年前那血淋淋的一幕，一想到二十年前那么多无辜的年轻的生命倒在了血泊之中，我就一再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二十年来，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我甚至要感谢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因为是她让我那正直、善良和勇敢的天性没有泯灭，是她让我明白了自由民主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是她让我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总算做了一个真正的人。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八九�、�六四�可能是相当陌生的字眼，但对于我们这些经历了那场伟大运动的人来说，那五十多天的日日夜夜却一直铭刻在我们的脑海里��

一

1968年10月2日，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我的父亲是个普通工人，母亲是个普通农民。在母亲严格的管教下，我从小就是一个受父母、老师喜欢的乖孩子。读小学的五年，我一直担任班长，那些小学同学到现在还称我为�老班长�。读中学的时候我也一直担任班干部，甚至在高中毕业的时候还获得过市级�优秀学生干部�的称号。可以这么说，在青少年时期，我是一个典型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我这个�共产主义接班人�最后竟然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掘墓人。记得在1991年6月，我因积极参与�八九�民运而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时，提审我的警察看见我特别顽固、无可救药，就呵斥我�忘恩负义�。我真的忘恩负义了吗？没有！从中学到大学，从1989年到现在，我在骨子里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胸膛里跳动的仍然是一颗滚烫的中国心。早在上初中的时候，我的一个地理老师就经常给我们讲中国的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就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在我14岁时，我就决定将此生奉献给这个国家和民族，我立志要像拿破伦那样来改变我的祖国的命运。所以说，我最早的信仰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自由民主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因为这个缘故，我在初中毕业时没有去报考师校，而选择了读高中，而且考上了遂宁最好的高中��遂宁中学。又因为这个缘故，1987年我考上了一所专门培养国家干部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我的这种人生志向，同学们都很清楚，因此在高中毕业的聚会上，许多同学都祝福我将来能够成为中国的拿破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同班同学欧阳懿��一个喜欢诗歌和文学、秉持良知且追求真理的人��慢慢成为了我的知心朋友。二十多年来，我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鼓励，最后一起成为了坚定的民主斗士。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来自农村的学生，大学无疑是知识的海洋。进入大学后，我感觉到了知识的极度匮乏和饥渴。听说当时的人大图书馆藏书几十万册，但我几乎都没看过。于是除了上课之外，我将自己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看书上面，甚至由于有些课程��诸如《政治经济学》、《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太过枯燥乏味，我还经常逃课到图书馆去看自己喜欢的书。由于具有民族主义的思想，一开始我主要是看一些历史、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书籍，后来就爱看一些世界经济方面的杂志。我逐渐了解到，中国的实力并不像中共所吹嘘的那样强大，在中共统治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步，于是我开始对中共所编造的一系列谎言产生了怀疑。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吧。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像许多同学那样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也就是说我曾经也向中共组织主动靠拢过，但仅仅过了大半年，我就彻底打消了入党的念头，我认为这样的组织不值得我效忠。

1988年暑假回遂宁时，欧阳懿给我推荐了一本《山坳上的中国》，这书给我强烈的震撼。我没想到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国与世界的差距竟然如此严重。我彻底打消了对中共的一切幻想，陷入了焦虑和痛苦之中，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怎样才能实现我的强国之梦。回到学校后，我在人大遇到了一个朋友，经过一番交谈，我发现我们的思想竟然惊人的相似。不久，这个朋友就提出应当组织一个政党去取代中共的统治。这真是一个大胆的想法，我非常吃惊。在后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处在极度兴奋之中。不过后来我们还是没有组建政党，只是经常聚在一起讨论一下关于民族主义方面的问题。在这期间我写了一本《魂系中华》的集子，都是关于民族主义方面的文章。

那个时候，�自由化�的春风刮得正猛。

1987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支持学潮和�自由化�运动而下台，而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