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我因六四而反共
1988年，我花费当了一年半德语导游的全部积蓄（四、五百元外汇券）买到一张东德机票时，还不知道这一去我会变成反共作家，从而有国难归，成为流亡华人中的一员，尝到剪不断的乡思。
当初我乘坐东德的航班抵达东柏林时还相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现在柏林墙早已倒塌，我则得出“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分裂和出卖祖国的正是中共。
在我目睹柏林墙两边的对比和海峡两岸华人的区别，耳闻“党妈妈”血腥镇压同龄人和扭曲真相后，我不仅认出中共是吃人的狼外婆，也从此走上文坛。
2003年我发表第四本德文诗集《雪女》后，便开始借助互联网为文化中国添砖加瓦，几乎忘记我身在德国科隆。
2008年我才发表德文诗集《天目》。这次的插图是旅澳国画家章翠英的仕女图，而过去的插图都是由西方艺术家专门创作的版画，刚去世的德国画家印门朵夫(Immendorff)也曾为我插图。《法兰克福汇报》因此评论说，《天目》是我的“政治宣言”，因为章翠英曾遭中共残酷迫害……其实不然，我只是对章翠英的仕女图一见钟情，更何况她既是同胞同辈，还是同性同修。而我的“反共宣言”则于2001年就发表在第二本诗集《金莲》里了。2008年5月底德国西部电视台ＷＤＲ来采访我时，我还特意找出来在镜头前朗诵。
印门朵夫们算我的父辈，都对我有提挈之恩，尤其是杜塞尔多夫美院的院长吕沛知(Lüpertz)。是他们把我领进了欧美艺术界，他们的经纪人还在我第一次海归不成后，做了我的担保人，让我得以以诗人身份留在德国，而不用受政治避难的煎熬。但我对在大陆举办的他们的画展却毫无帮助。有十年时间（1992-2002）我象蜜蜂一样在他们中穿梭，虽然我的追求与他们相左。如果说他们都在展示自己的能力，那我则在揭示上帝的神力。
上网后，我才明白身为华人的使命，尤其是当清水君（黄金秋）、张林、杨天水、郭飞雄、力虹（张建红）等中华好男儿都被共党非法关押后，我更觉得我天生就是中共的掘墓人。
我身在科隆却一边借助网络、电话向大陆同胞传递真相，一边向西方人推广展示中华文化的神韵。2008年神韵在杜依斯堡演出时，我呼唤了三十个西方人前去观看，其中包括《天目》的出版商。我希望与我有缘的西方人都能分清中共与中国、中共党文化与中华古文化，知道《明镜》周刊披露的“黄色间谍”是马列子孙，而非中华儿女，知道汉人与藏人等各民族都是中共的受害者。德国藏人协会集会声援大陆藏人抗暴，我也尽可能去参加，去帮大陆同胞要求“同样的世界，同样的人权”！从我第一次去波恩中共大使馆前抗议六四屠杀以来，我在海外参加过的和平抗暴活动不计其数。我还特意让人帮我做了一个“没有人权 没有奥运”的标语牌。
科隆是北京的友好城市。当我去市政府建议科隆市长不要去北京衬托中共奥运时，接待我的市政府官员还不以为然。然而当我在2008年5月召开的“抵制奥运还是照常营业”的讨论会上再见他时，却从科隆经济局长的发言中获知科隆市长已于4月在各方面压力下取消了去参加奥运开幕式的打算。
2008年六四纪念日我则在家赶写题为《用天目审视北京奥运》的德文报告，以此告诉德国人中共政权在用坦克镇压了民众的呼声后已演变成了威胁世界的红色纳粹。北京奥运象当年的柏林奥运一样是纳粹们用来欺骗世界、展示强权的宣传秀。
这是我自2007年夏天以来写的第七篇抵制中共办奥运的德文讲演。这还不是最后一篇。最后一篇会为八月九日由国际大赦在科隆市中心举办的以“给人权的金牌”为题的活动而作。
二零零八年六月于莱茵河畔
《北京之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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