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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22日 星期二

自由亚洲电台:六四33周年:流亡者的坚守、挫折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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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6月4日是1989年六四事件33周年。当年,在中国军队在北京进行大屠杀之后,八九民运的很多主要参与者被迫流亡海外,其中不少人还在继续从事民运活动。但多年来,也有不少人质疑,海外民运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么多年,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对于中国未来民主化,他们又是怎样看待呢?

“流亡是一种个人承诺,是个人的commitment (承诺) 。”

“在中共倒台之前,必须有很多人参与这个不断失败的战斗。”

“我想更珍贵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有一些人还能在这个黑夜中去坚持,去做这样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情。”
……

您刚才听到的是一些经历过六四事件的枪林弹雨后流亡海外的八九民运主要参与者苏晓康、周锋锁和王丹,日前接受本台采访时谈到的感受。

作为一群政治流亡者,在他们身上,曾经一度背负着整个国家和民族时代变革的理想与追求。而在多年后,虽然漂泊异乡,他们依然没有忘记当初对于民主自由信念的承诺。

流亡海外的反对派

“我们海外民运的存在本身就是反对派的存在,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补足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这一块。” 王丹说。

王丹当年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生,六四大屠杀后,20岁的他在中国当局通缉的学运领袖名单中排在第一位。他拒绝逃亡,多次被逮捕入狱。1998年,他获“保外就医”,流亡美国,之后取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并到台湾任教。2017年,王丹返回美国。隔年,他在华盛顿成立智库“对话中国”(Dialogue China),着眼于中国现状和未来转型的政策研究。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纽约推动成立‘六四纪念馆’,我的精力全部都是放在这件事情上。”王丹说,“总的来看,到美国大概24年的时间,整个是相当充实的,我没有任何的所谓汗颜或觉得一事无成。”

周锋锁当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六四镇压后,作为二十一名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骨干之一,他受到通缉并入狱一年。1995年来美后,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取得商学硕士学位。2007年,他和其他人联合创办“人道中国”组织,目前主要是资助国内良心犯及家属。

他说:“我们每年会支持一百个以上的良心犯。这些年积累下来差不多有上千人。还有帮助他们呼吁,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他们,也由此知道中国人权的状况,还有这些人的奋斗,比如说张展。”

另一位在海外知名的活动人士傅希秋曾是参与八九民运的山东学运领袖。在经历镇压与清算后,他成为基督徒,在被中国当局迫害的家庭教会中做服侍。1996年,他逃离大陆,辗转来美,就读神学院。2002年,他创办了“对华援助协会”,支持和帮助中国受迫害的基督徒及维权律师。

谈到他从事的工作,傅希秋说:“首先是为他们发出声音,第二我们做一些很具体的努力,促进中国的宗教自由。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们)非常细致地跟维权律师进行密切的配合,支持他们,实际上是按照中共的宪法框架和法律框架,来促进中国的宗教自由,就是一个个的个案。”

对于中国民主化,傅希秋认为,信仰自由是“第一自由”,在此基础上才有公民社会。信仰自由实际上在为民主化、法制化提供根基。

在六四流亡者中,王军涛是极少数组党者之一。他在1970年代就曾因宣扬民主而入狱。1989年六四,他被指控是幕后策划学生运动的“黑手”,在国内逃亡后二度入狱。1994年,王军涛获“保外就医”来到美国。

“我们(当时)还是想邓小平死后,中国会有一个变化,我们能不能比苏联东欧那些国家做得更好,这样我就到哈佛大学读书去了。”他说。

不过,在取得了哈佛大学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王军涛对于如何推动民主化在认识上发生了转变,并与其他海外异见人士组建了中国民主党。

“第一,民主化的转型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第二,要把依靠的重心从精英转到大众。”王军涛说,“这样,完成了两个转变之后,我就开始搞中国民主党,去组织大众,把实际底层的各种反抗运动串联起来,推动中国的变化。”

没有民运,只有流亡

三十三年过去了,王丹、周封锁、傅希秋、王军涛……这群从血泊和监狱中走过来的六四流亡者,依然在海外,坚持以不同方式试图推动中国的民主与自由。虽然很多人批评他们,多年来似乎没有取得多少令人惊艳的成就,但《民主中国》杂志社社长苏晓康认为,应该客观看待这一问题。

“实际上没有民运,只有流亡。所有人流亡出来到西方以后,他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生存。”他说。

被北京当局指控为六四幕后黑手的苏晓康,多年来也曾饱尝流亡之苦,开始逃亡到法国,后来又到美国。他说,在流亡状态下,第一是生存,其次是进修。当年的六四学运领袖,如王丹、柴玲、吾尔开希等也都是走的这条路。

流亡是个人承诺

“这两件事情完成以后,你个人所做的事情,我叫做承诺(commitment)。你可以有这个commitment,也可以没有。” 在苏晓康看来,流亡是一种个人选择与承诺。不少知名的六四学运领袖也的确在生活稳定后,选择继续投入到影响和改变中国的事业中。

“怎么做?就是象一个知识分子一样地去做,以自己专业的能力去做所谓‘民运’的事情,去做中国政治的事情。” 苏晓康说。

为何海外流亡者的组织没成大气候?

多年来,尽管王丹、周锋锁、傅希秋、王军涛等人在各自创立的组织里,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做出了很多成绩,但是海外六四流亡人士一直尝试组成一些联合各方的团体、组织,凝聚力量,共同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不过都没能形成大气候。

苏晓康认为,这与中国人缺乏团队运作经验有关,而这种运作经验必须要在公民社会的环境下才能形成。“六四流亡者出来开始组成组织,就产生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领袖问题,谁当领袖就变成一个争吵不休、内斗不止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财务问题。”

纵观二战后的中外历史,苏晓康表示,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的流亡反抗运动。“三十年来,中国人的话语当中一直有一个很奇怪的理论,就说海外民运可以推翻中国政权,这是一个假命题啊!而且你所在的国家,比如说我们在美国,这个国家的制度和政权,也不允许你去推翻一个它有外交关系的政权的。”

学运领袖周锋锁则指出,从大背景看,他们多年来遇到的最大阻力,恰恰是来自提供他们庇护的西方社会本身。

“这33年,海外民运面对的最大挫折或阻力,其实是整个西方世界对于中共这种体制的拥抱,因此中共可以依靠全球化和西方科技发达起来,并影响全世界。”周锋锁说。

被遗忘的“六四”与迷失的年轻一代

最近,网络流传着一段BBC新闻在1989年六四的采访视频。一位头缠红布条的大学生骑着自行车,坚定而自信地告诉记者:“我要去游行,天安门广场。” 记者问:“为什么要去?”回答说:“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在上海外企工作的90后、因安全原因不愿具全名的李先生告诉本台:“六四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铭记的事情。那个时候学生的思想、那种精神,太值得现在这些年轻一代学习了。现在,尤其年轻一代,价值观就是纸醉金迷嘛。”

对于今天还有多少人知道六四和海外民运,李先生也很不乐观。“据我的经验,如果没有翻墙渠道的人,比如现在的很多00后,他都不知道这些东西,听都没听过。”

本台记者随机拨打了中国武汉、天津、成都等城市民众的电话,希望了解有多少人听说过89六四及海外民运。

–“我没听说过。”

–“我不关心这些。我就一个小老百姓,我都不知道政治迫害,我不关心政治。”

–“你是国外的,你这不是中国的事,你们干嘛呢?”

–“我只知道搞过学潮,但是具体是怎么搞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们都不关注这块儿。”

中国民主的未来要靠谁?

来自上海的80后王先生告诉本台,现在年轻一代,不仅不知道89六四与民主运动,而且被洗脑很严重。“你在谈民主自由的时候,他会跟你讲民主是不能当饭吃的。他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拥护现在的这个政权。这就说明,从执政者角度来看,这个洗脑教育是非常成功的。”

因担心中国政府打压而不敢具全名的王先生还表示,严密的信息封锁和洗脑教育,令海外民运和国内处于一种非常割裂的状态。“不太会指望国内年轻一代的大学生,能受到海外民运的影响,几乎不可能。这些学社们实际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事情。海外民运完全被国家定义成反中国的、反华的。”

那么要想改变中国,需要依靠谁呢?苏晓康认为,海外流亡人士无法改变中国,改变还要靠中国国内。“还有上千万的农民工,希望就在这些农民工身上,根本不在城市的这些岁月静好派、小粉红身上。当中国经济下滑出现问题后,这些农民工就是革命的力量。要去影响他们。”

杭州一位自由职业者、因安全原因要求匿名的A先生告诉本台,大城市里千千万万的农民工的确是中国社会主流。但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赚钱生活,对共产党更有一种深深的恐惧。

上海的李先生也表示,中国要走向民主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首先,要变革,人心要开始变。但是现在的人,我从百姓群体感觉,大多数人就没有变革的那份心。人心不变加上这个极权统治,你凭什么变呢?”

近十年来,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经济不断下滑,中共编织的洗脑内容,日益被严酷的社会现实戳破。当前的清零防疫模式,更凸显出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

王丹认为,所谓的社会主义铁拳,会让曾经被洗脑的小粉红一代,越来越看到社会的现实。“这次上海防疫产生的效果就可以看到这点。我想很多上海的小粉红、90后世代,大概不再会认为这是他们原来想象的那么美好的一个社会了。”

最近,因反对校方的疫情封控措施,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天津大学先后爆发了学生群体抗议事件,不过又很快被政府压制下去。

黑夜中的坚持

中国社会的民主化何时才能实现?最后,让我们一起听听当年的学运领袖周锋锁和王丹对此的看法。

“当然到现在为止,这是一场失败的战斗。但在中共倒台之前,必须有很多人参与这个不断失败的战斗。” 周锋锁说,“对于身处其中,还在和这个专制政权对抗的人,至少他们是有反抗的勇气,坚守的精神。这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王丹说:“中国民主化,这是一个肯定的方向,只是中国自己有太多包袱,要比其他国家更慢一些,路程更艰难一些。但正因如此,我想更珍贵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有一些人还能在这个黑夜中去坚持,去做这样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情。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在海外应该去承担的一种角色。”

六四被视为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这段历史却一直被中共竭力掩盖。目前,王丹等人正在纽约筹建六四纪念馆。他们说,其目的不仅是为了纪念33年前那段历史,更想为中国未来发展找到一条出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华盛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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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89学生唐恺

很多年后,唐恺都会做同一个噩梦。那是1989年6月4日清晨,他在北京六部口目击的场景:

坦克过来了,声音越来越近。坦克开得非常快,前面的人群中传来惨叫声,原来炮筒是冲着人群的。坦克走了一个U字型,拐进了人群。解放军打开盖子,往外扔催泪弹。有学生跑过来说,哎呀,前面轧死人了。

“当时被撞伤的有好几个,很多被轧烂的,脑浆啊,血啊、肠啊,一地都是,非常恐怖的景象,”唐恺回忆。

那天,他帮着搬运了几名被坦克碾伤的人,其中一名男子被坦克碾断的双腿还在滴血,染红了他的手指。他默默清点一下现场的尸体,大约有12位死难者。

这段讲述与当天其他目击者的证词相吻合。

六四枪响后,唐恺逃亡过,被抓过,蹲过秦城监狱,打过工,做过小生意。因为不堪国保骚扰和抑郁症困扰,30年后,他和家人逃离中国,来到美国。

六四33周年前夕,他向美国之音独家披露了自己的故事。斜体字部分为唐恺本人的叙述。为保持叙述的简洁连贯,记者对文字有所编辑。

我相信广场上肯定有死人

1967年,唐恺出生在广州一个干部家庭。1989年北京爆发天安门运动的消息传来时,他是深圳大学大二的学生。他和几位同学上街募款,以此支持首都的学生。几天后,他带着募集的几千块钱北上。

刚刚到广场,很震撼。广场上很多救护车闪着灯,不断地叫。很多学生躺在广场上,那个场面确实很催人泪下。”

募款交到广场指挥部后,唐恺就留在了广场。当时已是绝食后期,学生们身心俱疲。初来乍到的他加入了纠察队,也被同学推选参加“外高联”(外地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会议。

两个星期后,那个血腥的夜晚降临了。

6月3日晚,中国国家电视台播放了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唐恺和其他示威学生一起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的台阶上。

陆陆续续就看到有坦克冲到天安门广场,后来又看到有成队的解放军开着枪,从长安街往里走。坦克轰隆轰隆的,那种恐惧真是无法形容,就感觉死神来了。

天安门广场的灯全关了。人民大会堂上面有几个探照灯,照着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的几个大门咣的一声打开,冲下了一批部队。从长安街进来的部队、军车和坦克,只停在天安门广场的四周,没有进天安门广场。进天安门广场的是这一批从人民大会堂出来的解放军。

他们分成两批人,一批冲到纪念碑前围成一圈,趴在地上用枪对着我们这些广场上学生。还有一批人到了广场中,大概有50或者100人排成一排,赶广场上的人。

那些赶不走的人,我看到那个解放军‘砰’的一声就一梭子弹,那个人就趴在地上了。你说广场有没有死人?我相信肯定有死人,因为我看得很清楚。一梭子弹那个人就趴在地上,打了好几个人。”

当时身在广场的台湾音乐人侯德健在纪录片《天安门》中回忆,起初以为士兵只用橡胶子弹和木棒,但到凌晨2时,两位医生和学生赶来告诉他们“是真枪、真子弹”。

作为“天安门四君子”的代表,侯德健和周舵一行人前去和戒严部队谈判,希望给学生留出一条撤离通道。根据历史学者吴仁华的记述,6月4日凌晨4点30分左右,他们开始在学运之声广播站发表讲话,呼吁学生们主动撤离天安门广场。

广播了以后呢,有一队解放军就冲上纪念碑的第三层。解放军手上拿着一个大铁棒、一把短的冲锋枪、一把手枪,穿着空降兵的皮靴,从第三层一层一层地往下赶。稍微走得慢的就被打了一棒子。我就被打了一棒子,打到脖子上,非常疼。

离开广场的时候,两边是装甲运兵车和坦克,上面有很高的灯照着我们的眼睛,还有摄像机。这就是后来中央电视台播出来的镜头,说是安全撤离。”

从逃亡到被捕

撤离广场几个小时后,唐恺在六部口目睹了那个缠绕他多年的梦魇。之后,他和两个小兄弟被北京市民带到中央音乐学院,那里的学生收留了他们。住了两三天待情绪稳定后,他们坐上南下的火车。火车在武汉长江大桥上被愤怒的市民拦下,他们只得改水路,坐船来到江西南昌,在一所大学住了几天后,才继续南下。

那时的唐恺只想着怎么逃跑,怎么活命,血洗北京的种种场景也让他心情沮丧。全国大搜捕已经展开,回到广州家中躲了几天后,他怀着一丝侥幸返回深圳大学。

然而厄运还是降临了。

“7月9号我到图书馆,路上有一个民工打扮的,穿得破破烂烂,一看就不是学生的人,一路跟着我。他手上拿着一顶草帽,里面好像有一部对讲机。我看书时,他就站在图书馆的大玻璃窗外。”

唐恺心神不宁地翻了一会儿书,决定还是早点回宿舍。晚上9点多,他走过教学楼前的一条小马路。路的两旁各停了一辆面包车,其中一辆车的门打开着。前面站了几个人。马路很窄,他只好从两辆面包车中间穿行过去。

有一个可能50多岁的人,他说:‘嗳,唐恺’。我说:‘啊?’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愣了一下,就答应了。后面就有一个大个子,可能有1米8几吧,一把抱住我的腰,我整个人都被架空了。

他把我抱起来,紧紧抱着,往面包车里塞。我就挣扎。我的手撑着车门,脚也顶着门。这时就有两个人冲过来想抓我的手。我继续挣扎的时候,前面的人往我的肋骨打了一拳,往我的小腹打了一拳。这一拳打下去以后,整个人就瘫软了,眼冒金星,然后就被塞到车里了。车里两边坐着人,门一关呼就开跑了,前后可能不到一两分钟的时间。想起来他们抓人的手法很专业,一下子就开到梅林看守所。”

在看守所的一天深夜,门突然被打开了。“提审,唐恺,你出来,”管教说。“完了完了,你要被枪毙了,”狱友们在一旁叹气。

他被带到一间黑屋子,里面坐着几个老人。看守所的副所长发话了。

他说,唐恺,我们今天晚上的聊天不能告诉任何人听,你向我保证。我说,我不告诉任何人听。然后他说,你讲真话,北京到底有没有开枪?我说,有,死了很多人,坦克轧死很多人。他们说,啊,真的是这样啊!

那批人是什么人呢?我不知道。等我从北京秦城回来以后,偶尔有一天看电视,嗳,这不就是那天晚上见我的人嘛。他们是深圳市的一些领导。连他们都不知道北京到底有没有开枪,有没有死人。你看他们是不是一层层瞒骗。”

和江青比邻而居的秦城监狱

在梅林看守所关了一周后,唐恺被送到广州公安厅,当天上午又被押上前往北京的火车。

我们一个包厢,四个床位,两个是深圳市公安局的警察,还有一个是北京公安局的警察。到了北京,下火车以后,站台上有一个警车等着我。警车四周都蒙着黑布,我也戴着手铐,直接拉到一个地方就进去了。”

同一个号子里关了7、8个学生,包括清华大学的熊炜。他是被当局通缉的21个学生领袖之一。唐恺说,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被关在什么地方,直到一位管教泄露了“天机”。

他有一次就跟我说,你知道你来了什么地方吗?我说,我不知道啊。然后他说,你看看那边那个炮楼。我们住的那个院子周围都是高墙,高墙的四个角就是一个高高的炮楼,和电影里面日本鬼子的炮楼是一样的,圆圆的。上面站着一个武警。四周都是武警。我们那个院子和另外的院子是没联系的。

他说,炮楼的那一边,墙的那一边,那个地方是关江青的。回到号里我就跟熊炜说,哎呀,我们和江青住在一个监狱里面了。熊炜听了以后马上就脸色大变,眼泪都要掉出来了。他说,完了完了完了,我们被关到秦城监狱里面了,这是中国最高级的监狱。他说,我们这一次不是死刑也是无期了,最少要十年了。我当时才有这个概念,有个秦城监狱,是关着中国最高级的犯人的地方。”

因为参与天安门运动,同一时期也被关在秦城监狱的前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美国之音主持人陈小平证实了唐恺的说法。

所有的人刚开始都关在204区,那是秦城监狱的一栋楼,只要是六四被抓的都往里塞,不管你是学生、工人、老师。204是满的,一个房间里关了8到10个人,装不下。确实隔壁是江青所在的区。”他说。

冬去春来,秦城监狱院子里的苹果树长出新枝。放风的时候,唐恺看到几位年长的犯人,穿着蓝色的布棉袄,由武警带着给苹果树剪枝。

有一天那个管教又把我叫出去了,我又跟他聊天。我说,哎呀,你看我们这个监狱有那么老的犯人,我们会关多久啊?那个管教跟我说,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他们是林彪的部下。你想想他们被关了多少年了。我想,天呐,这真是完蛋了。”

不过不久,事情发生了转机。据唐恺回忆,在东欧发生一连串反对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剧变后,他们的住宿条件改善了,伙食也改善了,原来总暗示要把他们发配新疆的领导也闭口不提这事了。

9个月后,唐恺获释了。

我离开秦城的时候,北京公安局提审最后一次提审我。他说,给你三个纪律,你一定要遵守。第一,你要夹着尾巴做人,像狗一样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第二,北京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你不能告诉给任何一个人听;第三,你要记着,我们随时会把你逮回来。

没想到离开中国会那么愉快

回到南方后的几十年里,唐恺卖过保险,做过小生意。不愿趋炎附势的他生意始终做得不大,但他还是接济过不少89难友,这也给他带来不胜其烦的国保骚扰。

一个月最多的时候四、五次,少的也有一两次。公安局见我的时候,表面上很客气,实际上就老是威胁我,说我们随时会抓你的。你不要说这些话呀,不要帮助谁啊。我的第一个妻子也因为这些事情经常跟我闹矛盾,后来就离婚了。搞得很痛苦,非常压抑,说真的。”

2018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后,唐恺在微信上写道,香港青年其实和八九年的学生一样,都是追求民主自由,根本就没有什么港独。很快,国保的电话打过来。渐渐的,他觉得留在中国的风险越来越大。

2019年9月,六四惨案30周年后,唐恺和家人来到美国,在这里申请了政治庇护。他在亚马逊找了一份送货员的工作。每天尽管辛苦,但心情畅快。

我来到美国才知道,没有了国保好舒服啊。我都没想到离开中国会那么愉快。哎呀,我就后悔我离开得太晚了。”

直到今天,唐恺的母亲还会念叨,假如当年你没有参加八九学运,今天肯定是个公务员。可是唐恺觉得,一个人在年轻时代能投身那样一场运动,敢用生命去实践理想是一件幸事。他说,这场运动也让他看清了中共政权的真实面目。

像中国现在的很多行为,习近平的很多行为,我都可以理解,可以知道出于什么需要,他们会做出那么邪恶的事情。通过这场运动,自己不断地反省,不断地看书,才能提高到这种意识,所以我反而很荣幸自己能够参加这场运动。”

33年过去了,还有一件小事让唐恺念念不忘,也让他十分感念如今已经离开人世的父亲。当年他在北京街头捡了一梭子解放军的子弹,连同广场上的传单和“外高联”纠察队的联络名单一起带回广州。在他被关进秦城以后,他在广场上的两个小兄弟向审讯人员交代了这些情况。广东省公安厅去了唐恺家,要他父母交出这些东西。

我妈吓得要死,就跟我爸商量。我爸是老共产党员,老军人。可是那次,我爸说不能交,交的话就是害了孩子。我妈就把这些东西拿到后山上烧了。省公安厅的人后来又来了好几次,我妈坚决说没看到。他们搜查了我所有的包,衣服,都没查到。要是我父母老老实实交上去了,证据确凿,我肯定得判刑了。其实我从初中开始,因为叛逆,老跟我爸闹别扭。那件事情之后,我还挺佩服我爸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人性战胜党性吧。”

来源: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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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15日 星期六

「六四」日记摘抄

六四征文

(文章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

说明:又到了纪念「六四」的令人心碎的日子,总想写点什么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于是翻开了当年的日记,发现写什么都显得苍白无力,不如日记直接、真实。抄录在这里,作为我对「六四」十五周年的纪念。

一九八九年我早已不是学生,在整个运动期间基本上是处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已经十五年了,我当年用来写日记的纸张也已经有些发黄,但对这些刻骨铭心的日子,却不敢有半点的忘却。以下是在哈尔滨在六四前后的我的部分日记,抄录在这里,作为对六四的一点小小的纪念。想以此通过封从德向所有为「六、四」付出过生命、鲜血和泪水的同学们以及参与过「六、四」运动的所有人们,致以深深的永远的敬意!也以此与今天还在关心著中国民主化事业的朋友共勉。

(一)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六,晴

据报导,今天在天安门坚持的学生仍有十余万,军队仍未能进入北京市区,仍有大批市民在支援学生,国际上一片声援学生反对武装镇压的声音。但还是能明显的感觉到,学生运动已转入低潮。晚上去黑龙江大学参加学生的演讲会,校长出来阻止该演讲会,遭到了一片怒斥声,校方放出高音喇叭干扰演讲,学生们就转移到教学楼正门的空地上,校方增大音量,继续干扰,学生们就把演讲会搬到了学校大门外的马路上,约有五百人参加,我只能用我的掌声表达我内心的感情,将双手拍的发红发热,这是内心的热血在沸腾。

演讲结速时,由黑龙江高校自治联合会发出通知,决定在明天,也就是五月二十八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并表示这可能是由黑龙江高校自治联和会组织的最后一次大行动了。学生们已开始准备退却,学生们一无所有,而面对的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政府,而掌握这个政府的又是一群野蛮的毫无人性的独裁者时,学生们是肯定支援不住的。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抗争,学生们的精神和体力都已经疲乏了,他们该休息了。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本应该由整个社会来承担的巨大的历史责任都落在了年青的学生们身上,我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员,却不能去承担一点责任,因此而感到羞耻。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天,晴。

今天值班,做一急诊手术,很顺利。未能参加游行很遗憾。晚上利用换班吃饭的时间,由进修医生顶班,并嘱其有事找科主任,跑去黑大听了一场相当于宣告学生运动结束的演讲,演讲者是学生会的几位干部,听者约有六七百人,大家的心情都显得很沈重。当演讲者那悲壮的声调进入我的耳膜时,我几乎要流眼泪。学生们认识到,当局是毫无理性的,继续对峙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主动的退却是保存实力的行动,是以退为进的策略。我认为学生运动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种胜利要从历史意义中去理解,但遗憾的是毕竟没有取得有形的成果,这不能怪学生,他们已尽了最大努力。也不能怪人民,因为人民已经被统治者塑造成了今天这样的麻木不仁了。学生运动虽然将要告一段落,但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并没有结束,但我相信,明年的今天甚至不要到那一天,人民公敌李鹏就会被赶下台,不管是民主力量的胜利还是保守势力的得势,李鹏的政治生命肯定长不了,他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全国的罢课还在继续,北京天安门前的红旗还没有倒下,军队还未能进入北京市区。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一,晴。

今天休息,先去了黑大的学生会,未见有什么行动,又去了哈工大的学生会,也未见有什么活动。从哈尔滨看,学生运动已基本结速。但据报导天安门前仍有一万余名学生静坐示威,与前一段时间的轰轰烈烈相比较,不可同日而语了。能明显的感到,全国的学生运动已失去了后劲,可以预料拖不了几天,就会逐渐的偃旗息鼓。但部分学生表示要坚持到六月二十日人大开会,以影响大会的决定,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今天被指责为犯了分裂党的错误。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二,晴。

今天值班,未能出去了解学生运动的情况。但据说北京又组成了绝食团,有五千人参加,另外的消息又说学生要撤离天安门广场,给人的印象是学生在坚持与撤退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全国各地其他城市的学生运动已基本平静下来。但这几天各地方向邓李杨表示效忠的信却在增加。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三,晴。

今天休息,去几所大学的学生会转了一圈,白天都没有什么行动。晚上去黑龙江大学听演讲,与以前不同的是演讲者由学生变成了老师,可能是老师发现学生已经疲倦了,准备退却,才站出来给学生打气。演讲的艺术性和思想性都很高,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掌声。但是给我的经验是,演讲的艺术性不能太高,使人觉得华而不实影响演讲的思想性。演讲会到晚上十一点才结束。后去学生会,把我写的《自由民主宣言》稿交给了他们,他们因为基本上停止了街头的抗议示威活动,而把精力主要放在开演讲会和在教学大楼门口用竹席支起两面约三十米长的墙,并命名为「自由墙」,供发表各种文章,消息和意见用。我捐款一百元。

天安门广场今天学生树起了一尊民主女神像,高三米。

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星期四,阴。

上午做一开颅手术,很顺利。下午去附近几所大学。黑大的自由墙今天已经竖立起来了,我署名为费铮铭的《自由民主宣言》占了主要版面,一共是两开八大张。黑大学生还没有复课,但也没有上街,演讲会在继续举行。北京的学生运动还未完全结束,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还有近一万人。参加北京戒严的军队达二十余万人。但军队始终没能进入北京市区,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北京市的老百姓进行著强有力的阻挡。二是军队没有进入市区的坚定的决心。只要象这样拖下去,在天安门坚持的学生会越来越少,最后会被完全瓦解,军队也就用不著进城了。新闻媒介继续播放关于对李鹏的效忠的消息和文章,北京郊区举行了由共产党官员为先导,打著支援李鹏的横幅标语,游行者表现出极不严肃和无聊的神态。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李鹏竟敢在电视里出来为儿童们祝贺节日,一个人民的公敌,一个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人祝儿童节日快乐,使人恶心,使人联想起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故事。

晚上听外电新闻,北京规定所有新闻报导要经过审查批准后才能发表。限制外国记者在北京的行动自由,尤其不能采访学生运动的情况。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星期五,阴。

上午做开颅脑肿瘤切除术,比较顺利。晚上去黑大听演讲。学生们在与当局的持久的对峙中心身已疲惫不堪,普遍的表示了对学生运动前途的悲观失望。对学生运动的去向问题,在同学们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争论不休。导致了黑龙江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主席今天的辞职,由另一同学接替了他。我问我自己,如果我是学生领袖,我应该做出怎么样的决策?到目前为此,事实上我也没有一个成熟的想法。

今天县团级以上的去听报告,是关于赵紫阳等人支援学生运动的事。邓小平表示他一生中最大的两件错事就是用错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从这种口气看,邓氏的家长作风非常严重,难怪他对改革的理解是那样的浅薄。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星期六,阴转阵雨。

晚饭后去哈尔滨工业大学,本来是以一种对即将结束的学生运动的恋恋不舍的心情去他们的学生会看看,没想到一去就见他们正在组织同学们上街游行,近几天街头行动已见不到了,今天突然又兴起,其中必有缘故,原来是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今天派来了代表,带来了消息,当局采取了进一步的强硬措施,军队强行进入北京市区,军车压死五名学生。军队还向新华门前静坐的学生施放催泪瓦斯。为声援北京的学生和为抗议当局的残暴行经,哈工大学生自治联合会决定恢复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一面面红旗和标语牌又被扛了出来,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个大花圈,是专门为悼念北京死难的学生而做的。学生们一个个聚拢起来,在花圈和横幅标语的引导下向街上走去,我混杂在学生中怀著满腔的激愤参加了游行。并跟著高呼「打倒李鹏」,「反对镇压」,「讨还血债」等口号,我尽情的呼喊,喊出我全身心的力量和激情,在哈尔滨最繁华热闹的街道上响彻著我们的声音。后来又有其他几所学校的学生们加入,游行的学生达二千人,围观的群众则更多。声势很大。游行到后来天下起了小雨,学生们并未理会,闪电和轰鸣的雷声更加激发了学生们的激情,他们为闪电雷鸣而欢呼,并喊出「劈死李鹏」的口号。游行从哈工大出发,到秋林公司,转回奋斗路,去火车站,折回博物馆,最后回到学校时是晚上九点钟。

回家后心情不能平静,不能入睡,持续收听各种新闻广播,国内的广播说今天早上戒严军队在向戒严地点行进时受到了学生和市民的阻拦,并互相发生了摩擦,一些军车被毁坏,部分军用物资和武器被抢,许多士兵被讽刺嘲笑和殴打。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了强硬指示:对一切阻挡军队执行戒严任务的行动要采取一切措施制止之。看来一场学生们的流血阴谋已在当局的最高阶层酝酿成熟,当局要真正向学生和市民动枪炮了。美国之音报导,今天军队向北京市区开进,有二十辆军车开入市区,市民们立刻主动上街设置路障,挡住了其余的八十辆。在市区内的军队步行向天安门开进,但被学生和市民们围住后缴了械。当军队开进失败后,军队和警察向学生和群众使用了警棍和催泪弹,群众还以石头和瓶子。同时成千上万的群众纷纷涌上街头保卫学生。晚上当局发出严重通告,要市民不要上街,以免受损,军队要采取一切手段完成戒严任务。

秦基伟今天出来接见军队,不知意味著什么。

美国之音午夜十二点快讯,北京军队向学生及市民开枪,有人受伤和死亡,受伤者已送到医院。这次学生运动最悲壮的一幕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一页开始了。我立即叫醒了已经熟睡的妻子,含著泪把情况告诉了她,她也感到激愤和悲哀,我们坐在收音机旁流著泪继续收听外台,了解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星期天,阴雨。

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在今天发生了,今天□晨在北京,全副武装的军人在坦克和军车的掩护下向和平示威者开枪扫射,死伤难以计数。今天是中华民族的国哀日,我发誓,我要与邓小平李鹏及反动政府不共戴天。我欲哭无泪,气的浑身发抖,我真想亲手杀了这帮刽子手。口口声声说是人民的政府人民的军队,却在和平年代屠杀手无寸铁的本民族的学生和市民,比希特勒法西斯屠杀犹太人更恶劣。我为我们民族出了这样的政府和这样的军队和我又是这个军队中的一员而感到极大的羞耻。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邓小平李鹏杨尚昆们竞敢冒如此天下之大不韪,与全国人民为敌,造出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孽来。我也绝对无法理解,在学生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他们不杀人,却在学生运动快要结束的时候大开杀戒。他们真的是一群魔鬼?是专门为杀人而创造出来的。

今天一大早先去了黑龙江大学,再去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们正群情激忿,准备上街游行。学生们没有被反动政府的枪炮声所吓倒。游行队伍先到省政府门口示威,先后到达的有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船舶学院,东北林学院,电子工程学院等参加。其声势和激烈程度远超过四五月份学生运动的高潮期,学生们高喊著「打倒李鹏」,「讨还血债」等口号向省政府汇聚。学生们派出代表向省政府请愿,要求省政府表态反对李鹏,反对屠杀学生和市民。但没有一个省政府的官员出来与学生见面,学生面对的是把守在省政府大门口的全副武装的武警士兵所组成的人墙,学生们试图冲破人墙进入省政府院内,但都没有成功,与武警们对峙了二个钟头,然后游行到附近的一个体育场,那里正在举行全市性的工人运动会,示威队伍要进入体育场,先有警察来阻挡,但被学生冲了进去,沿著跑道游行示威一圈后又出来了,然后去到哈尔滨锅炉厂,汽轮机厂等大型工厂,想向工人们说明北京所发生的惨案真象,动员工人进行罢工,但厂方不与接待,也不开大门。学生们只好再回到大街上游行示威,到晚上六点钟才结束。我回家吃完晚饭后又去了黑龙江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向他们的学生自治联合会建议,要派学生在市里各主要交通要道设点向人民请愿,造成交通阻塞,使工人不能去上班,市民不能上市,形成罢工罢市的局面。

很晚才回到家里。收听美国之音晚间新闻:一,今天北京街头死伤数千人。二,不顾个人安危的北京市民纷纷走向街头,军队格杀毋论。三,上海等大城市发生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四,天安门广场周围的建筑物上弹痕累累。五,群众对军队的残杀行动表示惊恐,愤慨和进行罢工抗议。六,美国政府遣责中国政府的屠杀行为,并表示因此会影响到中美关系。七,国外各大城市纷纷举行游行示威,遣责中共屠杀学生和市民,纽约市长也参加了游行。八,军队已开进北京各大专院校,继续镇压学生。九,香港数十万人游行示威。十,台湾政府下达了军队处于戒备状态令。

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星期四,晴。

今天是天安门大屠杀后的第五天,北京城已完全被军队所控制,军队开始清理烧毁的军车及坦克和路障。李鹏今天出来接见了在北京执行屠杀任务的军队,他在微笑,是再一次向全国人民示威,令人气愤至极。

当局电视新闻发布通告,高自联和工自联的领导者是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头目,都要缉拿归案。看来李鹏反动政府的气焰十分嚣张,他们还要继续屠杀中国的精英,这个政府真是反动透顶。

晚去黑龙江大学,他们的学生自治联合会作出决定,进行空校活动,即动员所有的学生回家去,以抗议政府的镇压和保存民主力量。近千名黑大学生自愿的聚集在一起,听学生会宣布空校的决议,当学生会主席说到这次学生运动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生运动已经胜利了时,学生们爆发出长久的掌声。决议号召大家回去后继续开展民主运动,宣传民主自由思想。决议还表示,空校活动是迫不得已的,从感情上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反动政府的高压太强大,同学们的退却是必要的,但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学生,一定属于人民。又响起了一片掌声。当主席要求大家回去休息,准备明天离校时,所有的学生都不愿离开,他们一遍又一遍的高呼「打倒李鹏」,「打倒法西斯」等口号,反复高唱国际歌,双手高举成v字状,象征最后的胜利,场面非常悲壮感人,催人泪下。为了保护学生会的干部,学生们要求他们先撤离学校,但学生会的干部们要学生们先撤,那种在危难中的互相关心和爱护的情谊令人激动不已。最后老师们也出来表示要支援和掩护学生。但学生们还是久久的不愿分开,他们舍不得离开,这一段时间的战斗和鲜血凝成的友谊已把他们的心紧紧的联在一起了。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所身临其境的经受的最感人的一个场面,我将永生难忘。

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星期五,阴。

这次全国的学生运动以学生们的空校活动为标志而结束了。所谓空校活动,就是由全国高自联向全国各高校学生发出全部离开学校的指示,是对当局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一种策略上的考虑。这项活动应该是出于以下几项原因:一是反动无耻的政府当局无视中华民族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继续坚持其残暴的专制统治,少数掌握最高权力的人已成了疯狗,他们手里握有国家机器,有军队,如果学生和人民继续坚持正面的斗争,部分具有进步思想的军队就会与为少数暴君所利用的军队发生战争,这种战争的发生就有可能导致全国内战,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学生们暂时忍辱负重,主动退却就是十分必要的。二是为了避免更多的学生和社会精英去流血牺牲而保存实力。三是每一个学生就是一颗火种,让他们去到全国的四面八方,去传播民主自由思想。学生的空校绝不意会著失败和逃跑。

邓小平今天出来接见北京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讲了话。证实他是这次大屠杀的首恶分子,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刽子手。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星期六,阴。

今天有四百余人因支援和参加民主运动而被当局抓了起来,秋后算帐开始了,人还没有杀够,集体的大屠杀结束了,一个一个的宰杀开始了。

近日电视反复播出北京街头被烧毁的军车和坦克,还报导有一千余军人伤亡。这很难令人理解,在解放军进北京的一九四九年也没有死伤这么多人,对国内的和平示威民众使用这么多的坦克和装甲车,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希特勒的坦克也只是被苏联和英美军队所击毁,而不是被德国人烧毁的。从军队的伤亡数可想而知学生和民众的伤亡是大量的。对以上的这些暴行,暴君们竞称之为「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军队作出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贡献」。

种种迹象表明,一个更加残暴专制的统治集团在中共的领导层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到来了,好在这个集团的成员多已在八十岁以上高龄,自然法则也饶不了他们。

在这次民主运动中,中华民族既然没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那么她必将在专制主义方面走的更远,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个大悲剧,导致这一悲剧发生的罪魁祸首就是邓小平,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一个慈禧一个毛泽东,曾极大的阻碍了历史的发展,今天又出了一个邓小平,与他的前辈一样,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再次将中国推向了黑暗的深渊。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二,阴。

今天伪公安部通过电视向全国发出通缉令,要缉拿王丹等二十一人。他们是王丹,男,二十四岁,北大历史系学生。吾尔开西,男,二十一岁,北师大教育系学生。刘刚,男,二十八岁,北大物理系研究生。柴玲,女,二十三岁,北师大研究生。周锋锁,男,清华大学学生。翟伟民,男,北大经济学院学生。梁擎暾,男,北师大心理系学生。王正云,男,民族学院学生。郑旭光,男,二十岁,航空航太大学学生。马少云,男,二十六岁,北京电影学院学生。杨涛,男,十九岁,北大历史系学生。王治新,男,二十二岁,中国政法学院学生。封从德,男,北大遥感系研究生。王超华,女,三十七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王有才,男,北大法律系学生。张志清,男,政法大学学生。张伯笠,男,北大作家班学生。李录,男,南京大学学生。张铭,清华大学学生。熊伟,男,二十四岁,清华大学学生。熊炎,男,二十五岁。这是我从电视里记录下来的,没有记全。

黑龙江大学今天通过省电视台通告,要求空校回家的学生在十六日以前返回学生。

(二)

六月十四日 星期三 小雨

全国各地在捕抓学生领袖,包括各省的学生领袖,走的最远的是陕西、甘肃和四川,黑龙江还好,至今还没动。周锋锁被其姐姐出卖,(值得说明的是,前些日子看到周锋锁的文章,实际情况是他姐姐受了共产党的骗,并不是主动出卖。既然是日记,我也不便改动,请周锋锁及姐姐原谅。)已被送交公安部门,从电视上的画面看,这位姐姐是位没有文化的人,胆小怕事,显得很可怜,确实可怜,出卖自己的亲弟弟,以求得自己的安全,她在共产党的高压下,不但失去了理智,也失去了人性,这正是共产党所需要的,造就出一群无理智无灵魂的人们,便于专制统治。熊焱今天也被抓获。屠杀还在继续。

今日又通缉了工自联的几个人:韩东方,男,26岁,北京机务段工人。贺力力,36岁,机械局职工大学讲师。刘强,26岁,3209工厂工人。刘焕文,26岁等。我周围的人私下里对缉拿学生和工人代表普遍表示反对,看来当局要一意孤行,与人民为敌。

六月十五日 星期四 阴

继昨天周锋锁、熊焱被捕后,今日又有熊炜在其家人的强迫下(不知是否也是受了共产党的骗,也请熊炜及家人原谅)向当局自首。工人领袖刘强被抓。今日上海判处三位参加民主运动的人死刑。黑龙江还没有动静,看来是在有意保护学生。

今天当局驱逐了二名美国记者,一位是美联社记者,另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美国政府提出抗议,但表示不进行报复,因驱逐记者的行动是错误的,美国政府不愿与中共政府犯同样的错误。

当局在大肆宣传所谓「北京暴乱」时暴徒们的罪行,电视播放了被烧死的几名士兵的尸体,却没有被镇压的「暴徒」们的尸体。这些士兵为谁而死的呢?为什么而死的呢?这次北京出动军队残杀手无寸铁的民众,因民众反抗而死伤了士兵,这些事件的账要算在当局的身上,是他们强迫士兵去屠杀人民,是他们逼得民众起来反抗,当局是罪魁祸首,历史将会清算这笔账,人民一定要他们还清这笔血债。

香港各界继续支援民主运动,声讨当局的暴行,包括一些共产党在港机构的工作人员,还有以前亲共人士。也纷纷起来反对北京当局。

六月十六日 星期五 阴雨

今天值班,无大事。

北京的戒严还没有结束,不知当局是为了什么?可以设想为以下几种可能:害怕人民再次起来反对当局,军队撤走后人民的反抗会再次兴起;共产党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还未完全结束,需要军队在北京给反对派以军事压力。

六月十七日 星期六 阴雨

今天休息,主要在家看电视,听广播。

今晚电视,袁木代表国务院与美联社记者谈话。主要内容有如下几点:1、美记者问:在北京天安门事件中有多少人伤亡时,袁木答:在军队方面有54人伤亡,群众方面大约300人左右。美记者说,据现场拍摄的100公尺的磁带中看到军队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大量的伤亡与政府的数字显然不符合。袁木答非所问。2、问关于赵紫阳的问题。答:对赵紫阳的处理主要按党的组织纪律来处理,他支援了所谓的「动乱」。3、问:当局是否会冲进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抓走方励之夫妇。袁木答非所问,未肯定也未否定。4、问:是否要法办甚至枪毙大批被抓的学生和群众。袁木表示肯定要杀。5、问:开枪的命令是否由邓小平下的。袁木没有明确答复。6、问:把数百万人的运动称为暴乱是否是对中国人的侮辱。袁木没有正面回答。

天安门广场从今天起又开放了,仪式是由老人们导演一群儿童向解放军献花、慰问、学习,举行了大集会,进行了表演,很拙劣,很不协调。

六月十八日 星期天 晴

今日参加张师弟的婚礼,后去岳父母家。

从近日的宣传中可以看出,当局在经济改革方面还会继续,但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已关上了大门。把美国之音和英国的BBC宣布为敌对宣传,禁止接听。重弹阶级斗争的老调,加强了对邓小平个人崇拜的宣传,反复组织学习讨论有关领导人的讲话和文件。有可能要倒退到毛泽东时代去。邓小平自己提出的改革,又由他自己领著走回头路了。

六月十九日 星期一 晴

今天是全国各高校采取空校后复课的第一天,各种迹象表明,复课的学生和高校并不多。黑龙江大学学生会副主席及一联络员已按当局的要求去省公安厅登记,完后当局要学校领导把学生领回。在北京已大约有1500人被逮捕。美国继续谴责中国当局的大逮捕行动。香港学生继续游行示威,并树起了一个大的民主女神像,作为纪念。今日我由住院医生晋升为主治医生。

六月二十日 星期二 晴

今日高自联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之一的学生领袖刘刚在保定火车站被抓。看来为抓住学生领袖们,当局已使用其警察系统,在全国范围内撒下了一张巨大的黑网,必欲置学生领袖们于死地而后快,真正的残暴政府!屠杀吓不倒学生,也吓不倒全国人民。邓小平又捡起了毛泽东当时的那一套治国的破烂货,继承了毛泽东的衣钵。

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晴

今日最高法院发布命令,要尽快从重处理参加民主运动的人士。

以上海在全国第一个枪决了三名民主运动的勇士为开端,当局对民主运动的报复行动正式开始了,他们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开始屠杀完全停止了活动和毫无抵抗能力的民众了。在战争时期敌对国家都不杀放下武器的敌人,在今天的文明时代,中共当局却可以肆无忌惮的屠杀已不抵抗的人民,这实在是邓小平的丰功伟绩!野蛮、残暴到了极点。我的愤怒和憎恨在与日具增。上海首开杀戒,可能是江泽民的功劳。

美国总统布希决定,终止与中国当局的一切高级别接触,以抗议中国当局继续报复手无寸铁和毫无抵抗的民众。日本也表示要冻结给中国的33亿美元的贷款。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晴

女儿今日有点发烧,服药后好转。

世界各国政府对中国当局残酷报复民众的做法纷纷表示抗议和不理解,并要求中共当局停止对民众的屠杀。另一方面,广播电台在大拍邓小平的马屁和颂扬他的丰功伟绩,一些吹捧之词令人肉麻。什么「邓小平是伟大的舵手」之类。二个月前我还是邓小平的支持者,现在我已是他的坚决反对者,他是继慈僖、毛泽东之后又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他使中国再一次失去了和平的过渡到民主社会的机会。

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晴

到今天为止,已有27人因参加民主运动而被当局处决。美国的一些民主人士采取连续不断的向北京公安局打电话,说要举报一个最大的暴乱分子,公安局问是谁?答月:邓小平,或李鹏,或杨尚昆。以占用电话线的办法来阻止其他出卖者的举报,以保护民运人士。各省继续有学生和民主人士被捕。人民日报总编辑被撤换,理由是报导和同情学生运动。多个新闻记者被捕,其中之一是人民日报社记者,他曾公开表示不要相信中共当局的消息。电台、电视台、报纸在大谈「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警惕资本主义复辟」。完全是从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立场来反对资本主义思想。

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阵雨

今日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是从昨天开始的,会前中央政治局开了秘密的扩大会议,邓小平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有参加全体会议。本次会议新闻公告称:撤销了赵紫阳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等职务。并称他在这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运动中支援了学生和学生运动,分裂党中央。被同时撤销党内高级职务的还有胡启立、严明复和芮杏文。原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被任命为新的总书记,同时增补为政治局常委的有江泽民、李瑞环,增补丁关根为政治局委员,后两人还任书记处书记。对江泽民的被任命根本没有想到,本以为是乔石的,这也就好解释这几天为什么上海在秋后算帐、镇压民主运动方面走在最前面。

北师大讲师刘晓波被作为这次民主运动的理论库而大加挞伐。

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天 晴

今天去钓鱼,玩的很尽兴。

吉林在大批抓民运人士和学生,在东北地区吉林走的最远。

昨天的中共中央会议规定:对参加过民主运动的共产党员,一律开除党籍,另外缉捕和处理学生领袖和民主人士的行动将继续进行。著名作家刘冰雁在香港发表演说大意如下:屠杀民主人士是共产党的本质所决定的,这次屠杀行动是由邓、李、杨发布的,而不是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在华沙,在布拉格在莫斯科共产党都屠杀过民主人士。

越南大学生近日举行了小规模示威,越南政府采取了妥协让步的方法来处理。

六月二十六 星期一 晴

公安部在继续扩大通缉学生和民主人士,公安人员在北京的四所大学内抓走了二十余人。严家其夫妇已成功的出逃到香港,严也被指控为学生运动的后台。苏晓康等六名著名文人被通缉。被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已有六人被关押。对学生和知识分子的镇压不知要延续到什么时候?

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晴

今日得知已有十二位学生领袖逃脱了中共当局的追捕,去到了安全地带,其中包括吾尔开西,这一消息令人欣慰。在南开大学有两名美国学生被驱逐出境,因为他们参加了学生运动。

六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晴

今日江泽民出来在一个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表示要继续缉捕民主人士,并要从严、从重、从快处理已被捕的民主人士和学生。又一个新的残暴的统治者!从他的讲话来看,他也是一个共产党的死硬分子,也是一个智力不足的人,共产党的领导不需要有健全的头脑,只要有足够的死硬和残暴就行了。邓小平今天也在电视上露面,他的双手已不由自主的发抖了,目光也有些呆滞,这可能是他那每餐数杯茅台酒的后果,大小脑均已受了酒精的毒害,已处于昏庸状态。当局今天发布限制群众集会的法令。中国已招回所有驻外国大使。

这些天东欧的波兰和匈牙利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进了一大步,波兰共产党允许在全国进行直接选举,尽管波兰共产党采取了各种手段来拉选票,结果还是败给了波兰的团结工会,以此为标志,波兰的民主化已经基本成功了。匈牙利新的共产党总书记上台后给五十年代的民主先锋纳吉重心作了评价,表示了对民主的肯定,他还公开宣布,放弃社会主义原则,搞议会民主,不搞无产阶级专政,搞市场经济,不搞中央集权经济,并表示在全国进行普选,以便由人民决定他们想要的领导人,放弃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苏联对以上两国的政治上的转变没有进行干预的迹象,而且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的民主化改革也已经是呼之欲出了。实际上由共产党用暴力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天堂,却使世界上几乎一半以上的人民进入了人间地狱,饱受了痛苦,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实验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失败,共产党已完全失去了民心,在这种情况下,敢于出来改革社会,放弃共产主义原则的人就会成为历史的英雄,反之就是人民的公敌,历史的罪人。可以预见,本世纪末世界政治最大的热点将是各社会主义国家放弃其现有的社会制度,实行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谁要是看不到这一点就不配为政治家,他所治下的国家就会落后于世界潮流,胡耀邦、赵紫阳有意改造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却被邓小平这个死硬分子给毁了,因此也毁了中国的前途,邓成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大罪人。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阴

接父信,全家安康。

人大常委会今天开会,万里在会议上说:因为中共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所以人大会议才能开,才有了指导思想,才能对学生运动作出评价。

六月三十日 星期五 阴

人大继续开会,按照邓小平的提议,通过了撤销赵紫阳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一百四十余人投票,一百三十余人同意,三票弃权,零票反对,三票未按表决器。邓小平去杀人,人大去帮助其合法化,这人大也就成了杀人帮凶。

今日听小道消息说,有人写匿名信表示,如果当局继续处决参加民主运动的人士,将要炸掉长江大桥以示抗议,搞恐怖活动虽然不可取,但也是被反动当局逼上梁山。

七月一日 星期六 阴

今天是中共成立六十八周年纪念日,电视节目中全是赞扬共产党的丰功伟绩,但共产党的血腥统治的一幕幕现实呈现在我脑海中时,我为我自己是这个党的一员而感到羞耻,并有一种负罪感,我自己虽然没有做坏事,但我起到了增加共产党数量的作用,绝大多数普通党员都没有做坏事,但没有这绝大多数的参加,那极少数也就干不成坏事。

北京公安部门今天表示,戒严令还要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七月四日 星期二 晴

邓小平今天向军队发出了命令:授予十个在镇压北京民主爱国运动而死去的士兵「共和国卫士」称号。共和国卫士?!卫的什么国?还不如改为「邓小平卫士」更准确。在和平年代,枪杀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群众,引发冲突而死亡,怎可称为共和国卫士?不过这些士兵也是无辜的,历史虽然不会接受他们,但也不会过分责怪他们,因为他们只是邓小平个人的工具,只是执行了上面的命令,我只觉得他们很可怜。

北京地区的戒严还在继续,电视新闻不时播出成队的荷枪实弹的军人在北京市区的大街上耀武扬威的巡逻,或者是大队的摩托车巡逻队横冲直撞,真有点象在电影里见到的日本兵巡逻在中国城市的感觉。军队面对的不是外部入侵的敌人,而是本国的学生及市民。军队的天职就是对付外来的侵略,军队一旦用来对付内部的人民,那这个军队就变了质,就只能被独裁者所利用,成了暴政的工具。

七月五日 星期三 晴

值班一天。

人代会议在继续举行,胡绩伟在会议上受到了批判,因为他在民主运动发展到高潮时,曾委托四通公司发起人大委员签字活动,提议召开人大紧急会议,以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这些批判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作为人大代表,其职责就是要提提案,就是要对政府的官员实行监督,就是要代表人民表达意见,如果不让履行职责,人大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七月十一日 星期二 晴

北京的戒严还没有结束,而且当局的官员还一再表示,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还不能结束戒严。从这一现象表明,当局是惧怕人民的,不得不依靠军队,以屠杀和暴力来维持他们的统治。

今日美国总统在波兰访问,是为对波兰民主化的支援,世界共产主义的堡垒已开始瓦解,可以预料,不出十年,世界各共产党国家,除几个顽固不化的国家外,都会逐渐放弃社会主义原则,中国可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反动最落后的国家,这些功劳理所应当的要记在邓小平、李鹏等人身上。

七月十三日 星期四 晴

今日严家其、吾尔开西等三百余华人在法国庆祝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活动中表示,要把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中心设在巴黎,继续开展与共产党专制当局的抗争活动,直到世界上最残忍最专制的中国统治者彻底失败时为止。这是国内民主运动在海外的延续,可以预料,中国的民主运动将会持续下去,直到中国民主化的成功为止。以此可以告慰那些在民主运动中死难的先烈,你们的血绝不会白流。

今天又有几位参加民主运动的英雄被当局判了死刑,其中包括大连市那位在录像机前揭露北京军队杀人场面的英雄(编者注:大连肖斌判的是10年)。

后记:

近日来新闻界大量披露了美英士兵虐待伊拉克的战争囚犯,其照片所显示的丑行,令世人发指恶心。引起了国际社会一致的谴责,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均向受害者道了歉,并一再说明是某些士兵的个人行为。按文明的规则,囚犯也是人,其人权要受到尊重,对于失去了抵抗力的人是不允许虐待和杀害的。可是回过头来看看,八九年六四民主运动结束后的日子里,中共当局是怎么对待豪无抵抗力的民众的。他们由共产党、政府、最高法院、公安局等机关发出命令,要从严从重从快的打击豪无抵抗力的民众。我的日记根据的是公开的有限的一点资讯,记录的只是他们罪恶的一小部分,全国范围内被杀的参与民主运动的人士不知有多少,虐待囚犯就更是家常便饭,「秦城铁汉」刘刚的称号就是在对这种虐待的对抗中获得的。因此我们绝不能忘记中共的这种毫无人性的暴行。

2022年10月9日 星期日

评何晓清(Rowena)口述史《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坦克的秘密

——评何晓清(Rowena)口述史《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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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3日凌晨,北京中国革命纪念馆外,香港学生李兰菊(Liane)没有拦住一位男孩。半个小时后,她看到男孩从她面前抬过,浑身是血。李兰菊昏过去了。当她恢复意识,人们要把她送上救护车。李兰菊拒绝上救护车,她觉得受伤的人比她更需要。第二辆救护车过来,她依然拒绝上救护车。这时,车中走下一位中年女医生,用英语对她说:“孩子,我们需要你返回安全地返回香港。我们需要你活着离开,告诉世界今晚我们的政府对我们做了什么。(Child, we need you to return to HongKong safely. We need you to leave alive to tell the world what our government did to us tonight.)”
这是何晓清(He, Rowena Xiaoqing)的口述史《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中,开篇记载的一个故事。
那一晚,中国发生了什么呢?那一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或许,这正是《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这本口述史试图告诉全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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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中国的1989,以及当下的中国,有一条捷径,便是对比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在这两个遥远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中,能找到几分惊人的相似之处。

“1956年我20岁。那是一个著名的解密时刻,人们的幻觉第一次普遍崩溃的时刻,也是第一次或多或少以‘修正’的方式重建幻觉的时刻。历史地来说,那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时期:在世界上的我们这个地区,走马灯似的希望和失望,十分牵强的补救和清算,重建的理想与背叛,第一次浮现出来。那些漂亮的真理与谎言的辩证说辞,在社会中和人们的头脑里开始滑落,今天为我们如此熟悉的被掩盖的真相和被篡改的希望,开始冲入人们的视野。”

1976年12月,在《1970——1976年剧本集》的跋《第二口气》中,40岁的瓦茨拉夫·哈维尔起笔便回忆起自己20岁时所经历的年代。在他20岁的那一年,1956年的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在这个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秘密报告》,从根本上否定了斯大林。这对于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一次地震。当时依附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似乎更是如此,“人们的幻觉第一次普遍崩溃”。接下来的十二年,便是荒诞派戏剧作家、持不同政见者哈维尔所形容的一个重要年代:“一个获得进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对勇敢及乐观主义时期。”这个相对勇敢和乐观的时期在1968年的春天达到顶点:新当选的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亚历山大 · 杜布切克提出改革主张。但旋即,这股改革的浪潮被苏联的坦克所摧毁,1968年8月20日,苏联的坦克一夜之间便占领了捷克。从此,一个更为保守的压抑的平庸的政权代替了一个较为自由开放的政权。捷克进入一个“灰色的纯功利的年代”。

若是将时间往后推一点,青年哈维尔所经历的那12年(1956-1968)与中国的1980年代的12年(1978-1989)有着几分相似——那也是一个“解密”和“幻觉崩溃”的年代,“今天为我们如此熟悉的被掩盖的真相和被篡改的希望”,开始冲入人们的视野:一方面“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得到了或多或少的“补救和清算”。另一方面,从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开始,批评“两个凡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的政治环境日益宽松。虽然也出现“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政治批判,但已不再像之前那样发展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思考、辩论: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中国的未来走向何处?仅从当时热销一时的图书便可看到当时人们的思考的深度与广度,“走向未来丛书”、“走向世界”丛书,“西方现代思想丛书”、“二十世纪文库”、“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等图书几乎遍及文学、哲学、政治、社会、历史等各个领域,“读书无禁区”,成为那个时代的人的最大幸福。

与此同时,伤痕文学、朦胧诗、实验戏剧以及改革文学、现代小说、先锋文学等文学思潮的兴起,“人”本身第一次成为1949年之后文学创作的中心。与哈维尔所热衷于以存在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荒诞派戏剧相似,萨特、尼采及其关注“人”的存在主义成为了那个时代青年人的“精神初恋”。对此,《萨特研究》的编选者柳鸣九解释道:“80年代是中国人自我选择的一个时代,很多人都在思考自我的价值取向以及人生道路。萨特‘存在主义’的核心正是强调‘自我选择’,这种观念正好适合了当时那代人的主观需求,尤其是释放了很多青年人对这种情绪的发泄。”伴随着对“人”的思考与觉醒,是青年人对现实的关注与思考,对“自由”与“民主”的追求与向往。这是一个勇敢与乐观的年代,人们有理由对未来抱有希望。1986年9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这几乎让人嗅到了“民主”“自由”的气息,但这一切,在1989年6月4日戛然而止,与1968年捷克一样,一夜之间戛然而止,从此,中国进入九十年代,进入一个“灰色的纯功利的年代”。八十年代的激情与梦想、自由与民主几乎瞬间被坦克击得粉碎,成为一个秘密。

2

如何面对坦克制造的秘密呢?如何面对坦克之后的后极权主义社会呢?长期生活在后极权主义社会的哈维尔给出的秘方是“活在真实中”,这无权者最大的权力。因为后极权主义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其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是“恐惧”与“谎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如何打破依靠“恐惧”与“谎言”而运行的社会呢?哈维尔的答案便是“活在真实中”。

“活在真实中”,这是何晓清的口述史《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能给与我们的最大的收获。

在这本口述史中,何晓清以访谈的形式记录三个人易丹轩、沈彤和王丹的故事,以及何晓清自己的故事,若是说这四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属于“八九”一代,他们的人生轨迹因“六四”事件而改变,走上流亡或自我放逐之路。

“你为什么会做‘六四’?”这可能是何晓清遇到的最多的问题。1989年,何晓清还只是一名高中学生,既没有去北京,也非当时学生领袖,只是如当年许许多多的学生一样,参加了游行。可是,为什么多年后,她会选择自我放逐,独自一人跑到加拿大重新开始,读硕士读博士,再到哈佛大学做博后,最后在哈佛大学开设“天安门事件”这门课程呢?为什么25年来她始终无法放下“六四”,花十年年时间完成这本严肃的学术书呢?何晓清首先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说自己的故事,如何从“晓清”,其父亲希冀“破晓”“清明”之意的“晓清”,成为“Rowena”的:一个决心要说出真相发掘秘密的人。这一切是那么自然而然,一切又那么不可思议,但是她做到了——于是,便有了哈佛大学这门“天安门的历史与记忆”的课程;于是,有了这本书。这是一本以“天安门流亡(Tiananmen Exiles)”为研究对象的书。

虽然书名为《天安门流亡》,但实际上这本书的主角不仅仅是天安门广场上的那群学生,而是全中国的整整一代人,在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整整一代人。这一代人,与1956年20岁时的学生哈维尔有几分类似,经历了“一个获得进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对勇敢及乐观主义时期。”。他们虽大多出生在“文革”前,在成长于“文革”结束之后,读书于一个思想文化勃发的八十年代;他们朝气蓬勃、自由浪漫;他们读书、思考、争辩;他们理想、激情、乐观。他们既关心人的命运,更关心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命运。这正是那一代人的特点。这从何晓清与三位流亡者易丹轩,沈彤和王丹的访谈中轻易发现这一点:无论是对社会政治,还是对个人生命,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不同的是,当坦克碾过理想的时候,哈维尔32岁;而当年这些中国学生大多才20岁左右,这似乎注定他们经历更多更复杂,也注定他们会成为当下中国的“失踪者”。找到他们和他们身上的“秘密”,或许才能明白今天的中国。

“八九”一代人有着什么样的经历和秘密呢?在《天安门流亡》中四位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到“八九”一代人的缩影:虽然经历了文革,但不像他们的父辈,文革的经历给他们留下的更多是困惑,而不是创伤;而知识分子家庭的出身,更好提供了他们独立思考的环境。无一例外,无论是北京的沈彤、王丹,还是广州的易丹轩、何晓清,都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且一直是学校里的优秀学生,很容易在他们身上发现八十年代的精神烙印:独立、理想与思考。这或许注定了他们此后的人生轨迹:从起初的天之骄子,成为流亡者,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成为了他们生命的转折点和永远不能消失的烙印。

不同的是,每一位流亡者又各自有着自己的故事:与沈彤和王丹为北京学生不同的是,1989年的易丹轩是广东一所高校的学生,先是被捕入狱,后无奈来美国完成学业,却无法再回国;与易丹轩和王丹旋即被捕入狱不同的是,沈彤是唯一没有坐牢的而直接去了美国读书的;与易丹轩和沈彤不同的是,王丹几乎是这场学生运动的代名词,并两次入狱。然而最终,他们成了流亡者,不得不在美国完成他们的学业,在美国继续他们的生活。与他们三人不同的是,何晓清选择的是主动流亡。其实,多年来,何晓清的采访远远不止此三人,在书中,还能看到许多没法呈现的流亡者的身影。这或许是他们那一代人共同的命运:“六四”的创伤注定他们远离,成为“流亡者”,身体上的或是精神上的。他们又是如何看待流亡之后的生活与未来呢?每一个人又都有着自己的思考。在何晓清的访谈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又似乎没有答案。因为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这一切似乎自然而然,然而今天看来一切又那么不可思议。但,一切都发生了,且就那么发生了。无论是忧郁而内向的易丹轩,还是令人争议的沈彤,或是引人瞩目的王丹,还是想方设法从他们嘴里挖掘秘密的何晓清,或是更多的没法呈现的流亡者及“八九”一代,都如尼采一本书的书名:“人性的,一切太人性的”。在书中,何晓清问:“1989年为什么会参加‘六四’?”王丹答:“我想追求自由生活是人之本性。当像六四这样的社会运动发生时,它就容易激发人们对自由的向往(I think it is human nature to prefer to live in a free environment. When a social movement like June 4 happens, it triggers people’s longing for freedom.)”我想,若是那个时代或是“八九”一代人什么秘密,那秘密就在此:人性中对自由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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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天安门流亡》的时候,正逢台湾大学生因不满服贸协议而占领立法院。两天后,网络上流传着台湾国立大学兼任教师、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助研究员陈嘉铭写的一篇短文《为什么都是年轻人出来》。文章讲述其搭计程车去立法院途中,遭遇司机一番冷嘲热讽,“令我心惊的不是他说出了任何支持服贸的主张。而是他的失败主义、犬儒主义、虚无主义的批评。他完全没有立场,就是自我放弃,对所有努力冷嘲热讽。”于是,他突然明白为什么现场只有学生和年轻人,没有成年人。这也让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会出现“八九”一代这样的年轻人。正如学者胡平在王丹的《王丹回忆录》序言中说到:“和他们父兄不同,王丹这一代年轻人不是吓大的,而是长大的。”

是的,从这个角度看,这一代人又是最幸运的。他们既不像他们的父辈那般经历太多的苦难和创伤,又不像此后在“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中长大的一代。作为研究“六四”历史的学者,以及“八九”一代的一员,何晓清对于他们一代人以及那个时代,有着许多精彩的分析,其中最让我惊心的却是其对“八九”之后的分析——“扭曲的爱国主义(Distorted Patriotism)”一段:“在后天安门时代,中国教育从马克思社会主义方向转向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各个级别的学校将他们的教室变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的论坛。”

据一份对某校高中二年级学生的调查“我所知道的文化大革命”显示,在536名学生中,自认为对文革了解比较多的占12%,准确知道文化大革命起讫年代的为15%。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渠道是影视剧和刚刚学过的中学历史课本。有24%的同学心目中文革最典型的事件是“串联”,15%的同学认为是“吃饭不要钱”。虽然75%的同学知道“上山下乡”这个词,但其中95%不知道是怎么回事。18%的同学为没有赶上文化大革命而感到不同程度的遗憾。最后38%的同学表示没有时间了解文革的来龙去脉,11%的同学表示“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

若是做一份类似的调查“我所知道的六四事件”,其结果会是什么呢?我曾不止一次亲耳听人问:“听说有坦克,那是谣言吧?!”甚至有人咄咄逼人地质问:“你怎么证明有坦克?”当然,更多的年轻人听说这件事,都不能肯定:“好像是有一场暴乱。”若是说“八九”前一代的人是吓大的,“八九”一代是长大的,那“八九”之后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代可不可以说是骗大的呢?

1989年的坦克的秘密过去25年了。如哈维尔所说,“维稳”已经成为了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翻看新闻,社会事件频发、大众道德底线不断受到挑战,问题出在哪里呢?1975年4月,不同政见者哈维尔给当时捷克总统兼捷共总书记胡萨克的公开信。在信中,哈维尔指出:“今天这种文化阉割之后,明天这个民族将忍受多么深刻的智力上和道德上的软弱无能。”随即,哈维尔又说到:“提高生活质量的基本条件是使其隐蔽的秘密不断明朗化。”

这正是何晓清这本口述史《天安门流放者》最大的意义所在——它不仅证明了坦克的存在,还揭开了坦克的秘密。在书中,不仅可以看到被流亡的一代人和他们的光荣与梦想,还可以看到被流亡的一段历史和历史的秘密。这不仅是提高我们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对抗后极权时代的无权者的最大权力。在访谈中,王丹和沈彤都提到这项权力,那就是“活在真实中”。它终将击退“恐惧”与“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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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来,被北京市民救护出来的香港学生李兰菊,总是在各种场合坚持说出真相。在1997年一张杂志照片上,她独自一人站在一群欢迎江泽民访问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面前,但他们对李兰菊愤怒无比,对着她喊:“你是个骗子。”

何晓清说,这张照片总是让她想起六四标志性照片“坦克人(Tankman)”照片——1989年6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上孤身挡坦克的“无名抗议者”的那张照片。“她孤单,但她强大。(She is alone,but she is powerful)

2022年10月6日 星期四

新切尔卡斯克工人流血事件——苏联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1962年发生的新切尔卡斯克工人流血事件,是苏联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1960年代初,苏联的经济形势严重恶化,人们已经明显感觉到粮食匮乏,赫鲁晓夫第一次决定到国外购买粮食,尽管如此,有的地方也已经开始断粮了。

居民在商店排队购物

1962年5月31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定从6月1日起将食用油和肉类零售价格分别提高25%和30%。还说是”劳动人民代表完全赞同”的”临时”涨价。恰逢此时,全苏联工人工资不升反降,因而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导致许多城市发生罢工和动乱。

讽刺的是,就在一年前的1961年,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还声称要在1980年前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结果却发生了这样一个“惊喜”……

但是,最为血腥的当属1962年6月2日发生在罗斯托夫州新切尔卡斯克市的枪击工人事件,这起事件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据说是新切尔卡斯克布琼尼电力机车制造厂厂长鲍里斯·库罗奇金一句”你们可以吃杂碎馅饼啊” 点燃了工人们心中的怒火,其实,这件事的发生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新切尔卡斯克布琼尼电力机车制造厂

有关新切尔卡斯克布琼尼电力机车制造厂工人罢工事件,很多报刊和书籍都有过详细介绍。

据这些报刊和书籍记载,新切尔卡斯克布琼尼电力机车制造厂的工人对20世纪60年代初发生的严重缺粮和社会问题感到非常不满。

据说,工资下调三分之一和肉蛋奶等基本食品涨价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实际上,早在1962年1月1日,除铸工外,几乎所有工人工资都有所下降,据说这样做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新切尔卡斯克布琼尼电力机车制造厂生产的电力机车

问题是,新切尔卡斯克布琼尼电力机车制造厂研发生产的是全新的VL80型交流电力机车,同时,VL60型电力机车产量也有所增加。

新切尔卡斯克布琼尼电力机车制造厂1962年计划生产电力机车457台,包括413台VL60型、42台Н-8型和2台VL80型,而上年产量仅为为384台,且全部为VL60型。

为完成苏联国家计委下达的生产任务,该厂还采购了一批新机床,但是,这些机床的安装调试却没能如期完成。这些装在箱子里的设备都在厂区堆放着,蒙上了厚厚的尘土。

新切尔卡斯克布琼尼电力机车制造厂研发生产的VL60型电力机车

我们不能说,该厂的管理部门没有错误,问题是,管理部门遇到的生产组织问题堆积如山,因为人力都投入到生产新机车上了。

VL80是一种功率为6520千瓦的双机重联电力机车,而VL60的功率仅为4000千瓦。

与VL60型相比,VL80算得上是新一代电力机车了。

新切尔卡斯克布琼尼电力机车制造厂研发生产的VL80型电力机车

VL80是当时世界上功率最强大的新型电力机车。该厂厂长鲍里斯·库罗奇金每天都要向莫斯科汇报生产进度。新型电力机车的投入使用将使苏联铁路运输能力大幅度提高,这也正是政府下死命令催逼厂领导加快生产进度的原因。

新切尔卡斯克布琼尼电力机车制造厂研发生产的H-8型电力机车

知情者说,鲍里斯·库罗奇金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专家,但是同时又是一个非常严厉的领导人,他说话往往不近人情,令人反感。

同时,他也知道,过分提高生产指标会导致技改失败,因为要进行技改,就必须拆除旧机床,安装新机床,而且还要对工人进行培训。

因此,他决定安装调试新机床、员工培训和生产同时进行。

简单地说,要挑选最好的工人来生产零部件。整个进度完全可以用争分夺秒来形容,为的是不增加新的成本。

在新切尔卡斯克布琼尼电力机车制造厂工作的啥人都有,甚至还有因为小偷小摸、耍流氓蹲过班房的。所以,这里很多人都酗酒,其中甚至还包括技术工人和工程师,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曾经去莫斯科出过差,在那里,他们看到人们过着与他们完全不同的生活。当然,赫鲁晓夫解冻也影响了这部分职工的世界观。

但是,无论什么样的工人,当时都深受住房问题的困扰。

在新切尔卡斯克,这个问题让当地人愤怒到了极点。当时,工人工资收入的20-35%都被迫交了房租。

但是,最糟糕的是,新切尔卡斯克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建过公共住房。所谓的工人村,其实一部分是军营,另一部分是达官贵人住的所谓斯大林式建筑。

新切尔卡斯克布琼尼电力机车制造厂的罢工工人

1962年6月1日,当地居民接到通知,说食品要涨价。新切尔卡斯克市政府还说这次涨价是临时措施。

于是,铸造车间的工人们开始自发聚集起来。

当时,铸工被认为是待遇最好,工资最高的工种。和厂里其他工人相比,他们的工资下调晚了一个月。

因此,到了六月份,他们拿到的工资就比以前少了很多,与此同时,食品价格却涨了不少。工人们自然非常恼火,他们正吵吵这件事的时候,厂长鲍里斯·库罗奇金来了。

他面色红润,眼睛向外凸着,一副傲气十足的贵族派头。

他一进门,就立刻扯着嗓子训斥这些工人。据当时在场的人后来说,鲍里斯·库罗奇金尖酸刻薄地说:

钱不够买肉和香肠,你们可以吃杂碎馅饼啊!
新切尔卡斯克布琼尼电力机车制造厂罢工工人的口号:我们要住房!


新切尔卡斯克布琼尼电力机车制造厂愤怒的罢工工人

这句话最终点燃了工人胸中的怒火。

于是,铸造车间、压缩机车间和其他车间相继开始罢工,14000多名工人聚集在厂部广场前。 铁路运输也很快受阻。

人们最初的要求只是“我们要住房”。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侮辱性口号,比如,“我们非吃了赫鲁晓夫不可”。

第二天,大批坦克和士兵抵达新切尔卡斯克,但这只能是火上浇油。

人们举着”给工人阶级让路”的标语牌,涌向市中心和苏共新切尔卡斯克市委。

于是,很快就发生了流血事件。

列兵雷普金的突击步枪被游行队伍中的人抢走,他的战友阿西莫夫立即朝人群开了一枪。紧接着,更多的示威者遭到了近距离射杀。

骚乱过程中共有22名平民丧生。35名内务部队士兵受伤。

亚历山大·扎伊采夫、安德烈·科尔卡奇、米哈伊尔·库兹涅佐夫、鲍里斯·莫克罗索夫、谢尔盖·索特尼科夫、弗拉基米尔·切列帕诺夫和弗拉基米尔·舒瓦耶夫等七名所谓”新切尔卡斯克暴乱组织者”后来被法院判处死刑并被执行枪决。

105名示威参与者被判处不同刑期的徒刑。

事件爆发后,新切尔卡斯克的食品供应恢复正常,并开始大规模建造住房。

该厂改称“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鲍里斯·库罗奇金被撤销了厂长职务,从1963年起,该厂厂长职务一直由鲍里斯·邦达连科担任。

该厂的产品升级换代工作直到1965年格奥尔基·别尔季切夫斯基被任命为总经理后才得以进行。

有趣的是,VL80型电力机车及其改型是曾经是世界上功率最大的电力机车。

无论新切尔卡斯克政府如何试图掩盖,这一事件的真相还是被传到了其他城市甚至国外。此外,侨民杂志《播种》的编辑们从苏联媒体闪烁其辞的报道中察觉到苏联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件。

1990年代初,苏联社会各界强烈要求政府公开这一发生在三十年前的事件真相。

1991年,在该事件发生29周年之际,新切尔卡斯克在市政府大楼前举行集会,纪念1962年流血事件受害者,并在位于广场前街心公园的当年事发地点立了一块白色大理石纪念石。

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工人流血事件纪念石

1994年,该市将事件受害者遗骸从新沙赫京斯克墓地移出,重新安葬在新切尔卡斯克市公墓。

俄罗斯政府分别于1992年10月22日和1994年2月14日发布政府令,向20名受害人家属发放了总额为667.4万卢布的补贴(俄罗斯货币改革之前的卢布);1996年7月18日又决定向该事件受伤人员发放总额为4283.35万卢布的一次性补贴,这一事件曾导致20人受枪伤,其中13人因伤致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