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的秘密
——评何晓清（Rowena）口述史《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1989年6月3日凌晨，北京中国革命纪念馆外，香港学生李兰菊（Liane）没有拦住一位男孩。半个小时后，她看到男孩从她面前抬过，浑身是血。李兰菊昏过去了。当她恢复意识，人们要把她送上救护车。李兰菊拒绝上救护车，她觉得受伤的人比她更需要。第二辆救护车过来，她依然拒绝上救护车。这时，车中走下一位中年女医生，用英语对她说：“孩子，我们需要你返回安全地返回香港。我们需要你活着离开，告诉世界今晚我们的政府对我们做了什么。（Child, we need you to return to HongKong safely. We need you to leave alive to tell the world what our government did to us tonight.）”
这是何晓清（He, Rowena Xiaoqing）的口述史《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中，开篇记载的一个故事。
那一晚，中国发生了什么呢？那一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或许，这正是《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这本口述史试图告诉全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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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中国的1989，以及当下的中国，有一条捷径，便是对比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在这两个遥远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中，能找到几分惊人的相似之处。
“1956年我20岁。那是一个著名的解密时刻，人们的幻觉第一次普遍崩溃的时刻，也是第一次或多或少以‘修正’的方式重建幻觉的时刻。历史地来说，那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时期：在世界上的我们这个地区，走马灯似的希望和失望，十分牵强的补救和清算，重建的理想与背叛，第一次浮现出来。那些漂亮的真理与谎言的辩证说辞，在社会中和人们的头脑里开始滑落，今天为我们如此熟悉的被掩盖的真相和被篡改的希望，开始冲入人们的视野。”
1976年12月，在《1970——1976年剧本集》的跋《第二口气》中，40岁的瓦茨拉夫·哈维尔起笔便回忆起自己20岁时所经历的年代。在他20岁的那一年，1956年的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在这个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秘密报告》，从根本上否定了斯大林。这对于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一次地震。当时依附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似乎更是如此，“人们的幻觉第一次普遍崩溃”。接下来的十二年，便是荒诞派戏剧作家、持不同政见者哈维尔所形容的一个重要年代：“一个获得进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对勇敢及乐观主义时期。”这个相对勇敢和乐观的时期在1968年的春天达到顶点：新当选的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亚历山大 · 杜布切克提出改革主张。但旋即，这股改革的浪潮被苏联的坦克所摧毁，1968年8月20日，苏联的坦克一夜之间便占领了捷克。从此，一个更为保守的压抑的平庸的政权代替了一个较为自由开放的政权。捷克进入一个“灰色的纯功利的年代”。
若是将时间往后推一点，青年哈维尔所经历的那12年（1956-1968）与中国的1980年代的12年（1978-1989）有着几分相似——那也是一个“解密”和“幻觉崩溃”的年代，“今天为我们如此熟悉的被掩盖的真相和被篡改的希望”，开始冲入人们的视野：一方面“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得到了或多或少的“补救和清算”。另一方面，从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开始，批评“两个凡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的政治环境日益宽松。虽然也出现“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政治批判，但已不再像之前那样发展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思考、辩论：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中国的未来走向何处？仅从当时热销一时的图书便可看到当时人们的思考的深度与广度，“走向未来丛书”、“走向世界”丛书，“西方现代思想丛书”、“二十世纪文库”、“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等图书几乎遍及文学、哲学、政治、社会、历史等各个领域，“读书无禁区”，成为那个时代的人的最大幸福。
与此同时，伤痕文学、朦胧诗、实验戏剧以及改革文学、现代小说、先锋文学等文学思潮的兴起，“人”本身第一次成为1949年之后文学创作的中心。与哈维尔所热衷于以存在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荒诞派戏剧相似，萨特、尼采及其关注“人”的存在主义成为了那个时代青年人的“精神初恋”。对此，《萨特研究》的编选者柳鸣九解释道：“80年代是中国人自我选择的一个时代，很多人都在思考自我的价值取向以及人生道路。萨特‘存在主义’的核心正是强调‘自我选择’，这种观念正好适合了当时那代人的主观需求，尤其是释放了很多青年人对这种情绪的发泄。”伴随着对“人”的思考与觉醒，是青年人对现实的关注与思考，对“自由”与“民主”的追求与向往。这是一个勇敢与乐观的年代，人们有理由对未来抱有希望。1986年9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这几乎让人嗅到了“民主”“自由”的气息，但这一切，在1989年6月4日戛然而止，与1968年捷克一样，一夜之间戛然而止，从此，中国进入九十年代，进入一个“灰色的纯功利的年代”。八十年代的激情与梦想、自由与民主几乎瞬间被坦克击得粉碎，成为一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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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对坦克制造的秘密呢？如何面对坦克之后的后极权主义社会呢？长期生活在后极权主义社会的哈维尔给出的秘方是“活在真实中”，这无权者最大的权力。因为后极权主义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其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是“恐惧”与“谎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如何打破依靠“恐惧”与“谎言”而运行的社会呢？哈维尔的答案便是“活在真实中”。
“活在真实中”，这是何晓清的口述史《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能给与我们的最大的收获。
在这本口述史中，何晓清以访谈的形式记录三个人易丹轩、沈彤和王丹的故事，以及何晓清自己的故事，若是说这四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属于“八九”一代，他们的人生轨迹因“六四”事件而改变，走上流亡或自我放逐之路。
“你为什么会做‘六四’？”这可能是何晓清遇到的最多的问题。1989年，何晓清还只是一名高中学生，既没有去北京，也非当时学生领袖，只是如当年许许多多的学生一样，参加了游行。可是，为什么多年后，她会选择自我放逐，独自一人跑到加拿大重新开始，读硕士读博士，再到哈佛大学做博后，最后在哈佛大学开设“天安门事件”这门课程呢？为什么25年来她始终无法放下“六四”，花十年年时间完成这本严肃的学术书呢？何晓清首先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说自己的故事，如何从“晓清”，其父亲希冀“破晓”“清明”之意的“晓清”，成为“Rowena”的：一个决心要说出真相发掘秘密的人。这一切是那么自然而然，一切又那么不可思议，但是她做到了——于是，便有了哈佛大学这门“天安门的历史与记忆”的课程；于是，有了这本书。这是一本以“天安门流亡（Tiananmen Exiles）”为研究对象的书。
虽然书名为《天安门流亡》，但实际上这本书的主角不仅仅是天安门广场上的那群学生，而是全中国的整整一代人，在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整整一代人。这一代人，与1956年20岁时的学生哈维尔有几分类似，经历了“一个获得进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对勇敢及乐观主义时期。”。他们虽大多出生在“文革”前，在成长于“文革”结束之后，读书于一个思想文化勃发的八十年代；他们朝气蓬勃、自由浪漫；他们读书、思考、争辩；他们理想、激情、乐观。他们既关心人的命运，更关心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命运。这正是那一代人的特点。这从何晓清与三位流亡者易丹轩，沈彤和王丹的访谈中轻易发现这一点：无论是对社会政治，还是对个人生命，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不同的是，当坦克碾过理想的时候，哈维尔32岁；而当年这些中国学生大多才20岁左右，这似乎注定他们经历更多更复杂，也注定他们会成为当下中国的“失踪者”。找到他们和他们身上的“秘密”，或许才能明白今天的中国。
“八九”一代人有着什么样的经历和秘密呢？在《天安门流亡》中四位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到“八九”一代人的缩影：虽然经历了文革，但不像他们的父辈，文革的经历给他们留下的更多是困惑，而不是创伤；而知识分子家庭的出身，更好提供了他们独立思考的环境。无一例外，无论是北京的沈彤、王丹，还是广州的易丹轩、何晓清，都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且一直是学校里的优秀学生，很容易在他们身上发现八十年代的精神烙印：独立、理想与思考。这或许注定了他们此后的人生轨迹：从起初的天之骄子，成为流亡者，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成为了他们生命的转折点和永远不能消失的烙印。
不同的是，每一位流亡者又各自有着自己的故事：与沈彤和王丹为北京学生不同的是，1989年的易丹轩是广东一所高校的学生，先是被捕入狱，后无奈来美国完成学业，却无法再回国；与易丹轩和王丹旋即被捕入狱不同的是，沈彤是唯一没有坐牢的而直接去了美国读书的；与易丹轩和沈彤不同的是，王丹几乎是这场学生运动的代名词，并两次入狱。然而最终，他们成了流亡者，不得不在美国完成他们的学业，在美国继续他们的生活。与他们三人不同的是，何晓清选择的是主动流亡。其实，多年来，何晓清的采访远远不止此三人，在书中，还能看到许多没法呈现的流亡者的身影。这或许是他们那一代人共同的命运：“六四”的创伤注定他们远离，成为“流亡者”，身体上的或是精神上的。他们又是如何看待流亡之后的生活与未来呢？每一个人又都有着自己的思考。在何晓清的访谈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又似乎没有答案。因为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这一切似乎自然而然，然而今天看来一切又那么不可思议。但，一切都发生了，且就那么发生了。无论是忧郁而内向的易丹轩，还是令人争议的沈彤，或是引人瞩目的王丹，还是想方设法从他们嘴里挖掘秘密的何晓清，或是更多的没法呈现的流亡者及“八九”一代，都如尼采一本书的书名：“人性的，一切太人性的”。在书中，何晓清问：“1989年为什么会参加‘六四’？”王丹答：“我想追求自由生活是人之本性。当像六四这样的社会运动发生时，它就容易激发人们对自由的向往（I think it is human nature to prefer to live in a free environment. When a social movement like June 4 happens, it triggers people’s longing for freedom.）”我想，若是那个时代或是“八九”一代人什么秘密，那秘密就在此：人性中对自由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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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天安门流亡》的时候，正逢台湾大学生因不满服贸协议而占领立法院。两天后，网络上流传着台湾国立大学兼任教师、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助研究员陈嘉铭写的一篇短文《为什么都是年轻人出来》。文章讲述其搭计程车去立法院途中，遭遇司机一番冷嘲热讽，“令我心惊的不是他说出了任何支持服贸的主张。而是他的失败主义、犬儒主义、虚无主义的批评。他完全没有立场，就是自我放弃，对所有努力冷嘲热讽。”于是，他突然明白为什么现场只有学生和年轻人，没有成年人。这也让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会出现“八九”一代这样的年轻人。正如学者胡平在王丹的《王丹回忆录》序言中说到：“和他们父兄不同，王丹这一代年轻人不是吓大的，而是长大的。”
是的，从这个角度看，这一代人又是最幸运的。他们既不像他们的父辈那般经历太多的苦难和创伤，又不像此后在“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中长大的一代。作为研究“六四”历史的学者，以及“八九”一代的一员，何晓清对于他们一代人以及那个时代，有着许多精彩的分析，其中最让我惊心的却是其对“八九”之后的分析——“扭曲的爱国主义（Distorted Patriotism）”一段：“在后天安门时代，中国教育从马克思社会主义方向转向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各个级别的学校将他们的教室变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的论坛。”
据一份对某校高中二年级学生的调查“我所知道的文化大革命”显示，在536名学生中，自认为对文革了解比较多的占12%，准确知道文化大革命起讫年代的为15%。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渠道是影视剧和刚刚学过的中学历史课本。有24%的同学心目中文革最典型的事件是“串联”，15%的同学认为是“吃饭不要钱”。虽然75%的同学知道“上山下乡”这个词，但其中95%不知道是怎么回事。18%的同学为没有赶上文化大革命而感到不同程度的遗憾。最后38%的同学表示没有时间了解文革的来龙去脉，11%的同学表示“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
若是做一份类似的调查“我所知道的六四事件”，其结果会是什么呢？我曾不止一次亲耳听人问：“听说有坦克，那是谣言吧？！”甚至有人咄咄逼人地质问：“你怎么证明有坦克？”当然，更多的年轻人听说这件事，都不能肯定：“好像是有一场暴乱。”若是说“八九”前一代的人是吓大的，“八九”一代是长大的，那“八九”之后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代可不可以说是骗大的呢？
1989年的坦克的秘密过去25年了。如哈维尔所说，“维稳”已经成为了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翻看新闻，社会事件频发、大众道德底线不断受到挑战，问题出在哪里呢？1975年4月，不同政见者哈维尔给当时捷克总统兼捷共总书记胡萨克的公开信。在信中，哈维尔指出：“今天这种文化阉割之后，明天这个民族将忍受多么深刻的智力上和道德上的软弱无能。”随即，哈维尔又说到：“提高生活质量的基本条件是使其隐蔽的秘密不断明朗化。”
这正是何晓清这本口述史《天安门流放者》最大的意义所在——它不仅证明了坦克的存在，还揭开了坦克的秘密。在书中，不仅可以看到被流亡的一代人和他们的光荣与梦想，还可以看到被流亡的一段历史和历史的秘密。这不仅是提高我们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对抗后极权时代的无权者的最大权力。在访谈中，王丹和沈彤都提到这项权力，那就是“活在真实中”。它终将击退“恐惧”与“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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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来，被北京市民救护出来的香港学生李兰菊，总是在各种场合坚持说出真相。在1997年一张杂志照片上，她独自一人站在一群欢迎江泽民访问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面前，但他们对李兰菊愤怒无比，对着她喊：“你是个骗子。”
何晓清说，这张照片总是让她想起六四标志性照片“坦克人（Tankman）”照片——1989年6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上孤身挡坦克的“无名抗议者”的那张照片。“她孤单，但她强大。（She is alone，but she is power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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