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2003年6月02日消息】 ●丁子霖、蒋培坤
他们不应被遗忘 (博讯boxun.com)
这些年来，随著「六四」死难者名册上人数的逐渐递增，一个过去几乎被忽略的问题渐渐凸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 14 年前那场大屠杀中的失踪者的命运。
起始，我们寻找到这类失踪者，都是将其列入死难者名册，因为人数相对较少，而且我们断定，他（她）们同那些死难者一样，都已不在人世。
直至去年某日，我们偶然从海外媒体得到一个信息：美国国会於 2000 年曾通过一个名为「活著带他（她）们回家」的法案，大意是敦促政府采取一切办法，逐个寻找当年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失踪的士兵，如果确认他们已经阵亡，也要找回他们的遗骨。这项法案还包括要找回失踪或阵亡将士的亲属。
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是啊！在人世间，还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宝贵的呢！无论是活著的，还是死去的。上个世纪的那两场战争如今已成为人们的记忆，也许大多数失踪者的父母已不在人世，但美国民众及其政府并没有忘记，更没有放弃对他们命运的关注。据媒体报导，在以往的岁月里，美国政府曾多次通过外交途径，要求朝鲜和越南政府协助寻找并交还战争中的失踪士兵或他们的遗骨，并以此作为与朝、越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条件。美国民众和政府的此种努力至今未曾终止。
由此我们想到了「六四」大屠杀中的失踪者。他们都是在1989 年 6 月 3 日及以後的几天里突然消失的。他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至今下落不明。他们的亲属在过去的岁月里曾多方寻找，但毫无结果。同「六四」死难者一样，他们都是那场流血惨案的无辜受难者。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翻阅著手头那份沉甸甸的死难者名册。我们逐个数下来，发现在已被记录下来的 182 位死难者名单中，属於失踪者的达 13 位之多。而可以断定的是，即使这已知的 13 位，也仅仅是所有失踪者中的很少一部分。「六四」失踪者的人数究竟有多少？今天还是个难以解开的谜。
「六四」失踪者 无一人生还
尤其令我们难以心安的是，在大量的失踪者之中，至少还没有发现有一例得以生还的。这证实了当年惨案发生时的许多传闻：有很多死者已被戒严部队毁尸灭迹。这似乎很难让人们接受，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现在都知道在我们最初找到的一批死难者中，有一位名叫王楠的中学生，他是我的难友张先玲女士的幼子。人们还知道，王楠遇难後，其尸体是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第 28 中学门前的土坑里被挖出来的。然而，人们未必都知道，与王楠一起被掩埋在同一地点的死难者少说也有20位之多。
据当时的目击者称，89 年 6 月 4 日凌晨，王楠在天安门附近南长街南口头部中弹倒地，一些自发的救护队员上前抢救，却遭到戒严部队的严厉禁止，两、三小时後王楠身亡，此後其尸体不知去向。在将近半个月以後，王楠的尸体意外地在西城的护国寺中医医院被家人发现。
据当时及事後多位知情者透露，在 6 月 3 日至 4 日，有一批遇难者尸体被戒严部队就近掩埋在 28 中学校门前绿地内临时挖掘的土坑里，几天後尸体发出异味，经校方交涉，又将尸体挖出另作处理。王楠的尸体之所以能侥幸地留下来，是因为他遇难前穿的是军训时的军服而被疑为戒严部队的士兵；至於其他尸体去向何处，几乎无人知道。
这件事暴露了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当年确实有很多死难者的尸体被戒严部队秘密地「处理」了。当时的北京有很多传闻，比如说有很多尸体被戒严部队装进黑色塑料袋偷偷运走了，又比如说戒严部队曾接管北京东郊火葬场数日用来焚毁尸体等等。对於这类传闻，当局始终讳莫如深，民间更无从查证，但我们想，事情的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於天下。
残酷与苦难，与失踪者一起被掩埋
使我们感到内疚和难过的是，13 年过去了，我们才第一次对这类失踪者作出统计。现在回过头来翻阅那些已知失踪者及其亲属的资料，内心的沉重是难以用言辞来表达的。
一位苏南某大学机电系的学生，在 89 学运期间与几位同学一起千里迢迢赶赴天安门广场，他们是受该校同学的委托，专程给广场上绝食学生送交募集得来的捐款的，但他们之中的一位却始终没有回到自己的学校。该生在北京失踪，当时广为人知，传闻也很多，却始终下落不明。这一信息是我们儿子遇难的那个秋天，我们回苏南家乡时该校的一位教师悄悄告诉我们的。在以後的几年里，我们曾多次设法寻找该生的亲属，但至今未有结果。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位河北某大学的学生，他於 5 月下旬赶赴北京参加学运，「六四」後一直未回到母校。
我们在这里专门提到这两位失踪的学生，一是希望能有知情者提供线索，以便尽快找到他们的亲属，同时也希望当年在广场绝食的学生能记住这些曾向他们伸出援手的失踪同学。
一位穿花衬衫的男子，於 6 月 4 日那一天，在京郊的一所医院附近被一辆军车撞倒，随著又被後面开过来的另一辆军车辗成肉泥，剩下的仅是一只手的残余部分和那件花衬衫的残片。这具残缺的尸体一直曝晒在马路上，直至 6月 5 日才被人用铁锹铲入塑料袋运走。这是一位死难者，又是一位失踪者，因为他的尸体已不知去向：我想他的家人也不会想到被军车辗成肉泥并被装进塑料袋扔掉的这个男子就是他们苦苦寻找却始终了无音信的失踪亲人。
人非草木，怎能像铲垃圾那样随便处置呢！但愿这惨不忍睹的残酷永远与死者一起埋葬，但愿他家人的记忆里永远保留著这位男子离家时那完美无缺的身影。
失踪者给他们的家人留下了无尽的梦幻与期盼。他们宁愿相信自己的亲人还活在人世，也不愿相信亲人已经死去。他们无法忍受这种突然降临的失落，无法忍受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倾刻间变得如此虚无与静寂。我想，对於没有经历过当年那场劫难的人来说，这些失踪者亲属所承受的精神上的痛苦是难以体验的。
一位北京某服装厂工人，在惨案发生的当晚离家去厂里上夜班，本应於次日凌晨 2 点回家的，但他的家人再也没有等到他的归来，这位失踪者的父亲当年不过 60 来岁，身体也还健康，然而没过几年，却在无望的期盼中离开了人世。母亲意识到儿子再也回不到自己身边了，但她仍然等待著，她要等著看到儿子沉冤被昭雪的一天。97 年邓小平去世，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反而触发她患了精神分裂症，她清楚地知道发生在她家里的不幸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她不能放过造成这场惨剧的元凶！
我们找到这位母亲时，她刚刚从精神病院被接回家中，病情还没有完全恢复。但这是一位坚强的母亲，她重新站起来了。不久她的神智恢复了正常，随即加入了「天安门母亲」的行列。
在一个极权体制下，人心的凶险随处可见，动辄会带来不测之祸。一位失踪者的遗孤，父亲失踪那年才是个稍谙世事的孩子。他当然知道父亲的突然消失意味著什么，这在他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但他毕竟涉世未深，不懂得自我保护。他万万没有想到仅仅因为一个不慎的举动，竟酿成了不堪的後果。
那是在惨案发生後不久，有一天在课堂上，他难以遏制内心的忿懑，毅然在课桌上写下了向刽子手李鹏讨还血债的字样。他这样做也许只是出於一时的冲动，却被他的班主任老师发现并告发了有关当局，结果招致了三年少年管制的惩罚。一个 14 岁的孩子，还没有等到踏上社会就开始了丧失自由、丧失尊严的囚徒生活。
人们常常谴责一个专制政权如何独裁、如何压制民主、如何践踏人权等等，但我们想，对於这样一个政权，最应该诅咒的，当是它的无人性，否则怎 能连一个孩子都不放过！那位老师的行为是可憎恶的，但他（她）又何尝不是那部专政机器上的一个可悲的零件呢！而且不是别的，正是那个无人性的政权造就了这样一批丧尽天良的所谓「共和国公民」！
几年过去，这个孩子终於结束了少管生活，後来我们又从他母亲那里得知，他已随友人去了异国。我为他庆幸，我祝愿他在另一种制度下能找回作为一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并从此远离他那小小年纪就已饱尝过的残忍与冷酷。
在我们已知的 13 位失踪者之中，有 5 位我们已寻访到他们的亲属。他们身後有父母，有妻子，有儿女；而这些亲属所承受的，却是家庭的残缺、破败和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辛。一位原建筑工程队的木工班长，惨案发生的那天夜里11 点离家後再也没有回家，事後其亲属找遍了城区所有医院的太平间、停尸场，始终未见其尸体。这原本是个幸福的家庭，妻子虽是个普通女工，却有一个聪明的女儿，当时正上小学。平时夫妻俩上班，女儿有外公、外婆照顾。
我们第一次踏进这个家时，女儿的外公已卧病在床，但还有外婆帮著招呼我们入座。然而，当我们於前些年再次踏进这个家门时，一张看上去像土炕样子的大床上就只剩下了一位蜷缩著的老妇人，而作为这个破碎家庭的唯一支撑者、孩子的母亲也已被提前「退休」回家了。谈话间我们才知道，她的老父亲已於前些年病逝，而老母也已病瘫在床，且已失去了语言能力，一家三口仅靠她很少一点点「退休金」度日，真可谓「含辛茹苦」。所幸她作为失踪者亲属，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人道帮助，这才苦熬著让女儿读完了高中。
然而，让人感到气愤、不平的是，就因为女儿是个受难家庭的孩子，家境贫寒，无依无靠，结果考分虽达到了规定的录取线竟然未被录取。女儿是个懂事的孩子，第二年靠发愤苦读，终於以高分获得成功，现在她已是一所重点高校二年级的学生了。她母亲告诉我们，孩子明白家里的艰难，她是靠课余打工来弥补求学费用之不足。
现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反差令人瞠目，在北京的一些大学生中竟有雇用保姆来料理自己生活的，但我们从心底里为这位失去父亲的女大学生感到骄傲，她为我们这个苦难群体赢得了荣誉和尊严。
以上所述，仅仅是我们所能记录下来的很少一部分。我们本不想向世人展示这人世间的苦难与残酷，但这毕竟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我想有必要让心灵几近於麻木的同胞们知道。
专制与独裁，不配讲人道
今年「两会」期间，我们曾就「六四」失踪者及其亲属的问题致函第十届全国人大和政协，希望能引起与会代表及政协委员们的关注。我们在函件中指出：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能允许一个无辜的生命无缘无故地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任何一位父亲或母亲，都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女离开生养他的家庭而有去无回。作为『六四』失踪者的亲属，他们有权要求政府找回失踪的亲人，如果确证失踪者已经死亡，他们有权要求政府交还死者的遗骨；如果确证死者已被毁尸灭迹，他们有权要求政府做出严肃负责的交代。这是一个公民所拥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也是一个政府所应遵奉的最基本的人道准则。」
在函件中，我们还要求新一届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对「六四」惨案中的失踪者进行专项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同时，对於那些已经查实的失踪者，应向其亲属做出交代，并分别不同情况做出处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同以往一样，我们的要求依然如石沉大海，而几乎在同一个时段，我们却看到了党政要员们的另一副面孔。
「两会」刚刚落幕，伊拉克战争开始了，我们从中央到地方的电视屏幕上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美英联军的战机在伊拉克上空狂轰滥炸，伊拉克大地生灵涂炭，一片火海，中央电视台 4 频道那个以死亡、恐怖、绝望为符号的片头无休止地重复著，政府的声明和党政要员的讲话中也不时出现了诸如「人道」、「生命」之类听起来有点生硬的新词语。一时间，无论是在朝的大小政客们，还是在野的新老左派先生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展露出一副悲天悯人、慈悲为怀的神态和面孔。他们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令人刮目的「人道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
说起来真很难让人相信，他们竟如此健忘，以至於当他们在今天争相扮演「人道卫士」这个陌生的角色时，居然忘记了昨天曾熟练地扮演过的另一类角色！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欢迎这种新的变化。我们极愿意看到新一代领导人上台後在偌大的中华大地一扫过去那种无视人的价值、无视人的生命的顽症和恶习。然而，为什么我们在几乎所有官方主流媒体一边倒地奋起谴责美英「侵略」的「反战」声浪中，竟听不到哪怕是一个声音起来对暴君胡森说一个「不」字！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这位在伊拉克统治了二十多年的专制暴君杀的人还少吗？难道他在杀人的时候手段不够凶残吗？
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到国内，那 我们更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党国领导人从第一代，到第二代，再到第三代，难道在他们手里被残害的无辜生灵也还少吗？难道他在在残害自己同胞的时候手段也还不够狠毒吗？但是，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我们怎 就看不到有哪一位党国领导人以及那些以「弱势群体」代言人自居的左派先生们站出来说一个「不」字！
按他们的年龄，他们都应该是从 1989 年那场杀戮的血泊中走过来的，或者至少耳闻目睹过惨案发生时的恐怖与死亡，相信他们也或多或少听到过那些屈死的冤魂在九泉之下的呻吟。难道他们能像鸵鸟那样，永远回避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六四」大屠杀是中国的独裁者对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犯下的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行，这同暴君胡森在伊拉克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没有丝毫区别。今天他们可以对暴君胡森的罪恶三缄其口，难道他们可以对发生在国门之内的暴行和杀戮永远保持沉默！
我们不主张轻率地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更不主张面对一个暴君长期把人民当作俎上之肉而坐视不管。历史证明，劝说一个嗜血的暴君放下屠刀是徒劳的。君不见，今天已经垮台的暴君胡森以及像金正日那样的独裁者，有那一个愿意放下屠刀的！君不见，中国「六四」惨案中那些手上沾有血污的屠夫们，有那一个愿意表示悔悟的！监於此，我们反对姑息、纵容这类独裁者。
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永远是人类演进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类冲突而尽可能不诉诸於武力，因为这难免要造成无辜平民的伤亡。中国有句古话：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人类文明演进至今天，在用兵问题上，更应慎之又慎。监於此，我们理解并同情此次来自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战呼声。
同样，我们对以追求人类持久和平为终极关怀的人士怀有至诚的敬意。我们相信而且事实也证明，在现今人类还不能完全摒弃战争的情况下，民间的反战呼声以及和平人士所作的努力是能起到巨大作用的，如果这种作用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战争，那 至少能约束参战双方的作战行为，以免酿成惨重的人道灾难。
自由和生命高於一切
一个政权，如果不能把保障公民的自由和生命放在第一位，那 它就不是一个好的政权；一个执政者，如果他不能以保障公民的自由和生命为己任，那 他就不是一个好的执政者。然而，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家的历届执政者那里，放在第一位的却恰恰不是什么人的自由和生命，而始终是那个权力不受到任何制约的专制政权。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念念不忘的一句话，就是所谓「稳定压倒一切」。他们所说的「稳定」，当然是指政权的稳固，也就是他手里的专制权力不受任何挑战或威胁；而在他们所要「压倒」的「一切」中，就包括有人的自由和生命。
当年邓小平发动「六四」大屠杀，列出的唯一理由不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吗？试问，在他的天平上，黎民百姓的身家性命能有什么分量！四年前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列出的唯一理由不也正是「稳定压倒一切」吗？试问，在江泽民的天平上，黎明百姓的身家生命又有什么份量？
现在，轮到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当政了，却偏偏又遇上SARS 在中华大地的肆虐。这本来是一场不期而遇的自然灾害，同政权的好坏无关，然而，由於现行不良体制所固有的惯性，也就是他们头脑中里那个「稳定压倒一切」的传统观念作怪，硬是使这场天灾演变成了一场「人祸」。
当胡、温两位新领导人开始意识到再如其前任那样用「稳定」来「压倒」疫情的蔓延已纯属愚蠢之举的时候，疫情的蔓延已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所幸采取了一系列断然措施；撤掉隐瞒疫情、误国误民的混蛋官吏，转而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定期公布疫情，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实行全民动员等等。不幸的是，虽亡羊补牢，但为时已晚，结果在共和国那张长长的死亡名单上，又增添了一大批无辜的冤魂。他们同样是那个该诅咒的「稳定压倒一切」的牺牲品！
关於这场 SARS 疫病的诸多问题，我们不想在这里多花笔墨，自有各方专家、学者去评说。我们作为 89 年那场劫难的受害者，深知那个祸国殃民的专制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希望新一代领导人从 89 年的那场血腥惨案中、从当前这场 SARS 疫病的肆虐中汲取沉痛的教训，痛下决心，清算历史，改变执政方略，不失时机地割除现行体制的痼疾，不再让黎民百姓去充当这个体制祭坛上的祭品。若能如此，则国人之福，国家民族之福也。
（原载世界日报 作者丁子霖、蒋培坤夫妇原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六四死难者家属）
高洪明Gao Hongming 
中國民主黨四川党部負責人胡明軍(筆名胡明君)和工運部長王森，因在發生大規模工潮的四川達州青花鋼鐵總廠派發支持工運的傳單和抗議書而於2001年4、5月間被捕。在2000年12月18日，大約1,000名該廠的工人因工廠拖欠工資而示威。瞭解到工人的情況後，胡、王二人遂與工人聯繫。胡明軍，成都人，在2001年5月30日被捕；王，達州人，在2001年4月30日被捕。起訴書指控被告人胡明軍、王森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此罪的刑期最高為五年，然而在2002年5月，罪名卻升級為「顛覆國家政權罪」，胡明軍結果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王森則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1989年因參與邵陽巿工人自治聯合會和帶領工人在民主運動中罷工而被捕，並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在1990年被判13年的有期徒刑。他於2000年6月出獄後，計劃起訴關押他多年的湖南省第一監獄，並要求賠償——在漫長的牢獄生涯裏，李旺陽因被毒打及強迫勞動過度，而患上心臟病、視覺神經萎縮、頸椎及腰椎等多項疾病。他於2001年初以絕食作抗爭，但公安拘捕。同年9月5日，邵陽巿中級人民法院秘密審訊李旺陽，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判有期徒刑10年。
因與友人孔佑平共同發表有關獨立工運、平反六四等文章及參與中國民主黨活動而被沈陽市中級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十二年徒刑。 
人權益保障會」。至1998年7月，已經有3百多名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和幹部參加了這個維權組織。同年7月21日，公安拘捕了張善光，搜查了他的家並沒收了全部有關「下崗工人權益保障會」的文件。張的妻子候雪竹受到公安人員的詢問和威脅，並被要求與其離婚。張善光的支持者為其釋放不遺餘力，多次發出申訴文件甚至發動絕食行動。其中一封信寫道：「張善光的工作肯定鼓勵了湖南人和整個縣的人去進行更大規模的行動，以爭民主和自由。」1998年12月27日，湖南省懷化市鶴城區法院不公開審理此案，以「危害國家安全罪」，「為境外機構、組織非法提供情報罪」判處張有期徒刑10年。據了解，張現被關押於湖南省第一監獄，他的肺結核病加重了，健康極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