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7日 星期三
2023年9月15日 星期五
2023年2月5日 星期日
德媒专访廖亦武：病毒时代也是启蒙时代
流亡德国的中国作家廖亦武近日接受德国媒体专访，谈论了他对中国现状的观察与思考。他说，中共病毒（武汉病毒）爆发后，在中国极端的病毒和极端的独裁就结合起来了。如果这种模式拓展到全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地狱”。但疫情也让许多人开始觉醒，年轻人还是挺有希望的。
廖亦武笔名老威，1958年出生于中国四川省盐亭县，是中国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知名的作家，对中国黑暗的社会现实有过深入的观察和揭露。他曾参与过1989年在中国发生的民主运动，并于6月3日的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写下《大屠杀》一诗。“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以后，他又于1990年3月筹备拍摄《大屠杀》的姐妹篇电影《安魂》而遭中共国安局抓捕，以从事“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名入狱4年。
今年1月30日，“德国之声中文网”对廖亦武进行了一次专访。
这次专访从谈论廖亦武2022年1月29日出版的小说《武汉》开始。报导说，那本书记录了“病毒时代”历尽生死离别的中国人。
廖亦武在受访时直言：在中国，武汉病毒去年就已经有失控的趋势了，那时人民的情绪也失控了。面对这种双重失控，中共当局没办法而走向了反面，从“极端封控”突然转变为“极端躺平”。
针对社会上有人声称中共政府先前实行的极端化封控防疫“保住了许多人的命”的说法，廖亦武回应，其实到最终也保不了命。
他说：“病毒就是病毒啊，病毒可没有什么党性！2020年、2023年，尸横遍野在中国上演了两次啊！觉得封城能保命的，是自己骗自己。老百姓这个想法是幻觉！”
他披露，他有一个朋友的父亲是西藏军区的老干部，从这位朋友处得知，他父亲所在的整个老干部所在这次疫情中死了一大半。
谈到中国三年的封控防疫所造成的影响，廖亦武说：“武汉（病毒大爆发）之后，就是极端的病毒和极端的独裁结合起来了。”
他表示，中共长期以来一直试图监控中国的每一个人，在自己还没有出国之前，中共政府就已经开始搞所谓“天网工程”，搞远程监控、定位跟踪、人脸识别、还有微信监控这些东西。后来在新疆搞什么“再教育营”，通过那些技术，居然把新疆的1200万维吾尔人都监控起来了。当武汉病毒大规模爆发后，中共进一步推广这套监控系统。在封城期间使用健康码这些手段，“绿码、红码、黄码，没有人逃得过去”。
他评论说：“他（中共）这种模式若是拓展到全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地狱！”
在谈到自己为何坚持把新冠病毒称为“武汉病毒”，并以此命名自己的纪实小说时，廖亦武表示，自己在纪实小说《武汉》中所记录下来的信息，都来自官方网站披露的材料，而坚持把这种病毒叫作“武汉病毒”，只是遵循国际惯例而已，作用是让人们知道“第一例病毒打哪儿来的”， 以后研究病毒的起源就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参考。如果不用地名来命名病毒，今后就会变成很大的迷雾。因为共产党很善于使用这种模糊事实的手段，以后时过境迁，很多人都将不记得这种病毒究竟是从那里开始发生的了。
廖亦武还指出，武汉病毒的出现改变了全人类的生存方式。根据世卫组织统计，全球因为病毒死了1490万人，那还不包括中国染疫死亡的数字。
而这场疫情的大流行，也算是给迷恋中国市场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西方人“上了一课”。同时，疫情也使中国许多年轻人发生了改变，已经不是人们原来想像的样子。
据廖亦武介绍，今年1月下旬他在斯图加特演讲时，有很多在德国工作和学习的年轻人、留学生来听他的演讲，这是以前从没遇到过的情况。现在海外的这些年轻人不再像过去那样怕接触政治了，也敢于和自己这种反共人士接触了，当时还有几个年轻人告诉他说，他们第二天要去举白纸抗议（中共政府）。
廖亦武说：“所谓的病毒时代同样也是一个启蒙时代！”他坦言：自己觉得这些年轻人“挺有希望的”，他们对中共的认识“还挺到位的”，信心满满！他们思想活跃的程度一点也不比老一辈的民运人士差。
他谈到了四通桥挂标语抗议中共当局的事件以及随后发生的白纸革命。他表示，现在的年轻人与89年那一代很不一样，表达方式是完全不一样，面对中共技术性的独裁，他们采取了举白纸这种类似行为艺术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抗议，“你监控都没有用，起码表面上构不成犯罪”。
当被问及在在严密的高科技审查机制下，中国是否还有可能发生真正的变革时，廖亦武回应说：人类本身是先要有自由，将来怎么变革，都值得再讨论。他说，年轻人肯定有年轻人的想法，现在不是也很多人在逃离吗？现在中国的危机很大，不仅人民很愤怒，估计中共政权内部的人也没有安全感了。
据公开资讯，廖亦武在1999年初夏曾出版了《中国边缘人采访录》，随即此书就被中共新闻出版局宣布为“反动书籍”。他曾16次被中共当局阻止出境，最终于2011年7月2日越过中越边境，然后在越南河内登机飞往德国。
2012年10月，廖亦武在德国书业和平奖颁奖典礼上发言时，直言中共治下的中国是“灭绝人性的血色帝国”，是“地球灾难的源头”和“无限扩张的垃圾场”。
2013年1月22日，他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的专访时说：“我们为何需要忍受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任何人投票选举出这些领导人，所以他们不能代表任何人。不是这些领导人可以改变中国，而是由中国老百姓来改变中国。”
2023年1月8日 星期日
中共前领导人万里的儿子、胞妹相继猝死
原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疫情海啸般爆发，各地病殁人数激增，中共官员、专家及各界名人也相继去世。日前，中共人大前委员长、前副总理万里胞妹、北京市总工会前副主席万云染疫去世。一个多月以前万里次子万仲翔猝死。
胞妹万云染疫去世
1月3日，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发出《讣告》，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顾问万云因病医治无效，于1月3日14时54分在北京同仁医院去世，终年91岁。
万云是中共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前副总理万里的妹妹。
1月5日，中共官媒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发文说，黑白无常，万里妹妹万云殁于新冠（中共病毒）。帖文还附上一张朋友圈的聊天内容，其中一人说，万里的妹妹万云大姑妈昨天（3日）因新冠肺炎去世。她还说，很多老人都躲不过。
公开资料显示，万云上世纪50年代曾留学苏联，历任中共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原文化部所属中国业余竞技舞蹈协会会长、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顾问。
（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次子万仲翔去世
万里次子万仲翔，于2022年11月7日下午在北京因心脏病突发医治无效去世，终年78岁。
公开资料显示，万仲翔出生于1944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律研究所、中信公司法律部工作，后出任国际投资公司香港办事处主任。万仲翔的前妻，是抗日名将蒋光鼐之女蒋定粤。二人婚后生下一女，万里欣然命名为万真旗，意即“真正的红旗”。2015年7月15日万里去世后，“人民出版社”微信公众号曾刊发万仲翔的回忆文章。
“最后的秘密”
20岁加入共产党的万里是中共建政的开国元老之一，曾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要职。他于2015年7月15日去世。
中共建政后，万里一直跟随周恩来、邓小平搞经济建设。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 理，万里当第一任城建部长，“文革”一开始，万里也和邓小平一起被打倒。“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万里临危受命，出任铁道部部长，1980年后，万里先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1989年学运期间，担任中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于5月12日出访加拿大与美国，由于他与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同被视为改革派标志人物，外界普遍认为他理应支持赵紫阳。
万里在北美访问期间成为各方关注的对象。1989年5月13日，学运发展到绝食阶段。由于中共人大名义上是中共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中共人大常委会有召集全国人大的权力，当时北京局势转趋恶劣，外界舆论不少呼唤万里尽快回国，召开人大常委会议解决学运，阻止局势恶化。
同年5月25日，万里提前结束北美访问回国，但被安排转道上海，由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接机并转达党中央指示。5月27日，万里在按指示在上海发表了支持邓小平镇压决策的言论后，在5月31日在才得以回到北京。此后万里 从未发表过任何与邓小平、李鹏等人意见相左的观点。
2019年，“六四”30周年之际，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最后的秘密——中共十三届四中“六四”结论文档》，公布关于“六四”事件的又一批党内机密文件，展现“六四”镇压后，中共“统一思想”的过程，揭露高层权力运作的机制。这本书出版人是赵紫阳前秘书鲍彤的儿子鲍朴。
《最后的秘密》一书收录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下发的27份文件， 共209页。包括陈云、杨尚昆、李先念、薄一波、王震、聂荣臻、万里、彭真、胡启立、芮杏文等17名中共元老和高官口头讲话和书面表态会议记录。
这批史料，可有助了解中共政权面临合法性危机时，身处中国最高权力小圈子的中共官员，如何主动或被迫忏悔、站队和表态，支持邓小平，批判赵紫阳。“我完全同意”或“我完全支持”这一类话在文件中反复出现，像是让每个发言人在全会众目睽睽之下隆重发誓自己将采取相同立场。几乎每个发言者还必须加上个人化的评论，以表白其发誓的诚意。
当时万里使用特别尖锐的攻击性语言，批评赵紫阳以邓小平的名义压制“反对派”：如作为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很少过问党的建设，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的工作，并涉及到他重用哪些人的问题等。我们通过正常渠道向他反映，但他不大听得进去。有时显得不耐烦。
另据《江泽民其人》一书介绍，在镇压六四前夕，邓小平要江泽民截住奉命出访加拿大提前回国的人大委员长万里。他们耍了个花招让万里乘坐的飞机在上海降落，江泽民的任务就是劝说万里同意大佬们的主张，否则不让他回北京。邓小平解释说，由于当时有57名人大常委要求开会讨论李鹏宣布北京戒严是否合法的问题。如果万里回京主持人大会议，形势极可能向他们所反对的方向发展，那时局面就难以控制。
江泽民知道这个任务不好完成。但为了经受住“考验”，江泽民不敢有一点闪失，否则其政治前途就难以突破。江泽民于1989年5月23日返回上海，万里的飞机在5月25下午3时在上海机场降落，江泽民亲自接机并立即递过去“邓的亲笔信”，万里是邓小平的桥牌朋友，邓在信中恳求万里“看在几十年朋友的份上，在此关键时刻帮我一下。”
万里在上海住了6天。最后江泽民交了底牌，在万里不答应之前，江得到指令要把他留在上海。5月27日万里发表了公开声明同意中央颁布的戒严令。此后，再无人有能力阻止“六四”悲剧发生。
文章表示，江泽民对万里的胁迫等于在战略上切断了赵紫阳的臂膀。也是江为屠城扫清了最后一个障碍。同一天，5月27日，邓小平召来八位元老开会，决定总书记人选。最早的时候邓小平本来提议乔石和李瑞环，但是陈云力推江泽民，李先念和薄一波对邓小平转而起用江泽民更是起了关键性作用。李先念当时说：“江泽民虽然缺乏中央工作的经验，但他有政治头脑，人正壮年，可信任。”
于是，历史的安排把江泽民推向了权力的顶峰，成为“六四”镇压的最大受益者。
2022年11月22日 星期二
自由亚洲电台：六四33周年：流亡者的坚守、挫折与期待
今年的6月4日是1989年六四事件33周年。当年，在中国军队在北京进行大屠杀之后，八九民运的很多主要参与者被迫流亡海外，其中不少人还在继续从事民运活动。但多年来，也有不少人质疑，海外民运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么多年，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对于中国未来民主化，他们又是怎样看待呢？
“流亡是一种个人承诺，是个人的commitment (承诺) 。”
“在中共倒台之前，必须有很多人参与这个不断失败的战斗。”
“我想更珍贵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有一些人还能在这个黑夜中去坚持，去做这样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情。”
……
您刚才听到的是一些经历过六四事件的枪林弹雨后流亡海外的八九民运主要参与者苏晓康、周锋锁和王丹，日前接受本台采访时谈到的感受。
作为一群政治流亡者，在他们身上，曾经一度背负着整个国家和民族时代变革的理想与追求。而在多年后，虽然漂泊异乡，他们依然没有忘记当初对于民主自由信念的承诺。
流亡海外的反对派
“我们海外民运的存在本身就是反对派的存在，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补足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这一块。” 王丹说。
王丹当年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生，六四大屠杀后，20岁的他在中国当局通缉的学运领袖名单中排在第一位。他拒绝逃亡，多次被逮捕入狱。1998年，他获“保外就医”，流亡美国，之后取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并到台湾任教。2017年，王丹返回美国。隔年，他在华盛顿成立智库“对话中国”（Dialogue China），着眼于中国现状和未来转型的政策研究。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纽约推动成立‘六四纪念馆’，我的精力全部都是放在这件事情上。”王丹说，“总的来看，到美国大概24年的时间，整个是相当充实的，我没有任何的所谓汗颜或觉得一事无成。”
周锋锁当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六四镇压后，作为二十一名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骨干之一，他受到通缉并入狱一年。1995年来美后，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取得商学硕士学位。2007年，他和其他人联合创办“人道中国”组织，目前主要是资助国内良心犯及家属。
他说：“我们每年会支持一百个以上的良心犯。这些年积累下来差不多有上千人。还有帮助他们呼吁，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他们，也由此知道中国人权的状况，还有这些人的奋斗，比如说张展。”
另一位在海外知名的活动人士傅希秋曾是参与八九民运的山东学运领袖。在经历镇压与清算后，他成为基督徒，在被中国当局迫害的家庭教会中做服侍。1996年，他逃离大陆，辗转来美，就读神学院。2002年，他创办了“对华援助协会”，支持和帮助中国受迫害的基督徒及维权律师。
谈到他从事的工作，傅希秋说:“首先是为他们发出声音，第二我们做一些很具体的努力，促进中国的宗教自由。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们）非常细致地跟维权律师进行密切的配合，支持他们，实际上是按照中共的宪法框架和法律框架，来促进中国的宗教自由，就是一个个的个案。”
对于中国民主化，傅希秋认为，信仰自由是“第一自由”，在此基础上才有公民社会。信仰自由实际上在为民主化、法制化提供根基。
在六四流亡者中，王军涛是极少数组党者之一。他在1970年代就曾因宣扬民主而入狱。1989年六四，他被指控是幕后策划学生运动的“黑手”，在国内逃亡后二度入狱。1994年，王军涛获“保外就医”来到美国。
“我们（当时）还是想邓小平死后，中国会有一个变化，我们能不能比苏联东欧那些国家做得更好，这样我就到哈佛大学读书去了。”他说。
不过，在取得了哈佛大学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王军涛对于如何推动民主化在认识上发生了转变，并与其他海外异见人士组建了中国民主党。
“第一，民主化的转型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第二，要把依靠的重心从精英转到大众。”王军涛说，“这样，完成了两个转变之后，我就开始搞中国民主党，去组织大众，把实际底层的各种反抗运动串联起来，推动中国的变化。”
没有民运，只有流亡
三十三年过去了，王丹、周封锁、傅希秋、王军涛……这群从血泊和监狱中走过来的六四流亡者，依然在海外，坚持以不同方式试图推动中国的民主与自由。虽然很多人批评他们，多年来似乎没有取得多少令人惊艳的成就，但《民主中国》杂志社社长苏晓康认为，应该客观看待这一问题。
“实际上没有民运，只有流亡。所有人流亡出来到西方以后，他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生存。”他说。
被北京当局指控为六四幕后黑手的苏晓康，多年来也曾饱尝流亡之苦，开始逃亡到法国，后来又到美国。他说，在流亡状态下，第一是生存，其次是进修。当年的六四学运领袖，如王丹、柴玲、吾尔开希等也都是走的这条路。
流亡是个人承诺
“这两件事情完成以后，你个人所做的事情，我叫做承诺（commitment）。你可以有这个commitment，也可以没有。” 在苏晓康看来，流亡是一种个人选择与承诺。不少知名的六四学运领袖也的确在生活稳定后，选择继续投入到影响和改变中国的事业中。
“怎么做？就是象一个知识分子一样地去做，以自己专业的能力去做所谓‘民运’的事情，去做中国政治的事情。” 苏晓康说。
为何海外流亡者的组织没成大气候？
多年来，尽管王丹、周锋锁、傅希秋、王军涛等人在各自创立的组织里，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做出了很多成绩，但是海外六四流亡人士一直尝试组成一些联合各方的团体、组织，凝聚力量，共同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不过都没能形成大气候。
苏晓康认为，这与中国人缺乏团队运作经验有关，而这种运作经验必须要在公民社会的环境下才能形成。“六四流亡者出来开始组成组织，就产生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领袖问题，谁当领袖就变成一个争吵不休、内斗不止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财务问题。”
纵观二战后的中外历史，苏晓康表示，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的流亡反抗运动。“三十年来，中国人的话语当中一直有一个很奇怪的理论，就说海外民运可以推翻中国政权，这是一个假命题啊！而且你所在的国家，比如说我们在美国，这个国家的制度和政权，也不允许你去推翻一个它有外交关系的政权的。”
学运领袖周锋锁则指出，从大背景看，他们多年来遇到的最大阻力，恰恰是来自提供他们庇护的西方社会本身。
“这33年，海外民运面对的最大挫折或阻力，其实是整个西方世界对于中共这种体制的拥抱，因此中共可以依靠全球化和西方科技发达起来，并影响全世界。”周锋锁说。
被遗忘的“六四”与迷失的年轻一代
最近，网络流传着一段BBC新闻在1989年六四的采访视频。一位头缠红布条的大学生骑着自行车，坚定而自信地告诉记者：“我要去游行，天安门广场。” 记者问：“为什么要去？”回答说：“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在上海外企工作的90后、因安全原因不愿具全名的李先生告诉本台：“六四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铭记的事情。那个时候学生的思想、那种精神，太值得现在这些年轻一代学习了。现在，尤其年轻一代，价值观就是纸醉金迷嘛。”
对于今天还有多少人知道六四和海外民运，李先生也很不乐观。“据我的经验，如果没有翻墙渠道的人，比如现在的很多00后，他都不知道这些东西，听都没听过。”
本台记者随机拨打了中国武汉、天津、成都等城市民众的电话，希望了解有多少人听说过89六四及海外民运。
–“我没听说过。”
–“我不关心这些。我就一个小老百姓，我都不知道政治迫害，我不关心政治。”
–“你是国外的，你这不是中国的事，你们干嘛呢？”
–“我只知道搞过学潮，但是具体是怎么搞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们都不关注这块儿。”
中国民主的未来要靠谁？
来自上海的80后王先生告诉本台，现在年轻一代，不仅不知道89六四与民主运动，而且被洗脑很严重。“你在谈民主自由的时候，他会跟你讲民主是不能当饭吃的。他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拥护现在的这个政权。这就说明，从执政者角度来看，这个洗脑教育是非常成功的。”
因担心中国政府打压而不敢具全名的王先生还表示，严密的信息封锁和洗脑教育，令海外民运和国内处于一种非常割裂的状态。“不太会指望国内年轻一代的大学生，能受到海外民运的影响，几乎不可能。这些学社们实际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事情。海外民运完全被国家定义成反中国的、反华的。”
那么要想改变中国，需要依靠谁呢？苏晓康认为，海外流亡人士无法改变中国，改变还要靠中国国内。“还有上千万的农民工，希望就在这些农民工身上，根本不在城市的这些岁月静好派、小粉红身上。当中国经济下滑出现问题后，这些农民工就是革命的力量。要去影响他们。”
杭州一位自由职业者、因安全原因要求匿名的A先生告诉本台，大城市里千千万万的农民工的确是中国社会主流。但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赚钱生活，对共产党更有一种深深的恐惧。
上海的李先生也表示，中国要走向民主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首先，要变革，人心要开始变。但是现在的人，我从百姓群体感觉，大多数人就没有变革的那份心。人心不变加上这个极权统治，你凭什么变呢？”
近十年来，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经济不断下滑，中共编织的洗脑内容，日益被严酷的社会现实戳破。当前的清零防疫模式，更凸显出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
王丹认为,所谓的社会主义铁拳，会让曾经被洗脑的小粉红一代，越来越看到社会的现实。“这次上海防疫产生的效果就可以看到这点。我想很多上海的小粉红、90后世代，大概不再会认为这是他们原来想象的那么美好的一个社会了。”
最近，因反对校方的疫情封控措施，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天津大学先后爆发了学生群体抗议事件，不过又很快被政府压制下去。
黑夜中的坚持
中国社会的民主化何时才能实现？最后，让我们一起听听当年的学运领袖周锋锁和王丹对此的看法。
“当然到现在为止，这是一场失败的战斗。但在中共倒台之前，必须有很多人参与这个不断失败的战斗。” 周锋锁说，“对于身处其中，还在和这个专制政权对抗的人，至少他们是有反抗的勇气，坚守的精神。这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王丹说：“中国民主化，这是一个肯定的方向，只是中国自己有太多包袱，要比其他国家更慢一些，路程更艰难一些。但正因如此，我想更珍贵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有一些人还能在这个黑夜中去坚持，去做这样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情。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在海外应该去承担的一种角色。”
六四被视为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这段历史却一直被中共竭力掩盖。目前，王丹等人正在纽约筹建六四纪念馆。他们说，其目的不仅是为了纪念33年前那段历史，更想为中国未来发展找到一条出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华盛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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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雨、鸣笛：从广场到秦城的六四囚徒
前89学生唐恺
很多年后，唐恺都会做同一个噩梦。那是1989年6月4日清晨，他在北京六部口目击的场景：
坦克过来了，声音越来越近。坦克开得非常快，前面的人群中传来惨叫声，原来炮筒是冲着人群的。坦克走了一个U字型，拐进了人群。解放军打开盖子，往外扔催泪弹。有学生跑过来说，哎呀，前面轧死人了。
“当时被撞伤的有好几个，很多被轧烂的，脑浆啊，血啊、肠啊，一地都是，非常恐怖的景象，”唐恺回忆。
那天，他帮着搬运了几名被坦克碾伤的人，其中一名男子被坦克碾断的双腿还在滴血，染红了他的手指。他默默清点一下现场的尸体，大约有12位死难者。
这段讲述与当天其他目击者的证词相吻合。
六四枪响后，唐恺逃亡过，被抓过，蹲过秦城监狱，打过工，做过小生意。因为不堪国保骚扰和抑郁症困扰，30年后，他和家人逃离中国，来到美国。
六四33周年前夕，他向美国之音独家披露了自己的故事。斜体字部分为唐恺本人的叙述。为保持叙述的简洁连贯，记者对文字有所编辑。
我相信广场上肯定有死人
1967年，唐恺出生在广州一个干部家庭。1989年北京爆发天安门运动的消息传来时，他是深圳大学大二的学生。他和几位同学上街募款，以此支持首都的学生。几天后，他带着募集的几千块钱北上。
“刚刚到广场，很震撼。广场上很多救护车闪着灯，不断地叫。很多学生躺在广场上，那个场面确实很催人泪下。”
募款交到广场指挥部后，唐恺就留在了广场。当时已是绝食后期，学生们身心俱疲。初来乍到的他加入了纠察队，也被同学推选参加“外高联”（外地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会议。
两个星期后，那个血腥的夜晚降临了。
6月3日晚，中国国家电视台播放了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唐恺和其他示威学生一起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的台阶上。
陆陆续续就看到有坦克冲到天安门广场，后来又看到有成队的解放军开着枪，从长安街往里走。坦克轰隆轰隆的，那种恐惧真是无法形容，就感觉死神来了。
“天安门广场的灯全关了。人民大会堂上面有几个探照灯，照着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的几个大门咣的一声打开，冲下了一批部队。从长安街进来的部队、军车和坦克，只停在天安门广场的四周，没有进天安门广场。进天安门广场的是这一批从人民大会堂出来的解放军。
他们分成两批人，一批冲到纪念碑前围成一圈，趴在地上用枪对着我们这些广场上学生。还有一批人到了广场中，大概有50或者100人排成一排，赶广场上的人。
那些赶不走的人，我看到那个解放军‘砰’的一声就一梭子弹，那个人就趴在地上了。你说广场有没有死人？我相信肯定有死人，因为我看得很清楚。一梭子弹那个人就趴在地上，打了好几个人。”
当时身在广场的台湾音乐人侯德健在纪录片《天安门》中回忆，起初以为士兵只用橡胶子弹和木棒，但到凌晨2时，两位医生和学生赶来告诉他们“是真枪、真子弹”。
作为“天安门四君子”的代表，侯德健和周舵一行人前去和戒严部队谈判，希望给学生留出一条撤离通道。根据历史学者吴仁华的记述，6月4日凌晨4点30分左右，他们开始在学运之声广播站发表讲话，呼吁学生们主动撤离天安门广场。
“广播了以后呢，有一队解放军就冲上纪念碑的第三层。解放军手上拿着一个大铁棒、一把短的冲锋枪、一把手枪，穿着空降兵的皮靴，从第三层一层一层地往下赶。稍微走得慢的就被打了一棒子。我就被打了一棒子，打到脖子上，非常疼。
离开广场的时候，两边是装甲运兵车和坦克，上面有很高的灯照着我们的眼睛，还有摄像机。这就是后来中央电视台播出来的镜头，说是安全撤离。”
从逃亡到被捕
撤离广场几个小时后，唐恺在六部口目睹了那个缠绕他多年的梦魇。之后，他和两个小兄弟被北京市民带到中央音乐学院，那里的学生收留了他们。住了两三天待情绪稳定后，他们坐上南下的火车。火车在武汉长江大桥上被愤怒的市民拦下，他们只得改水路，坐船来到江西南昌，在一所大学住了几天后，才继续南下。
那时的唐恺只想着怎么逃跑，怎么活命，血洗北京的种种场景也让他心情沮丧。全国大搜捕已经展开，回到广州家中躲了几天后，他怀着一丝侥幸返回深圳大学。
然而厄运还是降临了。
“7月9号我到图书馆，路上有一个民工打扮的，穿得破破烂烂，一看就不是学生的人，一路跟着我。他手上拿着一顶草帽，里面好像有一部对讲机。我看书时，他就站在图书馆的大玻璃窗外。”
唐恺心神不宁地翻了一会儿书，决定还是早点回宿舍。晚上9点多，他走过教学楼前的一条小马路。路的两旁各停了一辆面包车，其中一辆车的门打开着。前面站了几个人。马路很窄，他只好从两辆面包车中间穿行过去。
“有一个可能50多岁的人，他说：‘嗳，唐恺’。我说：‘啊？’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愣了一下，就答应了。后面就有一个大个子，可能有1米8几吧，一把抱住我的腰，我整个人都被架空了。
他把我抱起来，紧紧抱着，往面包车里塞。我就挣扎。我的手撑着车门，脚也顶着门。这时就有两个人冲过来想抓我的手。我继续挣扎的时候，前面的人往我的肋骨打了一拳，往我的小腹打了一拳。这一拳打下去以后，整个人就瘫软了，眼冒金星，然后就被塞到车里了。车里两边坐着人，门一关呼就开跑了，前后可能不到一两分钟的时间。想起来他们抓人的手法很专业，一下子就开到梅林看守所。”
在看守所的一天深夜，门突然被打开了。“提审，唐恺，你出来，”管教说。“完了完了，你要被枪毙了，”狱友们在一旁叹气。
他被带到一间黑屋子，里面坐着几个老人。看守所的副所长发话了。
“他说，唐恺，我们今天晚上的聊天不能告诉任何人听，你向我保证。我说，我不告诉任何人听。然后他说，你讲真话，北京到底有没有开枪？我说，有，死了很多人，坦克轧死很多人。他们说，啊，真的是这样啊！
那批人是什么人呢？我不知道。等我从北京秦城回来以后，偶尔有一天看电视，嗳，这不就是那天晚上见我的人嘛。他们是深圳市的一些领导。连他们都不知道北京到底有没有开枪，有没有死人。你看他们是不是一层层瞒骗。”
和江青比邻而居的秦城监狱
在梅林看守所关了一周后，唐恺被送到广州公安厅，当天上午又被押上前往北京的火车。
“我们一个包厢，四个床位，两个是深圳市公安局的警察，还有一个是北京公安局的警察。到了北京，下火车以后，站台上有一个警车等着我。警车四周都蒙着黑布，我也戴着手铐，直接拉到一个地方就进去了。”
同一个号子里关了7、8个学生，包括清华大学的熊炜。他是被当局通缉的21个学生领袖之一。唐恺说，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被关在什么地方，直到一位管教泄露了“天机”。
“他有一次就跟我说，你知道你来了什么地方吗？我说，我不知道啊。然后他说，你看看那边那个炮楼。我们住的那个院子周围都是高墙，高墙的四个角就是一个高高的炮楼，和电影里面日本鬼子的炮楼是一样的，圆圆的。上面站着一个武警。四周都是武警。我们那个院子和另外的院子是没联系的。
他说，炮楼的那一边，墙的那一边，那个地方是关江青的。回到号里我就跟熊炜说，哎呀，我们和江青住在一个监狱里面了。熊炜听了以后马上就脸色大变，眼泪都要掉出来了。他说，完了完了完了，我们被关到秦城监狱里面了，这是中国最高级的监狱。他说，我们这一次不是死刑也是无期了，最少要十年了。我当时才有这个概念，有个秦城监狱，是关着中国最高级的犯人的地方。”
因为参与天安门运动，同一时期也被关在秦城监狱的前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美国之音主持人陈小平证实了唐恺的说法。
“所有的人刚开始都关在204区，那是秦城监狱的一栋楼，只要是六四被抓的都往里塞，不管你是学生、工人、老师。204是满的，一个房间里关了8到10个人，装不下。确实隔壁是江青所在的区。”他说。
冬去春来，秦城监狱院子里的苹果树长出新枝。放风的时候，唐恺看到几位年长的犯人，穿着蓝色的布棉袄，由武警带着给苹果树剪枝。
“有一天那个管教又把我叫出去了，我又跟他聊天。我说，哎呀，你看我们这个监狱有那么老的犯人，我们会关多久啊？那个管教跟我说，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他们是林彪的部下。你想想他们被关了多少年了。我想，天呐，这真是完蛋了。”
不过不久，事情发生了转机。据唐恺回忆，在东欧发生一连串反对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剧变后，他们的住宿条件改善了，伙食也改善了，原来总暗示要把他们发配新疆的领导也闭口不提这事了。
9个月后，唐恺获释了。
我离开秦城的时候，北京公安局提审最后一次提审我。他说，给你三个纪律，你一定要遵守。第一，你要夹着尾巴做人，像狗一样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第二，北京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你不能告诉给任何一个人听；第三，你要记着，我们随时会把你逮回来。
没想到离开中国会那么愉快
回到南方后的几十年里，唐恺卖过保险，做过小生意。不愿趋炎附势的他生意始终做得不大，但他还是接济过不少89难友，这也给他带来不胜其烦的国保骚扰。
“一个月最多的时候四、五次，少的也有一两次。公安局见我的时候，表面上很客气，实际上就老是威胁我，说我们随时会抓你的。你不要说这些话呀，不要帮助谁啊。我的第一个妻子也因为这些事情经常跟我闹矛盾，后来就离婚了。搞得很痛苦，非常压抑，说真的。”
2018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后，唐恺在微信上写道，香港青年其实和八九年的学生一样，都是追求民主自由，根本就没有什么港独。很快，国保的电话打过来。渐渐的，他觉得留在中国的风险越来越大。
2019年9月，六四惨案30周年后，唐恺和家人来到美国，在这里申请了政治庇护。他在亚马逊找了一份送货员的工作。每天尽管辛苦，但心情畅快。
“我来到美国才知道，没有了国保好舒服啊。我都没想到离开中国会那么愉快。哎呀，我就后悔我离开得太晚了。”
直到今天，唐恺的母亲还会念叨，假如当年你没有参加八九学运，今天肯定是个公务员。可是唐恺觉得，一个人在年轻时代能投身那样一场运动，敢用生命去实践理想是一件幸事。他说，这场运动也让他看清了中共政权的真实面目。
“像中国现在的很多行为，习近平的很多行为，我都可以理解，可以知道出于什么需要，他们会做出那么邪恶的事情。通过这场运动，自己不断地反省，不断地看书，才能提高到这种意识，所以我反而很荣幸自己能够参加这场运动。”
33年过去了，还有一件小事让唐恺念念不忘，也让他十分感念如今已经离开人世的父亲。当年他在北京街头捡了一梭子解放军的子弹，连同广场上的传单和“外高联”纠察队的联络名单一起带回广州。在他被关进秦城以后，他在广场上的两个小兄弟向审讯人员交代了这些情况。广东省公安厅去了唐恺家，要他父母交出这些东西。
“我妈吓得要死，就跟我爸商量。我爸是老共产党员，老军人。可是那次，我爸说不能交，交的话就是害了孩子。我妈就把这些东西拿到后山上烧了。省公安厅的人后来又来了好几次，我妈坚决说没看到。他们搜查了我所有的包，衣服，都没查到。要是我父母老老实实交上去了，证据确凿，我肯定得判刑了。其实我从初中开始，因为叛逆，老跟我爸闹别扭。那件事情之后，我还挺佩服我爸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人性战胜党性吧。”
来源：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