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雅 序：八九纪事之绝响 2

革命文化对广场的困扰

既然没有“断头，流血”的真正准备，那么，所谓的“宣誓”不就成了做秀吗？笔者认为，那不过是学生受中共党文化长期熏陶，在新的语言尚未诞生之际的一种借用，既是暂时的，也是权宜和无奈的，就像他们用《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鼓励士气一样。既然那些歌声与共产主义信念和民族危亡幷无干系，那么，所谓 “断头、流血”不过是一种牺牲和承担的抽象的代名词而已。
如果这种分析是合理的，那么，所有主动参加过八九民运，幷情愿地为之付出了代价、经受过苦难和牺牲的人们，不论或早或晚离开了广场，或者根本不在广场，他们均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
至于“人民广场”的称谓，笔者认为，那更是一个模糊到糊涂的概念。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人类最早最原始的崇拜，是对于生殖的崇拜，文明诞生以后，逐渐发展出祭祀的活动，由对于生殖器的崇拜转化为对于直系祖先的膜拜，这种每年一度的“认祖归宗”的活动，因拥有凝聚氏族力量的心理效用，逐渐被延续下来，幷扩大到民族和国家的畛域。所谓“人民广场”，不过是这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道统，以苏式共产主义模式为范式的共和国的“根器”所在地罢了。众所周知，只有认同于这个道统的人（就如原始的同族人一样），才会在对这个场地产生一种庄严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感情。对于外道（相当于外族人）来说，那不过是一个地标式建筑物罢了。正因为如此，当日广场的学生及其领袖、乃至想像中的仰望着他们的“全国人民”，把广场当作一块神圣永久的地盘来占领，乃至坚守，本身就是一个道统认知的错误。幻想能够以此为根据地，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共和国，就更是一种青春浪漫的无稽之谈！
《六四日记》的“弃”与“扬”

我完全同意常劲的序文《封从德的坚守》中，对于《六四日记》的学术及历史价值的评价，也完全同意他对于作者人品、人格的评价，在此不加重复。在我个人，还有一层要特别感谢本书的地方，那就是，在我的《八九民运史》中，或多或少地也同样犯有作者所批评的错误，那就是误信误采传媒出于“造星”需要而生产的信息。不论有多少客观原因，这是一个史学研究者所不应犯的错误。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谈到《六四日记》“秉笔直书”的特点。他不仅直言不讳地袒露了作者的心迹，还直截了当地揭露了学运和民运领袖的一些作为。这种坦言，对于读者和历史来说，是负责任的。可以说，没有这种直率和追求真相的执着，就没有封从德，也没有《六四日记》。但作者过多地着墨于自己所不喜欢的品格（如抢风头，慕虚荣，说谎话，犯自由主义），而对于其他黑暗面却着墨甚少（如以“准备自焚”为参选绝食总指挥条件的骗局），难免给人以“网开一面”的印象。
不过，读者可以信任的是，封从德是一个有道德底线的人。我有一事可以为证：2004年，我和他同被美国二十一世纪基金会与《北京之春》邀请，参加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举办的“纪念六四15周年学术研讨会”，我们准备的发言稿，都涉及到“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的操作问题。但是，面对突然爆发的“二王事件”（即王军涛、王丹等人被中国大陆媒体指控接受台湾扁政府情治机关资助案），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放弃有关二人的内容，仅只在后来的刊出文章中作了笔谈。
读《六四日记》，读者会发现，八九学运的确涌现了不少的人才，广场就是这些人才的聚集地。其中，一直与封从德夫妇幷肩战斗的李禄，就得到作者的诚心赞许。这里引用的两段文字，多少可以满足读者对这位神秘人物极其微妙处境的好奇心：
“五一上午（北大筹委会）记者会中，三天前才从南京来的李禄也在三千同学之中。
记者会后，李禄到筹委会遇到王有才。这个物理系的高材生用极浓的南方口音对他说﹕“呵，你是南京大学来的，那就谈谈南京方面的情况吧！”说着便埋头准备记录。这自然伤了李禄的自尊心，似乎王有才将他当情报员了。如果这时没遇到柴玲，李禄可能就走了。李禄分析问题的机敏给柴玲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建议也引起她极大的注意。她当即让李禄直接找我，而我那时却已疲倦于众多动口不动手的建议，显得迟钝冷漠，还是将他气走了。 ……
柴玲做了进一步的努力，希望将李禄介绍给我，但又被另一偶然情况阻碍了。这天傍晚柴玲找到我，希望一起吃一次晚饭，于是我带她到燕春园饭店去。我想同她一道去这里，本想补偿近日来难得陪她造成的感情上的亏欠，不期半路又遇着了日前见过的清华附中的两个中学生。他们似有要紧话对我说，于是我又拉了他俩吃饭。柴玲在饭菜还没全上来便忍不住走了。她甚至把本来要向我介绍的一大堆有用信息，随着那股怒气抛到九霄云外。 ”
作者在这个时候突然想到了对于妻子的“感情亏欠”，不能不说与才华横溢的李禄的出现有关。而他突然又决定拉上两个中学生一起吃饭，很可能也是一种随机应变的借题发挥。他也许想通过这个让妻子不快的举措告诫妻子：如果你把“革命工作”看得比丈夫还重要的话，那么我也会以牙还牙。
但是，封从德毕竟不是一个小气的丈夫。他的光明磊落与他的认理服输一道，既构成了他崇高的人格，也是其生命沉重的一部分。仅仅半个月，他就被李禄的才华征服了。
他写道：
“（16日，绝食第四天，柴玲在饥寒交迫劳困交加中晕倒，无法理事。）在这晚的代表大会上，我真正认识了李禄。他比我们都有才干。我虽代理总指挥，但对主持绝食团二、三百代表的大会还是感到很吃力。这时，作为副总指挥的李禄，逐渐用他的才识取代了我的主席地位，使我松了一口气。我惊讶地发现幷欣赏起他主持会议的秩序和效率。
李禄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二三百人的大会上，他能从广场上昏暗的灯光下辨认出谁不是某校昨日来开会的代表。他还能记住几天来所讨论过种种纷乱议题的细节，指出当前讲话同学的矛盾之处。大家发言后，李禄所作的归纳性小结，既准确又精炼。
我看见一个高效而有秩序的会议：首先宣布讨论范围和议题，经大家增删后，将各议题按优先级排列为议程，然后严格按议程讨论。讨论规则：不许插话；举手发言；发言限时三、五分钟；只讲论点、不作阐述。最后这一点尤为关键，因为通常发言的人总喜欢长篇大论，既多余，又易横生枝节引发无休止的争论。
议题讨论完，李禄便将大家基本一致的观点归成一大类，将其它不同的方案明确描述出来，分出甲乙丙丁，又各细分ABCD，让代表们记下，回各自学校的绝食同学中去，将每个绝食同学对各项争议议案的投票数字统计上来，汇报指挥部，然后在广播站宣布各项投票结果。绝食团竭力推行民主程序，任何重大有争论的问题，都经过全体绝食成员的投票。
我相信，凡开过这些会的人，都会记得李禄的才干。那晚，我对李禄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他头脑那么清晰，对民主程序那么在行——这正是运动当中一直缺乏的人才！他清晰的头脑让更多人头脑清晰，开会时他总说'要相信别人的头脑'，使许多自大狂觉悟；他说'只讲论点，不许阐述'，使大家发现阐述细节的不合适宜；在同我与柴玲商讨局势与战略时，他一句'要用大思维'，使我们冲破了广场上瞬息万变的现实事务的局限。那时，我对李禄的才能可谓五体投地。从此，我绝对信任了李禄。 ”
广场秘闻知多少？
八九民运期间，我曾经怀疑，柴玲在绝食运动中的形象设计，是出自王军涛的手笔。幷就此询问过包遵信先生。包先生也回答说：“有点像。”我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一是觉得柴玲本人比较单纯，走到这个地步，后面不可能没有人。而在我的视野中，偌大个北京城，具有这种“政治想像力”，有这样“大手笔”的，除了王军涛，没有第二人。但以后更多的资讯证明，王在学运中物色的代理人，是与方励之、许良英等思想界领袖人物过从甚密的王丹，而不是政治背景单纯的柴玲。而真正对柴玲具有影响力的，正是李禄。 《六四日记》证明，柴玲的许多行动，都是在李禄的建议下发生的。所谓用“准备自焚”来限定绝食总指挥参选资格的主意，就是李禄的手笔。自然，围绕着李禄的内部倾轧，当更加凶险。 2004年，我应邀赴美期间，在普林斯顿的一个聚会中，就曾听苏绍智先生说过，在广场，曾有人策划把李禄装进麻包袋“沉江”了事。之所以没有得逞，从《六四日记》我们可以得到答案。原来，李禄有一个绝对效忠于他的“〇〇八”支队。
此后，我也在纽约见到了李禄。出乎我的意外，他比我想像的更有气魄和血性，而不是更有韬略。我曾向他提出两个问题：
“当柴玲遭到'围剿'时，你在哪里？”
“我在教堂，我在为人们祈祷……”李禄回答说。
我又问：“当时之所以没有作出从广场撤退的决定，你是怎么考虑的？”
李禄回答我说：“我意识到，这种（较量的）机会，人生可能只有这么一次，历史也只可能有这么一次。我想试一试。”
显然，他是1989年5月天安门广场真正的中坚和灵魂。不过，如此有能力的他始终没有被广场同学选举为总指挥，不能不说在那里的同学中，埋藏着一股制约的力量，对于注重秩序的作者来说，这可能是一股不服从的力量，但对于追求民主的事业来说，它未必是坏事。
现在已经清楚，如果说，在吾尔开希背后站着的是刘晓波的话，那么，在王丹与柴玲的背后，分别站着的就是王军涛和比他更年轻的李禄。令我震惊的是，正是这个李禄，在六四当天撤离天安门广场之前，竟对柴玲说出了“你应该死”这样铁石心肠的话。好在他的话没有“命令”的效力，只是一个仅供采纳的“建议”而已。
同样令我震惊的是，《六四日记》写道：据王军涛的妻子侯晓天透露，1989年6月1日，震惊广场的绑架总指挥、副总指挥的事件，就是王军涛一手策划的。封从德曾就此向王军涛进行过求证，但没有得到任何答覆。
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当时广场的角逐之无规则性，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而当社会的全体（包括中共党内的保守派和试图扩大军费预算的军头）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广场时，广场的格局之复杂、斗争之激烈，是可想而知的。虽然从《六四日记》我们尚不能窥其全豹，但也可见一斑。当然，那些斗争，有些是因为理念的不同，有些是因为战略的不同，有些则是因为争权夺利，有些是为了角逐虚荣……凡此种种，都是大规模自发的群众运动题中应有之义。
科研工作的移情？

相对于人们的期待，我们不得不说，无论是学生领袖还是知识分子，真正懂得政治、懂得群众运动的其实不多。阅读本书，我常常感叹，作者之所以能够对学生运动如此投入，且心甘情愿地放弃美国波士顿大学遥感所提供的五年博士生全额奖学金的深造机会，如果不存在一种类似于科学追求的执着，以及计算机编程研究和实验快感的移情，种种牺牲都将是不可思议的。作者在这方面优秀的素质，无疑在众多方面提升了本次学运的档次，就像众多学生在各自的岗位分别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一样。
但是，读《六四日记》，也时常引起我的一些担忧和不解。为什么思维如此精密、做事力求完美的人，往往在一些常识的问题上失去判断能力和事后的反省能力？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
第一个是关于“是否撤离广场”的表决。营地联席会议曾就此作过两次表决，头一次是“不撤”的票数多于“撤退”的票数，指挥部作出了“顺应民意”的决定；最后一次口头表决，也是“不撤”的呼声高于“撤退”的呼声，但封从德本人作出了“撤退”的决定。这无论如何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但是，这一次他为何竟敢违反“民主”原则，断然做出了决策呢？是否因为危急时刻，他那根科学家的神经暂时地得到了休眠，而人的本能和良知重新浮升到主宰的地位？我注意到，他突然意识到，人之为人，是有耻感的。而公开表决这种方式，难免使一部分人对于看似软弱的行为羞于启齿。我们不能不说，这真是一个堪称“伟大”的发现。但在此之前，他为何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他难道没有注意到，后期广场实际上已经陷入“旗多人少”和被“旅游革命家”占领的局面？他难道没有感觉到，围绕广场最高权力的“政变”越来越频繁地发生？本书证明，他不仅是发现了，而且是引起了重视的。只不过，这种种信息，在他的中枢神经发出的不是改变路向的讯号，而是在原有的计划中，追求无限完美的指令。这正如科学家在实验中遇到了困难一样，他所要做的只能是创造条件，克服困难，而决不会因出现困难而放弃试验！写到这里，对不起，我不能不想到毛泽东的那些更大规模、更艰难的社会实验。而且想到，他老人家是怎样用他那“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精神，去战天斗地和整治人类的。虽然二者决不可比，但恐怕都有某种共同的盲点。
第二个是关于“如果撤退，对不起堵军车的学生和市民”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道德诘问出自何方。但是，我想，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它才是成立的：第一，学生所在的位置，是在比市民、学生更危险的前线；第二，市民和学生所面对的，只有玩具军车和虚拟的军队。如果不是这两种情况，按常识思维，学生只要撤出广场，市民和学生就不必在前线与军队对峙，不必为广场付出更大牺牲，广场上的人才对得起一直支持他们的广大群众，而绝没有让群众付出更大牺牲才对得起群众的道理。这个简单的逻辑，不知为何到了广场的领袖们那里，却成了一道历史的难题？
笔者现在尚不敢断言，究竟是运动领导人骨子里存在“游戏潜意识”？还是其浪漫的性格过分追求象征的意义？或者是过度疲乏使之已丧失正常人的思维？抑或是对群众生命价值的忽略？这最后一条，王军涛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已承认有红色教育的原因。我想与封从德探讨的是，是否也有科学家思维的局限？科学的起点，就是 “假设”，科学实验本身就是对环境的“虚拟”。在生物学家的眼中，“生命平等”的概念往往幷不意味着把生物、生物社会提升到与人或人类社会等量齐观的地位，而是习惯于把和自己一样的人和人类社会等同于生物和生物社会看待。在物理学家眼中，人类的需求很可能被化约为“力的运动”来处理……在一个编程专家那里，你从处理群众运动事务中得到的快感是什么？你有没有可能在有意无意间，用处理无生命事物的方法，处理人类的事务？六四后你长期处于“无归属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如果真的存在一种“移情”的话，人们所赞扬的你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又同时将是你的缺点和短处。
也许，我的问题过于苛刻，对于小封这样受过大苦难的人来说，也过于残酷。但我认为，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解答，或许对于今后中国的健康意义更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