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乍暖还寒，与每年此时一样，是一个“二四八月乱穿衣”的季节。这一天，我正奔忙于离家两里开外的一个建材市场，试图为更换家中朽坏的窗纱采购一些材料。之所以要自己动手，原因是街头民工的要价太高（一米索价三十元人民币）。自己更换虽然也有一些困难，如有些窗框取不下来，直立窗外作业既不安全，也容易变形。不过，无论如何，在立夏蚊蝇兴起之前，要把母亲房间的换掉。父亲新逝，瘫痪在床已17年的她成了我唯一的“心肝”，她的喜怒哀乐，丝丝都扣在我的心弦上。
满载而归的路上，我意识到今天是4月15日。20年前的今天，正是母亲告诉了我“胡耀邦去世”的消息。那时，身材娇小的她，正走在从景山公园散步回家的薄暮中，感觉到我在身后，她故意放慢脚步，等我快走到和她幷排时，她用轻柔的声音传达了这个噩耗。我感到有点异样，因为母亲从不与我谈论时事。她对胡耀邦是有感情的。文革结束后，她做了两个义无反顾的决定：一是把文革冻结的工资（一万多元）全部交了党费；二是调北京时，她自动要求到农口工作，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农村贡献微薄的力量。当时，在社科院党委工作的黄克诚的夫人，把她介绍到农村发展组。这个小组，正是胡耀邦为推动八十年代农村改革而成立的一支“小舰队”……。
20年后的今天，回顾当时，谁也没料到，那竟是一个历史裂变、世事骤转、命运改弦的讯号，抚今追昔，能不令人感慨？
恰在这时，封从德给我寄来了他的《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是他积20年心血所撰成的一部回忆录。由于他身为学运领袖，亲历八九学运从校园到广场——由激情开场到悲壮落幕——的各个阶段的操作细节与演变过程，有许多为新闻界报道、为史书纪录的事件也是出于他的手笔，加之新近发生的所谓“天安门之争”始终没辩出个高低，所以，我对该书的问世，早已引颈而望。
没有想到的是，它比我期待的写得还要好。
20年来，海内外与八九民运有关人士和亲历者的回忆、反思类的著作和文章在海外已经出版了不少。或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或为了谋生存求发展，或为了替自身行为的合理性辩驳，或为了放下包袱重新起步，许多人都奉上了那一段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那一段历史最沉痛的思考，还有许多难得的人生体验……这类作品，虽然也有良莠之分，但较之于史学研究的需求，依然可称“亏空”。原因是由于各种原因，许多关键历史事实的真相仍然被掩盖，许多重大转折的心理活动依然有待揭开。 1991年，为澄清学运过程各种大环节的真相，封从德曾在法国邀请有关当事人作了一次为期一周的对质式讨论，研讨成果结集为《回顾与反思》，是我所接触到的八九民运最深入、最具研究价值的史料。而眼前的这部《六四日记》，显然站在了前书成果的肩膀上。而且用一种散文的优美，承载了作者诚实的记忆、良心的反省与充满人性发见。通过这部作品，读者可以在前所未有的领域内——无论高尚与卑微，奋发与无奈，希冀与苟且，权变与坚持，愚昧与贤明——窥见当日学运与天安门广场的真实状况。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的复原中，作者使自己的作品，进入了永恒的行列，其珍如恒河金沙，其稀如凤毛麟角。
历史的误会，抑或生命绕不开的“结”？
这本书吸引我的，首先是真实地记叙了作者和妻子——同时也是八九学运中唯一的女性领袖柴玲——的鲜为人知、且充满人情味的故事。从他们的恋爱，到先后投入学运，到幷肩作战，直至渐行渐远，劳燕分飞，既有细腻的笔触，也有粗略而达意的暗示。
令我意外的是，不论是封从德还是柴玲，原本都不是政治的爱好者。二人都是因为偶然的原因被卷进了学运。在这方面，促成二人相识的“第一个故事”，也许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这个故事，起始于“反自由化”运动中，北京市政府禁止游行请愿“十条”的出台。为此，北京大学学生在1987年元旦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次抗议游行。当时，在北大计算机系遥感所读硕士研究生的作者，抱着好奇心前往观看，不料，游行队伍突然掉头——把队尾变成队首，将作者裹挟入内；又因他身边打横幅的一个学生突然溜之大吉，作者不得不填补这个重要空缺，最后，误被混入队伍的“工人老大哥”当作游行组织者推到警察的手里。
事后，作者虽然被学校保释，但此事却成了他一个放不下的包袱。该书写道：
“政府的狡猾，我的种种观察与感受，事后我很想讲给人听，作为大家日后的参考。真正从头到尾饶有兴味听我讲的只有一个人，她就是柴玲。她本是我同系低一级的学生，这时已转到了心理系，这时正忙着准备考研，我们站在图书馆大楼的走廊上聊了二个小时。柴玲也告诉我许多有趣的事。那天几千同学游行，她与几个拦了一辆公共汽车。“司机真好。中途停车是违规的，但见是学生，一挥手就让我们上了。”一个同学徒步走到天安门又走回来，到宿舍发现鞋底已经没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长谈，但幷不是我们感情生活的起点，那是几个月后的事了。 ”
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作者是在用这个自以为“光荣”的经历吸引小女孩。以作者的眼光看，柴玲既不懂政治，也不是一个激情洋溢、善于表演的人。如果认为她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训练有素”，那更是一种误解。她热爱生活，充满灵性，向往一切美好的事物和情操，对家庭和周围人充满责任感；为人处事的特点是善于倾听，有亲和力……
仿佛是命运的安排，1989年4月15日这一天，作者用以写论文的计算机出了故障。而此时的作者，不仅已经以633的高分通过了托福考试，在四通旗下的一家计算机公司有了一份工作，还考取了北京市首届“高级程序员”资格证书。凑巧的是，这一天也是妻子柴玲的生日。后来，当作者经历过九死一生的磨难，周游于世界寻找心灵归宿时，他发现，这一天却再也找不回来了：
4月15日 星期六
我没忘今天是柴玲的生日，于是去一家蛋糕店，买了一盒奶油多的生日大蛋糕。推着自行车，穿过曲曲弯弯的小胡同，进入房东的铁皮门，再向左拐，便是我们小家外的庭院了。我兴冲冲地叫一声，柴玲从房里跑出来，把蛋糕盒接到手中，径自回屋。从她眼中流出的一丝惊喜中，我知道是因为我比她预料的早一些回家。
我们的家在北大南门外不远，海淀苏公家庙七号。 …… 房间很小，十一平米，是在西厢房外再加盖的一间。只有一面窗，不过很大，对着小院，除一扇小门外，全是玻璃。四壁和屋顶用雪白的计算器纸一糊，还蛮像样的。屋里所有的家具，加起来只花了五十六元。这是柴玲的杰作——床是她从学校木棍厂买的两张学生单人床拼起来的，加上一个衣柜和一张桌子，屋子就全占满了。
那间屋外有个小院落，角上是一棵百年老槐。树虽老，枝叶却繁茂，夏天招来无数青虫，俗称'吊死鬼'，吊得满地皆是，发出一股刺鼻的青幽味。冬天掉下的枝叶还可以生火。树上常有鸟，拉屎掉到我们晾的衣服上，白色的衣物最倒楣，斑斑驳驳格外分明，平添我们不少的烦恼。
我照例在小院内小马扎上坐着发了一会儿呆，思考我论文中的计算器程序。只有在这时，心如置身尘世之外，分外地清明。这种紧张构思的状态亦是一种莫大的解脱和愉悦。她将饭做好，我们就在屋里一道吃。天色蒙蒙，黑白电视闪烁的光线照在我们脸上，我们没有开灯。
蛋糕上插着23支小蜡烛，柴玲吹蜡烛时，鼓着脸，用足三口气才吹灭，然后露出一付不甘心的样子。蜡烛穿透黑暗，给我们无尽温馨的空间。
电视播出‘胡耀邦逝世’的消息。我觉得有些突然，他是少数几个我知道名字的中共要员。他们高高在上，与我们老百姓何干？ ……我还暗自担忧这消息会扰乱她生日的恬静。这份恬静，后来总使我觉得有无限意味。 ……
饭后我又坐在小院中，构思着我的计算器程序。我6月12日就要硕士答辩，论文题目是'遥感卫星图像识别专家系统'，是要设计一种复杂的软件系统。我很喜欢软件设计，从大学二年级就一直去计算器系听课。我认为工业革命解放了人的手，计算器则将解放人脑，而专家系统程序则可能将人解决某类问题的经验收集处理后，代替人脑作种种重复而单调的动作。我研究了种种人工智能的算法，对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的伟大惊叹不已。
和往常一样，我沉浸在这种无外事纷扰的构思中。柴玲也拿了张马扎出来，静静地坐着。白练似的月光洒在小院里，只有树叶在微风中轻轻作响。
这是北京初春时节。”
如果没有八九民运，他们温馨的小日子，很可能就这样延伸下去了。只不过地点可能从中国的大学移到美国或欧洲的某个大学或科研单位，日子会更富裕，他们还会在异国的土地上生儿育女，成为某个移民部落的祖爷爷、祖奶奶……。但是，这一天是他们命运中绕不开的一个结，与很多人一样，他们没有绕过去。
不幸的证人，真诚的“放下”
作为一个离异丈夫，对前妻充满细腻感情的回忆和执着辩护，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也正是由于这种不幸的关系，我以为，作者于柴玲的许多叙述是真实可信的。惟其真实，所以感人。而封从德的书写，最大的感人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向读者捧出真心。不论这份“真心”是对是错，作为一种客观经历，他把它交给了读者，交给了后来人，交给了历史。
能够真诚地回忆，真诚地写作，是作者天生纯洁的本质使然，就像他的战友常劲所说的，作者的许多优秀品质使然；同时，也是作者历尽劫波、堪破生死爱恨的经历使然，及其之后对宗教生活的体悟，惟其具有如此之多的经验，他才能够彻底“放下”。
封从德的《六四日记》，清楚地记叙了自己和柴玲是怎样从一个普通学生被推向民运巅峰的。这个推力，有他们自己对于国家前途和自由图景的新向往；也有无数同学、教师社会改造文化更新的新期待；有被小孙子牵着手，到学运捐款箱投下50元的驼背老汉带来的感动； 有同学赵体国“如果不把参加运动的人看得最重，这场运动注定失败”的警告而带来的震惊；有丁石孙校长期待教育改革的设想而带来的遐想；有像林昭男友沉泽宜老师那样一直陪伴在二人身边，直至最后的广场的无声支援；更有像刘光那样忠诚、机敏、识大体而又甘于默默无闻的无数同学、市民、知识分子的信任、爱护和奉献的鼓励……还有作为个体的学生，孤独时的恐惧，对政府“秋后算帐”的疑虑，对无功而返的羞耻，以及对默默死亡的不甘心……我相信，当善良的读者了解了这一切以后，我们原先对于学运诸多犬儒式的推测，贵族式的指责，将会化为更多的同情。
读罢本书，我再次感到，八九民运，作为一场使命有限的“公民意见表达运动”，之所以能够以伟大的形象彪炳史册，衍生出那么多精彩的故事，以至于那样令人难忘，不仅在于她目标的正义，而且在于人性的光辉！正如作者所说，这种光辉是学运集体所散发出来的，是普通百姓散发出来的，就如芳香的花，幷不都是鲜艳夺目、占据高枝的一样。
同样，作为一场历史准备不足的“突如其来”的群众运动，它之所以能够持续那么长，现在看起来甚至持续过长，而连最起码的目标都没有达到，也是因为集中了太多的愿望，被寄托了太高的期待。这个责任，也是很难由个人承担的。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谈到柴玲“被抛弃”的问题。
我完全相信，所谓“天安门之争”中，“让别人流血，自己逃生”是一个被剪辑后拼接起来的概念。我也完全相信，无论在柴玲还是在封从德，从表层意识到潜意识，即使存在爱惜生命的念头——这很正当，都不会坐视别人流血，更不会以别人的流血换取自己的生存和荣升。这是柴玲和封从德可以用他们投入运动的全部经历所证明的。
同时，我也相信，当柴玲屡次带领广场绝食或静坐学生宣誓“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时，第一，她是把自己也包括在内的。第二，她和所有学生、市民和众多知识分子一样，根本就不相信会有“断头、流血”的场面出现。直到柳丝凌晨，当呼啸的子弹从耳边擦过，大家还以为是橡皮子弹！而正因为这种“信念”顽固地存在，直到流血的事实已确凿地摆在眼前，许多人还有梦幻的不真实感。封从德至今对于外界散布的“死亡人数”的不信任态度，或许也是注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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