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六四” 事件入狱人员获减刑
总部设于美国三藩市的非政府组织“对话基金会”周三透露，在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被中国当局以流氓罪判死刑，缓刑2年的湖南工人李卫红，将在今年11月11日获释。李卫红曾获五次减刑，中国在1997年新《刑法》中取消了“流氓罪” 。
“对话基金会”负责人康原表示，李卫红与正在服刑的北京异见人士胡石根，可能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获得减刑。康原指，数百名犯人与李卫红和胡石一样，同样因为已被取消了近十年的刑法正在服刑。他要求中国政府依据国际民事和政治权利公约释放他们。
该组织早前表示，被判反革命罪正在服20年徒刑的胡石根，今年2月获得减刑17个月。认为中国当局可能在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释放胡石根做准备。
── 原载 RFA
Friday, August 31,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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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毕子默报导）六四学运领袖陶君的工作单位，上月底起遭广州公安局人员骚扰。公安人员找陶君的领导谈话，并将他的资料被调走，导致陶君再度失业。 今年3月份起，在广州一家上市公司任职商务总监的前六四学运领袖陶君，再次因工作单位被公安局人员骚扰被解雇。这是陶君第四次面临失业。 同样是六四学运领袖、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外联部部长的李海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自2004年服役满9年出狱后，至今没有工作。生活来源全靠父母和朋友接济。他还透露，六四的参与者包括他本人在内，假如公开对六四表示认同，就会受到当局挤压。 陶君曾于2006年和李海在网上共同发起“首届陶君中国民主奖(小人物奖)”活动，马上遭致中共报复。2006年12月，陶君当时的工作单位被广东省国家安全厅封锁公司的互联网络，国安官员向该公司的董事长施压，指陶君是六四分子。尽管陶君当时的业绩优秀，但最后公司迫于压力将陶君辞退。 此外，陶君分别在1991年和2001年受到当局骚扰而被工作单位免职。2001年他因在深圳创建梅花政论时评网站，发表“谁来监督总书记”等作品，即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罪”判刑3年。期间陶君的妻子因多次受到警察骚扰而提出离婚。目前陶君需支付儿子的抚养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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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6月13日 转载)
四、高鸿卫先生现状
高鸿卫先生出生于1970年4月21日，家住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红门村30号，捕前系北京煤炭总公司一厂工人。高鸿卫先生于1989年6月20日被拘捕，同年10月19日因“放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2007年1月15日出狱，目前正在服剥夺政治权利8年的附加刑。 (博讯 boxun.com)
高鸿卫先生是家里的独子，母亲79年就去世了，父亲长期患有心脏病，家里几乎没有什么亲戚。89年6月20日高鸿卫被拘捕时，父亲正在住院，由于平时照顾老人的是鸿卫，因此两天没见到鸿卫，老爷子便问起前来帮忙照料他的街坊们。开始大家都瞒着老人，说鸿卫出差了。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四个月后的10月26日，鸿卫家对面的一个邻居不慎走嘴：“您还不知道呀？政府把鸿卫定为暴徒，早被警察抓走了！”老爷子当场目瞪口呆，昏厥过去。两天之后，老人家含恨去世。
在长达18年的漫长监狱生活中，鸿卫依靠顽强的意志拼命劳动，以争取减刑。由于过度劳累，他患上高血压症。去年2月23日 早晨八点左右，他突然感觉肚子疼痛，队长带他去监狱诊所就医，当值高院长看了一眼后说“没事儿”，鸿卫又回去干活了，但肚子一直在疼。到了下午两点，鸿卫的肚子疼的实在不行，浑身冒虚汗，队长再次带他来到监狱医院，高院长看了看说：“送滨河医院吧！”（*注：滨河医院为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直属医院）鸿卫被滨河医院的医生确诊为“小肠串气”，立即上手术台，由于延误了治疗时机，已经坏死的30公分肠子被切除了。
然而当他终于获得自由、回到阔别了18年的家时，父亲留给他的只是常年无人管理的四间破烂的小平房。他举目无亲，为了生存，他把三间小平房租借给了外地进京打工者，每间月租仅100元。接着他找到平房乡街道办事处，申请最低生活保障金，可办事处的领导说“你已经有租房收入，政府不管了。”鸿卫说“北京市民最低生活标准是每人310元，我的总收入才300元，除去水费、电费，我还要吃饭，政府能否考虑再给我补点儿？”办事处的领导说“不可能！”之后，鸿卫又找到朝阳区民政局，区里领导推托让他找办事处；无奈，鸿卫又找到北京市民政局，市里说让他找区里------总之，乡、区、市三级政府来回踢皮球，至今一分钱“低保”也没拿到过。
鸿卫也找过工作，但北京的单位一般都要35岁以下的，他已经37岁了，人家自然不要他。另外，有些单位招工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派出所出具“无犯罪记录”，鸿卫在派出所及办事处的档案里不仅有原单位的“除名决定书”，还有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
目前，出狱已五个月的高鸿卫先生依然整日为找工作四处奔波。
用高鸿卫自己的话说：“现在我家就只剩我一个人了。我都37岁了，但我还能干，我要努力去找工作，争取早日娶个媳妇------”
附：高鸿卫先生联系方式 001186-13910763461
五、赵锁然先生现状
赵锁然先生出生于1962年4月11日，家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和平路82号，捕前系北京首钢建修厂工人。赵锁然先生于1989年6月12日被首钢公安处（注：首钢公安处与各区县公安局平级，公安处主要领导均为北京市公安局十处的干部，公安处工作人员有两个工作证：首钢的工作证和公安局的工作证）抓捕，6月13日移送十三处拘留所（俗称“炮局”），后押往北京市公安局七处，1990年2月6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破坏罪”判处无期徒刑，2007年2月25日出狱，目前正在服剥夺政治权利6年的附加刑。
当年赵锁然先生被首钢公安处抓捕后，6、7个公安处人员用电棍、铁棍、木棍不分位置地暴力围殴他半个多小时，第二天上午和下午又分别两次对其暴打，打得他抱头满地乱滚，大呼救命，一位处长突然拔出手枪对着他吼道：“你再乱喊，老子就嘣了你！”------锁然的腰就是那时被打坏的。
锁然家兄弟三个，他排行老二。老母亲连续13年风雨无阻地去探监，但她没能等到儿子出来，便于2003年去世了。后来的四年里，都是父亲去探监，直到他出狱。
在18年的服刑生涯中，赵锁然先生一直忍着腰疼的顽疾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动，以期获得减刑。另外，由于长年营养不良、长年不见阳光，如今的他视力严重衰退，听力下降，浑身无力，反应迟钝。
在出狱后的四个月里，赵锁然先生曾去找过几个工作，如交通协管员、保洁员等，但由于身体极度虚弱，均无法持续。
目前，45岁的赵锁然依旧孑然一身，与父亲住在一起，唯一的经济来源是父亲每月1000元的退休金。
谈到未来的设想时，赵锁然先生说：“对过去所做的一切我无怨无悔！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好好生活，好好孝敬我父亲，我母亲已经为我急死了，我不能再让我父亲为我着急。另外，我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个全面体检，看看我的腰到底哪儿坏了，尽管现在没钱治，那就等以后挣了钱再治------”
至今锁然连体检的费用都付不起，更别提治疗了。
附：赵锁然先生联系方式 001186-13366417630
六、张燕生先生现状
张燕生先生出生于1967年11月9日，家住北京市西城区西外大街钱市胡同3号楼907号，捕前系北京展览馆工人。张燕生先生于1989年6月13日被戒严部队士兵及西城公安分局展览路派出所警察从家中拘捕，后移送北京市公安局七处，1989年11月8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2003年4月25日释放，目前正在服剥夺政治权利5年的附加刑。
张燕生先生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父母勤劳善良，兄妹三个（燕生排行老二）互相关心，但89年的那场屠杀改变了他们的一切。先是老父亲在1990年春节后因过度思念狱中的儿子，患了脑血栓，不久后去世。接着母亲又得了糖尿病，家里的一切负担都落在了兄、妹身上。尽管如此，燕生的一家人从没埋怨过他，十几年来大家轮流去监狱探监，给了他无尽的温暖。
在13年零10个月的监狱生活里，燕生做过维修工、机修工，织过毛衣、包过筷子、缝过皮球、做过手套，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埋头苦干，常常每天劳动14、5个小时，以期早减刑、多减刑。功夫不付劳苦人，燕生先后五次获得减刑，他的减刑次数及实际服刑时间在北京第二监狱“抗暴队”里是数一数二的。然而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01年，他突然觉得浑身无力、经常口渴，求医后医生告诉他患了糖尿病------
燕生出狱已经4年了，这期间他做过饭馆的采购员、狗场里的养狗员、公司里的推销员等多种职业，目前他在一个公司里做送货员，月收入1000元。
燕生的身体不好，89年6月13日他被抓进展览路派出所后，四、五个戒严部队的士兵用枪托子围殴他3次，每次都是十几分钟，他的颈椎和腰椎都是那时被打坏的，至今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便疼痛难忍，另外，糖尿病也一直在折磨着他，每个月挣的钱，大部分都花在求医买药上了。目前他和母亲一起生活，母亲的糖尿病更厉害，每天要打三次胰岛素------
至于未来的打算，用张燕生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多挣点钱，好好孝敬我妈，好好报答哥哥和妹妹，因为他们为我付出的太多了；另外，我都40岁的人了，想找个女朋友，成个家------”
附：张燕生先生联系方式 001186-13381185322
恳请大家对这些勇敢的抗暴者给与经济援助！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召集人 孙立勇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64 存照：八九年六四图片回顾 (补遗 完)
【 阿波2007-06-05讯】
最后的纪念碑 六四凌晨五时，穿迷彩军服的特种作战部队士兵冲上人民英雄纪念碑驱赶学生。1989-6-4
方政 方政是在六四凌晨和同学们撤出广场时，为救一女生而被坦克压断双腿的。六四后他曾获两项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冠军，但因六四而被取消参加国际比赛资格。1989-6-4
长安街上英勇抵抗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六四早上军队在长安街上扫射，市民英勇抵抗。照片中可见数位市民中弹躺在长安街上，其他人在抢救伤员。1989-6-4
鲜血染红了北京 六四的鲜血染红了北京的街道。1989-6-4
三轮车抢救伤员 “人民子弟兵”向人民开枪。群众奋勇冒死抢救伤者。1989-6-4
达姆弹 许多六四受难者死于国际禁用的俗称“炸子”的达姆弹。最近北京军医蒋彦永大夫证实当时军队使用了达姆弹。1989-6-4
华盛顿中国大使馆前 六月四日，美京华盛顿中国大使馆前发生抗议北京屠杀学生的抗议示威。1989-6-4
澳门群众大集会 澳门群众大集会，强烈谴责北京血腥镇压学生爱国民主运动。1989-6-5
王维林挡坦克 《时代》周刊把“王维林”列为世纪伟人，只因他只身勇挡坦克车队。其实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叫什么，现在又在那里。1989-6-5
坦克下的情侣 合骑一辆自行车的一对夫妇经过一交通桥下，桥上即是军人坦克。198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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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05讯】
戒备森严 天安门广场上军人戒备森严，重炮隐约可见。1989-6-6
成都 北京的噩耗出来，四川成都民众哀悼六四死难者，与军警发生冲突。成都是中共另一个动用武力镇压的城市，也有许多市民和学生在冲突中死亡。1989-6-6
重兵 天安门广场上重兵驻守，一些市民在远处观看。1989-6-7
纪念碑台阶 军人驻守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台阶上被坦克压坏的痕迹依然可见。1989-6-7
阳台上的弹孔 这座外交员公寓六月七日曾遭军人射击，理由据称是有人躲在其中射击中国军人。公寓下层阳台上弹孔依稀可见。1989-6-7
戒严 军人在北京市交通要道站岗。在北京的戒严直至九○年一月才解除。1989-6-8
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 六月九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显示大局已定。1989-6-9
洗刷鲜血 烈士纪念碑上的鲜血可洗刷得干净？1989-6-15
证词(1) 六四死难者与伤残者照片及亲属证词(1) 1989-6-4
证词(2) 六四死难者与伤残者照片及亲属证词(2) 198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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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博讯热点：六四
【博讯2003年6月02日消息】 ●丁子霖、蒋培坤他们不应被遗忘 (博讯boxun.com)
这些年来，随著「六四」死难者名册上人数的逐渐递增，一个过去几乎被忽略的问题渐渐凸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 14 年前那场大屠杀中的失踪者的命运。起始，我们寻找到这类失踪者，都是将其列入死难者名册，因为人数相对较少，而且我们断定，他（她）们同那些死难者一样，都已不在人世。
直至去年某日，我们偶然从海外媒体得到一个信息：美国国会於 2000 年曾通过一个名为「活著带他（她）们回家」的法案，大意是敦促政府采取一切办法，逐个寻找当年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失踪的士兵，如果确认他们已经阵亡，也要找回他们的遗骨。这项法案还包括要找回失踪或阵亡将士的亲属。
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是啊！在人世间，还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宝贵的呢！无论是活著的，还是死去的。上个世纪的那两场战争如今已成为人们的记忆，也许大多数失踪者的父母已不在人世，但美国民众及其政府并没有忘记，更没有放弃对他们命运的关注。据媒体报导，在以往的岁月里，美国政府曾多次通过外交途径，要求朝鲜和越南政府协助寻找并交还战争中的失踪士兵或他们的遗骨，并以此作为与朝、越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条件。美国民众和政府的此种努力至今未曾终止。
由此我们想到了「六四」大屠杀中的失踪者。他们都是在1989 年 6 月 3 日及以後的几天里突然消失的。他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至今下落不明。他们的亲属在过去的岁月里曾多方寻找，但毫无结果。同「六四」死难者一样，他们都是那场流血惨案的无辜受难者。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翻阅著手头那份沉甸甸的死难者名册。我们逐个数下来，发现在已被记录下来的 182 位死难者名单中，属於失踪者的达 13 位之多。而可以断定的是，即使这已知的 13 位，也仅仅是所有失踪者中的很少一部分。「六四」失踪者的人数究竟有多少？今天还是个难以解开的谜。
「六四」失踪者 无一人生还
尤其令我们难以心安的是，在大量的失踪者之中，至少还没有发现有一例得以生还的。这证实了当年惨案发生时的许多传闻：有很多死者已被戒严部队毁尸灭迹。这似乎很难让人们接受，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现在都知道在我们最初找到的一批死难者中，有一位名叫王楠的中学生，他是我的难友张先玲女士的幼子。人们还知道，王楠遇难後，其尸体是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第 28 中学门前的土坑里被挖出来的。然而，人们未必都知道，与王楠一起被掩埋在同一地点的死难者少说也有20位之多。
据当时的目击者称，89 年 6 月 4 日凌晨，王楠在天安门附近南长街南口头部中弹倒地，一些自发的救护队员上前抢救，却遭到戒严部队的严厉禁止，两、三小时後王楠身亡，此後其尸体不知去向。在将近半个月以後，王楠的尸体意外地在西城的护国寺中医医院被家人发现。
据当时及事後多位知情者透露，在 6 月 3 日至 4 日，有一批遇难者尸体被戒严部队就近掩埋在 28 中学校门前绿地内临时挖掘的土坑里，几天後尸体发出异味，经校方交涉，又将尸体挖出另作处理。王楠的尸体之所以能侥幸地留下来，是因为他遇难前穿的是军训时的军服而被疑为戒严部队的士兵；至於其他尸体去向何处，几乎无人知道。
这件事暴露了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当年确实有很多死难者的尸体被戒严部队秘密地「处理」了。当时的北京有很多传闻，比如说有很多尸体被戒严部队装进黑色塑料袋偷偷运走了，又比如说戒严部队曾接管北京东郊火葬场数日用来焚毁尸体等等。对於这类传闻，当局始终讳莫如深，民间更无从查证，但我们想，事情的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於天下。
残酷与苦难，与失踪者一起被掩埋
使我们感到内疚和难过的是，13 年过去了，我们才第一次对这类失踪者作出统计。现在回过头来翻阅那些已知失踪者及其亲属的资料，内心的沉重是难以用言辞来表达的。
一位苏南某大学机电系的学生，在 89 学运期间与几位同学一起千里迢迢赶赴天安门广场，他们是受该校同学的委托，专程给广场上绝食学生送交募集得来的捐款的，但他们之中的一位却始终没有回到自己的学校。该生在北京失踪，当时广为人知，传闻也很多，却始终下落不明。这一信息是我们儿子遇难的那个秋天，我们回苏南家乡时该校的一位教师悄悄告诉我们的。在以後的几年里，我们曾多次设法寻找该生的亲属，但至今未有结果。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位河北某大学的学生，他於 5 月下旬赶赴北京参加学运，「六四」後一直未回到母校。
我们在这里专门提到这两位失踪的学生，一是希望能有知情者提供线索，以便尽快找到他们的亲属，同时也希望当年在广场绝食的学生能记住这些曾向他们伸出援手的失踪同学。
一位穿花衬衫的男子，於 6 月 4 日那一天，在京郊的一所医院附近被一辆军车撞倒，随著又被後面开过来的另一辆军车辗成肉泥，剩下的仅是一只手的残余部分和那件花衬衫的残片。这具残缺的尸体一直曝晒在马路上，直至 6月 5 日才被人用铁锹铲入塑料袋运走。这是一位死难者，又是一位失踪者，因为他的尸体已不知去向：我想他的家人也不会想到被军车辗成肉泥并被装进塑料袋扔掉的这个男子就是他们苦苦寻找却始终了无音信的失踪亲人。
人非草木，怎能像铲垃圾那样随便处置呢！但愿这惨不忍睹的残酷永远与死者一起埋葬，但愿他家人的记忆里永远保留著这位男子离家时那完美无缺的身影。
失踪者给他们的家人留下了无尽的梦幻与期盼。他们宁愿相信自己的亲人还活在人世，也不愿相信亲人已经死去。他们无法忍受这种突然降临的失落，无法忍受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倾刻间变得如此虚无与静寂。我想，对於没有经历过当年那场劫难的人来说，这些失踪者亲属所承受的精神上的痛苦是难以体验的。
一位北京某服装厂工人，在惨案发生的当晚离家去厂里上夜班，本应於次日凌晨 2 点回家的，但他的家人再也没有等到他的归来，这位失踪者的父亲当年不过 60 来岁，身体也还健康，然而没过几年，却在无望的期盼中离开了人世。母亲意识到儿子再也回不到自己身边了，但她仍然等待著，她要等著看到儿子沉冤被昭雪的一天。97 年邓小平去世，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反而触发她患了精神分裂症，她清楚地知道发生在她家里的不幸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她不能放过造成这场惨剧的元凶！
我们找到这位母亲时，她刚刚从精神病院被接回家中，病情还没有完全恢复。但这是一位坚强的母亲，她重新站起来了。不久她的神智恢复了正常，随即加入了「天安门母亲」的行列。
在一个极权体制下，人心的凶险随处可见，动辄会带来不测之祸。一位失踪者的遗孤，父亲失踪那年才是个稍谙世事的孩子。他当然知道父亲的突然消失意味著什么，这在他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但他毕竟涉世未深，不懂得自我保护。他万万没有想到仅仅因为一个不慎的举动，竟酿成了不堪的後果。
那是在惨案发生後不久，有一天在课堂上，他难以遏制内心的忿懑，毅然在课桌上写下了向刽子手李鹏讨还血债的字样。他这样做也许只是出於一时的冲动，却被他的班主任老师发现并告发了有关当局，结果招致了三年少年管制的惩罚。一个 14 岁的孩子，还没有等到踏上社会就开始了丧失自由、丧失尊严的囚徒生活。
人们常常谴责一个专制政权如何独裁、如何压制民主、如何践踏人权等等，但我们想，对於这样一个政权，最应该诅咒的，当是它的无人性，否则怎 能连一个孩子都不放过！那位老师的行为是可憎恶的，但他（她）又何尝不是那部专政机器上的一个可悲的零件呢！而且不是别的，正是那个无人性的政权造就了这样一批丧尽天良的所谓「共和国公民」！
几年过去，这个孩子终於结束了少管生活，後来我们又从他母亲那里得知，他已随友人去了异国。我为他庆幸，我祝愿他在另一种制度下能找回作为一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并从此远离他那小小年纪就已饱尝过的残忍与冷酷。
在我们已知的 13 位失踪者之中，有 5 位我们已寻访到他们的亲属。他们身後有父母，有妻子，有儿女；而这些亲属所承受的，却是家庭的残缺、破败和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辛。一位原建筑工程队的木工班长，惨案发生的那天夜里11 点离家後再也没有回家，事後其亲属找遍了城区所有医院的太平间、停尸场，始终未见其尸体。这原本是个幸福的家庭，妻子虽是个普通女工，却有一个聪明的女儿，当时正上小学。平时夫妻俩上班，女儿有外公、外婆照顾。
我们第一次踏进这个家时，女儿的外公已卧病在床，但还有外婆帮著招呼我们入座。然而，当我们於前些年再次踏进这个家门时，一张看上去像土炕样子的大床上就只剩下了一位蜷缩著的老妇人，而作为这个破碎家庭的唯一支撑者、孩子的母亲也已被提前「退休」回家了。谈话间我们才知道，她的老父亲已於前些年病逝，而老母也已病瘫在床，且已失去了语言能力，一家三口仅靠她很少一点点「退休金」度日，真可谓「含辛茹苦」。所幸她作为失踪者亲属，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人道帮助，这才苦熬著让女儿读完了高中。
然而，让人感到气愤、不平的是，就因为女儿是个受难家庭的孩子，家境贫寒，无依无靠，结果考分虽达到了规定的录取线竟然未被录取。女儿是个懂事的孩子，第二年靠发愤苦读，终於以高分获得成功，现在她已是一所重点高校二年级的学生了。她母亲告诉我们，孩子明白家里的艰难，她是靠课余打工来弥补求学费用之不足。
现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反差令人瞠目，在北京的一些大学生中竟有雇用保姆来料理自己生活的，但我们从心底里为这位失去父亲的女大学生感到骄傲，她为我们这个苦难群体赢得了荣誉和尊严。
以上所述，仅仅是我们所能记录下来的很少一部分。我们本不想向世人展示这人世间的苦难与残酷，但这毕竟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我想有必要让心灵几近於麻木的同胞们知道。
专制与独裁，不配讲人道
今年「两会」期间，我们曾就「六四」失踪者及其亲属的问题致函第十届全国人大和政协，希望能引起与会代表及政协委员们的关注。我们在函件中指出：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能允许一个无辜的生命无缘无故地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任何一位父亲或母亲，都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女离开生养他的家庭而有去无回。作为『六四』失踪者的亲属，他们有权要求政府找回失踪的亲人，如果确证失踪者已经死亡，他们有权要求政府交还死者的遗骨；如果确证死者已被毁尸灭迹，他们有权要求政府做出严肃负责的交代。这是一个公民所拥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也是一个政府所应遵奉的最基本的人道准则。」
在函件中，我们还要求新一届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对「六四」惨案中的失踪者进行专项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同时，对於那些已经查实的失踪者，应向其亲属做出交代，并分别不同情况做出处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同以往一样，我们的要求依然如石沉大海，而几乎在同一个时段，我们却看到了党政要员们的另一副面孔。
「两会」刚刚落幕，伊拉克战争开始了，我们从中央到地方的电视屏幕上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美英联军的战机在伊拉克上空狂轰滥炸，伊拉克大地生灵涂炭，一片火海，中央电视台 4 频道那个以死亡、恐怖、绝望为符号的片头无休止地重复著，政府的声明和党政要员的讲话中也不时出现了诸如「人道」、「生命」之类听起来有点生硬的新词语。一时间，无论是在朝的大小政客们，还是在野的新老左派先生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展露出一副悲天悯人、慈悲为怀的神态和面孔。他们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令人刮目的「人道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
说起来真很难让人相信，他们竟如此健忘，以至於当他们在今天争相扮演「人道卫士」这个陌生的角色时，居然忘记了昨天曾熟练地扮演过的另一类角色！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欢迎这种新的变化。我们极愿意看到新一代领导人上台後在偌大的中华大地一扫过去那种无视人的价值、无视人的生命的顽症和恶习。然而，为什么我们在几乎所有官方主流媒体一边倒地奋起谴责美英「侵略」的「反战」声浪中，竟听不到哪怕是一个声音起来对暴君胡森说一个「不」字！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这位在伊拉克统治了二十多年的专制暴君杀的人还少吗？难道他在杀人的时候手段不够凶残吗？
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到国内，那 我们更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党国领导人从第一代，到第二代，再到第三代，难道在他们手里被残害的无辜生灵也还少吗？难道他在在残害自己同胞的时候手段也还不够狠毒吗？但是，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我们怎 就看不到有哪一位党国领导人以及那些以「弱势群体」代言人自居的左派先生们站出来说一个「不」字！
按他们的年龄，他们都应该是从 1989 年那场杀戮的血泊中走过来的，或者至少耳闻目睹过惨案发生时的恐怖与死亡，相信他们也或多或少听到过那些屈死的冤魂在九泉之下的呻吟。难道他们能像鸵鸟那样，永远回避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六四」大屠杀是中国的独裁者对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犯下的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行，这同暴君胡森在伊拉克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没有丝毫区别。今天他们可以对暴君胡森的罪恶三缄其口，难道他们可以对发生在国门之内的暴行和杀戮永远保持沉默！
我们不主张轻率地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更不主张面对一个暴君长期把人民当作俎上之肉而坐视不管。历史证明，劝说一个嗜血的暴君放下屠刀是徒劳的。君不见，今天已经垮台的暴君胡森以及像金正日那样的独裁者，有那一个愿意放下屠刀的！君不见，中国「六四」惨案中那些手上沾有血污的屠夫们，有那一个愿意表示悔悟的！监於此，我们反对姑息、纵容这类独裁者。
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永远是人类演进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类冲突而尽可能不诉诸於武力，因为这难免要造成无辜平民的伤亡。中国有句古话：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人类文明演进至今天，在用兵问题上，更应慎之又慎。监於此，我们理解并同情此次来自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战呼声。
同样，我们对以追求人类持久和平为终极关怀的人士怀有至诚的敬意。我们相信而且事实也证明，在现今人类还不能完全摒弃战争的情况下，民间的反战呼声以及和平人士所作的努力是能起到巨大作用的，如果这种作用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战争，那 至少能约束参战双方的作战行为，以免酿成惨重的人道灾难。
自由和生命高於一切
一个政权，如果不能把保障公民的自由和生命放在第一位，那 它就不是一个好的政权；一个执政者，如果他不能以保障公民的自由和生命为己任，那 他就不是一个好的执政者。然而，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家的历届执政者那里，放在第一位的却恰恰不是什么人的自由和生命，而始终是那个权力不受到任何制约的专制政权。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念念不忘的一句话，就是所谓「稳定压倒一切」。他们所说的「稳定」，当然是指政权的稳固，也就是他手里的专制权力不受任何挑战或威胁；而在他们所要「压倒」的「一切」中，就包括有人的自由和生命。
当年邓小平发动「六四」大屠杀，列出的唯一理由不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吗？试问，在他的天平上，黎民百姓的身家性命能有什么分量！四年前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列出的唯一理由不也正是「稳定压倒一切」吗？试问，在江泽民的天平上，黎明百姓的身家生命又有什么份量？
现在，轮到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当政了，却偏偏又遇上SARS 在中华大地的肆虐。这本来是一场不期而遇的自然灾害，同政权的好坏无关，然而，由於现行不良体制所固有的惯性，也就是他们头脑中里那个「稳定压倒一切」的传统观念作怪，硬是使这场天灾演变成了一场「人祸」。
当胡、温两位新领导人开始意识到再如其前任那样用「稳定」来「压倒」疫情的蔓延已纯属愚蠢之举的时候，疫情的蔓延已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所幸采取了一系列断然措施；撤掉隐瞒疫情、误国误民的混蛋官吏，转而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定期公布疫情，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实行全民动员等等。不幸的是，虽亡羊补牢，但为时已晚，结果在共和国那张长长的死亡名单上，又增添了一大批无辜的冤魂。他们同样是那个该诅咒的「稳定压倒一切」的牺牲品！
关於这场 SARS 疫病的诸多问题，我们不想在这里多花笔墨，自有各方专家、学者去评说。我们作为 89 年那场劫难的受害者，深知那个祸国殃民的专制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希望新一代领导人从 89 年的那场血腥惨案中、从当前这场 SARS 疫病的肆虐中汲取沉痛的教训，痛下决心，清算历史，改变执政方略，不失时机地割除现行体制的痼疾，不再让黎民百姓去充当这个体制祭坛上的祭品。若能如此，则国人之福，国家民族之福也。
（原载世界日报 作者丁子霖、蒋培坤夫妇原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六四死难者家属）
二零零七年六月更新
這份名單記錄了因涉及組織工會或參與工運被捕、被判刑人士的資料。名單不包括參與罷工或工人運動遭短期拘留，其後不獲起訴或判刑人士的消息；亦刪除了因工運被囚但現刑滿獲釋或相信已被釋人士的資料。基於資料敏感或難以核實，名單或有不完整之處，若有更新更精準的消息，請跟我們聯繫。
姓名 | 職業 / 所屬行業 | 省份/直轄市 | 刑期 | 估計獲釋時間 |
高洪明 查建國 | 外事局幹部 / 公務員 經理 / 電腦設計 | 北京 | 8 年 9 年 | 2007年6月 2008 |
何朝輝 | 鐵路工人/ 運輸業 | 湖南 | 10 年 | 2009 |
胡明軍 王森 | 商人 律師 | 四川 | 10 年 11 年 | 2011 2012 |
胡石根 | 學院講師/ 教育 | 北京 | 20 年 | 2012 |
蔣存德 | 機械工人 | 上海 | 20年 | 2024 |
孔君 李信濤 | 紡織工人 | 山東 | 2 年 5 年 | 2007 2009/10 |
孔佑平 寧先華 | 全總工會幹部 建築工人 | 遼寧 | 15年 12年 | 2018 2015 |
李旺陽 | 工人 / 行業不詳 | 湖南 | 10 年 + 10年 | 2011 |
劉健 劉智華 | 電機廠工人 | 湖南 | 終生監禁 22年 | 終生監禁 2011 |
羅明忠 駱惠全 | 化工工人 | 四川 | 兩年 | 2007年7月 |
苗金紅 (音譯：Miao Jinhong) 倪夏飛 (音譯：Ni Xiafei) | 農民工 / 行業不詳 | 浙江 | 8 年 8 年 | 2008 |
邵良臣 | 司機 / 運輸 | 山東 | 18年 | 2007 (已身故) |
佘萬寶 | 未知 | 四川 | 12年 | 2011 |
王妙根 | 工人 / 行業不詳 | 上海 | 被囚於精神病院 | 未知 |
姚福信 | 退休工人 / 金屬製造業 | 遼寧 | 7 年 | 2009 |
岳天祥 | 司機 / 運輸 | 甘肅 | 10 年 | 2009 |
張善光 | 教師 / 教育 | 湖南 | 10 年 | 2008 |
趙常青 | 教師 / 教育 | 陝西 | 5 年 | 2007 |
朱芳鳴 | 麵粉廠工人 / 食品製造業 | 湖南 | 終生監禁 | 終生監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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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囚工運人士的詳細資料
高洪明Gao Hongming
1998年1月，高洪明和查建國聯名致信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尉建行，申請成立一個自治的工人組織——「中國自由勞動者工會」。在一封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信中，高洪明主張：「中國的各級工會已經成為官僚機構，工會幹部已經成為官僚，由此導致工會與 (高洪明和查建國)
工人之間的隔閡」。1999年初，因參與組織中國民主黨，高洪明和查建國被捕，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8月2日，高洪明被北京中級法院判處有期徒刑8年，查建國被判處有期徒刑9年。1999年9月17日，北京市高級法院駁回二人之上訴。現高洪明被關押在北京市第二監獄。
何朝辉He Chaohui
何朝輝，1961年生，原為郴州鐵路局工人，1989年民運時出任「湖南省工人自治聯合會」副主席，並與同年5月份組織了鐵路工人罷工。1990年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何朝輝刑滿釋放後，據報於1997年至1998年間，在郴州地區組織了十幾起工人示威和罷工行動，並向海外人權組織通報了有關工人行動的情況。據說，何還積極參與籌備一個支持「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的組織。1998 年4月，僅根據美國某大學教授寄給他的一張三百美元支票，當地公安部門就以「向海外組織提供有關湖南工人抗議行動的情報」為由而將其拘留，其後因證據不足而將其釋放。1999年5月，何朝輝再次被捕並被控以「為境外組織非法提供情報」之「危害國家安全罪」，1999年8 月24日被判刑十年。
胡明军Hu Mingjun
中國民主黨四川党部負責人胡明軍(筆名胡明君)和工運部長王森，因在發生大規模工潮的四川達州青花鋼鐵總廠派發支持工運的傳單和抗議書而於2001年4、5月間被捕。在2000年12月18日，大約1,000名該廠的工人因工廠拖欠工資而示威。瞭解到工人的情況後，胡、王二人遂與工人聯繫。胡明軍，成都人，在2001年5月30日被捕；王，達州人，在2001年4月30日被捕。起訴書指控被告人胡明軍、王森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此罪的刑期最高為五年，然而在2002年5月，罪名卻升級為「顛覆國家政權罪」，胡明軍結果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王森則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胡石根Hu Shigen
胡原任北京語言學院講師，1954年出生。1991-1992年間，先後與其他工運、民運活躍人士組建「中國自由工會」、「中國自由民主黨」。1992年5月，他與其他15名人士被捕。胡被拘留兩年後始被轉送法院審理。他被控以「組織反革命集團罪首犯」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的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據報導，聯合國酷刑問題特別報告員在其唯一一次出訪中國時，與胡石根見過面。不久之後，在2005年12月，故獲減刑七個月，預計可於2011年10月26日出獄。胡現被囚於北京第二監獄，據報他患有乙型肝炎、腰椎突出、類風濕、過敏性鼻炎、偏頭痛等多種嚴重疾病，卻從未得到有效治療。
蔣存德 Jiang Cunde
根據官方的資料，蔣存德在1985、86年在東新工具修理廠工作期間，提出仿效波蘭模式，倡議籌組類似波蘭團結工會的獨立工會，推翻共產政權。他並計劃建立「中國人權委員會」。他和另外兩人於1987年5月被指策劃騎劫飛機，反革命罪成立，被判終身監禁。1993年1月，蔣從上海提籃橋監獄保外就醫，到1999年6月，他因「參加激進組織、寫激進文章寄給新聞媒體，利用1999年美國轟炸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市攪起事端」，蔣再被送回提籃橋監獄繼續坐牢。2004年8月，蔣的刑期獲減至20年，估計將於2024年8月獲釋。[備註：雖然蔣最初是因劫機案而入獄，但基於1999年他再度入獄是因言論及使用其結社自由，及其早年的組織自由工會理念而入罪，故他的個案視為因非暴力工運而入獄的案件]。
孔佑平Kong Youping
孔佑平曾為遼寧省的企業工會幹部，但他對下崗工人的支持和對政府貪污的批評令他先後失去在工廠和工會的職位。孔佑平參與組織中國民主黨的遼寧省支部，於1999年被拘留，被瀋陽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一年有期徒刑。出獄後，他組織獨立工會及在網路上張貼批評政府官員貪污，呼籲平反六四，及要求釋放網路作家劉荻的文章，於2003年12月被捕。2004年9月16日，他被遼宁省沈陽市中級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十五年徒刑，友人寧先華被判處十二年的有期徒刑。 (未經證實的孔佑平照片)
李旺阳Li Wangyang
1989年因參與邵陽巿工人自治聯合會和帶領工人在民主運動中罷工而被捕，並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在1990年被判13年的有期徒刑。他於2000年6月出獄後，計劃起訴關押他多年的湖南省第一監獄，並要求賠償——在漫長的牢獄生涯裏，李旺陽因被毒打及強迫勞動過度，而患上心臟病、視覺神經萎縮、頸椎及腰椎等多項疾病。他於2001年初以絕食作抗爭，但公安拘捕。同年9月5日，邵陽巿中級人民法院秘密審訊李旺陽，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判有期徒刑10年。
李信涛Li Xintao
李信濤，男，52歲，和同事孔君為原煙臺市華美服裝有限公司的工人。因不滿該公司在2002年破產後長期拖欠工人的最低生活工資和勞保。2004年7月，他們帶領該公司的40多名工人多次到當地區、市政府和勞動部門上訪，希望能在政府幫助下討回公道。但他們的行動一直未得到任何結果。同年11月，李信濤被當地公安以「聚眾衝擊國家機關罪」刑事拘留至今(暫無法得知孔君何時被拘留)。2005年5月11日煙臺市牟平區人民法院已對孔、李的案件作出審判，孔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李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李信濤及孔君的家人準備提起上訴，但當地的律師無人敢接這個案子，至今未知是否能如期上訴和上訴結果。
刘健Liu Jian
劉健及其同事劉智華為湖南省湘潭巿電機廠的工人，他們於1989年帶領一千多名工人抗議政府暴力鎮壓民主運動。行動中，該工廠保安人員將一名示威者的手臂打斷，被激怒的工人衝擊了保安主管的家。劉健和劉智華於同年8月及10月被法院以「流氓罪」和「蓄意傷人罪」判處無期徒刑。但是，當地政府從未公佈任何有關劉建和劉智華參與暴力事件的證據。同工廠的另外兩名工人——陳剛及彭實也被判無期徒刑，兩人後獲減刑並於2004年出獄。劉智華則獲減刑，可望於2011年出獄。劉健現在被關押在湖南省第六監獄，至今未獲減刑。
刘智华 Liu Zhihua
劉智華和劉健均為湖南省湘潭巿電機廠的工人，他們於1989年帶領一千多名工人抗議政府暴力鎮壓民主運動。行動中，該工廠保安人員將一名示威者的手臂打斷，被激怒的工人衝擊了保安主管的家。劉健和劉智華於同年8月及10月被法院以「流氓罪」和「蓄意傷人罪」判處無期徒刑。但是，當地政府從未公佈任何有關劉建和劉智華參與暴力事件的證據。劉智華於1993年9月獲減刑至15年有期徒刑，但是在1997年以「在獄中故意受傷」而被加刑5年，使其實際刑期位16年（自1997年1月至2013年1月）。2001年6月，劉智華再獲減刑兩年，估計於2011年1月出獄，刑期共計22年現關押在湖南省第六監獄。
羅明忠 Luo Mingzhong
1953年生，四川宜賓天原股份有限公司(天原化工廠)退休工人，在工廠改制後，領導工人爭取工廠他們的合法權益。2004年3月22日羅因阻攔公路、妨礙交通被行政拘留10天。2005年7月，羅協同天原退休工人詹先富、周少芬、駱惠全等人不滿內退職工轉制賠償安排帶領其他工人圍堵工廠大門，宜賓市公安局以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逮捕上述4人。2006年4月，宜賓市翠屏區法院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對羅明忠、詹先富、駱惠全、周紹芬開庭審理，判處羅明忠、駱惠全有期徒刑2年，詹先富、周少芬有期徒刑1年半、緩期1年半執行。在開庭當日，本地工會守在法院門外，阻止工人入內聽審。
駱惠全 Luo Huiquan
1957年生，因參與四川宜賓天原天原化工廠改制示威被判入獄兩年。詳請見羅明忠一案。
倪夏飛和苗金紅 (中文姓名音譯自Ni Xiafei and Miao Jinhong)
苗金紅和倪夏飛因帶領一批在浙江省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堵塞鐵路和衝擊公安局於2000年10月被拘禁，其後被判處8年有期徒刑，罪名不詳。
宁先华Ning Xianhua
因與友人孔佑平共同發表有關獨立工運、平反六四等文章及參與中國民主黨活動而被沈陽市中級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十二年徒刑。
(未經證實的寧先華照片)
邵良臣Shao Liangchen
一說在1989年的民主運動中，邵良臣為「山東省濟南市工人自治聯合會」的主要成員。另一說則是當濟南巿人民因得知六四鎮壓，憤而燒車時，他只是趕著離開現場的旁觀者。無論如何，他於1989年6月中被公安帶走，同年9月被濟南中級法院以「故意毀壞財物罪」判處死刑，緩刑兩年。其後，改判無期徒刑，後在1997，1998和2000年獲得減刑，原估計可於2007年11月獲釋。據悉邵於2004年9月8日獲保外就醫。但據北京之春報導，2004年初，他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到了下半年，当局才允许他的家人将他接回家，而这时他的一生只剩下最后两个月((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5/420/2005930184459.htm)。 但邵去世的消息至今還未得到更進一步的證實。
佘萬寶 She Wanbao
佘萬寶，48歲，四川人，工運組織者和中國民主黨成員，1989年11月3日曾被四川廣源中級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4年監禁，1993年7月獲釋。1999年10月25日，四川高級法院支持廣源中院的判決，判處佘萬寶12年監禁，剝奪政治權利15年。佘被關押在川中監獄。2005年9月，佘獲減刑6個月，估計將於2011年1月獲釋。
王妙根Wang Miaogen
在1989年的民主運動中，王妙根是「上海市工人自治聯合會」的召集人。六四後，王妙根因參與「非法工人組織」被公安部門勞動教養兩年半。1993年4月，因抗議公安部門對他多次的騷擾和毆打，王妙根在上海市龍門派出所門口自殘，切去自己四根手指。事發後，當地公安部門為了掩蓋事實真象並阻止王妙根上告，將其強行送到市公安局所辦的安康精神病醫院長期關押至今，並且不准任何朋友探望。
王森Wang Sen
中國民主黨四川党部工運部長王森和友人胡明軍，因在發生大規模工潮的四川達州青花鋼鐵總廠散發支持工運的傳單和抗議書而於2001年4、5月間被捕。在2000年12月18日，大約1,000名該廠的工人因工廠拖欠工資而示威。瞭解到工人的情況後，胡、王二人遂與工人聯繫。作為律師，王在這事件前已多次組織農民通過司法途徑讓農民少交了許多不應該交的稅費和幫助工人通過合法的途徑抗爭，爭取他們的權益。胡明軍，成都人，在2001年5月30日被捕；王在2001年4月30日被捕。起訴書指控被告人胡明軍、王森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在2002年5月，胡明軍結果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王森則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王森入獄後患上糖尿病及視力衰退，家人多次為其申請保外就醫，但至今不獲批准。據悉，胡明軍及王森家人在探訪他們時多次受到阻撓，王森由獄中寄出的書信亦無法送達家人手上。
姚福信 Yao Fuxin
早在1998年，下崗金屬廠工人姚福信被遼陽市鐵合金廠的工人推選為工人家屬代表(因他的妻子郭素靜為遼陽市鐵合金廠退休工人)，到北京反映廠內的貪污問題。2002年初，遼寧省遼陽市鐵合金廠的領導強制工廠破產，並強迫工人投票支持。工人們隨即成立了「遼陽巿破產失業職工工會籌委會」，選舉姚福信為發言人，負責與政府的談判工作。同年3月，姚福信和蕭雲良參與組織了遼陽市2萬多工人的示威遊行活動。3月20 日，姚福信被遼陽市公安部門以「涉嫌非法集會遊行示威罪」秘密拘留。此後，公安部門指控姚曾參與中國民主黨的活動。2003年6月，他被遼陽市中級法院「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自入獄後，姚患上嚴重的心臟病和高血壓症。
在2002年11月北京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張俊九稱，姚福信被拘留並非其組織工人的抗議行動，而是因為他違反法律，實施了汽車炸彈的行為。在接受「中國勞工通訊」電話採訪時，遼陽市總工會蘇主席指出，上述對姚福信的指控完全是造謠，姚福信絕對不會參與這樣的行動。
岳天祥Yue Tianxiang
岳天祥原為甘肅省天水市運輸公司司機，1995年下崗時被拖欠3個月的工資。當公司領導拒絕發還拖欠的工資和向下崗工人支付法定的生活津貼後，岳天祥和另一位下崗工人郭新民決定向天水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後該仲裁委員會裁決，運輸公司應當儘快為這兩位工人安排工作崗位，但是遭到公司方面的拒絕。其後，岳天祥與郭新民辦了一份「中國工人觀察」期刊，在這個期刊上發表了一系列與勞工權益有關的文章，也揭露了他們所在公司的領導的貪污問題。他們還寫信給當時的國家主席江澤民，要求中央政府採取措施，解決這些問題。1998年末，在沒有收到任何政府的回應後，他們將這封信轉交給國際媒體。1999年1月，他們被天水市公安部門拘留，後被控以「顛覆國家政權罪」。1999年6月7日，岳天祥被天水市中級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0年。郭新民則在同時被判刑，1年後獲釋。據悉，岳於2005年3月23日獲得減刑一年，預計可於2008年1月出獄。
查建国Zha Jianguo
詳細資料見高洪明案。被判處有期徒刑9年。
张善光Zhang Shanguang
張善光原為中學教師，因參與1989年的民主運動﹐組織「湖南省工人自治聯合會」而被囚7年，在獄中患上了嚴重的肺結核病。1998年初獲釋後，他曾接受海外幾家媒體的採訪，介紹了其家鄉漵浦縣下崗工人和農民遊行示威事件，並籌組漵浦縣「下崗工人權益保障會」。至1998年7月，已經有3百多名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和幹部參加了這個維權組織。同年7月21日，公安拘捕了張善光，搜查了他的家並沒收了全部有關「下崗工人權益保障會」的文件。張的妻子候雪竹受到公安人員的詢問和威脅，並被要求與其離婚。張善光的支持者為其釋放不遺餘力，多次發出申訴文件甚至發動絕食行動。其中一封信寫道：「張善光的工作肯定鼓勵了湖南人和整個縣的人去進行更大規模的行動，以爭民主和自由。」1998年12月27日，湖南省懷化市鶴城區法院不公開審理此案，以「危害國家安全罪」，「為境外機構、組織非法提供情報罪」判處張有期徒刑10年。據了解，張現被關押於湖南省第一監獄，他的肺結核病加重了，健康極差。
赵常青Zhao Changqing
在1989年民主運動中，當時20歲的趙常青因在陝西師範大學組織學生自治組織被關押4個半月。1997年，趙常青因競選當地人大代表、公開批評中華全國總工會不能代表工人利益而被捕。由於趙常青揭發當地選舉公然違法和批評中華全國總工會對維護工人權利的無能，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罪」逮捕並判刑三年。趙常青出獄後丟失了教師工作。2002年11月，趙常青在全國發起並聯絡了192名異議人士，共同簽署了「致中共十六大公開信」，是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異議人士最大和最受關注的政治聲音。在這封由趙常青起草，許多人參與討論通過的公開信中，他們提出六項政治要求，當中包括平反六四和要求民主公開的選舉。2002年12月，他被公安拘捕，期後被西安中級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五年，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根據中國人權於2006年4月份的消息，趙因拒絕參與獄中的軍訓而被單獨囚禁。由於入獄前，趙曾患上肺結核，而在獄中至今只做過一次健康檢查，情況令人關注。
朱芳鸣Zhu Fangming
1989年時，當時28歲的朱芳鳴是衡陽巿麵粉廠的工人，同時亦是衡陽巿工人自治聯合會的副主席。民運期間，他組織工人到巿政府門外示威。六四鎮壓後，他帶領工人到巿公安局要求當局公平對待六四事件。他於6月11日被捕，同時12月以「流氓罪」入罪，而被判終身監禁。
雖然在1992年回覆國際自由勞聯的質詢時，中國政府聲稱已釋放了朱芳鳴，但至今仍未有獨立的證據。鑑於當時的政治氣候，我們有理由相信已獲釋一說並不成立。故此，國際自由勞聯的記錄上，朱芳鳴仍在服刑。
“六三”之夜谁开枪 * 高新 * * 编者按：我们这里发表的是高新从个人角度书写的一篇共产土匪军“六四”屠 城纪实，它向读者重现了当时刽子手们杀人杀红了眼的场景，同时也 向读者介绍了北京市民义无反顾地与共产法西斯誓死一搏的大无畏精 神，尽管高新本人可能至今还认同和平、理性、非暴力，但我们希望 朋友们多读几遍这篇文章，我们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明白，当然也 希望改良精英们最终能够懂得，中华民族如果真想摆脱高文向每一个 中国人所展示的恶梦，唯一的出路，只有武装推翻共产暴政。 ---------- - ---------- - ---------- - ------------ “六四”镇压过程中，到底是北京的哪几个方位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到底是中共的哪支部队开枪杀人了？海外舆论对这两个问题至今还是众说纷云。尤其是到底是哪支部队开枪杀人的问题，海外舆论一直较一致地认为是第二十七集团军。这其实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 哪支部队在开枪 自李鹏发布“戒严令”後，北京城内盛传三十八军军长违抗军令，拒不执行戒严任务，因而被中共最高当局下令逮捕的故事。也有盛传他已经被军事法庭处决的。所以，中共下令开枪後，人们就自然推理既然军长不服从进城命令，其部下当然也不会朝手无寸铁的北京老百姓和大学生开枪。但事实是，正是这三十八军担负了中共“平暴”的主攻任务，在进城受阻时，“忍无可忍”，用真枪实弹对手里充其量就有点砖头瓦块和汽水瓶子的数万“暴徒”进行“自卫还击”。 至于三十八军军长开枪之前即被撤职逮捕倒是确有其事。但是，中共的军队同当年国民党的部队大不一样。任何一级的任何一个军官都不大可能保证自己所带的部队忠于自己一个人而不忠于党中央。 事後，中共为处理这位三十八军军长伤透了脑筋。他在军事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过去中央有过通知，野战部队一个班以上的人员带武器进京，需军委三个以上的领导签字方可。我接到的进京命令不符合这一规定，所以我才没有执行。 另有一支开枪的部队是中共从外地空运北京的特种部队，空降旅。据中共自己编写出版的描写戒严部队如何英勇善战的一本书中透露，这支部队是开枪前几天乘坐中央首长的专机进京的。 * “六四”第一枪 从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三日，北京城里的老百姓和大学生同仇敌慨，众志成城，自发地在城郊东西南北的各个路口分头把守，把无数军车堵截在北京城的四环路以外。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三十八军的众多部队早已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陆续进入了其预定位置，大多集结在北京城西面万寿路一带的军队大院里，如总参、总後、三零一医院等。 三号晚上八时，集结在总後大院里的三十八军的一个团奉命出击，担负沿复兴门外大街、西长安街一线突击天安门广场的主攻任务。可能是因为在军队自己的大院里，围观者反正也都是自己人或自己人的家属的缘故，这支部队在进行“战前动员 ”时对“人民子弟兵”的形象已经毫无顾忌。士兵们持枪列队，军官高声喝问：“ 敢不敢打？”“敢打！”士兵们个个斗志高昂。“怎么打？”“往死里打！” 于是，数十辆军车满载荷枪实弹的官兵，高呼着“三十八，万岁！三十八，万岁！”的口号，杀气腾腾地开出总後大院。第一辆车开出大门，车上的一个士兵就已按耐不住“阶级仇恨”的怒火，扣动冲锋枪搬机，横扫了一个“扇面”。顿时，大门口左侧的一名值勤哨兵腿部中弹，应声倒地。 镇压伊始，第一个倒在“最可爱的人”枪口下的竟也是一个“最可爱的人”。 这批军车里，有的装了很多碎砖头。由此可以判定，大规模开枪前，并不单是老百姓朝军人扔石头。 * 正式杀人从木樨地大桥开始 三十八军的这支部队在木樨地以西的开进速度一直很慢，在公主坟首先遇到了北京市民用汽车和公路隔离墩等组成的第一道防线。大概九时许，他们开始鸣枪示警，但枪声稀疏，而且确实基本是朝空中射击。 从公主坟到军事博物馆以东、木樨地以西的北蜂窝一带，因为市民的一路阻截，不到两公里的路程，这支部队行进了近两个小时。这一段时间里，确实有少许市民将零星的石头、汽水瓶子投向他们的队伍里，但并没有给他们造成严重的伤害。就是从事後的中共自己公布的“暴乱真相”看，也没有一个武警或戒严部队的士兵是在市民的石头、瓶子下丧命的。 十点许，因为大批市民组成了人墙横拦在北蜂窝一带的丁字路口处，部队停止前进，双方相隔约三十米对峙。 部队方面暴露在最前面的全是徒步行进的士兵和军官，士兵手中全部是可以发射连发的自动武器。前面两排半蹲半跪，後面几排站立，枪口直对市民队伍。 这是血幕正式拉开前的最後一场没有激烈冲突的对峙，市民和大学生们都怀着紧张的心情，且看部队如何动作。一些学生和医生找到一些打湿了的口罩和毛巾发给大家。 当时，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批“人民子弟兵”会真的朝人民开枪，所以，都在相互交流如何对付催泪瓦斯。市民中，几乎不见手中持棍棒武器的，更没有象袁木所说的“用带钉子的木棒和火枪袭击戒严部队”。只有个别人随手拾起路边的小石头扔向部队方面，但立刻遭到大学生们的阻止。 部队方面则不进也不退，偶有士兵拣起石头回敬市民，但也同样是些造不成大的伤害的小石头。少许几个军官手持半导体话筒朝市民方面喊话，请他们别再扔石头并迅速离开，保证部队通行。 对峙持续到十一点正，大概是这支部队又接到了新的不可抗拒的命令，枪声突然响了。上万名市民愣神过後马上意识到事情严重，潮水般退到木樨地大桥一带。 从北蜂窝到木樨地大桥，直线距离不足一公里。这一段距离中，部队一开枪就几乎没有任何阻力，倒是市民和大学生因为向东慌乱逃命，拥挤的人流被自己设的路障阻隔，只能鱼贯通过路障中间的缝隙。所以，这段时间有个别人被踏伤、挤伤的情况，但还没有被枪弹打死的。 木樨地桥上，部队再次受阻，市民事先已经运到那里的两汽车碎砖头被卸下来成了抵抗的武器。一辆头几天就已经被军队遗弃在那里，然后又被市民横作路障的军用卡车被暴怒的市民点着了。这是这个地区里确实是由所谓“暴徒”点着的第一辆车，时间大概是晚上十一点半钟。 部队冲向木樨地桥时，前面先是一批为数不多的手持木棒的士兵步行前进，不服气的市民立刻将雨点般密集的碎砖头投向他们。士兵们招架不住，几乎没有坚持就退却了。接着，荷枪实弹的一排排士兵开始步行冲上大桥，边喊着口号边向投石头的市民开枪。从这个时候开始，枪就完全是直接朝人群开了。 四散逃命的市民和大学生纷纷就近将树丛、建筑物等当掩体，但还不住口地叫骂：法西斯、土匪....！也有人躲在掩蔽物後面继续扔石头、砖块的。于是，已经开了杀戒的士兵干脆毫不克制地胡乱开枪，而且全都是用冲锋枪扫射。只要哪里有“ 法西斯”的骂声冒出来，哪里有石头、砖块飞出来，就朝哪个方向射击。于是，不断有大学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之中，但大部分立刻就被别的市民和学生用各种车辆运进了附近的医院。因为当时气氛紧张加之现场上的市民群众和大学生基本没有懂得战地救护知识的，所以有些当场没有咽气的中弹者因为来不及救治而死亡。现场拉运伤员的也没有几辆真正的救护车。对比二十天以前数百辆救护车齐集天安门广场的情景，颇能说明一些问题。 因为有复兴门外大街两旁的市民从自己家窗户探出头来痛骂，所以，从木樨地桥到燕京饭店一线（大概有半公里的路程）两旁的高大建筑物都被打得火星四溅。中共有名的“高干楼”二十二楼及对面的十一楼等家属住宅的许多人家里都中了子弹。 半年多後我从监狱出来，家住十一楼的一个朋友领我去那里凭吊战场。在这朋友家里的墙上，我见到一个深深的弹孔，旁边题有毛泽东的诗句：“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朋友告诉我：一位家住二十二楼的延安老诗人，满怀对十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强烈憎恨和对“人民子弟兵”的无限热爱，听见枪声後立刻手持小红旗下楼迎接解放军进城，结果被一阵冲锋枪扫射打得半蹲半爬地回家去了。 步行的士兵大规模开枪後，後面有坦克、装甲车和军用卡车紧随其後。从木樨地桥头开始，枪声就再也没有停过。军车上的士兵不间断地用机枪和冲锋枪朝空中射击壮威，但只要有扔石头和叫骂的，子弹立刻就射向人群。 密集的枪声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部队基本完成对天安门广场的包围。 在这个过程中，先头部队与固守堵截的市民还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冲突，先是凌晨两点不到时在西单一带，然後是二点之前在南池子一带。 一批军车路过西单长途电话大楼一带时，因为还有被子弹打跑的市民跟在後面骂 “法西斯”，车上的士兵竟掉回头去，朝後面的人群扫射。 一位军官回忆说：当时杀戒一开，许多士兵的情绪完全失控了。倒是有些理智的军官还时不时地提醒“尽量别开枪”，但士兵已经不听命令了。 另外，从北京城南大兴县地界的一个军用机场出发向城内挺进的空降旅与欲堵截他们的市民和大学生几乎就没有什么对峙过程，只要受阻就开枪。结果，这支部队进城过程最为顺利，一路高喊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口号，开着枪就横冲直撞地按其上级指定时间顺利到达天安门广场以南的毛泽东纪念堂後面的空地上待命清场。 到凌晨三点左右，北京城内的枪声虽然还在持续，但不象在此之前那样密集了。至于零星的枪声，则一直持续到六月七号。 * 北城未响枪，东线无战事 我从监狱里出来後，因为共产党不再允许我工作，也正好给我腾出了大量时间。我先後找到了各个大规模杀人现场的目击者甚至军人，同时也找到了凡是我能找到的中共自己宣传“平暴”胜利的报刊书籍和“内部宣传材料”加以对照。我统计的结果是，从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到六月四日清晨清场之前，中共戒严部队大规模开枪杀人的现场主要是四个地段：木樨地一带、西单一带、南池子一带、珠市口一带。 从东线开进的部队则是在六月二日下午行动的。这支部队几乎都没有带枪，全部是徒步行进。结果，最深入的先头部队也不过就到达建国门立交桥一带就全部被围堵的市民冲散了。其中的许多人跑进了位于国际饭店以北的禄米仓地区的军区干休所里。所里住的一些离休老军人看见他们一个个那丢盔卸甲的狼狈样子，痛心疾首。逃兵们住在干休所家属楼的走廊里，没有给养，十分可怜。离休干部们的家属最多是象打发要饭的一样给他们两个馒头加一碗酱油汤。当时在场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没有一家请这些士兵进屋的。 至于从北线开进的部队，绝大部分在天安门清场之前就没能进到三环路以内。多数军车都被大学生和市民阻截在北三环路的马甸立交桥一带。这批部队被阻截後，双方基本没有武力冲突。很显然，他们的指挥官对执行其上级的进城命令是消极的。 四号下午，北线部队的一个连长带着两车部下开进北师大校园，向师生们表示“ 人民子弟兵绝不能向人民开枪”，他愿意把武器交出来。当时，没有一个人敢响应他的主张，一些理智的学生把这位连长和他的士兵劝走了。这位连长事後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四号凌晨，开枪进城的部队分别攻占了长安街和北京南城。西线进入的步兵部队和装甲兵部队占据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桥两侧，空降旅则盘踞于前门箭楼以北、毛泽东纪念堂以南的一大片空地上，双双待命对天安门广场的总攻时间。 六月三号下午，天安门西侧的六部口一带曾发生了一起群众堵戒严部队弹药车的事件。就在这前後的几个小时里，这批弹药的主人，三十八军万余名官兵陆续徒手进入人民大会堂。这支部队的一部分负责了对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包围。据中共自己的宣传材料记载，先後进入人民大会堂的各兵种部队共有万余人。可笑的是，这个数字是因为写文章的一个部队文官为了说明戒严部队条件如何艰苦，在人大会堂里厕所不够用而在文中透露出来的。 六部口围堵弹药车的事件证明，人民大会堂里的武器全部都是用面包车等伪装运进人民大会堂的。也有人认为是从地下运进的。这分析是否属实待查，但人民大会堂原来就有地下通道则是肯定的。令人琢磨不透的是，六部口的那辆弹药车为什么就那么轻易地被市民发现了。而万余人的部队进入了人民大会堂，其武器弹药远不止一车，怎么运进去的呢？如果是从地下通道运入的，为什么就那么一车弹药要从外面运？ 另外还有一支部队是在开枪前一天就陆续进入了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公安部大院。这支部队负责了对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包围。一位军官告诉我，进入天安门的这支部队不知为什么，武器弹药到五号才运进去。但是，在历史博物馆方向执行清场任务的部队却全部是荷枪实弹。所以，如果这位军官的话是可靠的话，历史博物馆方向的部队可能也是从西线开着枪打进去的一部分。清场开始时，也正是这支部队最先冲上纪念碑基座并朝纪念碑上架着的高音喇叭用冲锋枪扫射的。 * 武警部队没开枪 关于武警部队是否在“六·四”中开枪杀人了，事後也有许多争论。我专为此事调查的结果证明，起码上文中提及的四个地方的大规模开枪杀人不是武警部队干的。 六月三号中共给其武警下达的命令是：部队进城不惜一切代价，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因为当时武警归公安部门领导，所以这个命令由北京的地方行政长官陈希同向北京武警总队传达。 自李鹏下达“戒严令”後，武警各部门的领导就意识到这回要有麻烦，所以将其战备值班电话同普通电话全部更换成录音电话。陈希同的讲话传达下去以後，武警领导立刻感觉这里面玩了文字游戏。结果，命令逐级下达到团一级，就再传不下去了。下级军官纷纷表示没法理解这一命令的精神，直接问上司：“到底是不是可以开枪？” 北京市武警总队又将部队基层军官的疑问转述给陈希同，陈回答到：“按你们理解的执行。”陈希同的这句话再次传达下去，武警部队领导自作主张：执行任务只带警具，一律不带枪。 这个决定是北京武警总队领导作出的还是国家武警总队作出的不得而知，但事後中共撤换了国家武警总队的全部高层指挥官的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据中共自己的宣传材料记载，“戒严指挥部”事先曾安排了一支只有五十人的武警防暴部队为国防军进城开道。但是，这支队伍刚刚开出驻地不远即有一辆汽车翻倒在路旁，另一辆车只载了二十七人准时开到了“平暴”现场。 这二十七名武警全部配有玻璃钢盾牌和带有机玻璃罩的防暴头盔。他们分三人一组，背靠背互相掩护，虽然行进中受到了市民群众的攻击，但全部都到达了预订位置。一路上，他们每个人都中了无数的石头，砖块，原本是绿色的头盔和盾牌都被砸成了白色。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被打死或打成重伤。中共要想收复天安门失地是不是除了开枪杀人再没有别的办法，这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 我本人六月四号从天安门广场出来後，一路上所见武警不多，但见到的手里确实没有枪。持枪的只是在一些重要部门正常值勤的武警。但他们平时值勤时枪里都是没子弹的。与我在监狱里同号的“暴徒”告诉我，被他们打死的武警手里也确实没有枪。我所见到的所有现场目击者也没有一个人向我提供出武警开枪杀人的情况。 我在调查中听许多目睹“暴乱”场面的群众说：六月三号晚上和六月四号早上，最惨的是大学生和老百姓，然後就是武警。因为武警大都在冲突现场或离冲突现场最近，但没见有开枪的。但在那种情况下，市民们已经良莠不分了。再加上天黑，大家也分不清哪是武警哪是戒严部队，所以竟闹出了开枪杀人的部队基本上没有挨打，没有开枪的一些部队和武警反而被打得惨不忍睹的悲剧。 但是也必须说明，在中共事後对“动、暴乱分子”的搜捕过程中，进驻各公安分局和派出所的武警表现很坏，真正的干警一般不打人，打人的主要是戒严部队士兵和武警，我同号的一个从西城分局“悠”来市局的“暴徒”对我说：他被一群武警围在中间，轮流拳打脚踢，甚至用冲锋枪的枪托打他的头部。他被打得受不了以後就什么都交待了。和我在一个监狱里的另一个从西城分局“悠”上来的“暴徒”是因为窝藏枪枝。他在派出所里曾被一群戒严部队士兵用枪托打坏了头，到我们那以後，天天头疼得大哭小叫。他说有一次他被打得受不了钻进桌子底下，喊着“解放军叔叔我就是您的一个屁呀，您就把我放了吧！”但解放军叔叔到底也没有把他这个“屁”给放了。还有一个与我同号的“暴乱”嫌疑分子（实际没有任何事情）在派出所时曾被戒严部队士兵把匕首架在脖子上威胁：“再不说老子宰了你，宰了你给死难的战友报仇。” 关于天安门广场清场时的情景我自出狱後已有两篇文章说明。如果有记者仍然感兴趣的话，我建议不妨找一下现在美国洛杉矶的原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梁二和程真（女）。“六四”後，他们二人先後被中共公开和内部通缉，在国内潜藏了一段时间後才辗转逃了出来。现在逃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天安门勇士”很多，但在天安门广场最後清场时我见到的只有他们两人。其他人有的是我可能没有见到，有的干脆就根本不在现场。这两个同学在广场上一直帮助我们一起组织动员大学生和市民群众撤离，但出来後却从没听说过他们如何往自己脸上贴金。与一些不顾国内狱中人死活的人表现相反，程真每次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要谈及我们四人如何进行和平撤离组织动员的。除了尊重历史的考虑外，她想的是这种消息传入国内，可能会减轻中共对刘晓波的处理。的确是真诚可嘉！这是题外话。 六月四号凌晨，我和程真及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沙涛是最後撤出广场的。在历史博物馆西南侧，我和程真、沙涛等人劝说一些死不肯离开，要与隆隆开近的坦克讲理的市民和少数大学生向南撤离。这段过程很慢，但我们身後的坦克一直比较理智地等待我们。我们撤一点，它们进一点。等我们劝到前三门大街中央的前门箭楼东南侧时，从南边涌过来的大群市民与我们劝出天安门广场的人会合，挽起手来齐声高喊：“法西斯、法西斯！”这时，就是前面提到的那支空降兵部队突然起立，高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口号朝我们的上空开枪。我身边的一位大学生当场头部负伤。但这一阵枪绝大部分都打得较高也是事实。 人群四散逃命後，前门箭楼东侧穿便服的只剩下我、程真、沙涛三人。我看了看表，早晨六点整。这时，由北向南的坦克与空降兵会师，双方狂呼胜利口号，似乎在庆祝共产党四十年後重新占领北京。 四十年前中共占领北京时未发一枪一弹就收编了全部美式装备但却没有任何抵抗力的敌方部队。四十年後中共重新占领北京却要用坦克加冲锋枪，面对的却是手无寸铁但却宁死不屈的北京市民和大学生。 * 六部口才是真正坦克碾人的地方 天安门广场很大，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和平撤出去後，广场内还剩下个别人是很可能的，但绝不可能很多。中共的宣传是军队士兵把剩下的个别人都抬走或架走了。不管中共的这一宣传是真是假，但坦克进广场後碾人的事情我倾向于认为没有。因为首先是无人可碾，其次是从当时进广场的士兵情绪看，只要没有抵抗行为和叫骂，他们不大可能会主动朝人开枪。另外，有人在海外宣传士兵用刺刀挑人的事我想极有可能是中共宣传日本鬼子如何杀人的电影给他们的印象太深，由此才附会出来或者说由于受了精神刺激把看过的电影场面和亲身经历的场面记混了。 我们在天安门万余名大学生和市民群众面临生命危险，同时也不愿由于天安门的抵抗给士兵造成生命损失的时候，理智地选择了妥协与和平，包围天安门广场的部队在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和平主张的前提下应该说表现的是比较理智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负责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的部队主要不是从西线开枪打进来、已经失去理智的部队，而是从人民大会堂等处出来的。没有遭到过抵抗的部队当然也就没有开过枪的部队。 但是，长安街上的戒严部队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和平主张而全部理智起来。当从天安门广场撤出来的大学生和市民陆续到达六部口地区时，一些惨无人道的士兵竟开枪扫射并驾着坦克冲向最多向它们扔了几块石头的人群。 我和程真、沙涛因最後撤离，所以幸免在六部口遭难。当我们三人手拉手步行到六部口以南的音乐堂时，一群刚被打回来的市民劝我们：“学生，再不能往前走了，前面的大兵一见你们这样打扮的就开枪。” 我让程真和沙涛摘下头上的写有“绝食”字样的布条，我摘下胸前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徽，三个人还是硬着头皮朝六部口走去。到达时，我们正好见到最後两具尸体被抬上一辆北京一三○卡车。这辆车是被我和程真在前门箭楼东侧劝住运伤员的。当时，这辆车打着一面白底红十字旗对着驶近的坦克朝天安门广场里面冲，我们劝阻时程真险些被碾在车轮下面。 六部口的群众告诉我们，在我们到达这里之前已经运走了一批尸体，连坦克碾加机枪扫一共死了十三个人。事後有目击者告诉我是十一个人。 横穿过长安街后，我和程真、沙涛坐在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休息。最近的一辆坦克离我们不足两米，但这时它们已不再杀人了。也可能我们不骂它们法西斯的缘故。 从监狱里出来後我了解到，六部口遭难的十余人里，尚有一个坦克履带下的幸存者。他是北京某公司的职员，六月四号早上他听到中共开枪镇压的消息从家里出来，刚到六部口就遇上了撤出的学生队伍。他告诉我：“当时坦克驶近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朝人群里碾，所以也没有赶紧躲避的思想准备。从坦克开到我脸前的那一刻，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三天以後，我在医院里醒过来，医生都不敢看我。 ”他的右胳膊从肩膀处永远没有了，身上落下七十六处伤。刚被坦克碾过後头皮和一只耳朵被撕开，惨不忍睹。他在住院治疗期间，一位“同情者”诱骗後又抛弃了他的未婚妻，这个可怜的姑娘因为深感负疚和愧悔而自尽身亡。临死前留下遗书，请求他的宽恕并希望他能为自己料理後事。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坦克履带下的唯一幸存者时，正好是他刚从原来未婚妻的追悼会上回来。 写到这里，我想再补一句题外话：国内的假肢厂工人能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潜入工厂为这位坦克履带下的幸存者免费制作假肢，逃出国的一些“天安门勇士” （当然不是全部）在挥霍捐款时想到过“六四”的死难者和尚留在国内的受难者吗？不要忘了，当时，许许多多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都是受了我们的宣传上街，为了保护我们在天安门坚持民主斗争的大学生们才去堵截军车，才饮弹身亡或留下终生残疾的。 * 开枪镇压在前，真正的暴乱在後 还有一个重要事实就是，中共“平暴”以後，其电视新闻中所报道的整条长安街上及复兴门外大街一直到八角村一带，三环路上马甸立交桥一带大批车辆被焚烧的情形都是事实。但是，这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九甚至更多的车辆都是戒严部队开枪杀人後，市民们出于义愤放火烧的。中共事後用这些车辆被焚的事实说明其开枪杀人之後而不是之前。开枪之前，北京市民的反抗行为至多不过是限于扔石头，设路障等。所以，公正地说：正是由于中共下令开枪才导致了市民群众的激烈反抗，而不是群众的激烈反抗导致了军队开枪。 当然，中共在发布“戒严令”激化矛盾之後，军队如果不诉诸武力绝对进不了北京城，但是，即使从维护一个专制政权的角度出发，开枪之前的北京局势也绝没有严重到非使用致命武器才能解决问题的地步。当时，人们虽然抗议戒严但毕竟没有武装反对戒严。 六月四号上午，大批军车被堵截在西单一带，车上的士兵完全没有施暴行为。有的士兵打开枪膛让市民和大学生看，真诚地表示自己的枪里确实没有子弹。这时，天空中不时有直升飞机盘旋，向这支部队喊话，传达对暴徒坚决反击的所谓“中央军委命令”。但是，多数军官和士兵根本不理会天上的叫嚣，在“暴徒”们的围攻下纷纷弃车而走。因而才给了“暴徒”们以烧车的机会。我同号的一个人就是四号上午在军事博物馆一带烧军车被抓获的。 中共作的最不光彩的事情就是一方面对那些没有下令坚决反击的军官进行处理，一方面却又利用他们没有反击才造成的大量烧军车的事实证明其开枪的正确。其实，如果当时所有进京部队和武警统统开枪杀人，哪还有一个人敢去烧车，哪还有一个人敢打“人民子弟兵”！如此结果，中共还拿什么来说明“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戒严部队忍无可忍，自卫还击”呢？所以，那些没有开枪因而也受了一些损失的部队才是真正为中共政权作了天大的好事。 一九九八年六月四日摘自小参考
作者：曾慧燕
1989年「六四事件」已經過去18年，許多事實真相至今仍有爭議。在六四18周年紀念前夕，當年親歷「中國歷史上最血腥一夜」的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前研究室主任吳仁華，出版《1989年天安門廣場血腥清場內幕》（簡稱「清場內幕」），這是迄今為止最完整記錄六四事件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過程的見證。
捷克流亡詩人米蘭‧昆德拉說：「人與強權的鬥爭，即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清場內幕」作者吳仁華引用米蘭‧昆德拉的名言，希望世人不要忘記六四悲劇。
他指出，六四事件後，北京當局一再開動各種宣傳機器，極力掩蓋與迴避六四鎮壓的事實真相。而海內外的許多有志之士，一直致力「毋忘六四」的工作，但「也有些人在配合殺人者，呼籲人們忘記這件事，忘記這一天……。對於一宗曾經震驚世界和改變了世界格局的重大歷史事件而言，這是很不應該，也是令人頗為痛心的事情。」
自古忠孝難兩全
吳仁華原籍浙江溫州，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先後獲學士及碩士學位。作為一位曾經接受七年專業訓練的歷史文獻學者，尤其親身經歷了六四事件，吳仁華認為有義務和責任為六四留下一份可靠的歷史紀錄。
六四事件後，為了死難者，為了營救獄中的難友，為了向國際社會說明真相，吳仁華放棄安逸的大學教職生活，捨棄個人大好前程，在1990年3月初一個寒冷的風雨之夜，把生命交給大海，遍體鱗傷冒死游到彼岸。……
吳仁華1990年7月獲美國政治庇護，長居洛杉磯。所謂「百無一用是書生」，17年來，他「得到天空，失去大地」，也失去講台和學生，經濟拮据，生活清苦，但他充分發揮溫州人「既能當老板，也能睡地板」的精神，「念茲在茲，始終沒有放棄努力」。直至今日，終於完成30萬字的「清場內幕」，了卻多年心願。
艱辛的流亡生活沒有磨滅吳仁華的意志，「對此，我永不言悔。」但是，他始終捨棄不了親情，最痛心的是17年來未能對寡母侍奉盡孝，甚至連見一面都做不到。
隨著歲月的流逝，吳仁華「對守寡多年辛苦撫養五個子女成人的母親的愧疚之情日益深重。我知道，當年自己不告而別、遠走異國他鄉之舉，對母親的打擊和傷害有多麼大。」
為此，「男兒有淚不輕彈」的吳仁華，在內心對母親吶喊：「我苦難的母親啊，您能原諒我這個不孝的兒子嗎？」
捨身取義 視死如歸
儘管六四已經過去18年，重溫當年「中國歷史最血腥的一夜」，仍然令人熱血沸騰，悲憤填膺。
「清場內幕」主要記錄1989年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的整個過程，時間從1989年6月3日中午開始，到6月4日上午10時結束。全書30萬字，內容豐富翔實。吳仁華期望透過此書，令世人對整個六四事件有一個較為完整的瞭解。
此書對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作了具體突出的描述，例如：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的完整過程；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絕食四君子」與戒嚴部隊的接觸談判情況；柴玲、李錄、封從德等學生領袖從拒絕撤離到決定撤離的過程；哪些解放軍部隊參加了六四鎮壓行動；哪支解放軍部隊最先抵達天安門廣場；哪支解放軍部隊殺人最多最兇狠、哪些解放軍部隊和高級將領抗命；那些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立功受獎、升官晉級；北京民眾阻擋解放軍部隊的英勇事蹟；醫務人員如何在槍林彈雨中救死扶傷；新聞工作者如何不惜流血犧牲記錄歷史；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輾死11名學生的現場目擊；「焚燒天安門城樓事件」真相等。
此書也著重闡明了一些長期存在爭議的問題，例如：天安門廣場有沒有死人？吳仁華指出，本來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以外殺人和在天安門廣場殺人，並沒有本質區別，不必特別說明，但由於這個問題一直有爭議，「六四事件」後不久，前國防部長遲浩田訪美時甚至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因此，吳仁華列舉北京農業大學學生戴金平和中國人民大學學生程仁興在天安門廣場被槍殺的事實，使此一彌天大謊不攻自破。
此外，在清場過程中，坦克是否曾經輾壓帳篷？以及帳篷中是否有學生？傳聞戒嚴部隊和公安部門銷屍滅跡，導致許多遇難者生不見人、死不見屍，是否真有其事？陸軍第38集團軍在鎮壓過程中並非「正義之師」，反而是殺人最多的「虎狼之師」，其次是空軍第15空降軍；還有，戒嚴部隊向天安門廣場的進軍命令和開槍命令何時下達等。
此書用相當多的篇幅，敘述北京各界民眾為了保衛天安門廣場及和平請願的學生，奮不顧身用血肉之軀阻擋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戒嚴部隊進城，死傷慘重。
吳仁華在書中指出，「我由衷地敬佩北京的工人弟兄們，他們雖然文化素質不是很高，也不善於辭令，但是，他們卻在關鍵時刻表現出驚人的英勇無私精神。實際上，在八九民主運動中，最具有道德勇氣、犧牲最慘重的不是學生，更不是知識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為了保衛天安門廣場，保護天安門廣場上和平請願的學生，他們一直在用血肉之軀阻擋著武裝到牙齒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浴血奮戰，奮不顧身。他們絕大多數人手無寸鐵，少數人手中僅有的『武器』，也無非只是些磚頭石塊和棍棒而已，與戒嚴部隊軍人的衝鋒槍、機槍以至於裝甲車、坦克相比，顯得多麼地微不足道！」
直至今天，吳仁華仍然認為，「北京各界民眾視死如歸、捨身取義的精神，是八九民主運動留給歷史和後人最寶貴的遺產之一。」
吳仁華任職中國政法大學多年，深受中國考據學傳統的影響，崇尚實證，也深知法律的尊嚴。他強調，「我謹以人格和良知起誓，此書所記敘的一切，都是歷史的真實，絕無絲毫的虛妄，無論何時何地，我都願意並完全能夠承擔一切責任。」
撼動人心的悲壯…..
2007-06-02讯
鲜花献给胡耀邦 四月的鲜花献给同情民主的胡耀邦。悼念胡耀邦是引发这次运动的导火线。1989-4-17
自发悼念胡耀邦 纪念碑上胡耀邦的巨幅画像，周围有许多学校献的花圈，及要求自由与民主的横幅。1989-4-18
人民大学民主墙 人民大学民主墙。一幅哀悼胡耀邦的对联讽刺中共官场现象：“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万寿无疆；宁作良臣勿为忠臣英年早逝”。1989-4-18
学生们在中南海门前静坐示威 学生们在中南海门前静坐示威。警察组成一道人墙，防止学生冲击。那晚军警武力驱散学生，出现流血场面，激起之后更加高涨的学生示威活动。1989-4-19
“北大筹委会”组织的第一次游行 “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组织的第一次游行，抗议昨夜军警在新华门的暴行。1989-4-20
“浴血民主” 横幅：“浴血民主”。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高举民主旗帜，星夜赶往天安门广场，参加次日的悼念胡耀邦集会和请愿活动。198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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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悼胡 占领广场的首都大学生参加悼胡，然后提出“请愿七条”。图为政法大学的学生在宪法第35条和胡耀邦画像下参加追悼会的场面。1989-4-22
下跪请愿 胡耀邦追悼会后，郭海峰等三人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台阶上跪交请愿书，未获在大会堂里面的李鹏接受。据称李鹏最近在回忆录中否认知情。1989-4-22
罢课 “罢课──坚决捍卫学运领袖”。北大经济学院研究生在张贴他们全体的大字报。1989-4-23
“不自由，毋宁死！” 北大三角地是学运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在北京大学众多的大字报中，有一张写着美国革命时的一句口号：“不自由，毋宁死！”1989-4-25
四二六社论 四月二十六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指学运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四二六社论引起了学运的进一步反弹。1989-4-26
四二七大游行 四二七大游行，抗议四二六社论，上百万北京学生和市民参加。声势之大出乎预料，中共最终未敢动武。游行队伍中的横幅和口号有：“民主万岁，人民万岁！”“廉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等。1989-4-27
四二七大游行路线图 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指着大字报上的游行路线图，说明学生如何闯过警察封锁线，进入天安门广场。1989-4-28
抄写大字报 北京校园里学生们认真地抄写大字报，有些大字报是外地来京的学生书写的。1989-4-28
假对话 迫于四二七大游行的压力，中共导演了一场假对话。中共发言人袁木坐在“领导席”向学生训话，学生“代表”则都来自官方学生会。昨天正式成立的北高联不承认这是一次对话。198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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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02讯】
上海五四游行静坐 上海各高校联合发动纪念五四大游行，数万人参加游行，之后上万名大学生在市政府门前静坐，要求就“四项要求”与江泽民对话。图为上海一大学女生在市政府门前宣读“四项要求”。1989-5-4
五四大游行 五四大游行。约七千名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游行到达天安门广场。198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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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阻档不住学生的洪流 警察阻档不住学生的洪流。1989-5-4
冲破封锁线 向广场游行的学生们冲破警察的一道封锁线后，发出一片欢呼。1989-5-4
欢迎德先生 学生的旗帜上面写着：“德先生（指民主），你好”1989-5-4
上海教授支持学生 上海一位参加过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的老教授到市政府门前发表演说支持学生的请愿活动。1989-5-4
自行车大游行 五月十日的自行车大游行可能是世界首创的游行形式，非常符合中国的国情。1989-5-10
自行车大游行到达天安门广场 自行车大游行到达天安门广场时的盛况。一个学生在口和额头上扎上布带：“还我人权－－我要说话”，以示声援北京新闻界记者们的请愿活动。1989-5-10
绝食第一夜 绝食从五月十三日下午开始，夜里同学们在广场上度过寒冷的夜晚。当时学生们普遍以为政府会很快让步，所以连被子和大衣都没带。1989-5-13
遗书 遗书，以生命向当权者进谏。“爸爸、妈妈：假如我这次不幸死去，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儿于一时的冲动，或受了长胡子的人的唆使……”1989-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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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呼吁“民主对话”“救救我的学生” 五月十四日下午五时，广场上的旗帜上写“民主对话”。中共这时与学生对话团的对话并未在广播电视中播放。一位教授呼吁“救救我的学生”。他后面的横幅上写道“师生共存亡”。1989-5-14
绝食第三天早晨 绝食第三天早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绝食人数迅速从起初的八百增加至三千。1989-5-15
决心 一名学生以纸箱为枷锁，表示坚持绝食的决心。1989-5-15
“妈妈，我饿” 广场上一个帐篷外面写道：“妈妈，我饿，可吃不下。”1989-5-15
母子连心 母子连心，一同绝食。1989-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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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来源：全球纪念“六四”委员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