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阳光——八九囚禁纪实》第二章 自由潮
北明
第二章
自由潮
也是一束炽白的碘钨灯光对着我。也是一架手提式摄像机。
摄像机后边，是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记者。
再后边，是昏睡在帐蓬里的学生。
再往后，是川流不息的人群。再往后，是用绳子拦起的救护通道以及不时鸣着警笛疾驰而去的救护车；……再往后，又是人群。走着的、伫立着的、站着的、躺着的、翘首遥望的、议论纷纷的、焦虑不安的、愤愤不平的人海，一直延续到不能再延续的地方——那个巍峨雄阔的历史博物馆建筑群。
我眯起眼，侧过身，让开面前的麦克风，摆手示意这位外国记者不要将我和这里摄入镜头。他微微耸了耸肩，固执地换了个姿势。摄像机镜头从我身上缓缓摇开去——
摞得很高的播音器材……同样摞得很高的稿件……一束鲜艳夺目的插在塑料软杯中的花束……另一名播音员……埋头审阅稿件的编辑们……一些空汽水瓶和快餐饭盒……军大衣和强打精神、眼睛布满血丝、沙哑着嗓子谈话的学生领袖……佩戴红袖标的纠察队员……眉头紧锁的护士、医生……担架……药箱……空着的和满着的葡萄糖水瓶、生理盐水瓶……
这里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绝食团广播站兼指挥部。我已经在这里度过了两个不眠之夜。
二十多天来，已是第三次赴京。
第一次，是在四月十四日，我与郑义同行。他要来参加在《文艺报》召开的他的报告文学作品讨论会，同时为他与报告文学家《强国梦》的作者赵瑜合写的一个电视报告文学本找一位切磋者。他在文章中同远志明神交已久，但不相识，而远志明却是我的朋友，于是为他引见远志明成了我进京的目的之一。此外，我还将和他一起参加电影局举办的外国电影观摩展。他是山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在所不免，我则试图为一部应邀撰写的电视连续剧本寻找灵感，还要顺便给某编辑部送一篇稿子。彷佛冥冥之中，一切已经按照预定的轨迹运行。
到京第二天，电视里传来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
震惊、惋惜。仅此而已。
郑义的会议已经结束，我的稿子已经送交，电影观摩展尚未开始，利用这个空档，我陪他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找远志明。他的妻子告诉我们，他到人民大学去看大字报了。
“大字报？”
“对，人大出现了悼念胡耀邦、要求为他平反的大字报。”
与其坐等，不如也去。先看大字报，再找远志明。借了他家的自行车，立即奔人大。
——从那一刻起，一辆单车两个人，我们就上路了。
谁也没想到，在其后的近两个月时间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竟是一次狂飙突起的民主运动。
学潮来势凶猛，急速发展。天安门广场很快成了不夜之地。越来越多的人把越来越多的花圈，越来越大的挽联、悼词挂上纪念碑越来越高的地方。
四月二十日学生在新华门前静坐。人们里三层外三层为学生助威。树上、果皮筒上、自行车上、三轮车、平板车上，居高临下者们被翘首踮足的人们要求现场报导。一阵哄喊，人流后退。
“怎么了？嘿！哥们儿，转播一下呀！”
“出来好多当兵的。操！手里拿着枪呢。”
“当兵的出来了，拿着枪。”
“他说什么，哎，你刚说什么？当兵的从哪儿出来了？”
“树上说的，从新华门里出来了好些当兵的。”
又一阵哄喊，人流往前涌。人们节奏鲜明地齐声高喊：“李鹏，出来！李鹏，出来！”
“丫挺的真不够意思！学生都坐好几个钟头了，就是不出来说说话。”
“嘿！刚才又怎么了？别光顾自个儿看呀！”
“哎，转播转播，不然你下来让我上去。”
“别介！你那么胖，一上来树该折了！”
“那你倒是说呀。”
“当兵的站成一排，三排，挡住新华门啦。”
“他说什么，胖师傅？”
“他说当兵的站成三排，挡住学生了。不让学生冲新华门是吧？嘿！树上的？不让学生冲新……”
“我操！这阵势，够吓唬人的。噢，学生又住里涌呢。”
“学生又往里涌啦。”
“又往里涌啦！”
……
我奋勇地上了一回果皮箱，片刻就给挤下来了。
郑义连推带托又将我弄上已经扒满了人的新华门两侧涂着标语的墙缘，这回我看清了：全副武装的军警与群众对峙着，将新华门挡了个水泄不通。在他们面前，是一大片席地而坐、秩序井然的学生。学生周围，老百姓人头攒动。
接下来，就从长安街以西来了军车、宣传车。劈劈啪啪跳下来的军人们个个面色铁青，人墙一般排排布阵，层层扩大地盘。宣传车来回乱转着警告：为了维护交通秩序，限大家在几点几分以前自动散去，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午夜时分，宽阔的长安街上，除了这些满载武警的车，再无任何其他车辆，也极少过路行人、自行车。学生们深夜以后来此静坐，正是出于交通秩序方面的考虑。不知要维护什么交通？
人群一阵阵向后跑，然后一点点往回蹭。又一阵大幅度向后跑，再一点一点往回蹭……
次日上午，我醒来时不见了郑义。
郑义下午五时许回来时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另外两个是远志明和谢选骏（青年神话学家，因参与“八九民运”曾被北京市公安局“收容审查”）。他们表情有些严峻，说昨晚警察打学生了。郑义从兜里掏出了所有的东西：通讯录、记事本、记者证、中国作协会员证。他说，他们今天拟定了一封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当局不要以武力镇压学生的和平示威，要求当局与学生对话。信上已有大批知识界名人的亲笔签名。签名还在继续，而他们三人要亲自去中南海呈交此信。郑义给了我一个复印件，让我好生等他回来，他最迟晚上八点回来。谢选骏说，“你往晚里说，省得万一没赶回来她着急。”“九点，”郑义说，“九点以前准回来了。”我说我也去，“你不用，”他说。“我去。”“坐不下。”“什么？”“车里坐不下。”出去一看，果然一辆红色小轿车停在路边。“回去回去回去吧。”三人一块将我撵回招待所，钻进那红色的一团便拐弯不见了。
八点没回来，八点半没回来。九点还是没回来。九点半。十点。十点半。十一点。我以为他们随时会推门而入，却始终没有。
他们怎么和司机说的？如果进去十五分钟以后还不见出来，请立即空车返回，告诉人们，他们出事了。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吗，他们被抓起来了，仅仅因为他们给自己的政府呈交一封表达心愿、提出建设性意见的联名信？
大街上隐约传来口号声。
我奔出门去。新街口由北向南，正在通过游行队伍。北大、人大、清华、北师大、政治学院、北航、民族学院、……队伍秩序井然，紧靠马路右侧，外围是手拉手的纠察队。毫无疑问，这既是出于维护交通方面的考虑，又可防止别有用心者混进队伍。标语口号表达了心声：“耀邦，我们来送您了！”“耀国兴邦、英名永垂”、“打倒官倒、清除腐败”、人民警察爱人民”、“爱国无罪”、“我们要民主、要廉政”、“对话”……一幅巨大高耸的标语牌，由十几名学生分组抬着由远而近。鲜明醒目的大字是：“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今夜，北京各高校的所有游行队伍都从这里通过。前不见首，后不见尾，浩浩荡荡。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庞大最年轻的一支自由、主体的大军，真正的“人”的大军。此刻，这支大军正迈着人类尊严的步伐，热情澎湃地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我猛然冲出人群，站在远离队伍与围观人群的黑暗中，想止住激动的泪水。却发现朦胧街灯下，口号声如潮，四面八方正在涌来并形成另一支自由、主体的大军——人民。
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平日里事不关己的冷漠神情一扫而去。他们伸出双指向学生示意，举起自制的上写“大学生万岁！”“你们辛苦了！”的小牌子向学生致敬，他们和学生一起呼口号，并自觉地协助纠察队维护游行队伍的秩序。“你急什么？等这截过完了你再过。”一位中年人对一位推自行车的青年人说。青年人更加抓耳挠腮：“我是想到马路当中送他们一程，这边全是人了，人行道骑不成。”马路当中，正有一个庞大的群众自行车队与学生同行。“那也不行，你没见人家手拉手拦着哪！”
队伍接近西四，民众的情绪和人数已远远超过了学生。人们将人行道栏杆上的交通标语，折回前一半“高高兴兴出车去”，剩下后一半——“平平安安回家来”——高高举起，向学生们示意。人民是学生的后盾，是学生的家，这半句话寄托了多少父老兄弟姐妹的担忧和关切。表情庄严的学生们湿着眼睛，哽噎着对路边的人群不断说：“谢谢，谢谢。”
西单，已是人山人海。人们站在街道、巷口、商店，站满过街天桥、十字路口，挤满公共汽车窗口，伸出了无数双手臂。万头攒动，镁灯闪闪，口号声声，人们怀着前所未有的忧虑和钦佩，送学生们走向一个伟大壮举。
“人民”这个字眼，一下子变得具体而生动。
“人民万岁！”
文化大革命时，只有一个人喊这口号。他不是人民。
现在，人民自己说：人民万岁！
这意味着人民不再是一盘散沙、一群不关心自己权利和义务的乌合之众。在权力的金字塔底座，他们终究意识到他们不是一块块被砌垒在各自行业的无知无觉的石头，他们开始从意识上乃至行为上联合成一个巨大的整体，第一次找到了足以消除彼此之间种种差异的共识。他们从对学生的支持和关切中，从民主与廉政的呼声中找到了默契。第一次，中国人与中国人开始相识了。
如莫札特的纯净加上萧邦的热情加柴可夫斯基的恢宏加上瓦格纳的激越加上贝多芬的雄壮加上德沃夏克的新大陆……有人听过这样的魂魄与精神的交响吗？
曾经在八四年那个失恋的冷秋，我独步长安街，丈量人生苦昧，挣扎于心灵的沉陆，正从迎面而来的橱窗里，辨认自己久别而陌生的面孔和影子，突然听见一阵宏大的钟声。北京站鐘塔楼振荡心脾的钟声里，我仰头向西，凝视中，那轮红色的日头正缓缓沉落。那一时刻，我如失足获救般忆起了米开朗基罗的那句话：“把世界还给人，把人还给他自己。”从新街口、西四、西单一路走来，走上长安街，在人海人山之中、在巨大默契的心之海中，我又一次铭心彻骨地忆起了这句话，再次感到一种崇高美，感到生命的新一次升华。
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选择：我选择审美我就必须选择人生；我选择审美的艺术和真诚不欺的人生，我就必须选择生命的自尊自爱和自卫；我选择个体生命的自尊自爱和自卫，同时也就选择了对全人类及一切生命形式的尊重爱护和捍卫。
我捍卫人类的尊严，就不能不为汹涌的民主潮流所感动，所溶化，所升华。
有人凑近来，想看我正在一张纸上记什么。闪身躲开了——我随学生走了一路记了一路。我正在从三干年前和几十年，也许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后观看眼前的游行，我正置身不可多得的历史事件中。我有一个惶惶然的念头：此刻每一分钟都胜过平庸年代里的平庸一生。马斯洛所说的那种高峰体验，人终其一生只能出现不多的几次，而我以为，一个社会的高峰体验，一个民族的高峰体验更是百年不遇，千载难逢。这样的体验此时此刻正在发生！它转瞬即逝，所以我得抓紧记录。紧走几步，甩开后边的人。我认为他们不可能理解我的做法：用一只秃笔记录这浩翰的场面，太笨拙了。
后边竟有人喊我的名字。回头一看是柯云路（著名作家，后因参与八九民运被太原公安局收审）和他的妻子罗雪柯。
“你记什么呢？”
不好意思。我手一抬，一挥，一大片，“这些。”
“就你一人？”
看来他们并不奇怪我的笨拙。
“郑义丢了，”我说。然后，掏出那份上书复印件，说我明天要去鲁迅文学院征集签名。柯云路在阅读这封上书并签名时，表情严肃之极，他不时地皱起眉头躲避着凑上来的围观者，和我刚才躲避他们如出一辙。
明知在广场人山人海中根本无望碰到郑义们，我仍焦虑不安。因为可以碰到的熟人差不多都碰到了。隔着几层人，我对北大作家班队伍里的张伯笠喊：“知识界联名上书人大、中央了，支持你们。可是郑义远志明谢选骏一去没回来，现在下落不明。”一通欢呼淹没了我的声音。他们只听见了前半句。
凌晨时分，我在中南海两个门和府右街转来转去，那辆红色小轿车杳无踪影。我截了一辆熟人的自行车满怀希望回到住所。打开门，没有人。什么东西都没动过。我留的字条还在桌子上。
次日下午，我从悼念胡耀邦的人海中，费尽了气力，踉跄着再次回到住所。郑义正举着保温瓶往嘴里灌几天前的凉开水。我问信送到了吗他说不知道，我问信呢他说交了。我问怎么交了还说不知道送到没？他说真是交了又不知道送到没。摸摸他头不发烧，我说你累了。他说我是累了我们都累死了也气死了。他说：
我们在中南海几个门之间来回跑，就是没人理我们！最后理我们了，却把我们反着胳膊拧了进去。一进去就审问姓名年龄职业单位党否，还是不收我们的信也不转交。四十分钟后我们拿着信出来了，小车早就没影了。后来我们绝望了，干脆又去了大会堂跟治丧委员会的人说，对对对这信就是给你们的，给哪都行给了就行。我们都挺不住了。给自己的政府呈交一封信没想到这么难！这是什么样的官僚机构！然后我们陪学生一直在广场待到天亮。一会说要清场一会说要戒严，我们真不忍心学生们独自承担风险，追悼会一开始我就往回走啦！
他一口气说完之后，头一歪，眼一闭，片刻，鼾声大作。
我知道他说“陪学生”，学生其实并不知道。我知道广场上昨夜上万市民、工人、知识分子、社会名流都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这样的目的在学生静坐圈外徘徊着，渡过了第一个不眠之夜。
二次进京是“五�6�1四”。我的先生郑义已先期到京了。他被聘请为那一年度电影“金鸡奖”评委，从一号起就没日没夜地坐在中国影协的小放映室里，接受国产影片的轰炸。因为有他在京，我便为自己找到了不安份守己的理由。再说，一辈子就去“五�6�1四”运动发源地过一次“青年节”不为过矣。对自己这么说着就上了火车。下了火车奔天安门而去。这时发现地铁和公共汽车都只在广场前两站停，要么就载着心急火燎的人们过了广场才停。这一天，没有广场这一站。连它的前后两站也没有。不过这一招根本无济于事。成千上万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广场。今天是什么日子政府知道，老百姓也知道，全国全世界都知道。
进入广场的几个口都有警察拦路把守，汽车不准进，自行车不准进，三轮车、平板车、童车，举凡有轱辘的都不许进。徒步的人们从几个路口鱼贯而入。
红旗招展，字幅醒目，标语林立。而且阳光灿烂，万里无云。一个绝好的天。
社会各界都上街了。经常引起阵阵欢呼的游行队伍是中央某些直属机关的、国务院下属部委的以及各民主党派的。这些平日里出入刁斗森严之地，衣冠楚楚、举止娖娖、不苟言笑、四平八稳的灰色形象也走上街头“犯上作乱”了。他们带给广场的兴奋和鼓舞丝毫不逊于外地进京的各高校队伍引起的兴奋和鼓舞。
当整个广场突然向东倾斜了去时，顺势远望，一个巨大横幅上“首都新闻界”五个大字格外醒目。《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科技日报》、记者协会……都出来了。“我们要讲真话”、“开放报禁”、“新闻自由”、“新闻改革”、“我们不是传声筒”……一串串标语在人头上、人缝中一一闪过。……不是中国人，很难体会看到这些标语、听到这些口号时的心情。“潮水般地……”这词汇只能描绘广场盛况，但心呢？那百万颗在胸臆间跳动的中国心呢？
我僵直在这全世界最大的广场，沧海一粟，听凭汹涌民主狂澜的洗礼和隆隆自由涛声震撼。人类的普世价值没有被馒头沾血的行为所消解，终于化作街头百万人的呼声，响彻东方这一片古老的土地。
“五�6�1四”，我只在北京逗留了一天。作为“八九民运”的参与者，是在我第三次进京后。五月十五日晚，“美国之音”传来了三千学生绝食的消息。我关上收音机、关上书橱、关上琴盖关上灯、关上窗户关上门，关住平静的日子，奔北京而去。
仍是满世界找不着郑义。似乎全北京的人都在街上。我骑一辆自行车东拐西拐，绕道广场，竟仍进不去。再回到电影金鸡奖评选会址的辽宁饭店，时已黄昏。郑义已经回来了，正对那份《五�6�1一六声明》作最后的润色。他告诉我，明天在“北大三角地”召开这个声明的新闻发布会。将这个草拟的声明递给我，他说：“我们一起去。”
我们一起。
这使我这个外省的小人物有机会直接参与到这伟大的历史性的运动中来，而不是仅仅充当一个热心的激动不已的旁观者。尽管这些参与行动比起汹涌的民主潮流来微不可见，但它们对于我个人而言，意义重大。
我为“八九民运”做的第一件事，是给“五�6�1一六声明”新闻发布会挂会标、贴声明，并请人用毛笔代我在贴出的声明上签名（我满手浆糊，顾不过来），然后坐在观众席出席这个会。
三角地那日快撑破了。地面、报栏顶、各楼层窗户里甚至树上挤满了人。一些干脆利落地从高楼层窗户杵出来的字幅，标示“罢课”，格外醒目。关于那个会，除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后：始终严格控制时间，控制发言人数的主持人李陀看看表，说：“现在，还可以再提最后一个问题。”一位记者很庆幸最后的提问机会给了她，她问：学运前景如何？政府事后抓你们入狱怎么办？李陀把话筒给了郑义，郑义说了一串话，我只记住了最后一句：“不抓我，我当然继续爬格子，干本行；抓了我……”他停顿了一下，全场人眼睁睁看他怎么说，他反抗？申辩？低头认罪？大义凛然？他却说：
“咱哥们儿在里边好好练气功。”
散会后，一行人先是在作家班后在未名湖畔讨论问题：谁继续征集“声明”的签名？谁负责与海外联系尽快见报？眼下知识界还能做什么？形势！形势会朝什么方向发展？……最后的忧虑集中在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上：如何防止明天全市大游行时可能出现的混乱局面和暴力行为？因为据说明天的游行路线会经过王府井一带繁华商业区。谁说的明天全市大游行？有人问。立即有人回答：这还有疑问吗？现在的情况是，任何一个人，只要在北京市内的任何一个地方，贴一张小小的字条，说明天全市大游行，明天就游啦！于是善良的人们认为，如果出现那种混乱与暴力事件，政府就会借故干涉阻止游行，学潮就会受挫；只要维持好秩序，保持和平姿态，当局就不可能也没办法对百万人实施恐怖镇压。
和平乃学潮取得成果的第一先决条件。
但果真如此，也是十分可笑的——一群教授、学者、作家们，顶多也不超过二十几个吧，避开外人，坐在未名湖畔，严肃地讨论避免在这个拥有一干多万人口的城市全市大游行中发生混乱与暴力的问题。这些人除了一腔忧国忧民之情外，一无所有，却仍然争得面红耳赤，好像人人手握生杀大权，各个可以力敌千军。
“口号。明天的口号要规定一下，不能太过激。”
“应该写出一些标语牌，请协助维护秩序一类的，放在各路口。”
“放？不行，早让人拿跑了，写上别的扛着游行去了！那时候，谁都嫌自己手里空，恨不得扛着天安门城楼子满街游。”
“让学生们举着也行。”
“不行，学生举也不行，谁听啊？”
“那我们去。”
“我们？我们是谁？谁认识？比方你吧，就你那一班学生认识。”
“哎，对了，咱们每人部把名字写成布条，拴在脑袋上，还不成？就像老鬼（作家。成名作《血色黄昏》），写得大大的，挎在身上，连举牌，带解释。”
“算啦！更乱啦！一看是老鬼，《血色黄昏》！都围着看，不走啦！一解择，以为你讲演，更不走啦！热闹就来啦！”
“咳，先不讨论这问题，先说，标语牌上写什么口号？”
“维护治安，人人有责。”
“商业区，免行。”
“通俗点，禁止通行，哎，你快记。”
“我正记呢。还有，快说呀。”
“提高警惕，防止混乱。”
“严禁打、砸、抢。”
“哎哟，不行，文化大革命用语，不太好。”
夕阳西下，微风习习。未名湖石舫绿水清波间，一群读书、讲书、写书的专家在用不很温和的态度讨论明日如何温和得了的问题、一个他们认为至关重要却力所难及的问题。
余晖落尽，明日将临。彼此说，尽力而为吧。我今晚去广场找找学生头，让纠察队想想办法。我这就去弄纸，一会儿找人写牌子。我看能否通知别的人想想别的途径。反正明天不能乱了。对啦！不能乱。不能。
各奔西东，分头努力去了。
为了抢时间，我和郑义忍痛坐了一辆出租车赶到广场。
学生们真是给警察欺侮出来。静坐、绝食圈由纠察队不分昼夜地守着。出入口处，进去要出示学生证、教师工作证。学生、教师外，一律凭“高自联”签发的通行证。通行证不随便发，只发给“高自联”认可的有关人员。一张通知证，我和郑义两个人，几次试图蒙混过关，都失败了。郑义自己进去了大半天，出来时笑盈盈说：转来转去转得快晕过去时，找着了柴玲，柴玲已安排各院校纠察队明天在大游行时维护治安了。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张纸，一张新弄来的特别通行证，说你是我媳妇，我走了个后门，请原谅。
有了通行证，我和郑义就守住了绝食团广播站。不仅因为这里的三千绝食学生牵住了我们几乎全部情感，而且因为这里曾一度成为八九民运的信息中心。
广播站每天都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社会各阶层、团体、单位以至个人或集体签名的声明、宣言、请愿书、抗议书、公开信、建议书、声援书、号召书等各种文件；外省各地的声援电报则雪片一样飞来，这些电报有的发往北大等各高校，有的干脆直发“天安门广场绝食团”，由热心的电报局邮递员亲自送来。广播站里，临时招聘的学生记者们负责搜集并撰写新闻、报导、专题。没有多久，就用不着记者了。各路消息，通过各种渠道，如同那些声援物资一样，源源不断地、畅行无阻地向广播站汇集而来。一个人只要蹲在广播站内，不用走动，便可知道北京乃至全国各地有关民主运动的各类最新消息。
在广播站驻守的数个不眠日夜，使我有幸通过广播站了解到天安门广场这个“八九民运”中心的内部运作机制——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天安门广场成了一个以北京高校学生和来自全国各地近四百所高校学生为主体的民主爱国村。在“高自联”统帅下，村里设立了宣传机构：广播；报刊、传单的编制、印刷与发行和演讲团；后勤保障机构：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物资接收与发放，这些物资包括大衣、棉被、大客车、帐蓬、医药卫生用品、广播通讯器材、食物、资金等等；治安机构：以纠察队的形式，为广场静坐绝食圈、长安街交通、游行队伍及沿线商业区维持秩序，为在广场及各公众场所召开的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演讲会维持秩序。
到军队屠城时，维护撤退秩序，劝阻愤怒的百姓对坦克车、军车还击；联络机构：与全国乃至海外声援团体保持联系，与首都各界有影响的人物和单位保持联系；财政机构：管理资金的分配、使用和储备等等。所有机构都设置在广场上，机构内部的管理制度也迅速地建立起来了。尽管仍有局部的混乱和大量不协调，这个民主爱国村毕竟神奇地诞生，各机构迅速地运转，其工作效率之高，足以令任何一个共产党官僚机构自惭形秽。
广播站最初的职能很单纯，编播槁件，通知开会而已。但绝食延续一两天后，它的指挥协调作用便不可遐免地形成了，广播站实际上成了广场近四百所全国各地高校学生以及救护人员、清洁人员、纠察人员、静坐圈外保护学生的社会各界人士行为的协调中心。从这里，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
……人民大会堂门前的纠察队告急：人手太少，挡不住冲大会堂的群众了，能不能想办法从什么地方再调一些来？……红十字会要求立即广播卫生注意事项：第一，绝食的同学不能继续绝水了；第二，不能拒吃防感冒、防中暑的药；第三，所有的学生必须记住保留自己用过的软塑料口杯，最好不要乱拿乱用；第四，吃东西前一定要用酒精棉球擦手……什么？播过了？再播一遍。反复播，现在播什么也没有播这个重要，可以穿插在各类广播稿中播嘛！万一传染病大面积流行，后果不堪设想……对不起，打扰一下，外地来的一些高校声援团到达广场后进不了静坐圈，找不到联络点，领不着后勤物资，好几个小时啦！他们连自己一块来的人都相互找不着了！能不能广播一下，帮着找找……哎——同学，北大纠察后援队来了，往哪调？问谁去？哪儿？……怎么回事！通行证都收回去了！说今天下午发新的，怎么还不发？我们自己人都堵在外面进不来了！什么？发过啦？天！补发行不行？不行？找谁？这么大广场上哪找！再说，上哪也得有通行证啊……求求你们啦！让我见见我的孩子。您孩子？哪学校的？上海的？不在这儿。我孩子说他一定要来的，要来绝食的，他打电报来了，就前几天。可是他没回家呀！大娘，要不您上新华门那边看看？那儿也有绝食学生。我们这儿全是北京的。
广播站最初的职能很单纯，编播槁件，通知开会而已。但绝食延续一两天后，它的指挥协调作用便不可遐免地形成了，广播站实际上成了广场近四百所全国各地高校学生以及救护人员、清洁人员、纠察人员、静坐圈外保护学生的社会各界人士行为的协调中心。从这里，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
……人民大会堂门前的纠察队告急：人手太少，挡不住冲大会堂的群众了，能不能想办法从什么地方再调一些来？……红十字会要求立即广播卫生注意事项：第一，绝食的同学不能继续绝水了；第二，不能拒吃防感冒、防中暑的药；第三，所有的学生必须记住保留自己用过的软塑料口杯，最好不要乱拿乱用；第四，吃东西前一定要用酒精棉球擦手……什么？播过了？再播一遍。反复播，现在播什么也没有播这个重要，可以穿插在各类广播稿中播嘛！万一传染病大面积流行，后果不堪设想……对不起，打扰一下，外地来的一些高校声援团到达广场后进不了静坐圈，找不到联络点，领不着后勤物资，好几个小时啦！他们连自己一块来的人都相互找不着了！能不能广播一下，帮着找找……哎——同学，北大纠察后援队来了，往哪调？问谁去？哪儿？……怎么回事！通行证都收回去了！说今天下午发新的，怎么还不发？我们自己人都堵在外面进不来了！什么？发过啦？天！补发行不行？不行？找谁？这么大广场上哪找！再说，上哪也得有通行证啊……求求你们啦！让我见见我的孩子。您孩子？哪学校的？上海的？不在这儿。我孩子说他一定要来的，要来绝食的，他打电报来了，就前几天。可是他没回家呀！大娘，要不您上新华门那边看看？那儿也有绝食学生。我们这儿全是北京的。
……现在请注意，现在请注意，我是张伯笠，绝食的同学一律听我指挥：从南向北，从南向北，依次，依次行动，沿纠察队为你们隔开的通道，开始向大客车撤离，雷雨就要来了，请带好防雨用具，请你们相互搀扶一下……现在广播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高校负责人请立即派一名代表到纪念牌东北角灯柱下集合……哑了吧？行了，你歇会儿。你吃了点没有？怎么你没吃？你也绝了，开玩笑！你还想不想在这儿广播了？广播，就得吃东西！要么你也上大客车躺着去！去！去去！不去不去！我不去！……
广播站协调广场运作的方方面面，自己内部的工作却不仅忙，而且乱。最初缺少固定工作人员，而它却必须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运转：随时有重要消息要播报，有重大行动要指挥，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随时要消化、整理、编写，很多本应由高自联指挥部处理的事宜常被报到这里……。这里永远缺乏人手，在这里尽过义务的有博士、教授、作家、诗人、学者。而最常坚守岗位的是在校大学生。
他们由于昼夜工作而导致过度疲劳，由于各类信息不断轰炸而导致接受机能迟钝，由于每隔一分钟至几分锺就有绝食学生晕倒，警笛、呼唤、跑步、抢救的紧张气氛导致感觉器官麻木。在不断的强刺激面前，这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但由于体力衰竭，许多人并不能很好的把握自己，处于某种非控制状态：对周围的事物要么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反应冷漠，要么听了、看了，急躁、焦虑、忧郁万分，难以自制。
这种状况和天安门广场外围声援的人们的状况相去甚远。可以说，那些日子里，在广场上日以继夜地工作过的人，无一不是在这种状况度过的。控制好自己的神经，保持冷静的头脑，这不仅是意志和毅力的问题，也是一个体力和生理的问题。
不知怎么一来，我在广播站就脱不开身了。先是顺手帮忙编编稿件，写写广播稿。后来人们嗓子哑了，我帮着广播。再后来，学生头和实际决策人不在时，还要处理种种事务性的工作。
那几日我也像机器人一样地不停运转，而今回忆起曾经历过的一个个具体、生动的场面和细节，竟生出一种迟到的感慨：
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在广场绕了好些圈，终于找到这儿。他要亲自用麦克风对绝食学生讲两句话：“就讲两句，”他泪光闪闪，“我知道你们忙，我只讲两句，不讲我不放心啊，只有两句，”他伸出两个指头，颤颤地，几乎哀求了。就讲了：“复食吧，同学们！不要对这个政府再抱任何希望了！生命是自己的，留着，日后国家要靠你们呀……”
一位不知怎么进入静坐圈却不能继续进入绝食圈的妇女，竟身在圈外，将头仲进了圈里（从圈外侧广播站的棚壁缝伸进来），就那么躬着身，卡着脖子，受刑一般长久地请求让她用一下话筒：“我写来了稿件，托纠察同学送来了。送来了没有？你们没播。我在广场等了整整一天，没听见你们播。对，我知道你们稿件多，我不能耽误你们，只两分钟，求求你们！我就这么一个心愿。一天啦，我没回家。钥匙全在我这儿，一家人都进不去。给我两分钟，说完我就走。”勉强给了她话筒，她控制不住大声哭了，泣不成声：“吃一点！你们要！不为别的，为了你们的父母！孩子们啊，我们理解你们，理解！不，不要再，怎么都行，就是不能饿肚子，饿出病……。”
广播站协调广场运作的方方面面，自己内部的工作却不仅忙，而且乱。最初缺少固定工作人员，而它却必须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运转：随时有重要消息要播报，有重大行动要指挥，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随时要消化、整理、编写，很多本应由高自联指挥部处理的事宜常被报到这里……。这里永远缺乏人手，在这里尽过义务的有博士、教授、作家、诗人、学者。而最常坚守岗位的是在校大学生。
他们由于昼夜工作而导致过度疲劳，由于各类信息不断轰炸而导致接受机能迟钝，由于每隔一分钟至几分锺就有绝食学生晕倒，警笛、呼唤、跑步、抢救的紧张气氛导致感觉器官麻木。在不断的强刺激面前，这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但由于体力衰竭，许多人并不能很好的把握自己，处于某种非控制状态：对周围的事物要么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反应冷漠，要么听了、看了，急躁、焦虑、忧郁万分，难以自制。
这种状况和天安门广场外围声援的人们的状况相去甚远。可以说，那些日子里，在广场上日以继夜地工作过的人，无一不是在这种状况度过的。控制好自己的神经，保持冷静的头脑，这不仅是意志和毅力的问题，也是一个体力和生理的问题。
不知怎么一来，我在广播站就脱不开身了。先是顺手帮忙编编稿件，写写广播稿。后来人们嗓子哑了，我帮着广播。再后来，学生头和实际决策人不在时，还要处理种种事务性的工作。
那几日我也像机器人一样地不停运转，而今回忆起曾经历过的一个个具体、生动的场面和细节，竟生出一种迟到的感慨：
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在广场绕了好些圈，终于找到这儿。他要亲自用麦克风对绝食学生讲两句话：“就讲两句，”他泪光闪闪，“我知道你们忙，我只讲两句，不讲我不放心啊，只有两句，”他伸出两个指头，颤颤地，几乎哀求了。就讲了：“复食吧，同学们！不要对这个政府再抱任何希望了！生命是自己的，留着，日后国家要靠你们呀……”
一位不知怎么进入静坐圈却不能继续进入绝食圈的妇女，竟身在圈外，将头仲进了圈里（从圈外侧广播站的棚壁缝伸进来），就那么躬着身，卡着脖子，受刑一般长久地请求让她用一下话筒：“我写来了稿件，托纠察同学送来了。送来了没有？你们没播。我在广场等了整整一天，没听见你们播。对，我知道你们稿件多，我不能耽误你们，只两分钟，求求你们！我就这么一个心愿。一天啦，我没回家。钥匙全在我这儿，一家人都进不去。给我两分钟，说完我就走。”勉强给了她话筒，她控制不住大声哭了，泣不成声：“吃一点！你们要！不为别的，为了你们的父母！孩子们啊，我们理解你们，理解！不，不要再，怎么都行，就是不能饿肚子，饿出病……。”
这位善良的妇女立即受到严厉斥责：“小声点你！怎么能这样？！你看看现在几点了？深夜两点半！他们在休息，好不容易安静这么一会儿，你走！别说了！他们再不能受任何刺激了！你知道不知道？走！”这位妇女一楞，立刻变成了一个惊慌失措的小学生：“啊！这样！我不知道。对不起，对不起！让他们休息，好好休息。我错了！我不讲了！我不该！对不起，原谅我，请原谅……”她哽噎着，自动还回话筒，可怜的孩子！我真该死……”。她像是负罪似地，虔诚地忏悔着，一声柔似一声地叨咕着，把头发篷乱的脑袋从棚壁缝缩回去，走了。
绝食的学生令人焦虑，北京市民都打起横幅上街了，包括老太太、小孩子、残疾人。有些场面感人肺腑：自行车绑在平板车前，上边放着全家最大的锅、最大的勺、最大的碗。车前面小伙子蹬，车后面老太太推，车后边七八岁的小孩子稚嫩的小手扶住摇摇晃晃的锅、碗、勺。车中间插一大纸牌，牌子上写着一个大字，歪歪斜斜：“水”，或“粥”。顶着日月，去往广场。圈外的老百姓尽其所能，只是他们无从知晓，绝食几天以后的人，先是神经恍惚，脆弱易激动，再是神智不清、半昏迷，再后来就会休克。他们需要绝对安静的环境。有那么一两次，绝食的学生摇摇晃晃挣扎了来，请求说：“能不能少念紧急通知一类的东西？非念不可，能不能念得慢一点？轻一点？能不能放一两段优美、抒情的音乐？有时候能不能不广播？我们想睡一会儿。”
某报一位记者闯了来，找不到学生头，有人把她指给我。她问我：能否向学生领袖建议，让学生们停止绝食？不为别的。这个政府根本不是人民政府！根本不会理睬学生们的请愿。这样做是徒劳无益的！我对她摇摇头，告诉她，她讲的很是道理，事实却是学生领袖也作不了绝食学生的主。为什么？她不解。我将几天来了解到的情况介绍给她：现在的绝食行动不向最初那么单纯了，不仅仅是和平请愿的一种方式了。学生们实际上把坚持绝食当成了维护自己尊严的手段。跪请之后，政府不理，已大大伤害了学生们的自尊。现在绝食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政府竟仍然置之不理．学生们不仅感到失望、伤心，更感到屈辱，感到自己作为人没有尊严。
绝食的学生令人焦虑，北京市民都打起横幅上街了，包括老太太、小孩子、残疾人。有些场面感人肺腑：自行车绑在平板车前，上边放着全家最大的锅、最大的勺、最大的碗。车前面小伙子蹬，车后面老太太推，车后边七八岁的小孩子稚嫩的小手扶住摇摇晃晃的锅、碗、勺。车中间插一大纸牌，牌子上写着一个大字，歪歪斜斜：“水”，或“粥”。顶着日月，去往广场。圈外的老百姓尽其所能，只是他们无从知晓，绝食几天以后的人，先是神经恍惚，脆弱易激动，再是神智不清、半昏迷，再后来就会休克。他们需要绝对安静的环境。有那么一两次，绝食的学生摇摇晃晃挣扎了来，请求说：“能不能少念紧急通知一类的东西？非念不可，能不能念得慢一点？轻一点？能不能放一两段优美、抒情的音乐？有时候能不能不广播？我们想睡一会儿。”
某报一位记者闯了来，找不到学生头，有人把她指给我。她问我：能否向学生领袖建议，让学生们停止绝食？不为别的。这个政府根本不是人民政府！根本不会理睬学生们的请愿。这样做是徒劳无益的！我对她摇摇头，告诉她，她讲的很是道理，事实却是学生领袖也作不了绝食学生的主。为什么？她不解。我将几天来了解到的情况介绍给她：现在的绝食行动不向最初那么单纯了，不仅仅是和平请愿的一种方式了。学生们实际上把坚持绝食当成了维护自己尊严的手段。跪请之后，政府不理，已大大伤害了学生们的自尊。现在绝食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政府竟仍然置之不理．学生们不仅感到失望、伤心，更感到屈辱，感到自己作为人没有尊严。
绝食固然只是一种手段，但绝食者是有主体意识的人而非工具。他们现在坚持绝食的目的，已经由外在地要求政府平等对话，转变为要求内在的人格平等与尊严。要求政府承认他们作为人的存在。他们甚至不再关心声援、游行、讲演，他们不需要以躯体的自残换取社会的同情，只需要以这种自残表示他们作为主体的、有尊严的存在。他们甚至连大客车都不肯上，怀疑有人利用雷雨来破坏绝食，所以把轮胎扎了。有的同学几番要自焚，表示对政府轻视自己存在的愤怒。任何一个微小的退让都让他们感到人格的被无视。只要有一个人不复食，全体就不复食。
女记者擦了泪，握住我的手，不住点头：懂。我懂了。是不能劝的了。我们没有付出，我们没有资格。她使劲握住我的手，久久，才说，我走了。拜托了。
她拜托我什么？我不知道，也许是愿我能负上她的那份爱心和学生们共度难关吧。
刘再复先生来到广播站。他受著名书画家范曾的委托，要将两万元人民币捐给广场的学生们。他问我，这钱交到哪里？急匆匆跑去交了钱，又转回来，亲自报告了这消息。他说：“同学们，你们为了民主为了自由，付出得太多大多了！人民不会忘记你们！历史不会忘记你们！我们知识界和你们站在一起！向你们学习！请你们多保重……”
一位著名的气功大师来到广播拈，二话不说，要求通过广播，指挥绝食的学生们接收气功，以补充体力，维持生命。她对着话筒扼要地讲了入静的方式：你们不须动，任何姿势都行，心平气静，注意力集中……然后，她向散于广场各处的气功专家们发令：好了，我的弟子们注意，现在，开始发功。不知有多少同学能够进入气功状态，但没有一个人阻拦这位风尘仆仆的气功大师。
绝食第五天，我计算了一下，平均每五十秒钟就有一辆救护车呼啸着开出绝食圈。这就是说，平均五十秒，昏倒一位绝食者。
为了确保体力越来越衰竭的绝食同学们休息，广播站每天凌晨一时至六时强行停播。除非特殊重大情况，任何人不得动用播音设备。
一轮浩月当天垂挂，繁星闪闪，夜空深邃而寂寥。民主海潮里这片牵动亿万人心肺的中心地带格外安详。各高校的旗子在银色月光抚慰中柔柔地飘。花束在塑料软杯中出神地开放。朦胧中，一点憔悴，几多芬芳，万种忧虑，无限怅惘。
有许多故事，一定有许多故事，曾经发生，正在发生……当他们結束最后一餐，毅然走向广场的时候，只是我们不知道。人們只望见他们静静地一路走来，手拉手，肩靠肩。曾有一对年轻学生，在广场灿烂的阳光里举行了结婚仪式，把这伟大时刻的脈搏和浩氣注入自己年輕的生命。类似这些故事，臨當绝食的決絕该有怎样的演化？曾是怎样地动人！帐篷里，大衣下，盖着他们年轻、衰弱的躯体，也盖着他们的故事，在这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和白昼，时时刻刻牵动历史，分分秒秒寂静无声。
当黎明的曙色染透最后一层夜幕时，我打开录放机，扩音器，让德沃夏克《新世界交响曲》的主题缓缓点燃这一片晨曦。音乐里，我辨认着稿纸上自己凌乱的字迹开播：
“太阳又一次从东方缓缓升起，黎明的曙光又一次照耀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今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我们的绝食请愿已经进入了第五天了。”接下来，我报告了绝食现场简况。晕倒学生的百分比，表述了命在旦夕的学生们默默期待的心情。最后我说，“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我们坚信，民主自由之光终会如每天黎明的曙光一样，真实地照临东方这片历经沧桑的古老土地。民众不会忘记一九八九年五月的这些日日夜夜，历史将永远记载这一代青年学生为中国民主事业所付出的代价，所作出的贡献。”
新世界交响曲的主题变奏出一种深远的辉煌。
一个绝食的学生，用苍枯的手摇了摇我，又摇了摇，说：请把刚才播的再播一遍吧。“为什么？”我问他。他说，“就是想再听一遍。”于是又重播一遍。另一个绝食的学生又跑来说，“请再播一遍吧。”我扬起手中一大摞稿件对他解释，我不能总播开播词而不开播呀。他却说，“就一遍，我们想录下来。”那天的开播词一连播了三次。
次日凌晨，广播站播报了一条突如其来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新闻。人们兴奋地将这条新闻当作喜讯来收听，全然不知这喜讯本身便是广场厄运的征兆。人们更不了解的是，厄运早在这条新闻产生之前，已无可挽回。
那天开播的头条重要新闻是：赵紫阳、李鹏到广场大客车上看望绝食的学生了。赵紫阳流泪了。而李鹏一边问话，一边不等学生答话就径自走下了车。人们议论纷纷，广场神经在极度焦虑中，再度兴奋起来。
十九日下午，日头留下满广场的干燥和高温，独自个偏西而去。一位纠察队学生领着一位高个子公民气喘吁吁找到广播站。
“这谁负责？”纠察队学生问。
有人习惯性地指指我。
我不负责。但左右看看，也只有我了。
“什么事？”我问。
“请您出来一下。”
我出去，和纠察及公民一道站在燥热之中，躲避开广播棚里的其他人。
纠察对我说：“这人没有通行证。但非要求进来，说有紧急事。我就领着他来了。”
我转头看公民，那汗涔涔的面孔写满了严峻和焦虑。“我要找高自联的头。我有重要情况和他们谈，现在。”
“他们正开会。我能替你转达吗？”
“事情十分重要，我必须亲自见他们。请你……”，公民撇了一眼纠察，“请你相信我。”公民眉头紧锁，用眼睛将我抓牢。
这就是说，这位没有身份证明的陌生人，闯进来要亲自面见学生头。打断学生领袖们的会议尚在其次，要是“秋后算账，一网打尽”，用这办法先来侦察一下倒也方便。
“我根据什么相信你呢，”我问。
“我，如果说了我的身份，请替我保密。”公民说完，再看一眼纠察。
纠察郑重地对我说：“我可把这人交给你了”。说完，见我点头，先走了。
公民立即告诉了我他的真实身份，出示了证明他身份的东西，接着说：“你领我去，就在一边等着我，如果我的话不对，学生领袖不相信，我由你怎么处置。”公民的脚在地上不停地动，似乎一秒钟也安静不下来。我更相信这人脸上写出的东西。那焦灼，那忍耐，非到严重地步，写不出来。
立即领公民去了。
弯下腰，指了指公共汽车那一边车轮旁蹲着的一圈脚，我说：“你去吧。”
我没等他回来。广播站离不开人。而且，连日来，人人都说自己带来的消息重要。
十分钟以后，高自联学生领袖及其他一些开会的人回来了。气氛顿时有些异样。
郑义从稿件堆里找出我来，说，我们要立刻离开，政府已经调集军队了，今晚要实行北京全城戒严。赵紫阳已经下台了。一会要宣布停止绝食，并召开新闻发布会。我问他，为什么我们要在这种时候离去？他说，我们留下来不仅会使事情复杂化，给政府抓住把柄，也会给学生带来心理负担。我们撤，于我们方便，于他们也方便。我问：学生会服从命令，停止绝食吗？他说，只有抢在戒严前停止绝食，才有可能避免今晚的戒严变成现实。只有停止绝食，政府戒严才没有藉口。只有避免戒严，学运才能向前发展。事关民主运动全局，相信学生们会以全局为重。
我们匆匆来到广场东北角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
这里几天以来一直是“知识分子联络站”。那条横幅像粘合剂一样，聚拢起首都新闻界、文学界、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们。无论白昼黑夜，熟识或陌生的人们，以此地为中心，散兵游勇般来去。白天赤日炎炎，带水来；夜晚凉风习习，带大衣来。夜深了，大衣连铺成片，东倒西歪打个盹。挺不住了，回家蒙头睡一大觉又转来。戒严以前，人们在这里陪学生熬，观察事态发展，分析时局变化；戒严以后，人们仍在这里陪着学生，等待大兵进城。
李陀们正在那里。听说即将戒严的消息，当即决定撤下那条横幅。
不知哪位买了西瓜、汽水、盒饭。大家边吃边喝。
我没心情，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躲开人群，径自推开文化宫虚掩的大门，在大树下坐了一会儿，不觉落下泪来：先是要民主；退而求其次，要廉政；再退而求其次，要仁政。仁政也还是过于理想化了。不是这样的吗？最初要求为胡耀邦平反，为八七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要求开放报禁、新闻自由，要求中央与学生平等对话；老人帮不肯退让，学生们便淡化了自己的民主要求，要求加强廉政建设，清除腐败现象，要求给这次的学运平反，要求承认它是爱国民主运动而不是什么“动乱”；到了现在，要继续退，要立即停止绝食，以求不戒严，保住天安门这块和平静坐的场地。当时尚不知，还要退，退到无路可走：民运人士正式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是——当然早已来不及写在横幅上了——不要开抢打学生，让他们安全地撤离广场。
实际上，民主诉求一直在政府的高压下步步退却。即便如此，还是血溅长安道。只是为了我们站立起来，争取我们作人的权力，许多人倒在了枪口下。
擦干了泪，像模像样地从文化官出来，看见人们从容地谈和吃，突然反省到自己是否由于三、四天没合眼，而变得神经脆弱，容易激动了？周围的一切都朦朦胧胧，正经历的现实恍恍惚惚，近在咫尺却触不可及，一个遥远而又清晰的梦。有人让我吃西瓜。瓜很热，很热很热。我突然忍不住大声说：“我觉得我们都被欺骗了！”
人们骤然沉默。继而有谁狠砸了一下桌子，又有人愤怒地骂了一句。心想，是了，不是我错乱了，都有同感，确是被出卖被欺骗了！前日李鹏不是还说学生们“善良的愿望、良好的想像、爱国的热情……”吗？昨天他不是还探望绝食学生，问“你多大了”吗？转过脸去，便调集军队，重兵压城了！
莫非还要再出现一个“三�6�1一八惨案”吗？莫非还要制造一个“血写的事实、墨写的谎言”吗？我问郑义。他说：他们不敢。停一停，他望着人山人海的广场，又说：他们怎么敢？
我想也是。
回住所，换了住所，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将数日的困倦与疲劳一古脑儿睡了去。次日起身便出门。门没出，先听见门厅的电视里播放国务院戒严令和北京市政府通告。——学生们停止绝食并对新闻界发布此消息的紧急措施根本未奏效！
然而招待所附近立交桥上聚集的人群，比平日更加兴奋地大声传播着各自的见闻：军队没进来，在通往北京的各主要路口让咱老百姓给堵住了！往市中心去，人海汪洋，广场依旧，到处不见戎装军人。——当局调兵遗将，颁布戒严的措施也未奏效。
军队和百姓，武装开进受阻的那一方的反应无从知晓，赤手空拳这一方则议论纷纷，炸了锅似地。形成了一种僵持、对峙的局面。
大清早，全城到处传说一个消息：军人荷枪实弹，全副武装！架着机关枪！还有坦克！东直门方向（？）开来了一辆从未见过的怪物：军绿色，全封闭，形状有点像火车运输油料的闷罐，但显然不是。
“是什么？”
“不知道。”
“像什么？”
“就是这玩艺儿。”说的人从兜里掏出一张刚冲洗出来的照片。果然是绿色的长圆型的一个庞然大物。
“是不是毒气装置？”
“难说！”
“呀！他们真敢干那！打日本时候也没这么着哇！”
“哼！共产党就没当真打过日本！您以为！”
“打咱老百姓倒是不用怕，咱们手里又没家伙儿，一打一个准儿。”
“您当他们真敢打呀？左不过催泪瓦斯橡皮弹，吓唬吓唬呗！”
“吓唬？吓唬用得了那么多兵？大卡车一辆接一辆，排得看不见尾？”
“妈的！他们敢来，咱也玩儿了！”
“您拿什么玩儿？拿命？！”
“胆小的回家睡觉去！咱不能眼瞅着学生受欺侮。丫挺的良心让狗吃了！武警公安还不够！还调正规军！”
我和郑义回到广播站。
安全起见，绝食的学生们再次转移到大客车上。绝食团指挥部也转移到一辆中型客车上。
李陀一把没拦住，郑义上了中型客车。军队随时可能进城，他一上去，我不放心，也跟了上去。把他劝下来了。不一会儿他却将我从广播站叫走，说是指挥车要上长安街号召群众堵军车、保卫天安门广场，要我去广播。我们俩和外高联一名女学生、一名管播音器材的男学生一起，成了这辆中型客车上的主角。
纠察队员一次次上车撵人。一直撵到除司保安的纠察队员和司机及我们，再无“多余”者。上街宣传群众，是郑义的主意，学生领袖李禄便将这车暂交郑义指挥。
这叫“赤膊上阵”。当街上成千上万的人们簇拥着这辆挂有“绝食团指挥部广播车”标志的中型轿车，在大街上缓慢行进时，谁也不会想到，在窗上遮了布帘的车上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作家在指挥。他不仅决定行车路线，而且以飞快的速度撰写广播稿，言辞简短，极富号召力。这是郑义不同于其他知识分子的地方，他简直没有什么书生气，组织和操作能力却极强。“赤膊上阵”，宣传民众以保卫天安门广场和学生性命安危，这在大军压城的危机时刻，对于他来说，并不需要多大的思想调整和心理准备，是自然而然的事。他原本就不仅是书房的“产物”。
车从天安门前上路，沿西长安街向西到西单，再向南到宣武门，再向东经前门到前门东大街，经崇文门、东单绕回广场。一出广场，便引来了大批骑自行车尾随而行的人。广播稿每念一句，便会引起热烈的反响；每结束一遍，便会响起爆竹般的掌声；打开车窗探头张望，便会听见下边群众的回答：“放心吧，同学！有我们呢！”“我们这就去——。”
“决不让他们欺侮你们。”伸出手去，就会被许多手握住；张开嘴提要求——我说：“谁有钢笔？车上没有写字笔了。”立即有几支手举着笔从不同的窗口递上来。“有了，谢谢您！”“拿去吧，备用！”有人敲车门。开了门，端上来的是一大纸箱饮料，“天儿热，你们渴，放着喝。”
我从来没见陌生人之间如此情同手足，心心相映，如此相互信任、支持、关爱。这里不是自家门庭、亲朋相聚；不是教会庙堂、教友相从；不是慈善机构、孤老相依，这里是大街，所遇是路人。我总是禁不住热泪盈眶。
广播车不能停。一停，便人山人海聚上来。广播也不能停。一停，下边就喊：“同学，再念一遍。”一遍、一遍、又一遍。“李鹏必败！”掌声如雷。“人民必胜！”呼声震天。车到前门东大街北京市公安局门口，郑义说：“停在这儿，播！”播的是郑义草就的《告全市人民书》：
“……违反宪法，私令戒严，数十万军队包围北京，使用现代化武器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这是一场反党、反改革、反人民的反革命军事政变。……在这个危机时刻，一切工人、农民、市民、知识分子必须团结起来，保卫民主运动的成果，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人民首都北京……。”
公安局的大楼，静静戳在广播车和周围的几千张面孔前。后来我受审时听说，这些日子里，北京公安局政保处的人们整天整夜不回家，驻守办公室，天天吃方便面，从楼上的窗户里往下看。想必他们一定记得戒严的那一天，有这么一个广播车示威似地停在他们大门口，不仅宣传群众，也宣传他们吧？他们肯定不知道，就在这辆车里，有一个后来令他们动用中央、地方侦察警力，追捕三年之久而未能如愿的通缉犯；也肯定没想到，车上那个嗓音低沉的女播音员将被他们以另一项罪行收容九个月，却自始至终未暴露这段播音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经历。
车上那个管器材的男同学煞是忙。他要忙着给我和另一个女播音递饮料，又要忙着鼓捣不听使唤的录音机，同时，为了不让郑义这个“长着胡子的人”暴露，还要把总往下掉的窗帘往上挂。我的嗓音由于几天几夜的连续播言已经哑得失真了。我很吃力，他便越发地急。一急，就出一头汗。将那录音机折腾了几遍也没折腾好，好不容易弄好了，可以录下来，以放磁带代播音了，车已开回广场了。他抬头向窗外广场望望，眨眨眼，便遗憾万分地又将那忍不住的汗，再出一头。
“明天还可以用呢，”我哑着嗓子，用很亲切的女低音安慰他。
他便擦了汗，低头抱赧地笑笑，又出一头。
颁布戒严令之初，每天黄昏都传说同一个消息：今晚大兵要进来了。
他们是钢铁，我们是血肉，要进，什么时候都能进来。
不过最可能的时间是夜间，后半夜。据说（见“补记”一），当年“四�6�1五”事件时，官方清场，就是在后半夜。那时候，广场华灯突然熄灭，一片黑暗中，人们慌乱起来，借着慌乱，高音喇叭突然宣布要清场，限时让人们自动离开。接下来就上了武警、公安。
北京人有经验，所以，白天，偌大广场找不到小憩之地，入夜更拥挤。不少人专捡天黑了之后，甚至前半夜过去之后来。人们想以血肉之躯抵挡钢铁、子弹。
历史博物馆前的台阶上，整整齐齐坐了百家饭、百家衣、百家巷的老百姓。一直坐到深夜，坐到黎明。他们每人发了毛巾、口罩。这是他们唯一的防御工具。此外，他们在一位指挥者的指挥下高唱《国际歌》、《国歌》、《团结就是力量》。这是表达他们意志的心声。有年轻的学生告诉大家，一旦博物馆里出来军队，应该如何对付。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这里的群众是准备好堵博物馆中埋伏的军人的。他们是自愿前来保卫广场和学生的义务人员。
地铁出口处黑压压坐成一大片的，则是组织起来的学生。人们担心在地面被堵截的军人，会从地下突然涌出来。戒严令颁布之后，地铁已经停运，出入口的铁门已经上了锁。郑义想出一个主意：将锁眼用火柴棍堵死，这样里面的军人上来之前，在开锁时会费更多的时间。他翻过人群，先去观察锁，却发现锁眼早已被堵住了。
人们是那样警觉，以至于任何一个人发出任何一句悄声的警告，都会导致呼啦啦站起一大片，最后全部站起，面朝地下通道，人墙般砌在地铁门口、窗口。我、郑义、老木，我们仨人那一夜在广场巡游时，走到地铁口，就发生了这样令人紧张万分的一幕。被惊动而站立起来的学生们，严阵以待、屏息静气，等了许久，黑洞洞的通道里听不出任何动静。末了，我听见两个同学悄声对话：
“怎么回事你？你看见啦？”
“谁？我？”
“你刚才不是突然说：来了！”
“我？嗯呀！怪不得都站起来了。是因为我吗？可能是我，我刚才梦见地铁停啦！里面全是绿的，嘿嘿！对不起！”
戒严令颁布近百小时了，仍是一纸空文。军车在所有通往北京市的路口都被堵住了。有的一天天、一米米地往前蹭，有的原地不动。有的则后退十几米、几十米、几百米。有的干脆调头开走了。
人们却在市区的大街小巷有了新发现：一些便装军人，正散队向天安门广场进发。这些人比起职业或业余特务，有着更为呆板的表情。
天安门广场东侧树下就有过那么一个。他千辛万苦地到位了，也许正等他的战友们。人们曾经围住他，告诉他所谓“反革命动乱”的真相。最后的结果，不是人们使他了解了真相，而是他使人们哭笑不得——
“咳！那大兵蹲在树下，一圈人围着他想让他醒过梦儿来，他楞是听不懂普通话！您说，他干嘛来啦？”
“干嘛？不懂才来的！懂了，全明白了，没准不来了呢，指挥不灵了呢。”
“还（有）好些呢！路都不认识。傻乎乎地还问呐：天安门在哪里？您说说！”
“胡同里也有！不敢走大路，走小路，串胡同，拐来拐去，自己也绕糊涂了。就问，这是哪里？离广场多远？穿着军裤，口音不对，一眼就让我给认出来了。我说，你问这干嘛？他就支支唔唔。我就领丫上家喝茶，休息。给他讲这是怎么怎么个事儿！让他回去。他说，我明白了。可是我还得上指定地点集合，不然返回去怎么交待？他说，你放心，我不开枪，实在不行，我往天上放。也好，让他们进城见识见识，受受教育，明白点儿事理儿，别傻冒儿似地指哪儿打哪儿。这是北京，不是越南，怎么着？在老山打着打着，枪口一转，打回自己个儿家来啦？”
“操！新兵蛋子！老子们在越南战场上的时候还不打越南女兵呢！这回他们倒想得开了，连快饿死的学生都要打！”
“当兵的嘛，他服从命令不是？”
“丫挺的！让他打他妈他也打？也服从？”
“咳！说那个。大字不识几个，又不让看报纸，也不让听广播，什么都不让你知道，他以为他妈变成人家妈了呢！再给你来个战前动员，说你是保卫首都！保卫安定团结大好形势！说他妈的祖国需要你！首都人民盼望你！党考验你！立功受奖的时刻到啦！你说你不打？是你你也打了！”
什么新鲜事都有。一位作家朋友（见“补记”二）当过伞兵，他告诉我，他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个穿伞兵服的可疑人。一问，此人果然是趁夜色被空投下来的。任务是侦察了解广场情况。这人最后被说服了，来到学生中，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和来的方法与目的。
除了不择手段地往城里混人，也不择手段地往城里运武器。人们一度在开往广场方向的车辆中，发现了装在麻袋里的枪支、弹药。这些车，有些是大轿车，有些是带蓬卡车，有些，据司机谎称，是往城里送蔬菜的。
天天喊“狼来了”，狼却迟迟没有来。在等狼的那些日子里，我在绝食团广播站的工作被一项更重要的工作所替代，这便是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印制反革命宣传品”——参与编辑一份由首都新闻界、文化界、知识界联合主办的小报：《新闻快讯》。这份报纸的背景极其简单：当一些官方报纸对学潮略微正面的报道，因赵紫阳的下台而被终止时，人们感到确实需要这样一份报纸，以便将学运的情况、时局的发展、知识分子的心声真实地报道出来。这份报纸实际上是官方压制“新闻自由”的产物，是“新闻要讲真话”这一原则的实践。官方不敢讲真话，我们自己讲。所以，当包遵信先生在一个公开场合建议办一份这样的报纸时，立即得到了所有在场者一致的拥护。报纸第二天就出了第一期。以后每天一期，我们设立了“简讯”、“报导”、“海外动态”、“外电摘登”、“新闻综述”、“时事评论”、“时局分析”等拦目。
我非常庆幸在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中，找到了一个适合于自己的小角落。因此，当郑义希望我陪他去广场转一转时、当赵瑜说“你干这干哈？没意思”时，我始终全力以赴地在这里坚守着，并不断地克服大游行，堵军车等等诱惑。
郑义的身体越来越差。肝炎出院不久，恢复期间，带来的药已吃光了、钱也花没了，无论哪个招待所都即将住不成了，再拖下去，恐怕连回太原的车费也不足了。另一方面，广场连日旗多人少，旷日持久的静坐消耗了大部分人的体力，总也没来的“狼”使诸多人的斗志消耗在日复一日的紧张中。我断定，老人帮要使这场史无前例的民主潮不了了之。其方法，黔驴技穷之后就是“拖”：就是不理你们，看你能怎么着？
另一个情况令我忧心忡忡：不只一个朋友打电话来或亲自劝说郑义及早隐避，“黑名单上有你！别傻了！”
拖垮了民运再秋后算账？
我劝郑义先回家。他不。除非我同他一道走。
我走得很突然。走时，是五月二十六日。（见“补记”三）
几天以后，屠城的消息从北京传来。每位在电话中述说血腥实况的朋友都泣不成声。老鬼马波则为我们描述了他亲历的屠城惨况：坦克从人身上碾过去，四个人，成了四张皮。……急红眼的老百姓堵住一辆大轿车，用钢筋棍捅进车里，去戳藏在车窗下的军人。一位拼命摆脱老鬼阻拦的青年人，朝老鬼哭喊怒吼：别拦我！为什么光拦我？！我的朋友就是他们杀死的！刚刚！刚刚死在我怀里呀！“……喂，听见了没？现在枪声还在响，你听……”老鬼惊魂未定，泣不成声。
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上午十时许。
红色恐怖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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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告别阳光》电子版“补记”：
一，说此话的人是作家张承志。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的知识人据点，他对周围人回忆说：当年闹“四�6�1五”事件时，天安门清场，就是在后半夜。“那时候，”他说：“广场华灯突然全部熄灭，一片黑暗，人们就会慌乱起来。高音喇叭这时候就会发挥作用了：突然宣布清场，限定时间让人们自动离开。接下来就上了武警、公安。……他们历来如此，这次不能例外。”
二，这位作家是徐星。他和所有的参与着一样，被大学生的追求民主的热情和行为所感动，陪着他们在广场度过了不少不眠之夜。有一次，当环绕广场的学生游行队伍走过时，他感动不已，兀自跳上路边的隔离墩，振臂高呼“大学生万岁！”
三，在人民文学地下室招待所的房间里，我认认真真跟他谈判：我得留下来，前提是他离开。我不能离开，最初的热情一过，新闻快讯编辑部跟广场情况相似：旗多人少。人员全是自愿，始终坚持做编辑的寥寥一二。何况报纸诞生两天，老木被天安门广场誓师大会吸了去，编辑大多数也被外面的形势所吸引，根本坐不住。人手奇缺，稿件根本编不过来。“五�6�1一六”知识界大游行的总指挥赵瑜和幕后策划郑义，不时返回社科院新闻快讯编辑部，因为知识界的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只要不开会，赵瑜总试图拽我上街，他实在不明白这种千载难逢的时刻，一个人怎么可以继续坐在室内跟纸面上的文字打交道！其实不过因为我的到场是新闻快讯存在下去的最后一个可能：如果我也不来，这东西就只有领衔人，没人具体照顾者了。
女记者擦了泪，握住我的手，不住点头：懂。我懂了。是不能劝的了。我们没有付出，我们没有资格。她使劲握住我的手，久久，才说，我走了。拜托了。
她拜托我什么？我不知道，也许是愿我能负上她的那份爱心和学生们共度难关吧。
刘再复先生来到广播站。他受著名书画家范曾的委托，要将两万元人民币捐给广场的学生们。他问我，这钱交到哪里？急匆匆跑去交了钱，又转回来，亲自报告了这消息。他说：“同学们，你们为了民主为了自由，付出得太多大多了！人民不会忘记你们！历史不会忘记你们！我们知识界和你们站在一起！向你们学习！请你们多保重……”
一位著名的气功大师来到广播拈，二话不说，要求通过广播，指挥绝食的学生们接收气功，以补充体力，维持生命。她对着话筒扼要地讲了入静的方式：你们不须动，任何姿势都行，心平气静，注意力集中……然后，她向散于广场各处的气功专家们发令：好了，我的弟子们注意，现在，开始发功。不知有多少同学能够进入气功状态，但没有一个人阻拦这位风尘仆仆的气功大师。
绝食第五天，我计算了一下，平均每五十秒钟就有一辆救护车呼啸着开出绝食圈。这就是说，平均五十秒，昏倒一位绝食者。
为了确保体力越来越衰竭的绝食同学们休息，广播站每天凌晨一时至六时强行停播。除非特殊重大情况，任何人不得动用播音设备。
一轮浩月当天垂挂，繁星闪闪，夜空深邃而寂寥。民主海潮里这片牵动亿万人心肺的中心地带格外安详。各高校的旗子在银色月光抚慰中柔柔地飘。花束在塑料软杯中出神地开放。朦胧中，一点憔悴，几多芬芳，万种忧虑，无限怅惘。
有许多故事，一定有许多故事，曾经发生，正在发生……当他们結束最后一餐，毅然走向广场的时候，只是我们不知道。人們只望见他们静静地一路走来，手拉手，肩靠肩。曾有一对年轻学生，在广场灿烂的阳光里举行了结婚仪式，把这伟大时刻的脈搏和浩氣注入自己年輕的生命。类似这些故事，臨當绝食的決絕该有怎样的演化？曾是怎样地动人！帐篷里，大衣下，盖着他们年轻、衰弱的躯体，也盖着他们的故事，在这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和白昼，时时刻刻牵动历史，分分秒秒寂静无声。
当黎明的曙色染透最后一层夜幕时，我打开录放机，扩音器，让德沃夏克《新世界交响曲》的主题缓缓点燃这一片晨曦。音乐里，我辨认着稿纸上自己凌乱的字迹开播：
“太阳又一次从东方缓缓升起，黎明的曙光又一次照耀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今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我们的绝食请愿已经进入了第五天了。”接下来，我报告了绝食现场简况。晕倒学生的百分比，表述了命在旦夕的学生们默默期待的心情。最后我说，“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我们坚信，民主自由之光终会如每天黎明的曙光一样，真实地照临东方这片历经沧桑的古老土地。民众不会忘记一九八九年五月的这些日日夜夜，历史将永远记载这一代青年学生为中国民主事业所付出的代价，所作出的贡献。”
新世界交响曲的主题变奏出一种深远的辉煌。
一个绝食的学生，用苍枯的手摇了摇我，又摇了摇，说：请把刚才播的再播一遍吧。“为什么？”我问他。他说，“就是想再听一遍。”于是又重播一遍。另一个绝食的学生又跑来说，“请再播一遍吧。”我扬起手中一大摞稿件对他解释，我不能总播开播词而不开播呀。他却说，“就一遍，我们想录下来。”那天的开播词一连播了三次。
次日凌晨，广播站播报了一条突如其来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新闻。人们兴奋地将这条新闻当作喜讯来收听，全然不知这喜讯本身便是广场厄运的征兆。人们更不了解的是，厄运早在这条新闻产生之前，已无可挽回。
那天开播的头条重要新闻是：赵紫阳、李鹏到广场大客车上看望绝食的学生了。赵紫阳流泪了。而李鹏一边问话，一边不等学生答话就径自走下了车。人们议论纷纷，广场神经在极度焦虑中，再度兴奋起来。
十九日下午，日头留下满广场的干燥和高温，独自个偏西而去。一位纠察队学生领着一位高个子公民气喘吁吁找到广播站。
“这谁负责？”纠察队学生问。
有人习惯性地指指我。
我不负责。但左右看看，也只有我了。
“什么事？”我问。
“请您出来一下。”
我出去，和纠察及公民一道站在燥热之中，躲避开广播棚里的其他人。
纠察对我说：“这人没有通行证。但非要求进来，说有紧急事。我就领着他来了。”
我转头看公民，那汗涔涔的面孔写满了严峻和焦虑。“我要找高自联的头。我有重要情况和他们谈，现在。”
“他们正开会。我能替你转达吗？”
“事情十分重要，我必须亲自见他们。请你……”，公民撇了一眼纠察，“请你相信我。”公民眉头紧锁，用眼睛将我抓牢。
这就是说，这位没有身份证明的陌生人，闯进来要亲自面见学生头。打断学生领袖们的会议尚在其次，要是“秋后算账，一网打尽”，用这办法先来侦察一下倒也方便。
“我根据什么相信你呢，”我问。
“我，如果说了我的身份，请替我保密。”公民说完，再看一眼纠察。
纠察郑重地对我说：“我可把这人交给你了”。说完，见我点头，先走了。
公民立即告诉了我他的真实身份，出示了证明他身份的东西，接着说：“你领我去，就在一边等着我，如果我的话不对，学生领袖不相信，我由你怎么处置。”公民的脚在地上不停地动，似乎一秒钟也安静不下来。我更相信这人脸上写出的东西。那焦灼，那忍耐，非到严重地步，写不出来。
立即领公民去了。
弯下腰，指了指公共汽车那一边车轮旁蹲着的一圈脚，我说：“你去吧。”
我没等他回来。广播站离不开人。而且，连日来，人人都说自己带来的消息重要。
十分钟以后，高自联学生领袖及其他一些开会的人回来了。气氛顿时有些异样。
郑义从稿件堆里找出我来，说，我们要立刻离开，政府已经调集军队了，今晚要实行北京全城戒严。赵紫阳已经下台了。一会要宣布停止绝食，并召开新闻发布会。我问他，为什么我们要在这种时候离去？他说，我们留下来不仅会使事情复杂化，给政府抓住把柄，也会给学生带来心理负担。我们撤，于我们方便，于他们也方便。我问：学生会服从命令，停止绝食吗？他说，只有抢在戒严前停止绝食，才有可能避免今晚的戒严变成现实。只有停止绝食，政府戒严才没有藉口。只有避免戒严，学运才能向前发展。事关民主运动全局，相信学生们会以全局为重。
我们匆匆来到广场东北角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
这里几天以来一直是“知识分子联络站”。那条横幅像粘合剂一样，聚拢起首都新闻界、文学界、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们。无论白昼黑夜，熟识或陌生的人们，以此地为中心，散兵游勇般来去。白天赤日炎炎，带水来；夜晚凉风习习，带大衣来。夜深了，大衣连铺成片，东倒西歪打个盹。挺不住了，回家蒙头睡一大觉又转来。戒严以前，人们在这里陪学生熬，观察事态发展，分析时局变化；戒严以后，人们仍在这里陪着学生，等待大兵进城。
李陀们正在那里。听说即将戒严的消息，当即决定撤下那条横幅。
不知哪位买了西瓜、汽水、盒饭。大家边吃边喝。
我没心情，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躲开人群，径自推开文化宫虚掩的大门，在大树下坐了一会儿，不觉落下泪来：先是要民主；退而求其次，要廉政；再退而求其次，要仁政。仁政也还是过于理想化了。不是这样的吗？最初要求为胡耀邦平反，为八七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要求开放报禁、新闻自由，要求中央与学生平等对话；老人帮不肯退让，学生们便淡化了自己的民主要求，要求加强廉政建设，清除腐败现象，要求给这次的学运平反，要求承认它是爱国民主运动而不是什么“动乱”；到了现在，要继续退，要立即停止绝食，以求不戒严，保住天安门这块和平静坐的场地。当时尚不知，还要退，退到无路可走：民运人士正式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是——当然早已来不及写在横幅上了——不要开抢打学生，让他们安全地撤离广场。
实际上，民主诉求一直在政府的高压下步步退却。即便如此，还是血溅长安道。只是为了我们站立起来，争取我们作人的权力，许多人倒在了枪口下。
擦干了泪，像模像样地从文化官出来，看见人们从容地谈和吃，突然反省到自己是否由于三、四天没合眼，而变得神经脆弱，容易激动了？周围的一切都朦朦胧胧，正经历的现实恍恍惚惚，近在咫尺却触不可及，一个遥远而又清晰的梦。有人让我吃西瓜。瓜很热，很热很热。我突然忍不住大声说：“我觉得我们都被欺骗了！”
人们骤然沉默。继而有谁狠砸了一下桌子，又有人愤怒地骂了一句。心想，是了，不是我错乱了，都有同感，确是被出卖被欺骗了！前日李鹏不是还说学生们“善良的愿望、良好的想像、爱国的热情……”吗？昨天他不是还探望绝食学生，问“你多大了”吗？转过脸去，便调集军队，重兵压城了！
莫非还要再出现一个“三�6�1一八惨案”吗？莫非还要制造一个“血写的事实、墨写的谎言”吗？我问郑义。他说：他们不敢。停一停，他望着人山人海的广场，又说：他们怎么敢？
我想也是。
回住所，换了住所，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将数日的困倦与疲劳一古脑儿睡了去。次日起身便出门。门没出，先听见门厅的电视里播放国务院戒严令和北京市政府通告。——学生们停止绝食并对新闻界发布此消息的紧急措施根本未奏效！
然而招待所附近立交桥上聚集的人群，比平日更加兴奋地大声传播着各自的见闻：军队没进来，在通往北京的各主要路口让咱老百姓给堵住了！往市中心去，人海汪洋，广场依旧，到处不见戎装军人。——当局调兵遗将，颁布戒严的措施也未奏效。
军队和百姓，武装开进受阻的那一方的反应无从知晓，赤手空拳这一方则议论纷纷，炸了锅似地。形成了一种僵持、对峙的局面。
大清早，全城到处传说一个消息：军人荷枪实弹，全副武装！架着机关枪！还有坦克！东直门方向（？）开来了一辆从未见过的怪物：军绿色，全封闭，形状有点像火车运输油料的闷罐，但显然不是。
“是什么？”
“不知道。”
“像什么？”
“就是这玩艺儿。”说的人从兜里掏出一张刚冲洗出来的照片。果然是绿色的长圆型的一个庞然大物。
“是不是毒气装置？”
“难说！”
“呀！他们真敢干那！打日本时候也没这么着哇！”
“哼！共产党就没当真打过日本！您以为！”
“打咱老百姓倒是不用怕，咱们手里又没家伙儿，一打一个准儿。”
“您当他们真敢打呀？左不过催泪瓦斯橡皮弹，吓唬吓唬呗！”
“吓唬？吓唬用得了那么多兵？大卡车一辆接一辆，排得看不见尾？”
“妈的！他们敢来，咱也玩儿了！”
“您拿什么玩儿？拿命？！”
“胆小的回家睡觉去！咱不能眼瞅着学生受欺侮。丫挺的良心让狗吃了！武警公安还不够！还调正规军！”
我和郑义回到广播站。
安全起见，绝食的学生们再次转移到大客车上。绝食团指挥部也转移到一辆中型客车上。
李陀一把没拦住，郑义上了中型客车。军队随时可能进城，他一上去，我不放心，也跟了上去。把他劝下来了。不一会儿他却将我从广播站叫走，说是指挥车要上长安街号召群众堵军车、保卫天安门广场，要我去广播。我们俩和外高联一名女学生、一名管播音器材的男学生一起，成了这辆中型客车上的主角。
纠察队员一次次上车撵人。一直撵到除司保安的纠察队员和司机及我们，再无“多余”者。上街宣传群众，是郑义的主意，学生领袖李禄便将这车暂交郑义指挥。
这叫“赤膊上阵”。当街上成千上万的人们簇拥着这辆挂有“绝食团指挥部广播车”标志的中型轿车，在大街上缓慢行进时，谁也不会想到，在窗上遮了布帘的车上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作家在指挥。他不仅决定行车路线，而且以飞快的速度撰写广播稿，言辞简短，极富号召力。这是郑义不同于其他知识分子的地方，他简直没有什么书生气，组织和操作能力却极强。“赤膊上阵”，宣传民众以保卫天安门广场和学生性命安危，这在大军压城的危机时刻，对于他来说，并不需要多大的思想调整和心理准备，是自然而然的事。他原本就不仅是书房的“产物”。
车从天安门前上路，沿西长安街向西到西单，再向南到宣武门，再向东经前门到前门东大街，经崇文门、东单绕回广场。一出广场，便引来了大批骑自行车尾随而行的人。广播稿每念一句，便会引起热烈的反响；每结束一遍，便会响起爆竹般的掌声；打开车窗探头张望，便会听见下边群众的回答：“放心吧，同学！有我们呢！”“我们这就去——。”
“决不让他们欺侮你们。”伸出手去，就会被许多手握住；张开嘴提要求——我说：“谁有钢笔？车上没有写字笔了。”立即有几支手举着笔从不同的窗口递上来。“有了，谢谢您！”“拿去吧，备用！”有人敲车门。开了门，端上来的是一大纸箱饮料，“天儿热，你们渴，放着喝。”
我从来没见陌生人之间如此情同手足，心心相映，如此相互信任、支持、关爱。这里不是自家门庭、亲朋相聚；不是教会庙堂、教友相从；不是慈善机构、孤老相依，这里是大街，所遇是路人。我总是禁不住热泪盈眶。
广播车不能停。一停，便人山人海聚上来。广播也不能停。一停，下边就喊：“同学，再念一遍。”一遍、一遍、又一遍。“李鹏必败！”掌声如雷。“人民必胜！”呼声震天。车到前门东大街北京市公安局门口，郑义说：“停在这儿，播！”播的是郑义草就的《告全市人民书》：
“……违反宪法，私令戒严，数十万军队包围北京，使用现代化武器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这是一场反党、反改革、反人民的反革命军事政变。……在这个危机时刻，一切工人、农民、市民、知识分子必须团结起来，保卫民主运动的成果，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人民首都北京……。”
公安局的大楼，静静戳在广播车和周围的几千张面孔前。后来我受审时听说，这些日子里，北京公安局政保处的人们整天整夜不回家，驻守办公室，天天吃方便面，从楼上的窗户里往下看。想必他们一定记得戒严的那一天，有这么一个广播车示威似地停在他们大门口，不仅宣传群众，也宣传他们吧？他们肯定不知道，就在这辆车里，有一个后来令他们动用中央、地方侦察警力，追捕三年之久而未能如愿的通缉犯；也肯定没想到，车上那个嗓音低沉的女播音员将被他们以另一项罪行收容九个月，却自始至终未暴露这段播音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经历。
车上那个管器材的男同学煞是忙。他要忙着给我和另一个女播音递饮料，又要忙着鼓捣不听使唤的录音机，同时，为了不让郑义这个“长着胡子的人”暴露，还要把总往下掉的窗帘往上挂。我的嗓音由于几天几夜的连续播言已经哑得失真了。我很吃力，他便越发地急。一急，就出一头汗。将那录音机折腾了几遍也没折腾好，好不容易弄好了，可以录下来，以放磁带代播音了，车已开回广场了。他抬头向窗外广场望望，眨眨眼，便遗憾万分地又将那忍不住的汗，再出一头。
“明天还可以用呢，”我哑着嗓子，用很亲切的女低音安慰他。
他便擦了汗，低头抱赧地笑笑，又出一头。
颁布戒严令之初，每天黄昏都传说同一个消息：今晚大兵要进来了。
他们是钢铁，我们是血肉，要进，什么时候都能进来。
不过最可能的时间是夜间，后半夜。据说（见“补记”一），当年“四�6�1五”事件时，官方清场，就是在后半夜。那时候，广场华灯突然熄灭，一片黑暗中，人们慌乱起来，借着慌乱，高音喇叭突然宣布要清场，限时让人们自动离开。接下来就上了武警、公安。
北京人有经验，所以，白天，偌大广场找不到小憩之地，入夜更拥挤。不少人专捡天黑了之后，甚至前半夜过去之后来。人们想以血肉之躯抵挡钢铁、子弹。
历史博物馆前的台阶上，整整齐齐坐了百家饭、百家衣、百家巷的老百姓。一直坐到深夜，坐到黎明。他们每人发了毛巾、口罩。这是他们唯一的防御工具。此外，他们在一位指挥者的指挥下高唱《国际歌》、《国歌》、《团结就是力量》。这是表达他们意志的心声。有年轻的学生告诉大家，一旦博物馆里出来军队，应该如何对付。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这里的群众是准备好堵博物馆中埋伏的军人的。他们是自愿前来保卫广场和学生的义务人员。
地铁出口处黑压压坐成一大片的，则是组织起来的学生。人们担心在地面被堵截的军人，会从地下突然涌出来。戒严令颁布之后，地铁已经停运，出入口的铁门已经上了锁。郑义想出一个主意：将锁眼用火柴棍堵死，这样里面的军人上来之前，在开锁时会费更多的时间。他翻过人群，先去观察锁，却发现锁眼早已被堵住了。
人们是那样警觉，以至于任何一个人发出任何一句悄声的警告，都会导致呼啦啦站起一大片，最后全部站起，面朝地下通道，人墙般砌在地铁门口、窗口。我、郑义、老木，我们仨人那一夜在广场巡游时，走到地铁口，就发生了这样令人紧张万分的一幕。被惊动而站立起来的学生们，严阵以待、屏息静气，等了许久，黑洞洞的通道里听不出任何动静。末了，我听见两个同学悄声对话：
“怎么回事你？你看见啦？”
“谁？我？”
“你刚才不是突然说：来了！”
“我？嗯呀！怪不得都站起来了。是因为我吗？可能是我，我刚才梦见地铁停啦！里面全是绿的，嘿嘿！对不起！”
戒严令颁布近百小时了，仍是一纸空文。军车在所有通往北京市的路口都被堵住了。有的一天天、一米米地往前蹭，有的原地不动。有的则后退十几米、几十米、几百米。有的干脆调头开走了。
人们却在市区的大街小巷有了新发现：一些便装军人，正散队向天安门广场进发。这些人比起职业或业余特务，有着更为呆板的表情。
天安门广场东侧树下就有过那么一个。他千辛万苦地到位了，也许正等他的战友们。人们曾经围住他，告诉他所谓“反革命动乱”的真相。最后的结果，不是人们使他了解了真相，而是他使人们哭笑不得——
“咳！那大兵蹲在树下，一圈人围着他想让他醒过梦儿来，他楞是听不懂普通话！您说，他干嘛来啦？”
“干嘛？不懂才来的！懂了，全明白了，没准不来了呢，指挥不灵了呢。”
“还（有）好些呢！路都不认识。傻乎乎地还问呐：天安门在哪里？您说说！”
“胡同里也有！不敢走大路，走小路，串胡同，拐来拐去，自己也绕糊涂了。就问，这是哪里？离广场多远？穿着军裤，口音不对，一眼就让我给认出来了。我说，你问这干嘛？他就支支唔唔。我就领丫上家喝茶，休息。给他讲这是怎么怎么个事儿！让他回去。他说，我明白了。可是我还得上指定地点集合，不然返回去怎么交待？他说，你放心，我不开枪，实在不行，我往天上放。也好，让他们进城见识见识，受受教育，明白点儿事理儿，别傻冒儿似地指哪儿打哪儿。这是北京，不是越南，怎么着？在老山打着打着，枪口一转，打回自己个儿家来啦？”
“操！新兵蛋子！老子们在越南战场上的时候还不打越南女兵呢！这回他们倒想得开了，连快饿死的学生都要打！”
“当兵的嘛，他服从命令不是？”
“丫挺的！让他打他妈他也打？也服从？”
“咳！说那个。大字不识几个，又不让看报纸，也不让听广播，什么都不让你知道，他以为他妈变成人家妈了呢！再给你来个战前动员，说你是保卫首都！保卫安定团结大好形势！说他妈的祖国需要你！首都人民盼望你！党考验你！立功受奖的时刻到啦！你说你不打？是你你也打了！”
什么新鲜事都有。一位作家朋友（见“补记”二）当过伞兵，他告诉我，他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个穿伞兵服的可疑人。一问，此人果然是趁夜色被空投下来的。任务是侦察了解广场情况。这人最后被说服了，来到学生中，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和来的方法与目的。
除了不择手段地往城里混人，也不择手段地往城里运武器。人们一度在开往广场方向的车辆中，发现了装在麻袋里的枪支、弹药。这些车，有些是大轿车，有些是带蓬卡车，有些，据司机谎称，是往城里送蔬菜的。
天天喊“狼来了”，狼却迟迟没有来。在等狼的那些日子里，我在绝食团广播站的工作被一项更重要的工作所替代，这便是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印制反革命宣传品”——参与编辑一份由首都新闻界、文化界、知识界联合主办的小报：《新闻快讯》。这份报纸的背景极其简单：当一些官方报纸对学潮略微正面的报道，因赵紫阳的下台而被终止时，人们感到确实需要这样一份报纸，以便将学运的情况、时局的发展、知识分子的心声真实地报道出来。这份报纸实际上是官方压制“新闻自由”的产物，是“新闻要讲真话”这一原则的实践。官方不敢讲真话，我们自己讲。所以，当包遵信先生在一个公开场合建议办一份这样的报纸时，立即得到了所有在场者一致的拥护。报纸第二天就出了第一期。以后每天一期，我们设立了“简讯”、“报导”、“海外动态”、“外电摘登”、“新闻综述”、“时事评论”、“时局分析”等拦目。
我非常庆幸在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中，找到了一个适合于自己的小角落。因此，当郑义希望我陪他去广场转一转时、当赵瑜说“你干这干哈？没意思”时，我始终全力以赴地在这里坚守着，并不断地克服大游行，堵军车等等诱惑。
郑义的身体越来越差。肝炎出院不久，恢复期间，带来的药已吃光了、钱也花没了，无论哪个招待所都即将住不成了，再拖下去，恐怕连回太原的车费也不足了。另一方面，广场连日旗多人少，旷日持久的静坐消耗了大部分人的体力，总也没来的“狼”使诸多人的斗志消耗在日复一日的紧张中。我断定，老人帮要使这场史无前例的民主潮不了了之。其方法，黔驴技穷之后就是“拖”：就是不理你们，看你能怎么着？
另一个情况令我忧心忡忡：不只一个朋友打电话来或亲自劝说郑义及早隐避，“黑名单上有你！别傻了！”
拖垮了民运再秋后算账？
我劝郑义先回家。他不。除非我同他一道走。
我走得很突然。走时，是五月二十六日。（见“补记”三）
几天以后，屠城的消息从北京传来。每位在电话中述说血腥实况的朋友都泣不成声。老鬼马波则为我们描述了他亲历的屠城惨况：坦克从人身上碾过去，四个人，成了四张皮。……急红眼的老百姓堵住一辆大轿车，用钢筋棍捅进车里，去戳藏在车窗下的军人。一位拼命摆脱老鬼阻拦的青年人，朝老鬼哭喊怒吼：别拦我！为什么光拦我？！我的朋友就是他们杀死的！刚刚！刚刚死在我怀里呀！“……喂，听见了没？现在枪声还在响，你听……”老鬼惊魂未定，泣不成声。
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上午十时许。
红色恐怖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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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告别阳光》电子版“补记”：
一，说此话的人是作家张承志。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的知识人据点，他对周围人回忆说：当年闹“四�6�1五”事件时，天安门清场，就是在后半夜。“那时候，”他说：“广场华灯突然全部熄灭，一片黑暗，人们就会慌乱起来。高音喇叭这时候就会发挥作用了：突然宣布清场，限定时间让人们自动离开。接下来就上了武警、公安。……他们历来如此，这次不能例外。”
二，这位作家是徐星。他和所有的参与着一样，被大学生的追求民主的热情和行为所感动，陪着他们在广场度过了不少不眠之夜。有一次，当环绕广场的学生游行队伍走过时，他感动不已，兀自跳上路边的隔离墩，振臂高呼“大学生万岁！”
三，在人民文学地下室招待所的房间里，我认认真真跟他谈判：我得留下来，前提是他离开。我不能离开，最初的热情一过，新闻快讯编辑部跟广场情况相似：旗多人少。人员全是自愿，始终坚持做编辑的寥寥一二。何况报纸诞生两天，老木被天安门广场誓师大会吸了去，编辑大多数也被外面的形势所吸引，根本坐不住。人手奇缺，稿件根本编不过来。“五�6�1一六”知识界大游行的总指挥赵瑜和幕后策划郑义，不时返回社科院新闻快讯编辑部，因为知识界的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只要不开会，赵瑜总试图拽我上街，他实在不明白这种千载难逢的时刻，一个人怎么可以继续坐在室内跟纸面上的文字打交道！其实不过因为我的到场是新闻快讯存在下去的最后一个可能：如果我也不来，这东西就只有领衔人，没人具体照顾者了。
有一日我去晚了，社科院大楼电梯里遇见老包，他有些沉郁的面容立时露出欣喜：“咳，北明，我以为你也不来了。”我说，“说了来，就会来的呀！”他只点点头，没说话。沉默片刻才又开口：“跟你合作很愉快”。空旷大楼里听他言语看他表情，我心里直打鼓，暗自庆幸自己那天早晨又一次克服了上街的冲动。我告诉郑以，我一走，新闻快讯肯定名存实亡。（后来事实证明果然如此，我离开的当天，新闻快讯就停刊了。）除了编辑责任，我还负有嘱托。作为公安部的内控对象，包遵信先生比任何人都最早进入当局黑名单：学潮之初，他就发现受到跟踪盯梢，学潮后期，他已经有家不能回。背这一个挎包，居无定所，四处为“家”。
办报纸那些日子，有一天，他私下将随身携带的一些重要资料、文献交于我携带、保管，同时给了我几个驻京香港记者的住址和电话，嘱我有事与他们联系。我知道这分信任的分量，这种时候甩手走掉，形同背叛。包遵信作为“走向未来丛书”第一任主编，为中国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学术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再度接轨，立下汉马功劳，在中国青年知识界，享有崇高威望，而他不遗余力推举青年后进学者，在北京乃至全国青年知识界有口皆碑。我是亲受恩泽者之一：他曾为我的学术处女作《史前意识的回声》作序，并推荐出版，因故未能如愿，我自觉欠他人情。无论与理与情，与公与私，我没有离开新闻快讯的道理。郑义听我一席话，沉吟良久不言语。半晌说出一句话：“你不走，我怎么能走？我黔驴技穷，无论如何无法说服端坐对面一声不吭的这个人。
我的道理他全都同意，我的决定他坚决支持，只是他要坚决奉陪。但是他不走，麻烦比较大：且不说药已经用尽，满北京关门，也没出去买，眼看面临体力衰竭，根据各方面汇聚的消息，若是突然实行大逮捕，“长胡子的人”们中，首当其冲者很可能就是他。——在公益和私情之间不大好选择，在良心和丈夫之间更不好选择。我一生从未面临过如此两难的选择。不能使他先行离开，我别无选择地选择了后者，而且选择了最痛苦的方式：不辞而别。无论若无其事或是煞有介事，我无法想象跟包先生当面告别，并把他嘱托保管的东西还给他。他一定会理解郑以的坚持和我的选择，但是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会为感到失望，而我没有勇气面对他的失望。我把他托我保管的资料清点包装好，郑重交给赵瑜，再三叮嘱，在我走后务必全部、及时面交包先生。
(第三章“初入牢门”待续)
作者惠寄 转载请注明出处
Monday, June 18,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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