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五七学社〕武宜三
我在见到誉虎先生之前，就已经“认识”他的尊翁王药雨、两个哥哥王唯和王古白，以及差一点成了他泰山大人的杜镇远。因为收集和研究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史料的关系，这四个跌入毛泽东“阳谋”陷阱的右派分子，早在我正编写的《一九五七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中了。所以，我和誉虎先生也就“一见如故”。
誉虎先生的回忆录《一个企业主的六.四情结》要在五七学社出版公司出版，我当然很乐意。由于誉虎先生介入一九八九年天安门爱国民主运动，被清算，名字上过《北京日报》和几张国家级大报；在军事博物馆搞的《平暴展览》中，他借给学生用的轿车、打印机、复印机、无线电话和电脑，都写着“四通公司王誉虎”，而且还上了电视，所以他也是“名闻天下”的名人了。为“名人”出书，还有不愿意的吗？
这样的“名人” ——因为被清算、被迫害、被批判、被坐牢，甚至被镇压、被杀害而“名闻天下”的，只有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统治下，才能被制造的出来；也算是新中国的特产吧。
本来，王誉虎完全有潜质、有条件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名人。例如：
他可以继承他父亲的衣钵，成为他父亲那样的一代名医。
他从小就热爱俄苏文学，熟读《战争与和平》、《苦难的历程》和《静静的顿河》等巨著，可以成为名作家、名教授。
他对哲学有深入的研究，敢于把批判矛头对着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指出两“论”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如果在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国度，他有可能成为哲学家或者思想家。
王誉虎有做买卖的天赋，下海经商可谓得心应手，很快由“万元户”、“十万元户”进入“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行列；结果却因为天安门枪声，打破了改革的希望，使他的事业受到重大打击。
其实，即使在最艰苦的北大荒从事农业劳动，王誉虎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他身强力壮、聪明过人，又怀抱远大理想，吃得苦、耐的劳，不怕累、不怕严寒，所以表现优异，很快被评为“五好职工”。可是，在新中国这样一个专制的法西斯国家里，是容不下有理想、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的，“五好职工”很快成了反革命，恋爱、结婚的权利都被剥夺，“妻被离，子被散”，终于被迫走上反抗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从井冈山到中南海，从始皇帝以降，几十年的伟大宏图，就是打倒过去，消灭文化、残害青年，断送未来。王誉虎一家的苦难遭遇、悲欢离合，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
共产党和毛泽东仇视知识、消灭文化、消灭知识分子的愚民政策，摧毁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王誉虎作为黑五类（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地富，简称“地富反坏右”）子弟，首先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连续两年参加高考，都名落孙山。
“统治无知百姓易，领导知识分子难。”(马沛文：《鱼雁集》)
中共和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关闭了全中国所有的大中小学校，最后让青年学生通通上山下乡，就是为了造就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没有自由也没有温饱，但却非常温顺的亿万农奴。王誉虎也和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一样，被长期地、“自动”地在农村从事最简单、最原始的农业劳动；所以，他还是“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的受害者。
历代开国帝王例如朱元璋，都是在登上金銮殿、屁股坐稳了后，才开始殊杀知识分子。然而，把中国帝王术和外国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相结合，把独裁专制制度发扬到了光辉顶点的毛泽东，自落草为寇伊始，就在自己的阵营中大开杀戒。从江西苏区的杀“AB团”开始，到延安整风，再到篡政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无一不是以铲除文化、铲除知识、铲除民主和科学，对知识分子实行阶级绝灭为目的：把中国共产党变成“无声的”黑社会团伙，把中国变成“无声的”大监狱。
秉承毛遗志的中共当局，至今仍不肯增加教育经费，仍在继续制造大量的文盲，仍在实行文化专制和思想禁锢，拘押不肯同他们“保持高度一致”的意见人士。继续关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继续迫害《零八宪章》的联署人，把有毒奶粉受害者关进监狱，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共一小撮权贵集团，在反文化、反文明、反人性方面，和他们的前辈并无两样。
暴力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批判胡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肃清反革命等一系列运动以后，接着就是更可耻、更阴险、更毒辣、更大规模的焚书坑儒－－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
这次运动预设陷阱，诱人犯“罪”：先是作虚怀若谷状，征求你的意见，还信誓旦旦作“知无不言、言者无罪”许诺；甚至以“不给共产党提意见，就是不热爱共产党，就是和（共产）党离心离德”相要挟，一直逼到你说话为止。可是，你一开口，就是蓄意“向（共产）党进攻”了，于是立即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王家三父子就这样同时被推入陷阱，知识大户被变成右派大户，书香门第被变成罪恶之家。
这样的右派大户，著名的就有：
长沙市杨家，当过毛泽东老师的杨树达，他的六个儿子中有三个（杨德骧、杨德豫、杨德嘉）被打成右派分子，一个（杨德洪）“特嫌”（特务嫌疑）；两个女婿（袁久坚、周铁铮）是右派兼反革命分子。如果把旁系算在内（如侄儿杨伯峻，外甥女彭慧、外甥女婿穆木天等等都被划为右派分子），則家中的“阶级敌人”就数不清了。
兰州市的水家，教育家水梓和三个子女（水天同、水天长、水天中）同时被划為右派分子。三弟水枬，当过兰州市社会财产管理委员会主任，1957年留下“士可杀不可辱”的遗言离家出走，生死不明。三女水天光，中学教师，因是右派分子女儿和妹妹，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重庆市康家，一家三代包括康心如和亲属共有六人（侄康国干、康国隽、康国杰，孫康宏道，侄女婿甘培根）被打成右派分子。康心如从抗战起就同情、资助过共产党，是周恩来的“老朋友”。
重庆市鲜家，鲜英和一子（鲜继坚）一女（鲜继平）一起被打成右派分子。鲜英在抗战时就献出私宅“特园”作为中共进行统战和民盟活动的重要场所，因此特园被董必武誉为“民主之家”。
陝西師範學院中文系古代史講師王尊一，于再三动员下，勉为其难的在《陝西日報》發表《向毛主席的呼吁》，即被划為右派分子。他的两个儿子王怀祖、王忆祖（常流），妻弟常树清等，都被打成右派分子。
还有江南望族黄家，黄炎培有三个儿子（黄万里、黄大能、黄必信），两个女儿（黄路即张全平、黄素回），一个女婿陈锵(黄素回之夫)，一个外孙（王实方）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黄炎培本人则是毛泽东心目中不戴帽的右派分子——一门八右派，是目前已经知道的最高纪录。一九四五年七月，黄炎培和傅斯年、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受邀参观延安，掉进毛泽东的“民主”圈套，甘心情愿做中共的“尾巴”，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改变了他和他一家人的命运。
其他不知名的还有许多。例如：
湖南省衡阳市第二中学老师何伦，与三弟何侯、满弟何仰一起打成“三合堂”堂主、右派分子。
呜呼！仰望曾经漫天星光的夜空，名医王药雨、铁路专家杜镇远、文史大家杨树达、教育家水梓、银行家康心如、水利专家黄万里……随着红太阳的煎炙烧烤，早已惨然逝去。如今划过夜空的只有叫人眼花缭乱的扫帚星：政治骗子、窃国大盗、经济诈骗犯、学术小偷、江湖郎中。
王誉虎的《一个企业主的六.四情结》，实在就是一本“变天账”。它记下了毛泽东和他的继承者怎样打倒过去，消灭文化、以民为敌，断送未来的伟大功业；它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土地辽阔、山河美丽、物产丰富、有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竟然会变成一个缺德大国、骗子大国、冤案大国、贪污大国、用八亿条裤子换一架飞机的科学技术穷国、领海领土被人随意掠夺船员侨民被人随便侮辱杀害的窝囊国、把农民工血汗钱送给美国人花的冤大头国。
我们会努力大量出版这一类“变天账”，让子子孙孙记住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一党专政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
2010年圣诞之夜，写于金鳌岛避秦山庄
（首发《纵览中国》）
（2011/03/2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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