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六四屠杀目击者的回忆：血路（1989）
易大旗
北京没有春天。
干冷干冷的冬季，干热干热的夏季，再搭配一个天高云淡、寥廓无比的季节─令人怀恋的秋天。
应是春天的日子了。这座城市阴沈著，依然冷峭。塞外的风越过长城，挟著黄土的粉末，把天空染成像这个民族一样的肤色。没有春雨，间或有些晦暗的云，像一床旧棉絮捂著国都，空气被榨干了，欲哭无泪。
这个季节很多事。近几十年左右历史走向的大事件通常都选择这个时分。
北京的心脏博大而宏伟。凝固著帝王气象的古建筑沿南北中轴线一字排开，嵯峨肃穆的宫殿并不因逾代隔世而稍减威严，檐脊的瑞兽昂扬著中华上国之古风，教人讶嗟往昔之盛朝气象和举世无匹的国力。而东西两侧却是共和景象，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巍然相对，象征著一个时代。
这种皇朝与共和的奇异混合，在居东西南北之中的毛主席纪念堂有最强烈而集中的体现，一如躺往里面那位冰冻的长眠者，人们迄今无从概括其真实形像。是旧世界的埋葬者？是开国皇帝？是农民知识分子？是暴君？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一代宗主？是孤独的、不为同代者所理解的空想家？抑或是一个不惜将整个民族的命运作社会实验的理想迷狂？
只有一点很清楚，他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他是巨人，他周围的支持者及反对者都是侏儒。
他死了。这个时代并不因此结束。他化为石像和图腾，祭坛之下，一切的梦想与痛苦，迷惑与挣扎都在漫长地延续。
这群风格矛盾的庞大建筑物围拢著一个空间，这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天安门广场。这座舞台只有上演震撼全世界的历史事件才配得起它的壮阔恢宏。事实上，已经不只一次地演出过了。这些划时代的大事件足以改变人类的思维定式和国际的政治型态，却偏偏未能改变中国人的命运，哪怕一分一毫。
这是一个谜。曾有无数人充当过大时代的见证，仍是百思不得其解。
天安门广场西南，有一排高层公寓，其中有一间临街的房子，可以远眺广场。那是我的家。 现在我已失去了这个家。
我和千百万试图缔造历史的同胞一样，身历了惊天动地的五十日，终于遭到最惨痛的失败。 89民运改变了世界，传递火种的前驱却倒在血泊之中。
这是中国人最辉煌的记录，亦系最耻辱的一页。
一
6月3日凌晨。
北京人在床上，学生在帐篷里。营地的旗帜呼拉拉卷著广场上的风。
戒严以来持续的 愤、焦虑、警觉已徐徐松弛成酣梦。人民的血肉长城令几十万大军始终无法开入首都，连日来盘旋于广场上空的军用直升飞机遁去无踪。报载：围城部队已后撤10-20公里，并安营扎寨，一时再无异动。
北京人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感。和平正义与枪杆子对峙的气壮山河的史诗场面，令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中国的民气从来没这样昂扬过。
假如执政者收敛其雷霆天威，承认这次全民运动的爱国民主性质，并与之共商改革大业，这磅 大潮所转化的能量，将使中国进入一个最朝气蓬勃的新纪元。
确实有这样一个孤独的声音在广场回荡过，然那张眼泪纵横的脸上刻著的却是“绝望”二字。没有人真正悟透，一帮八十多岁的老人尚且不能容忍一个七十岁的同僚不和谐的声音，又怎能容忍广场上数十万条年轻的喉咙发出的激昂呐喊？
然而，青春的血潮和青春的思维咸认为，人海旗林的隆隆声威足以压倒一切远虑近。
进入6月，大气中不祥的气息确实在减褪。戒严部队指挥部的全部威慑力只剩下水准类乎军营墙报一般低劣的宣传战。甚至最权威的《人民日报》也一直顽强地发表隐晦地支持学生的文章，并和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结成神圣同盟，和死硬派的《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北京电视台阵对垒，大唱反调。
局势是如此混沌，京城上空尽管战云积聚，广场上十数万年轻的革命圣徒，衷心祈盼著圣灵般的奇迹──几千年的专制阴魂会被一张“非暴力”的符咒镇住，颤巍巍地匍匐在洁白的民主女神像脚下。
二
凌晨2时半。
一个惊惶的声音穿街而过──“市民快出来！大兵进城啦！”
我隔窗眺望时，那声音已远去。惨黄的碘钨灯映照著空荡荡的前门大街，绝无军队踪影。要进入广场，这里是西南方向唯一的信道。
自5月下旬，广场频频“告急”，市民闻风而动，巳经有了“狼来了”的心理疲态。我伫立好久，广场上并未传出异常声浪，学生广播站也无示警。
我钻回被窝，毕竟睡不著了。 凌晨3时许，电话铃响，友人从南池子附近打来：“鬼子进村啦！”
我骑车至东长安街。一幕“全民截兵”的壮剧已近尾声。宽阔的路面布满市民伧促设置的路障，臂挽臂的血肉人墙更是重重叠叠。
此处距广场仅一箭之遥，夜半突袭的军队竟无法逾越这最后的两百米。望去几千军人已被群众分割包围，沮丧地退到人行道树下，在浓黑的阴影里沉重地喘息。谁也未见过堂堂人民解放军是这般扮相的，这些军兵们都没穿军装，白衬衫、花格子衫、圆领衫，五花八门，显见得是一次精心伪装的偷袭。他们看去都是徒手。只拎一包压缩饼干之类的物品。其后才知并非如此简单。士兵们一概缠两条军皮带，拉扯撕缠的混乱之中，地面遗落磨尖的铁条、匕首、钢筋、尼龙绳索、甚至还有菜刀等物证。我眼见有市民拾起送还军人，有的接收有的则拒绝。随后，队形凌乱的军人开始后撇。
那些非军事装备，于我迄今是个谜。人民解放军要用这类江湖帮会般的器械去收拾学生？抑或突进广场后丢弃于地以栽赃人民？
无论如何，戒严部队一改青天白日下列队进城的方式，而对和平的学生市民采取夜半伪装的偷袭，这是要写进军事史的。 更何况，它竟然失败了。
“军队行动时间、方式、著装均属军务，任何人不得干预。” ──戒严部队指挥部紧急通告 请注意，这不是事前警告，而是事败后羞恼交加的通告。
当其时，我曾有过闪念：凭这六、七千便装军人，就算使出那些黑帮式的器械，能否剿平和肃清天安门广场为数众多的学生，实属疑问。更不用说，黑夜便装行动更易令场面混乱和失去控制。
事件的真像很快昭然。
三
东路已稳，我骑车向西，不多远就到了六部口。眼前展现的是官方丢尽颜面的一幕。此刻发生的事情，是官方指为“反革命暴乱”见报率最高的“证据”，恰巧，事件的过程我尽收眼底。
一辆挂著民用牌照的廿四座旅游中巴，刚驶过北京音乐厅就被学生截停。车内约有十条汉子，平民化装束掩盖不住军人的精悍之气。学生请他们说明身分和出示证件就放行。
军人先是支吾而后沉默。市民旋即包围此车。
一支外国电视采访组闻风而至，摄像灯光之下，学生从窗口钻进车内，其发现令人震栗。车内堆满的麻包和纸箱装的是奇型怪状的凶器──一端尖利一端带弯钩的铁笔、短匕、套著软塑料管的薄钢片圈。有识者说：此圈套在人脖子上─拧，廿秒钟内就要窒息。
学生在车顶展示这些物证，激起群众一阵阵怒吼。车内军人神情紧张，似有更重大的隐密而默不作声。
直至天色初亮时，学生又在麻包里发现一批自动步枪、机枪和大量弹药。还有两个可随时更换的掩人耳目的民用车牌。
原来这次大行动是部队从东突袭，武器从西路偷运。而这时官方所谓“反革命暴乱”的定性词尚未构思出来。
“早上7时左右，在六部口，有的歹徒钻进披围困的军车内，抢夺装有子弹的机枪。”
──北京市长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这些“歹徒”正是学生。他们与车前座那位军官模样的人交涉，然后将三枝自动步枪和一挺机枪递到车顶架起来示众。车内军人没有作出任何行动阻止。
群众哗然，激愤地彭彭拍打车厢。但整个场面都在学生纠察队的控制之中，没有一枝枪一粒子弹被“抢夺”或挪动到这辆旅游车范围之外。自始至终，唯一的“暴力”插曲是一个小伙子探头和车前座的军官理论（或是怒骂，我听不见），说著说著倏地抽了军官一记耳光，即刻被群众拉开并规劝一番。
车内军人要解手，均由学生手拉手护送到音乐厅公厕。这对“人民子弟兵”的名号固然是深刻的讽剌，然谁能料到那些年轻的东郭先生将在一昼夜之间得到怎样的回报？
上午近10时，初夏的阳光挣脱雾霭和工业废气的笼罩，洒落这座自“八国联军”以来从未领略过炮火硝烟的古城。
很奇怪，当日有人向天安门城楼毛的画像撒上污糟颜料，顷刻间满城狂风大作，飞砂走石，而6月3日这一天，天象毫无警兆，北京城晴朗得没有道理。
这时，昨夜发生在复兴门的命案已经风传。一辆武警军车超速，辗死二人，重伤一人。
官方传媒发话，那是中央电视台借用了的一个军车。如果相信此说，在场群众发现车内警服、警棍、刃子，也可解释为拍戏的道具吧。这类偶然性的事情发生在最不应该发生的时刻，其后果是糟得不能再糟了。
面对官方剑拔弩张的架势，学生再次诉诸社会的公义良心，坚执“和平、非暴力”原则，号召各界人民下午2时举行全市大游行，以哀兵之阵对当局作最后的泣血之谏。
近11时，我返家小憩，准备参加下午的大游行，但思潮澎湃，连打个盹也不能。便给城西的一位作家朋友打电话，告知凌晨至今之所见，对方说了句：“我气得直哆嗦！”又表示今晚要来我处。
这日民情确实已达沸点，自中午起，整条长安街已水泄不通地涌动著既惊又怒的人海。
有秩序的游行实际上已无法组织。连日来京城趋于平和的气氛已荡然，出现了自5月23日以来的民运高潮，义愤溢然的人群振臂呐喊，高举V形手势，连公共巴士顶上都站满了头缠红布条、挥舞旗帜的青年。高亢的《国际歌》声和口号声如怒涛般拍击著历代帝王血色的宫墙，栖身于故宫殿檐的燕雀呼啦啦惊起，久久落不下来，场面之宏大，望去似为两百年前法国大革命的中国翻版。
任何一个民选政府，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除辞职下台或立即和人民对话谈判、颁布“罪己诏”，实在已无其它选择。
现代中国有过这样的政府吗？现代中国会有这样的政府吗？ 当局早已作出最决绝的回答：一步也不能退！
“如果学生绝食时政府以对话方式答应他们的政治条件，否定‘426社论’，承认他们的非法组织，他们也不会善罢干休，也仍然会以其它借口继续制造事端，扩大事态，也仍然会在非法组织合法化后，进而建立反对党，进行长期斗争。如果5月20日不采取对北京部份地区实行戒严的措施，6月4日戒严部队不强行入城，他们还是要继续使动乱和暴乱升级，扩大到全国，逼迫政府下台，或以所谓‘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推翻共和国
。”──《平暴<备忘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26日。
四
下午2时，预料中的军民冲突果然发生了。从中南海西门和新华门冲出大批军警两路夹击，用催泪弹、电棍、大棒殴击和驱散人群，夺回在六部口的旅游巴士。当时我在广场，只隐约听见一阵异响，其后有学生举著血衣和催泪弹残骸游行过来。
应该说，军方动武抢回这辆伪装的军械车，理由是成立的。尽管当初把这一车奇形怪状的凶器和“装有子弹的机枪”运到市中心显然没甚么道理。
且按下我没亲眼目睹的一幕不表。最令人疑惑的是人民大会堂西门那起长达数小时的军民对峙。3时半，潜伏在人民大会堂内的数千军人突然从西门开出，旋即被上万群众包围。军队行动目标不明。人民大会堂居高临下，完全清楚这个地段是人海怒涛的中心，
此时出来列阵示威，实不知意欲为何。
这些官兵和戒严初期入城不遂的那些军人大大不同，对群众的斥责反应异常强烈，不一会就发生几起军民扭打，十几名学生和市民血流满面地被扶走。敌意对峙数小时后，学生亮出证件和军官谈判。军队终于答应“撤回大会堂，48小时不再出来”，群众即时让路，并鼓掌夹道欢送。
此时暮色初临，充满火药味的一个长昼即将过去，大致可算有惊无险。血肉长城又一次挡住了滚滚铁流。学生与市民个个意气风发，天理与民心不可轻侮，大凶之日的劫厄都能渡尽，民运的火炬也定将熊熊燃烧，一直坚持到6月20日全国人大会议开幕，给危难之中的民族命运以─个新的转机。人们甚至会想：48小时，足以发生好多事，无论中南海的宫墙里还是全世界的骨肉同胞，都会激发出石破天惊的能量，霎那间将历史改写！
这是多么天真烂漫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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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30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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