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笠
第九章 保卫天安门广场
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成立了
1
天亮了，戒严后的第一个清晨传来了军队被堵在市郊的消息。广场上的同学们兴奋的奔走相告，紧张而又兴奋的清晨唤醒了每一个同学。
四架涂着迷彩的直升飞机在广场上空盘旋，撒下雪片似的传单。我捡起一张，上面印着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的戒严令。揣进口袋，当作备用的手纸。
绝食团的使命已经结束，绝食的同学大多数都被送到了医院治疗或回到学校调养。我们指挥部虽然没解散，但工作重心也向反对戒严转移了，至于绝食时提出的政治诉求，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绝食的同学不在广场了，我们的工作反而减轻了许多，我负责的广播站和宣传部的工作仍在正常运行。宣传部派出几十名同学去军队讲解，向军人说明北京戒严的真相。指挥车的主人来了，他怕“秋后算帐”要把车开回去。于是我把车上的广播器材又卸下来，安放在原绝食团广播站的帐篷里。
那天晚上，广场上堆满了口罩、毛巾等物品，是预防催泪瓦斯的，不知谁给指挥部的指挥车扔了许多医生穿的白大衣，准备军队进入广场后逃生之用，邵岩还给每个常委发了一千元人民币，以备万一。
晚上，我和另一位作家乘车到东城区、西城区等地看军队情况，已近凌晨，不眠的市民仍在向军人宣讲着爱国道理，一些老大爷老大娘和学生一起躺在坦克和装甲车的履带前。东城区人民日报附近一幅标语写的是“全民截兵”，让我和那位作家发出啧啧赞叹。
凌晨闯进徐刚家，徐刚兄不在家，徐嫂给我们在地板上铺上软软的被子，让我洗了个热水澡，然后把徐刚的内裤和内衣扔进卫生间，我已经半个月没洗澡了，脱下鞋来，脚都捂得起满了白泡，几乎脱了一层皮，洗过澡，给脚捂破的地方抹点红药水，换上徐刚的衣服，出来想把换下的衣服洗一洗，徐嫂说：“都让我扔了，臭死了！”
那一夜睡得真香，上午九点多钟才被徐刚唤醒，我们一起回到了天安门广场。
２
广场已失去了控制。“狼来了”的消息不断传来，北高联哪一个常委都到广场搞个指挥部，但不到十几分钟就又出现一个新的指挥部，外高联更是胡来，一天之间就换了四个总指挥，然后还宣布成立全国高联，代替北高联行使职权。
昨天夜里吾尔开希曾以北高联主席的名义要求广场的同学们撤到使馆区去，因而被北高联撤了主席职务，改为常委负责制。而高联在广场最具实力的常委王朝华则孤军奋战。一个人单枪匹马处理广场上的所有大小事务。嗓子都喊哑了，不要说广播，连说话都有困难。
我心急如焚，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不用军队清场，我们自己就会乱掉的。
晚上，北高联秘书长王治新来到广场，和王超华，我以及李禄等一起召开一个有八十多个高校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前，王治新杨涛都和我接触过，但他们对如何领导这场学运，如何领导广场斗争并没有一个整体的构想，况且，北高联除王超华外，其他人都不在广场。
王治新主持的这个会开不下去了，八十多代表纷纷质问王治新北高联今后有什么打算，王治新在众人的指责下有些狼狈，但他是高联秘书长，不能对会后的广场计划提出一个方案，实在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我向王治新要过了话筒，王治新没有丝毫的疑心，他没有想到我要讲什么，更没有想到他这一交竟永远交出了天安门广场的指挥权。
我由于长期在广场，非常了解这些坚守在广场上的同学们的心理。他们非常需要一个坚强而又负责的领导机构。
我对大家说：“同学们，军队已经戒严了，中共中央成立了戒严指挥部，统一指挥几十万大军对付我们，而我们广场呢？实在令人失望，现在广场上有十几个组织，都声言是最高权力机构，但又都不负责任，北高联每天只有王超华一个同学在广场坚持，外高联内斗不断，这样下去不要说戒严部队打进来，即使他们不进来，我们自己也把自己搞垮了，更无法主动出击。
我说：“我提议，成立天安门广场临时统一指挥部，执政四十八小时，北高联离开广场回去大整顿，四十八小时后临时指挥部使命结束，将权力交给北高联。”
我强调：“在临时统一指挥部执政的四十八小时内，天安门广场所有的学校、组织、宣传、后勤、捐款都由指挥部统一指挥，其他任何组织均在指挥部领导下运作。”
投票结果，我的动议以多数票赞成通过了。
接下的问题是指挥部人员的产生。
我并没有当总指挥的野心，尽管柴玲、封从德、郭海峰都不在，但我仍觉得绝食团指挥部的几位常委不仅优秀，而且对学生运动相当的负责任。所以我又提议：“绝食团指挥部已经在同学中享有一定的威望，临时指挥部以绝食团指挥部为主体组成，常委有柴玲、王丹、王朝华、李禄、封从德、郭海峰和我。指挥部仍设总指挥一人：柴玲；副总指挥三人：张伯笠、李禄、封从德；秘书长一人：郭海峰。”
全场鼓掌通过。
我又追加动议：“北高联必须在三小时之内将广场的财务、后勤、广播站交给临时指挥部。”
全场又鼓掌通过。
散会了，我和王朝华说：“超华，按大会决议办吧，请在关于移交广播、财务，后勤的报告书上签字。”
王超华说：“你简直是在搞政变，我怎么向北高联交待？”
王治新气得转身走了，喊也不回来。
超华叹口气：“好吧，我签字，不过你保证四十八小时以后把指挥权交给北高联。”
我点点头，对超华我是较尊重的，因为他的丈夫徐小村是我同班同学，前一阵她和柴玲就在工作中表现出难以配合的矛盾，她有什么话还同我讲，因为她相信我。
我说：“超华，谁来领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为历史负责，高联现在的状况能领导天安门广场吗？回去整顿一下，然后成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这对高联对学运都有好处。”
超华勉强同意将财务、广播和后勤交给临时指挥部，但她提出不在指挥部担任常委工作，后来，我们补了一个常委，叫赵世民，是北京金融学院的学生。
３
临时统一指挥部宣誓就职后，使广场组织林立各自当政的现象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封从德又回到广场，他仍担任副总指挥，分管广场财务。当时虽然王朝华同意，但高联财务部长梁二临离开广场时，只给封从德留了几千元钱。而要应付广场的日常开支，每天需十万人民币左右。好在捐款又不断涌来，万润南和四通公司捐了十三万人民币，但没有现款，而是交给中国红十字会为广场的同学买药品了，据说画家范曾也捐了五万。而捐款最多的要数北京的普通市民，指挥部就用这些平民的捐款支撑着广场的运作。
临时指挥部成立了许多宣传小组，到北京四周的戒严部队里去宣传民运的真相。我们还给徐向前、聂荣臻两位元帅写了信，派学生送到他们的家中，希望他们能用他们的影响力解决危机。
全国各界对戒严表示了强烈的反对。除知识界、新闻界以及各民主党派、人大常委不断发表反对戒严的声明外，我们也常接到军人和群众的来信，那些信令人激动不已！
一位母亲在信中写道：
我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一个同学的家长，因出公差到北京。十九日深夜，当我从电视中看到李鹏一反常态，挥舞起拳头时，我意识到形势严重了，他们要动手了。
于是二十日凌晨我赶到天安门，因为我女儿在那儿，我想，我和学生队伍在一起，也算是一种无声的声援吧，而且一旦遇到军队所谓制止“动乱”时，我也好挺身而出，保护一下我自己的孩子。
我被天安门广场那悲壮的场面震撼了！这里点燃了唤醒中国人民的火炬！当海豚式的武装直升机群呼啸而来的时候，热血、热泪、悲愤、正义感、人的尊严、不愿被人愚弄的感情等等，这一切在我心中久己泯灭的东西一起涌了出来，我第一次和同学们一起举起了愤怒的拳头，对当今政府最后一点点信任和幻想彻底地崩溃了！因为他们背弃了人民！
廿一日晚上局势紧急，我的女儿又要随学校纠察队去丰台堵军车了，我赶来送她上车，我想大家能理解母亲此刻的复杂心理，我已经不那么狭隘了，不能让别人的孩子上前线，而把自己的女儿拖下来。但当她真的爬上车的一瞬间，我又后悔了。万一出了事，我将怎样后悔呢？因为她是从我的身边出发的呀！
当我看到她缠上纠察队的红布条，爬上卡车振臂一呼，和那些同样年龄的同学毅然出发时，我发现，自己的女儿突然长大了！他们将去拦截那世界水平的强大装甲之师，去捍卫刚出现一线民主曙光的北京。
我不相信上帝，但此刻却在悲情地祈祷：上帝呀！如果你真存在的话，那就睁开眼吧！保佑那些正直、勇敢、纯真无邪的孩子们吧！保佑那些充满青春活力，刚刚步入人生的孩子吧！……
一位解放军军官在写给戒严军人的信说道：
你们已经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表示，你们的枪口决不会对准人民。这一点我们相信。但你们想到没有，如果你们进驻北京后，政府是否会像你们想像的那样不镇压人民呢？
看一下李鹏前几天的讲话，他一会说学生是爱国的，一会说学生在搞动乱，这样出尔反尔，怎么让人信任？说严重点，政府就是在利用你们镇压人民，你们的枪口最后将被迫朝向人民。所以，你们一定不能进驻北京，否则将成为千古罪人！
我把这些信交给宣传部，让他们印成传单，在军队四周散发张贴。军人们反应木讷，他们说上级告诉他们来北京是维护首都秩序，有的部队说上级让他们来救灾的。我发现部队的伙食很差，戒严指挥部只给他们压缩饼乾、罐头咸菜和冷水，并且不许他们看电视、听广播，每天只在班长或排长带领下学那篇臭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论”。
也有坚决反对戒严的将领。二十二日夜里，一位上校军官走进指挥部，他说他是三十八集团军军长徐少华将军的秘书，他说徐将军不肯带兵进京，被扬尚昆逮捕了，并扬言要送军事法庭审判。他交给了我一封信，那是他写的徐少华军长被捕的经过，那位上校表示：即使被判重刑也决不把枪口对准学生。“那样的话，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就彻底完了。”他泪流满面地说。
斗争已白热化。反对戒严已经成了北京人的主要工作。广场的非学生比例也在不断增加。而在四处堵军车的更多是工人和市民。
４
就在这种时刻，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成立了，这是李进进的设想，工人自治会给广场增加了活力。
五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李进进带着几个工人来指挥部找我。李进进是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官方研究会）。运动之前，我经常参加研会组织的沙龙或舞会，与他很熟。他给我的印象是头脑清楚、思维敏捷、行动沉稳、能言善辩。
简单的寒暄之后，他向我介绍了身后的几个人。刘强、韩东方、贺力力，岳武以及几个目前还不宜公开他们名字的人。他说要开个会，希望我参加，并为他们安排，出于对李进进的信任，我把他们带到广场北侧停泊的大客车上。
李进进向我介绍了这些工人代表的想法，并告诉我，昨晚，北京市工人自治联合会已经成立，总指挥是×××，由于此人没来，暂由刘强代理，副总指挥有韩东方、贺力力和岳武，为了提高斗争层次，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解决问题，李进进担任“工自联”的法律顾问。不可否认，李进进的加入使“工自联”制订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策略。这些从后来“工自联”签发的文件中就可以看出来。
李进进告诉我，这些人决不是乌合之众。
我问他：“我可以为你们做点什么？”
李进进提出了几个要求。一是借用我们指挥车电台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二是提供一部汽车；三是提供一些广播设备。
我回答说，第一条好办，后两个要求我尽量满足，也许是明天。
当天下午，李进进和韩东方、刘强、岳武、贺力力在我们绝食团指挥车的东侧宣布了北京市工自联的成立。我给他们提供了广播器材，并派了一百多人的大学生纠察队帮助他们维持秩序。
李进进在会上宣读工自联的的《告全国工人书》。宣布“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已上升为全民族参与的与整个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全民运动，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趋势。我们北京工人以中国人自古不怕死的气概，勇敢地站在了争取民主，争取人权的最前列。”
“工人兄弟们，让我们全民一心，用暂时的，也许是我们这代人的巨大痛苦，去换取下一代人能自由地呼吸纯净的民主空气，能享受和别人一样的权利和尊严。”
我记得那个新闻发布会开得很成功，许多中外记者都到会，会场四周围了几千名观众，人们高扬起右手，做V字手势，我看见许多工人眼里含着泪花，高喊民主万岁。
会议结束后，岳武找到我，让我批点面包饮料，说大会堂前有几百名工人还没有吃饭。他们截至现在，已有包括首都钢铁公司，燕山石化总厂在内的六十五个大中型企业的代表前来“工自联”筹委会报到。
我很高兴，尽管在此之前已经出现过首都工人联合会的组织，但没有形成凝聚力，而现在好多了。“工自联”可以协调所有的小型工人团体，并领导他们进行更有效的斗争。
我问岳武：“你现在还坚持武装斗争吗？”
岳武不好意思地笑了：“我那时是出于义愤，看来搞民主运动光靠义愤和勇气不行，还要靠智慧和策略。”
我很高兴，忙握住他手：“昨天我态度不好，请您原谅。”
他说：“是我不好，胡乱讲，给李鹏他们钻空子。”
我相信了李进进的话：他们并非乌合之众。
5
五月二十日零点，李鹏宣布了北京的戒严令。在此严峻的形势面前，“工自联”做出了决策，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保卫这场史无前例的民主运动，动员首都工人罢工并分头去围堵军队。
从此后，“全民截兵”的壮观场面而出现在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工自联”在每天动员工人的同时，在五月二十三日由刘强和李进进主持召开了会议，决定由总指挥、副总指挥制变为常委负责制，刘强和岳武落选。韩东方、贺力力和另外八名工人领袖当选。
新的常委会经过反覆讨论酝酿，于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年来工人争取民主的第一个“章程”。
这个“临时章程”至今没有引起研究八九民运理论家的重视，这不奇怪，因为对“工自联”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没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而我本人则认为这个章程是中国工人在建国后第一次觉醒到自己的权利和地位，是四十年中国工人运动的一个里程碑。
“临时章程”共有会员、誓词、会员大会、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五条九款。条款清晰明确。不仅如此，在“序言”部份我们就会看到这已经是一个工人自己的“工会”章程了：
“一、该组织应当由工人自愿参加并通过民主程序建立起来的完全独立的自治组织，不应当受其他组织的控制。
二、该组织的基本原则是根据大多数工人的意愿，提出自己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而不应当仅仅是一个福利组织。
三、该组织应当具有监督工人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功能。
四、该组织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有权采取一切合法而有效手段监督其法人代表，保证工人真正做企业的主人。
五、该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保障其会员的一切合法权利。
六、该组织应由自愿参加的个人会员和建立在各企业的分会集体会员组成。”
在这个工会章程产生的同时，“工自联”通电全国，呼吁首都工人和全国各行业工人迅速行动起来，“为了维护大局，维护宪法的尊严，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为了不使中国倒退，携起手来行动，一切由一小撮反对人民的势力制造的动乱是不应由人民负责的。”
北京当局对“工自联”的活动恨之入骨，他们在镇压之前就开始逮捕工人领袖，岳武等人躲进了北京大学；韩东方等人不敢离开广场。五月三十日凌晨，沈银汉等三名工自联成员被秘密逮捕。由于沈银汉在被绑进北京市公安局吉普车时机智地扔下了他的笔记本，被目击者送到了广场指挥部。当我知道了这个情况后立即通知了“工自联”的负责人，并协商工人和大学生联合行动，要求北京市公安局释放沈银汉等三名工人领袖。
同日上午十时，以李进进、韩东方代表的“工自联”和以王超华为代表的“高自联”一起来到北京市公安局信访办公室。近千名工人和大学生打着“释放工人领袖，反对秘密抓人”的标语黑压压坐在北京市公安局大门口，造成强大的压力。
北京市公安局惊慌失措，立刻派一位叫巩时斯的负责人接待“工自联”代表韩东方和法律顾问李进进。
李进进代表“工自联”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市公安局应当证实沈银汉、钱玉明、向东平是否被捕；第二如果被拘留或被逮捕，是否是按法律程序；第三，如果被拘留或被逮捕，应当向他们的家属和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筹备委员会讲明拘捕的原因。”
据说，负责接待的北京市公安局负责回答了三点：
一、北京工人自治会联合会是非法组织，其活动违反了“戒严令”；
二、大批工人围堵市公安局大门同样违反“戒严令”；
三、他只负责接待来访，不了解具体情况。
法律顾问李进进回答说：“工自联”是在宪法允许的条款下成立的合法组织；反对违反宪法的“戒严令”是合法的行动；接待部门虽然不了解情况，但有职责去了解情况并予以回答。
那位接待的人恼羞成怒，最后说：法律顾问李进进是大学生，无权代表工人自治联合会提出要求，只要李进进退出，他们愿直接与工人自治联合会代表谈判。
此时，这位接待的人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承认了工人自治联合会。
为此，李进进退出，由韩东方等人代表“工自联”继续与北京市公安局谈判。
当晚七时许，围在北京市公安局大门口的工人越聚越多，王超华也带了一些学生赶去增援。
工人们高呼：“工人也有爱国的权利！”
“救救我同胞，救救我代表！”
大学生高呼：“反对秘密逮捕，释放工人领袖！”
当天晚上十点钟，在“工自联”代表据理论争，以及广大工人和学生示威浪涛的压力下，北京市公安局被迫释放了被秘密逮捕的三名“工自联”筹委会执行委员：沈银汉、钱玉明和向东平。
北京市公安局大门外沸腾了！
工人们激动地举起了韩东方和李进进。
工人们激动地举起了沈银汉、钱玉明和向东平。
这是“工自联”成立以来第一次和“专制机关”面对面的对抗，他们依靠组织的智慧、工人的团结，在谈判桌上取得了胜利。使他们更清醒地意识到：要得到民主自由，要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全靠我们自己”。
6
五月二十三日夜，我接到一个由首都各界联席会任命的名单，联席会是刚成立不久的咨询机构，由王丹任召集人，主要成员有严家其、包遵信、郑义、陈子明、王军涛等人，我参加过两次他们的会议，在给我的任命名单上，他们建议成立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由柴玲任总指挥，张伯笠、封从德、李禄任副总指挥，秘书长仍由郭海峰担任。另设五个部，一个纠察总部：
参谋部部长：刘刚。
宣传部部长：张伯笠。
外联部部长：刘苏里。
后勤部部长：王刚。
财务部部长：封从德。
纠察总长：张伦。
我那时正要筹备民主大学，所以用笔在宣传部长后面写上了老木的名字，划掉了自己的名字。我和柴玲、李禄、封从德、郭海峰等开了个会，准备明天上午向新闻界宣布成立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
第二天上午，王朝华和王有才、王治新等北高联常委到广场来，让我在四十八小时届满后将权力交给高联，并拿出我当时签字的文件。他们反对临时指挥部更名为保卫天安门指挥部继续领导这场民运。但当时新闻发布会己经开始，柴玲已经宣誓，况且临时指挥部在这四十八小时里搏激流、过险滩，调顺了广场各组织间的关系，反对戒严工作也做的有条不紊，颇有成效，如果一换指挥部，弄不好又会出现新的内斗。所以我心里也不想将指挥权交给北高联，不过面对王超华，这个老同学的妻子，心里有些失约的惭愧。我只好求她原谅，并希望她能从全局着想，支持指挥部的工作。超华为此遭到北高联众多常委的指责，说她当初就不该把指挥权交出来。
其实我很理解这些同学，但北高联各自为政缺乏配合也是我和广场的同学们不信任他们的主要原因。
那几天我和郑义也发生了冲突。在一次讨论撤与不撤的会议上，我主张撤回校园去，然后坚持校园民主建设，因为实践证明我们已经成功地阻挡住了军队，目的已经达到，在胜利时撤回去对我们是有利的。但郑义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你怎么能坚持撤出广场呢？现在是相持不下，谁坚持住谁就能胜利。”我让他帮忙起草一个告全国同胞书，说明我们为什么要撤离，他当时不主撤离，当然也不帮我起草，他把记事本一摔，说：“我不伺候你们这些新贵族了！”说完，带着妻子北明离开了指挥车。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见到他。
我很看重我和他之间的友谊。在我没到北京大学读书前他就把我当自己的亲弟弟一样看待，我们常在一起议论时政，也一起采访，一起喝酒。八八年的春节，郑义和母亲、女儿到我家做客，那时他和北明还没有结婚，而我刚刚有雪儿，我们两家三代人在一起度过了那个不平常的春节。八九民运开始后，他是中国所有知识分子中最勇敢而又最不遗余力全身心投入的，每天不仅帮我们出主意，想办法，连起草通知这样的小事他都帮我们做。没想到，他是这样离开了天安门广场。
望着他和北明走远的背影，我两眼发热，心口堵得慌，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感向我袭来。后来，我知道他和北明在社科院办新闻快讯和搞首都各界联谊会的工作，我给他买了三条云南烟，让赵瑜带给他。
后来，他离开了北京，临时让朋友带话给我：“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多好朋友开始逃离北京，向南方沿海地区移动。人们都预感大的风暴要来临。而我不能走，我是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只要指挥部没有做出撤退的决定。只要天安门广场还有同学们在，我就得坚持，尽管我主张撤离广场，但我仍服从集体决定。
7
那几天，指挥部的中心议题就是撤与不撤的争论。意见很难统一。而广场的北京高校同学越来越少，外地高校的同学倒占了更大的比例。
五月二十七日上午，首都各界联谊会在纪念碑上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要在五月三十日── 我们成功地阻挡了军队，而使用戒严令不能够实施的第十天撤出天安门广场。虽然记者会开了，但这个决定是联席会议做的，而联席会议不是一个执行机构，这个决定没有经过广场联席会议（各高校代表会议）的通过，惹恼了那些外地的大学生，指挥部以李禄为代表的保卫广场派坚决抵制了这个决定，使这个决定未能实施。
就在这时，香港的支援到了，大批的帐篷，物资、捐款涌进了天安门广场。郭海峰临危
受命，任广场整理营地的总指挥，带着纠察队员和各高校同学建立一个又一个的“自由村”。
只两天的功夫，天安门广场就变得井然有序。从高处望去，像是一个古战场的军营。
五月二十九日，中央美院设计制造的民主女神塑像站立在天安门广场上，民主女神对着古老的故宫举起了火炬。
我不知道那火炬能燃烧多久。
那一天，我叫了一辆中型客车，把柴玲、封从德、郭海峰、赵世民、项俊、杨涛都拉上，一面开会，一面向北京大学疾驰。
在美丽的未名湖边，我们下了车。
未名湖还是那么美，湖畔的柳树枝轻轻拂扑着湖水，一对对的青年情侣在夕阳下依偎漫步，那古老的木塔被抹上一层胭脂般的红彩。我们默默地看着这熟悉的一切，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饱含着泪水。
我们知道：我们车上的这些人将永远告别未名湖了。
一个小时后，我们毅然登上汽车，飞向天安门广场，因为，我们的指挥部在那里，我们的岗位在那里。
我留给未名湖深情的一瞥。
那是我最后一次和未名湖交流心的目光。
车上传出了深沈的歌声：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别悲伤，
我们已经出发上战场……
http://www.zhangboli.net/books/fugitive_gb/fugi-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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