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
采访缘起
2005年12月19号下午，我在北京东直门外的红场西餐厅，遇见了黑衣黑裤的李红旗。我递上一张纸条，我说有个朋友介绍我们认识。
“哦”，他点燃一支烟，说“是啊是啊，心里憋闷，想找个人聊聊。”
我们点了两杯劣质咖啡，李红旗咂一口，就彻底放下了。“比中药还难喝”，他嘀咕道。我掏出录音机，说：“可以开始了”。李红旗说：“别、别，脑子还如一团乱麻呢。”我说：“那就等一会儿。”李红旗又说：“别、别，你先讲。”我说：“讲啥？”“讲你的经历呀。”于是我只好三言两语，勾勒自己的六四经历。
耽误了不少时间，西餐厅内渐渐嘈杂。我们挪到外面，北风顿时呼啦啦。缩脖子的同时，李红旗声称自己一点儿不冷，因为体内热血沸腾的缘故。
由于录音机故障，12月21号中午，我和武文建再次拜会了李红旗。他刚刚下班，要钻入大白天也伸手不见五指的睡房换下保安服装。我们尾随他，武文建还斜着膀子开玩笑：“哟，小脸儿这么白，养得不错啊。”李红旗哼哼两声：“养个屁，长期值夜班，熬成这样的。”
睡房内有两张两层的铁架床。“刚好两人一班”，李红旗说，“睡里面的那家伙，与我同岁，河南新乡人，也是1968年生，可六四期间，却是戒严部队的装甲兵。”
武文建说：“是吗？他杀过人没？”
李红旗说：“没。他被群众一煽动，就反戈一击，扔下军车跑掉。所以这么背，跟我这样的暴徒一道混饭吃。”
再次坐定。我们要了二锅头，而不是劣质咖啡。“吃菜吃菜”，武文建咋呼着，时光顿时倒流。善解人意的阳光也透过高楼缝隙，一串串抵达玻璃窗。我再次掏出录音机，翻来覆去检查，然后放在桌面。李红旗清清嗓子，“平生第二次接受采访”，他说；我的脸顿时红成猪肝。
正 文
老威：我前一段采访过你，但录音机出了问题，真不好意思。
李红旗：没事儿，都一条道上的。况且武文建也来了，咱高兴呢。
老威：那就从头说起？
李红旗：我是长途公交车售票员，自展览路到门头沟，平常跑一趟，至少耗两三小时。6月3号我上末班车，开始还不知发生了什么，稍后听上上下下的乘客都在聊哪儿起火、哪儿开枪、哪儿被砸啦，还觉得纳闷。可不一会儿，就见着上百辆军车亮着灯，轰隆轰隆过来，满载荷枪实弹的兵。我们车被堵路边，让军车先过，耽搁很久。大伙儿全在骂，可没谁骂出声，这些红了眼的杂碎，真敢朝人堆儿打呀。
老威：整个国家疯掉了。
李红旗：估计北京城的老少爷们儿，都头一遭撞上。所以夜里11点多我收班回公交宿舍，见好多同事聚一块儿，慷慨激昂，说“当年打日本鬼子，共产党也没出动这么多兵马”。
老威：那时候的共产党还是游击队呢。
李红旗：公司打来电话，让郊区呆着的职工暂时不要回城，说市区开枪了，血流成河，万一再出什么事，公司负不起责任。可我们想回家呀，也担心家里有三长两短呀。公司领导迫于无奈，就专门派一辆车来接大伙儿。开始还没啥，越往城头走，气氛越紧张，在苹果园附近，马路两边全是烧毁的装甲车；到西太平庄，满地都是砖头和血迹，更多的坦克和装甲车被烧掉，稀稀拉拉沿途晾着。我们的车东绕西绕，像在战场上躲猫猫，好不容易抵拢我家路口，刚下车，有三个同事又硬拽我去天安门看热闹。我说不行，我怕我弟弟出事儿。同事说，你弟弟肯定不在家，这节骨眼谁能呆家里呀。
老威：你们三个都是公交车售票员？
李红旗：对，年龄也差不多。我们三个骑着自行车，奔到一街口，就看见一帮大学生，打着旗子，边喊口号边哭诉说，当兵的不断开枪，杀红眼啦。此情此景，真是群情激奋，我也受了感染。接着骑车到西四十条，远远望见围了好些人。我们三个从侧面上天桥，挤近一看，原来有三个军人躺在地上，人事不醒，血淋淋的，也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昏迷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横尸街头。
再接着往前，躺倒的人和燃烧的车越来越密。等我们到了木樨地，突然一声巨响，原来一当兵的，钻出装甲车，朝人堆里扔手榴弹呢。其实是一颗烟幕弹，爆炸之后就嗤嗤冒毒烟。大伙儿气坏了，边揉眼睛，边丢砖头。说时迟，那时快，当兵的趁乱跳出车就跑，大伙儿抡起砖头追。我也夹杂其中。场面太混乱了，眨眼间我和三同事就跑散了。找不见他们，我只好漫无目的地瞎撞。不知不觉来到复兴医院门口，人潮涌进涌出，都说瞧死人去。我也跟着进去了。许多市民就掏出照相机，咔咔嚓嚓，死者身上都盖着白布，白布上面一团团血迹。有胆大的掀开了白布，佩戴着《学生证》、《工作证》、《身份证》、《复员军人证》的尸体就暴露了。枪眼在脑部、胸部、肚子或大腿根，血迹凝固了，面目全非，太恐怖了。有个学生连半边脸都炸飞了。唉！
老威：有多少死尸？
李红旗：仅仅在医院停车场的过道中，就有十多具吧。病房里就更多了，但我想呕吐，就没继续往里扎，而是随人流退出来，木偶一般失魂落魄。不知闲逛了多久，就看见上千市民在围攻当兵的，那些个当兵的也一脸苦相，辩解说鬼晓得怎么回事，部队被封闭集训，既不准看电视，也不准读报纸，紧急出发前才宣布，执行拉练军训云云。说实话，我也觉得当兵的可怜，糊里糊涂就跑来对付老百姓了。这时候，我看见不远处，有几个人拿大铁镐卸一辆装甲车，说是弄个零件回家做纪念。我走过去说，这么血腥的东西，还不如砸了算了。于是接过大铁镐，我就砸掉四个前光镜。接着又把顶盖边的机关枪卸掉。有个人比较好玩，背一军挎包，里面装了不少捡来的烟幕弹，他一拉弦，就丢进装甲车内，顿时就腾腾冒烟。我好奇，也要来一个，一拉弦，一慌神，浑身着火似的，急忙也扔装甲车里了——后来这都成为我的“罪状”，指控我偷机关枪，扔烟幕弹，令几人受伤，几多军用财产损失等等。
老威：然后呢？
李红旗：当时有很多报废的装甲车，里里外外，散落了好多大口径的机关枪子弹。大伙儿都在捡，我也从一个塑料桶里，抓两把揣裤兜，我还顺便捡了一顶钢盔，许多人都捡了崭新的钢盔，还开玩笑说，拿回家烧饭，质量肯定比普通钢精锅好。
正鼓鼓囊囊地往回走呢，又见两个当兵的被老百姓包围，大伙儿义愤填膺，你一言我一语地声讨部队杀人暴行，你猜这俩孙子干吗？居然高举冲锋枪跪在地上！精不精彩？只有红色电影的国民党匪军才缴械投降呢，怎么现实版里的解放军也这样？我觉得挺别扭，就拿钢盔拍拍他们说：向老百姓投降有什么意义？有话坐下好好说。这样他俩才放宽心，扔下枪，跟大伙儿交流起来。
我大约十点半骑车回家，收获不小，有钢盔、子弹、催泪弹。六四过去几天了，我一时兴起，拿出来展示，我爸爸立即说：找死啊，赶快扔垃圾桶！老人家是经历过政治运动，知道秋后算帐的厉害，而我少不更事，照常上班下班，没往心里去。我以为我这类街头乱逛者，要抓也就不过拘留几天，教育一下。
老威：错误估计形势。
李红旗：六四之后一星期，头一批暴徒就毙掉啦。有个王连禧，因为是傻子，才从轻判死缓。还有一毛孩子，因为吃了军车上的饼干，就判成“哄抢军用物资”，真让人心里打鼓。结果到6月13号，我被抓了。
我本来不相信预感，但6月12号晚9点，我归班，黑天飘着细雨点，没人上车了，我就按照老习惯，开始把钞票捏在手里数数，突然，挺奇怪的，一张一块的钞票从我手里嗖的飞走。我在车内找了一圈没发现，只得让司机停车，我下去找。那钞票平摊在离车十米多远的街沿边，我弓腰捡起，浑身起一层鸡皮疙瘩。
老威：嘿嘿，是老天爷在提醒你赶快逃跑？
李红旗：我后来也信，但当时懵懵懂懂。回到宿舍准备躺下，很多同事在围观电视，里面正在通缉在逃的学生领袖。我扫了一眼，内心打鼓，却没敢多想。午夜十二点过，我睡着了，据说还鼾声大作，突然，感觉有刀子在戳我，一睁眼，哎呀，里里外外全是当兵的，有的戴大盖帽，有的戴钢盔，统统荷枪实弹。领头的军官喝问道：你是叫李红旗吗？我残梦未消地点头。喀嚓，手铐直接就来了。我说我还没穿裤子，求你们让我穿了裤子再走。他们狞笑，因为当着宿舍内的各位同事，总得显示一下革命人道主义。可出了公司门，几个警察就迫不及待，噼里啪啦，轮番扇我大嘴巴。我晕头转向，被扔警车里，十几双大头皮鞋齐刷刷踩上来。有声音骂道：你丫挺牛屄嘛，窝藏着枪和子弹，拿出来打呀！
抵拢派出所，还没进屋，又碰一联防队员，戴一红袖套，相当于纳粹冲锋队员，抽了我几皮带，说“你丫还认识我猴子吗？”我点头说认识。他说：“好，咱们一会儿黑地算黑帐。”接着就是关门，接着就是我被当作足球，被许多人猛踹猛踢。我只来得及哎哟两声，肿胀的腮帮子就塞进来两块牙膏皮，还有塑料药瓶，外面再使胶带，鼓鼓囊囊地封住，血水和口水嘀嘀嗒嗒的。我的衣裤全被扒光，不，被硬扯掉了，本能的羞耻感让我遮挡、躲闪，嘴里一再求饶，却发不出声。他们折腾累了，又命令我跪起来，边踢我私处边吼：“我让你烧军车！我让你杀解放军！”我没嘴没声，没法狡辩，只得拼命压低身子，保护两腿间的命根。不料铁棍和枪托跟着上了，才几下，我就被抡昏过去，凉水泼醒来，噩梦继续。
老威：然后呢？
李红旗：失去知觉了。我被送复兴医院抢救，浑身没好肉，脑袋变形，像个厉鬼，瘦子被打成胖子，似乎比原先的那个李红旗膨胀两三倍。右耳膜穿孔了，耳鸣好几年，几乎聋掉。哦，他们还扯开胶带，逼我吃明晃晃的烟头，如今十九年恍眼而过，老威你看，我嘴角的疤痕还没褪去。
老威：然后呢？
李红旗：他们说我私藏手枪，要我缴枪；我说我真的没枪，只有两颗子弹、一颗烟幕弹。他们不信，说“你不缴枪，就见不着明天的太阳了”。也许我命不该绝，隔壁的另一小小暴徒（看样子只有十五六岁）救了我，他被揍懵了，竟然如被惊吓的鸟儿，从审讯室呼啦窜了出去。那个派出所是四合院，这皮包骨头的小孩就绕着院子兜圈儿。所有当兵的都扑出去抓他，但他像根泥鳅，一时半会儿又抓不住。有个武警排长连连怒吼，端起枪，要崩了他，被派出所长阻拦，说口供还没有呢，又说死在院子里不吉利。如此这般，最后大伙儿喘得不行，就懒得追，随他跑去。待他累迷糊，瘫软在地，再揪起来继续整。
老威：你这边的注意力被分散。
李红旗：下半夜，警车又乌啦啦出动，四处抓暴徒，我被铐在四合院的篮球架子下，那个难受劲儿，想死又没门儿。
老威：唉。
李红旗：凌晨四点多，来了个领导同志，把我们四个垮掉的暴徒，挨个儿审问。第一个，跑圈儿的小孩，他已经如断翅的鸟儿，趴着不动了，可手脚还被铐在桌子腿下。领导蹲在那儿问：“你干了什么？”小孩梦呓道：“烧车。”“哦，告诉我你是怎么烧的？”“打火机点燃一块布，往车下面一扔。”“不错啊。胆子不小啊。”领导还笑眯眯的，旁边就有腿飞起来，小孩被踢得口鼻喷血。领导没看见，领导还在关心小孩的伤势：“哎呀，瞧你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咋回事儿？摔的吗？”小孩说：“你们打的。”领导没听见：“大声些嘛，孩子，摔的吗？”小孩重复道：“你们打的。”接着被一拳击昏过去。领导叹口气，转到第二根桌子腿，以同样的问题，审第二个被铐那儿的暴徒。那家伙牛高马大，可太笨了，回答居然和前面小孩差不多，下场当然也差不多，被拳脚给击昏过去。第三个是机灵鬼，见势不妙，立马说：“我没挨打，人民解放军是仁义之师，不会那么残暴。”领导说：“是吗？那你的伤怎么回事儿？”“自个儿磕的！自个儿磕的！”“哦，磕成这样。”“对对，天太黑，伸手不见五指，我掉坑里了。”
老威：匪夷所思的谎话。
李红旗：可这家伙免揍了！我照着他的路子说，只挨了一嘴巴，算基本免揍。这就是过堂了。接着我们靠着四根桌子腿，迷糊一会儿。接着天亮了，联防队又过来，解开铐子，扒光衣裤，要补课。老天有眼，我的幸运之神降临了！吱呀一声，本辖区片警推门进来，阻拦说：“嗨，我认识这小子，留他一条贱命吧。”随后，又来一居委会老太太，给我们每人一块烧饼。我的嘴肿成了螃蟹，根本塞不下，只得揣着烧饼，去了海淀分局拘留所。一个号子才九平方米，却关押了近二十名暴徒，挤得像一锅烂饺子。跟着我们被送往中转站，还是天天挨揍；还好，不是朝死里揍。人真贱啊，嘴巴稍微消肿，就想吃，还想抽烟。那些警察，故意在过道扔几个烟屁股，犯人忍不住弓腰捡，他就从暗地闪出来，命令你把烟屁股交出来，还命令你把烟屁股塞嘴里，嚼烂，盯着你吞下肚。有个半大孩子，被逼着吞了一捧，足足几十个烟屁股，醉得摇摇晃晃的，想吐却吐不出来。
老威：牢里伙食咋样？
李红旗：两个小窝头，一碗热腾腾的涮锅水，天天不变，雷打不动。只有一次，破天荒吃羊肉。几十天不闻荤腥，大伙儿的胃里都长出了铁钩，可肉一进嘴，那个臭哦。原来是警察吃剩下的，搁了几天，苍蝇都产卵了，还舍不得扔，就拿给众犯改善伙食。
老威：够缺德。
李红旗：警察知道吃了要出问题，就提前给大伙儿发放大量的止泻药。肚里没油啊，再臭也狼吞虎咽啊。可那天，饭后没一会儿，大伙儿的内脏就开始翻江倒海，接着抢占厕所，不，抢占马桶。解开裤带，坐上去，唏哩哗啦。前面的还没完，后面的就急不可待，捂着肚子，哎哟哎哟直叫唤，恨不能把前面的拽下来。有好几个人，等不及，直接拉裤裆里了。那个折腾呀，整个号子弥漫着稀屎味儿。于是警察加倍发放止泻药，大伙儿更是大把大把朝嘴里填。
老威：药也有毒哦。
李红旗：顾不得了。好汉架不住几泡稀。况且监狱有规定，谁要拉稀，就连饿两天，省下的饭食大伙儿均分。这不更难受么？
老威：拉稀还扣饭，这日子没法过了。
李红旗：死不了。政府知道，越贱的老百姓，越死不了。即使你死了，又怎么样？还不是如一泡稀屎，被铲出去。那个又热又饿又拉的夏天呀，号子小，王八多，皮肤粘着皮肤，臭屁连着臭屁，一人得病，转眼间全体得病。比如疥疮，先是一人挠痒，转眼间全体挠得热火朝天，皮屑横飞。虫子也蠢蠢欲动，于是半夜三更，大伙儿都坐起来忙碌。就这样漫无止境地煎熬，终于有一天，《起诉书》下来了，一个半月之后，《判决书》也下来了。
老威：哪个法院？
李红旗：海淀区法院。延期宣判那天可热闹，十几个暴徒被弄进一小房间，法官大人不想浪费口舌，每人从法警手里领一张单，谁谁多少刑期，你望望就明白了。然后挨个问——上诉吗——好啊，我上——上你妈个屄！一边去。接着问下一个——那你呢，上诉吗——我不上——行啊，你可以走了。
老威：这么随便？
李红旗：轮到我，就不随便了。法警冷笑说：待会儿给你开小灶。虽然我浑身筛糠，极不情愿，还是被单独带到一会议室。法官和书记员都“恭候多时”，《判决书》又臭又长，我站在那儿，脑袋嗡嗡响，直到“二十年”的字眼蹦出来，脑袋才不响了，而是轰隆一下，归于沉寂。法警推了我几下，让我在文件上签字，我接过笔，走神啦，连自己名字也记不住啦。二十年，他妈的凭什么？二十年，他妈的完了。我想哭，还哭不出来。法官绕过桌子，站我跟前，鼓励说：“压力别太大，或许熬不了这么久。你还年轻，可以利用服刑时间，学点技术嘛。”我不吭声，他又递给我一根烟。靠，二十年就换一根烟。
老威：什么罪名？
李红旗：反革命流氓罪8年，抢劫罪10年，抢夺枪支弹药罪3年。数罪并罚，共21年，合并执行20年。
老威：有什么依据？你没请律师吗？
李红旗：那种杀人如麻的大形势，没律师敢替暴徒说话。没准律师也受株连。
老威：对对。想当年，我的辩护律师还帮政府说话呢。
李红旗：我也不敢上诉，生怕罪加一等，脑袋飞掉。回到看守所，心灰意冷。几个狱霸，为讨好政府，还逼我背《监规》，我顿时火冒三丈，就和他们开打，结果惊动警方，给我上脚镣手铐。几天后转北京第一监狱，就直接关小号反省。唉，小号跟狗洞似的，长三米宽两米，我钻进去，直接上床，但不准睡，必须时时刻刻背《监规》，直到滚瓜烂熟。夏天过去，秋天来临，我从门缝瞅外面，满世界枯枝败叶。犯人们在操场集合，齐唱“星星围绕着你，月亮陪伴着你”之类。
老威：够凄凉的。
李红旗：六四暴徒们在一监呆了一年多，干些杂活儿，然后集体转移，去了二监。造医疗用的乳胶手套，我负责切除毛边。大伙儿跟机器人一样，十几个小时重复一两个动作。比如检验手套是否漏气，先用嘴往里吹，再用手捏，然后装箱。一箱手套一千双，如果其中有三双漏气，就得返工，并且挨揍；而完不成定额，警察就用高压电棒捅你，用细麻绳捆你。
老威：你怕吗？
李红旗：我的手脚最麻利，干活儿难不倒我，但许多人的手指因此变形，留下永远的残疾。有两个狱友，动作慢，实在受不了，就磕破体温计，吞里面的水银，结果被送医院洗胃，没死成。
老威：我坐牢时，私处被电棒烙过，听说你也有同等遭遇？
李红旗：被电过好多回了。那种感觉，就像几万根钢针在扎。有一次，队长小黑刘足足电了我半个小时，我高一声低一声地惨嚎，跟挨宰的狼似的。小黑刘气坏了，拿电棒捅我的嘴巴，我不顾死活咬住，咔咔咔，门牙差点被拔下来。随后，我的口腔内外都起大燎泡，饿得要死，却吞不下东西。
老威：我起鸡皮疙瘩了。
李红旗：小黑刘还嫌不过瘾，又叫来三个犯人帮凶，将我按趴在地，再搁一把老椅子，小黑刘坐上去压阵，这样，我就夹在椅子腿当中，动弹不得。我的裤子被扒下，露出屁股蛋，小黑刘双手握电棒，直竖着，专门捅我的屁眼儿。真他妈变态啊，我的屁眼儿就那么对他的胃口吗？我不由自主地乱蹦，可除了脖子还能转，浑身每个部位，就像拧了螺丝钉一般。我的屎尿都喷出来了，小黑刘连连骂“晦气”，又让我仰面，专门电我的鸡巴。那个难受劲儿啊，如刀子猛戳，几个混蛋兴奋得很，还叽哩哇啦唱歌呢。
老威：这对性功能有影响吗？
李红旗：这个问题，太屈辱了，我不想说。
老威：熬这么些年，不容易。
李红旗：开头还充满希望，以为六四能翻案。可后来，没任何希望了。
老威：唉唉。
李红旗：别叹气啦。我讲个狱中笑话吧。暴徒孙承刚、李福泉、罗锅子是同案犯，他们曾合力推翻一辆军车。那罗锅子，先在旁边看，后来受群情激愤的感染，就去助一臂之力，这样就成“同案犯”了。三人入狱，必须背《监规》，可三人都摇头，说不认识字。于是犯人头儿指点着，教导他们说：这是一，就是一二三四的一，认识不？老孙和老李都回答不认识。犯人头儿说：从现在开始，你们就认识了，这叫一。接着问罗锅子：你呢？罗锅子说：我就更不认识了，我是文盲。犯人头儿气昏了，当即叫骂起来：什么狗娘养的同案犯，居然都不认识一！于是唤来十来个人，围住他们，一顿暴打，大棒子、皮管子、军用腰带，甚至搓衣板，都派上用场。三人被逼到墙角，对抗了一阵，就全趴下了。
老威：嘿嘿，这算笑话呀？
李红旗：也算吧。
老威：看你的状态，还不错。
李红旗：在歌舞厅当保安，每个月有工资，就可以啦。记得去年刚出狱，不敢过马路，怕被车撞死。现在好歹适应了，能继续在世间混了。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批人还活着。像猪狗一般活着，也叫活着；和猪狗不同的是，我们有记性。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王笃若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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