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与火的洗礼——我在1989年
刘贤斌 （四川）
刘贤斌 （四川）
我要感谢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因为是她让我那正直、善良和勇敢的天性没有泯灭。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我认为这句话不无道理。一个人的性格一旦确定，那么在面对一件事情时，他就会与其他人有不同的选择，而这种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他与别人不同的命运。二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有着光明前程的大学生，谁也没有想到，二十年后，我却成为了一个饱经坎坷但仍奋斗不止的民运人士。我的父母都是正直、善良的普通人，我的身上流淌着他们的血液，我从小就决定为国家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如果生在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我也许会做官或者成为一个学者，然而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改变了我的命运。由于受到“自由化”运动的影响，我在1988年就对这个政权失去了信心，当“八九”民运兴起的时候，我就迅速地卷了进去。但直到“六四”枪声响起的时候，我才彻底认清了这个政权的本质，从此就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反抗专制、追求自由和民主的道路。
只是我没有想到这条道路是如此的漫长，直到今天，我们还要为之付出艰苦的努力。二十年来，我两次被捕入狱，坐牢时间接近十二年，并无数次受到当局的打压和折磨，但是一想到二十年前那血淋淋的一幕，一想到二十年前那么多无辜的年轻的生命倒在了血泊之中，我就一再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二十年来，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我甚至要感谢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因为是她让我那正直、善良和勇敢的天性没有泯灭，是她让我明白了自由民主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是她让我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总算做了一个真正的人。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八九”、“六四”可能是相当陌生的字眼，但对于我们这些经历了那场伟大运动的人来说，那五十多天的日日夜夜却一直铭刻在我们的脑海里……
一
1968年10月2日，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我的父亲是个普通工人，母亲是个普通农民。在母亲严格的管教下，我从小就是一个受父母、老师喜欢的乖孩子。读小学的五年，我一直担任班长，那些小学同学到现在还称我为“老班长”。读中学的时候我也一直担任班干部，甚至在高中毕业的时候还获得过市级“优秀学生干部”的称号。可以这么说，在青少年时期，我是一个典型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我这个“共产主义接班人”最后竟然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掘墓人。记得在1991年6月，我因积极参与“八九”民运而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时，提审我的警察看见我特别顽固、无可救药，就呵斥我“忘恩负义”。我真的忘恩负义了吗？没有！从中学到大学，从1989年到现在，我在骨子里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胸膛里跳动的仍然是一颗滚烫的中国心。早在上初中的时候，我的一个地理老师就经常给我们讲中国的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就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在我14岁时，我就决定将此生奉献给这个国家和民族，我立志要像拿破伦那样来改变我的祖国的命运。所以说，我最早的信仰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自由民主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因为这个缘故，我在初中毕业时没有去报考师校，而选择了读高中，而且考上了遂宁最好的高中——遂宁中学。又因为这个缘故，1987年我考上了一所专门培养国家干部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我的这种人生志向，同学们都很清楚，因此在高中毕业的聚会上，许多同学都祝福我将来能够成为中国的拿破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同班同学欧阳懿——一个喜欢诗歌和文学、秉持良知且追求真理的人——慢慢成为了我的知心朋友。二十多年来，我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鼓励，最后一起成为了坚定的民主斗士。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来自农村的学生，大学无疑是知识的海洋。进入大学后，我感觉到了知识的极度匮乏和饥渴。听说当时的人大图书馆藏书几十万册，但我几乎都没看过。于是除了上课之外，我将自己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看书上面，甚至由于有些课程——诸如《政治经济学》、《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太过枯燥乏味，我还经常逃课到图书馆去看自己喜欢的书。由于具有民族主义的思想，一开始我主要是看一些历史、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书籍，后来就爱看一些世界经济方面的杂志。我逐渐了解到，中国的实力并不像中共所吹嘘的那样强大，在中共统治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步，于是我开始对中共所编造的一系列谎言产生了怀疑。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吧。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像许多同学那样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也就是说我曾经也向中共组织主动靠拢过，但仅仅过了大半年，我就彻底打消了入党的念头，我认为这样的组织不值得我效忠。
1988年暑假回遂宁时，欧阳懿给我推荐了一本《山坳上的中国》，这书给我强烈的震撼。我没想到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国与世界的差距竟然如此严重。我彻底打消了对中共的一切幻想，陷入了焦虑和痛苦之中，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怎样才能实现我的强国之梦。回到学校后，我在人大遇到了一个朋友，经过一番交谈，我发现我们的思想竟然惊人的相似。不久，这个朋友就提出应当组织一个政党去取代中共的统治。这真是一个大胆的想法，我非常吃惊。在后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处在极度兴奋之中。不过后来我们还是没有组建政党，只是经常聚在一起讨论一下关于民族主义方面的问题。在这期间我写了一本《魂系中华》的集子，都是关于民族主义方面的文章。
那个时候，“自由化”的春风刮得正猛。
1987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支持学潮和“自由化”运动而下台，而接替他的赵紫阳很快也对“自由化”运动采取了支持态度。因此在当时的高校里，“自由化”气氛相当活跃，许多老师在课堂上都有意无意地向学生进行自由民主方面的启蒙，同时一些知名知识分子也经常到各高校主持讲座，向学生们宣讲自由民主的基本理念。同学们对这种讲座非常欢迎，记得1988年4月1日有人贴出海报说方励之当天晚上要到人大来举行一场讲座，于是还在上午的时候大教室里的位子就被占完了，我也好不容易占了一个位子，后来才知道这天是愚人节，我们几百人都受到了捉弄。1988年底，“新权威主义”非常流行，于是有心人在人大组织了一场“新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辩论，由“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吴稼祥、黎鸣等几人同“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许良英等几人进行辩论。这场辩论的场面非常火暴，八百人的大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最后双方好象打了个平手。
与此同时，各种“自由化”书籍在高校也非常流行，特别是金观涛、刘青锋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特别受欢迎。当时我母亲每月给我寄一百元生活费，我总会从中挤出一些钱用来买书，主要就是买《走向未来丛书》。后来苏晓康、谢选骏、远志明等人制作的电视片《河殇》，也引起了广大学生的关注和热议。此外，由戈扬主编的《新观察》和由钦本立主编的《世界经济导报》也很受学生们欢迎。
这股“自由化”的春风吹醒了我们这些年轻学生的头脑，她直接孕育和导致了“八九”民运的到来。虽然当时民族主义还在我的头脑中作梗，但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和多党制等基本概念也已深入我心，只不过我对这些观念的理解还相当模糊和肤浅，更谈不上是信仰。
1987年10月，中国足球队击败日本队挺进了奥运会决赛圈，北大的学生组织了一次庆祝游行，当他们经过人大并动员人大学生参与时，人大的学生表现出了出奇的冷漠，于是北大的学生就说人大是“第二党校”，对此我感到特别耻辱，我非常后悔报考了人大。我经常在想，如果我当初报考北大的话，我可能早就信仰了自由民主理念，我可能会参加王丹等人在北大举办的“民主沙龙”并成为王丹的第一批战友。
1989年的寒假，我回家过春节，组织了一次高中同班同学的聚会，大概有十个人参加，其中自然少不了欧阳。聚会中我向他们畅谈了自己的一些感受和思想，没想到我的谈话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发表对中国时局的看法，并谈到了《河殇》、《世界经济导报》和“新权威主义”，一看就知道他们深受“自由化”运动的影响。遂宁中学高87级文科班很不简单，全班有四十多人考上大学，其中有一半人考上重点大学，全国的名牌大学几乎都有我的同学就读。虽然他们在全国各地读书，但我感到他们的思想认识一点也不逊于我这个在北京读书的人，甚至有几个同学已基本上接受了自由民主理念，而当时的我却正对自由民主理念和民族主义思想纠缠不清呢。
在这次聚会上，正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罗宗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1989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中国可能会发生学潮。对此我们都深有同感，于是我们相约，学潮发生后，我们应当有所作为，但又不能太激进，不能去冒头。我们认为，即将发生的学潮可能会与1987年的学潮一样遭到失败，因此就不必去作无谓的牺牲。
由于我们志趣相投，于是有人就建议我们应当像刘关张“桃园三结义”那样结拜兄弟，大家纷纷表示赞同。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就举行仪式结拜了兄弟，孔杰排行老大，欧阳排行第二，我排行第六，罗宗杰排行第七，杨劲松排行第八，马烈排行第十。没想到在以后的二十年里，由于我从事民主运动而长期受到当局的打压折磨，好几个兄弟都因此而受到了牵连。1991年我被当局抓捕后，马烈的父亲马述亮因被当成我们这帮兄弟的“黑后台”而被关押了半个月，马烈被关押了一天，欧阳被关押了三个月，其他几个兄弟的毕业分配都受到了影响。1995年我因与王丹关系密切而受到追捕，孔杰被关押了一个星期，杨劲松被关押了半个月。让我骄傲的是，这些磨难一点也没有影响到我们兄弟的关系，我们之间的感情反而变得更加真诚和亲密，尤其是欧阳懿在经过无数磨难之后与我一样成为了一个坚强的民运人士，这让遂宁的国保大失所望。其他几个兄弟虽然没有像我和欧阳一样走在中国民运的第一线，但他们却一直对中国民运抱着深深的同情。2002年，罗宗杰所在单位的领导想劝罗宗杰入党，但前提条件是要向当局认错，并断绝与我们的往来，罗宗杰对此予以严词拒绝。2008年1月，罗宗杰病逝了，当时我正因98年组党的事情而在监狱里服刑。噩耗传来后，我为他偷偷地大哭了一场。出狱之后兄弟们告诉我，在罗宗杰病重时，他们共筹集了几万元钱来医治他，在他去世后又隆重地安葬了他。有友如此，夫复何求！
历史将会记得，在“八九”民运来临的前夜，在四川遂宁这个小城市里，有一批年轻的学生为了民族的未来而走到了一起。
二
198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去世。胡耀邦是中共党内少有的有良心的领导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组织开展了平反全国冤假错案的工作，大批“右派”分子和历史“反革命”被摘掉了帽子，八十年代他又一直对“自由化”运动和学潮采取宽容的态度，后来终于因“纵容和包庇”1987年的学潮而下台，所以他一直深受广大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爱戴。我是在4月15日下午听说这个消息的，我立即意识到这将是点燃1989年学潮的导火索。我把我的这个看法告诉了同宿舍的其他同学，他们都不相信。但在我的鼓动之下，我们在当天晚上还是写了一个很大的“奠”字贴在了宿舍的窗户上，以寄托我们对这位有良心的中共领导人的哀思。
我的预感很快就得到了验证，第二天早上我就看见人大校园里到处都贴满了悼念胡耀邦的对联、标语和大字报，还有人在我们居住的“学九楼”和人大研究生居住的“学八楼”对面的红砖墙上写了几个大字：“人大民主墙”。这让我想起了十年前的“西单民主墙”运动。我立即意识到一场大规模的学潮已经开始了。我马上就到北大去看了一下，因为我知道北大一直就是中国政治运动的晴雨表。北大的大字报主要集中在“三角地”，大字报的数量比人大的还多，其水平也比人大的高。虽然我没有去其他学校，但我知道这些学校的情形与人大、北大肯定都差不多。这一切都是自发的，完全体现了当时的人心所向，1989年注定要发生学潮，胡耀邦之死只不过将发生的时间提前了。
从北大回来后，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马上就在宿舍里写了两篇大字报。一篇是《胡公托梦记》，我借胡公托梦的形式说明了胡公的遗愿是要在中国实现自由和民主；一篇是《反思中共历史》，我非常尖刻地说中共是“一代奸党”，并套用金观涛的理论论证了“中共是一个即将溃败的组织”。这两篇大字报都采用了匿名，并在4月16日和17日晚上贴到了人大的民主墙上。第二篇大字报在墙上保存了很久，观看的人很多，还有不少人在上面留言，对我的观点表示赞成，类似于现在网上的跟贴。但是在“八九”之后，北京的李海却说我的这篇大字报缺少策略，给中共留下了把柄。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如此，后来我就是因为这篇大字报而获刑二年半，当时我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啊。
4月16日，人大的学生成立了悼念胡耀邦的“治丧委员会”，并建立了悼念胡耀邦的灵堂。我到灵堂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放满了花圈和松柏枝，陆陆续续有学生进去在胡耀邦像前进行哀悼。
4月18日早上，我听说北大的王丹在17日晚上曾带领一批北大的学生呼吁人大学生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去，但人大学生应者寥寥。我们“学九楼”在人大的后门，许多消息都不能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严重制约了我在“八九”民运中的行动。如果我当时碰见王丹他们来呼吁，我肯定会跟随他们前往广场。类似的情况在“八九”民运中我遇到了好几回，有好几件事情我都没能迅速作出反应。如果我住在人大的前门附近，我可能在“八九”民运中会卷得更深。
直到当天下午吃完晚饭后，我听说有人正在组织人大学生前往广场，我才约了两个同班同学一同前去报到。队伍集结完毕之后，我们就将一个大花圈绑在两辆自行车上面，然后一同骑车前往广场。到广场的时候已经晚上7点，我看见广场上已有上万人，大家都聚集在纪念碑的北侧，而纪念碑上面已放上了胡耀邦的遗像和许多花圈。这个时候我的心情格外激动，因为这毕竟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公共政治活动。我头脑中不断出现“五四”运动和“四五”运动的历史画面，我感到我们现在也正在书写新的历史。
当我们人大的队伍进入人群时，所有的人都对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并自动地让出一条通道，以便让我们把花圈送到纪念碑上。我一直走在队伍的前列，与几个人一起抬着花圈，最后在大家的推动下我爬上了纪念碑，把人大的花圈放到了纪念碑上。人们看见人大的花圈也上了纪念碑，于是人群中又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这个时候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我看见许多人在发表演讲，还有人时不时地喊几句“打倒官倒”这样的口号。不久，我又看见一位个子瘦弱的学生拿着一个喇叭大声念读一份文件，好象是要求当局为1987年的学潮和自由化运动平反。有人告诉我说这个人就是王丹，当时我对他好佩服，一是佩服他的勇气，二是佩服他能够写出这样的纲领性文件。在整个“八九”民运中，我只见过王丹这么一次。没想到直到四年多以后，我第一次坐牢出来才在他家里又见到了他，并从此成为了关系密切的战友。
大概晚上11点钟的时候，广场上的人又开始举行环广场游行。游行一圈之后，有人提出到新华门去请愿，于是我们又到了新华门。新华门是国务院办公所在地，数千人在新华门前坐了下来，门口的武警战士紧张地排成了人墙，但我们并没有往里挤，只是时不时地齐声高喊：“李鹏出来！李鹏出来！”有人说，如果是周总理，他一定会出来接见学生，但李鹏一直没有出来。后来在“八九”民运整个过程中，李鹏一直都表现得很强硬，并在镇压“八九”民运中立下了头功。人民不会忘记他的所作所为，历史终究有一天要对他进行公正的审判。
大概凌晨3点钟左右，人大校方调来了几辆大客车，并呼吁人大的学生回校。有些学生就坐车回去了，但我和大部分学生还是留在新华门前继续示威。凌晨5点左右，北京市公安局的大队人马来到了新华门，他们先用高音喇叭对我们进行劝说，劝说无效之后就对我们进行驱散。溃散之后，我一时找不到自己的自行车，于是只好乘地铁回校。
4月19日我休息了一天，后来听说当天晚上又有更多的学生来到新华门前示威，并与警方发生了流血冲突，人们称之为“新华门血案”。4月20日我到各高校转了一圈,明显感觉到大字报的内容这时已发生了变化,悼念性的文章减少了,反腐败和宣传自由民主的文章多了起来。从这个时候开始，这次学潮的性质已由偶发的悼念性活动逐渐变成了一场追求自由民主的政治运动。
4月20日下午，我离开北京到了天津南开大学。当时南开大学的学生也在自发地举行悼念活动，校园里也贴满了大字报。为了激发南开大学学生的斗志，我以“悼胡社”的名义写了一份通讯，详细介绍了近几天北京发生的情况。写好之后我将之贴在了南开大学的一个食堂外面，吸引了许多学生观看。可能受此影响，很快就有许多天津的学生赶到北京声援。后来我想，如果在整个“八九”民运中我们都能把北京的消息及时告知全国各地，也许“八九”民运的声势将变得更加浩大，全国的民运就会更加协调和统一。一旦全国民运形成遍地开花的形势，中共当局对付起来就会非常困难。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帝国的瓦解有两种自下而上的方式，一是民众的普遍反抗，二是各地方对中央的脱离。法国大革命表现为第一种形式，辛亥革命表现为第二种形式，苏联的瓦解则表现为两种形式的混合。但是在“八九”民运中，民众并没有广泛参与，各地方的民主运动也没有形成规模和力量，整个运动都是北京的学生在主演，这就决定了“八九”民运最后必然失败的命运。
我在天津只呆了两天，因为4月22日要举行胡耀邦的追悼会，因此我在4月21日下午就赶回了北京。4月21日北京市政府宣布：在4月22日举行胡耀邦的追悼会时，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要实行交通管制，其目的当然是为了阻止学生的大规模行动。但这个时候学生的情绪正在高涨，针对当局的交通管制措施学生们想到了一个高明的办法，那就是提前进入广场。因此在4月21日傍晚，各个学校的“治丧委员会”就将各个学校的学生组织起来，在北师大集合宣誓后一起前往广场。由于刚从天津回来，我就没有参加这个活动，第二天上午我才赶往广场。
我到广场的时候，长安街和广场周围已经实行交通管制，但当局可能担心与学生发生冲突，因此我们凭学生证也能从广场南面进去。进入广场之后我立即找到了人大的队伍，很快也与大家一起整整齐齐地坐在人民大会堂前。这时我才注意到几乎北京各个高校的学生都来了，估计当时广场上有十几万学生。为了防止学生冲击人民大会堂，当局调集了大批的武警和警察守在大会堂前，不久他们也坐了下来，与学生队伍形成对峙。上午10点，追悼会正式开始，由赵紫阳主持，杨尚昆致悼词。但在追悼会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并没有退场离开，不久我就看见三名学生走出人群，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台阶下跪了下来，好象是在向当局请愿。这个举动后来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说公民不应该像臣民那样向当权者下跪。但我当时却没有这么高的认识，我觉得这个举动并没有什么不妥。而且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个举动也暗含高明，因为这种软弱卑微的举动恰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出了这个政权的冷酷强硬本质。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急智，是从事政治运动的人所不可缺少的一个基本素质。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其中的一个下跪者居然是我的四川遂宁老乡，他叫周勇军，当时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后来还担任了“高自联”的第一任主席。
直到下午1点，当局也没有接受学生的请愿，于是我们就感到非常气愤。经过各个学校学生代表的紧急商量，大家一致决定从即日起开始罢课。于是我们马上就开始进行环绕广场的游行，接着就向各自的学校游行回去。在游行途中，虽然我们情绪激动，但也始终不失理智。我们一边高喊“人民日报，胡说八道！光明日报，没有光明！中央电台，颠倒黑白！”、“打倒官倒！铲除腐败！”、“罢课！罢课！”等口号，一边在游行队伍的两边用手拉起了人墙，以免社会上的其他人员进入。
应当说，当时的学生包括学生领袖都非常天真纯洁，他们只想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根本就没有长远的政治目标，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因此他们一直都不愿受到社会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利用和操纵。然而中共统治者却不理会这一点，只要一场运动威胁到了它的统治，甚至只是扫了它的颜面，它就会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当时的学生不明白这点也就罢了，然而直到今天，我仍看到不少追求自由民主的朋友还对中共的本质缺少最起码的认识，还将中国民主事业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共身上，我真为他们感到悲哀。我认为，任何一个专制统治者都不可能主动进行政治变革，它之所以有时候也会让步，乃是因为内外的强大压力，如果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不够强大，它一定会通过各种花招来应付和糊弄人民，实在不行的话，它就会诉诸暴力。我还认为，民主运动从来都是一种民众运动，她不可能也不应当是少数人玩的游戏，因此民主运动本身就离不开民众的广泛参与。“八九”民运为了保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而始终将人民排除在运动之外，就注定了这场运动走不了多远。
大概下午5点左右，我们回到了学校，然而我们却并没有回去休息，而是在校园里继续进行游行，并高喊着“罢课！罢课！”的口号。这样，虽然对胡耀邦的悼念活动到此结束了，但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才刚刚开始，而这正是我所期望的。
三
4月22日下午的游行结束之后，随着学生情绪的高涨，各高校的一些学生领袖在当天晚上就聚集在一起，决定成立一个非官方的独立的学生组织来领导运动的持续进行，经过商讨，他们决定将这个组织取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北高联”或“高自联”。第二天即4月23日，各个学校又组织成立了“学生自治联合会”，作为“高自联”的下属机构。“高自联”的成立对“八九”民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此北京各高校的行动就有了统一的领导和协调。
这天晚上7点左右，人大的“学生自治联合会”也在“八百人”大教室成立了，但直到晚上8点我才获知这一消息。当我来到了 “八百人”大教室时，我看见里面已经挤得水泄不通，连教室窗户上都坐着人。好不容易挤到里面时，竞选却已经结束了。如果早来一个小时，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由于情绪激动而登台参加竞选，但由于我早就预感这场运动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我多半不会去参加竞选。“六四”之后，我无数次为自己当初的这种态度感到深深的愧疚与后悔，我一方面希望把运动搞大，一方面却又不想承担责任，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投机主义，我要对我的这种自私的行为进行强烈的谴责。正是因为像我这样的人太多了，“八九”民运最后才遭受了失败的命运。后来我深刻地吸取了这个教训，在“八九”之后的历次抗争活动中，我再也没有退缩和犹豫过。我认为，虽然我们的个人努力在运动的洪流中显得微不足道，但也许在某个时候它却会成为压垮专制强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人大的“学生自治联合会” 最后由七个人组成了，七人当中有两人是我所在的劳动人事学院的学生，一个是88级的马少华，一个是86级的邱军。其中马少华后来与我的关系非常亲密，我们一起在九十年代为中国民运做了一些事情。“自治会”成立后，当时就有人说，这些“自治会”的人没有什么能力，许多有水平的人根本就没有跳出来。他们说的也许是事实，但他们不知道，在反抗专制统治的斗争中，勇气比能力和水平更重要。早在二千多年前，有人就问过孔子：“三思而行怎么样？”孔子说：“再思可矣。”也就是说，凡事考虑多了就有私心，这是政治投机分子的一个主要行为特征。“八九”民运的最后失败再次证明，普遍的投机主义对运动的伤害是多么严重。所以直到今天，我还要对王丹、马少华们当时的英勇表现表示最崇高的敬意，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经过“八九”民运以及后来无数次政治抗争活动的考验后，已逐渐成长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中坚力量。
“高自联”和各个学校的“自治会”成立后，校内民主运动马上就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各个学校的“自治会”通过募集资金办起了广播站，组织了纠察队，并制作了大量的旗帜和标语，从而将“八九”民运推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从4月24日起，北京各高校都开始罢课了，这是“高自联”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情。那天早上，我很早就来到了教学楼下，看见“自治会”的人正在劝阻有些想上课的同学，同学们基本上都能予以理解，于是我们学校就顺利实现了罢课。与此同时，各个学校的“自治会”又组织队伍到其他学校进行串联游行，4月24日北京外语学院等学校的学生就到人大进行了游行。经过精心准备，4月25日，我们人大的数千名学生也在“自治会”的有序组织下到青年政治学院、首都师大、中央民族学院等学校进行了游行，一场自发的学潮终于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有组织的民主运动。
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在广大学生对民主运动的热情日益高涨的时候，“高自联”应当迅速扩大组织，应当制定、公布自己的行动纲领，并让那些赞成这些纲领的学生加入“高自联”，使“高自联”成为一个像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那样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这样当局镇压这个运动时就会有所忌惮，而且即使镇压了，以后也会有很多人自觉地继续从事民主运动。“六四”之后，“高自联”的学生领袖都受到了通缉、抓捕或被迫流亡，那些在运动中表现积极但却没有加入“高自联”的大部分学生很快就屈服于当局的高压淫威之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更要命的是，“六四”之后的二十年来，当初那些积极参加运动的人不知都跑到哪里去了，能够矢志不渝、坚持抗争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这使得中国民主运动的力量直到今天还非常弱小。所以说，在“八九”民运那么好的条件下，中国民运没有借势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实在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4月23日，赵紫阳出访朝鲜。由于学生运动的规模和力量越来越强大，中共高层的顽固派对此极为恐惧，于是他们就利用赵紫阳出访之机开始密谋镇压运动，他们决定像1987年那样将运动扼杀于摇篮之中。4月25日晚上邓小平发表了一个讲话，他将北京的学潮定性为“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又根据邓小平的讲话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那个时候，学校的气氛非常紧张，许多人都在观望“高自联”的态度，而更多的人却对“4·26”社论感到义愤。本来在“4·26”社论发表之前，“北高联”就已经决定组织北京各高校在4月27日进行一次统一大游行，然而在顽固势力磨刀霍霍的嚣张气焰下，年轻的大学生们能经受得起这次考验吗？值得骄傲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广大学生没有被吓倒，各个学校反而在加紧准备即将来临的大游行。
实践证明，在每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如果双方势均力敌，那么胜负的关键往往取决于在危急的关头你是否能顶住对方的压力。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勇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胆小者将被吓死，勇敢者将笑到最后。政治斗争本来就是一种胶着的斗争，你退他就进，你进他就退，如果不是为了大局和长期的战略性考虑，你根本就不能选择软弱和退让，一旦你选择了软弱和退让，那么形势就会急转直下并一泻千里，就像甲午战争中的中国军队一样。幸运的是，在1989年的4月底，我们没有选择软弱和退让，于是我们就在4月27日与专制力量的一次决定性战役中取得了胜利。
当然，中共里面的顽固派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一定会采取种种手段来破坏我们的预定计划。果然，4月27日早上我们刚起床，就听说北大已经被大批警察包围了。于是校园里议论纷纷，有主张继续游行的，有主张暂停的，但大多数人还是在等待“北高联”的明确指示。然而“北高联”这个时候也显得有些犹豫不决，一会儿说取消游行，一会儿又说按原计划继续游行。于是人大“自治会”只好自己拿主意，经过短暂研究后终于决定继续游行。开始只有几百人，都是像我这样的积极分子，于是我们就在校园里游行了一圈以壮大我们的力量。直到人数达到两千左右时我们才走出校门，朝北大挺进，准备先去把北大的队伍救出来。但是当我们走到中关村的时候，我们却碰上了北大的游行队伍，原来他们已经成功突围，不知道他们是自己冲出来的还是其他学校的学生救出来的。于是我们人大的队伍立即掉头，朝天安门广场挺进。在之后的游行过程中，我们人大的队伍始终走在最前面，“人大研究生院”的大旗在前面显得格外耀眼。这让人大的学生感到特别扬眉吐气，我们终于在这天以出色的表现彻底摔掉了“第二党校”的恶名。
当游行到北京理工大学附近时，我们却遇到了警察人墙的拦截。我们冲了几次都冲不开，后来一些市民就在警察人墙的的背后与我们配合着冲击，我们才终于突破拦截。北京市民这天表现得相当好，他们不仅与我们一起冲击警察人墙，而且在沿途不断地给我们送水、送雪糕，这让我们非常感动。随着北京理工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语学院等学校的队伍的加入，我们这支游行队伍的阵容就越来越壮大，围观的市民也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在窗户上向我们挥手致意。在紫竹园和西直门附近，我们又先后遇到两道警察人墙，由于有了经验，我们很快就冲破了他们的拦截。有人算过，这天我们一共突破了八道警察人墙，最后在长安街上时，警察人墙已经不起任何作用，轻轻一冲就自动溃散了。在游行之中，我们一会儿喊口号，一会儿唱《国际歌》，情绪一直都非常激昂。到长安街之后，几乎是北京所有高校的队伍都汇入了进来，不少市民也加入其中，几十米宽的长安街上全是游行的人们，前后竟有数公里之长，场面颇为壮观。我一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直到今天我还为自己参加过这次伟大的游行而深感自豪。
由于在几次突破警察人墙的拦截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下午4点左右我们才到达天安门广场。到达广场后不久，当局就调来了几十辆军车，车上全是全副武装的士兵，企图对我们进行镇压。但这些军车马上就淹没在人海之中，许多学生爬上了军车，向这些士兵进行演讲和宣传，高喊着“人民军队爱人民”的口号。不久，这些军车就灰溜溜地开走了，人群中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至此，“4·27”大游行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当我们离开广场时，路边的市民向我们热烈鼓掌，甚至那些警察也向我们打出“v”型手势，庆祝我们取得了胜利。在广场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又沿着二环路继续游行,直到晚上十二点才回到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