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超限战: “八九”民运和《经济学周报》

反超限战: “八九”民运和《经济学周报》: “八九”民运和《经济学周报》 陈子明 接管《经济学周报》 1988年2月下旬的一天，何家栋先生托郑棣带来口信，让我当天务必抽出时间，去他家商议一件非常紧急和重要的事。于是，我就和郑棣一起赶往何先生家，看到他在北平地下工作的战友陈英茨（《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原群工部主任）...

“八九”民运和《经济学周报》

陈子明
接管《经济学周报》 

1988年2月下旬的一天，何家栋先生托郑棣带来口信，让我当天务必抽出时间，去他家商议一件非常紧急和重要的事。于是，我就和郑棣一起赶往何先生家，看到他在北平地下工作的战友陈英茨（《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原群工部主任）已经在等候我们。原来，《经济学周报》因卷入债务官司，正面临经营危机。该报的管理层，已向其上级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提出申请，寻找合作伙伴“带资办报”。他们首先找到陈英茨，陈又找到何家栋。何先生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立刻找我来商议资金筹措和人员调配的可能性。

当时，我是民办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何先生是所顾问。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定位是“一个以政治为灵魂、以文化为形态、以经营为后盾，有独立意识和既定目标的自觉的团体”，旨在建立由调查、科研、教学、人才评价、编辑、出版、发行、影视等环节组成的“思想生产线和智力活动服务线”。该所的社会学部兼中国民意调查中心、心理学部兼北京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以及经济学部正在寻找一个机构外化的途径。我们素来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但此刻尚没有接管一家报纸的思想准备，因为这是当局严密控制的领域。陈英茨要求马上就给予明确答复，我和何先生、郑棣反复掂量，觉得此事可行，当即拍板出资办报，并由经济学部兼《经济学周报》编辑部。 

2月27日，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北京应用科技研究所、北京思创技术研究所与经团联签署了“带资办报”协议书，规定从3月1日起，出资方全面接管《经济学周报》的人事、编辑和经营。北京应用科技研究所（所长毕谊民）、北京思创技术研究所（所长严江征）均由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出资创办，三所属于同一“团体”。根据最初的人事安排，成立《经济学周报》董事会，由原社长崔绍林任董事长，毕谊民任副董事长，陈子明任总经理；社长陈英茨，副社长费远（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务委员）；总编辑何家栋，副总编辑王军涛（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务委员）。报社实行总编辑负责制。后来，陈英茨没有参与《经济学周报》的具体工作，仍由原社长崔绍林挂名社长一职。

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于光远、冯兰瑞是著名的党内改革派人士，他们批准了上述协议，为《经济学周报》的改组承担了政治上的责任。几个月后，当时分管意识形态和新闻媒体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对民运“三朝元老”（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和高校竞选运动的参加者）王军涛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一事表示了关注，作为经团联主管部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有意要关闭《经济学周报》。经团联秘书长会议顶住了来自上面的压力，确认周报的编辑方针没有错，并决定成立《经济学周报》编委会，由冯兰瑞任主任，戴成、陈英茨任副主任，何家栋留任总编辑，继续主持工作。考虑到王军涛的身份过于敏感，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团体决定由郑棣（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务委员）顶替王军涛的职务，王军涛仍留在报社，继续发挥原有的作用。 

此后，为了进一步完善《经济学周报》的形象与功能，何家栋先生邀请了罗点点（罗瑞卿大将的女儿）和高瑜（中国新闻社著名记者）两位女将出任副总编辑。这样，高瑜就成为我和王军涛的同事和战友，在“六四”以后更成为监狱中的难友。 

何家栋先生后来回忆说：“我和子明、军涛进入实质性合作始于接办《经济学周报》。……从这时开始，我和子明、军涛等人才有了思想上的交锋，在扎根民间、保持独立，不依附任何权势集团，以宪政民主为目标，推动政治体制变革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我虽然缺少他们所特有的突发的灵感，但不缺少抑制冲动的意志力，头脑也不僵化，能够吸纳来自各方的信息。他们老想怎样开头，我则常想如何收尾，两代人各有所长，因而配合默契。”“《经济学周报》1989年6月11日被迫停刊，总共出版了388期，我从324期起387期止任主编，共64期。同时编出十名青年学者的文集，准备出版‘经济学周报丛书’，也告夭折。我对光远、兰瑞先生感到歉疚的是，他们辛辛苦苦创办起来的一份报纸是在我手中断送的。我在总结编辑工作经验时说过：‘我的运气不好，做什么事十有九次要失败，还有一次是站在失败者一边。’尽管如此，《经济学周报》这一年多经历，是我第一次和子明、军涛合作编报，两代人合作无间，优势互补；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想法编报，那是一次充满激情——欢乐和痛苦的经历。”

新《经济学周报》的宗旨和成绩

我手头保留着一份《<经济学周报>编辑计划》，这个计划的开头部分是：

一、目标： 

1.围绕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课题与经济发展中现实困境的问题，在多样化的思想碰撞与多学科的学术交流过程中，产生并促进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描述概念框架及研究方法。

2.完整、准确、及时地反映中国经济现实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概貌，使中国经济“透明化”，一方面为中国各级政府提供决策信息和经济政策的咨询，另一方面使中外各方面人士和中国人民了解国家经济的主要动向和状况。

3.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新兴社会力量的代表，表达他们的愿望和思想，维护他们的权益，为他们创造舆论环境和提供发展的理论指导与依据。

4.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经济形势发展和经济理论演变的一部活史。

在1988年3月20日出版的《经济学周报》（总324号，改版后第一期）上发表了《致读者》，其中写道：

《经济学周报》，正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性问题，在多样化思想碰撞中，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

《经济学周报》力图以开阔的视野，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通过各学科交流，发展中国的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周报》代表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兴的社会力量，表达思想，维护权益，提供帮助！

《经济学周报》强调客观、公正、效率构成的知识分子良知！

《经济学周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在“学”上下了许多工夫，经济学界已成为报纸的一大支柱。在物理学中三个点支撑一个物体最稳固，所以今后要在政府行政部门和企业界发展我们的读者，创造我们的形象以形成三大支柱。

一张报纸不能没有新闻，更不能没有自己的特点。《经济学周报》要走出书斋，投向整个社会。 

这一期《经济学周报》还刊登了王军涛起草的“本报评论员”文章“中国经济学的变革与趋向”和专访“有刮风的，就应有刹风的——刘力群谈经济学周报应成为经济评论家的阵地”（刘力群是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经济学部兼职研究员、课题负责人）。前者指出：走向实证化、困境意识、开放式探索，是今后《经济学周报》关注的三个方面。后者指出：《经济学周报》作为一份民间的经济学专业性的报纸，应具有自己的特色和个性。它既不同于《人民日报》的经济版、《经济日报》、《金融时报》和《经济参考》等，它们都是以反映当前经济动态信息、宣传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为主的；同时，也不同于《世界经济导报》、《世界经济导报》，它们的特点是及时反映当前经济改革和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且主要是表达出改革热情最高、最急迫的那部分人的意见。《经济学周报》要成为一份头脑比较冷静，分析问题比较深刻，而不那么赶风潮的报纸，从而在制衡中起一点平衡作用。不去赶风潮，而去泼冷水；不去抢热门，而去找冷门；不去抢名星，而去挖隐士；不去搞宣传，而去搞评论；虽然那是会有风险的，但只要是社会所需要的、只要有利于改革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就有必要去做，将之办成经济评论家的阵地。 

后来，何家栋先生在陈子华等著《浴火重生》的序中写道：“周报的定位是民间报纸，站在民间立场，反映民间声音，不是代表官方发言，它始终信守一条原则，要有历史感，贴近文化层面，虽然也有人担心这会模糊‘改革派旗帜’，但我们并不因此而人云亦云。我一向认为知识分子不必都热衷于做官僚政客的智囊、幕僚，而应该自觉自愿地做社会的清道夫、守夜人。”周报不满足于为经济体制改革摇旗呐喊，屡屡以“打擦边球”的方式呼唤政治体制改革。此外，周报也刊登质疑主流改革派的文章，并十分关注改革中的公平问题以及伦理和文化层面的问题。由于没有改革派喉舌与幕僚的心态，何先生的做法更符合新闻媒体人的行为准则。他在焦国标《讨伐中宣部》的序中指出：“自由出版物的四项出版原则：第一是人本原则，第二是真实原则，第三是自由原则，第四是公正原则。这正是《经济学周报》所秉持的原则。” 

在何家栋先生的领导和王军涛、高瑜等报社同仁的努力下，《经济学周报》不仅起死回生，而且面貌焕然一新。到1989年初，“南有《（世界经济）导报》，北有《（经济学）周报》”的说法已经流传开来。胡耀邦逝世前，于3月2日委托夫人李昭代他写信（刊于1989年4月23日《经济学周报》首版），表达他对《经济学周报》的期望，信中说：


首先，谢谢对他的关怀和信任。

第二，他认为周报不仅有学术研究，更有一定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会得到社会的信任。

第三，他仍在疗养过程，也不具备研究的条件，他祝愿周报能越办越好，起到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 

由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系统下属十几个单位，当时我的精力大部分投入到策划、组织、人事、管理、营销等方面，一直没有时间给《经济学周报》写稿，何家栋先生对此颇为不满。有一次他开玩笑说，要找个地方把我关起来，专心致志地给周报写专栏文章。我答应，一定给他写十篇文章。我在1989年4月上中旬，完成了三篇稿子。《经济学周报》4月23日刊出了“学术讨论应有的风度”，4月30日刊出了“新权威主义理论构造的缺陷”，第三篇“新权威主义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发表，周报就被当局下令停刊了。何先生一语成谶，半年后我果然被“关起来”了，开始了几百万字的写作生涯。

八九民运中的《经济学周报》

在八九民运中，《经济学周报》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利用当时相对宽松的新闻环境，如实地报道了这场运动；二是始终坚持理性的声音，呼吁通过政治妥协来促进政治进步；三是在理论上揭示了这场运动的目标和方向。 

1989年4月23日，《经济学周报》以一种隐晦的方式首次介入运动。在首页右上方报眼刊载了胡耀邦1981年的一段话：“当着人民内部矛盾被错误处理，走向激化时，我们千万要冷静，不要跟着起哄，需要忍耐一下，有意识地‘钝化’一下，实行‘冷处理’。常言说，宰相肚里好撑船，听听不同意见还是有好处的。根据历史经验，遇到这种情况，第一，不要躺倒不干；第二，不要急急忙忙反击。……”可是两天后，李鹏趁赵紫阳不在国内之机，去向邓小平汇报学运情况，并根据邓的讲话组织撰写《人民日报》社论，“急急忙忙反击”了。

赵紫阳回国后，公开提出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于是，5月7日《经济学周报》刊登了本报评论员文章“在社会进步中实现政治稳定”，首次正面提及学潮，指出：“不应简单地将学潮与‘文革’期间敌对势力活动进行类比，这种传统心态必将导致政府与人民关系紧张；也不应笼统地将学潮看作危及现代化事业的动乱之源，这种消极评价会使政府忽视学潮中所隐含的宝贵而丰富的政治信息，从而丧失自我调整的良机。”“从学潮的基本方面来看，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推动民主进程，是它的主调。学生们强烈要求惩治贪污、清除腐败，正是政府再三宣告的施政方针。”文章最后说：“4月15日以来学生的游行、罢课等活动，向政府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即如何学会用新方式来处理社会矛盾。这是一个机会，处理得当，中国将由此跨进现代政治文明之门，在社会进步中实现真正的政治稳定。”

5月14日，《经济学周报》拿出了两个版面刊登有关民运的报道和评论。费远署名的记者综述“戈尔巴乔夫访华前夕的北京 学潮基本平息局势趋于平缓”报道了新闻界对运动的参与：“五天以前，几十名编辑和记者代表着来自首都三十多家新闻单位的一千多名新闻工作者向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递交请愿书。他们在前往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西交民巷的中国记协的路途中，受到了来自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高校部分学生的夹道欢迎。”《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郑棣，正是这次新闻界请愿活动的发起者之一。记者萧柏喻、刘丹红采写了长篇报道《北京学潮纪实》，四个小标题是“中国魂”、“妈妈，我们没有错”、“理解万岁”、“今又五四”。报道在结尾处驳斥了“动乱”之说：“从4.15到4.27，这次牵动十几万学生、数十万群众、数万军警的大规模运动，迄今为止，未见有关人员伤亡、损坏公物以及抢劫的报道。一位学者认为，这充分显示了政府的空前理智，学生的空前自律，群众的空前冷静。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学者指出，这次运动所蕴藏的大量政治信息，值得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政治家和政治学家审慎地研究。”

5月21日《经济学周报》全部篇幅的一半（四版）与运动直接相关。刊登了本报评论员文章“写于大学生绝食第五天”，强烈呼吁：“形势危急！我们必须找到一条出路，不能自己毁灭自己。最现实的选择是在法律和秩序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任何人都无权对这场学运作出政治判决。我们要求全国人大立即召开特别会议，根据宪法确立的原则，通过合法程序，对学运性质进行评议。”刊登了于光远的文章“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一页”，作者以“一二.九”学生运动参知者的身份指出：“两次学生运动的性质都是爱国民主运动”,“我不认为学生的行动损害了国家的尊严，恰恰相反，我认为它显示出‘五四’以来七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光荣传统，显示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形象。”文章认为，为了走出僵局，“排除学生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党和政府不应该在词句上作不必要的推敲”，“政府没有理由为了某些措辞而使得问题得不到迅速解决。”刊登了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的呼吁书全文，丁伟志、胡绳、刘国光、苏绍智等社会科学界知名人士致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呼吁书全文，《中国日报》、《光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工人日报》、《中国妇女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观察》、《政治学研究》十家新闻单位部分记者编辑联名呼吁的消息，以及严家其、包遵信领衔的“五.一六声明”的全文及部分签名的影印件。还刊登了曹思源的长文“出路在于主动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明确提出“民主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乃至民主建设的严重落后”，应当“主动地发展社会主义的议会民主”，“充分发挥人代会的作用，在新的现代化的方式下就不仅是可以想象的，而且是可以争取做到的”。

5月28日，《经济学周报》刊载了巴金近日赞扬《世界经济导报》及其总编辑钦本立的消息，消息引用巴老的话说：“报纸要为人民说真话。过去有句话，说报纸要‘为民喉舌’。这句话不错。”

在整个运动期间，《经济学周报》都站在理性和均衡的立场上，呼吁政治妥协与社会和解。5月7日第一篇有关学运的评论就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强烈的矛盾缓解而不是通过对抗使矛盾升级。中国极其缺乏的是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渠道。因此开辟各种畅通的信息传送渠道，是达到沟通，增进理解，缓解矛盾的重要一环。我们欣慰地看到政府与学生4月29日已开始对话。这种形式应经常化，制度化。在缓解社会矛盾时，各方都应具有足够的善意和宽容精神。宽容精神是理智和成熟的标志。社会各方面部应学会宽容、克制自己的情绪，诉诸理性而不诉诸暴力。一切非理性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不论以何种理由，何种名义作为借口，都是公众所不能接受的。”5月21日的第二篇评论说：“近几天社会形势的发展已引起民众情绪的分化，其中不乏激愤者。激愤情绪的发展很容易外化成缺乏理智的行为。这就给一些没落社会势力以可乘之机，不惜挑起事端，孤注一掷，从而激化矛盾，令各方失去克制。这是大学生和知识界必须警惕的。因此，大学生应坚持理性精神，采取明智而灵活的态度，迅速结束绝食，打开僵持局面。”同日发表的王晓天（王军涛笔名）署名文章指出：“坚持理性精神，不论社会多么风雷激荡，知识共同体应该依然冷静地把握形势，善意地交换思想。不应让社会生活中的其他庸俗风气毒化知识界，而应按理性精神改造旧的社会生活气氛。反对彼此敌视，坚行宽容相处；不仅以文明的思想，而且以文明的方式改造中国。”6月4日，《经济学周报》在头版发表署名陈非的文章“中国：需要心平气和”，指出：“不安定因素既不是来自‘反自由化’的‘不彻底’，也不是来自‘极少数’人的‘挑动’，而是来自整个社会利益关系的失衡。”“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和贪官污吏忍无可忍，而我们的社会机制既没有为人民群众提供表达意思的民主渠道，又不能通过民主与法治的手段消除腐败，惩办贪官污吏。因此，只好通过上街游行喊口号的方式来表达意思了。但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是靠暴力斗来斗去，武力和武力威胁是对付敌人的办法，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往往不能奏效，却只能走向主观愿望的反面，只能破坏发展进步。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环境，老搞内耗不得人心。国家大事当然不可能在马路上求得解决，只能依靠民主和法制。一个政府一个执政党，只有善于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善于进行利益整合而不是固执成见，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当文章见报时，长安街上的枪声已经响起，任何理性、善意的言辞，已经不起作用了。

在“八九”民运期间提出的政治主张，绝大部分是当下的、即时的要求。譬如说《经济学周报》刊载的“五.一六声明”就提出了如下的诉求：“必须承认在民主程序下产生的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果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废止特权；查禁‘官倒’，消除腐败”；“实行新闻自由”、“民间办报”，“承认并保护公民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权利”。而《经济学周报》同仁则凭借掌握报纸的便利条件，勾画了改革中国政治体制和重建文明模式的蓝图。

5月14日刊载的“重建文明模式”一文指出：“当前有两大文明模式影响着中国文明的变迁”。一种文明模式“实质上是立足目前中国社会状况，恢复旧的社会主义或几千年封建主义模式的机制”；另一种文明模式“是使个人和法人获得彻底的独立自由；在公平、合理的规则控制下，每个人或法人都追求高效率、高产出的生活，并由自己对结果负责。这种文明模式要求，进一步在中国明晰和确定财产权，制定完善的法制，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

5月21日刊载的由王军涛执笔的“写于大学生绝食第五天”，将1949年之后的体制定义为“战争动员体制”。“这种体制具有如下特征：（1）宝塔型单向权力关系结构，最上层是一位领袖为代表的一个政治集团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2）单一的行政隶属关系覆盖全部社会生活领域。（3）对人事、机构、程序、结构及规则采取权宜之计，可以任意变动。（4）大一统意识形态，维系社会成员的无条件忠诚。（5）以运动为基本行为公式，这种体制与现代化进程中各类新兴利益处在紧张的摩擦式对立状态中，经常导致社会骚乱和动荡。（6）严厉、残酷的惩罚所保障的铁的纪律，……。”这种体制“未能适应现代化建设。因为，现代化进程是工业革命引起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及人们心态剧烈变动的过程，必须建立一种机制，适时适度地适应变动，进行自我调整，有效地公平地整合各类利益；从而实现政治稳定。这种体制，只能是民主宪政。所谓民主宪政，主要包含如下原则：（1）以个人作为政治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与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2）代议制与普选；（3）责任内阁的行政政府；（4）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5）党派斗争公开化、合法化、规则化、非暴力化与结社自由；（6）社会生活领域多样化与政府权力有限性；（7）舆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及信息开放。对于中国而言，主要指重新界定各类政治设施（党、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公民等）权限，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制定各自的运行规则。”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纲领。

1988年11月10日至13日，《经济学周报》与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国防经济学会主办的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在北京京丰宾馆举行。此次会议由闵琦（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务委员）筹划，由闵琦、李盛平、王军涛、陈小平、张钢、周舵、王苏波、王东、王润生、孙立平、郑也夫、黎鸣、刘在平等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有于光远、黎澍、李锐、李慎之、苏绍智、于浩成、戈扬、丁守和、许良英、冯兰瑞、张显扬、严家其、张晋藩、罗荣渠、温元凯等全国300多名老中青专家学者与会，是1980年代由民间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理论研讨会。会后，我和王军涛主持了一项关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课题，在1988年11月至1989年5月的半年时间里，组织了十几次中小型课题讨论会，拟定了总体的写作框架。鉴于5月20日戒严后局势的急剧恶化，我们准备迅速拿出一个初步成果，对5月21日文章中的诸点展开论述，以《经济学周报》的全部篇幅（对开八版）一次性刊出。5月24日以后，由七人组成的写作小组就一直在远离天安门广场的地方进行最后的讨论。文章的题目确定为“中国现代化论纲”，各节小标题和执笔人如下：时代特征（陈子明），文明抉择（王军涛，由陈子明代），十年反思（石小敏），困难时刻（闵琦），政治改革（杨百揆），经济改革（刘力群），社会整合（孙立平），文化重建（刘卫华）。我们于5月31日各自回家写作，约定6月7日再次碰头统稿。可是，我们的写作速度没能赶上坦克的开进速度，6月3日至4日之夜成了流血之夜，6月7日我在得知公安局对于我和王军涛的秘密通缉令后，已经与妻子王之虹逃亡至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虽然四万字的理论长文流产了，但聊以自慰的是，毕竟已经有“写于大学生绝食第五天”中的七条政纲见诸于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