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抗命第28集团军军长与政委命运

1989年六四事件中，张明春所在的第28集团军于6月3日受戒严指挥部之命进入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但张明春以及军长何燕然率领部队消极抗命，进军行动迟缓，未能在预定时间进入北京。6月4日清场行动过后，军队在木樨地附近被民众堵截。戒严部队总指挥刘华清下令第28集团军反击，但张明春与何燕然未予理会。下午5点第28集团军全部撤走。第28集团军也是六四事件中唯一一支成建制没有抵达指定位置的戒严部队。六四过后，张何二人双双降职。张明春降职调任为吉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1994年6月张明春在沈阳病逝，终年56岁。
　　
本文原载于《动向》杂志第305期，作者吴仁华，原题为《英年早逝的“六四”抗命将领张明春少将》。以下为全文摘录。
　　

六四事件之前，第28集团军军长何燕然(左三)、政委张明春(右四)等合影

　　
“六四”事件后，不愿执行镇压命令的陆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政委张明春少将在历经半年审查之后，遭降职处分，调离野战军，任吉林军区副政委，一年后郁郁而终，英年早逝，终年五十三岁。
　　
张明春少将“六四”抗命的事迹长期不为外界所知。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现任国防大学政委的刘亚洲中将，在担任武汉军区空军政委期间给云南某空军基地营级以上军官作题为“信念与道德”的内部演讲中，透露了陆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消极抗命内幕，但只提到军长何燕然的名字。笔者为了写作《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多方搜集资料，终于了解到张明春少将的抗命事迹以及英年早逝的不幸遭遇。
　　
没能按预定时间进入北京城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中共当局宣布北京戒严，时任陆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政委的张明春少将与军长何燕然少将奉命率领部队从驻地山西省大同市紧急赴京执行戒严任务，驻扎在北京市延庆县。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戒严指挥部命令第二十八集团军全副武装立即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参加清场行动。当天傍晚，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率领部队乘车从延庆县驻地出发，向北京城开进。一路上不断受到民众阻拦，始终未采取包括开枪在内的强制措施，开进行动迟缓，没能按预定时间进入北京城。
　　
直至六月四日清晨五时三十分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后，第二十八集团军车队才进入北京城，沿西长安街向广场进发，正好遇上抗议高潮，清晨七点钟左右，被数以万计被屠杀所激怒的民众堵截在木樨地一带。军政委张明春与军长何燕然没有率领部队强行突进，部队车队陷于人海之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少，纷纷向官兵哭诉屠杀情景，展示死难者血衣，导致部队军心动摇，弃车而不顾，包括三十一辆装甲车和两辆通讯电台车在内的七十四辆军车被烧毁，是军车被烧最多的一支戒严部队。
　　
张明春和何燕然不愿执行武力镇压民众的命令，始终没有下令强行突进。约中午十二点三十分，戒严部队指挥部总指挥刘华清命令空军司令员王海派遣一架军用直升机，在木樨地一带上空盘旋，用高音喇叭反复向停滞不前的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呼喊：“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反击!”这实际上是在下达开枪命令。但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置之不理，没有再前进一步。到了下午五点钟，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全部撤走了，有一部分撤入了附近的军事博物馆，成为戒严部队中唯一一支成建制没有抵达上级所指定位置的部队。
　　
中共眼中表现最差的部队
　　
在中共当局眼中，陆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是十四个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陆军集团军中表现最差的部队。“六四”事件后，中共当局对其进行了历时半年的清查整顿。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军一级指挥官均被调离野战军部队，何燕然降职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张明春降职调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参谋长邱金凯调任贵州省军区参谋长。一位资深的第二十八军副军长(曾任军参谋长)的女儿(原第二十八集团军步兵第八十二师炮兵团军医)透露说：“何燕然、张明春因八九年‘六四’动乱指挥错误，双双降职。”
　　
目前所知，在“六四”后清查整顿过程中表现不佳的第二十八集团军高级军官，只有步兵第八十二师师长林尊龙，为了个人前程，有不良行为，后来升任第二十七集团军参谋长。一些当年第二十八集团军的营、团级军官至今对林尊龙有微言。
　　
与徐勤先一样，何燕然、张明春本来属于前途看好的少壮派将领，都是刚在一九八八年九月晋升少将军衔，仕途正处于上升时期。何燕然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由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升任第二十八集团军军长，张明春于一九八八年二月由第二十四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升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政委，两个人都升迁新职不久。张明春潇洒倜傥、口才极佳，深受部属喜爱。
　　
张明春出生于一九三八年五月，黑龙江省呼兰县人。一九五五年八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战士、副排长、排长、作战训练参谋、干部科助理员、干事、秘书、干部处副处长、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第二十四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附录：吴仁华在另一篇文章《“六四”镇压时消极抗命的28集团军》中，也谈及张明春与何燕然在“六四事件”中的表现。本文原载于《动向》杂志2010年12月号。以下为全文摘录。
　　
一九八九年北京戒严时，第二十八集团军隶属北京军区，军部驻地在山西省大同市，部队代号是五一三六一。何燕然少将任军长，张明春少将任军政委，杜东海少将任副军长，杨惠川大校任军副政委，邱金凯大校任军参谋长，苏云大校任军政治部主任。
　　
第二十八集团军是首批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但在中共官方有关“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宣传资料中，该集团军不见踪影，被中共当局和邓小平，杨尚昆等人视为表现最差的一支部队。该集团军没有所属部队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或记功，也没有官兵成为“共和国卫士”。
　　
受阻于木樨地桥头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第二十八集团军接到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预先号令。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军参谋长邱金凯等人组成集团军前进指挥部，率领进京部队。翌日，该集团军进京部队全副武装，乘坐装甲车，军用卡车，吉普车，沿京原公路(北京市——太原市)向北京摩托化开进。
　　
六月三日，第二十八集团军接到戒严指挥部命令：。部队立即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参加清场行动当天傍晚，在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率领下，全体官兵全副武装乘车从北京市延庆县临时驻地出发，向北京城开进。一路上不断受到民众的强力阻拦，开进艰难，行动迟缓，没能按预定时间进入北京城。六月四日清晨，部队车队才进入北京城，沿西长安街向广场进发。这时，广场清场行动已结束。由于第三十八集团军于六月三日夜晚至六月四日凌晨在西长安街大开杀戒，加上坦克第一师刚在六部口制造了追轧学生撤离队伍惨案，数万愤怒的民众聚集在西长安街上抗议，源源不断地有民众闻讯赶来声援。
　　
第二十八集团军车队抵达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时间大约是六月四日清晨七点钟，正遇上抗议高潮，男女老少悲愤不已，部队车队陷于人海之中，停滞不前。西长安街上血腥镇压后的景象令官兵们感到震惊，处处可见路障，但大都已被坦克，装甲车轧扁，或被冲撞得东倒西歪;焚烧过后的公共汽车残骸四处分布，砖石碎块遍地;道路两边的楼房墙上弹孔累累，地铁站的玻璃上也有许多弹孔，不少玻璃碎裂了。
　　
第二十八集团军先头团的车辆受阻于木樨地桥头西侧地段，起初曾经试图突围，但未成功。清晨七点钟过后，开始有愤怒的民众焚烧装甲车，几辆装甲车被点燃。一群民众爬上一辆装甲车，揭开盖子，叫车内的官兵出来，但官兵不肯听从，十几个民众将官兵一一拽出来，另有一些民众拥上去殴打，官兵拼命逃跑，一些民众紧追不放。在场学生站出来阻拦，高喊：“!不要打不能打!”并与一些市民组成警戒线，形成一个“保护圈”，让官兵们集中坐在其中这些学生和市民一面阻止人们殴打。官兵，一面向官兵讲述发生屠杀情景惊魂甫定的官兵默默倾听学生和市民的悲愤叙述听着听着，有的官兵终于忍不住插话说：“真想不到是这样，真是太惨了!“
　　
其他装甲车，军用卡车上的官兵基本上没挨打，一些官兵下车后很快进入了学生和市民自动形成的“保护圈”。很多枪枝落到了民众手里，卸掉子弹夹后交给在场的学生，学生又还给“保护圈”中的官兵。
　　
围堵的民众数不胜数，庞大的部队车队虽然延续好几里地，但仍陷入人海之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少，将每一辆军车团团围住，纷纷叙述军队屠杀情景，许多人泣不成声。一开始，官兵们大多不相信发生屠杀，强调“人民军队绝不会向人民群众开枪”于是，一些年轻人跑到附近的复兴医院，高喊着：。“要血衣，要血衣，二十八军官兵不相信军队会向群众开枪。“复兴医院是收留死伤者最多的医院之一，医院从里到外，血迹斑斑。
　　
整个部队失去控制
　　
人们将从复兴医院拿到的血衣展示给官兵们看，血的事实震撼了整个二十八集团军，军心涣散，许多士兵气愤地撕掉领章，扯下帽徽，有士兵把枪枝扔进护城河。靠近木樨地立交桥有七，八十辆军车，官兵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倾听民众述说，整个部队失去控制。
　　
上午十点钟左右，愤怒的民众又开始焚烧装甲车和军用卡车，官兵们不但不予以制止，甚至有官兵主动传授快速点燃装甲车的方法。被点燃的装甲车，军用卡车越来越多，一时间，从木樨地到军事博物馆的路段上火光熊熊。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共被烧毁了七十四辆军车，包括三十一辆装甲车和二辆通讯电台车，是军车被烧最多的一支戒严部队。
　　
约中午十二点三十分，戒严部队指挥部总指挥刘华清指令空军司令员王海派遣一架军用直升机，飞到木樨地至军事博物馆路段上空，用高音喇叭向停滞不前的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呼喊：“!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反击”这实际上是在下达开枪命令军用直升机盘旋不去，重复广播中央军委命令，但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置之不理，没有。再前进一步。民众与官兵相处得越来越友好，交换了许多情况，一些官兵打开枪膛给民众看，里面没有子弹。不少民众主动给官兵送来了食物和饮料。
　　
到了下午五点钟，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全部撤走了，有一部分撤入了附近的军事博物馆。
　　
在所有的戒严部队中，第二十八集团军是唯一一支成建制没有抵达上级所指定的戒严执勤位置的部队。
　　
消极抗命：集体承担责任
　　
第二十八集团军是在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带领下消极抗命的。前中国主席李先念的女婿，现任国防大学政委的刘亚洲中将在担任武汉军区空军政委期间，在云南某空军基地给营级以上军官作题为“信念与道德”的内部演讲中曾提到此事。
　　
“六四”事件后，中共当局对第二十八集团军进行了历时半年的清查整顿。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军一级指挥官均被调离野战军部队，何燕然降职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张明春降职调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参谋长邱金凯调任贵州省军区参谋长。
　　
相较于第三十八集团军军长徐勤先，何燕然等人所受处分显然较轻，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徐勤先是以“抗拒执行命令”的罪名处罚，何燕然等人则是以“执行命令不力”的理由处分;其二，徐勤先独自承担责任，第三十八集团军无人与他分担责任，何燕然等人则是集体承担责任，整个集团军领导层扛起责任，无人推卸责任。目前所知，在清查整顿过程中表现不佳的军，师级军官只有步兵第八十二师师长林尊龙，后来升任第二十七集团军参谋长。
　　
作者：吴仁华

徐勤先：‘宁杀头，不做历史罪人！’

回首“六四”：38军军长徐勤先抗命内情

2014年6月2日，《纽约时报》报导了1989年“六四”参与镇压的军队的一些内幕，其中，早前已经被媒体关注的中共解放军第38军原军长徐勤先抗命的故事再被提及。当年，在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的第二个月，中共元老级人物如邓小平、杨尚昆等人深感不安，并召集了中国军队最高指挥官，要求他们对使用武力镇压学运予以配合和支持；但中共军队“王牌军”的38军最高领导人徐勤先认为学生的抗议是一个政治问题，应该通过谈判加以解决。
　　

中共军队“六四”屠城之后，1989年6月6日的北京街头。（网络图片）

　　
现年79岁的徐勤先，在1989年时拒绝执行没有时任军委主席邓小平签字的戒严令，先是被革职，其后又被迫遭受4年牢狱。徐勤先六四期间抗命的事件被中国当局全面封锁，他的经历只在海外流传；2009年香港《苹果日报》记者在毛泽东前秘书、中共党史专家李锐家中偶遇徐勤先。经报导后，徐勤先与他的抗命故事始被更多人知晓。出狱后的徐勤先被中共当局安置到河北石家庄生活，现享受副军级待遇。他在接受《苹果日报》采访时表示：“已经过去的事情，做了就没有什么后悔的。”
　　
徐勤先并不是唯一的反对军事镇压的高层军官，《纽约时报》在报导中还透露，一位前党史研究员证实了当时一份请愿书的存在。这份请愿书由七名高级指挥官签署，呼吁中共高层撤回军队。他们认为，“人民的军队属于人民，而不能用来对付反对者，更不能用来屠杀他们。”
　　
《纽约时报》报导了中国历史学者，现为《炎黄春秋》副主编的杨继绳的亲历：1989年他正在中国官媒新华社工作，六四镇压后的清晨，他到达木樨地——那里也是中共军队发起最猛烈镇压的地方——看到了四处都是遗弃的自行车、被烧焦的汽车和一滩滩干涸了的血迹，而且到处是弹孔，令人不寒而栗。对面的墙上有血红色的大字：“血证如山！”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六四镇压”确切的死亡数字，关于被坦克碾压或被炮火炸死的平民，在不同的出处，从几百到1000多人不等。
　　
“宁杀头，不做历史罪人！”
　　
杨继绳这位“六四事件”的亲历者多年后在他的一本书《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中，详细记载了当年徐勤先拒绝高级干部军参与戒严、镇压学生的过程。他在早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和徐勤先有过多次会面，这些见面交谈的内容，一切以书中叙述为准：“当时，徐勤先因患肾结石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就医……5月17日，徐勤先接到北京军区的开会通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来柱宣布中央军委命令，让军长们当即表态。其他军长没表示不同看法。徐勤先说：‘口头命令我无法执行，需要书面命令。’李来柱说：‘今天没有书面命令，以后再补。战争时期也是这样做的。’徐勤先说：‘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口头命令我不能执行！’李来柱说：‘那你就给你的政委打电话，传达命令。’”
　　
书中继续写道：“徐勤先给政委打了电话，然后说：‘我传达了，我不参与，这事和我无关。’说完就回医院。他回来后同朋友谈起这件事时说，他作了杀头的准备。他说：‘宁杀头，不做历史罪人！’”
　　
旅美学者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也是六四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多年间追索六四镇压真相及镇压军人去向等，着有《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等。他早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曾披露徐勤先抗命被判刑外，还有当时北京军区第28军军长何燕然、28军政委张明春、39集团军116师师长许峰等，皆因当年不愿执行命令，受到降职调职等处分。
　　
六四事件是中国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时刻，因为那批被中共血腥残杀的青年学生和抗议人士是真正的爱国者，而不是中共所说的“反革命”；虽然中共一直以其惯用的谎言欺骗、媒体封锁试图掩盖真相，用金钱利诱封住人的口，但是真相将不会永远被掩盖。
　　
全球关注六四，逾18万港人于2014年6月4日晚点良心烛光再次照亮香港维多利亚公园。
　　
数以百计千计的六四死难者已经逝去二十五年了，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是每个家庭的至亲。只要去读读“天安门母亲”每年的呼吁，凡有人类正常感情的，无不痛入骨髓。而到了今年六四，天安门母亲连发出声音的渠道都被掐灭了。试想一个政权不悲悯人的生命，还有什么文明与道德可言？
　　
来源： 网文
　　
2014-11-11

我的89年第一次中國行

 蘇正平： 我的89年第一次中國行

新頭殼網站報導了香港資深媒體人廖建明新近出版的「我的首次中國行(My First Trip To China)」(http://newtalk.tw/news/2013/01/08/32668.html)。這本書串集了30位現代知名記者、學者、官員、商界人士以及海外華人第一次到中國旅行的體驗。

今 天到中國的旅行者已如過江之鯽，沒有太多稀奇，甚至不會帶來感動。可是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既神秘，又難至。少數獲得邀請或取得旅行許可的西方人士，第一 次到中國，總是戒慎恐懼，好像面對生命大事。特別是記者、學者等知識菁英，去之前都充分準備，旅行途中仔細觀察，再回到西方世界，則是諸多感觸。

我也有自己的第一次中國行。但當時事出突然，我停留不到48小時，算是大事件裡的一個小過程。這一趟去中國，事前幾無準備，停留期間枯守旅館，然後迅速離開中國，似乎沒有留下什麼印象。

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徐璐和黃德北在北京採訪。黃德北因為和事件後在逃的學生領袖王丹見面，在7月3日被捕，徐璐則被國安局約談。

當時我在自立報系政治經濟研究室任職，他們兩 人都是研究室成員。出事後，報社立刻展開救援行動，可是遠水救不了近火，連通訊都有顧忌。剛好在美國訪問的社長吳豐山和總編輯李永得，敲鑼打鼓向國際媒體 控訴中國的惡行，並且申請要進中國，都被拒絕了。於是發行人吳樹民另外指派我，靜悄悄地從東京設法進去，

我在7月10日上午離開台北，迅速在東京取得許可，轉搭西北航空的班機進北京。整部波音747的飛機空蕩蕩，沒坐幾個人，六四後一個月了，飛機主要還是在接運要逃離北京的外國居留者。

晚上八點左右，我抵達王府飯店。徐璐和黃德北原本住在和平賓館，因為經歷兩次半夜的臨檢騷擾以及後來黃德北在街上被架走，徐璐和一些同業搬到王府飯店，以為這間飯店有外資，比較安全。不過，後來我聽說王府飯店的中方老闆是國安局，不由得苦笑了。

中國本來就不是個透明的法治國家，六四後更是 風聲鶴唳，黃德北這個時候被逮，大家都感到事態嚴重，不曉得什麼時候會放人。我是因為同事出事無論如何必須趕到北京，其實也不知道如何處理起，總是做了在 北京長期抗戰的心理準備。卻沒有料到，一抵達飯店，就聽到台灣方面傳來中共即將放人的消息。我一方面鬆了一口氣，但似乎也有一絲失望，總之，是一種荒謬、 無力的感覺。

第二天，徐璐在一群台灣記者陪同下，被傳喚到北京市國安局接受「限期出境令」，而黃德北則在此時被遣送到香港。7月12日早上，我陪同徐璐離開北京飛香港和黃德北會合。

我的第一次中國行就這樣草草結束，下一次再到中國，已經是2012年。

我們繼續與你同行───致王丹公開信

【我們繼續與你同行───致王丹公開信】

王丹：

我們是一批與你在中國憲政民主運動發展的各個階段開始與你合作的朋友，今天，我們在此想告訴你：當你面臨著許多非議、心境艱難之際，我們決定繼續與你同行！

1 我們決定與你同行，不是無原則的個人情感，而是因為我們與你一路走來，比別人更了解你，更有發言權。我們認為，你自投身政治以來，一直是推動中國民主運動和政治進步，相信你會繼續走下去。根據中國目前情勢，我們認為，中國民主運動中，你過去承擔過、現在仍然承擔著、並且會繼續承擔著重要的角色。在民主運動中，我們不是沒有經驗的新兵；我們慎重作出上述決定，我們對我們的政治判斷和抉擇負責！

2我們決定與你同行，不是無視對你的批評，也不是認為你是聖人和完人。但在仔細閱讀對你非議後，作為曾經的共事者和當事人，我們清楚，這裏有重大誤解，也有看法不同。我們會在不同場合向誤解者澄清誤解，與不同看法者討論不同看法。但最重要的是，作為中國民主運動的過來人，我們深知，中國民主運動是一批有人性弱點和種種缺陷的人推動的，是一批在運動中逐漸改善自己的人去發動，推進和最後完成的大業。雖然，你不是完人，也有缺陷和過失，但我們都看到和感受到你確實在民主運動中努力改善自己並確實走向成熟。因此，我們做出選擇。

3 我們與你同行，是相信你能正確對待不同意見。因為我們深知人性有缺陷，才需要制度；同樣，我們認為，在制度尚未建立的運動中，需要社會輿論的監督。我們理解你面對無意的誤解和故意的抹黑，你感到氣憤和難過。但是，這是我從事民主運動必須要有對待不同意見的雅量和度量。面對誤解、非議和抹黑，我們應當通過做得更好證實自己，消除疑慮，由此讓世人增進對中國民主運動人士和民主運動的信任和信心。

王軍濤，胡平，蘇曉康，李恒青，張伯笠，余杰，項小吉，金岩，王天成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9/blog-post_78.html

1989年成都镇压：一个被遗忘的天安门

来源: 

博谈网

作者: 

周洁

louisa Lim

世界媒体捕捉到了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场抗议和镇压。但在中国各地也发生了类似的抗议。北京的学生绝食后，在四川成都，学生们开始在天府广场绝食数日。因为尚与中国有着联系，拍摄这张照片及以下几张图片的摄影者要求不要透露其身份。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报道）据《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 4月15日报道，二十五年前——1989年4月15日，中国学生悼念一名改革派领导人的去世。但是，开始的哀悼演变成要求民主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示威者留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日复一日，直到他们的抗议活动在6月4日遭到中国军队的残酷镇压。到今天，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死亡。

媒体捕捉到了在北京这场大屠杀里的一些故事。但NPR长期在中国的记者Louisa Lim说，中国政府这25年来在竭尽所能要抹去人们对这场抗议的记忆。在Lim即将出版的新书《失忆的人民共和国》中，讲述了1989年如何改变了中国，及中国在其官方版本中如何改写在1989年发生的事。她的故事，包括调查了在西南城市成都一个被人们遗忘的镇压。迄今为止，成都的镇压从未被报道过。

在成都，Lim见到了现在70多岁的唐德英（音）。这名身材矮小的老妇人笨拙地穿着她粉红色的塑料平底拖鞋走进了房间。

1989年6月4日当戒严部队在北京对平民开火时，这场暴力立即被广播到全世界家庭的客厅里。然而，用了25年，在成都发生的致命事件的细节才浮出水面。正是该事件夺去了唐德英17岁儿子的生命。

25年来，唐德英活着只为一个目标：要将造成她儿子周国聪（音）死亡的人绳之以法并寻求赔偿。她的儿子在1989年的成都镇压后失踪了，后来在警方的拘押中被殴打致死，警方后来给了她一张照片，显示了他被打得变形的尸体。

她坚定地告诉Lim：“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就是这句简单的话语让Lim横跨三大洲找寻证据线索，包括目击者的描述、老照片、痛苦的日记、美国的外交电报和中国政府官方版本对事件的记录。这些不同的线索交织在一起，展示了成都这出几乎被遗忘的悲剧。

1989年6月4日在成都的天府广场，警方最初用催泪弹和眩晕手榴弹来对付示威者，试图驱散拥挤的人群。

在成都的抗议活动几乎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对应。1989年4月15日，学生们悼念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随着5月中旬开始绝食，很快演变成了大规模抗议活动。

学生们占领了成都的天府广场，在100英尺高的毛泽东雕像下露营，并自豪地宣称这是一个“小天安门”。6月4日上午，警方最初将抗议者清出天府广场的行动还相对平静。

但当听到在北京军队朝手无寸铁的平民开火的消息后，成都市民又一次走上街头。这一次，他们知道危险；他们携带横幅声讨“六四屠杀”及带有哀悼标语的花圈，上面写着“我们不惧怕死亡”。

不久，警方就动用了催泪瓦斯。天府广场上爆发了激战。抗议者们向警察投掷铺路的石块；警方用警棍殴打示威者。

冲突中的伤者在等候治疗。

1989年6月4日，当局派出武警对天府广场清场，警方和愤怒的人群发生了激战。

在附近的一间医疗诊所里，地板上躺着一排排警察暴力下流血的受害者。住在成都的美国人Kim Nygaard回忆说，他们恳求她“告诉全世界！告诉全世界！”

长凳上坐着一排患者，他们的头骨破裂，裹着绷带，衬衫的衣领附近沾满了血迹。内脏的证据显示，警方的战略是针对示威者的头部。

但暴力是双向的：在成都一所大学任教的美国人Dennis Rea看到人群猛烈攻击他们认为是一名警察的男子。人群拉着他的四肢，然后把他扔到地上，开始踩辗他的身体和面部。

据当地政府的官方陈述，当天有8人被打死，其中包括两名学生，并称这场战斗令1800人受伤，其中1100人是警察，大多是轻伤。

但美国的外交官员当时告诉《纽约时报》，他们相信当天有多达100名重伤者被抬出天府广场。

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晚上，在6月5日晚进入6月6日时，一群人闯进了成都的锦江宾馆。在那里，在国外客人们的注视下，发生了成都镇压最残酷的场景。

安全部队抵达后，在宾馆的庭院内抓捕了数十名示威者。一名要求匿名的西方游客在电子邮件里描述说，她从5楼的阳台看下去，看到大约25人跪在庭院里。他们的头被推到面部朝地，双手被捆在背后。那些看守围着他们转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接到命令了。这时，“那些穿着白衬衣黑裤子的男子们走过去，用铁棒砸那些在地上的脑袋”。这一残酷的场景令她跑进卫生间里呕吐起来。几天后，她逃离了中国，并告诉一家《斯堪的纳维亚》的报纸说“他们杀了他们，一个接一个，此时其余的人仍在求饶”。

十几名最初在美国总领事馆住处避难的西方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当宣布事态已得到控制，一些人返回宾馆时，一些人看到了一些发生的事。

那天清早，Nygaard回到宾馆，看到院子里堆着象一个个沙袋一样的东西。当她还在揣测这是用来做什么的时候，突然发现“沙袋”动了一下，寒意爬上她的脊梁，她惊恐地意识到那些沙袋其实是面部朝地横在地上的人，他们的双手被捆在背后。

她对Lim说，“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在想，‘噢，我的天啊，他们那么做时在折断他们的胳膊。”

最终，开来了两辆卡车。对那一刻Nygaard记得清清楚楚：“他们把这些身体堆上卡车。我们就觉得，这样子没人能活下来。被压在最底下的人可能会被窒息而死。他们抓起他们就象提沙包一样，象扔垃圾一样扔上卡车的后面。”

五个单独的证人描述了同样的场景，美国的外交电报中也提到这个。目击者们估计，他们看到30到100具尸体被扔上了卡车。

当地政府并不避讳拘捕事件。《成都暴乱始末》这本中文书记述了该事件的官方版本。书中称，在锦江宾馆有“70名暴徒”被抓。

对于那些被拘捕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有的话——有多少人死亡，这无从得知。

成都的抗议立即被当局贴上“政治风波”的标签，与北京的相提并论，并污蔑抗议者是“暴徒”。立即改写历史是要地毯式地让国民对1989年事件“失忆”的第一步。

25年来，唐德英因为拒绝遗忘而一直遭到惩罚。6月6日那天，她的儿子骑自行车回家时被拘捕，从此消失在警方的拘押中。另一名被关押的人告诉她说，她儿子是被打死的。为了要求当局解释儿子的死因，她曾5次到北京上访。每一次她都被截住，送回成都。她遭到警方的拘捕、殴打、监视，并两次被关进铁笼子里。

但她的倔强终于为她在2000年获得了一张她儿子尸体的照片，这证实了那痛苦的信息——他是怎么死的。血凝结在他的鼻孔周围和嘴巴的一侧。鼻子上有一大块瘀伤，面部看上去肿胀变形。他的一只眼睛微微睁开。当她看到这张照片时就晕了过去。在死亡中，她儿子仍在看着她。

2006年，她接受了近9000美元的困难补助，成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因为与1989事件相关政府给出的补助。当局希望她停止活动，但是她没有。她说，那些责任人仍须认罪。

1989年6月4日，一名受重伤的男子被抬进成都一家医院。目击者形容了警察的暴行。人们仅仅因为出现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就被毒打昏迷。

25年前在成都发生的事，其重要性足以让当地政府继续投入金钱和人力来钳制唐德英。她的遭遇展示了中国政府对于自己最近的历史是多么的惧怕。

25年前，政府用枪支和警棍镇压自己的人民。现在，它在部署更复杂的工具来控制人民，通过媒体审查制度及篡改自己的历史来打造爱国主义和民族认同感。

虽然无可否认中国的国民变得越来越富有，比天安门事件后要更自由，但唐德英的经验表明这种自由是有限的。仅仅是要留住记忆都被视为威胁到社会稳定。

在成都发生了什么很重要，因为它显示了中国政府的成功：不仅仅是控制人民，而且控制着他们的记忆。在当今的中国，记忆已成为了一种政治工具。

原文链接：After 25 Years Of Amnesia, Remembering A Forgotten Tiananmen

赵紫阳解密邓小平废黜胡耀邦的两个原因

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被废黜及后来的离世是推动整个〝六四〞事件的主因之一。据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吴伟于今年初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开设的专栏中介绍，赵紫阳遭邓小平废黜后，曾点出胡耀邦被下台的两个根本原因。

1980年代，以胡耀邦为首的自由改革派曾一度让百姓以为中国可以走上民主的道路。但1987年胡耀邦在中共保守派连续七天的批斗之下，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当时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在2014年1月13日，于《纽约时报》中文网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的专栏，还原那段历史。

吴伟在专栏第七篇《风云突变：胡耀邦落马》中介绍，赵紫阳遭邓小平废黜后曾说，邓决心要胡下台有两个根本原因。第一是邓小平及中共元老们认为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坚决，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和事持纵容态度；二是胡耀邦在接受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采访后，受到极大赞扬，而以邓小平为首的保守派却遭到批评，这让邓小平起了换掉胡耀邦的念头。

邓小平的基本思路在于坚持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四项基本原则及所谓的改革开放。有媒体总结称，其主张内容的核心是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经过10年文革，他发现若不进行变革，中共将难以维持，因此提倡在中共领导下进行所谓的改革开放。正因为如此，每当邓小平感到改革开放威胁到中共的领导地位时，他就会出来大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每当他认为改革开放遇到障碍时，他又要出来大声疾呼〝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

正因为邓所坚持的思想皆是基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在真正面对人民要求的改革与自由时，便自然成了〝反自由化〞。1985年5月，胡耀邦曾同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谈话，访谈时间长达两小时。陆铿回去后发表了一片长达两万字的《胡耀邦访问记》，赞扬胡耀邦，批评保守势力，邓对此事看得极重，该文也在中共高层引起轩然大波。邓小平甚至对杨尚昆说：〝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由此，邓小平开始产生将胡耀邦撤换下来的念头。

1986年，一次全国性规模的学潮让邓及元老们找到了藉口。学潮中，各地学生提出的口号集中于发展社会民主、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开放言论自由等政治改革方面。其中也有不少人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邓小平及一党专制。胡耀邦开会评估了形势后认为，学潮并不影响全局形势或造成国家动乱，因此虽然学生运动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他并未对学生抗议采取压制手段。

这令邓及一众中共元老们感到非常不满。邓小平及老人集团认为，胡耀邦的〝无作为〞会动摇中共党的领导地位，威胁到他们建立起的体制制度。他们决定以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为由，进行对胡的罢黜运动。

1987年初，在邓小平的建议下举行了一次针对胡耀邦的批斗大会，持续7天的批斗会上，退休的中共元老和一些年轻的高级领导人轮流批评胡耀邦，并要胡对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最终，未经过中共全会就完成了辞职仪式，胡耀邦结束了他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生涯，2年后离世。

胡耀邦（左）邓小平（右）。（网络照片）


1930年代的胡耀邦。（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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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梁耀偉，追思我們的良心之友

蔡淑芳 良心之友 Friends of Conscience 

梁耀偉先生是創立良心之友的發起人，沒有他，就沒有這個人道救助中國良心犯的組織。他全力協助籌備和發展會務，一絲不苟地認真打理良心之友的內務外務和會計核數。他除了去年底化療體弱期間缺席過兩三次會議外，所有大小會議他都一定出席，並充滿信心期望能將良心之友發展成為有道義、敢擔當的關懷受難良心犯的義工組織。

我認識梁耀偉先生，是始自2010年3月14日，在中聯辦外為西藏紀念抗暴的集會上點起燭光，那夜陳巧文和我們年輕的戰友被抬被捕了。梁耀偉早在2009年3月已經與幾位關心西藏的中外朋友通過網絡組織行動，可算是最早有香港人敢碰觸西藏議題，並到中聯辦外掛起雪山獅子旗。在這些僅僅只有少數受害者或同情者才會出現的敏感日子和場合，他都會現身陪伴初出道的年輕社運朋友，共同為被中共強權打壓的弱勢族群和個體，一起祈禱聲援，公民抗命，控訴暴政。

這五年來，他很看重我，疼惜我，沒有梁耀偉的智慧和慈悲，就沒有良心之友，也沒有敢站出來發言的我。我是六四的受害者，長期埋在心裡的創傷後遺，他最體諒明白而且願意聆聽開解，在關懷人道、支持良心、伸張公義的事業和行動上，他義不容辭，努力調解不同意見者的分歧路線，他幫助我克服膽怯懦弱的性格缺陷，對惡意的言詞或無理的衝突，他會大公無私地據理力爭，無畏無懼地走在前線，給結伴者有信心應付困難險阻的內耗，輸送正能量幫助同行者跨越艱苦沮喪的挑戰。社運路上，梁耀偉先生，言行一致、身體力行，積極向前。

2010年的六四，他鼓勵我無懼各方的誤解，堅持一定要走下去讓大遊行繼續向西環前進，要走到中聯辦才是終點，譴責殺人政權的六四屠殺罪行。以後，在中聯辦外的無數次抗爭和集會，都有他一路並肩同行。

走到2012年他為良心之友發起了悼念西藏自焚者的紀念活動，並堅持在群眾集會後要去中聯辦外燃點悼念燭光，即使我們只有幾點燭光，他都要爭這口氣，點一盞燈，有燈就有人，哪怕只剩下良心之友幾位同道中人，也要保存這份良知和勇氣。2013年在尖沙咀鐘樓舉行香港與西藏同行的集會上，他一直默默地守望看顧著，到人群散去了，他仍坐下來陪伴我，看著每盞紀念自焚藏人的酥油燈燃盡，至燭光寂滅才離開。

每當我退縮的時候，他都勇於擔當，支持自由西藏，他希望能代表良心之友延續西藏的紀念活動，可惜2014年初他病重了，加上已有團體籌備，我們就再沒有參與了，但是我知道他的心情是難過遺憾的，也許是徹悟命運共同體的終局：「今日西藏，明日香港」。「民族自決，民主自由，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竟已不可言說，不得期許了。西藏無數自焚者前仆後繼作出犧牲，已無法令貪腐邪惡的中共暴政願意放權讓利，族群的屠殺也不限於疆、藏、蒙等少數民族，全國各地的社會良心和維權公民無一倖免，成為受盡政治迫害和凌辱酷虐的囚徒賤民。

我知道梁耀偉跟癌症搏鬥了很多年，由早期已治癒的肺癌到發現腫瘤轉移到骨髓，他都堅強樂觀地面對，沒有流露半點怨天尤人的情緒，而且強忍著痛楚從不缺席任何需要群眾凝聚力量的遊行集會，參與體現良心彰顯公義的抗爭活動。每當有中國良心義人被捕受難在囚，或者香港社運朋友被拘留遭政治檢控，他都會站出來參加聲援行動，我們不但一起去抗議，亦會相約去法院聽聆訊，去郵局寄良心卡。

近幾年元旦、六四、七一的大遊行，他頑強地挺著被癌魔折磨過的病軀，總會來街站幫忙派良心之友的單張，風雨同路走畢全程。今年六四，他陪我接受外國媒體的訪問，我坦承心靈脆弱內傷劇痛，嚴重的心病困擾恐怕治不好了，而他依舊精神奕奕，沒有絲毫體弱病軀的乏力疲態，臉上總掛著微笑和諒解，從不怨怪我為何仍走不出黑暗陰影。一路同行，我們已經成為患難與共的生死之交。

我們沒想過梁耀偉先生會如此突然的離世，他滿懷理想壯志，正氣澟然，心堅意強。最近這幾個月，他十分關心本土議題和政改，他到立法會旁聽東北前期發展撥款的會議，參加外面村民的示威抗爭活動。對政府的醜態、建制的獻媚和泛民的妥協，他都嫉惡如仇一樣敢於批評劣行，指斥禮崩樂壞和助紂為虐的惡果，而且永遠站在年輕抗爭者的一方，作出了寧做雞蛋被強權擊碎的準備，也不會選擇做待宰羔羊甘願自動獻身。他在臨終前，還想出面為吳亮星強行通過東北撥款申請司法覆核，拒絕賣港輸城的勾當成為無可挽回的事實。

他在臉書上最後一則留言，也道盡我們今日面對社會撕裂的實況：
“香港特區政府高層的集體姿態越趨恐佈已成事實。具有公權影響力的特首與官員不惜撕裂客觀公正的官民倫理，毫不羞恥地、赤裸裸地、政治盲從地、黑社會般的靠邊站，將和平佔中的倡議匯合中共的意旨打造成反國家反政府反民眾的企圖是不言而喻了，可惜手法低劣得令有識之士搖頭嘆息且嗤之以鼻。

這邊廂林鄭月娥華爾街日報撰文了，她扮客觀的說客誤導國際社會的企圖也是非常明顯的。我們沒有期望她能夠提起勇氣來指正政改「日後可以完善」是個徹頭徹尾的謊言，而「袋住先」是個引君入甕的陷阱。分組點票與功能組別的不公義，18年來的「改善」與中共65年來中國憲法與民權上的「改善」，這等事實世人皆知，林鄭罔顧事實瞓身為主子逆理而說項，冠稱「淋賤」實不為過矣！”

「反佔中」的指鹿為馬、「袋住先」的弄虛作假、「有票真係唔」的陰毒錯亂，徹底破壞了香港的文明傳統和核心價值。

在如此亂世，他雖壯志未酬但堅守到最後一刻，終於安詳地先我們一步離開淪陷前夕的禍港戰場了。他可以無愧無疚，對得住天地良心，也配得上這句經文：“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梁耀偉先生，你是我們良心之友的支柱，失去了你，真不知道良心之友還能撐多久。永遠懷念，願你安息。

德国之声中文网记者苏雨桐因抗议泽林而“被离职”

德国时间2014年8月19日下午13时，在德国之声中文网做记者的苏雨桐，被德国之声总监和总编亲自宣布立即离职。其原因是8月18日，著名"六四"学生吾尔开希到德国之声抗议，认为德国之声雇佣评论员泽林是不合适的。

泽林，原名弗兰克·泽林（Frank Sieren），又译名弗兰克·西仁。1967年生，1994年曾作为德国《经济周刊》记者任职北京，目前是德国之声评论员。

2014年6月4日是"六四"天安门屠杀25周年的日子。这一天，泽林在德国之声发表了《从天安门到莱比锡》称："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25年前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并表示："1989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时的失足。"

由此引发"六四"运动参与者的抗议，前中文独立笔会会长廖天琪起草了关于《关于要求德国之声撤销泽林"六四"评论文章并作出相关解释的联署》，认为泽林的文章超出了言论自由和多元化的范畴，因此要求德国之声撤销这篇文章，并对这篇文章如何能够被刊载以及长期刊载有政治倾向观点的文章作出解释。

这一联署获得80多位人士的签名，包括严家祺、万润南、徐文立、王军涛、王丹、吾尔开希、苏晓康、方政、廖亦武等"六四"参与者的签名。

作为德国之声的记者，苏雨桐也参与了联署。6月11日，苏雨桐在推特上说："我以一个公民对泽林的文章提出抗议，也是联署人之一，德国之声台长今天委托发言人就这个联署抗议回信， 其中称泽林是著名作家、记者，西方社会的政治家和社会人士很重视他 ；我的回应：施密特也是著名总理，他为六四开枪辩护时我也提出反对。"

8月18日，参与联署的六四学生领袖吾尔开希到德国之声抗议，可能德国之声领导认为吾尔开希的到来时苏雨桐搞的，于是将苏雨桐开除。对此，苏雨桐向博讯记者强调，吾尔开希的不是她联系的，是吾尔开希自己来的。而且，吾尔开希去抗议的时候，苏雨桐并没有与他一起去。

对于"被离职"，苏雨桐向博讯记者表示："我觉得于我个人来说，未必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但这个事件可以窥见很多东西，也可能会引起接下来的讨论，西方媒体被渗透的程度？媒体人的私人言论自由受不受保护？从这个意见上来说，完全是一件积极的事情。这是自张丹红事件后，与之相反的一个案例，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中共的手伸到世界各个角落。更大的思考在于，西方民主社会如何抵抗带着金钱袭来的中国独裁模式。"

2008年，德国之声华人女记者张丹红因为替中共当局说话而被停职，随后被调到德国之声经济台工作。当时，泽林还为张丹红辩护。对此，博讯记者问苏雨桐，如何看待她的"被离职"与张丹红"被离职"的异同。

苏雨桐表示，这根本没有可比性。"我是被离职，而张丹红从未被离职，是调职，这是第一。第二，张丹红为专制辩护，触到提价值底线，但德国之声并没有辞退她，而是认为她的立场和价值观不适合做中文部副主任，调职。而我是因为反对为专制辩护的专栏作者，被以技术性原因（所谓的泄露德国之声内部消息）为由被离职。"

苏雨桐进一步表示，因为事实上，张丹红们从没有从西方媒体消失过，但电台的方向决定他们会不会冒出来。张丹红事件时，西方社会对中国其实还保有警醒，所以才引起那样大的讨论。尤其是德国，有自东德和纳粹时代的历史背景，对独裁专制的反思更加彻底。但近年，可以说进入了后张丹红时代。中共以金钱外交姿态走向西方，而且大外宣战略持续在做。

苏雨桐从2010年离开中国之后，一直在德国之声担任记者。对此，苏雨桐表示："我很感激德国之声在张丹红事件后，还有那样一个特别好的空间。但新台长上任后，有报道方向上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纸面上的命令，而是台长上任之初来德国之声，表示他上任之前已经拜见过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然后他要求中文部不要只报道中国政府负责，而是要适当鼓励。"

关于要求德国之声撤销泽林"六四"评论文章并作出相关解释的联署

致
德国之声台长
电台监委
节目部主任
德语组主任
中文部主任

怀着悲痛的心情，我们刚刚祭奠了25年前在天安门大屠杀中死去的英灵，就读到德国之声一篇令我们震惊和愤怒的文章——专栏作者泽林的 "从天安门到莱比锡"。

泽林先生说"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25年前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西方单方面夸大事实描述该事件"。所以他称1989年那一场令许多人在国家机器下丧失生命的事件为"一次历史上的失足"。并教育他的读者："在西方，我们用了数百年的时间发展了一种法制和公正理念，这一理念建立在举证义务的基础上，并用来区分一时疏忽还是有意而为、个案还是连环作案、尤其旨在避免株连。 "他说："不是要夸大或描清某个事件，而是强调公平对待每一个人，也包括那些曾有不公行为和如今仍在犯错的人。"

一个在和平时期让四至八千万人民丧失生命的政权，在泽林先生的笔下，只是"曾有不公行为"。德国议长在纪念六四二十五周年的讲话中，指出这是一个残酷的镇压和血腥的暴力时，泽林的文章中却说这是：中国历史的一时失足。因为看到这篇六四文，我们也去关注了泽林其它的文章，他对于中国民族问题和港台问题上，不客观公允，许多其他的文章中都往往有为中国政府说话的痕迹，这使得德国之声中文部的页面形成"特别现象"。

面对生命、尊严等不可挑战和价值底线时，我们认为泽林先生的文章超出了言论自由和多元化的范畴。因此我们要求德国之声撤销这篇文章，并对这篇文章如何能够被刊载以及长期刊载有政治倾向观点的文章作出解释。

签名 （姓名，所在地，职称）

执笔人：前中文独立笔会会长 廖天琪

"天安门母亲"将就此单独发出抗议文本。

联署入口：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n_ww2fy8R57NdOwRmduTBVDMjulV5sglSigarOI-uDM/viewform

联署结果：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ccc?key=0AsKDF8_HXe4IdHNqUXZBQzVDenRDMUozcGxQemZveEE&usp=sharing

An
Herrn Peter Limbourg
Intendant der Deutschen Welle

Köln, 10.06.2014

Sehr geehrter Herr Intendant Limbourg,

In aller Welt wurde in der letzten Woche mit großer Trauer des 25. Jahrestags des Massakers vom 4. Juni 1989 auf dem Platz des Himmlischen Friedens in Peking gedacht. Mit Befremden müssen wir feststellen, dass die Deutsche Welle zu diesem Tag einen Beitrag ihres Kolumnisten Frank Sieren gesendet hat ("Von Tiananmen nach Leipzig"), in dem vor einer „einseitigen überzeichnung" der damaligen Ereignisse gewarnt wird. „

Was sich wirklich vor 25 Jahren in Peking zugetragen hat", werden wir diesem Beitrag zufolge „wohl niemals erfahren". Gleichwohl meint Herr Sieren die blutige Niederschlagung der Demokratiebewegung durch die Panzer der chinesischen Armee zu einer Art bedauerlichem Ausrutscher herunterspielen zu können – als sei der Einsatz von Gewalt zur Aufrechterhaltung ihrer Herrschaft, der schon vor 1989 Millionen von Opfern forderte, etwas der KP Chinas Fremdes. Sieren erinnert an die Beweispflicht und appelliert an das „westliche Gerechtigkeits- und Rechtsverständnis. Er plädiert für „Fairness auch gegenüber denjenigen, die sich unfair verhalten haben".

Bundestagspräsident Dr. Norbert Lammert hat in seiner Rede vom 4.6. vor dem Deutschen Bundestag an das Tiananmen-Massaker in unzweideutigen Worten erinnert. Er spricht von einem „Blutbad", „brutaler Gewalt", den „1989 in China Ermordeten" und von der „Zerstörung aller Hoffnungen auf ein demokratisch sich wandelndes China". Folgt man Herrn Sieren, so muss diese Rede als Ausdruck mangelnder „Fairness" gelten, nicht anders als die Niederschlagung der chinesischen Demokratiebewegung selbst. Ist die Deutsche Welle tatsächlich bereit, eine derartige Argumentation, die die Taten und ihre Kritik auf eine Ebene stellt, unwidersprochen zu lassen?

Auch wenn Herr Sieren das Gegenteil versichert, können seine Formulierungen nur als Relativierung und Beschönigung der Geschehnisse von 1989 und als Instinktlosigkeit gegenüber den Opfern und ihren Angehörigen verstanden werden. Sein Beitrag reiht sich ein in viele andere von der DW veröffentlichte, in denen er gleichfalls den offiziellen Standpunkt der chinesischen Regierung weitgehend übernimmt, wie etwa zu Lage der Uighuren oder zu Hong Kong und Taiwan. Wir bestreiten nicht Herrn Sierens Recht, seine Ansichten frei und offen, anders, als es in China selbst erlaubt ist, äußern zu dürfen. Warum aber die Deutsche Welle als staatlicher Auslandsrundfun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meinte, mit diesem Beitrag in angemessener Weise an den 4. Juni erinnern zu können, bedarf nach unserer Meinung einer Erklärung.

泽林视点：从天安门到莱比锡

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25年前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德国之声专栏作家泽林认为，前东德的和平革命和北京的那场事件不无关系。

德国之声中文网记者苏雨桐因抗议泽林而

（德国之声中文网）1989年" 六四"事件刚刚过去一个月，民主德国的一名高官便到访北京。他的名字就叫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当时他是 东德统一社会党（SED）的领导干部和该党权力中心--东德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他此行肩负着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昂纳克（Erich Honecker）的两项任务。他要向中国政府转达昂纳克对"成功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祝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强硬派对强硬派的兄弟般问候。

此外，沙博夫斯基还要弄清楚"天安门广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并不是说东柏林中央政治局不相信北京采取了强硬手段，而是它不相信西方的媒体。在前东德的领导人看来，西方媒体只是宣传机器。因此，沙博夫斯基应该在北京收集自己的印象。作为一位水电工的儿子，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的沙博夫斯基在统一社会党内青云直上，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前来寻找第一手资料的人。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Bush）也悄悄地派遣了一名使者：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Brent Scowcroft）。然而，他的使命有所不同。他的任务是向北京承诺，美国虽然对外要表示愤慨和震惊，但是私下里则希望尽快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美国要传达这一信息的道理很简单：七十年代初，毛泽东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曾结盟反对苏联。华盛顿希望继续这一联盟，特别是在五月中旬，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chael Gorbatschow）曾前往北京，成为自1959年中苏决裂后访问北京的的第一位苏联国家元首。虽然戈尔巴乔夫的访问过程不尽人意，但是美国人还是想避免风险。

戈尔巴乔夫：中国领导人失去对局势的控制

由于示威活动，戈尔巴乔夫只能从后门进入人民大会堂。他不但没有支持邓小平，中国领导人反而成为戈尔巴乔夫批评的对象。在结束他的访问之际，他以一副西方深谙世故的姿态对俄罗斯塔斯通讯社说，中国领导人已失去对局势的控制，令邓小平颜面扫地。这无疑也是促使邓下决心以军事手段结束示威活动的原因之一。

昂纳克多年来一直不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因为这些改革令昂纳克看起来像一个不知改进的顽固分子。现在他希望通过派遣沙博夫斯基访问北京来强调自己的立场。沙博夫斯基与新任命的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举行了会晤。这位前上海党委书记取代了支持大学生的赵紫阳。

承认弱点

江泽民对其德国同仁说，虽然军方在天安门广场和平清场，但是附近的街道陷入失控状态。示威者和士兵发生冲突时，造成 400人死亡。沙博夫斯基感到惊讶的是，江其实承认发生了流血事件是因为领导层显然已对局势失去了控制。沙博夫斯基后来回忆说，"（江泽民）那次承认领导的弱点令其大为吃惊。 "

沙博夫斯基也观察到，国际社会的指责令那些与他会晤的中国政治家们如坐针毡。因为在此之前的十年中，他们一直被作为模范的改革者受到赞扬。沙博夫斯基回忆说，自己人民血流成河一事对江泽民的震撼如此之大，以致于沙博夫斯基决定不再向他转达昂纳克对"成功镇压反革命运动 "的祝贺。因为当时江泽民并未称呼示威者为反革命势力，而只称其为迷失的大学生。通过江的叙述，这位来自东德的访问者既不能证实西方谣传的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也没有听到预期的北京表态：在重新恢复秩序的过程中，"不幸"造成一些不可避免的伤亡。

莱比锡不采用"北京的解决方案"

德国之声中文网记者苏雨桐因抗议泽林而

江的语调对两德统一进程所产生的作用不可被低估。因为仅仅五个月后，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也面临着是否使用坦克镇压莱比锡示威的问题。沙博夫斯基回忆说，当时他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埃贡·克伦茨（ Egon Krenz）一致认为， "必须汲取北京事件的教训，绝不能对示威民众使用军事镇压手段。 "

一年后，中国领导层底气不足的语气也得到第三方的证实。1990年，当时的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在北京与邓小平会晤，成为1989年后访问中国的第一位德国政治家。邓也提及困惑的大学生，他试图将事件归咎于党内的不团结。邓小平没有给施密特留下他会重蹈覆辙的印象。他最关心的是如何使中国重新回到对国际开放的道路上。确实： 1989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时的失足。

现实和公平的看待六四是可能的

为什么这一历史章节如此重要？因为它展示了一张有关1989年6月的更贴近现实的画面。如果西方单方面夸大事实描述该事件，无助于任何人。这和中国政府对1989年的事件保持沉默一样的可耻。因为两者都旨在阻止人们达成共识，例如当一个党自己不愿就六四事件发言时，同时又监禁那些想发声的人，这是错误且目光短浅的行为，这一点应该成为普遍共识。而只有当国家安全部门不用再强调他们必须阻止自己的人民因为听信西方夸大事实而可能发动暴乱的时候，才能达成上述的共识。

在西方，我们用了数百年的时间发展了一种法制和公正理念，这一理念则建立在举证义务的基础上，并用来区分一时疏忽还是有意而为、个案还是连环作案、尤其旨在避免株连。即使我们有时感到愤怒，也应该遵守这一原则。其中不是要夸大或描清某个事件，而是强调公平对待每一个人，也包括那些曾有不公行为和如今仍在犯错的人。因为只有维持公正才能让自身的价值站住脚。
弗朗克·泽林(Frank Sieren)是德国之声的中国特约记者，已经在北京生活了20年。

编译：李京慧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8/blog-post_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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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万爷在巴黎（二）

一

“你真开过出租车吗？”我问。

这个故事广为流传，这位昔日的四通集团的创始人、天安门运动的“黑手”、海外民主运动领袖曾以开出租车为生。

很少人说得清这个故事的原委，它是发生在哪个时间，又是在哪个地点。讲故事的、听故事的也没有追究的兴趣，似乎仅仅这个模糊的事实就足以表达出他们的复杂感受——它是感伤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没落；它是犬儒的，海外民运之路压根走不通；它也是自我提醒的，千万别沦为一个政权的敌人……

这个情节也变成了海外民运的缩影，它的历史、卷入其中的个人命运都暧昧不清、从未被认真梳理过。旁观者或者出于同情不去触碰，或者有意地忽略他们，他们自己则回避对其中常常苦痛、不堪的挣扎。

“在美国，房子与车子是主要的开销”，他对这个问题保持着一贯的坦然。他的确开过出租车，不是普通的出租车，是专门机场接送的租赁车。那是2001年到2004年，他住在旧金山的Millbrae时。“它们本来都是生活资料，你要把它也变成生产资料”，他接着说，习惯性地用着那代人挥之不去的马克思式的词汇。他租下了一个四室的公寓，将每个房间装上宽带与电话，使之可以独立出租。他的接送机场的业务，不仅解决了车的问题，每个月还有两三千美元的现金。

他的企业家精神从未消失。在整个90年代，他在忙于流亡政治的同时，也仍以一个创业家的身份活跃着。这既是流亡政治的需要，它可能提供组织活动急需的经济来源，也是个人生存的无法回避的问题。

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商业成功再也未能重演过，很多时刻，他还运气不佳。他在巴黎投资过餐馆，结果他的合伙人卷入一场戏剧性十足的凶杀案，让他损失了几百万法郎。他也曾纵情于美国的科技股票，每日紧盯着纳斯达克的指数。在高峰期时，他在尚未被摧毁的世贸大厦租了办公室。他的投资哲学颇有成效，他只买交易量大的股票，因为它的价格空间比较大，他也严守“见好就收”的原则。他的判断一度准确，相信科技股票被高估了，当纳斯达克指数从5000点跌到3000点时，他仍然赚钱，看起来他的商业才能再度绽放了。

但他没有预料到它仍会继续下跌，当跌到1500点时，他赚的钱又全部赔了出去，世贸大厦的办公室关张了。这让万润南陷入尴尬。在流亡圈子中普遍的说法是，投资本金是流亡的朋友们所凑，他们信任与期待他的投资眼光，他不仅令他们失望了，经济损失还令他们的关系突然紧张起来。在普遍匮乏的环境中，损失让人际关系更加脆弱。

“打击不大，不过是白忙了一场”，他的描述与传说的不同，投资人都收回了本金。对他个人来说，后果比“白忙一场”更严重。他的身体就是那时搞糟的。那是忙碌与刺激的三年，从早晨开盘，他就紧盯屏幕，“一天不吃饭、不喝水，也毫无感觉”。

接下来，他进入了一个艰难时刻，也远离了熟悉的世界，租房、开车、修养身体。他不太承认人生的困顿，总以更乐观的眼光来面对它。他不仅把出租车从“生活资料”变成了“生产资料”，还变成了学习经验。他的很多客户都是往返于中美之间的工程师与创业者，他们往返于新竹、中关村和硅谷之间，技术、管理、资金在其中流动，产业的转移也迅速发生。他的客户中也有雄心勃勃的中国创业者，包括创办UT实达康的吴鹰与新浪的投资者茅道林。

“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他打趣地回忆说。进入21世纪的中国面貌再度发生变化。它不仅未如很多人预言的那样崩溃，反而迅速地崛起，变成了经济奇迹的代名词。整个世界都急于进入这个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在它激升的贸易额中分得一部分。他熟悉的那个中关村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他的四通公司曾希望模仿IBM、也被称作“中国的IBM”，但如今中关村的另一家公司联想收购了IBM的PC业务，中国的公司不仅再是模仿者，它也可能成为规则的制定者。但这股新兴商业力量没如他当年期望的那样，成为政治变革的推动力，它成了现有政治秩序的合作者。北京政权似乎也焕然一新，那个屠杀自己青年的极权体制的形象退隐了，取而代之的是世上最成功的发展主义政府。
相反的，流亡者跌入了历史的夹缝中。取代共产党的想法早已变成了笑料，流亡组织四分五裂、丧失公信力，人们如今甚至很难想象他们曾获得的巨大影响力。在流行的看法中，流亡政治多少就象是对19世纪的流亡者马克思观点的确认——“一所学习丑闻与平庸的学校”。他当然也成了这流行论调的受害者，即使他个人从未直接卷入这些丑闻中，但是他变得如此无关紧要。想起昔日四通的巨大影响力、西方报纸的“计算机天才领导反对组织”的标题，都象是遥远的神话。
二
万润南不同意这种悲观论调。“中国的流亡政治还是不错的”，他常这样说。为这结论作证的是历史的、其他国家的流亡者们。俄国的流亡者互相暗杀，孙中山的内部组织更是一团糟，东欧在冷战时代的流亡政治更是边缘得不得了，他们被彻底地遗忘了。

相较而言，1989年后的中国流亡者，他们的内部纷争仍是温和的。他们大部分努力消散，但仍有少部分人在坚持，他们的声音并没有彻底消失。万润南也属于这微弱声音的一部分。他仍出现在巴黎的人权广场的六四纪念活动上，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分析中国政局，撰写回忆与评论文章——行动与组织的空间萎缩了，抵抗变得更为个人化。
不过，很多分析却总象隔着什么。这或许也是流亡者最大的损失，他与自己熟悉的世界斩断了联系，同时也未能顺利地进入新世界。相比于同代人，万润南有着惊人的适应能力。但这代人的普遍缺陷也仍存在着。他们在一个荒芜年代成长，对一个正常的、多元世界的认识开始得太晚。他热爱法国，却从未试图学会法语。在客居法国与美国这么多年后，他对这两个国家的理解仍是概念的、模式化的。他对中国的分析，也与互联网上普遍论调没有太多区别，似乎他的独特阅历并没有给他带来一种独特的视角。
这可以理解，他从来是一名行动者、组织者，而非思想者。这或许也与他相对幸运的流亡生涯有关，他总能营造一个小圈子，在其中获得安全与温暖，他从未陷入彻底孤立的绝境。
他坦然接受了这边缘化的命运。几年前，他曾被戴晴提醒（或许是半开玩笑的）——在中国未来的变化中，将没有你们的位置，他则回答说，中国的变化好比一场化学反应，有参与物，也有生成物，我们是促成这场化学反应的温度、压力与催化剂，在将来的生成物中，没有我们的位置，但我们有其作用。
在谈起昔日的竞争对手，他也有种特别的宽容。谈起曾被大肆宣扬的“陈万之争”，他说那是完全被夸张的，说起和他曾势同水火的朱嘉明，他说他有才华、有雄心，劝去和他多谈谈，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事件。他甚至主动帮我联络那位“攻击”他的女记者，因为没人能代表真相，你必须多方探寻。
他的温和态度令人很难想象他当初的意气风发，他在流亡政治内部掀起的“倒万风潮”。他曾被一位流亡记者称作斯大林式的人物，用铁腕控制钱与人。他也接受了流亡的命运，很有可能，他将终老异乡。
这是与命运的和解吗？“我随遇而安，得过且过，是被卷入政治的”，他总喜欢这么说。他也引用梁启超，“先时之人、应时之人”，他本应是“应时之人”，却无意中变成了“先时之人”。这是一种自谦，还是另一种意义的推卸责任——强调历史之大势，也意味着个人无需为失败负太多的责任？
不过，他的确在退入一个更个人的世界，这与他的年龄、经历、身体状况都有关系。在微信的朋友圈里，他以“万爷”的名义分享他的感悟、所拍照片、追忆往昔，“万爷”正是他清华读书时的外号，在青春时代，人人故作老成，称彼此为“爷”。他也带着孙儿前往法拉第街10号，那曾是民主中国阵线的办公室，也在索邦大学的礼堂前留影。

25年前的民主中国阵线正是在此成立的，大会进行时，悬挂的横幅“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突然倾斜下来，正在发言的他的反应颇富机智：“这预兆民阵前途有波折，但胜利必然属于我们。”
他希望把这些喜悦、挫败的经验告诉下一代吗？还是期望获得他们的理解？对于家庭，他似乎一直有一种隐隐的焦虑，担心变成他们眼中的“loser”。他说了好几次“神话”与“笑话”的比喻——在历史上，“神话”与“笑话”的角色转化不断发生着。
这“必然的胜利”比他想象的漫长得多。也是在1989年的成立大会上，来自台湾的代表康宁祥劝这位意气风发的秘书长——你们走上的是一条曲折的不归路。康宁祥是台湾党外运动的关键人物，他深知，台湾的流亡政治人物的窘境，即使解严开始了，已经在美国10年的许信良通过偷渡才回到台湾。
这不归路或许让他焦灼，他却没准备回头。他自称是被卷入历史中的，但造成他的命运轨迹的仍是他的主动选择。在1989年夏天，他的主动选择让他成为“国家的敌人”。在此刻，他选择了不与北京妥协，要一名难民的身份终老他乡。
我们相约下次去他的新居再聚，它仍在修建中，这可能是他人生的最好一个落脚点了。他所居住的巴黎郊外的Orsay Ville,是高科技创业区。他戏称一生都是在“硅谷”度过的——除去旧金山，中关村、Orsay Ville都被称作各自国家的硅谷。
在我追问了几次之后，他也终于承认，他最想念的地方仍是中关村。是啊，那正是他人生最灿烂的时刻，而且看起来这灿烂永无止境。

许知远：万爷在巴黎（一）

英国专栏作家 许知远

一
万润南坐在路边小酒馆的绿色座椅上等我们。象五个月前的见面一样，又是个雨天，他仍头发短促、下颌上留一片花白胡子，套一件蓝色的夹克。
空气都湿漉漉，但巴黎郊外比北加州的小镇要诗意得多。那乏味、标准化的老年公寓、孤零零餐厅里的粗壮大妈，被蜿蜒的小路、妩媚的法国姑娘替代了。
我们坐下来，他点了阿尔萨斯的红酒，还有味道不佳的鲑鱼。因为心脏问题，他再不能大口饮酒。在三十年前的中国商业世界，除去大胆与精明，他还以豪饮著称。他曾戏称自己体内有一种特别的酶，可以分解酒精。

“四分之一地方都堵死了”，他用拳头来作比心脏，为我讲解心房与心室的关系，哪个部分出了问题。他的声音镇定、平稳、缓慢，很少表现出强烈的情绪。这是一种奇怪的抽离感，在谈论自己，仿佛谈论的是另一个人。其中还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坦诚，似乎对所有事都可开诚布公。
他气色颇佳、谈兴也浓，丝毫看不出危险的迫近。比起上一次，气氛更为放松与亲密。可能是他对我增加了了解，也可能是巴黎的气氛使然。
他钟情巴黎，这里梧桐树、小巷与洋房，正象他成长的上海的法租界。更重要的是，这还是雨果的故乡。在他狂热、匮乏的青年年代，“革命”魔咒般地存在，没什么比雨果的《九三年》更能捕捉到这种革命的崇高与残酷。
25年前的逃亡开始时，法国是第一个接纳他们这些流亡者的国家。它不仅接纳、还把最慷慨的荣誉给予他们。那年七月，正是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在盛大的纪念仪式中，他们被邀请到主席台上，当游行队伍经过时，他们发现中国留学生是第一方队。法国人将整个春夏之交的天安门广场视作对大革命精神的延续，这些青年人与知识分子是“大革命精神”的继承者。
两个世纪以来，不管是 1789年、1848年还是1871年，革命就像是文学、艺术、时装一样，是巴黎最重要的风尚，也是最被庆祝的精神。
令人嘲讽的是，“流亡”这一个概念正是因法国大革命而起。当“公民们”攻陷了巴士底狱、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后，法国贵族们开始四处逃散，他们成为了“流亡者”，它的声誉不佳。巴黎制造了流亡者，也慷慨地接待过形形色色的流亡者，从19世纪的赫尔岑到20世纪初的列宁再到冷战时代的米沃什，更有军人独裁时代的拉美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他们是政治人物、作家、艺术家，常是为了逃离一个令人压迫的政治制度到此。
但巴黎从未接纳这样规模宏大、面貌清晰的流亡群体。经由电视新闻网的直播，天安门事件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戏剧，延续了整个夏天。从热情高涨的青年到血腥屠杀，它的高度戏剧性更使它深刻地进入了整个世界的道德意识，它不再像是来自遥远国家的悲惨故事，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这幕惨剧逃出的人们，成了天然的道德象征，北京对他们的口诛笔伐，更加深了这一形象。他们的群体也足够庞大与多元，有魅力四射的学生领袖、昔日当权者的智囊、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新兴的企业家……他们不仅代表了一个失败的、被同情的过去，同样代表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这一群精英或许可以为未来中国提供另一种可能。
二
“我们犯的最大错误是，低估了难度，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他说。这一定是个痛苦的、充斥着幻灭与挫败的发现过程。
“六年内，李鹏政府将垮台”，这是他在1989年8月22日的《华尔街日报》上的预言，届时他们组建的“民主中国阵线”将回到北京参与自由选举，——“如果人民不投票给我们，这没关系，但他们必须给予选择的机会。”
如今读来，这预言像是荒诞呓语，不过在当时，它却颇令人信服。他的预言甚至显得不无保守。另一位更年长、也更声誉卓著的流亡作家刘宾雁大胆宣称三年内北京政权必然垮台。
整个世界舆论都响应这种乐观。随着东欧的转变、柏林墙倒塌、齐奥塞斯库被处死、还有岌岌可危的苏联，这乐观似乎再恰当不过了。但这乐观也给这群流亡者带来一种奇妙、令人不安的影响。你刚从一场巨大的屠杀中逃离，限于一种深深的恐惧、惊诧、愤怒与无力中，然后你成了道义上英雄，接着又被赋予塑造未来的期望。广场同伴的血迹未干，流亡者们却谈论起可能的政权更替，而他们可能成为新的主人。
当这些流亡者在巴黎开始筹建流亡政治组织“民主中国阵线”时，他们没有被视作失败者的聚会，反而以某种流亡政府的形象示人。或许西方政府仍谨慎的支持，但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则纷纷表示出直截了当的热忱，从波兰团结工会的代表到哈维尔的祝贺，“民主中国阵线”拥有了真正的政治合法性。而在法国，政治人物与公众人物都投来普遍的敬意与支持。密特朗总统公开宣称，一个屠杀自己的青年的政府是没有未来的，在索邦大学的“民主中国阵线”的成立大会上，一位年轻的法国政客满脸敬畏地坐在前排，他日后成了萨科齐总统。
那定是种混乱、复杂、甚至癫狂的感受。在1989年冬天的巴黎，一些流亡者在酒醉后说，明年要把酒桌摆回中南海，向自己的支持者许诺部长、省长之职……
万润南很少、或许也不愿意回忆起这些荒诞。他甚至弱化自己在当时的重要性。“他们总需要一个跑腿的”，他常这样说。但在当时的流亡群落中，他是少有的具有现实经验的人，他在四通的巨大成功，足以让他被寄予希望——倘若作为主席与副主席的严家其与吾尔开希是精神与道德上的象征，他这位秘书长才是实践这民主理念的具体重任。他在当时在全球媒体上正是这样一个自信、实干的组织者的形象——他既然能从一个红卫兵变成一个成功企业家，为何不能再次从一个企业家变成一个政治人物？
但现实的挑战却比所有人想象的更严峻。不仅北京政权的生命力顽强，它逆流而上，直至创造了新潮流。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流亡者也面临着内部的重重困境。当1989年9月的“民主中国阵线”成立的会场里响起《自新大陆》的旋律，人们陶醉于一个可能的未来，但这个未来如何实现？
这群流亡者都知道反对的政治理念与制度是什么，但他们能建立一个不同的吗？他们背景各异，也几乎都缺乏政治经验，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不无痛苦地发现，自己都是所反对的体制的产物，不管是思维方式、言谈举止，都带有他们所痛恨的“党文化”的痕迹。他们都曾是各自领域的精英人物，但在新的试验中，却发现连一些基本的常识都不知。
“在牛津读书的胡志强给我们带来《罗伯特议事日程》（Robert's Rules of Order）”，他回忆说。他们以反对专制、寻求民主的姿态出现，却甚至不知道怎样开一场民主会议，如何表达自己、又尊重他人的意见。
来自台湾的胡志强也是这个流亡组织与台湾密切关系的象征之一。这也是意外的相逢。自1949年以来，台北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流亡政权。在冷战的格局中，台北与北京均以“真正的中国”自居，都试图在否认对方的合法性。力量日趋衰落的台北，也试图扶植海外的对抗力量。从更早在纽约成立的“民联（全称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到突然兴起的“民阵（全称民主中国阵线）”，台北都试图支持、当然也试图操控它。对于流亡者来说，这既让人安慰又令人担心。
因为经济繁荣与民主转型的成功，台湾正散发出一种迷人魅力，它富有说服力地表明华人社会能创造出民主，大陆不过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台湾。但这也是危险的魅力，大陆的流亡组织不是台北“反共计划”的一部分，它想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在最初的热烈憧憬之后，流亡者很快发现他们的根本困境。倘若他们不能以“夺取权力”为目的，思想与行动都将丧失焦点。与一个世纪前的列宁与孙中山不同，他们没有一个坚定的意识形态可供追寻、也无心创造一个严密的组织，他们都曾饱受这种“革命”的痛苦，想寻求另一种方式。他们一开始就宣称以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
倘若民主政治是以选民为基础，流亡政治欠缺这基础。他们有同情者与支持者，却没有选民与监督者。他们身在异乡，关心的是中国。他们陷入一种天然的分裂感。这分裂感随着外界支持——不管是经济上、还是道义上的——的减弱变得更加显著。众望所归的“民主中国阵线”似乎滑向内部的混乱与争斗……（待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