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真开过出租车吗？”我问。
这个故事广为流传，这位昔日的四通集团的创始人、天安门运动的“黑手”、海外民主运动领袖曾以开出租车为生。
很少人说得清这个故事的原委，它是发生在哪个时间，又是在哪个地点。讲故事的、听故事的也没有追究的兴趣，似乎仅仅这个模糊的事实就足以表达出他们的复杂感受——它是感伤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没落；它是犬儒的，海外民运之路压根走不通；它也是自我提醒的，千万别沦为一个政权的敌人……
这个情节也变成了海外民运的缩影，它的历史、卷入其中的个人命运都暧昧不清、从未被认真梳理过。旁观者或者出于同情不去触碰，或者有意地忽略他们，他们自己则回避对其中常常苦痛、不堪的挣扎。
“在美国，房子与车子是主要的开销”，他对这个问题保持着一贯的坦然。他的确开过出租车，不是普通的出租车，是专门机场接送的租赁车。那是2001年到2004年，他住在旧金山的Millbrae时。“它们本来都是生活资料，你要把它也变成生产资料”，他接着说，习惯性地用着那代人挥之不去的马克思式的词汇。他租下了一个四室的公寓，将每个房间装上宽带与电话，使之可以独立出租。他的接送机场的业务，不仅解决了车的问题，每个月还有两三千美元的现金。
他的企业家精神从未消失。在整个90年代，他在忙于流亡政治的同时，也仍以一个创业家的身份活跃着。这既是流亡政治的需要，它可能提供组织活动急需的经济来源，也是个人生存的无法回避的问题。
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商业成功再也未能重演过，很多时刻，他还运气不佳。他在巴黎投资过餐馆，结果他的合伙人卷入一场戏剧性十足的凶杀案，让他损失了几百万法郎。他也曾纵情于美国的科技股票，每日紧盯着纳斯达克的指数。在高峰期时，他在尚未被摧毁的世贸大厦租了办公室。他的投资哲学颇有成效，他只买交易量大的股票，因为它的价格空间比较大，他也严守“见好就收”的原则。他的判断一度准确，相信科技股票被高估了，当纳斯达克指数从5000点跌到3000点时，他仍然赚钱，看起来他的商业才能再度绽放了。
但他没有预料到它仍会继续下跌，当跌到1500点时，他赚的钱又全部赔了出去，世贸大厦的办公室关张了。这让万润南陷入尴尬。在流亡圈子中普遍的说法是，投资本金是流亡的朋友们所凑，他们信任与期待他的投资眼光，他不仅令他们失望了，经济损失还令他们的关系突然紧张起来。在普遍匮乏的环境中，损失让人际关系更加脆弱。
“打击不大，不过是白忙了一场”，他的描述与传说的不同，投资人都收回了本金。对他个人来说，后果比“白忙一场”更严重。他的身体就是那时搞糟的。那是忙碌与刺激的三年，从早晨开盘，他就紧盯屏幕，“一天不吃饭、不喝水，也毫无感觉”。
接下来，他进入了一个艰难时刻，也远离了熟悉的世界，租房、开车、修养身体。他不太承认人生的困顿，总以更乐观的眼光来面对它。他不仅把出租车从“生活资料”变成了“生产资料”，还变成了学习经验。他的很多客户都是往返于中美之间的工程师与创业者，他们往返于新竹、中关村和硅谷之间，技术、管理、资金在其中流动，产业的转移也迅速发生。他的客户中也有雄心勃勃的中国创业者，包括创办UT实达康的吴鹰与新浪的投资者茅道林。
相反的，流亡者跌入了历史的夹缝中。取代共产党的想法早已变成了笑料，流亡组织四分五裂、丧失公信力，人们如今甚至很难想象他们曾获得的巨大影响力。在流行的看法中，流亡政治多少就象是对19世纪的流亡者马克思观点的确认——“一所学习丑闻与平庸的学校”。他当然也成了这流行论调的受害者，即使他个人从未直接卷入这些丑闻中，但是他变得如此无关紧要。想起昔日四通的巨大影响力、西方报纸的“计算机天才领导反对组织”的标题，都象是遥远的神话。
二
万润南不同意这种悲观论调。“中国的流亡政治还是不错的”，他常这样说。为这结论作证的是历史的、其他国家的流亡者们。俄国的流亡者互相暗杀，孙中山的内部组织更是一团糟，东欧在冷战时代的流亡政治更是边缘得不得了，他们被彻底地遗忘了。
不过，很多分析却总象隔着什么。这或许也是流亡者最大的损失，他与自己熟悉的世界斩断了联系，同时也未能顺利地进入新世界。相比于同代人，万润南有着惊人的适应能力。但这代人的普遍缺陷也仍存在着。他们在一个荒芜年代成长，对一个正常的、多元世界的认识开始得太晚。他热爱法国，却从未试图学会法语。在客居法国与美国这么多年后，他对这两个国家的理解仍是概念的、模式化的。他对中国的分析，也与互联网上普遍论调没有太多区别，似乎他的独特阅历并没有给他带来一种独特的视角。
这可以理解，他从来是一名行动者、组织者，而非思想者。这或许也与他相对幸运的流亡生涯有关，他总能营造一个小圈子，在其中获得安全与温暖，他从未陷入彻底孤立的绝境。
他坦然接受了这边缘化的命运。几年前，他曾被戴晴提醒（或许是半开玩笑的）——在中国未来的变化中，将没有你们的位置，他则回答说，中国的变化好比一场化学反应，有参与物，也有生成物，我们是促成这场化学反应的温度、压力与催化剂，在将来的生成物中，没有我们的位置，但我们有其作用。
在谈起昔日的竞争对手，他也有种特别的宽容。谈起曾被大肆宣扬的“陈万之争”，他说那是完全被夸张的，说起和他曾势同水火的朱嘉明，他说他有才华、有雄心，劝去和他多谈谈，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事件。他甚至主动帮我联络那位“攻击”他的女记者，因为没人能代表真相，你必须多方探寻。
他的温和态度令人很难想象他当初的意气风发，他在流亡政治内部掀起的“倒万风潮”。他曾被一位流亡记者称作斯大林式的人物，用铁腕控制钱与人。他也接受了流亡的命运，很有可能，他将终老异乡。
这是与命运的和解吗？“我随遇而安，得过且过，是被卷入政治的”，他总喜欢这么说。他也引用梁启超，“先时之人、应时之人”，他本应是“应时之人”，却无意中变成了“先时之人”。这是一种自谦，还是另一种意义的推卸责任——强调历史之大势，也意味着个人无需为失败负太多的责任？
不过，他的确在退入一个更个人的世界，这与他的年龄、经历、身体状况都有关系。在微信的朋友圈里，他以“万爷”的名义分享他的感悟、所拍照片、追忆往昔，“万爷”正是他清华读书时的外号，在青春时代，人人故作老成，称彼此为“爷”。他也带着孙儿前往法拉第街10号，那曾是民主中国阵线的办公室，也在索邦大学的礼堂前留影。
他希望把这些喜悦、挫败的经验告诉下一代吗？还是期望获得他们的理解？对于家庭，他似乎一直有一种隐隐的焦虑，担心变成他们眼中的“loser”。他说了好几次“神话”与“笑话”的比喻——在历史上，“神话”与“笑话”的角色转化不断发生着。
这“必然的胜利”比他想象的漫长得多。也是在1989年的成立大会上，来自台湾的代表康宁祥劝这位意气风发的秘书长——你们走上的是一条曲折的不归路。康宁祥是台湾党外运动的关键人物，他深知，台湾的流亡政治人物的窘境，即使解严开始了，已经在美国10年的许信良通过偷渡才回到台湾。
这不归路或许让他焦灼，他却没准备回头。他自称是被卷入历史中的，但造成他的命运轨迹的仍是他的主动选择。在1989年夏天，他的主动选择让他成为“国家的敌人”。在此刻，他选择了不与北京妥协，要一名难民的身份终老他乡。
我们相约下次去他的新居再聚，它仍在修建中，这可能是他人生的最好一个落脚点了。他所居住的巴黎郊外的Orsay Ville,是高科技创业区。他戏称一生都是在“硅谷”度过的——除去旧金山，中关村、Orsay Ville都被称作各自国家的硅谷。
在我追问了几次之后，他也终于承认，他最想念的地方仍是中关村。是啊，那正是他人生最灿烂的时刻，而且看起来这灿烂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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