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媒体捕捉到了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场抗议和镇压。但在中国各地也发生了类似的抗议。北京的学生绝食后，在四川成都，学生们开始在天府广场绝食数日。因为尚与中国有着联系，拍摄这张照片及以下几张图片的摄影者要求不要透露其身份。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报道）据《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 4月15日报道，二十五年前——1989年4月15日，中国学生悼念一名改革派领导人的去世。但是，开始的哀悼演变成要求民主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示威者留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日复一日，直到他们的抗议活动在6月4日遭到中国军队的残酷镇压。到今天，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死亡。
媒体捕捉到了在北京这场大屠杀里的一些故事。但NPR长期在中国的记者Louisa Lim说，中国政府这25年来在竭尽所能要抹去人们对这场抗议的记忆。在Lim即将出版的新书《失忆的人民共和国》中，讲述了1989年如何改变了中国，及中国在其官方版本中如何改写在1989年发生的事。她的故事，包括调查了在西南城市成都一个被人们遗忘的镇压。迄今为止，成都的镇压从未被报道过。
在成都，Lim见到了现在70多岁的唐德英（音）。这名身材矮小的老妇人笨拙地穿着她粉红色的塑料平底拖鞋走进了房间。
1989年6月4日当戒严部队在北京对平民开火时，这场暴力立即被广播到全世界家庭的客厅里。然而，用了25年，在成都发生的致命事件的细节才浮出水面。正是该事件夺去了唐德英17岁儿子的生命。
25年来，唐德英活着只为一个目标：要将造成她儿子周国聪（音）死亡的人绳之以法并寻求赔偿。她的儿子在1989年的成都镇压后失踪了，后来在警方的拘押中被殴打致死，警方后来给了她一张照片，显示了他被打得变形的尸体。
她坚定地告诉Lim：“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就是这句简单的话语让Lim横跨三大洲找寻证据线索，包括目击者的描述、老照片、痛苦的日记、美国的外交电报和中国政府官方版本对事件的记录。这些不同的线索交织在一起，展示了成都这出几乎被遗忘的悲剧。
1989年6月4日在成都的天府广场，警方最初用催泪弹和眩晕手榴弹来对付示威者，试图驱散拥挤的人群。
在成都的抗议活动几乎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对应。1989年4月15日，学生们悼念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随着5月中旬开始绝食，很快演变成了大规模抗议活动。
学生们占领了成都的天府广场，在100英尺高的毛泽东雕像下露营，并自豪地宣称这是一个“小天安门”。6月4日上午，警方最初将抗议者清出天府广场的行动还相对平静。
但当听到在北京军队朝手无寸铁的平民开火的消息后，成都市民又一次走上街头。这一次，他们知道危险；他们携带横幅声讨“六四屠杀”及带有哀悼标语的花圈，上面写着“我们不惧怕死亡”。
不久，警方就动用了催泪瓦斯。天府广场上爆发了激战。抗议者们向警察投掷铺路的石块；警方用警棍殴打示威者。
冲突中的伤者在等候治疗。
1989年6月4日，当局派出武警对天府广场清场，警方和愤怒的人群发生了激战。
在附近的一间医疗诊所里，地板上躺着一排排警察暴力下流血的受害者。住在成都的美国人Kim Nygaard回忆说，他们恳求她“告诉全世界！告诉全世界！”
长凳上坐着一排患者，他们的头骨破裂，裹着绷带，衬衫的衣领附近沾满了血迹。内脏的证据显示，警方的战略是针对示威者的头部。
但暴力是双向的：在成都一所大学任教的美国人Dennis Rea看到人群猛烈攻击他们认为是一名警察的男子。人群拉着他的四肢，然后把他扔到地上，开始踩辗他的身体和面部。
据当地政府的官方陈述，当天有8人被打死，其中包括两名学生，并称这场战斗令1800人受伤，其中1100人是警察，大多是轻伤。
但美国的外交官员当时告诉《纽约时报》，他们相信当天有多达100名重伤者被抬出天府广场。
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晚上，在6月5日晚进入6月6日时，一群人闯进了成都的锦江宾馆。在那里，在国外客人们的注视下，发生了成都镇压最残酷的场景。
安全部队抵达后，在宾馆的庭院内抓捕了数十名示威者。一名要求匿名的西方游客在电子邮件里描述说，她从5楼的阳台看下去，看到大约25人跪在庭院里。他们的头被推到面部朝地，双手被捆在背后。那些看守围着他们转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接到命令了。这时，“那些穿着白衬衣黑裤子的男子们走过去，用铁棒砸那些在地上的脑袋”。这一残酷的场景令她跑进卫生间里呕吐起来。几天后，她逃离了中国，并告诉一家《斯堪的纳维亚》的报纸说“他们杀了他们，一个接一个，此时其余的人仍在求饶”。
十几名最初在美国总领事馆住处避难的西方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当宣布事态已得到控制，一些人返回宾馆时，一些人看到了一些发生的事。
那天清早，Nygaard回到宾馆，看到院子里堆着象一个个沙袋一样的东西。当她还在揣测这是用来做什么的时候，突然发现“沙袋”动了一下，寒意爬上她的脊梁，她惊恐地意识到那些沙袋其实是面部朝地横在地上的人，他们的双手被捆在背后。
她对Lim说，“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在想，‘噢，我的天啊，他们那么做时在折断他们的胳膊。”
最终，开来了两辆卡车。对那一刻Nygaard记得清清楚楚：“他们把这些身体堆上卡车。我们就觉得，这样子没人能活下来。被压在最底下的人可能会被窒息而死。他们抓起他们就象提沙包一样，象扔垃圾一样扔上卡车的后面。”
五个单独的证人描述了同样的场景，美国的外交电报中也提到这个。目击者们估计，他们看到30到100具尸体被扔上了卡车。
当地政府并不避讳拘捕事件。《成都暴乱始末》这本中文书记述了该事件的官方版本。书中称，在锦江宾馆有“70名暴徒”被抓。
对于那些被拘捕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有的话——有多少人死亡，这无从得知。
成都的抗议立即被当局贴上“政治风波”的标签，与北京的相提并论，并污蔑抗议者是“暴徒”。立即改写历史是要地毯式地让国民对1989年事件“失忆”的第一步。
25年来，唐德英因为拒绝遗忘而一直遭到惩罚。6月6日那天，她的儿子骑自行车回家时被拘捕，从此消失在警方的拘押中。另一名被关押的人告诉她说，她儿子是被打死的。为了要求当局解释儿子的死因，她曾5次到北京上访。每一次她都被截住，送回成都。她遭到警方的拘捕、殴打、监视，并两次被关进铁笼子里。
但她的倔强终于为她在2000年获得了一张她儿子尸体的照片，这证实了那痛苦的信息——他是怎么死的。血凝结在他的鼻孔周围和嘴巴的一侧。鼻子上有一大块瘀伤，面部看上去肿胀变形。他的一只眼睛微微睁开。当她看到这张照片时就晕了过去。在死亡中，她儿子仍在看着她。
2006年，她接受了近9000美元的困难补助，成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因为与1989事件相关政府给出的补助。当局希望她停止活动，但是她没有。她说，那些责任人仍须认罪。
1989年6月4日，一名受重伤的男子被抬进成都一家医院。目击者形容了警察的暴行。人们仅仅因为出现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就被毒打昏迷。
25年前在成都发生的事，其重要性足以让当地政府继续投入金钱和人力来钳制唐德英。她的遭遇展示了中国政府对于自己最近的历史是多么的惧怕。
25年前，政府用枪支和警棍镇压自己的人民。现在，它在部署更复杂的工具来控制人民，通过媒体审查制度及篡改自己的历史来打造爱国主义和民族认同感。
虽然无可否认中国的国民变得越来越富有，比天安门事件后要更自由，但唐德英的经验表明这种自由是有限的。仅仅是要留住记忆都被视为威胁到社会稳定。
在成都发生了什么很重要，因为它显示了中国政府的成功：不仅仅是控制人民，而且控制着他们的记忆。在当今的中国，记忆已成为了一种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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