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小雅：導讀──八九－六四事件的多角透視

這是一本從多角度透視“八九－六四”事件的文集。在紐約紀念“六四”十五周年研討會的基礎上，由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資助和主持出版。

本文集收錄的24篇文章，體現了海內外（主要為華人）學者在過去的十五年間對“八九－六四”事件的思考與研究成果；在選稿上緊扣“八九－六四”事件研究中的重大問題，力求體現這項研究的客觀、理性與多元特點。

為便於讀者的閱讀和理解，在此，我們先將發生在十五年前的“八九－六四”事件作一概述。然後對收錄的文章加以介紹。凡熟知當年歷史的讀者，可以跳過“概述”，直接閱讀本文的第二部分：“‘八九－六四’事件的多角透視”。

概 述

八九民運是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爆發於中國北京、波及全國，在中國史無前例，對世界共產主義陣營產生震撼性影響的民主運動。它以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胡耀邦的逝世為肇端，由大專院校青年學生為前鋒，以宣導改革、追求政治民主化的中青年知識份子為後盾，獲得了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與參與。由於執政黨內部對這場運動的估價、期待的分歧，以及在運動中爆發出來的各種政治勢力及其訴求的缺乏整合，造成了運動中民眾與政府的持續對峙。更由於執政黨最終對運動採取了暴力鎮壓，導致了這場運動血腥的結局。

一、事件脈絡

八九民運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89年4月15日－4月22日，稱為“悼念時期”。這一階段的主題是悼念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去世。這一階段的主要訴求是：緬懷胡耀邦功績，讚譽胡耀邦作風，指責中共對胡耀邦的處分，為胡耀邦爭取“馬克思主義者”的名分，期待中共改正錯誤，打擊貪污腐敗、裙帶風，進一步擴大開放，加速改革步伐。主要事件有：4月15日胡耀邦逝世；4月20日淩晨“新華門事件”；4月22日人民大會堂請願事件。這一階段運動的主要特徵是：學運走出校門，產生了對運動的集中訴求；知識份子表示了公開的態度；有民間活動家開始插手學運；政府對學運取觀望態度。

第二階段：4月22日－5月12日，稱為“對話時期”。這一階段的主題是學生、新聞界與政府對話。這一階段的主要訴求是：要求擴大民主，實現新聞自由，承認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提高知識份子待遇，為遭受不公正處理的 “自由化”分子平反；推翻 “四二六”社論對學運的“動亂”定性。主要事件有：4月24日《世界經濟導報》事件；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4月27日全市學生抗議示威大遊行；5月4日趙紫陽發表“亞行”講話。這一階段運動的主要特徵是：學生開展校園民主建設，組織起跨院校組織——北高聯和對話團；“四二七”大遊行基本宣洩了由“四二六”社論造成的不滿；新聞界捲入運動並與高層互動；民間活動家組織擬定對策並介入運動；趙紫陽試圖扭轉“四二六”社論造成的局面；懷柔政策初見成效。

第三階段：5月13日－5月19日，稱為“絕食時期”。這一階段的主題是聲援絕食學生。主要訴求是：絕食學生要求党和國家領導人與學生對話並電視直播，要政府保證對運動參加者不進行“秋後算帳”；抗議政府對絕食學生置之不理；要求改正改革帶來的社會不公，肅清貪污腐敗。主要事件有：5月13日絕食學生佔領天安門廣場；5月14日知識界人士參與政府與學生之間的斡旋；5月16日趙紫陽會見戈巴契夫；5月17日全市市民大遊行；5月19日政府宣佈戒嚴。這一階段運動的主要特徵是：學生的絕食行動把社會各界動員到運動中來，趙紫陽拒絕與鄧小平合作，各地學生大舉進京，民運規模急劇擴大，波及全國。民間活動家組織聯絡各界人士籌組“聯席會議”。

第四階段：5月20日－6月3日，稱為“戒嚴時期”。民運的主題是要求政府撤銷戒嚴令，呼籲召開人大特別會議，阻止戒嚴部隊進城。這一階段運動的主要特徵是：北京市民自發興起“反戒嚴運動”使戒嚴部隊首次進京受挫；知識界人士走向前臺；海外支援抵達廣場；“聯席會議”試圖駕馭學運失敗；政府為最後“清場”作政治、軍事、輿論準備。

從1989年4月 15 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起，至1989年6月4日政府出動軍隊大規模鎮壓止，這場運動總共持續了50天時間。根據國家教委統計，在這短短的時間內，中國大陸有八十多個大中城市作出了反應，聲波遠及青海、新疆、西藏、廣西等少數民族地區； 在這些城市中，有五百餘所大專院校的師生投入了運動，至少有153萬人次參加了遊行。 這些抗議與表達活動集中了無數豐富的內容，創造了中國民運史上許多個“第一”。它們有：對亡者的悼念活動、簽名呼籲、遊行請願、絕食、自由結社與辦報活動，還有史無前例的反戒嚴運動。在這場運動中，社會各界提出了上千種要求和口號，並賦予了新時代的理念。捲入這場運動的社會階層也空前的廣泛，他們有學生、市民、農民工、作家、知識界著名人士、記者、國家幹部及少數現役軍人 和工人、員警……，以至於政府非出動十余萬軍隊 才能平息事件，而又不得不長久地為這種措施付出代價。
從歷史上看，一個國家的民眾，在這樣短的時間內，能夠實現如此廣泛的動員，除國家遭受外敵入侵的情況，是很難予以想像的。在中國近現代史中，只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運動”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與之相比。所以，“八九民運”，就內容和規模來說，都是中國民眾運動史上史無前例的事件；“六四”鎮壓，也是中國政府行為史上空前絕後的事件。

二、宏觀歷史中的“八九”定位

從宏觀歷史的層面上看，八九事件是在門戶開放背景下，中國社會政治轉型過程中，由於社會政治文化與政治法律制度不相適應而發生的一次碰撞。在世界歷史上，類似的例子有許多。比如：

1、殖民地時代，遍及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原住民的傳統文化精神，與殖民者帶來的政治法律制度的衝突；
2、建國時期的美國，開拓者的文化精神與宗主國大英帝國的法律制度的衝突；
3、內戰時期的美國，北方工業地區的制度要求與南方的種植園文化的衝突；
4、二戰後，蘇聯帝國強加在原東歐各國身上的政權形式，與它本身政治文化的衝突；
5、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巴列維政權下的伊朗，其政治制度與本民族的宗教文化精神的衝突；
6、20世紀下半期的蘇聯，西方文化與傳統宗教相結合的社會文化，與蘇共統治的衝突；……等等。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凡是政治文化與法律制度不和諧、不適應的地方，必定會發生尋求“和諧”與“適應”的運動。如果這種不和諧是系統性的，革命或戰爭就不可避免。二百年來的世界歷史告訴我們，要麼是先進的社會政治制度改造了不順服的文化精神，要麼是頑強的文化精神瓦解了政治制度。就像“鞋子”與“腳趾”的關係——要麼是生長的腳趾戳破鞋子的禁錮，要麼是頑強的鞋子扭曲了腳趾的骨骼。它們之間既存在尖銳矛盾又能共存共容、克服摩擦，實現和平轉化的特例似乎只有一個，那就是接受了“麥氏憲法” 而又頑強地保留了本民族文化精神的日本。不過，它的歷史前提是原子彈的征服。

用這樣一種社會歷史觀去關照1989年的事件，我們會發現，比起上述任何一個國家曾經發生過的動盪，中國的事件並不十分特別。

三、八九民運的定義

從中國社會自身的歷史發展過程來看，所謂“八九民運”，實質上是中國走向現代化進程中，由於執政黨實施的自上而下改革，在目標、戰略和利益分配等方面與社會各階層期望產生分歧，而造成的一場由青年學生為先鋒、以自由派青年知識份子為後盾，有社會各界參加的全民性、非常規的意見表達運動。

所謂“六四鎮壓”，實質上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用傳統的專制手段，對付公眾意見、扼殺開放時代初步發育的民間社會政治要求的血腥措施。

“八九民運”的發生，改變了自“林彪事件”後武裝力量在中國政治生活中所處的“隱蔽幕後”的狀態；“八九民運”的失敗，奠定了前共產制度向資本主義轉化的所謂“中國模式”的基礎。

但是，“八九民運”並非外界強加給“十年改革”的事物。它既決定于毛時代專制集權體制的宿疾，也是十年改革路線、模式、目標本身，在後毛澤東時代條件下演化的必然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八九民運”本身是中國、也是“十年改革”繞不過去的一個“結”；而“十年改革”僅僅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變遷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當“六四“槍聲鎮壓了“八九民運”，中國市民和學生付出鮮血代價的時刻，也是蘇式共產主義大廈轟然倒塌之時。正因為如此，我們說“八九民運”是有意義的。它的意義不在於一時一地的得失，而在於這所得所失中揭示的問題，正是我們民族前進中無法回避的矛盾，更是世界共產主義制度無法回避的問題。

對於“八九－六四”事件的多角透視

本文集對收入的24篇文章，分別以“綜論”、“專題”、“爭鳴”三個欄目陳之。其中綜論8篇，主要是從宏觀上論述“八九－六四”事件的性質、意義、原因和結果；專題9篇，主要是對事件的背景、起因、後果及狀態的具體分析和描述；爭鳴7篇，則收錄了十五年來關於“八九－六四”事件反思中最典型的爭論文字。

一、八九民運的歷史背景

作為“綜論”的第一篇，中國科學院科學史研究員、著名愛因斯坦研究專家許良英先生，以中共早期學生運動的參加者、八十年代思想啟蒙運動和“獨立知識份子群體”的主要宣導者的身份，對《八九民運與中國民主化進程》這一題目作了宏觀的概述。他認為，八九民運的歷史背景，是經歷了文革浩劫後，人們從現代迷信中覺醒過來，衝破自我封閉的牢籠，順應當今世界的現實和人類現代文明的歷史潮流。在這一背景下，人們認識到政府提倡的經濟體制改革，必須有相應的政治體制改革與之配套，必須保障公民的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1988年，伴隨經濟轉型過程的“雙軌制”所出現的“官倒”、貪污、揮霍浪費等腐敗現象愈演愈烈；以及堅持改革開放的胡耀邦總書記的突然去世，是這場運動的直接導火索。

本書論述這一主題的多篇文章，基本認同許先生的這一觀點，並從各個不同的側面有更加細化的論述。如，嚴家祺先生的《八九民運的世界歷史地位》、蘇紹智先生的《六四與大陸政治改革》等。

被收入“綜論”的第二篇文章——《天安門悲劇》，選譯自已故的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鄒讜先生的同名著作。 該書作於1991年，有部分章節譯文曾在坊間流傳，並在很大程度上為影響很大的卡瑪的電視專題片《天安門》提供了思想資源，決定了此前十五年對民運批評的基調。此次經趙鼎新先生之推介與組織編譯所刊的這部分內容，意在為讀者提供一個全面瞭解鄒文原意的機會。在論述八九民運的歷史背景時，該文言簡意賅地指出：

“導致這場運動的先決因素包括：共產黨的文化和意識形態霸權的衰落，政治控制的放鬆，公共空間的開放，許多自由思潮小團體的湧現，知識份子階層對民主自由口號的普遍接受，以及對共產黨的信心的喪失。”

他認為，激進的學生最終選擇了與黨內改革派不合作的態度，也可看作是極權政治體制解體過程中，所造成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原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所長蘇紹智則從制度的層面，展示了這一背景的細部特徵。他指出：經濟改革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直接導致了“計畫體制的解體，中央政府的權力被大幅度地削弱”。與此相應，毛時代那種共產黨國家常見的全面政治控制也不得不有所放鬆；作為主要政治控制手段的階級鬥爭和相應的馬列主義階級鬥爭學說等意識形態也被擱置。換言之，“鄧小平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打破了極權主義全面控制的堅冰”。

具體到社會方面，它帶來了如下的變化：
其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的信心危機以及中共對意識形態控制力的衰弱。即所謂“三信危機”。再聯繫到中共建國以來的歷次運動的浩劫，改革開放又使人們打開了眼界，致廣大群眾深感在經濟上，在民主、法治、人權上都大大落後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

其二，新的公共空間和新的政治行動者的出現。它們包括八十年代中比較著名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政治學所、文學所、國務院體改所，以及一批民間研究機構、獨立經濟實體，還有一批帶有民間色彩的社團和報紙。依託這些團體，中國逐漸形成了一個“包括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包括老、中、青各年齡層”的，“獨立思考而不依附於中共作政治傳聲筒的知識份子”群體。而他們對社會的影響正日益擴大。

其三，黨內不同派別的出現。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改革派與保守派不但公開出現，而且有時鬥爭得相當激烈。鄧小平則在兩派間玩弄平衡術。

但是，由於四項基本原則的約束，政治改革滯後，致原先專制特權、一言堂、權力過分集中等弊病依然如故。這些弊病與經濟體制出現的市場化相結合，形成權力的資本化，致貪污腐化盛行。特別是1988年“闖價格關”失敗，使通貨膨脹日益嚴重，社會貧富懸殊，引起群眾強烈不滿。在這種情況下，以胡耀邦逝世為契機，爆發了由學生為先導的群眾運動。又由於中共當局的官僚主義或是保守派有意刺激群眾，一場意見表達運動升級為“爭民主、自由、人權，反官倒、反特權的政治運動”。

當然，從不同的立場出發，對這類總結還有相當不同的看法。本書“爭鳴”中收入的《何新對1989年動亂的看法》，就是一篇典型的文字。

二、八九民運的性質與意義

本書“專題”中收錄的吳庸先生的《腐敗與六四》、吳稼祥先生的《六四“權力大玩家”》兩文，分別展開了片面經濟改革路線帶來的腐敗現象和高層權力鬥爭的具體圖景。通過他們的論述，讀者得以看到：從毛式“極權”政治體系的坍塌，到現代民主政治秩序建立之前，為各種權力野心留下了政治角逐空間；從“計劃經濟體制”（包含與之相應的法制秩序）的解體，到現代市場經濟秩序建立之前，給經濟腐敗闢出了廣闊的餘地。正如一個事物的兩面，“政治民主化”問題的提出，以及相關輿論造成的社會壓力，使得原先把“權力場”視為禁臠的上層集團失去了劃地分羹的部分特權，於是他們轉而經商。而當政者為了取得政治上的進展，鞏固已經取得的權力，需要對那些“失地者”網開一面——在“贖買政策”的默許和“腐敗難免論”的縱容下，使他們成為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這個既得利益集團的“發財效應”鼓勵了更多的人投入商海而不是角逐政壇，反過來構成了對這種改革路數的堅強支撐！同樣，對外開放與對西方世界的“和平”姿態引出了“百萬大裁軍”，而“大裁軍”帶出了“軍倒” ；每一次“整黨”和“精簡機構”都帶出一大批“官倒”公司和腐敗分子。由此，我們可以得知，所謂八十年代的政治進步，實際上是在改革缺乏必要的“總體戰略”，也是執政者頑固拒絕政治民主化，在經濟市場化面前遊移不定的結果。而這，也正是八九全民抗議運動的近因。

與吳庸先生帶來的是具體的數字、吳稼祥先生訴說的“宮闈秘史”不同，朱曉陽、陳佩華的《葬禮的象徵與權威的暗流》以個案剖析的形式，揭示了存在於中國社會下層市民的不滿及其來由。更重要的是，文章指出了群眾不滿的直觀的、標準參照系統，是毛澤東時代經濟上的“均貧”與政治上的“無產階級專政”模式。它形象地揭示了存在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權威與反權威”的矛盾共存現象，及其互相轉化的條件。它意味著，在人們借用現代政治文明口號反抗現實的同時，人們的思想資源——至少有一部分——還是來自舊的武庫。正是這種現象的存在，使一些人把這場運動中民眾的“反腐敗”要求視同“反改革”傾向，如本書“爭鳴”欄目收入的華生先生的《策略性的失誤還是戰略性失誤？》和保密先生的《民主——中國的夢》。他們把民眾運動表現的平均主義意識、群眾專政、文革的“大民主”和街頭政治與“暴民文化”加以聯想。擔憂這種運動的成功是否會導致新的暴政。

許良英先生則極不同意在理論上有所謂“大民主”的存在。他認為：民主沒有“大”、“小”之分，只有“有”、“無”之分。文革時期的所謂民主，“完全是假民主，實質是反民主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的文字似乎也支援這一判斷，他認為：如果“民主至少是說：公開競選有權作出政治決定的職位，並通過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來保障這種公開競選。如果不計近年來的臺灣，即使按這個最低標準，中國也從來沒有實行過民主。”不過，依他的標準，八九民運至多只能稱為一次民眾的“民主實驗”。

蘇紹智先生則認為，八九運動可以看作是一種“公民不服從運動”。他指出：“這種運動的典型是印度的甘地領導的非暴力和不合作，但甘地面對的雖是英帝國主義者，卻是具有民主法治傳統的國家，不但未被武裝鎮壓，而且幾經協商和鬥爭取得最後的勝利。”

三、八九－六四事件的後果

但是，無論如何，八九民運在客觀上改變了中國改革的進程。華生先生對此作出了沉痛的描述：中國大陸自1979年改革以來持續十年的經濟自由化和思想解放運動被打斷了；黨內保守派雖然已經無力扭轉市場化改革的大潮流，但是市場化改革的勢頭顯然被遏止住了，經濟改革的核心部分即所有制改革再次成了禁區；八九運動謀求的政治改革基本上“全軍覆沒”；十年改革中辛苦積累起來的民主派和自由派的基地（包括他們控制和影響的研究所和報刊）損失貽盡；八十年代後期普遍的言論自由和廣泛發展的結社結會不復存在；意識形態領域左翼激進主義全面回潮；封閉、僵化的教育再次統治學校和輿論宣傳。他斷言：“這種隔絕、僵化的意識形態控制對民族智力的浪費和損害，仍會在今後很長的一段時期內表現出來。”
在華生“灑向民運都是怨”的地方，王鵬令先生則看到了“中國模式”的確立。在《八九民運與“中國模式”》一文中他提出：八九民運的結局，作為一種“對立的力量相互‘博弈’的結果，它不可能是由民間一方的性質所決定的”。他認為，以往民間對此的反思基本上是在“毫無保留地肯定當時知識界主流改革觀的前提下，沿著‘策略’和‘道義’兩個維度展開的”。他把這種反思結構稱作“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範式。但人們忽略了，自由知識份子的改革觀以及他們的實踐，從來都沒有成為中國改革的主導，它在歷史上僅僅是作為一種對“主流改革觀”——即“鄧記”“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的“修正力量”而存在的；並且也是這種改革的派生物。因而，八九民運的結果，不過是將70年代末開始醞釀，到中共“十三大”初具規模，直至“十四大”才基本確立的“中國模式”的“祭旗禮”。其標誌，就是目前奉行的“威權政治”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這個被擺放在祭臺上的“犧牲”，“則不只有數百無辜者的鮮血和頭顱，也不限於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開明改革派的政治生命，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還包括80年代中期以後在中國知識界狂飆突起的、以方勵之先生為代表和以《河殤》為象徵的西化思潮及其政治夢想。”

四、八九民運失敗的原因與經驗教訓

為了修正以往的反思集中于“道義”和“策略”兩個層面的傾向，深入探討八九－六四事件參與各方在“觀念－規則－制度”認同方面的矛盾和危機，是本書對八九民運進行反思的一大特色。

本書“綜論”中收入的鄒讜先生的《天安門悲劇》、黎安友先生的《中國民主制的實驗和失敗》、趙鼎新先生的《國家合法性、國家行為和“八九”學運的發展》， 以及在“爭鳴”中收入的封從德先生的《八九民運組織結構的反思》、陳小雅女士的《規則認同的危機——八九政治的困境》，分別從事件的歷史背景、發展進程中具體操作規範和文化特點等不同角度，切入了上述主題。

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趙鼎新先生認為，以往人們在解釋“八九”學運的悲劇性結局時，一般會把其歸因於中共黨內的派系鬥爭或歸罪於一小部分激進學生的作為，而他則希望找出其背後的結構性因素。雖然中共高層存在權力鬥爭是不爭的事實，導致其政策反復的關鍵因素卻是早先處理學運策略的不斷失敗。這些策略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中國的高層精英和學生以及北京市民對國家合法性產生了相互衝突的理解。在八十年代後期，大部分中共高層仍然忠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但大部分學生和北京市民對政府的評價，卻是依據其在經濟和道德方面的表現。最後，軍事鎮壓成了中共唯一得以延續其政權的手段。在趙文中，整個“八九” 學運就像是一盤奇怪的棋局，對峙的雙方一方按“國際象棋”的規則出棋，另一方則按“中國象棋”在行走。因此，對方每走一步都會被另一方認為是在犯規。博弈的結果是雙方都越來越不理解對方而且變得越來越惱火，最終只能以掀翻棋盤了事。

鄒讜先生認為，八九民運中民運失敗的原因，是朝野雙方都沒有“雙贏“的思維。他說，改革的成功需要“學生和活動家中的溫和派必須在社會運動中起領導作用”；“學生和改革派必須持續地公開地諮詢對方的意見以協調彼此的基本觀點、總戰略及短期策略。但黨的規則和規範使第二個條件不可能實現。而第一個條件在中國也不存在：
“因為中共從不允許獨立自治的社會組織機構產生，並逐漸發展出一個穩定的領導層，以及一個能適應現實和吸取經驗與歷史教訓的傳統。儘管在某個時刻，學生想借用‘團結’作為他們自治學生組織的名字， 但中國從未有過任何類似于波蘭之團結工會的組織。這樣一個組織具有推進勞工改革的歷史和政治鬥爭的經驗。 同時，中國也沒有可比之于波蘭的天主教會的組織，這樣一個組織擁有長達幾世紀的宗教信仰和世俗智慧。”

而在1989年的中國，可以提供指導的，只有文革中已經一敗塗地活動家及其後繼者的“智慧”和“經驗”。他們中有的人“靠人多勢眾來保護自己”或者“在幕後指導那些比他們年輕的同事”。“有些小團體也許想利用這個機會來表達他們對共產黨的怨恨，並要求進一步開放政治和公共空間。”許多人則似乎“只憑良知倫理生活，完全忽視責任倫理”。

陳小雅在《規則認同的危機》一文中，將以往十五年來人們對民運的批評歸納為五點：1、民運主導勢力將少數人的價值觀、改革觀強加於社會歷史進程； 2、群眾運動受“集體無意識”支配，進行非理性宣洩；3、個人的“風頭意識”和權力欲主宰運動的去向；4、“蒙面勢力”的插手與控制；5、參與者“見好就上，見壞就逃”的投機心理。她認為，種種認識的差別，是由人們的立場、觀察角度和在運動中所處的位勢不同而造成的。

“如果我們站在民主政治的立場去看待這些現象，我們就會發現，我們所批評的許多東西，都是人們的合法權利。對此，一個民主理念的信奉者或民主政治家，應該想到的是如何去滿足人們合理的利益和願望，消除導致苦悶的原因，並建立一種更有代表性的‘多元政治’，與營造一種能夠容納‘多元文化’的制度環境；而不是像‘上帝’、像專制君主，或站在‘精英主義’的立場上去漠視或輕視人的合理欲望與訴求。”

她認為，八九民運的歷史文化特色在於它的“借”字訣。如：借屍還魂、借題發揮、借殼上市、借力打力、借腹懷胎、借刀殺人。——正是這所有的行為，構成了1989文化的一個奇觀，即被稱為“大投機” 的行為方式。而這種集體性的共同選擇，並不是“非理性”的產物，而是一種精密計算——“超理性”的產物。不過，這類從每個人、每個獨立群體出發的計算並沒有建立起一個能夠把其他參與各方的“報價”除盡的“公分母”。這種現象固然是由中國的國情決定的，由民主運動的發展水準和民間社會的自組織程度決定的，但你如果想要擁有民主制度下人們享受的“權利”，就必須承擔相應的“義務”。這意味著，你必須遵守“有借有還”，用餐埋單，行路納稅的規則。如果這些規則尚沒有建立，人們就要從眼前開始，在自己的每一項實踐中，去建立這些規則。就像人們在經濟生活中已經做到的那樣。

作為八九學運領袖的一員，封從德的文章展示的是他對運動組織建設與運作特點的研究心得。他指出，在八九學運中，凡是按照民主程序產生出來，並按照一定規則作業的組織，就具有內部堅強、有威信、運作效率較高，且收放自如的有點；而缺少民意基礎、不按程式操作的“懸空”的組織則缺少權威。這種組織導致運動隨意放大容易，收束退卻則很難。他認為，這不僅是八九民運的經驗與教訓，也是六四後海內外民運組織的經驗與教訓，值得未來民主運動的借鑒。

胡平先生的《八九民運與“新權威主義”》，是本書收錄的唯一一篇，也是至今可見的唯一從理論本身的缺陷，對黨內改革派在八九民運中的失敗原因進行探討的深刻文字。在這篇文章中，他從中共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中遇到的來自於權力機構本身的阻力，論證了權力的“半導體”性質；進而論證了依靠扼殺民間改革的積極性，而樹立的“新權威”去獨自完成改革的不可能性。在戰略上，這種理論必然置改革派於守舊的“頑固派”與革新的“自由派”的兩面夾攻之中，在權力危機、急需救援的時刻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他認為，蘇聯的戈巴契夫之所以能夠成功地進行改革，並加強了自身的權威，僅僅在於“他從一開始就沒有去壓制民主運動”，這就使得民間力量獲得了一定的發展空間。“由於民間力量與保守勢力形成了互相鬥爭的左右兩翼，那就給戈巴契夫提供了更大的機動餘地。和中國的‘新權威主義’者主張壓抑民主運動以加強黨內改革派權力的構思剛剛相反，在蘇聯，恰好是民主力量的興起，客觀上起到了強化黨內改革派權力的作用。”因此，當1989年5月19日趙紫陽來到廣場，對學生講出“我們來晚了”的時候，他“晚”的已經不是三、五天，對他本人來說，而是錯過了一個時代。
在本書的“爭鳴”欄目中，也收錄了華生先生《策略性的失誤還是戰略性失誤？——八九反思並與胡平先生商榷》一文。他認為，八九民運是自由派人士“謀求現代化的一次最嚴重挫折”。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失敗，導源於人們“對國情認識的偏差”和相應的“方針戰略”認識的錯誤。因而“他們跟著走的潛意識或感覺在很大程度上是誤導性的”。而學生骨幹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認識和情緒，是反映了當時中國激進思想界總的認識水準和情緒。因此，八九挫折的根本原因是1988至1989年間主導潮流的中國激進思想界本身的盲目，躁動和誤導。而這種導源于20世紀初的源遠流長的激進主義，在中共“左的烏托邦空想”衰落以後，並沒有擺脫理想主義烏托邦追求的困擾。他的觀點，與本書收錄的保密先生的《民主——中國的夢》的看法是一致的。

胡平在《自由民主與共產專制的基本分歧——答華生先生“策略性的失誤還是戰略性失誤”》中，從十一個方面分析和回答了華文所涉及的問題。他認為，華生先生否認八九民運是一場真正的民主運動。理由是其間帶有強烈的反市場化改革的激進主義情緒。但是八九民運的整體訴求是朝野平等對話、開放言論、新聞及結社自由。那無疑屬於自由民主的範疇。如果“言論自由”只允許發表對各種改革措施積極贊同的一致性的正確觀點，這既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他說，在當年波蘭團結工會運動中，也含有對雅魯澤爾斯基政府經濟改革不滿的思潮，但那並不妨礙團結工會運動仍是一場真正的民主運動。

他說，華生認為鄧小平路線“是適合中國情況和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但退一萬步講，即使是“適合中國情況和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也不能成為實施“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鐵血措施的根據。“以人民的名義鎮壓、屠殺人民，這正是所謂‘人民民主專政’即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最大特點。”

介於二者的立場之間，鄒讜先生則認為改革派與民主運動有著共存的關係，他指出：
“黨內改革派，知識份子活動家和學生仍可以作出另一種行動。他們本可以……避免與武裝力量直接衝突，同時保存他們的力量來實現長遠的目標。這本是常識。……中國從未有過民主的經歷，也沒有自由主義和民主思想的長期傳統，在過去的四十年裏，更沒有一個可以稱得上是強有力的、活躍的公民社會。在中國能夠建立民主和保障自由和權利的制度之前，它必須建立起有深厚基礎的、強有力的社會組織和機構；他們能夠在社會的各個領域內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務，界定他們自己的自由和責任範圍，和國家進行持續的對話並建立起制度化的關係。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憲法上所保證的自由和權利才能不成為一紙空文。”

他指出，建立這樣的基礎，不僅需要時間，還需要避免“決戰”，需要建立“雙贏”的思維。

五、布魯克的《死亡調查》及其它

本書要特別推薦的另一篇譯文，也來自趙鼎新教授的介紹和組織翻譯。這就是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歷史學教授布魯克的《死亡調查》。該文雖然最終並未給我們提供一個關於1989年六四屠殺的準確死亡人數，但它展示了一種嚴謹細緻的工作態度，與史學家秉持的立場和一般思維方法。于此陳列，可以豐富華語研究界的知識，也彌補我們在八九－六四研究工作之不足。

此外，為了開拓八九－六四研究的眼界，豐富研究的品種，本書於王丹先生眾多的關於八九民運的言論中選擇了他的《八九年的民運文學》，還有鐘銳先生的《北京和上海民運的比較》。他們的初步嘗試，為八九民運的未來研究空間展示了豐富的想像力。筆者曾同美國研究文革的學者宋永毅先生有過有趣的討論，從這裏開始，我們還可以展開與文革文學及其他個案的比較研究，以及很多……

由於時間倉促，水準有限和資訊交流方面的原因，筆者的上述概括未必準確和全面，聊聊數語，旨在引起讀者的興趣，並為歷史研究留下一個索引；在文集中，文章的選取也未必精當，在編輯工作中肯定還存在許多的錯誤、遺漏和疏忽，在懇請讀者諒解之時，也歡迎提出批評和指正。更歡迎更多的朋友和同仁加入到八九－六四研究的隊伍中來。

最後，筆者將借此機會對為本書作序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教授，芝加哥大學趙鼎新教授和各方作者的大力支持配合表示衷心的感謝；同時，對於2004年在紐約召開的“六四十五周年反思研討會”的東道主——紐約皇后區法拉盛中心圖書館李江琳女士，和美國和臺灣民主基金會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謝！對本文集收錄文章作出前期工作的劍橋出版社、牛津出版社、《中國之春》雜誌、《北京之春》雜誌、六四檔案網站、《議報》網上週刊、《民主中國》網刊、《新世紀》網站、《大紀元》網站、《浴火鳳凰》網站表示誠摯的謝意！

2004年9月6日 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