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与“六四”大屠杀

作者：首都知识界联合会‏

（“首都知识界联合会”，1989年5月在八九民运的高潮中成立，“六四”大屠杀以后被中共中央列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全部首脑人员遭到通缉与逮捕。）   有一篇网文问得好：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的辞世，在社会公众中掀起一股悼念的热潮。但有学者不无遗憾地说，其实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季先生的成就。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不了解，悼念之情从何而来？（长平：《季羡林，被放大的公共知识分子》）        大家都知道，跟同辈学人相比，季先生在社会公众中本来并没有那么大的名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十多年前，季先生突然在媒体上走红起来。网文认为，其原因比较复杂，大抵有以下几种：一，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之后，治学严谨的学者所剩无多，都兀然耸立起来，被尊为大师；二，中国社会有敬老的传统，他年岁已高，著述颇丰，仍笔耕不辍，又平易近人，尤其令人尊敬；三，最重要的是，他被人误解或者利用，幻化为时代思潮中公众所渴望的大师。        这篇网文指出了季羡林的“被人误解或者利用”，但是却用不着边际的“幻化”来解释季羡林晚年的“被人误解或者利用”——这是一种明显的“遗忘症”，是20 年来六四大屠杀的阴影所造成的。        我们知道，并且我们不会忘记，季羡林的名声大噪并不是所谓的“幻化”造成的，而是由于一件十分具体的历史事件——那就是1989年发生的六四大屠杀。        6月22日北京当局发出通缉令，缉拿首都知识界联合会七名主要干部，后来这一名单扩大为二十三名。而季羡林虽然不是首都知识界联合会七名主要干部之一，却是四十多位发起人之一。六四大屠杀以后，中国国家安全部及中国公安部下达了全国通缉令以后，季羡林主动打电话给戒严部队指挥部自首，自报是“首都知识界联合会成员”，说在家里等候处置。不过中共当局投鼠忌器，始终不敢逮捕季羡林。季羡林当时已经七十八岁高龄，这个可能是中共当局始终不敢逮捕季羡林的原因。但无论如何，季羡林敢于在这个发起人名单上签名，是相当了不起的勇敢行为。相形之下，首鼠两端的李泽厚就不敢，而且警告其他签名人人要“清醒一点”。        正如我在《1989年学运转向民运的关键》一文中回顾总结的：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先是“八九学运”，后是“八九民运”，其中的分水岭就是1989 年4月21日联署的一份各界人士支持学生运动的《公开信》。        1989年4月15日，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在他去世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北京大学和其他的大学的学生们通过大小文字报表达了对胡耀邦的悼念，也表达了对中国政治的不满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批评。学生们的不满来自于中共中央在1987年初因为胡耀邦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遭罢黜。4月17日夜北京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的学生拥着“中国魂”的特大横幅走向北京天安门广场。4月18日他们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请愿书》，其中包括著名的“七条”，内容如下：        1.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        3.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        4.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        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6.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7.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以上见李进进《记“八九”年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        以上七条基本上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基本政治主张，归纳起来为两个请愿诉求：        一是“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也就是制定阳光法案；二是“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也就是要求立法和司法独立。其中虽然没有提出任何普选要求、虽然没有要求政府更迭，但大家都知道，那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就是阳光法案和新闻自由，而这两点至今虽然已经远离1989年二十年了，也远远没有在中国实现。这恰恰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只是由于策略考虑，八九民运提出的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这一策略运用反而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知道妥协的重要性；而且具备了制定较为成熟的政治纲领的能力。        另一个可以证明八九民运相当成熟的例子，是它谴责一切形式的骚乱和暴力行为。因为当时形成的共识是：任何不守秩序的现象都会提供机会给镇压者，因此需要谨防当局故意制造动乱和暴乱来寻找镇压的理由。        当日，遵守秩序的学生们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静坐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的体育转播播音员宋世雄，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曹西平出来接受了“七条”请愿。        后来这封请愿书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全国人民大会堂门前等处多次递出，可以说是“代表了八九民运基本诉求的经典文献”。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应该说，学生们能够提出如此一份政治请愿，已经相当大胆，使得许多人感到振奋，觉得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了，同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也担心学生的安危，担心这份“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也不会得到专制当局的丝毫原谅，从而对之进行最大限度的镇压。        由于担心当局的进一步镇压行动会导致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4月20日夜间，北京学者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人在谢选骏家中起草了《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试图阻止悲剧上演。        第二天4月21日，由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位起草者和其他一些没有参与起草的人士，分头征集百位学者的联署签名，并由谢选骏、远志明和其他一些没有参与文件起草的人士一起，把这份文献先后送交中南海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均遭拒绝接收，不得以改为邮寄送出。此后，送交香港媒体驻京记者站予以刊登，以保证中共最高领导阶层可以看到。        公开信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和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人的批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正的报导。        我们理解，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胡耀邦遗志，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关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集体负责”等任何藉口推卸个人责任。        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就长期安定团结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学生们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大业。        此致敬礼！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        签名：        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　皋、李泽厚、于浩成、谢　冕、宗　璞、蔡仲德、王　瑶、北　岛、苏晓康、王润生、谢选骏、荣　剑、陈宣良、远志明、何怀宏、雷水生、郑　义、邓正来、梁治平、印红标、吴廷嘉、沈大德、魏明康、张　敏、陈　波、张炳九、宋家钰、王照华、刘志琴、何志云、刘　东、周国平、戴　晴、陈嘉映、朱　伟、王逸丹、樊　纲、赖长扬、吕宗力、史卫民、许良英、彭　卫、杨百揆、苏　炜、田人隆、高尔强、林　英、赵越　、闵　铋、王　焱、孔捷生、何绍伟、陈建功、荣伟菁、史铁生、王容芬、朱正琳、李　陀、赵世坚、王行之、徐友渔、靳大成、方　鸣、邝　扬、秦孟周、王鲁湘、李春林、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刘　林、张泽鸣、张暖忻、傅德惠、孙乃修、李书磊、柯云路、张世英、周辅成、王太庆、钱碧湘、高伐林、陈小平、杨　晓、王军涛、高　瑜、刘卫华、张大明、方尔加、黄宜民、林甘泉、舒　芜、许觉民、李学昆、沈斯亨、石　峻、萧　前、方立天、王　颖、张立文、杨邦宪、卢兴基、何柞榕、张岱年、黄楠森、张京媛、乐黛云、阎步克、赵庆培、林　庚、曾镇南、陈全荣、聂崎砥、陈燕谷、尹慧珉、董乃斌、李　聃、袁　红、周发祥、樊　骏、杜书瀛、刘　纳、邢少涛、贺兴安、刘福春、程　麻、吴　方、林　青、老高放、牛勇增、陈骏涛、何西来、王　飙、裴效维、周永琴、王　信、胡　明、张国兴、李以建、杨世伟、杨煦生、王志远、张卫平、孙炳珠、周　舵、于长江、贺为芳、谢　韬、赵一鹤、步近智、童　超、李斌城、易谋远、胡宝国、吴丽娱、梁满仓、方积六、张海燕、胡厚宣、孙　晓、姜广辉、马　怡、杨振红、王德胜、王树人、周礼全、喻柏林、王东成、孙　津、贺　麟、李曙光、张明树、杨宪益、张　洁、郁　风、杨匡满、于慈江、李　征、李丹慧、陈东林、吴　杰、胡友鸣、赵向阳、孙越生、常大林、董郁玉、杨利川、张宗厚、陈兆钢、曹　兴、杨宇红、张勇进、王鉴岗、萧　锋、李永辉、姬金铎、岳西宽。        （此签名截止到四月二十五日共二百人，签名仍在继续中。）        上述《公开信》，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份起来声援与呼应学生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它的出现使得“八九学运”迅速地转变成为“八九民运”。它的出现也说明当时的北京知识界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民主诉求，并且懂得克制与妥协，因为《公开信》只是对《请愿书》进行“附议”、重申，并没有另外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同时，也用一种“和事佬”的态度，对学生提出的要求，进行了某种官式语言的“规范化”修饰。这种维护策略，目的是使得当局颇费踌躇，不便进行立即的镇压。这一维护策略始终贯穿在整个运动中，最后发展为“维宪”思想。正是这些维宪努力造成了学运扩大为民运，这一局势，使得当局无法立即搬用1986年镇压学潮的简单办法立即采取压制行动，并且自己在处理意见上产生了分歧，结果使得反对“四二六社论”的“四二七大游行”得以顺利展开。        一个月以后，在这封《公开信》的签署人里面，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活动人士。戒严开始以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挺身而出，成立了“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等重要组织，对抗非法的戒严活动。        可以说，这封《公开信》是整个八九民运期间最有广泛代表性的一个纲领性文献。正因为这封《公开信》在八九学运转向八九民运中起了重大作用，该信的五位起草者在“六四”镇压之后，全部遭到逮捕、通缉、关押、审查，无一幸免。        据许多学者调查研究，季羡林不仅参与签署“421公开信”，二十多天以后的5月13日，季羡林还与严家炎等三百名教授和青年教师就学生绝食向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递交的公开信，要求中央尽快采取措施，妥善解决学潮问题。        5月16日， 季羡林与包遵信、巴金、李泽厚、范曾、李陀、冯至、刘心武等知识分子共一千多人联名发表《知识分子五一六宣言》，提出：“历史证明，镇压学生运动绝无好下场。”“必须承认在民主程序下产生的学生组织的合法性”，“富于爱国传统和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挺身而出，推进民主进程，为建设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现代国家而奋斗。”这是当时知识界最大规模的联署行动，几乎囊括了所有具有代表性的知识界头面人物。这也是1949年以后知识界最大规模的联合抗议行动！他们的讲话传到天安门广场和各高校，感动了大批的学生。     5月19日中共中央悍然宣布军事戒严以后，季羡林最大的表态就是加入“首知联”，直接向中共挑战。5月24日下午召开了“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筹备会议，包遵信和严家其被推选为总召集人。季羡林是首批四十余位发起人之一。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主要成员有：严家其、包遵信、远志明、老木、荣剑、邓正来、王鲁湘、谢选骏、王润生、甘阳、苏炜、郑义、陈宣良、王志刚、张晓明、沈大德、张晓刚、萧延中、闵琦、赵瑜、顾昕、董玉、厉剑、许良英、刘再复、于浩成、李洪林、苏晓康、柯云路、庞朴、侯仁之、季羡林、陈小雅、周国平等九十人。        5月24日下午二时，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继续在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开会，一百多名社会科学界、新闻界人士参加。会议由包遵信主持。包遵信、王润生、苏伟、远志明、邓正来等十多人在会上发言。        包遵信在会上介绍了这个组织的筹备过程，包的讲话的大意是：这个组织从五月十五日起就开始酝酿了，好多知识分子作了准备。二十二日上午，严家其召开的那个会议，主要就是讨论决定成立知识界联合会这个组织。昨天下午游行，北京知识界的两回大旗都打了出去，香港的报纸、台湾的报纸都作了报导。现在是，你同意组织也好，不同意组织也好，反正香港台湾都已通过电台新闻广播了，大家也都知道了。包遵信说，我们这个组织是个松散的政治性组织，不是搞学术研究的，应有长期打算，也要有近期目标。现在的三个近期目标是，一是要解除戒严令；二是要把李鹏赴下台；三是这次运动必须实现推进民主化的进程。远志明等说，“发起人名单如果被政府掌握，政府可能马上采取镇压。所以，应该上把发起人名单向全世界公布出去，凡是参加知识界联合会的，这样才能得到保护，名单越快搞出来越好。”这个成立大会严家其没有参加，但还是把严推选为总召集人。会议决定：由严家其、包遵信作为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总召集人，下设秘书组、宣传组、联络组，并在天安门广场设立一个固定工作点，服从“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和“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领导；二十五日下午，将以首度都知识界联合会的名义组织一次知识分子大游行活动。        六四大屠杀发生后，曾经积极发言的（现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邓正来，前往公安机关秘密自首，上交了他假借“秘书处”名义偷偷录制“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等组织活动的全部录音带，结果导致多人被捕、判刑。        和当时七十八岁的季羡林相比，当时仅三十几岁的邓正来无疑更不像个男人，而像一个猥亵的太监。        六四以后，由于中共是老人帮掌权，所以下面的办事人员也不敢肆意逮捕季羡林等老人知识分子。相反还对他们采取了赎买政策。如巴金、冰心、钱钟书等人本来都是支持学运的，但中共却对他们采取了招抚而不是剿灭的办法，不仅不予追究，还以高官厚禄收买羁縻。季羡林、钱钟书由于还有学者身份，就受到进一步“重用”，被中共培养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这就是季羡林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来龙去脉，说起来一点都不“幻化”，而是实事求是地充满了不足为外人道的“血泪史”的。        事实上，类似季羡林、钱钟书等人的遭遇的，绝对不是季羡林一人，而是比比皆是。只要留心我们周围，这样被当局逐渐捧杀的“公共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规律：六四以后只要没被封杀的、继续活跃的在中国大地上的“知识分子”，就都是一个个“小季羡林”。        悲哀的中国。        向“1989年敢于向中国共产党说不的季羡林”致以最后的敬意。        2009年7月13日

—— 作者惠寄 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July 14, 2009

“黄雀行动”的内幕

海涛

05.06.2007 

18年前天安门学生民运遭到血腥镇压后，大批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开始逃亡。香港一些商人展开营救，把100多人接到了海外，这后来被称为“黄雀行动”。18年过去，“黄雀行动”的内幕逐渐被披露出来。

被称为“六哥”的香港商人陈达钲，是这个行动的重要人物。总部设在纽约的华文媒体多维称他是黄雀行动的“总指挥”。

*黄雀行动共救出133位民运人士*

六四18周年前夕，这位70年代偷渡香港经商成功的前广州居民，在纽约接受多维采访，18年来首次面对镜头。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是“黄雀行动”的受益人。他说，这个行动一共救出了133位民运人士。据了解，这些人中包括学生积极分子柴玲、李录、封从德、项小吉、王超华、张伦，工人领袖吕京花，还有赵紫阳智囊团成员陈一咨、电视片《河殇》主要作者苏小康、人民日报记者徐刚、文学评论家刘再复、教师吴仁华、作家孔捷生、远志明、老鬼、蔡崇国等等。

当年参与了营救大陆逃亡知识分子行动的香港出版商刘达文说，现在海外的有名大陆流亡人士，大部份都是通过这个渠道出来的。

*香港正义之士凭着良心参与*

陈达钲说，他们之所以这样救人，是因为他对六四有“不同看法”，还有就是认识许多“走私朋友”，“了解海上通道”。

他说：“六四过了以后，有朋友找我商量，说政府通辑这些人，你们愿意站出来帮帮忙？我说无所谓，我就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接受了这个邀请，进行营救。支联会给我们提供他们的地址、名字和联络者情况，我们把他们带到香港。那时候，我们有很多快艇，就这样一步步走过来。”。

陈达钲没有说明营救行动的具体细节，他说，现在还不到说的时候。他只是希望中国政府能“早日理解六四运动的意义，早日为六四平反”。陈达钲说，香港电影演员岑建勋是整个行动的“背后策划者”。

*黄雀行动一称事后冠名*

香港出版商刘达文和陈达钲是走得“相当近”的老朋友。他说，他一开始参与救人时，只是凭着良心，并没有什么黄雀行动这一说法。

刘达文说：“当时大家私下都认为是秘密通道，当时并没有这个名字。后来，英国BBC来采访这个事情，找了六哥和岑建勋。岑临时说，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姑且把它叫黄雀行动。”

刘达文回忆说，这个采访是91年进行的，当时这个营救活动已经完全停止，整个局势还相当严峻和恐怖，当事人许多事情都不愿意讲，所以临时用一个代号来称呼这个行动。

*营救行动细节外界所知不多*

如今，用古狗搜索引擎搜索“黄雀行动”一词，可以搜到32万多条相关信息，但是，具体的营救细节仍然所知不多。

香港商人罗海星当年到广州营救王军涛，被王军涛一个“朋友”出卖，遭到逮捕并被判刑5年。罗海星认为，他去广州救人，完全是出于个人感情和友情，完全不知道有什么“黄雀行动”。

他说：“没有嘛。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黄雀行动。我只是把救人的事情，交给支联会去做。”

但实际上，罗海星是自己在“做”。他认为，陈达钲只是负责做了“接人”的一部份，当时并不是“总指挥”。

1989年10月20号，逃亡4个多月的王军涛在长沙被捕，同一天，罗海星在深圳被捕，后来判刑5年。但他只坐了2年的监狱，在91年被释放回香港。

*现在说出真相为时过早*

今天，“黄雀行动”负责人陈达钲虽然在美国接受了采访，但他仍然谨言慎行，只是说了一个大概。他说，“现在说出真相，为时过早”，“在行动中，有很多人帮助我们，他们身处党政军各部门，真实地写他们，会给他们带来灾难”。

香港商人刘达文倒是透露出当时一个救人细节：在当年的营救行动中，香港市民李龙庆和黎沛成到广州营救王军涛和陈子明，先后被大陆公安逮捕判刑，其中，有边防武警曾帮助过他们。

刘达文说：“当时，救刘再复、徐刚他们出来，船要经过虎门，当时检查很严。要知道当时海关武警交接班时没人检查这个信息，如果没有内线怎么能知道呢？”

刘达文说，还有一些事情，从六四到现在18年了，中国当局和参与“黄雀行动”的港人，双方都心照不宣，没有对外透露。

他说：“蛇口边防武警，有一个班，当年是救苏小康出来的。就是因为李龙庆接触过这个班，李龙庆被捕后，大家很紧张，怕他受不了严刑逼供而供出来这个情况。结果，整个班就开着快艇，连同重机枪一起，撤退到了香港，当天晚上就坐飞机到了英国庇护了。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21-w2007-06-06-voa23-58247197/1072496.html

莫之许：八九一代今何在？

【莫之许：八九一代今何在？】图：于世文和陳衛（右）夫婦的合影

近日，網絡新媒體《澎湃》正式高潮亮相，引來熱議，這當中，除了廣大媒體人對新媒體轉型的期待之外，其CEO邱兵的發刊詞「我心澎湃如昨」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該文講述了發生在1990年的一個故事，一個發生在「80年代的終結，有時它又作為90年代的開始」的故事，在大陸特定的輿論環境下，幾乎所有人都明白，這其實是在指1990-1，邱CEO本人曾經的1990-1經歷，如其結尾句「我只知道，我心澎湃如昨」一樣，又賦予了這個故事更多的想像空間。從傳播效果來說，這篇發刊詞達到了其目的，而其背後，折射出1990-1話題在當下中國的位置：一方面仍不被允許，所以依舊要用1989+1的方式，一方面則越來越不那麼危險了，以致於連體制內新聞工作者都可以拿出來「賣」了。
統治者對於八九話題和八九一代的警惕防範從未鬆懈。在當初，統治者之所以悍然採取武力的方式，除了極權體制的本性之外，也有其精明的算計。依托冷戰下的美蘇對抗大背景，以及美國對於中國的戰略需要，即使出現悲劇，當局仍有可能繼續其市場化和對外開放的圖謀，不能不說，這一寶押中了，64後不久的6月21日，布什總統致信鄧小平，要求派特使秘密訪華時，最終，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斯考克羅夫特在1989年7月和12月作為總統特使兩次秘密訪華，保留了當局維持市場化和對外開放的戰略方向的空間。在冷戰已經結束之後，鄧小平又通過南巡，通過更進一步的市場化和對外開放，用市場和勞動力為吸引，繼續保持了這一戰略方向。
在統治者的精明算計中，只要繼續市場化和對外開放，就可能通過經濟發展維繫政權穩定，不僅能夠讓全社會沉浸到經濟發展的狂熱當中，也能夠讓八九一代連同八九悲劇一樣逐漸消失。就像台灣一樣，228這樣的慘痛記憶，也依舊被壓抑了長達兩代人之久。也因此，在什麼「殺20萬人保20年太平」的叫囂的另一面，則是通過經濟發展，用時間化解乃至遺忘八九悲劇的圖謀。
不能不說，當局的算盤在很大程度上打成了。如今，再提什麼「八九一代」，已經顯得有些好笑。2001年，余世存先生曾經寫過一篇「八九一代人是醜陋的」的文章，痛斥包括自己在內的八九一代人的因循和苟且，「我要說，包括所有精英或社會成功人士在內的八九一代人都是醜陋的」，「轉眼十多年的放逐已過，歷史還有多少時間讓他們施展？也許，最終他們把自己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爭，轉眼十多年過去了，同為八九一代的劉水先生更直白地說，如今尚堅持記住這個年頭，並公開表達的八九一代，已經是屈指可數了。對於這些依舊堅持的人士來說，曾經以為自己這一代人會是這個國家的另類，沒想到自己卻成為這一代的另類，已是不爭的事實。隨便進入哪個八九一代的同學群，都不難真切地感受到這一點。
八九一代正在不可阻擋地消失在歷史中，這或許令曾經對之寄予希望的人士以傷感，卻也有其必然的一面。1989學運因緣際會，倉促而起，為時滿打滿算，不過50來天，對於絕大多數參與者來說，以絕食發起而計算，更是不到一月，更像是青春期一場突如其來的狂歡，與1999年參與到反美遊行的一代青年的感受並無二致。此外，即使在所謂的1980自由化黃金年代，自由、民主、憲政等相關讀物仍是鳳毛麟角，青年學生幾乎都沒有相關的知識儲備，1989學運參與者更多是因為青年的天性敏感，出於對專政體制的本能反感而振臂一呼，而並沒有清晰、穩定的價值觀；最後，八九一代參與者大多二十上下，此前認知仍局限於象牙塔內，對於外部世界的認知仍處於有待完善之中，又隨即將要面臨就業、成家、發展等等迫在眉睫的人生課題，也因此，其認知就不能不受此後的生活所影響，受所在社會所塑造。就這樣，在短暫的記憶，不穩定的價值觀，巨大的生存發展壓力，強大的外部世界的影響等共同作用下，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1989年的記憶越來越成為一個遙遠的背景，而不再是主軸，完全可以得到理解。
不過，世界總是因為例外而生動。今年是89學運25周年。5月3日，北京舉行了「北京六四25周年研討會」，5名人士被拘捕，如今，八九一代學生浦志強依舊繫獄；早在2月2日，由八九一代學生于世文、陳衛（女）所主辦的六四公祭在趙紫陽的故鄉河南滑縣舉行，5月底，十人被拘捕，其中就包括八九一代學生於世文、陳衛（女）、常伯陽、殷玉生（已取保）。這表明，即使在89話題已經不再那麼敏感的當下，任何主動、直接的行動，任何明白無誤的表達，毫不掩飾的立場，而非邱兵先生這樣的消費，依舊是高度危險的。同時也顯示，儘管絕大多數同齡人選擇了在沉默中的生活，也依舊有人不願意忘卻，不願意沉默，而願意堅守，願意付出，這還包括已經在獄的劉賢斌、陳衛等人，包括積極行動的唐吉田、劉衛國律師等等。
就這樣，在時間的沖刷之下，當局曾經的算計獲得了讓其滿意的效果，如今，八九一代的孩子也已經走上了社會，隨著八九一代年華老去，八九話題在這個時代的存在也越來越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儘管因為互聯網的傳播，有更多的年輕人知道了曾經有過這麼一場悲劇，但是，隨著八九一代的沉默或消失，普通意義上的八九話題已經越來越不再具有即時的動員力，今年，也有積極人士發動「重返天安門」的活動，但收效甚微，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邱兵先生才可以藉1989+1這個年頭進行推廣，既討巧地具有推廣效果，還不至於立刻觸怒當局。
在另一方面，儘管不具有即時的動員力，當局也明白，八九悲劇依舊是對這個體制的一份判決書，市場新極權體制儘管通過經濟發展獲得了新的支撐，但同時也在源源不斷地製造體制與社會的裂痕，仍在刺激體制與民間不斷升高的對抗，在這個情形下，八九話題或許不具有針對八九一代之類特定群體的即時動員能力，卻依舊可以作為一種象徵符號匯入到突如其來的大規模社會運動中，也因此，當局依舊會繼續壓制一切試圖直面八九悲劇的努力，並將少數堅貞者的抗爭交給維穩體制和專政手段對付。53北京研討會和22河南公祭諸君的遭遇，顯示出當局依舊要將關於八九話題的核心內容排除出這個社會的決心。
八九一代的年華老去不可避免，八九話題也因此不再具有即時的動員能力，以至於都可以被挪用包裝來從事推廣，但是，八九話題並沒有消失，在當局的持續打壓下，經由劉賢斌、陳衛、于世文、陳衛（女）、常伯陽、殷玉生、浦志強……等人的堅持努力，處於地下狀態的八九話題勢必越來越由悲情訴求轉變為一種抗爭的符號，轉化成為一種更直接、鮮明的象徵，一種對於極權體制徹底拒絕的標誌，並匯入有關制度變革的思考和行動之中，或許，這就是昇華之後的八九話題對於未來的意義，它永不退場，必將重來。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7/blog-post_77.html

八九学运为何未能撤离广场？内幕首曝 当今动态水很深

作者：封从德
六四屠城后25年来，“广场学生为何没能提前撤离”一直广受质疑，而众说纷纭。不少人抱怨学生不听知识分子的话，否则六四悲剧可以避免。你若读完本文，相信会发现许多人在扭曲真相，责任不全在学生。近期传出几则党媒讯息，亦触及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似是而非的字句，但其中共背景，外界相当诧异。这些讯息包括“多维”和“亚洲周刊”刊登的戴晴、孔庆东言论及江迅对张思之新书的报导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六四25周年烛光晚会

按：25年来，对八九学运的反思中，学生撤离广场是议论很多的一个焦点。封从德曾是广场的副总指挥，和柴玲一起，参与学运全过程。本文提出有关撤离广场的若干重要人事见证，反驳某些居主流地位的意见，指出知识分子介入的责任。

六四屠城后25年来，“广场学生为何没能提前撤离”一直广受质疑，而众说纷纭。不少人抱怨学生不听知识分子的话，否则六四悲剧可以避免。你若读完本文，相信会发现许多人在扭曲真相，责任不全在学生。近期传出几则党媒讯息，亦触及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似是而非的字句，但其中共背景，外界相当诧异。这些讯息包括“多维”和“亚洲周刊”刊登的戴晴、孔庆东言论及江迅对张思之新书的报导。本文先探求历史的真相，再评估这些讯息的价值。限于篇幅，资料出处多略去，读者可网搜“天安门之争／六四的关键内情”，或参看拙著《六四日记》。

我参与八九学运的简单经历

我参与了八九学运组织的全过程，可能也是最全的一个：第一个学运组织北大自治会的历届常委，北京市高联主席，天安门广场绝食团广播站创建人，绝食团指挥部、临时指挥部和广场指挥部历届副总指挥，直到“六四”凌晨主持口头表决撤离广场。但我卷入学运却很偶然：当时我正赶做有关卫星图像识别的硕士论文，六月份答辩后就要去美国留学；然而，4月15日胡耀邦去世成为运动起点的当天，我在北京大学遥感所的电脑硬盘正好坏了，这才有时间去北大三角地看大字报，我的命运也由此改变。此番际遇令我感恩，亦赋予我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整理六四档案二十余年，对上述问题逐渐形成自己的看法。蒙《开放杂志》不弃，整理出来就教于大家。（按：开放出版社2004年曾出版《沉重的回首》，收集代表性六四评论。）

戒严后撤退广场是问题的焦点

八九民运长达两月。5月13日三千余人绝食一周；20日北京戒严，两周未能实施；六三至六四夜间二十万野战军血洗北京，造成死亡三千，伤者上万（按：张万舒报导中国红十字会的死亡人数是727人）的“六四”大屠杀。如今讨论“六四前为何没能见好就收？”主要是指为何戒严后没撤，尤其对作为广场总指挥柴玲的苛责，都是指戒严后。

以前有些人批评学运是倒过来的，他们反倒认为戒严后应该见坏就上、甚至“六四”也要拼命上，如胡平；或刻意掩盖自己戒严后的类似作为，如戴晴。奇妙的是他们倒是最起劲批判柴玲的人，同时小心翼翼地收起他们过去的说法。关于八九学运的检讨，二十多年已经很多，我也发表过不少意见，但今天看来有些问题还有澄清的必要。

戒严后广场上的组织状况

天安门广场的进退，外界常聚焦个人的责任，但真能决定“撤与否”的却是“组织”，我认为当时按影响力而言，应是这几个组织最大：广场议会、北高联、广场指挥部、首联及社经所群体。但绝食这一招对整体学运的影响之大，没人预见到。一旦发起，效果那样惊人，已是能放不能收的宏观形势，这些组织对混乱的广场的撤退与否，已没有决定性的权力和影响。

发起绝食是否有体制内高层的授意？目前仍不能确定，但很可能几位发起人误信了“中南海改革派希望学生大闹，闹得越大越好”，头天晚上他们甚至还去过赵紫阳心腹田纪云副总理的办公室。如果确有中共高层介入，运动组织自然很难收放自如。更何况绝食的发起，抛开了当时的学运组织（如北高联及北大清华的自治会等），广场上的组织自然分裂成好几块，相互抵消，一盘散沙，就更难有所作为。但具体来看，戒严后这几个团体还是发挥过各自的作用。

广场议会也称“各校代表大会”、“营地联席会议”，最受外界忽视却最具权威。它由各校代表组成，绝食后几乎每天开会。广场上的高校代表，从北京四十几所很快扩展为全国三百多所，外地代表越来越多且常流动。广场议会的决议常波动，但总体上倾向不撤。如五二六凌晨，广场议会经五小时辩论，288票中仅8票主撤，不到3%。直到“六四”凌晨，才由我主持口头表决，全体大会直接民主，最后裁决撤离广场。

戒严前后数日，北高联主导广场，较倾向于撤，但终未成功。五二一下午“北高联四十多北京高校代表基本上都同意撤”，广场议会48票中32票主撤，占67%。但次日晚，高联即被广场议会逐出广场回校整顿，移交两天指挥权给临时指挥部，后因首联介入，未能再回广场。

广场指挥部自然更直接掌握运动方向，它由绝食团及临时指挥部脱胎而来，其成立得到首联助推。五二三首联即“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宣告成立，然后成立“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从其全称也能看出：当时只要改良不想革命，所以“维宪”即维护中共宪法；倾向于坚守，所以要“保卫天安门广场”。

首联及社经所主张不撤离广场

知识分子主导的“首联”由社经所（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群体推动而成。该所核心是陈子明、王军涛，首联全称即由陈命名。因称“首都各界联席会议”，故由王丹、包遵信（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发起人）等人联络其它组织的骨干参与会议。据最近报导，王军涛的辩护律师张思之先生在其新书《行者思之》中提到王丹的口供，称“一切作为都受王军涛指挥”、“王军涛是我的教唆犯”。王军涛访谈正好印证此说：“王丹说他听我的，王丹做的事我必须承担责任”，并以此说明自己确是“黑手”（1994年6月《开放》六四专题26页）。但后来王军涛否认为王丹发起绝食承担责任。

与外界印象相反，首联倾向坚守广场，“始终没有做出撤退决定”（陈小雅语）。有如下重要事实：

一、逐出北高联，助推指挥部。五二三成立当晚，首联王军涛、王丹等人就去北大阻止倾向撤的高联回广场。

二、次日正式成立大会上，王丹宣读首联声明〈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其中尽是“我们只能背水一战了”、“坚持就是胜利！”一类言辞。

三、王军涛起草的大会誓词：“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们甘愿用我们年轻的生命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四、五二五王丹忧虑广场疲态，赶回北大呼吁组队去广场轮流值班、“我们决定在天安门广场打一场持久战！”

五、五二六首联决议：坚持到六二○人大开会。包遵信回忆，会上多数人支持坚持到六二○，“并确定由甘阳起草一分声明”，即五二七《十点声明》原稿。

六、该声明在五二七开会前王军涛等人都看过，要“至少坚持到六二○人大会议召开”，但因指挥部的介入，才改为建议五三○撤离。

这些史实后来被一些当事人扭曲，以至南辕北辙：“社经所成员自始至终主张学生撤离广场，并以此影响了联席会议的立场”（社经所及首联群体回忆《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显然背离史实。《王丹回忆录》也类似，“撤出广场的努力失败了”、“尽管动员广场学生撤出来的努力没有成功，但我还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之类标题和句子随处可见；就连五二五呼吁打持久战坚守广场，也解读为“是需要考虑学生是否撤出广场问题的时候了”；又称五二七是“在王军涛的建议下”才议决五三○撤出广场，然后才由甘阳起草声明；这是直接篡乱历史。

指挥部的撤离计划未能实施

广场指挥部总体倾向坚守广场，但并非没有撤离计划。五二六杨涛代表北大和高联，来指挥部商讨“空校计划”，得到我和柴玲等人认同。可惜这一计划未能实施，关键就卡在首联。五二七首联会上，总指挥柴玲明确提议空校计划。但因首联本意是至少坚持到六二○，刘晓波、邵江回忆说，王丹和吾尔开希当即反对说“空不了”。此前指挥部里李录也强烈反对，因此我并未奢望它在首联通过。

这时，我就开始反对六二○方案，理由是财政不支，很难坚持下去。大家这才同意改为五三○撤离广场。首联这些人本以为原稿铁定通过，会前已直接拿去当决议印刷，会后才很火大地改印了五三○撤的新版。因此当时印了两个版本，以至于李录、陈小雅和包遵信书中用的都还是甘阳原稿。由此也可见首联本来根本不想撤。这就是五三○撤离计划的由来。

这个撤离计划也未能实施，许多人认为关键卡在李录，及柴玲变卦，却忽略了组织的作用。香港几家报纸报导了28日凌晨的冲突：指挥部五常委会议“四人希望撤离广场”，遭外高联同学猛烈冲击，要接管广播站。最后五二八晚广场议会议决回归六二○方案，此前已有首联和北高联的类似新决议。至此，指挥部的两个撤离计划均未能实施。

李录、王丹、何维凌的角色

三年前柴玲出版回忆，说她五二七首联会后告诉李录要撤，被李录骂得七窍生烟，感觉又笨又羞辱，才改口对大家说五三○撤离建议还得经广场议会，同时则想离开广场出去发动兵变。于是做了个录像，用自己的口说别人的话，可能成为她一生的梦魇。柴书中说，那个“别人”就是李录，坚守广场就是要期待流血，这话是李录说的。但外界依然不依不饶：自己若不认同，何苦录像说出？“六四”后柴玲因此成活靶，饱受批评，被各方祭为替罪羊。有些关键问题，其回忆录非但未澄清，反倒更糊涂。譬如出去发动兵变的想法从何而来？去找军头的中间人是谁？另外，“六四”凌晨有人告诉她“坚持到早上六点，赵紫阳的军队会哗变”并影响了她的判断，这又究竟何人？随便指出，戴晴移花接木将此事挪到五二八，费了心思。

李录当时相当于广场议长，用民主程序来质疑五三○撤离计划，坚持只有广场议会的决议才有效。后来众人指责李录，却回避这个令其尴尬的民主程序，或仅以代表的流动性来质疑广场议会的合法性，但又提不出更好的方法。李录确实从未认同过任何撤离方案，有人指责他自私，因为他作为外地学生，学生撤回北京校园就没用武之地了；甚至有人说他是廊坊警官学校培训的特工，以此解释为何当时和之后他都那么神通广大（流亡海外的通缉学生中唯一能公开回国投资做生意的），李录回忆说是四月底才到北京，很快就注意到柴玲并取得其信任，却受到王有才和我的冷遇。后来李录确实是通过柴玲才在广场上立足，他给柴玲出主意成立绝食团指挥部，而加入的条件是面临镇压时自焚，一下子就令此前几位绝食团领导人出局。柴玲做总指挥也确实依靠李录的能力，因此五二七李录的咒骂才令她如此难受，以致要辞职。不久李录决意取代柴玲做总指挥，六二征求我的意见，因“六四”而未成。

王丹的作用并非外界以为的那么大，首联实际掌控在王军涛等人手中，张思之所言不虚。本来王军涛等人推王丹做总指挥，未成；又推他做广场议长，也未成。张先生为王军涛鸣冤，称“是执行中共中央统战部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帮助党组织执行任务，反而成了罪人”，又称王军涛陈子明都是“保皇党”。眼看无法掌控广场，首联和社经所群体就自己退场，五月底退到郊区，“六四”时基本上都不在广场。他们退场时，神秘的何维凌出现了。

何维凌之所以神秘，一是手眼通天。他大学与邓朴方同班同屋，还助其打理康华公司。二是其斡旋又很快被捕。五二九深夜他找到包遵信，也许还有杨冠三，要求转告首联王军涛等，邓小平和杨尚昆都首肯其方案：学生撤离，军队进城，开联欢会，皆大欢喜。但次日他就被捕。有人联想两天前鲍彤被捕，认为是李鹏不想见到广场撤离。但何的上级陈一咨却认为是李鹏要整赵紫阳“里通外国”的罪证，抓捕何查他与中情局的关系。何死得蹊跷，九一年与小女友车祸死于墨西哥沙漠，据说酷似张宏堡车祸。但2012年何妻郭秋姮公开控诉亲友侵吞其巨额资产，披露就在何车祸当天，正办理移民美国的两个子女也遭绑票，那么，这起车祸会不会只是谋财害命？一切皆在迷雾中。

记忆的战争，真相终将胜利

回到本文开头的话题，“多维”和“亚洲周刊”是否在替中共放风，试探“六四”话题的反应？江迅也是位神秘人物，为何要藉张思之的口，称王军涛是“保皇党”在执行中共“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为何又藉此指责王丹的“供词一副奴颜，说法骇人听闻”？习近平会不会将孔庆东等人树为八九学运领袖，再以高额抚恤封口，一箭双雕分裂民运与天安门母亲群体？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但值得留意，尤其要看如何处理组织“六四公祭”的陈卫、于世文等人。

多维办公室目前在北京，孔庆东通过多维攻击我，令我感到荣幸。而戴晴还在一如既往地编故事。仅举一例：比较戴文《六四事件全程实录》中“封从德说”的内容，和拙著《六四日记》465页和注320，就可清楚看见，戴晴抄了拙著几段话，掐头去尾，将其中的“他说”、“××说”、“据×××回忆”等白纸黑字全部剪掉，就变成“封从德说”了。很有意思，戴晴文章每次提到我，都在编故事。以前她移花接木拼凑了五一四晚我的假故事，恰恰证明是她1992年以后乱抄而且编错了的。而又恰恰是戴晴这段栩栩如生的假故事，被轰动一时的《天安门文件》抄进去，连错处都一模一样，由此我才识破《天安门文件》是赝品。这还真得感谢戴晴编的故事。

“六四”屠杀硝烟未散，记忆的战争已悄然开始。暴力之后，谎言肆行。系统性的谎言，就是文化暴力。暴力的三种形态——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与文化暴力——官方全派上用场。屠城的直接暴力不言而喻。结构性暴力中，渗透、分裂和排斥对扭曲真相尤其有用：渗透，以伪装来占据反对派中心位置；分裂，以分而治之；排斥，以边缘化真正的异己。由于资源和信息极不对称，中共在实体社会占尽优势，通过渗透、分裂和排斥的手法，去占据“六四”真相话语权的中心位置，而边缘化中共不喜欢的人。看看张思之的见证，比对一些人对真相的扭曲，是否影影绰绰看到官家的蛛丝马迹？

不过，专制还是遇到了天敌：互联网将中共打回冷兵器时代。网络空间的灰色地带，不可能被完全封杀，网上论战就像冷兵器那样一对一，五毛与网民相比，人数必处劣势，因此终将输掉这场网络战争。“六四”屠杀已经25年，谎言仍在继续。而记忆的战争，真相终将胜利。

（民国一○三年夏至写于旧金山）

解密地心為何存在人的世界

旖林

法國小說家儒勒·凡爾納1864年出版了著名的科幻小說《地心歷險記》。 【人民報消息】我們是從電影裏認識外星人和星球大戰的，人們一直認為這是科幻，是瞎編出來的，但後來發現真的有外星人，而且長相和電影裏一樣！這決不是瞎貓碰死耗子碰出來的，事實證明，科幻不是瞎編出來的，是有根據有來源的。記得上中學時看到北京晚報上刊登了一條消息，說一位初中女生開始寫長篇小說了，內容是關於李自成以及周圍人的歷史故事，內容詳盡到令人咋舌。我當時感到非常好奇、非常不理解：一個你完全不知道的事物，你怎麼想像，根本就無從想起。現在才明白原來那不是想像出來的，而是她輪回轉世中曾經是那歷史中的一個角色，而且還得是一位重要的角色，還得是轉生時的這一部份不給她屏蔽住，她才能把那一世的自己經歷的故事回憶著寫出來。當然，她不一定明確知道自己是在回憶，但不定哪天突然有一個強烈的想法，想寫李自成的故事，結果就寫出來了。這不是她的本事，是被有意安排的。 十八世紀，1864年法國小說家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出版了著名的科幻小說《地心歷險記》（A 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說的是到地球內部的神秘地下世界的經歷，內容非常刺激，很多作家及電影導演都有興趣進一步寫成相關小說與拍成電影。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人寫出的小說或電影劇本可以與《地心歷險記》相媲美。 凡爾納是否真的在地心旅遊過，只有他知道，也許有人聽他說過，但根本不信，所以他只好把真實經歷變身為科學幻想小說，這樣人就能接受了。 ◎ 講述地心歷險被送進瘋人院 兩位挪威漁夫進入地心世界比凡爾納的小說《地心歷險記》早25年。 他們是挪威漁夫，歐拉夫·詹森（Olaf Jansen）和他的父親。他們相信古老的傳說中，在北風來源以北的更北方有一塊美麗溫暖的大地。於是1829年父子倆乘坐著小帆船從斯德哥爾摩啟航，航向北方的極北之地。他們的小帆船體型輕巧，可穿越冰山間的縫隙。然而，經過了長時間的航行，他們卻沒有找到這個溫暖的大地，以為一無所獲，準備放棄回家。 然而在回程的路上，他們明明往南走，羅盤卻指向北方，探頭往船外一看，發現海平面呈現不尋常的彎曲弧度，他們竟然被海麵包圍。又經過了很久的航行，他們終於安全的停靠在一塊土地上，發現那邊的天氣溫暖宜人，岸邊生長的植物非常巨大。沿著一條河流上行，遇到了當地居民的大型船只，船上乘坐的是比一般人高二、三倍的巨人，也叫「大人」。這些大人的相貌和現代人一樣，很文明，態度也相當溫和。與我們所不同的只是身材相當高大。大人的船上還有電力照明設備，而在1829年當時人類還沒發明出電力照明設備，因此父子倆感到非常新奇。 詹森父子此時才發現，他們已經來到位於地球內部的地下世界了，當地的城鎮有美麗的房屋樓房，豐盛的農作物。這裡的農產品特別美味，也特別巨大，蘋果約有人頭大小。詹森父子接受一對大人夫婦的招待，在其家中住宿了一段時間。 詹森說，在地下世界也有太陽，但太陽的亮度比較暗，約有滿月的兩倍亮度，也有日夜的區別，地下人稱這個太陽為「The Smoky God」，這個太陽似乎是地球的核心。當地人除了身材高大之外，也很長壽，壽命在600歲到800歲之間。當地的動物也非常巨大，鳥展翼達30英尺，烏龜身長30英尺，大象高達85英尺。 詹森父子在地心世界住了兩年，拜訪了很多地心的城市與村莊，後來回到地表。但因為說出了他們在地心世界的經歷，歐拉夫·詹森被其他人當做瘋子，最後還被關進監獄長達28年。 他們的傳奇經歷後來由小說家愛默生寫成了《地心太陽：一個去地球中心的航海記》（The Smoky God：A Voyage to the Inner World）一書。 ◎ 十九世紀地心世界再被證實 十九世紀中葉，美國拜爾德少將（Admiral Richard B. Byrd）駕駛飛機從北極進入了地球內部，這個消息被美國政府有意識封鎖。 拜爾德少將在他的飛行日誌中記錄，他曾於1947年2月駕駛飛機，從天寒地凍的北極附近的基地起飛，試圖（從地球北極的洞口）進入地球內部。當他飛越了看似無止無盡的白色冰原後，繼續往前飛，地面的景象竟然發生了很大變化。在寒冷的極地，他竟然看到了春意盎然的山谷，山谷中有小溪流過，左邊的山坡上分布著茂密的森林，有動物在行走。此時飛機上的羅盤搖擺不定，無法正確指示方向，而溫度計卻顯示溫度高達攝氏27度（華氏80度）。 在青翠的山谷中，拜爾德少將降低飛行高度至305公尺，他用望遠鏡才看清楚剛剛看到的行走動物，竟然是已絕種的長毛象！隨後，地勢漸漸平坦，出現了一座城市，這個城市的科技超過當時的地球文明甚多，建築是以類似水晶材質建成的，城市閃閃發光，有規律的發出彩虹般的色彩，高科技飛行器往返其間。接下來，拜爾德被幾位金發碧眼、皮膚白晰，體形高大的人接待進入城市的建築之內，並與他進行談話。 這些人告訴他，他們是住在地球內部的地下人，科技文明比地面進步幾千年，原先不希望與地麵人做任何接觸，但自從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原子彈後，他們感到非常憂心，派出使節去世界各國勸說不要再使用原子彈，然而地面上的人卻不理會，而且對他們派出的使節十分不友善。地下人這次讓拜爾德進入他們的世界，是希望拜爾德能利用他的影響力，告訴地面的人們，不要再使用原子武器，因為那會造成毀滅。 原來，不是人想怎麼做就能怎麼做，想進入哪裏就能夠進入哪裏，人類其實是很弱的，連進入地心世界也得經過地下人的首肯，所以毛澤東說的戰天鬥地根本是不存在的，利用權力搞搞人鬥人也就頂到天兒了。 拜爾德結束會談後，在兩架地心飛行器的引導下，沿原路返回地面。返回基地後，他驚訝地發現，飛機的儀表記錄他的飛機竟然多飛了2,750公里！ 隨後他分別向美國國防部的參謀會議與美國總統進行匯報，但有關方面告知他要嚴守機密，不得對外宣布他的發現。拜爾德身為軍人，只好守住這個秘密。 近19年後，1965年12月24日，拜爾德終於忍不住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那個充滿巨大謎團的中心，在那塊越過（人類尺度丈量單位）的土地上。」（That land beyond the pole, that center of the great unknown.） 一個政府出於某種目地可以屏蔽這些超常的發現，但隱瞞並不等於不存在；人不承認有比人類更高級的生命並不等於這些生命不存在，不高級。拜爾德的經歷再一次告訴人類：人必須低下自己高傲的頭，去吸收自己從未知道的真相，因為人是宇宙中最低級的「高級生命」。 ◎ 解密地心為何有人居住 前不久看到一篇文章講述的是一段罕為人知的歷史，這是一段真實的歷史： 很久很久以前，神在地球上創造了三種人：大人（即巨人）、中人和小人，由於平均身高五米的巨人身材巨大，消耗太多的地球資源，同時他們巨大的身材使得地球的距離和時間相對來講變短；而幾寸高的小人卻因為太小，面對到處都是的森林和無法跨越的大洋，要想小人創造出我們今天這樣的文明來講實在太困難了；而平均身高不到兩米的中人，也就是我們現代人類的這種人，相對於地球的大小時間距離與地球資源來講，比較適合。基於以上原因，神挑選了中人留在地球上，繼續繁衍後代，延續人類文明。而巨人和小人，就被淘汰，他們在地球上慢慢消失了，不是死了，而是去到另外空間裏生活。在兩百多年前，地球上基本看不到大人了，他們轉到地心中去生活了。而小人在七八十年前還有人見過，之後也不見蹤影了，他們也去到人類看不到的空間生活了。不是他們有那麼大本事，而是神給他們安排的好好的。 人為何不相信呢？因為現代科學造成的。現代科學的人類起源學說都是錯的，所以教育出來的專家學者的理論研究也是錯的，專家學者再教出的學生頭腦也是僵化的。這樣一代代的傳下去，人變的越來越不知道歷史的真相了，所以人就會越來越自負，越來越自以為是。△ （人民報首發）

“共和国卫士”王小伟的下场/王小伟

[黎民按：这是网上的一片文章，是中共刽子手们的罪证，保留存档]


我是陕西省渭南市人。1986年入伍1990年退伍。1989年五月参加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荣获中央军委颁发的“首都卫士纪念章”、“平息暴乱纪念章”和“戒严三等功军功章”。民政局至今也没有给我安置工作。我失业了，没有了生活来源。

通过对安置政策的学习了解，我得知部分省市早已优先分配的了工作，例如天津市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1990年春节退伍工作通知精神，出台了相应的安置意见，对农业义务兵在参加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任务中荣立三等功以上人员，按照参战人员对待优先分配工作，而陕西省没有。

不知道我的三等功在陕西省少有，还是其他原因？我省没有出台相关的安置政策。因此我也多次反映到有关部门，得到了省委省政府领导和渭南市委梁凤民书记田军市长的高度重视，但至今无结果。因为渭南市民政局的答复是“虽然部分省市有政策，我所反映的情况也属实，但陕西省没有这方面的安置意见，所以不能予以安置”。既然部分省市都能关心和重视象我这样用生命和鲜血捍卫国家政权的共和国卫士，那么我省市为什么就不能？最后陕西省民政厅对我的答复是：

我持有的“平息暴乱纪念章”和“平息暴乱三等功证章”是正常执行公务的纪念章，不能与越南前线对外参战捍卫祖国领土荣立的战功等同。我以为这样的答复实在令人难以理解，那是正常执行公务吗？难道对越参战是捍卫祖国领土，我用生命和鲜血捍卫党政权荣立的三等功为什么不能等同？没有了政权何谈领土？何谈一切？这有什么不同？天津市能按参战人员对待陕西省为什么就是不能呢？

我们是党和政权的捍卫者，当时回到地方得到的是很多不明真相的人们对我们的冷嘲热讽，我们承受了一切。我深深知道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一直以来我不深刻怀记我用生命和鲜血捍卫过党的政权，我是共和国卫士，我是功臣。因此20年来，我只要有一碗饭吃，就没有找过政府。可是现在我连基本生活也成了问题！我很茫然，更不能理解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是正常执行公务，从来不愿给党和政府增添任何麻烦的人，连《劳动法》也不予以保护吗？

20年的公安机关工作合同警，说一句清退就完事了吗？为什么连最基本的三金也不予办理？我渴望政府能在百忙的工作中在政策范围，参照部分省市意见，给我安置。我迫切想要为党工作。我艰难奔波各级政府部门一年多，至今无果。


还活着的“共和国卫士”们：

1989年7月27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首都戒严部队12名官兵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赵勇明，27集团军司令部侦察处参谋，少校军衔，江苏省南通市人，1957年5月出生，1976年12月入伍，奉命率领侦察分队捣毁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高自联指挥部，为顺利清理广场创造了条件。

李勃，38集团军112师技术部修理科助理工程师，上尉军衔，北京市人，1961年5月出生，1976年12月入伍，率322号装甲车第一个挺进天安门广场。

王强，38集团军113师炮兵团政治处保卫干部，少尉军衔，多次圆满完成上级下达的侦察任务，并将上百名官兵转移到安全地点。

廖开喜，63集团军188师562团特务连政治指导员，山东省滕州市人，1978年2月入伍，在两次遭到暴徒枪击、身体11处中弹的情况下，保护部队首长和指挥车，坚持战斗到达广场。

张震，63集团军188师562团炮兵营1连司机班班长、代理排长，上士军衔，河南省鹿邑县人，1964年2月出生，1982年入伍，高中文化，在多次遭到暴徒袭击、身体多处中弹、受伤的情况下，坚持开车5个半小时，把汽车和车上37名同志送到指定位置。

安卫平，39集团军司令部参谋，1959年11月生，辽宁沈阳人，多次圆满完成上级下达的侦察任务。

于荣禄，39集团军政治部宣传干事，1967年出生，1989年6月4日凌晨牺牲于赴广场采访途中。

藏立杰，39集团军115师345团3营7连1排2班战士，上等兵军衔，黑龙江省嫩江人，1969年秋出生，1987年11月入伍，初中文化，1989年6月7日10时许牺牲于建国门外大街附近。

沈远田，54集团军162师炮兵团1营教导员，在戒严部队向城区开进途中，多次遭到暴徒袭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党中央决策的宣传员，教育不明真相的群众。

余爱军，54集团军127师379 团3营炮连班长，湖北省襄阳县人，1966年出生，在开进和清理广场过程中，多次遭到暴徒袭击，右眼球被摘除。

周家柱，空降兵15军43旅2营营长，少校军衔，湖北省洪湖县人，1974年12月入伍，在多次遭到暴徒袭击、身体多处受伤的情况下，圆满完成带领该部战士开进天安门广场的任务并参加清场。

游德高，空降兵15军44旅2营4连排长，少尉军衔，在开进天安门广场并参加清场过程中，多次遭到暴徒袭击，造成严重脑震荡后遗症。

1989年9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武警部队3名官兵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王玉文，武警北京总队1支队卫生队化验员，下士军衔。
王志强，武警北京总队司令部内卫处副处长，少校军衔。
姜超成，武警北京总队5支队8中队中队长，中尉军衔。

1990年2月11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授予10名官兵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刘加林，北京卫戍区警卫1师3团9连战士，江苏省大丰县人，1986年10月入伍，在平息暴乱过程中，表现突出，只身在装有武器弹药的大轿车顶上打下4名暴徒，夺回轻机枪、冲锋枪、步枪各1支，在卫戍区部队中立下头功。

王景生，24集团军70师210团1营1连3排排长，少尉军衔，河南省南阳市人，1966年8月16日出生， 1984年9月入伍，1988年7月毕业于石家庄陆军学院，1989年7月4日因劳累过度病逝。

刘阁云，65集团军193师577团2营营长，少校军衔，河北省丰南县人，面对异常复杂的险恶局面，机智灵活，把全团武器弹药安全运抵人民大会堂。

李树存，天津警备区坦克1师装甲步兵团特务连驾驶员，上士军衔，山东省金乡县人，1964年6月出生，1984年11月入伍，初中文化，在先后三次身负重伤情况下，以顽强的意志冲锋陷阵，驾车连闯5道坚固路障，为部队顺利进入天安门广场开辟了通路。

葛明军，北京军区通信团1营2连报务员，中士军衔，河北省黄骅县人，1965年10月出生，1982年10月入伍，在003号指挥车挺进天安门广场过程中保证通信联络畅通，并保护好绝密文件。

杨蓉娅，女，北京军区总医院皮肤科医师，甘肃省兰州市人，1957年秋出生，第三军医大学皮肤科硕士研究生，在异常复杂情况下，为34名受伤战士疗伤，并转移到安全地带。

傅勇，40集团军118师352团炮兵营营长，少校军衔，在多次遭到暴徒袭击情况下，圆满完成带领该部战士抵达指定地点，率先占领东直门立交桥。

种振庆，64集团军190师568团司令部通信股股长，少校军衔，在多次遭到暴徒袭击、身负重伤情况下，带领多名战士突出暴徒包围，并保护好机要文件。

乐立成，20集团军58师172团炮兵营营部卫生员，上等兵军衔，为伤员治疗时被暴徒袭击受重伤。

袁华荣，26集团军138师412团5连连长，上尉军衔，和公安民警成功破获工自联地下印刷厂，抓获多名袭击战士的暴徒。

维权网: 陈云飞：二十五年后的6.4游记

维权网: 陈云飞：二十五年后的6.4游记2014年 6月3日的一周前开始，成都市公安局郫县分局国保，按全国6.4维稳的统一部署，口头宣布对我实行“双规”：规定的地方，规定的时间，喝茶。

说白了，就是在6.8号以前绝不能脱离国保们的监控。我是公民，我有自由表达的权力，尽管这种自由表达会被“喝茶”，会入“黑”监狱，会坐牢。所以，我没有给他们承诺—6.4期间在他们监控下完全配合。

6月3日，10：00别过老母亲。赶车到火车站，买了张11：36去南充的火车票。进站时，当把身份证往安检机一刷，银屏上我身份证出现与普通乘客不一样的两个字母“SF”。安检通知另一安检，将我带到不远处一柜台，把车票、身份信息做了详细登记。我知道铁路部门也将我作为了特控名单。为了我的正事，我屈辱地配合了她们。

进得站，…（为读者懂得起的理由，此处省略五千字。这也是国保同学想知道的。）

22：30左右，作为25年前参加过89运动的学生，逃脱监控的我赶到成都市天府广场，祭奠那场运动中所有的遇难者。

天空下着小雨，游人寥寥无几。天府广场四周路灯雨夜中若隐若现。四周进出口警车守株待兔。闭眼沉思，25年前浩浩荡荡的民主运动历历在目，反腐、要民主、争自由的呼喊声余音游荡在耳。在广场中央，我为六.四遇难者默哀一分钟。

随后我围绕广场转了一圈。由于行人稀少，想拍照留恋几乎找不到人，于是冲着值班的警察去。“警官，请给我拍一下照以留恋。”“对不起，我在当班，不能帮你。你快出广场，我们马上清场戒严了。”

在广场地铁出口，好不容易找到一下班人士帮其拍照留念。然后依依不舍地回家，继续被“双规”（不忍心监控我的国保因为我的失控而丢掉犯碗。）。

在地铁上，打开手机，看到国保急迫要找到我的短信，我迅速做了回答：我马上往回赶，明天准时让你们“双规”。

6.4 凌晨我回到郫县暂住地，即被埋伏在门口的成都市局国保、郫县国保等十多人抓个正着。随后被强制带到郫县郫筒镇派出所…

在派出所，警员们轮番询问我6月3日失控状态下的详细行踪。我都以无书面传唤及隐私（更可能涉黄）保护婉拒了他们。凌晨2点左右，警方确认问不出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后，便将我软禁在警员的办公室里，由两协警严防看守。之后我感到饿意，于是在我要求下，警方给了我6.3晚的晚餐-一碗面。吃过面，我就倒在破沙发上打起了呼噜…

6.4上午9点，警员们陆续上班，近十点没有人管我早点，我要求下在派出所伙食团吃了碗粥、一个馒头加少许泡菜，吃得满香。

10：30左右，我正上网发推浏览网页，有警员来宣布，上峰指示，必须控制你手机、ipad等通信工具。起初还说，他们保证把所控物品放在我视野范围内，然不久他们干脆抢走，不知带往了何处。6月5日下午还我时，ipad上网软件受阻，所有备忘录被动手脚。

12点，我多次提出，12小时传唤时间已过，要求还我自由。长时间抗议无效后，我宣布绝食抗议。

14：00过，成都市青羊区太升路派出所两警察，拿着传唤书，说我3.15涉嫌扰乱机关秩序，让我配合他们去太升路派出所接受问询。

15：21在警车押送下，我到了青羊区太升路派出所，然后被投到非办公区的办案专区（进出大门需要看守密码及钥匙）的问讯室。签字拿了传唤书，吃过午饭，我们就按步就班地工作起来。因为他们手续齐备，我就原原本本将我举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60多年来“为人民服务”假冒伪劣，及投诉要求工商调查取缔各级政府“为人民服务”未经登记注册的非法户外广告的过程，本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精神详详细细交代了个够。17：30过第一次传唤笔录结束。

18：00过，通知吃晚饭，因我16：00左右刚吃过我没有饿意，故主动放弃。这样我在协警的严密看守下，躺在冰凉的铁制沙发上打起了盹。

大概21：30过，办案民警象抽筋地生气地突然进来宣布，要对我的所有物品全部清理登记。我的包、手机、ipad等早在他们手里控制，这一举动我是无所谓也就不加阻止。何况在这里阻止也无效。然接下来的操作，让人气愤不已，也因此让该所派出所丁副所长威风了一把。

办案民警取来我的包，将包内所有物品不管三七二十一，全倾倒在桌上，乱七八糟。包内的大小包也搜了个遍。物品多乱杂，办案民警清理了一会便没耐心，扔下让看守我的协警清点。协警看了这满桌杂乱无章的物品，理了会也头痛地闷在那里。

半小时过去，该所副所长丁大人巡视工作驾到我所在讯问室。见满桌堆放着我的物品，问协警：怎么不清点完装起来？

协警在做别的工作没停手，没理他。既而他转向我恶狠狠地说：你自己来清理装进包去。

我答：凭什么？你们怎么倒出来的怎么装回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几十年前都说得很清楚。

丁所长大人气汹汹瞪着铜钱大的眼：翻了你包怎的？倒了你包怎的？不服啊？爱装不装，不装一会扔垃圾桶去。

我答：你那么凶，是不是要吃了我？

边说我又指了指监控器，接着说：你威风，你可以为所欲为，能比王立军局长？我进来都五个多小时了，问询笔录做了。几小时前你们不搜包，现在突然心血来潮了要搜包。

丁所长大人阴阳怪气地说：没有搜唆。那我们从头到尾再走一遍嘛。

我答：你们就走一遍嘛，反正你们已多次出现违规违纪（我见协警搜身、采指纹、建档案）。我不相信你们能一手遮天，出去我肯定控告你们。

丁所长大人狂笑道：告啊，随你告。我见的民运人士多了。没有象你这样素质低的。别说现在没有民主，就是今后实现民主了，也跟你毛关系没有。

他边说边溜出问询室，我追着答道：我从没觉得自己多么了不起，只是幼儿园没毕业的业余驯兽师，既没有博士、硕士学位，也没有教授、院士头衔，更别说还戴个官什么什么“长”的哦。我是你们想关就关，想抓就抓的一屁民。我微不足道，只是蚂蚁中的小蚂蚁。你也承认现在是专制哈，不民主。虽你政治觉悟差，但你说了真话。再说，民主实现了，对我确实毛关系也没有，但在实现的过程中，我梦想过，为之快乐地奋斗过。我没有做哈巴狗。

还想说点什么，丁所长大人比兔子溜得快。

他一走，有警察拿来对我再延长12小时传唤的文书，宣读，过目，并说明天上午有警察再来问一些事。也询问我是否通知家属及律师，我告诉他们不告诉家属，但要通知李柏光律师。我旁边的协警说，本来要放你走的，你一顶，我们所长有权力再关你12小时。我笑了笑，没回答他。

没人理我，我又躺在冰凉的铁制沙发上打起了呼噜。到二更，估计我呼噜惊人，协警装着打了个惊天动地的喷嚏。我被惊醒。没睡意，我便拿出基督教的赞美诗唱起来。有个协警很快掌握曲调，也吹起了口哨。另一协警说有些基督是搞全能教的，很邪。我答，他们邪也没有你们邪。顺便我也为贵教想了一广告词..

广告词：“宇宙真理，无与伦比；梦之所属，一统江湖”。

6.5日，七点过，我醒了，又唱赞美诗。这样累了就躺一会，醒了就唱赞美诗。九点过，没有人送早点，有些饿了，我熬着。九点半左右，警察们陆续在吃着买回的早点，包括看守我的二排。我问他，我的早点呢？他说等会有人买。十点过早点没有动静，我索性给协警说，你们是不是经费紧张，或要惩罚我，不给饭吃，你去通知他们不用买了，我主动绝食。快十点半他们送来两干馒头，我没理会。要是平时出差饿了，我也拿干馒头、千层饼当美食。

快十一点，又是两不同警察来问询。一则问3.15日当天的情况，二则问6.3日失控十多小时究竟干什么去了。前者，我告诉他们我无可奉告了，昨天我已配合说完，再说我在绝食没有精力再重复。后者，我说太黄太暴力，不适合你们知道，此处省略五千字。

一警察见我这态度，马上就火了，提高大大的嗓门吆喝我。我指了指监控器，对他说：你是不是生气发火了？你小声点我听得见。冲动是魔鬼，如你发火了就从一数到十。

警察：我就是这样大嗓门。

我听得出他明显没有起初那么有劲了。我道：我理解你们，你们也不愿意，你们也是完成任务。你们就写我态度不好，拒绝回答就可以交差了。如嫌字少，你们就加上：陈云飞求组织拘留我，判我三五年，条件不够可以四舍五入嘛，再不够，还可以创造嘛，你们看我包是开着的，给我搞半斤吗啡茵不就够了吗？但是我要提醒你们，我入狱三五年，出来比你们干三五十年还强。一来我冤案，我将申诉国家索赔，二则我为国家民族的民主自由入狱光荣。可以说名利双收，我何乐而不为？前提是我守法了，哪怕是恶法。

警察见我这样说，没了下文。写了笔录，让我过目签字。我见没出入，签上：“感谢国保打造。以上笔录属实。陈云飞”。然后纳印收工。

绝食…静养…

14：00过，有警察来办理释放我的手续。尽管我坚持要住他们这里，免得我出去还找房子住，警察一不高兴还让人赶我走。然警察还是面带和色地催我签字画押。

出得监狱似的铁门，我正依依不舍地与警察们挥“泪”告别，突然见郫县一经常管控我的国保，在派出所大门口气冲冲地盯着我，样子好似要生龙活虎吃了我。见此情景，我赶紧笑眯眯说道：我怎么刚出狼窝又要进虎穴啊？！你们魔手也伸得太远了嘛！

他更是气冲冲地答道：谁想来接你，我都烦死你了，还不是领导安排。

我答：你可以拒绝嘛。

国保仍生气地道：都象你！

说着上了他的车，一路我们慢慢也聊得和谐起来。到我暂住地，他说解除我的“双规”了。

6月6日，九点过郫县国保来电话查岗。至此，今年“6.4”对我的维稳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