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封从德
六四屠城后25年来，“广场学生为何没能提前撤离”一直广受质疑，而众说纷纭。不少人抱怨学生不听知识分子的话，否则六四悲剧可以避免。你若读完本文，相信会发现许多人在扭曲真相，责任不全在学生。近期传出几则党媒讯息，亦触及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似是而非的字句，但其中共背景，外界相当诧异。这些讯息包括“多维”和“亚洲周刊”刊登的戴晴、孔庆东言论及江迅对张思之新书的报导
六四屠城后25年来，“广场学生为何没能提前撤离”一直广受质疑，而众说纷纭。不少人抱怨学生不听知识分子的话，否则六四悲剧可以避免。你若读完本文，相信会发现许多人在扭曲真相，责任不全在学生。近期传出几则党媒讯息，亦触及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似是而非的字句，但其中共背景，外界相当诧异。这些讯息包括“多维”和“亚洲周刊”刊登的戴晴、孔庆东言论及江迅对张思之新书的报导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六四25周年烛光晚会
按：25年来，对八九学运的反思中，学生撤离广场是议论很多的一个焦点。封从德曾是广场的副总指挥，和柴玲一起，参与学运全过程。本文提出有关撤离广场的若干重要人事见证，反驳某些居主流地位的意见，指出知识分子介入的责任。
六四屠城后25年来，“广场学生为何没能提前撤离”一直广受质疑，而众说纷纭。不少人抱怨学生不听知识分子的话，否则六四悲剧可以避免。你若读完本文，相信会发现许多人在扭曲真相，责任不全在学生。近期传出几则党媒讯息，亦触及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似是而非的字句，但其中共背景，外界相当诧异。这些讯息包括“多维”和“亚洲周刊”刊登的戴晴、孔庆东言论及江迅对张思之新书的报导。本文先探求历史的真相，再评估这些讯息的价值。限于篇幅，资料出处多略去，读者可网搜“天安门之争／六四的关键内情”，或参看拙著《六四日记》。
我参与八九学运的简单经历
我参与了八九学运组织的全过程，可能也是最全的一个：第一个学运组织北大自治会的历届常委，北京市高联主席，天安门广场绝食团广播站创建人，绝食团指挥部、临时指挥部和广场指挥部历届副总指挥，直到“六四”凌晨主持口头表决撤离广场。但我卷入学运却很偶然：当时我正赶做有关卫星图像识别的硕士论文，六月份答辩后就要去美国留学；然而，4月15日胡耀邦去世成为运动起点的当天，我在北京大学遥感所的电脑硬盘正好坏了，这才有时间去北大三角地看大字报，我的命运也由此改变。此番际遇令我感恩，亦赋予我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整理六四档案二十余年，对上述问题逐渐形成自己的看法。蒙《开放杂志》不弃，整理出来就教于大家。（按：开放出版社2004年曾出版《沉重的回首》，收集代表性六四评论。）
戒严后撤退广场是问题的焦点
八九民运长达两月。5月13日三千余人绝食一周；20日北京戒严，两周未能实施；六三至六四夜间二十万野战军血洗北京，造成死亡三千，伤者上万（按：张万舒报导中国红十字会的死亡人数是727人）的“六四”大屠杀。如今讨论“六四前为何没能见好就收？”主要是指为何戒严后没撤，尤其对作为广场总指挥柴玲的苛责，都是指戒严后。
以前有些人批评学运是倒过来的，他们反倒认为戒严后应该见坏就上、甚至“六四”也要拼命上，如胡平；或刻意掩盖自己戒严后的类似作为，如戴晴。奇妙的是他们倒是最起劲批判柴玲的人，同时小心翼翼地收起他们过去的说法。关于八九学运的检讨，二十多年已经很多，我也发表过不少意见，但今天看来有些问题还有澄清的必要。
戒严后广场上的组织状况
天安门广场的进退，外界常聚焦个人的责任，但真能决定“撤与否”的却是“组织”，我认为当时按影响力而言，应是这几个组织最大：广场议会、北高联、广场指挥部、首联及社经所群体。但绝食这一招对整体学运的影响之大，没人预见到。一旦发起，效果那样惊人，已是能放不能收的宏观形势，这些组织对混乱的广场的撤退与否，已没有决定性的权力和影响。
发起绝食是否有体制内高层的授意？目前仍不能确定，但很可能几位发起人误信了“中南海改革派希望学生大闹，闹得越大越好”，头天晚上他们甚至还去过赵紫阳心腹田纪云副总理的办公室。如果确有中共高层介入，运动组织自然很难收放自如。更何况绝食的发起，抛开了当时的学运组织（如北高联及北大清华的自治会等），广场上的组织自然分裂成好几块，相互抵消，一盘散沙，就更难有所作为。但具体来看，戒严后这几个团体还是发挥过各自的作用。
广场议会也称“各校代表大会”、“营地联席会议”，最受外界忽视却最具权威。它由各校代表组成，绝食后几乎每天开会。广场上的高校代表，从北京四十几所很快扩展为全国三百多所，外地代表越来越多且常流动。广场议会的决议常波动，但总体上倾向不撤。如五二六凌晨，广场议会经五小时辩论，288票中仅8票主撤，不到3%。直到“六四”凌晨，才由我主持口头表决，全体大会直接民主，最后裁决撤离广场。
戒严前后数日，北高联主导广场，较倾向于撤，但终未成功。五二一下午“北高联四十多北京高校代表基本上都同意撤”，广场议会48票中32票主撤，占67%。但次日晚，高联即被广场议会逐出广场回校整顿，移交两天指挥权给临时指挥部，后因首联介入，未能再回广场。
广场指挥部自然更直接掌握运动方向，它由绝食团及临时指挥部脱胎而来，其成立得到首联助推。五二三首联即“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宣告成立，然后成立“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从其全称也能看出：当时只要改良不想革命，所以“维宪”即维护中共宪法；倾向于坚守，所以要“保卫天安门广场”。
首联及社经所主张不撤离广场
知识分子主导的“首联”由社经所（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群体推动而成。该所核心是陈子明、王军涛，首联全称即由陈命名。因称“首都各界联席会议”，故由王丹、包遵信（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发起人）等人联络其它组织的骨干参与会议。据最近报导，王军涛的辩护律师张思之先生在其新书《行者思之》中提到王丹的口供，称“一切作为都受王军涛指挥”、“王军涛是我的教唆犯”。王军涛访谈正好印证此说：“王丹说他听我的，王丹做的事我必须承担责任”，并以此说明自己确是“黑手”（1994年6月《开放》六四专题26页）。但后来王军涛否认为王丹发起绝食承担责任。
与外界印象相反，首联倾向坚守广场，“始终没有做出撤退决定”（陈小雅语）。有如下重要事实：
一、逐出北高联，助推指挥部。五二三成立当晚，首联王军涛、王丹等人就去北大阻止倾向撤的高联回广场。
二、次日正式成立大会上，王丹宣读首联声明〈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其中尽是“我们只能背水一战了”、“坚持就是胜利！”一类言辞。
三、王军涛起草的大会誓词：“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们甘愿用我们年轻的生命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四、五二五王丹忧虑广场疲态，赶回北大呼吁组队去广场轮流值班、“我们决定在天安门广场打一场持久战！”
五、五二六首联决议：坚持到六二○人大开会。包遵信回忆，会上多数人支持坚持到六二○，“并确定由甘阳起草一分声明”，即五二七《十点声明》原稿。
六、该声明在五二七开会前王军涛等人都看过，要“至少坚持到六二○人大会议召开”，但因指挥部的介入，才改为建议五三○撤离。
这些史实后来被一些当事人扭曲，以至南辕北辙：“社经所成员自始至终主张学生撤离广场，并以此影响了联席会议的立场”（社经所及首联群体回忆《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显然背离史实。《王丹回忆录》也类似，“撤出广场的努力失败了”、“尽管动员广场学生撤出来的努力没有成功，但我还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之类标题和句子随处可见；就连五二五呼吁打持久战坚守广场，也解读为“是需要考虑学生是否撤出广场问题的时候了”；又称五二七是“在王军涛的建议下”才议决五三○撤出广场，然后才由甘阳起草声明；这是直接篡乱历史。
指挥部的撤离计划未能实施
广场指挥部总体倾向坚守广场，但并非没有撤离计划。五二六杨涛代表北大和高联，来指挥部商讨“空校计划”，得到我和柴玲等人认同。可惜这一计划未能实施，关键就卡在首联。五二七首联会上，总指挥柴玲明确提议空校计划。但因首联本意是至少坚持到六二○，刘晓波、邵江回忆说，王丹和吾尔开希当即反对说“空不了”。此前指挥部里李录也强烈反对，因此我并未奢望它在首联通过。
这时，我就开始反对六二○方案，理由是财政不支，很难坚持下去。大家这才同意改为五三○撤离广场。首联这些人本以为原稿铁定通过，会前已直接拿去当决议印刷，会后才很火大地改印了五三○撤的新版。因此当时印了两个版本，以至于李录、陈小雅和包遵信书中用的都还是甘阳原稿。由此也可见首联本来根本不想撤。这就是五三○撤离计划的由来。
这个撤离计划也未能实施，许多人认为关键卡在李录，及柴玲变卦，却忽略了组织的作用。香港几家报纸报导了28日凌晨的冲突：指挥部五常委会议“四人希望撤离广场”，遭外高联同学猛烈冲击，要接管广播站。最后五二八晚广场议会议决回归六二○方案，此前已有首联和北高联的类似新决议。至此，指挥部的两个撤离计划均未能实施。
李录、王丹、何维凌的角色
三年前柴玲出版回忆，说她五二七首联会后告诉李录要撤，被李录骂得七窍生烟，感觉又笨又羞辱，才改口对大家说五三○撤离建议还得经广场议会，同时则想离开广场出去发动兵变。于是做了个录像，用自己的口说别人的话，可能成为她一生的梦魇。柴书中说，那个“别人”就是李录，坚守广场就是要期待流血，这话是李录说的。但外界依然不依不饶：自己若不认同，何苦录像说出？“六四”后柴玲因此成活靶，饱受批评，被各方祭为替罪羊。有些关键问题，其回忆录非但未澄清，反倒更糊涂。譬如出去发动兵变的想法从何而来？去找军头的中间人是谁？另外，“六四”凌晨有人告诉她“坚持到早上六点，赵紫阳的军队会哗变”并影响了她的判断，这又究竟何人？随便指出，戴晴移花接木将此事挪到五二八，费了心思。
李录当时相当于广场议长，用民主程序来质疑五三○撤离计划，坚持只有广场议会的决议才有效。后来众人指责李录，却回避这个令其尴尬的民主程序，或仅以代表的流动性来质疑广场议会的合法性，但又提不出更好的方法。李录确实从未认同过任何撤离方案，有人指责他自私，因为他作为外地学生，学生撤回北京校园就没用武之地了；甚至有人说他是廊坊警官学校培训的特工，以此解释为何当时和之后他都那么神通广大（流亡海外的通缉学生中唯一能公开回国投资做生意的），李录回忆说是四月底才到北京，很快就注意到柴玲并取得其信任，却受到王有才和我的冷遇。后来李录确实是通过柴玲才在广场上立足，他给柴玲出主意成立绝食团指挥部，而加入的条件是面临镇压时自焚，一下子就令此前几位绝食团领导人出局。柴玲做总指挥也确实依靠李录的能力，因此五二七李录的咒骂才令她如此难受，以致要辞职。不久李录决意取代柴玲做总指挥，六二征求我的意见，因“六四”而未成。
王丹的作用并非外界以为的那么大，首联实际掌控在王军涛等人手中，张思之所言不虚。本来王军涛等人推王丹做总指挥，未成；又推他做广场议长，也未成。张先生为王军涛鸣冤，称“是执行中共中央统战部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帮助党组织执行任务，反而成了罪人”，又称王军涛陈子明都是“保皇党”。眼看无法掌控广场，首联和社经所群体就自己退场，五月底退到郊区，“六四”时基本上都不在广场。他们退场时，神秘的何维凌出现了。
何维凌之所以神秘，一是手眼通天。他大学与邓朴方同班同屋，还助其打理康华公司。二是其斡旋又很快被捕。五二九深夜他找到包遵信，也许还有杨冠三，要求转告首联王军涛等，邓小平和杨尚昆都首肯其方案：学生撤离，军队进城，开联欢会，皆大欢喜。但次日他就被捕。有人联想两天前鲍彤被捕，认为是李鹏不想见到广场撤离。但何的上级陈一咨却认为是李鹏要整赵紫阳“里通外国”的罪证，抓捕何查他与中情局的关系。何死得蹊跷，九一年与小女友车祸死于墨西哥沙漠，据说酷似张宏堡车祸。但2012年何妻郭秋姮公开控诉亲友侵吞其巨额资产，披露就在何车祸当天，正办理移民美国的两个子女也遭绑票，那么，这起车祸会不会只是谋财害命？一切皆在迷雾中。
记忆的战争，真相终将胜利
回到本文开头的话题，“多维”和“亚洲周刊”是否在替中共放风，试探“六四”话题的反应？江迅也是位神秘人物，为何要藉张思之的口，称王军涛是“保皇党”在执行中共“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为何又藉此指责王丹的“供词一副奴颜，说法骇人听闻”？习近平会不会将孔庆东等人树为八九学运领袖，再以高额抚恤封口，一箭双雕分裂民运与天安门母亲群体？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但值得留意，尤其要看如何处理组织“六四公祭”的陈卫、于世文等人。
多维办公室目前在北京，孔庆东通过多维攻击我，令我感到荣幸。而戴晴还在一如既往地编故事。仅举一例：比较戴文《六四事件全程实录》中“封从德说”的内容，和拙著《六四日记》465页和注320，就可清楚看见，戴晴抄了拙著几段话，掐头去尾，将其中的“他说”、“××说”、“据×××回忆”等白纸黑字全部剪掉，就变成“封从德说”了。很有意思，戴晴文章每次提到我，都在编故事。以前她移花接木拼凑了五一四晚我的假故事，恰恰证明是她1992年以后乱抄而且编错了的。而又恰恰是戴晴这段栩栩如生的假故事，被轰动一时的《天安门文件》抄进去，连错处都一模一样，由此我才识破《天安门文件》是赝品。这还真得感谢戴晴编的故事。
“六四”屠杀硝烟未散，记忆的战争已悄然开始。暴力之后，谎言肆行。系统性的谎言，就是文化暴力。暴力的三种形态——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与文化暴力——官方全派上用场。屠城的直接暴力不言而喻。结构性暴力中，渗透、分裂和排斥对扭曲真相尤其有用：渗透，以伪装来占据反对派中心位置；分裂，以分而治之；排斥，以边缘化真正的异己。由于资源和信息极不对称，中共在实体社会占尽优势，通过渗透、分裂和排斥的手法，去占据“六四”真相话语权的中心位置，而边缘化中共不喜欢的人。看看张思之的见证，比对一些人对真相的扭曲，是否影影绰绰看到官家的蛛丝马迹？
不过，专制还是遇到了天敌：互联网将中共打回冷兵器时代。网络空间的灰色地带，不可能被完全封杀，网上论战就像冷兵器那样一对一，五毛与网民相比，人数必处劣势，因此终将输掉这场网络战争。“六四”屠杀已经25年，谎言仍在继续。而记忆的战争，真相终将胜利。
（民国一○三年夏至写于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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