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时间2014年8月19日下午13时，在德国之声中文网做记者的苏雨桐，被德国之声总监和总编亲自宣布立即离职。其原因是8月18日，著名"六四"学生吾尔开希到德国之声抗议，认为德国之声雇佣评论员泽林是不合适的。
泽林，原名弗兰克·泽林（Frank Sieren），又译名弗兰克·西仁。1967年生，1994年曾作为德国《经济周刊》记者任职北京，目前是德国之声评论员。
2014年6月4日是"六四"天安门屠杀25周年的日子。这一天，泽林在德国之声发表了《从天安门到莱比锡》称："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25年前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并表示："1989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时的失足。"
由此引发"六四"运动参与者的抗议，前中文独立笔会会长廖天琪起草了关于《关于要求德国之声撤销泽林"六四"评论文章并作出相关解释的联署》，认为泽林的文章超出了言论自由和多元化的范畴，因此要求德国之声撤销这篇文章，并对这篇文章如何能够被刊载以及长期刊载有政治倾向观点的文章作出解释。
这一联署获得80多位人士的签名，包括严家祺、万润南、徐文立、王军涛、王丹、吾尔开希、苏晓康、方政、廖亦武等"六四"参与者的签名。
作为德国之声的记者，苏雨桐也参与了联署。6月11日，苏雨桐在推特上说："我以一个公民对泽林的文章提出抗议，也是联署人之一，德国之声台长今天委托发言人就这个联署抗议回信， 其中称泽林是著名作家、记者，西方社会的政治家和社会人士很重视他 ；我的回应：施密特也是著名总理，他为六四开枪辩护时我也提出反对。"
8月18日，参与联署的六四学生领袖吾尔开希到德国之声抗议，可能德国之声领导认为吾尔开希的到来时苏雨桐搞的，于是将苏雨桐开除。对此，苏雨桐向博讯记者强调，吾尔开希的不是她联系的，是吾尔开希自己来的。而且，吾尔开希去抗议的时候，苏雨桐并没有与他一起去。
对于"被离职"，苏雨桐向博讯记者表示："我觉得于我个人来说，未必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但这个事件可以窥见很多东西，也可能会引起接下来的讨论，西方媒体被渗透的程度？媒体人的私人言论自由受不受保护？从这个意见上来说，完全是一件积极的事情。这是自张丹红事件后，与之相反的一个案例，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中共的手伸到世界各个角落。更大的思考在于，西方民主社会如何抵抗带着金钱袭来的中国独裁模式。"
2008年，德国之声华人女记者张丹红因为替中共当局说话而被停职，随后被调到德国之声经济台工作。当时，泽林还为张丹红辩护。对此，博讯记者问苏雨桐，如何看待她的"被离职"与张丹红"被离职"的异同。
苏雨桐表示，这根本没有可比性。"我是被离职，而张丹红从未被离职，是调职，这是第一。第二，张丹红为专制辩护，触到提价值底线，但德国之声并没有辞退她，而是认为她的立场和价值观不适合做中文部副主任，调职。而我是因为反对为专制辩护的专栏作者，被以技术性原因（所谓的泄露德国之声内部消息）为由被离职。"
苏雨桐进一步表示，因为事实上，张丹红们从没有从西方媒体消失过，但电台的方向决定他们会不会冒出来。张丹红事件时，西方社会对中国其实还保有警醒，所以才引起那样大的讨论。尤其是德国，有自东德和纳粹时代的历史背景，对独裁专制的反思更加彻底。但近年，可以说进入了后张丹红时代。中共以金钱外交姿态走向西方，而且大外宣战略持续在做。
苏雨桐从2010年离开中国之后，一直在德国之声担任记者。对此，苏雨桐表示："我很感激德国之声在张丹红事件后，还有那样一个特别好的空间。但新台长上任后，有报道方向上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纸面上的命令，而是台长上任之初来德国之声，表示他上任之前已经拜见过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然后他要求中文部不要只报道中国政府负责，而是要适当鼓励。"
关于要求德国之声撤销泽林"六四"评论文章并作出相关解释的联署
致
德国之声台长
电台监委
节目部主任
德语组主任
中文部主任
怀着悲痛的心情，我们刚刚祭奠了25年前在天安门大屠杀中死去的英灵，就读到德国之声一篇令我们震惊和愤怒的文章——专栏作者泽林的 "从天安门到莱比锡"。
泽林先生说"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25年前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西方单方面夸大事实描述该事件"。所以他称1989年那一场令许多人在国家机器下丧失生命的事件为"一次历史上的失足"。并教育他的读者："在西方，我们用了数百年的时间发展了一种法制和公正理念，这一理念建立在举证义务的基础上，并用来区分一时疏忽还是有意而为、个案还是连环作案、尤其旨在避免株连。 "他说："不是要夸大或描清某个事件，而是强调公平对待每一个人，也包括那些曾有不公行为和如今仍在犯错的人。"
一个在和平时期让四至八千万人民丧失生命的政权，在泽林先生的笔下，只是"曾有不公行为"。德国议长在纪念六四二十五周年的讲话中，指出这是一个残酷的镇压和血腥的暴力时，泽林的文章中却说这是：中国历史的一时失足。因为看到这篇六四文，我们也去关注了泽林其它的文章，他对于中国民族问题和港台问题上，不客观公允，许多其他的文章中都往往有为中国政府说话的痕迹，这使得德国之声中文部的页面形成"特别现象"。
面对生命、尊严等不可挑战和价值底线时，我们认为泽林先生的文章超出了言论自由和多元化的范畴。因此我们要求德国之声撤销这篇文章，并对这篇文章如何能够被刊载以及长期刊载有政治倾向观点的文章作出解释。
签名 （姓名，所在地，职称）
执笔人：前中文独立笔会会长 廖天琪
"天安门母亲"将就此单独发出抗议文本。
An
Herrn Peter Limbourg
Intendant der Deutschen Welle
Köln, 10.06.2014
Sehr geehrter Herr Intendant Limbourg,
In aller Welt wurde in der letzten Woche mit großer Trauer des 25. Jahrestags des Massakers vom 4. Juni 1989 auf dem Platz des Himmlischen Friedens in Peking gedacht. Mit Befremden müssen wir feststellen, dass die Deutsche Welle zu diesem Tag einen Beitrag ihres Kolumnisten Frank Sieren gesendet hat ("Von Tiananmen nach Leipzig"), in dem vor einer „einseitigen überzeichnung" der damaligen Ereignisse gewarnt wird. „
Was sich wirklich vor 25 Jahren in Peking zugetragen hat", werden wir diesem Beitrag zufolge „wohl niemals erfahren". Gleichwohl meint Herr Sieren die blutige Niederschlagung der Demokratiebewegung durch die Panzer der chinesischen Armee zu einer Art bedauerlichem Ausrutscher herunterspielen zu können – als sei der Einsatz von Gewalt zur Aufrechterhaltung ihrer Herrschaft, der schon vor 1989 Millionen von Opfern forderte, etwas der KP Chinas Fremdes. Sieren erinnert an die Beweispflicht und appelliert an das „westliche Gerechtigkeits- und Rechtsverständnis. Er plädiert für „Fairness auch gegenüber denjenigen, die sich unfair verhalten haben".
Bundestagspräsident Dr. Norbert Lammert hat in seiner Rede vom 4.6. vor dem Deutschen Bundestag an das Tiananmen-Massaker in unzweideutigen Worten erinnert. Er spricht von einem „Blutbad", „brutaler Gewalt", den „1989 in China Ermordeten" und von der „Zerstörung aller Hoffnungen auf ein demokratisch sich wandelndes China". Folgt man Herrn Sieren, so muss diese Rede als Ausdruck mangelnder „Fairness" gelten, nicht anders als die Niederschlagung der chinesischen Demokratiebewegung selbst. Ist die Deutsche Welle tatsächlich bereit, eine derartige Argumentation, die die Taten und ihre Kritik auf eine Ebene stellt, unwidersprochen zu lassen?
Auch wenn Herr Sieren das Gegenteil versichert, können seine Formulierungen nur als Relativierung und Beschönigung der Geschehnisse von 1989 und als Instinktlosigkeit gegenüber den Opfern und ihren Angehörigen verstanden werden. Sein Beitrag reiht sich ein in viele andere von der DW veröffentlichte, in denen er gleichfalls den offiziellen Standpunkt der chinesischen Regierung weitgehend übernimmt, wie etwa zu Lage der Uighuren oder zu Hong Kong und Taiwan. Wir bestreiten nicht Herrn Sierens Recht, seine Ansichten frei und offen, anders, als es in China selbst erlaubt ist, äußern zu dürfen. Warum aber die Deutsche Welle als staatlicher Auslandsrundfun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meinte, mit diesem Beitrag in angemessener Weise an den 4. Juni erinnern zu können, bedarf nach unserer Meinung einer Erklärung.
泽林视点：从天安门到莱比锡
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25年前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德国之声专栏作家泽林认为，前东德的和平革命和北京的那场事件不无关系。
德国之声中文网记者苏雨桐因抗议泽林而
（德国之声中文网）1989年" 六四"事件刚刚过去一个月，民主德国的一名高官便到访北京。他的名字就叫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当时他是 东德统一社会党（SED）的领导干部和该党权力中心--东德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他此行肩负着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昂纳克（Erich Honecker）的两项任务。他要向中国政府转达昂纳克对"成功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祝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强硬派对强硬派的兄弟般问候。
此外，沙博夫斯基还要弄清楚"天安门广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并不是说东柏林中央政治局不相信北京采取了强硬手段，而是它不相信西方的媒体。在前东德的领导人看来，西方媒体只是宣传机器。因此，沙博夫斯基应该在北京收集自己的印象。作为一位水电工的儿子，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的沙博夫斯基在统一社会党内青云直上，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前来寻找第一手资料的人。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Bush）也悄悄地派遣了一名使者：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Brent Scowcroft）。然而，他的使命有所不同。他的任务是向北京承诺，美国虽然对外要表示愤慨和震惊，但是私下里则希望尽快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美国要传达这一信息的道理很简单：七十年代初，毛泽东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曾结盟反对苏联。华盛顿希望继续这一联盟，特别是在五月中旬，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chael Gorbatschow）曾前往北京，成为自1959年中苏决裂后访问北京的的第一位苏联国家元首。虽然戈尔巴乔夫的访问过程不尽人意，但是美国人还是想避免风险。
戈尔巴乔夫：中国领导人失去对局势的控制
由于示威活动，戈尔巴乔夫只能从后门进入人民大会堂。他不但没有支持邓小平，中国领导人反而成为戈尔巴乔夫批评的对象。在结束他的访问之际，他以一副西方深谙世故的姿态对俄罗斯塔斯通讯社说，中国领导人已失去对局势的控制，令邓小平颜面扫地。这无疑也是促使邓下决心以军事手段结束示威活动的原因之一。
昂纳克多年来一直不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因为这些改革令昂纳克看起来像一个不知改进的顽固分子。现在他希望通过派遣沙博夫斯基访问北京来强调自己的立场。沙博夫斯基与新任命的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举行了会晤。这位前上海党委书记取代了支持大学生的赵紫阳。
承认弱点
江泽民对其德国同仁说，虽然军方在天安门广场和平清场，但是附近的街道陷入失控状态。示威者和士兵发生冲突时，造成 400人死亡。沙博夫斯基感到惊讶的是，江其实承认发生了流血事件是因为领导层显然已对局势失去了控制。沙博夫斯基后来回忆说，"（江泽民）那次承认领导的弱点令其大为吃惊。 "
沙博夫斯基也观察到，国际社会的指责令那些与他会晤的中国政治家们如坐针毡。因为在此之前的十年中，他们一直被作为模范的改革者受到赞扬。沙博夫斯基回忆说，自己人民血流成河一事对江泽民的震撼如此之大，以致于沙博夫斯基决定不再向他转达昂纳克对"成功镇压反革命运动 "的祝贺。因为当时江泽民并未称呼示威者为反革命势力，而只称其为迷失的大学生。通过江的叙述，这位来自东德的访问者既不能证实西方谣传的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也没有听到预期的北京表态：在重新恢复秩序的过程中，"不幸"造成一些不可避免的伤亡。
莱比锡不采用"北京的解决方案"
德国之声中文网记者苏雨桐因抗议泽林而
江的语调对两德统一进程所产生的作用不可被低估。因为仅仅五个月后，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也面临着是否使用坦克镇压莱比锡示威的问题。沙博夫斯基回忆说，当时他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埃贡·克伦茨（ Egon Krenz）一致认为， "必须汲取北京事件的教训，绝不能对示威民众使用军事镇压手段。 "
一年后，中国领导层底气不足的语气也得到第三方的证实。1990年，当时的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在北京与邓小平会晤，成为1989年后访问中国的第一位德国政治家。邓也提及困惑的大学生，他试图将事件归咎于党内的不团结。邓小平没有给施密特留下他会重蹈覆辙的印象。他最关心的是如何使中国重新回到对国际开放的道路上。确实： 1989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时的失足。
现实和公平的看待六四是可能的
为什么这一历史章节如此重要？因为它展示了一张有关1989年6月的更贴近现实的画面。如果西方单方面夸大事实描述该事件，无助于任何人。这和中国政府对1989年的事件保持沉默一样的可耻。因为两者都旨在阻止人们达成共识，例如当一个党自己不愿就六四事件发言时，同时又监禁那些想发声的人，这是错误且目光短浅的行为，这一点应该成为普遍共识。而只有当国家安全部门不用再强调他们必须阻止自己的人民因为听信西方夸大事实而可能发动暴乱的时候，才能达成上述的共识。
在西方，我们用了数百年的时间发展了一种法制和公正理念，这一理念则建立在举证义务的基础上，并用来区分一时疏忽还是有意而为、个案还是连环作案、尤其旨在避免株连。即使我们有时感到愤怒，也应该遵守这一原则。其中不是要夸大或描清某个事件，而是强调公平对待每一个人，也包括那些曾有不公行为和如今仍在犯错的人。因为只有维持公正才能让自身的价值站住脚。
弗朗克·泽林(Frank Sieren)是德国之声的中国特约记者，已经在北京生活了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