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为纪念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二十周年，自由亚洲电台邀请当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参与者，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在今天的《六.四人物话当年》节目里，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记者林坪采访了89年学生领袖之一王超华女士，回顾她在六.四事件前后的亲身经历，以及过去20年中国的民主进程。 (博讯 boxun.com)
王超华198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在学生运动初期自荐到广场担任社科院的联络员，后任北高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副主席。王超华回忆说，北京宣布戒严后，广场内外的情况变得复杂起来：
“宣布戒严令前夜，5月19号，绝食团投票的结果说停止绝食。停止绝食以后，绝食团主要领导人当时都疏散，进入隐蔽状态。另一方面，群众都非常愤怒，说我们和平示威，特别学生和平绝食在广场上这么虚弱，你怎么可以把大兵派进来呢？所以当时20号清晨的时候，各地传来的消息，特别像大北窑、六里桥那边，都是老百姓，老太太、工人都出去堵军车，就是军队绝对进不来的那个状况。所以实际上，宣布停止绝食，绝食的学生忽然不见了，但是民众忽然大规模动员起来了。绝食的学生走了以后，其实当天19号夜里我也被医护人员送到医院了。第二天早晨，我非常着急，就又赶快回到广场。20号到23号之间，基本上就是我们北高联的一些人在广场上试图控制局势，但是因为部队没进来，绝食的这几个同学，尤其是柴玲、李禄、封从德、张伯笠他们又回来了，说高联把广场处理的很混乱，他们强烈要求我们高联去整顿，他们在广场上成立了一个临时指挥部。这个临时指挥部其实还把我包括进去了，也有王丹。但是我当时对这种来回的折腾比较失望，所以我就辞职了，说我不愿参与这个临时指挥部，我情愿回去整顿高联。在整顿过程中，我们不知道，广场上已经重新建立了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而且把柴玲宣誓就任总指挥。等我们整顿（完）高联回来的时候，发现形势已经变了，所以这个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王超华说，当时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例如部队强行入城、政府有了内部的黑名单，学生们也感到焦虑，但学生们考虑到的最坏的情况是，被强行拖走、被打、判刑入狱，没有想到政府会动用坦克机枪来对付和平示威的群众。
王超华表示，由于连日劳累，6月3号下午她住进了医院，没有亲历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
“这是我一直感到非常愧疚和遗憾的，因为当时我并没有在广场，我在医院里面，6月4号凌晨大概了解到发生了什么，我往长安街走，没有走到，又回来了，所以我看到的是间接的现象。我看到路边北京市民有哭泣的，有聚在一起谈论的，有焦虑的，但是愤怒是最主要的情绪。包括后来上了长安街，大约5、6号，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当时戒严部队的兵隔一段就沿着路都真枪实弹的，有人骂、喊什么口号或者有人多看一眼他都可能开枪的情况下，晚上走过去，还会时不时听到街上忽然出来骂声‘法西斯’，‘李鹏混蛋’什么的。北京市民当时的愤慨是从六四清晨非常清楚的可以感受到的。”
王超华认为，中国民众在六.四前后表现勇敢，是因为当时他们把自己当作国家的主人翁：
“如果说你根本觉得这个国家根本不是自己的了，你就会很冷漠、明哲保身，事不关己、赶紧躲开那样的，可是当时并不是这样的。因为10年改革当中，社会和群众包括知识分子都参与了很多、促进了很多，所以大家都有一种国事就是我们自己的事的这种精神，所以你才会在镇压开始之后呢，已经有了真枪实弹，那么多人大家拼命帮着往医院送，血流得到处都是的时候，还会有王维林这样的人。89年北京市民表现出那么英勇无畏的、那么震撼世界的精神，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非常宝贵的一个精神遗产，并不是说六.四只有死者，只有哭泣，只是灰暗。实际上六.四表现出来的是中华民族非常少见的、非常勇敢的、非常自我光大的这么一个（精神）：我们有自信心，我们敢于对抗坦克，我们要求的是我们自己的自尊和参与的权利。”
王超华认为，89年的民主运动是历史的必然，而中国共产党选择镇压，从此撕下面纱，走上了南美、台湾和韩国走过的军政道路。
“89年发生这么大的冲突并不是偶然的。因为，88年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包括89年初重新发鸡蛋票、油票、副食品的这个控制，然后89年3月份两会期间控制民主党派发言，都是在经济遇到困境的时候，在政治上回收。民众的要求、社会的要求都是：越是困境的时候，你越应该允许大家一起来参与决策。否则的话，你决策的结果就只会保护那个既得利益集团，让社会上的大部分人来做经济转型期间的牺牲品。所以实际上政治改革的要求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做出的抉择呢，就是那种新权威的道路，军事镇压、政治控制，之后在92年再继续开始经济开放。”
王超华认为，六.四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界萎缩了，但参考台湾、南美的历史，中国在未来一定会向民主政体转变，
“社会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分化，没有可能说，用一个政党或者说一个固定的政府官员，他们就能代表社会上所有的利益。社会本身经济利益越来越分化，而政治制度越来越服务于实际掌握权力的一小撮人，这都造成内部矛盾的深化，这样的社会发展趋势，必然导致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利益群体都会要求说，政治制度必须要更开放，让不同的利益群体有一个通过政治渠道来有规则的博弈的这么一个方式，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民主制度也许不是最好的，但是是人类历史到目前为止来说，是比较最不坏的制度，可以协调社会上不同利益。实际上，中国不可能长久地回避民主化问题。”
对于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进程的作用，王超华表示：
“民主运动，它必须有‘民’作为基础，你才能谈到民主。所以，海外民运最多只能起侧翼的促进作用，无论如何，民主必须在想要实现民主的社会内部来发育成长，才是正道。所以，海外民运最大的可能的效用就是保留民主的生命、保留不停的讨论的空间和可能性。比如说，像《北京之春》、香港的一些杂志，都可以提供包括国内一些人士在海外发表言论的机会。我觉得，保留这种讨论空间、保留这种探讨的可能性，这就是最大的功用。”
王超华认为，中国政府不允许海外持不同政见者回国，跟中国政府对待国内政治犯的方式是一致的。中国政府对政治犯的家人进行控制和连坐，不许他们探监，远甚于对刑事犯、贪污犯的处罚。
“你比如说陈良宇，那么严重的贪污问题，把几十万人的社保基金都挪用了，可是他的判刑从来不会有这么严重的连坐的问题。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应该要求，所有的因为政治观念不同的人都应该有同等的权利，比如说哪怕你把他关起来的话，他的家人有同等的探监的权利，不能像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胡佳的妻子曾金燕，包括他们刚刚几岁的孩子，都被整天的置于彪形大汉的跟踪和监视之下，这是违反世界上最起码的人道的精神的。所以要求海外不同政见人士有回国的自由，我觉得和要求国内政治犯有和刑事犯同等的人道待遇，特别是和官员贪污腐败的刑事犯有同等的人道待遇，这是我们应该从现在就不停要求的，这是属于政府问责内容之内的。”
六.四后，王超华被列在遭政府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名单中，她在北京躲了半年多，后逃离大陆，90年3月抵达美国洛杉矶，后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研究博士，现在洛杉矶当自由撰稿人。王超华认为，参与过89年民运的人对当年很多事件有着不同的解读和各种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关键在于，政府动用了国家正规军，真枪实弹镇压和平抗议的群众，不管参与民运的人士内部有什么分歧，都跟政府的犯罪行为是两个不同层次上的问题。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为纪念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二十周年，自由亚洲电台邀请当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参与者，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在今天的《六.四人物话当年》节目里，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记者林坪采访了89年学生领袖之一王超华女士，回顾她在六.四事件前后的亲身经历，以及过去20年中国的民主进程。 (博讯 boxun.com)
王超华198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在学生运动初期自荐到广场担任社科院的联络员，后任北高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副主席。王超华回忆说，北京宣布戒严后，广场内外的情况变得复杂起来：
“宣布戒严令前夜，5月19号，绝食团投票的结果说停止绝食。停止绝食以后，绝食团主要领导人当时都疏散，进入隐蔽状态。另一方面，群众都非常愤怒，说我们和平示威，特别学生和平绝食在广场上这么虚弱，你怎么可以把大兵派进来呢？所以当时20号清晨的时候，各地传来的消息，特别像大北窑、六里桥那边，都是老百姓，老太太、工人都出去堵军车，就是军队绝对进不来的那个状况。所以实际上，宣布停止绝食，绝食的学生忽然不见了，但是民众忽然大规模动员起来了。绝食的学生走了以后，其实当天19号夜里我也被医护人员送到医院了。第二天早晨，我非常着急，就又赶快回到广场。20号到23号之间，基本上就是我们北高联的一些人在广场上试图控制局势，但是因为部队没进来，绝食的这几个同学，尤其是柴玲、李禄、封从德、张伯笠他们又回来了，说高联把广场处理的很混乱，他们强烈要求我们高联去整顿，他们在广场上成立了一个临时指挥部。这个临时指挥部其实还把我包括进去了，也有王丹。但是我当时对这种来回的折腾比较失望，所以我就辞职了，说我不愿参与这个临时指挥部，我情愿回去整顿高联。在整顿过程中，我们不知道，广场上已经重新建立了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而且把柴玲宣誓就任总指挥。等我们整顿（完）高联回来的时候，发现形势已经变了，所以这个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王超华说，当时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例如部队强行入城、政府有了内部的黑名单，学生们也感到焦虑，但学生们考虑到的最坏的情况是，被强行拖走、被打、判刑入狱，没有想到政府会动用坦克机枪来对付和平示威的群众。
王超华表示，由于连日劳累，6月3号下午她住进了医院，没有亲历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
“这是我一直感到非常愧疚和遗憾的，因为当时我并没有在广场，我在医院里面，6月4号凌晨大概了解到发生了什么，我往长安街走，没有走到，又回来了，所以我看到的是间接的现象。我看到路边北京市民有哭泣的，有聚在一起谈论的，有焦虑的，但是愤怒是最主要的情绪。包括后来上了长安街，大约5、6号，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当时戒严部队的兵隔一段就沿着路都真枪实弹的，有人骂、喊什么口号或者有人多看一眼他都可能开枪的情况下，晚上走过去，还会时不时听到街上忽然出来骂声‘法西斯’，‘李鹏混蛋’什么的。北京市民当时的愤慨是从六四清晨非常清楚的可以感受到的。”
王超华认为，中国民众在六.四前后表现勇敢，是因为当时他们把自己当作国家的主人翁：
“如果说你根本觉得这个国家根本不是自己的了，你就会很冷漠、明哲保身，事不关己、赶紧躲开那样的，可是当时并不是这样的。因为10年改革当中，社会和群众包括知识分子都参与了很多、促进了很多，所以大家都有一种国事就是我们自己的事的这种精神，所以你才会在镇压开始之后呢，已经有了真枪实弹，那么多人大家拼命帮着往医院送，血流得到处都是的时候，还会有王维林这样的人。89年北京市民表现出那么英勇无畏的、那么震撼世界的精神，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非常宝贵的一个精神遗产，并不是说六.四只有死者，只有哭泣，只是灰暗。实际上六.四表现出来的是中华民族非常少见的、非常勇敢的、非常自我光大的这么一个（精神）：我们有自信心，我们敢于对抗坦克，我们要求的是我们自己的自尊和参与的权利。”
王超华认为，89年的民主运动是历史的必然，而中国共产党选择镇压，从此撕下面纱，走上了南美、台湾和韩国走过的军政道路。
“89年发生这么大的冲突并不是偶然的。因为，88年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包括89年初重新发鸡蛋票、油票、副食品的这个控制，然后89年3月份两会期间控制民主党派发言，都是在经济遇到困境的时候，在政治上回收。民众的要求、社会的要求都是：越是困境的时候，你越应该允许大家一起来参与决策。否则的话，你决策的结果就只会保护那个既得利益集团，让社会上的大部分人来做经济转型期间的牺牲品。所以实际上政治改革的要求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做出的抉择呢，就是那种新权威的道路，军事镇压、政治控制，之后在92年再继续开始经济开放。”
王超华认为，六.四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界萎缩了，但参考台湾、南美的历史，中国在未来一定会向民主政体转变，
“社会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分化，没有可能说，用一个政党或者说一个固定的政府官员，他们就能代表社会上所有的利益。社会本身经济利益越来越分化，而政治制度越来越服务于实际掌握权力的一小撮人，这都造成内部矛盾的深化，这样的社会发展趋势，必然导致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利益群体都会要求说，政治制度必须要更开放，让不同的利益群体有一个通过政治渠道来有规则的博弈的这么一个方式，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民主制度也许不是最好的，但是是人类历史到目前为止来说，是比较最不坏的制度，可以协调社会上不同利益。实际上，中国不可能长久地回避民主化问题。”
对于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进程的作用，王超华表示：
“民主运动，它必须有‘民’作为基础，你才能谈到民主。所以，海外民运最多只能起侧翼的促进作用，无论如何，民主必须在想要实现民主的社会内部来发育成长，才是正道。所以，海外民运最大的可能的效用就是保留民主的生命、保留不停的讨论的空间和可能性。比如说，像《北京之春》、香港的一些杂志，都可以提供包括国内一些人士在海外发表言论的机会。我觉得，保留这种讨论空间、保留这种探讨的可能性，这就是最大的功用。”
王超华认为，中国政府不允许海外持不同政见者回国，跟中国政府对待国内政治犯的方式是一致的。中国政府对政治犯的家人进行控制和连坐，不许他们探监，远甚于对刑事犯、贪污犯的处罚。
“你比如说陈良宇，那么严重的贪污问题，把几十万人的社保基金都挪用了，可是他的判刑从来不会有这么严重的连坐的问题。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应该要求，所有的因为政治观念不同的人都应该有同等的权利，比如说哪怕你把他关起来的话，他的家人有同等的探监的权利，不能像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胡佳的妻子曾金燕，包括他们刚刚几岁的孩子，都被整天的置于彪形大汉的跟踪和监视之下，这是违反世界上最起码的人道的精神的。所以要求海外不同政见人士有回国的自由，我觉得和要求国内政治犯有和刑事犯同等的人道待遇，特别是和官员贪污腐败的刑事犯有同等的人道待遇，这是我们应该从现在就不停要求的，这是属于政府问责内容之内的。”
六.四后，王超华被列在遭政府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名单中，她在北京躲了半年多，后逃离大陆，90年3月抵达美国洛杉矶，后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研究博士，现在洛杉矶当自由撰稿人。王超华认为，参与过89年民运的人对当年很多事件有着不同的解读和各种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关键在于，政府动用了国家正规军，真枪实弹镇压和平抗议的群众，不管参与民运的人士内部有什么分歧，都跟政府的犯罪行为是两个不同层次上的问题。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