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英雄－－张伯笠的逃亡传奇
【作者简介】 张伯笠，男，三十岁，黑龙江省人，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员。他的报告文学曾多次在中国北京、台湾获奖。其获奖作品包括：《哈木哈木》、《中国星火》、《通向大海之路》等。
一九八九年张伯笠参加领导了天安门民主运动，历任北京大学《新闻导报》总编辑、天安门绝食团副总指挥、天安门指挥部副总指挥、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一九八九年六月张伯笠被中共列入二十一学生领袖通缉令中全国通缉。 此后，张伯笠在中国深山里藏了两年之久，其间曾亡命苏联，后被送回中国。一九九一年六月逃抵美国，被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聘为研究员，完成了《逃离中国》一书。目前此书已被拍成了纪录片并在美国国际人权电影节播出。
张伯笠现为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副主席、《中国之春》杂志主编兼编委会主任，并兼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 ～～～～～～～～～～～～～～～～～～～～～～～～～～～～～～～～【散 文】 我不敢忘记
张伯笠
“遗忘和不能遗忘是统治者和人民群众知识份子长期的持久战。”——米兰·昆德拉 每年六·四，都要写点什么。前几年在大陆藏匿没有条件写，现在有了条件又一时不知从何写起，我不由自问，你是不是把“六·四”淡忘了？ 于是象恶梦惊醒一般的一头冷汗。
人们习惯于遗忘，人们习惯于忘掉痛苦而把幸福珍藏着，人们习惯于忘掉死去的和过去的而珍惜现在的憧憬未来的。四年前那群人的鲜血早已凝固、变淡，在人们 匆匆行走的脚步下抹平了痕迹。四年前那滚滚的热泪，已变成了卡拉ＯＫ厅中的冷饮。生活变化之快令我目不暇接。我努力去适应这一切，但却不敢忘记当年那一 切。 一切都从那个青年的微笑说起。那是六月四日的凌晨，天安门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结束之后，我带领民主大学的十几名同学迎着枪声向包围广场的军队冲去。在前 门的西侧，在那个象征开放的肯德基家乡鸡的楼前，上万名群众和大学生与进攻的军人展开了拉锯战。士兵们高喊着“热爱首都，热爱人民”的口号跑步向广场包 围。市民们高喊着“保卫广场，保卫学生”的口号拉拽士兵。
密集的枪声响了，市民们向四处跑散或就地卧倒。于是士兵们继续前进，继续高喊“热爱首都，热爱人民”……。
枪声停了，市民们爬起来又象潮水般涌上去，围住士兵，高喊着“保卫广场，保卫学生”。
于是又是一片密集的枪声……。
枪声中，一个青年背着一个伤员来到前门附近的急救站。那个伤员满头是血仰躺在担架上，医生用白药棉把他脸上的血轻轻地擦去，但却找不到伤口在哪里。 灯光下，那是一张年轻而英俊的脸，仍在淡淡地微笑。我们发现，那大理石般的脸的下巴处有一黄豆粒大的洞，血从那里流出。医生猛地把他翻过去，他的后脑被子 弹炸成一个洞……。
医生说：他死了。
那个背着死者来的小伙子痛心疾首地说道：同学们，不要忘记这一天，这是六月四日啊！
在我整整两年的逃亡中，每当被恶梦惊醒时，我的脑中都会响起那痛心疾首的吼声……
那两年我在恐怖、饥饿、孤独以及病痛的折磨下度日，而妻离子散的痛苦同时在撕咬我的心灵。在这双重的痛苦下，我不得已逃亡到海外。
当我身体基本复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了民主中国阵线和民主中国团结联盟世界代表大会。在这次合并大会上，我被代表们选为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的副主席。 这副担子对于我来说似乎过于沉重，我面临的是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是一个难以掌握分寸而又不断受到同道人责难的组织。但我不敢退却，我想起四年前那死难的青年，我可以忍辱负重地承担一切。
我不敢遗忘，因为我不属于我自己。
我不敢遗忘，因为那些冤魂得不到慰藉。
我不敢遗忘，因为还有刘刚等大批的朋友还在铁窗内，得不到本属于他们的阳光和自由。
我不敢遗忘，因为我是这个苦难民族的一分子……。 □ 转载自《新闻自由导报》第一三一期 ～～～～～～～～～～～～～～～～～～～～～～～～～～～～～～
～～【纪实文学】
逃亡铁幕内 （上）
张伯笠
我曾经答应过ＫＧＢ的伊凡诺维奇上校，把亡命苏联的这段经历藏在肚子里，绝对不向世人公布。
谁会料到，二十一个月后，苏联解体了，铁幕打碎了，捷尔任斯基的铜像和列宁的铜像轰然倒在尘埃里。我可以写我的这段经历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北京，解放军的坦克碾碎了黎明，在中国人心灵上肆虐。我和柴玲等人带着心灵和肉体已疲惫不堪的学生们离开了我们坚持了五十多天的天安门广场。 三天后，我逃离北京。
九天后，中共公安部转发北京公安局通缉令，对王丹等二十一人实行全国通缉。我是天安门指挥部副总指挥，又是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被全国通缉是预料中的事。我们二十一人的通缉令通过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迅速传遍中国各个角落。我的通缉令原文是这样的：
张伯笠、男、廿六岁、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身高一点七五米左右，较胖、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
同时，在通缉令的前面附上戒严部队指挥部和公安部杀气腾腾的警告，让我们“投案自首”，否则“从严惩处”，如谁敢窝藏，严刑判决，绝不宽贷。
此后，中国笼罩在红色恐怖中，由警察、武装警察、解放军部队以及秘密警察和小脚老太太巡逻队组成的铁幕又开始把中国和外面的世界隔绝。到处是警车的呼啸 声，电视台和报纸不仅又被谎言塞满，而且也报道一些我们二十一人被捕或逃亡海外的消息。王丹、杨涛、周锋锁、熊焱等相继被捕；吾尔开希、李禄等逃到了巴 黎；马少芳、熊伟向中共自首……而对我们仍在逃亡者的包围圈也越缩越小。我扮成农民，在黑龙江省的农村躲藏了几个月后，黑龙江进入了冬季，再没什么农活可 做，我暴露的危险也随之增加。
我冒险潜入哈尔滨，找到了一个叫宪弟的人。他是职业军人，是我在哈尔滨的老朋友。他告诉了我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公安部不仅知道我被困在黑龙江省，而且中国铁路公安局长在全国铁路电话会议上向铁路、交通公安警察下令：发现张伯笠可当场击毙。 于是，我决定逃离中国。
从香港逃亡当然是最好不过了，但王军涛、陈子明的被捕说明香港的地下通道已被中共公安所掌握。我甚至不知道从哈尔滨到深圳的路上是否会被警察击毙。
缅甸、越南、老挝、蒙古？路途遥远，况地理不熟，成功希望渺茫。
我选择了苏联。 苏联和黑龙江只一江之隔，宪弟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有个开中国餐馆的朋友，如能找到他，或许可以和西方国家取得联系。 有病乱投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开出条路，或许就是生路。
第一章 夜幕下的哈尔滨
哈尔滨火车站在夜色包围中。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几辆警车十分显眼。一小队接一小队的警察和戴红袖章的治安人员不停地检查候车旅客的证件和车票。据中央电视台公布，全国已经进入“春 节运输”期间，旅客暴增，乘坐特别快车和直达快车的旅客可以凭票进入候车室候车，而慢车和普通快车的旅客则只好在寒风中机械地排着一列列长队，在警察和车 站工作人员的吆喝下等待乘车。
夜间十一点钟，我和宪弟出现在车站广场。寒冷的天气和飘飞的雪花给我创造了伪装的条件——我戴着严实的风雪帽，一条印花大毛巾把脸捂得只剩一双眼睛，眼 睛上戴着一副当地青年人多数喜欢戴的变色眼镜。宪弟穿着一件又厚又重的羊皮军大衣，提着我的手提包。而我只拎了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伪造的身份证和边防通 行证。
一队武装警察从我们身边走过，若无其事。但当他们走到苏联红军纪念碑下一个青年人身边时，却闪电般把那个毫无提防的青年人击倒在雪地。旅客们忽啦啦围了过去。宪弟要去看看，我没同意。对我们来说，现在最好把好奇心收起来。
不一会，那个青年被押上了警车。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他高昂着头，长长的头发在寒风中飘拂。 据说，在他的身上搜出了一支五四式手枪。
车站的气氛顿时紧张，武装警察显然在不断增多。他们像警犬一样在人群中嗅着，大概是寻找持枪青年的同党。但他们不知道，被中共人大会上报告中污蔑为要杀 死四千六百万共产党员的“新时期黄埔军校”（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校长，他们全国通缉半年而一无所获的张伯笠就在这候车的人流中。
我感到情况对我们不利，立即拉着宪弟走出长长的队列。为了不引起怀疑，我们到书报摊前买了几本书，一本《天津文学》增刊，一本《当代》文学双月刊，还有 一本是海南岛出版的杂志，封面是我和王丹等二十一人的照片，照片上的我正拿着麦克风向天安门广场的同学讲话，那肯定是秘密警察当时拍摄的。
车站的警察开始搜查旅客的旅行包，检票口也增加了十八个警察。而我所要乘坐的开往北方城市佳木斯的列车已经开始检票。 宪弟问：“怎么办？” 我说：“别慌，跟我走。”
在考入北京大学作家班之前，我在铁路跑的几年记者使我对中国各主要大站的情况了如指掌。在中国大陆，每一个车站都有“通勤口”，即铁路内部职工上下班走 的小门。这个小门一般旅客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一般也不敢走，因为门旁边有门卫室。但据我所知，门卫多是老职工，而他们一般不过问过往的铁工，问题是你必须 像是一个铁路职工。 我所乘坐的列车午夜十二点四十五分从哈尔滨火车站发车。
我和宪弟十二点三十分出现在车站广场南侧一里之遥的“铁工通勤口”。小小的角门不时有拎着饭盒的铁工出入，门旁的门卫室里灯火通明，透过窗子可以看到一个戴红袖标的老头正在就着一碟花生米喝老白干。
没有警察，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给宪弟使了眼色，于是大摇大摆地向通勤口走去。宪弟紧跟着我，脚步显然有些犹豫。我想提醒他放自然点，否则是很危险的，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已经出现在门卫的视线之内了。
我顺利地走进了通勤口。然而糟糕的是，老门卫开门出来拦住了宪弟。 我的反应是敏捷的。自通缉令发布之后，我曾和警察多次发生过正面冲突，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关键时刻表现得冷静机智，这使我常常化险为夷。
我还没等老门卫开口盘问宪弟，便用标准的哈尔滨腔调骂开了：“妈了巴子，就会磨蹭，眼看迟到了，这个月的奖金要是泡了汤，看全班弟兄不剥你的皮！” 宪弟反应得很快：“操他妈的，老子一不想入党、二不想入团，能把老子怎样！”他一边说一边推开老门卫走进了站台。 老门卫在后边做开了思想工作：“小伙子，火气不小哇！这年头该忍就得忍，打死犟嘴的，淹死会水的，对不？哪个段的？”
我忙回答：“机务段。” 宪弟说：“妈个臭Ｘ，不是人干的活！” 老门卫用火柴棍拨着牙花子：“嗨，小伙子，哪个段都一样！”说完，他向自己那灯火通明的门卫室走去，一边走一边摇头：“这年头，都这么大火气……”
二十分钟后，混在站台人群中的我顺利地登上了火车。 而前面的旅程是未知的，连我自己都怀疑能否活着走完几千里路的全程。 但是，列车毕竟驶出了夜幕下的哈尔滨，一个对我威胁最大的城市。
第二章 列车上 列车严重超员。
过道上和车门口挤了许多没有座位的人。 我和宪弟只挤到两个车厢的连接处就再也挤不动了。我迅速在烧水锅炉旁挤了一个位置，我不想进车厢，车厢里灯火太亮，万一被警察认出就麻烦了。
列车里乱糟糟的。烟草味、汗臭味和其他说不清的味道四处弥漫，打扑克的、吹牛聊天的、嗑瓜子的很是热闹，几名铁路警察带着十几名戴红袖标的旅客在各车厢 巡视。这些戴红袖标的是从旅客中选出的，叫“列车警民联防小组”。这些人不管什么事，到餐车开个会，发个红袖标，回到车厢照旧睡大觉。
宪弟拿出香烟，随手递给他身边的两个穿皮夹克的小伙子一人一支。那两个小伙子一看是美国“万宝路”，也就老大不客气叼在嘴上。我想提醒宪弟少和别人说 话，以免出事，但已经来不及了，宪弟已叼着香烟，和那两个人摆开了龙门阵。那两个皮夹克的前前后后放了几个大袋子，不知道装些什么。来往的人觉得那袋子碍 事，想发作，但一见那两个皮夹克和宪弟的块头，便把话咽进了肚子。
列车离开哈尔滨一个小时后，两名警察带着两名“红袖标”挤了过来。当他们走到我面前时站住不动了。 “谁的袋子，打开检查！”警察大声喝道。 那两个皮夹克说是他们的。警察立刻友善多了，和他们寒暄起来，两个皮夹克让警察给他们解决卧铺，警察满口答应。显然，他们认识。
一个“红袖标”摸摸袋子，看看我，看看那两个“皮夹克”，又看看吞云吐雾的宪弟，似乎想询问什么。 宪弟不高兴了，大手一拨，那红袖标就地转了个圈儿。 宪弟说：“戴个红袖标就是人了？看什么？你看我像王丹呢还是像吾尔开希？！”
周围爆发出一阵大笑，连那两个警察也笑了。那两个皮夹克大汉笑得更开心。一个皮夹克说：“那王丹和吾尔开希一个在秦城监狱，中央委员待遇，一个在法国当 民阵副主席，和李鹏一个级别，你他妈有那福份见到他们吗？瞧你那熊样！”另一个皮夹克说：“那二十一个学生领袖中的张伯笠是咱们省的人，听说逃回黑龙江 了，说不定能被你碰上立功受奖呢！” 人群又一阵哄笑。
我虽然紧张到了极点，但也只好陪着笑。 一个皮夹克说：“这半年都快过去了，那二十一个学生头儿该抓的抓，该跑的跑到外国去了，就咱们省那个张伯笠楞是没消息，你说怪不怪。”
那个铁路警察接过皮夹克递过的烟卷儿，一边点头一边说：“咋没消息？前几天我们局长去北京开会，公安部说张伯笠现在带人在长白山打游击呢！”
我吓了一跳，这是我在北京大学的宿舍里说过的一句玩笑话。 皮夹克说：“妈的，还是咱们东北人有种！” 铁路警察说：“不过是猜测。还听说他已在黑龙江口活动，你们分局没布置抓他？” 我的警惕是对的，那两个皮夹克是警察。 皮夹克说：“抓，布置了。抓了半年了，就那么巧让咱们碰上？前几天又布置抓，说在佳木斯一个农场发现了张伯笠，扯鸡巴蛋！”
另一个皮夹克说：“人家什么脑袋？咱们是什么脑袋？笑话，再说，再说，现在谁扯那个鸡巴蛋！都是黑龙江老乡，让北京戒严部队来抓嘛！当官是他们、入党是他们，长工资也是他们，咱们算个屁？弄俩钱儿养家糊口才是正事儿。”
警察问：“这趟弄多少？” 皮夹克：“二百件，一会给你们俩弄件穿穿，这次是内蒙古产品，皮子软、好货！” 警察笑着带红袖标走了。皮夹克在后边喊：“卧铺两张，别忘了！”
警察走了，皮夹克成了这里的中心，从谈话中我知道了二人的身份：佳木斯东安分局的侦察员，到哈尔滨弄皮夹克回佳木斯卖，一件可赚三十元至四十元。他们跑这一趟，每人可赚三四千元人民币，比他们一年的工资都多。 经过了刚才的惊险，我胆子也壮了，蹲在车门口的滋味也真不好受，我拿出香烟，递给两位皮夹克，一边为他们点烟，一边问：“哥们，这卧铺还真不好买，是吧？” 一个皮夹克说：“咋不好买？看你有没有钱！你肯出钱我给你买。” 我问：“要多少钱？” 皮夹克：“一张硬卧十八元，你给三十六元和一包万宝路烟我就能给你买来。” 我拿出一张一百元面额的人民币和两包万宝路烟：“那就劳驾大哥帮忙了。” 那皮夹克瞧瞧我：“我说着玩呢！没想到你还真肯出血！” 我装作轻松：“反正公家报销。” 宪弟说：“他是我们厂的供销科长，没问题。” 那皮夹克把烟塞进衣袋里，拿着钞票向餐车挤去。半个小时后，他挤回来了，手里拿着四张补票。他对我和宪弟说：“走吧，帮我拿两个袋子！” 我们昏头昏脑地挤过了几节车厢，终于进了卧铺车厢，这和喧闹的普通车厢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车厢里灯已经熄了，我爬上上铺，躺了下来。累极了。
列车在风雪中向北前进。 现在，无论灯火通明的普通车厢怎样拥挤，警察的眼睛怎样警惕，那都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也许是太累了，我居然睡着了。 睡梦中似乎是每次从北京回太原一样，前面迎接我的是妻子和女儿的甜蜜亲吻……
第三章 边防检查站
翌日上午，我们顺利地到达佳木斯市并换乘开往边境的公共汽车。汽车开得飞快，宪弟偷偷告诉我，昨夜他一夜不曾合眼，总怕警察突然抓走我。
汽车驶过松花江，江面已完全封冻，像一条冻僵的白蛇向远方蜿蜒。下午二点钟，汽车驶进了一个叫只龙山的镇子，在只龙山过后有一座长二十五米的水泥桥，中共的武装警察一个支队驻守桥头，过了桥就属于边境地区了。
我必须过桥。
汽车上的旅客常常谈桥色变。据说守桥的武警非常凶狠，没证件的人常常被毒打，甚至羁押起来帮他们干些活，几个月不放人。
我和宪弟虽然都持有边防通行证（伪造得可乱真），但我仍不敢闯边防检查站，我的通缉令随处可见，而黑龙江的边防对我会更加关注。我决定在桥前一段距离就下车，然后想办法偷越过边防检查站。
汽车在检查站前面没有站牌，远远的已经看到桥头飘扬的五星红旗了，我要求司机停车让我们下去。
司机很不高兴，继续开车，没有丝毫要停的意思。 边境检查站越来越近，我心急如焚。
坐在司机身边的售票员是一个年轻又漂亮的姑娘，她聚精会神地看着我，悄声问：“你是不是没有边防通行证？”
我点点头。她又瞧了瞧我，叹了一口气。
我查觉到那大眼睛中闪现的同情，便递给她一包万宝路香烟，求她给司机说说情。 她拿过烟，扔给司机，然后告诉我要沿山边走，千万不要进山，进山容易迷路，后果不堪设想。
汽车扔下我们开走了，在汽车卷起的雪雾掩护下，我和宪弟迅速地下了公路，钻进林海雪原。按照我的设想，我们只要在四个小时内绕过边境检查站，就可以赶上最后一次班车。
下雪了，而且越下越大。纷纷扬扬的大雪如棉絮似鹅毛，天气异常寒冷，大概在零下四十度左右。我们在齐膝深的雪地艰难跋涉。大雪在帮我们忙——它掩埋了我们的脚印，使我们不至于被巡逻的边防军发现行踪。
边境检查站的五星红旗成了我们校对方向的座标轴心。我们从一个林子奔向另一个林子，借树木的掩护，以防被高高的“大架子”上的值班哨兵用高倍望远镜发现。然而，四个小时后我们仍未走出这片林海雪原，我发现我们迷路了，而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我的周身已被汗水渍透，两腿发软，两只脚似乎不是自己的。宪弟也是一样，尽管天气出奇的冷，他还是脱下羊皮棉帽，用手帕擦着满头大汗，腾腾的热气从他的头顶升起。
我说：“先歇会吧！”于是两人无力地将自己的身体扔在雪地上。我点燃一枝香烟，而宪弟则趴在雪地上大口大口的吃雪，像是一只饥渴的狼。
朔风从树梢掠过，发出怪怪的声音，风雪中偶尔能听到狼和别的野兽的咆哮。宪弟从旅行包里拿出一把不锈钢菜刀。菜刀是防身最好的东西，警察发现了也不会把它算作不准携带的利器，但对付流氓或野兽它比匕首要方便得多。
宪弟用菜刀砍了两根树枝，递给我做拐杖，于是我们重又站起来继续走，唯一给我们点启发的是远处传来的机动车辆的发动机声音。
星星被冻得闪着眼睛，雪白的山峦反着微弱的星光。两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走出了山林。
面对白皑皑一望无垠的阔地，我和宪弟小声地欢呼起来。在不远处，两支雪亮的灯柱在飞速前行。我们找到公路了！
蓦地，一只雪亮的比汽车灯光要亮几十倍的探照灯柱在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掠过，我急迅把宪弟按倒在雪地。我发现，我们十多个小时的跋涉其实才走了公路上直线的几千公尺。但情况不同的是，我们已经成功地绕过了边境检查站。
公车已经没有了，其他车辆也难得见到一辆，即使有，在这寒冷的午夜，司机多数不会冒险给两个大汉搭车。于是我们撤进了山林，寻找一处背风的山坳，用林边农民遗弃的向日葵秆搭了一个“帐篷”，尽管四处透风，但却挡住了漫天飞舞的雪花。
我和宪弟靠得紧紧的坐下。这才觉出又饥又渴又冷。带的面包已经冻成冰砣，咬不动。幸好我买了一些巧克力，宪弟拿出一瓶白酒，我们一边吃巧克力一边喝白酒。十几分钟后，我们浑身的汗渍已变成了冰冷的水珠，身上又凉又潮，手和脚已经麻木。 多希望有一堆火啊！但边境检查站就在千米之外，宪弟已经熟睡，他枕在我的腿上打着呼噜。十分钟后，我推醒他。这种天气睡觉会冻坏的。
我的羊皮手套因为被汗水湿透，现在冻得和铁一般坚硬，我搓着麻木的手，突然想起当年在农村插队时在山上取暖的办法，为了避免引来山火，几个人用几枝干柴 点燃“小火”，然后用手捂住。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宪弟，他很兴奋，立即站起来，把“帐篷”可能露光的缝隙又用向日葵秆堵了堵，我把“帐篷”里的积雪清了 清，从背包中拿出了在哈尔滨车站买的三本杂志，然後一张张点燃，为了让纸燃烧时间长一些，要把纸张团成纸蛋，这样亦可避免火苗太亮。我冻僵的手在小小的火 苗上暖了过来。宪弟一边往火堆上加纸，一边哼着歌，那是在东北流行的一首囚徒唱的歌，当地的青年人都喜欢唱，他们给这首古老的民歌填上新词。但歌名仍叫 “十二月”：
正月里，正月正， 年轻的朋友做事情， 做错了事情要法办呐哥们儿呀， 政府送我上法庭啊嗯嘿哟…… 二月里，龙抬头， 我在狱中不自由， 一天到晚挨审讯呐哥们呀， 身上没有好皮肉呀嗯嗨哟…… 宪弟小曲哼得很浪，味道浓浓的，尤其在“哥们呀”和“嗯嗨哟”后的拖腔给人以无穷的回味。
我从怀里掏出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火光下，女儿的脸蛋红红的，像是一个挂着朝露的红苹果，这两张照片是我逃离北京时在影集中抽出来的，半年来，我把这两张 照片放在内衣的口袋里。由于衬衣被汗渍透，照片变得又软又湿，我用手帕擦掉照片的汗渍，照片后面妻子写的娟秀的小字已经模糊：“雪儿十五个月：早早起床好 精神。”同在一片国土，我已有近十个月没有见到妻子和刚刚会叫我爸爸的女儿了。此刻，她们一定在温暖的家中熟睡。她们会想到我吗？她们会理解我吗？我好像 看到雪儿伸着小手在喊：爸爸，为什么不回家抱我，而妻子那哀怨的眼光告诉我，这几年来，她在为我承受警方的不停讯问，我彷佛听她说：我要垮掉了……明天或 者后天，我也许能成功地越过国境，也可能在越境时被逮捕或被击毙。如被击毙，我毫无遗憾，或许能换来心灵的安宁；如被逮捕或成功逃亡国外，我不知道何时才 能见到妻子和女儿。而此刻，在这个是冰封的原野上，我只能默默地为女儿和妻子祝福……
七月里，七月七， 天上牛郎会织女， 神仙也有团圆日啊我说哥们呀， 我和我妻两分离呀嗯嗨哟……
宪弟看我凝视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突然不唱了。他是怕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我说：“唱吧，唱起来心里好受点……” 就这样，风雪夜中两个孤独的逃亡者，一苗小小的火焰和一缕东北小调，留给了黑暗的寒夜……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俄国十二月党人流亡的情景，哼起了我喜欢的一首俄罗斯民歌： 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 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 小伙子你为什么忧愁， 为什麽低着你的头， 是谁叫你这样伤心， 问他的是那乘车的人……
凌晨三点，三本杂志烧光了，小小的火苗熄灭了，四周一片黑暗。十几分钟后，我们被冻得实在受不了了，于是我们站起身来，摸上了公路。
凌晨三点钟左右是被当地人称为“鬼龇牙”的时间（比喻是一天中最冷的时间，连鬼都被冻得龇牙咧嘴），边防检查站的武装警察也都被冻得用皮大衣裹紧身子或躲在什么地方取暖，这对我们行动十分有利。
公路像是一条冻僵的白蛇，静静地伏在雪原上，大片的雪花无声的飘落。公路滑得很，我们俩经常摔倒，但可喜的是，边境检查站终于被我们甩在身后，而且越甩越远。
第四章 边境小村
天蒙蒙亮了。漫天飞舞的雪花使眼前的这个小镇像一幅俄罗斯的油画，只有几缕炊烟和偶尔的狗吠给了它一点生气。
我和宪弟看见一个小酒馆的门开了，便闯了进去，那掌柜的为我们炒了一盘猪肝和一盘猪大肠，我和宪弟要了一斤六十五度的白酒，二斤面。算起来，我们从哈尔 滨出发到这里已经整整三十多个小时没有吃口热饭喝口热水了。当餐桌上的杯盘全部空空如也时，我的身体才感觉到有了一丝暖意。
两个小时后，我们挤上了开往Ａ县的公共汽车，车上挤得满满的，住在边境村落的农民大多是找亲戚或置办年货的。宪弟终于给我找到了一个座位，而我则开始呕 吐，我想也许是食物中毒。我昏昏欲睡，不停地呕吐，五脏六腑翻江倒海，多亏宪弟在背包里塞了一些空塑料袋。司机看我吐得一塌糊涂，在一个镇子停了下来。他 让我们下车，说镇上有医院。
宪弟略一思索，同意了。他对我说：你现在只有治病，别无选择。 宪弟说离这个镇十几里路有一个边境小村，他有一个表姐住在村子。我们决定先去投奔她，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好听他的安排。宪弟背起我，艰难地向镇外走去。我们不能在此久留，更不能去医院。
天色很快黑了下来，昏迷中我听到了狗吠声，灯光告诉我，我们进村了。 宪弟敲开了一户农家的门…… 当我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热烘烘的土炕上，宪弟手里拿着一个用饮料盒改制的油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拿着一支做鞋用的锥子，放在灯火上烧着。
宪弟看我醒了，便说：“吓死我了，这是我表姐，没外人，没事的。”他还告诉我，我的病叫“攻心幡”或称“羊毛疔”，是急性的寒火攻心，这种病有时几个小时就可死人。多亏大表姐会“挑”，刚才我昏迷时大表姐已经“挑”破了我的肛门，放出了许多黑色的毒血。 我明白。这种土办法我当年插队时也见到农民们用过，说不出什么科学道理，但有时还真有效。 大表姐把烧热的锥子用毛巾擦了擦，算是消毒了，然后把我的衬衣解开，对我说：兄弟，忍着点。便把锥子向我的胸口刺去……
我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扎过十几针后，大表姐的锥子发出“嗄磴嗄磴”的响声。她在我的胸口挑着什么，一边挑一边说：“看看，这羊毛都生爪了，幸亏挑得早……” 她一边说一边挑，似乎挑出了许多毛，我忍着痛不使自己哼出声。十几分钟后，表姐从宪弟手里接过一个水果罐头瓶子，然后把一张白纸在灯火上点燃，扔进瓶子迅速扣在我那被刺得血迹斑斑的胸口上。我感觉像是一只巨手插入我的胸口，把我整个身体揪在了一起一样。 表姐为我擦掉额头的冷汗。我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说来奇怪，当我几个小时后醒来时，不再恶心呕吐了，昏沉的头也清凉了许多，只是鼻孔下和嘴唇上长出一串串的水泡。
表姐拔下火罐：“啧啧，瞧瞧，拔出的血都是黑的！” 我点点头表示感谢，并让宪弟拿烟给他们抽。宪弟拿出万宝路递给大表姐和蹲在门口一声不吭烧炉子的人。宪弟说，那是表姐夫，他朝我笑了笑，满憨厚的。
当表姐知道这烟要十二元人民币才能买一包时说：“抽金子吗？这支烟够我买十盒火柴的！” 我说：“表姐，谢谢你。你知道我是谁吗？” 表姐说：“知道，宪弟都告诉我了，前几天电视里还有你的镜头呢。”
表姐夫说：“那是通缉令。”
表姐：“反正是上了电视，管他什么令。”
我说：“表姐，你们不害怕吗？”
表姐：“怕什么？你又没偷没抢没杀人，也真苦了你们，听说你们在天安门七天不吃饭，何苦自己糟蹋自己……”
我告诉她，我此行的目的——亡命苏联。
表姐吓了一跳：“老毛子（东北人对苏俄人的称呼）把你送回来怎么办？” 我说：“也许不会。我不想连累你们。”
表姐说：“等几天吧，你现在的身体过不了江的。” 随后的几天，我又高烧不退，表姐为我熬药拔罐，宪弟和表姐夫则天天去黑龙江边“侦察”，为我选择最佳越境路线。他们画了几张路线图，哪有村庄，哪有公路均有详细的记载，遗憾的是江对面苏联境内的地形却不知道。
万事俱备，只等我身体复元就可以行动了。
一天，我感觉好多了。刚刚从火炕上爬起来，三个大汉来到表姐家。他们和表姐夫大声说笑，让他交公粮。表姐忙着炖小鸡，炒菜做饭热酒，他们拉我和宪弟一起 喝。表姐说我和宪弟是他的表弟，这次过来做点小生意。其中一个穿皮夹克的大汉是村长，他问了我一些生意上的事，宪弟和他干了几杯后开始称兄道弟面红耳赤， 他们把吃剩的骨头扔在地上，看着狗和猫抢着吃。 村长问我：“生意怎么样？”
我告诉他，赔了。但老本还在。
村长笑笑，扔给我一支红梅烟。他把杯中的酒喝干，朝我亮了底说：“有老本就不怕，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于是，大家滋滋地喝酒，点头附和。 直到喝到掌灯，人人都喝得舌头硬了，村长才带着另两个人回家。
表姐夫去送村长，回来后把门关上，紧张地告诉我们：村长认出了我。我的通缉令就放在村委会的桌子玻璃板下。他说村长是他的铁哥们，人又讲义气，不会出卖 我的。村长只是提醒我们注意，昨天下午乡里开会，市公安局来了几个人，说是我可能逃到Ａ市农村，要求各乡清查，让我们注意点，别出事…… 我感到危险在逼近，决不能在边境出事，这要给宪弟和表姐带来灾难的。我决定今天午夜之后过江。
一片反对声，理由是我身体还未复原。 我翻开日历，明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日历下面写着：不宜旅行。
然而，我决定一走！ 表姐看劝不下我，便开始和面，切成宽宽面条，她说，要走也要吃碗她的碗面，吃过后会路宽、心宽。
表姐夫一声不吭蹲在地上，把我的皮包装进一个尿素口袋，然后用麻绳系成背袋。 宪弟把我写给妻子和雪儿的“遗书”放在内衣口袋里，泪水流了满面。
大家谁也不睡觉，都在陪我聊天，表姐夫说邓小平活不长久的，劝我想开点，想法子活下去！他说他明天也去买部有短波的收音机，这几天听我收音机里的ＢＢＣ 听得上瘾了。他说，中央的广播听了上句就知道下句说什么，而ＢＢＣ不是这样，尽说一些中国人不知道而又发生在中国的事情。 我于是把我的收音机送给了他。
半夜十二点钟，表姐开始煮面，我们就着辣酱、咸黄瓜唏哩呼噜吃了起来。表姐端上晚餐剩的菜，我和宪弟、表姐夫干了几杯白酒。而表姐则在一旁为我祷告。她是一个基督徒，她说她常常走几十里路去教堂做礼拜。一本圣经用红绸布包着，她一字不识，但却能背下许多章节。
我已经酒足饭饱了，表姐又为我盛了一大碗。她边用围裙擦眼泪边说：“兄弟，多吃点，想开点，主会保佑你的，我天天给你祷告。” 不信基督的表姐夫说：“有什么用？念佛似的。” 表姐不服：“你是罪人，你不懂！” 蓦地，村西传来了一阵狗吠声，接着全村的狗像是被传染了似的都狂吠起来。 随着狗叫，有人在敲门，声音急促。 表姐喊：“谁呀？三更半夜的。”
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姐，是我，快开门！” 表姐出去了，那女人和她说了几句便急匆匆走了。
表姐跑进屋告诉我们：警察和民兵进村了，挨家查户口、查生人。 宪弟把酒杯一摔：“妈的，一定是村长告的密，看我给他放把火，烧死他兔崽子。” 我说：“别慌，咱们立即就走！这事和村长没关系。” 宪弟穿上皮大衣：“明摆着的，他走了，警察就来了。”
表姐夫说：“不会吧，他和我是多个胞袋差个姓、亲兄弟一样，不会的。” 我告诉他们，如果是他告的密，警察就不会按惯例从村头挨家搜查了，他们会直接包围我们家，大家一个也跑不掉。
我穿戴整齐，表姐夫背上我的旅行袋，宪弟拿起手电筒，我们迎着寒风走出温暖的小木房，走出狗吠声声的边境小村庄。 天气真冷，但却一片星光……
（待续）□ 原文连载《新闻自由导报》第１１９至１２８期
第五章 远东大风雪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四点整，我伫立在黑龙江边。
黑龙江上的积雪有一米多深，冰排起伏，犹如冰浪弥天。过了这条江就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了。苏联正在改革，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在逐步改善，重要的是苏联的领袖戈尔巴乔夫对天安门前的镇压“深表遗憾”。这给我以自信：他们会秘密将我引渡给西方自由世界国家的。
几个小时的急行军使我们有些精疲力尽，宪弟一屁股坐在雪地上，用棉皮大衣挡住风点燃一枝烟，大姐夫抢下来扔掉：这什么地方还敢抽烟！远处是一个高高的 边防军观察哨，那观察哨是一个高几十米的木架子，架子顶端飘扬着中国的五星旗，但是那红旗风吹雨淋颜色已褪，像是一面白旗在风雪中忽啦啦的飘。不知为什 麽，我真想提醒那个边防部队换一面新旗。但这个念头只一闪，我还有这个权利吗？独裁者已经把我列入这个国家的头号敌人之一，而我却是伴着这面红旗长大的。 过去，每次路过天安门广场都要在五星旗下激动不已，一种庄严而又自豪的情感会在心头荡漾，令我热血沸腾。而今天在国境线上，一个“叛国者”面对那面褪色的 五星旗，心头涌上难以名状的情感，那红旗下的哨兵的高倍望远镜在我过江时会随时发现我，他会向我开枪，让我把血流尽在中国境内。而我却对着中国那片生我养 我而现在又要吞噬我的土地充满了无限的眷恋。我缓缓地跪下去，对着南方对着北京，对着我的母亲、妻子和女儿。我说：妈妈，我走了……我不会给您丢脸……
我泪流满面。自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的讲台上看到军人和坦克冲进那神圣的广场时我流过眼泪后，这半年多少苦难多少痛苦都没能使我流泪，而当我就要逃离危险投奔自由时，却怎么也抑制不了自己的感情。
亲爱的祖国，能理解我吗？
宪弟也跪在雪地和我相拥痛哭，表姐夫则安慰我：快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你是有家不能奔，有国不能投，总有一天……只要活下去……
星星开始隐退，东方灰蒙蒙的，天快亮了。
表姐夫催促我：“快走吧，天快亮了。”我站起身来，对宪弟说：“如果你四嫂要离婚，让她把雪儿交给我父母抚养，你说，这是我对她唯一的请求。”说完，我头也不回地奔上江面。
江上的积雪齐腰深，比我想像的要难走得多，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我必须尽快越过江中那两国界域，这样才能脱离边防军的射程范围。
但愿边防军的哨兵在了望塔上睡着了。
当我踏上苏联国土时，一轮又红又大的太阳已从地平线上升起，白桦树、桉树和火红叶子的柞树在阳光下更显出俄罗斯的风味。没有路，展现在我面前的是美丽的树林，皓皓白雪以及雪地上被野兽踏出的小路。
早晨似乎是被冻僵了，没有一点声音。静得令人恐怖，我拿出宪弟给我的菜刀。现在威胁我的已不是中共的警察和边防军，而是野狼和黑熊了。在这野狼和黑熊出没的山林中穿行是十分危险的，我于是沿着江边走，方向是东，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就在那个方向。
中午，我终于发现前面有建筑物了——一个高高的大架子，据我所知，中苏边境两国都陈兵百万，一般来说，中方有了望哨或边防军苏方也同样会有。由于大病刚愈，体力尚未完全恢复，而昨夜的急行军和今晨渡江已使我精疲力竭了。无人的恐怖使我变得更现实了一些
，靠我的体力和苏联边境的情况恐怕我很难走到哈巴罗夫斯克。后来我才知道，苏联边境五十公里之内根本就没有居民。
当我艰难地走近了望哨时才发现，那个了望塔是在黑龙江中国那面，而苏联这面根本没有。
我失望地继续往前走，树丛中经常突然飞起一只野鸡或跑出一群野鹿，使你惊吓一下。
天色阴暗下来，鹅毛大雪从天而降。起风了，而且越刮越大。我发现远处似乎有一幢房子，想奔房子去，也许会遇到人，但是大风吹得我寸步难行。我虽然生长 在黑龙江，但是这么大的风雪还是第一次见到——风卷起雪几分钟之内便可旋成一座房子高的雪山。这在黑龙江边被称为“大烟泡”的天气是十分可怕的，它常常把 敢向它挑战的猎人吞没在雪中。
幸好，我在江边发现了一个暗哨。暗哨建在低矮的灌木丛中，有些像中国的地堡，但却是用木板建的，上面披着草绿色的伪装网。我钻进去避风，暗哨室内已有很厚的积雪，几个子弹箱和罐头箱堆在一角，面对中国方向是了望窗，我站窗前望了望，江面全是开阔地，视角极佳。
我把苏军的子弹箱拆了，在了望哨里点火取暖，吃点干粮。但好景不长，半个小时后，“大烟泡”卷来的积雪已把这个了望哨埋住了，我不得不从了望窗爬了出去。
顶风走已是寸步难行，顺风走是今天走过来的路，没有村镇、没有人烟，我突然想起刚才见到的那幢房子，现在虽然看不见，但我记得它在我经过方向的北面，路程也就只有两公里左右。我别无选择，只好奔房子方向而去，好在是顺风，我被大烟泡卷得几乎飘起来。
一个小时后，天完全黑了，我看了看手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我终于爬近了那幢大“房子”——那是一个硕大的棚子，用十几米高的钢筋支撑着的铁皮棚里堆满了用机械打成大包的草。这一定是集体农庄的农民在秋季打的为牛羊过冬的草料。
几十米宽、近百米长的大棚子里草包堆到了十几米高的棚顶。我走进棚子，风雪相对棚外减弱了许多，我一头倒在草包上，再也站不起来，两条腿就如断了一样 的疼痛。浑身的汗水随着我的困盹变得冰冷，我在难耐的寒冷中打哆嗦，两只眼皮上下打架，但我的意识告诉我，此刻，如果我睡过去，就有被冻死的可能。
蓦地，附近的山林中传来了野狼的啸声。那声音像是啼哭的婴儿，令人心烦意乱，毛骨悚然。野狼似乎很多，我的东南和东北两个方向都传来狼嗥，而声音也似 乎越来越近。我连忙挣扎站起来，解下背在身后的背包，掏出火柴，我想点火，这样可以安全一些，也可以暖一些，但问题是点火又不能在棚内，这样大的风雪一不 小心棚内的草就会全被点燃。
我拉起一捆草包，想把它拉到棚边顺风的地方。但草捆太重，而我又疲惫不堪，勉强拉到棚外，草捆立刻就被大雪盖住，我无法点燃火柴。风太大。后来，我在 棚内点燃了一捆草包，然后拼命把它拉到棚外，草包终于点燃了，被风吹得如铁水般火红，我坐在火堆旁，掏出一瓶六十五度的高粱白酒，倒了一铁缸，放在火堆边 烤上。不一会，我身边的雪被火烤化。我的裤子和衣服也开始冒着蒸气。就这样，我一捆一捆地烧着俄罗斯人的草包，一口饼干一口热酒地在远东的大风雪夜里等待 着天明。
孤独、恐惧、寒冷、无助的黑暗把我包裹在荒无人烟的雪夜里。我不知道我能否活到天明，如果野狼开始袭击我。我也不知道能否找到村镇，我的两条腿已经失 去知觉，我从怀里拿出妻子和女儿的照片，她们仍在向我微笑。那种撕心裂肺的思念强烈地注入我的血液，我似乎听到女儿在喊叫：爸爸，你要活下去……
一瓶六十五度的高粱酒被我喝进肚子，酒精使我觉得不再那么寒冷，脑细胞也在酒精的刺激下活跃起来，我的心情似乎开朗起来，周围的一切也似乎变化了，我 借着火花看见附近的白桦树像是美丽的白衣少女，而柞树则像是火红热烈的俄罗斯姑娘在跳舞，林中不时传来的野狼啸声也似乎成了美妙的音乐，它使我想起了生 命，我不再孤独，因为在这个风雪夜我们同命相怜……
突然，我看见十几米外有人在走过来，但火光一暗那人又不见了，我拿起菜刀，艰难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那人突然被风吹得飞了起来，我走过一看，原来是苏 联农民挂在铁丝上的一条破毛裤。在风雪中呱嗒呱嗒地摔打着。我把它从铁丝上拿下来，套在已经麻木的腿上，然后走进大棚，用菜刀砍开几个草捆，钻了进去。
火熄灭了，只有怒吼的大风雪在草原上肆虐，而被酒精麻醉的我已昏昏欲睡，在这摄氏零下四十多度的风雪之夜，我把我交给了上帝，在这耶稣诞生的圣诞之夜，风雪把我掩埋了
……
当我醒来时，我发现我正躺在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俄罗斯青年的怀里，几十个高大的苏联人围着我，那抱着我的青年正在把热水瓶里的热咖啡灌进我的嘴里，他 不停地呼喊着：“打瓦力西！打瓦力西！（同志）”当他们看见我睁开了双眼并说了一句“子拉特乌西（你好）”时竟兴奋得把帽子抛上天空欢呼：“乌拉－乌拉 （万岁）！”
我发现，我的背包已被他们检查过了，妻子和雪儿的照片正在十几个俄罗斯男子汉的手中传着看，他们叼着香烟，大声地喧嚷，似乎在争论什么。一个满脸胡须的看似是领头的人
把照片还给我了。我告诉他，那是我的女儿和妻子。他说，他们也是这样判断的。我在中学时，中俄两个正处于一触即发的对峙状态，黑龙江省所有学校都学俄语。 我学过两册，第一册记得比较牢一些，但都是：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类的，现在用不 上。不过，我带了一本俄中文对照小辞典，勉强相互能够表达各自的感情。
大胡子苏联人告诉我，他们是一个集体农庄的人，他们来拉牛草，在被大雪覆盖的草堆里刨出了一个人，当他们把我从雪里扒出来时，发现我还活着。他说他用 的铁齿只刨到了我的脚，把裤子拉破了大口子，他说如果刨到我的头后果会很严重。他告诉我他知道我是中国人，但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偷渡过境，“你有那么漂亮的 女人和女儿，这是为什么呢？”
我告诉他：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组织和参与了八九民运，六四屠杀后，被中共公安部通缉追捕，从北京逃到了这儿。
那个抱着我的俄罗斯青年做了一个扫射的姿势问我：“邓、小、平—嘟嘟嘟嘟……？”我点点头。他突然抱紧了我，我发现，从他那碧蓝的眼睛中流出两行泪 水，他伸出大拇指不停地向我挥动，并且用快速的俄语向伙伴喊着什么，他显然很激动。他的泪水像是一股清泉涌进了我干涸的心田，我发现，他们都知道中共的暴 行，而感情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大胡子还告诉我，他们一个月才来边境拉一次草。他说：如果他们不来就不会把我从雪里扒出来，那我就会被冻死。他说，这都是上帝的安排，他说，我不懂苏 联边境的情况，苏联规定，靠近阿穆尔河（黑龙江）一百里路程内是不能有居民的，当时主要是防备中共的入侵，所以，我走不到有人的地方就得冻死，他告诉我： 他们决定把我送给军方；“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想。”
我同意了。我别无选择。
我想站起来，但除意识清醒外，两条脚似乎是不属于我自己。
那高大而英俊的俄罗斯青年抱起我，走到一台拖拉机前，把我扶上驾驶室。十几辆拖拉机的拖车上装满了金黄色的草捆。俄罗斯青年摘掉拖车，另一个农民让我 靠在他的怀里，拖拉机启动了，又宽又大的轮胎在雪原上滚动，雪住了，太阳照射在雪原上，白雪皑皑闪动耀眼的光，他们两人各自戴上墨镜。我也打开背包，寻找 我的墨镜，但当我的手触到了包里的香烟时，我忙喊停车。俄罗斯青年把车停了下来，我拿出两瓶高粱酒和一条万宝路香烟，从车上扔到和我再见的俄罗斯农民的面 前，大声呼喊着：“达斯维大里——（再见）”，车下也响起了一片喊声：
“达斯维大里……达斯维大里……”
我心头一热，泪水涌上了眼眶……
第六章 ＫＧＢ
拖拉机开进了一座军营。
高高的了望塔下一幢白色的楼房，硕大的列宁画像耸立在楼旁，路边的板报上画着戈巴
契夫的肖像，一小队苏军跑步从楼房里跑出，高筒靴踏着积雪的路面发出嘎嘎的声响。
一个上士示意拖拉机停下，俄罗斯青年跳下车和他急促地讲了些什么，他向后面的士兵
摆了一下头，两个又高又壮的苏军士兵把我从驾驶室中扶出来。背进白楼，上了二楼后，他
们把我放在一个长条的木椅上，那上士走进来拔出一支锋利的刺刀，割断我的鞋带，帮我脱
掉了已和脚冻在一起的棉旅行鞋。袜子已和脚紧紧地粘在了一起，他脱不掉，便又找了一把
大剪刀一点点剪掉我的袜子。那俄罗斯青年端来一盆白雪，把我的脚放在白雪中，用雪拼命
地为我搓着脚。那苏军上士坐在一把木椅上，点燃一枝香烟，手里把玩着匕首，两只蓝眼睛
在审视着我。
我的脚放在雪盆中犹如放进了温暖的棉絮里，随着俄罗斯青年的揉搓，我慢慢地感觉到
了雪的冰冷。那上士和我说了一大堆话，我只听懂了几句，他是说：不用雪我的脚要冻掉。
然后做了一个用匕首割自己脚的动作。
当我的脚已现出红润，而换过几盆的雪也开始融化后，士兵站了起来拍拍俄罗斯青年的
肩，告诉他跟他去餐厅吃饭。他们走后，两个苏军士兵站在了门口。我拿出烟给他们，他们
摇摇手，但却从自己衣袋里掏出烟卷点燃。一股浓烈的劣质烟草味开始在朦胧胧的房间里弥
漫。我想扶着椅子站起来。努力了几次都失败了，那个青年士兵走过来扶了我一把，我终于
站起来了，并试图慢慢地活动一下手脚。
没有人来审问我。
他们正在仔细地检查我的背包，并向我索取能证明我身份的文件。我给了他们一张“人
民日报”，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的报纸，上面登载着新华社发的我们二十一名“高自
联头头”的通缉令和照片。除此之外，我再没有可以证明身份的文件了。
下午一点钟，两个士兵把我扶进了餐厅。一个亚麻色头发的炊事员正在为我忙午餐，他
一副快乐的模样，不一会为我端上一大盘蕃茄汤，一盘牛肉和一盘鱼。他坐在我的对面，一
面喝着苹果水一面笑眯眯看着我。看我只吃了一块面包，而奶油一动不动，他便又跑进厨房
，为我炒了一盘米饭。我实在没有食欲，但是为了不至于让他失望，我大口大口地吃完了一
盘饭。他高兴极了，又给我倒了一杯红茶，并放了两大匙白糖。我想，边防站的食品大概要
比苏联民众好得多吧？为表示对他的感谢，我给他一支烟。他看了看，点燃后吸一口连声说
好。我告诉他那是美国烟，他忙掐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要回宿舍去抽，让炊事班的
小伙子们都能尝到美国烟的滋味。我从衣袋里把这包刚刚开的万宝路送给了他，他脸红了，
一个劲儿推辞。我告诉他我还有很多，送给他是让他的战友们尝尝。“美国的烟很好！”他
用俄语说着然后把烟揣进上衣口袋，谢过我后他才把那吸了一口的香烟重新点燃，有滋有味
地吞着烟雾。
上士打开了餐厅的门，把我带进了一个很大的办公室。办公室的正前面墙上挂着一幅硕
大戈巴契夫的标准像，相片下面的写字台后坐着一个年轻的军官，笔挺的呢制军服使他显得
很英俊。从他所坐的位置，我猜他一定是这个边防站的最高首长了，他肩章上的一杠三星告
诉我他只是一个上尉。
上尉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他指着头上的戈巴契夫问我：“他你认识？”
我告诉他：“我认识他但他不认识我。”
上尉笑了。向头上伸了伸大拇指说：“他很好，比邓小平好，你同意吗？”
我说：“非常正确，我同意。”
上尉站起来，把摆满他桌子上的我的东西收起来，把证明我身份的“人民日报”也还给
了我，然后问我想不想喝点咖啡。我告诉他我想睡觉，如果他不审问我。他说：“睡觉不行
，我们在等人，我要把你交给他们。”
下午三点多钟，我们等待的人终于到了。两个身材高大的军官走进了边防站长办公室，
上尉站起来向两人敬了礼，两人还礼后走到我面前，和我握握手。年纪大一点的是一位上校
，后边的是一位少校，不仅年轻，而且有些像是亚洲人。他说，他是翻译，我们可以先坐下
来谈。
上校用急促的俄语问话，我只能听懂几个单词，少校翻译为他翻译。
问：“你是张伯笠？”
答：“是。”
问：“除此之外还有什麽可以证明你身份的文件吗？”（指着“人民日报”上的通缉令
）
答：“没有。”
问：“你到苏联的目的？”
答：“要求贵国出于人道将我引渡到西方。”
问：“为什么不要求在苏联政治避难？”
答：“我不想影响两国刚刚恢复的正常关系，况且苏联并没有强烈谴责中共六四屠杀，
态度暧昧。”
问：“准备去哪国？”
答：“美国或法国。”
上校不再问了。他用俄语和翻译说了些什么，然后拿起边防站的电话。这时，我和翻译
点燃香烟，慢慢聊起了天。他告诉我，他是在哈巴罗夫斯克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他并没
去过中国。但我很惊奇，他的中文发音很准确，没有外国人那种“怪味”。
上校放下电话走过来：“张伯笠同志，我们需要换一个地方。”
越野吉普车在积雪的草原上津津有味地走着，十几分钟后，我们上了公路。在车上，上
校随便问一些天安门广场的情况。
一个小时后，我们的越野车开到了一个大门前，大门的两侧是绵延不尽的铁丝网，两个
身穿军呢大衣的士兵抱着冲锋枪查验了上校的证件，然后敬礼让车辆开进大门，进大门后才
驶上真正的公路。
我问翻译，这里面是军事基地吗？
翻译笑了：“不是，这里面是苏联。”
我恍然大悟，这就是早晨救我的集体农庄的农民告诉我的“边境”。这道铁丝网绵延数
千公里，从铁丝网到中苏边境有五十公里，而这五十公里是不能有居民的。所以说，过了这
道由苏军警卫的铁丝网才算进了苏联。我发现，苏联的边境比中国的边境要严格得多。
公路越行越平坦，两侧的村镇也出现了。在公路两侧，车灯的余晖中会出现顶着雪花急
急行走的老妇人。她们穿着厚厚的皮大衣，而下面却穿着裙子。
我们的越野吉普车在公路上行驶了近四个小时才驶进一个城市。火车的吼叫和飞机的轰
鸣告诉我，这是一座很大的城市，我判断它应该是哈巴罗夫斯克或是此罗此詹。当我问翻译
时，翻译说：对不起，现在不能告诉你这个城市的名字。
吉普车驶进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那像是一座学院，但操场上在雪地上跑步的几百名士兵
告诉你那不是学校而是军营，灯光下，士兵们大衣的下摆随着身体而掀动，亮亮的刺刀在灯
下闪着寒光，这使我联想起看过的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起义前的一串镜头。
吉普车在一座八层大楼前停了下来，那是一座白色的现代化建筑，建筑物前面的标志告
诉我，这就是著名的ＫＧＢ部队在远东地区的一个总部。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也曾在图书馆阅读过关于ＫＧＢ内幕的书，这是一个令人听了毛骨
悚然的组织，斯大林曾利用它杀死过多少人大概谁也算不出精确的数字。人们把它与屠杀、
恐怖、无情、诡秘联系在一起。
而我被他们扶下了汽车；此刻我的命运已掌握在ＫＧＢ的手中。
他们把我架到一个地下室，在一个审讯室中他们让我脱掉所有的衣服，然后换上他们的
一套囚服。一个医生给我做过简单的体检，记下体温、血压、身高，然后拍了各种角度的照
片。
翻译把我带进一个沉重的铁门，一个走廊里站着四个又高又壮的青年士兵，他们向翻译
敬了个礼，打开了一侧小铁门。
翻译先生走进去，然后士兵把我扶进去。这是一个有八平方米的房间，正面墙上有一个
方方的窗。
“这是牢房？”我问。
翻译脸上现出一丝尴尬：“这是你休息的地方。”他没有正面回答我。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昏暗的灯光下，一张小床，小床上的白床单和毛毯使你觉得这更像
是病房，铁窗下一张小桌子和一把椅子，床和桌椅统统固定在地板上，除此之外，室内再无
其他东西了。
翻译拍拍床：你可以好好睡一觉，这里很温暖！
室内的暖气开得太热，使只穿一件单衣的我有喘不上气的感觉。这和昨天夜里在大风雪
中的感觉截然不同：那时，我把生命交给了大自然，然而是自由的；现在我把命运交给了人
类，却成了不自由之人。
跟着感觉走吧！我安慰着自己。
第七章 铁窗十五天 门外开锁的声音使我从睡梦中醒来。照例，士兵端来早餐，放在桌上后把门又锁上了。铁窗的上方射来一丝光亮，告诉你：新的一天到了。 这几天每天照例被提审，多次是一位个子很矮的少校，他有一双狡诘的灰眼睛，而且喜欢一边问我问题一边从我的烟盒里掏烟抽。他经常突然问你一个刁钻的问题，然后眯着眼睛观察你的表情。 昨天的审问中，他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你应该说实话，中国派你到苏联干什么？” 我疑惑地看着他。他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不错，我们有可靠的情报和足够的证据证明，你不是张伯笠。真正的张伯笠在北京已被捕，关在秦城监狱，而你不是，你是假的。你究竟是谁，来干什么？” 我不理他，看着他不停地挥动着拳头，觉得他挺滑稽，我说：“我不是张伯笠？那我是谁？” 他逼问我：“你是谁，这正是我们需要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 我说：“如果我不是张伯笠，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了，抱歉，你能告诉我我是谁吗？” 他脸色阴沉：“我会把你送给中国公安，让他们帮助确定你是谁，我不喜欢你的幽默。” 我点燃一支烟：“这个你决定不了，你不用吓我，你知道我不怕你威胁。” 有一天，他带来一个很大的彩色电视机，他告诉我那是他们苏联产的，效果极佳。我不敢苟同他，那大电视机样子很丑，而且影像效果也不太好。 他们给我放一部片子，是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供的“北京反革命暴乱真相”。小个子少校一边放一面问我问题。 当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等人的镜头出现时他会立即定格，问我：“这个是谁？”我说：“电视里不说了吗？” 他说：“我问你，电视说的对吗？” 我说：“不对。” 他指着群众扔石块的镜头说：“这是真的吧？”他指着立交桥下吊起的刘国英尸体：“
这是真的吧？”
我说：“他罪有应得，因为他向人民开枪。”
他说：“他是军人，他应该执行命令。”
我说：“那不是军人，那是杀人机器。真正的军人也是人，他们绝不会去屠杀自己的人
民。”
当我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讲话的镜头出现后，他又定格。“这个人是谁？”
我说：“那是张伯笠。”
他突然眼睛一亮：“你认识他？他现在在哪？”
我点燃一支烟：“他现在就坐在你面前，少校同志。”
他也从我的烟盒里拿出一支烟点燃：“目前还不能最后确定。”
慢慢地，我已经可以下床自己走路了。嘴上的水泡已经定疤，而且每天夜里可以洗个热
水淋浴。他们给我的餐饭还算不错，每餐四个菜一个汤，一杯红茶。马铃薯是每餐都有的，
其余的是牛肉、鱼肉和猪肉，青菜则很少，偶尔也有鸡蛋。我吃不惯奶油，但每餐都有，后
来我发现在士兵端走我吃剩的餐盘时，他们把奶油装进纸袋或塑胶袋留着自己吃。我知道，
他们没有我的伙食标准高。
走廊里的四个士兵两人一班轮流值班。我常常给他们烟抽，也抽他们的苏联烟，一个大
个子士兵问我去过少林寺没有，我说去过，他问我会不会武功，我吓唬他说会一点，没想到
他很紧张，告诉我，千万别想逃跑，他拍拍腰：“我们会开枪的。”我告诉他，我没有要跑
的意思：“这里有吃有喝，还可以洗热水澡，我干嘛要跑？”他明白我的意思后，朝我伸了
伸大拇指。
经常和我在一起的军官，除两个少校外，还有一个上校，他很年轻，个子高高的，皮肤
有些黑，似乎不是斯拉夫人。他很客气，相比之下，那个看上去比他年龄还大的少校则很讨
厌。那个去边防站接我的少校翻译则每天都和我在一起，我们谈得很投机。他们是不告诉我
名字的，我于是给上校起了个名字叫伊凡诺维奇，给少校起了个名字叫“狡猾诺夫”，翻译
则免了。
一天早晨我刚吃完早餐，牢门开了，“伊凡诺维奇”上校和翻译走了进来。上校说：“
新年好！”竟然是用中文！
原来一九九○年的元旦到了。
我说：“谢谢你们给我带来这么好的消息！”
上校很奇怪：“你不是有带日历的手表吗？”
我苦笑：“被狡猾少校收走了。”
上校说：“一会儿会送还你的。”
翻译给我送来几十本中文版的“苏联画报”、“苏联妇女”画报；“挺无聊的，没事躺
床上翻着玩吧。”
上校说：他们经过查证，已证明张伯笠没有被中共公安机关逮捕，同时也证明了我就是
张伯笠，他说他们已经请示了莫斯科，我能否被引渡到西方要ＫＧＢ总部决定。
他告诉我：“如果我同意，你可以每天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于是，在这一九九○年的第一天，我穿上了脱掉四天的棉衣，走出地下室。
那天阳光灿烂得眩目，过好久我才敢睁开双眼，地下室的外面是一个只有四十多平方米
的天井、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围墙上是通着电的铁丝网。四个ＫＧＢ士兵静静地站在铁门旁
，看着我在天井里，一圈圈地散步。
上校和翻译和我握握手，在告别时，翻译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罗马尼亚暴君齐奥
塞斯库被处决了，“人民胜利！”他小声说。
我太兴奋了！中国的八九民运显然失败了。但是她所形成的冲击波已经在东欧发生了重
大影响，当时我还弄不清楚罗马尼亚人民起义的真相，但西奥塞古夫妇的被枪毙总是一件大
快人心的事，这会让中国的总裁者心惊肉跳！
我仰望蓝天，一群鸟儿自由地从我的头顶飞过，我多想和它们一起飞，去寻我自由的天
空！
几天后，ＫＧＢ五名上校和一个穿便衣的翻译对我进行了一上午的询问。
他们是从莫斯科来的。
他们询问了八九民运的全部经过，并询问了二十一名学生领袖现在的处境。那个穿便衣
的翻译的中文好棒，如果他不是碧眼黄发，我简直会以为他是中央电台的播音员。
我强烈地谴责中共的屠杀和追捕，并希望苏联政府能从人道主义出发将我引渡到西方，
我认为戈巴契夫的新思维中已经提到了人道主义和人权问题。
一位年龄稍大的上校说：“我们如果将你送给中国政府你会觉得怎么样？”
我回答：“我反对。”
他又说：“中国政府会枪毙你吗？”
我说：“我不知道，也许会吧。”
上校说：“你要知道，我们将你引渡给西方，中苏两国刚刚恢复的友好关系就会受到影
响。”
我回答说：“但如果你们将我送给中国政府，全世界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会同声谴责你
们。如果中共以叛国罪加反革命组织、宣传、煽动罪判我极刑，你们更会受到全世界的谴责
，也会影响西方国家对你们的经济援助。”
他很坦诚：“这正是我们的难处。”
临了，他说：“我们还需要等待，等待最后的决定。”
一九九○年元月十日中午，我刚刚吃过午饭，伊凡诺维奇上校和少校翻译便走进我的牢
房。他们把我带到审讯室，两人表情都很严肃。他们让我换上我自己的衣服，检查我背包里
的物品。我发现，我带的东西一件不少，那里有几十个电子表，是我准备用来换卢布花的。
现在，也许用不着了。我在所有的清单上签了字，然后轻描淡写地问：“是要换个新地方吗
？”
他们没有回答我，而是用厚厚的毛巾捂住我的眼睛，只听见翻译小声说：“对不起，但
上级要求我们这样做。”
我被搀扶着走出地下室，当我坐进一部车子时，车子立即发动了，我听见车外有几个人
向我说：“打斯维大里（再见）。”
翻译解下我的“眼罩”，我看见几个熟悉的军官和看守我十五天的四个年轻的士兵，便
伸出手去和他们一一握手，互道珍重。
吉普车门动了，我的眼睛又被罩了起来，四周一片漆黑，只能感受到热呼呼的暖气不断
扑来，我躺在车座上昏昏欲睡。坐在前面的伊凡诺维奇上校在和少校翻译用很快的俄语交谈
着什么。我判断，他们要将我送给中国边防部队。因为他们说到了“解放军”这个词。
吉普车大概行驶了三个小时后，翻译为我解下了罩在眼睛上的厚毛巾。天色已近黄昏，
白茫茫公路边闪过一个小镇，几个身材高大的苏联妇女穿着厚厚的皮袄在等公共汽车，那具
有俄罗斯情调的木屋在车窗旁闪过。不久，吉普车开到了有铁丝网的大门口，一个苏军士兵
给上校敬了个礼。放我们出了门。
当我们开到边防站时（就是十五天前那个边防站），天已彻底黑了下来。上校下了车，
翻译和司机陪我坐在车上。不一会，那个年轻的边防站长和一个上尉陪上校走了过来，后面
跟着一队穿着羊皮大衣的士兵。
上校坐进车，我被翻译和上尉挤在车后座的中间。
上校通过翻译告诉我：他们政府决定将我送给中国政府。上级决定由他负责此项任务。
此刻，我的猜测被证实了。但我仍不相信苏联政府会那么愚蠢。这一定是ＫＧＢ的决定
，而ＫＧＢ一直控制在苏联的强硬派手中。
我冷笑一声：“谢谢你上校同志，你的任务可以说是光荣而艰巨。”
吉普车在雪地上颠簸前进，十几分钟后车停在黑龙江边。
上校拿起红外线高倍望远镜向中国一方了望。我想，他也许是等待中共过来接我的人。
上校一边观察一边说：“张伯笠先生，我们并没有通知中共的边防部队。我们考虑到你
有那么小的女儿……所以从人道主义出发，让你自己回中国去，至于能否安全，看你的运气
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已经做好被暗杀或长期坐牢思想准备的我没有任何欣喜，我反而觉
得无可适从——我回中国后该去哪里？
我不知道。
上校让司机关掉汽车发动机。四周很静，没有一丝风，天干冷异常。上校告诉我，中国
的边防部队距我过江的地方有二十多里路程，只要我一直过江，不会有危险的。他又说：“
我希望你到任何时候不要讲出你到苏联的事。我们也一样，把这段经历烂在肚子里吧。”
我同意了。
我伸出手去：“那么再见吧，我不知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见面，我把你当成朋友，上校
同志。”
他蓦地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他的声音也变得抖颤：“朋友，请你理解我们，这不是我
的本意，这是上级的命令……我只有祝福你安全……”
少校翻译也抱住了我，他的泪水滴在我的脸上，他只是紧紧地抱着我，一句话也没说。
我哽咽着说：“别为我担心，即使我在中国再潜伏两年，他们也抓不到我，因为人民站
在我们一边，他们的独裁政权崩溃的日子不会太远的……”
月亮出来了。又大又红的月亮像是一个大红火球，滚出白雪皑皑的地平线。
我毅然踏上黑龙江，坚定地走进黑暗。……
两天两夜之后，我在黑龙江中国一侧的一个支流旁发现了一个渔民（猎人）的土屋。于
是我在那住了下来。
三个月之后，民主女神号广播船从法国出发向南中国航行。与此同时，我在那片荒原上
播种着希望的种籽。
收获不会太远，我充满信心。
（全文完）
□ 原文连载《新闻自由导报》第１１９至１２８期
【作者简介】 张伯笠，男，三十岁，黑龙江省人，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员。他的报告文学曾多次在中国北京、台湾获奖。其获奖作品包括：《哈木哈木》、《中国星火》、《通向大海之路》等。
一九八九年张伯笠参加领导了天安门民主运动，历任北京大学《新闻导报》总编辑、天安门绝食团副总指挥、天安门指挥部副总指挥、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一九八九年六月张伯笠被中共列入二十一学生领袖通缉令中全国通缉。 此后，张伯笠在中国深山里藏了两年之久，其间曾亡命苏联，后被送回中国。一九九一年六月逃抵美国，被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聘为研究员，完成了《逃离中国》一书。目前此书已被拍成了纪录片并在美国国际人权电影节播出。
张伯笠现为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副主席、《中国之春》杂志主编兼编委会主任，并兼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 ～～～～～～～～～～～～～～～～～～～～～～～～～～～～～～～～【散 文】 我不敢忘记
张伯笠
“遗忘和不能遗忘是统治者和人民群众知识份子长期的持久战。”——米兰·昆德拉 每年六·四，都要写点什么。前几年在大陆藏匿没有条件写，现在有了条件又一时不知从何写起，我不由自问，你是不是把“六·四”淡忘了？ 于是象恶梦惊醒一般的一头冷汗。
人们习惯于遗忘，人们习惯于忘掉痛苦而把幸福珍藏着，人们习惯于忘掉死去的和过去的而珍惜现在的憧憬未来的。四年前那群人的鲜血早已凝固、变淡，在人们 匆匆行走的脚步下抹平了痕迹。四年前那滚滚的热泪，已变成了卡拉ＯＫ厅中的冷饮。生活变化之快令我目不暇接。我努力去适应这一切，但却不敢忘记当年那一 切。 一切都从那个青年的微笑说起。那是六月四日的凌晨，天安门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结束之后，我带领民主大学的十几名同学迎着枪声向包围广场的军队冲去。在前 门的西侧，在那个象征开放的肯德基家乡鸡的楼前，上万名群众和大学生与进攻的军人展开了拉锯战。士兵们高喊着“热爱首都，热爱人民”的口号跑步向广场包 围。市民们高喊着“保卫广场，保卫学生”的口号拉拽士兵。
密集的枪声响了，市民们向四处跑散或就地卧倒。于是士兵们继续前进，继续高喊“热爱首都，热爱人民”……。
枪声停了，市民们爬起来又象潮水般涌上去，围住士兵，高喊着“保卫广场，保卫学生”。
于是又是一片密集的枪声……。
枪声中，一个青年背着一个伤员来到前门附近的急救站。那个伤员满头是血仰躺在担架上，医生用白药棉把他脸上的血轻轻地擦去，但却找不到伤口在哪里。 灯光下，那是一张年轻而英俊的脸，仍在淡淡地微笑。我们发现，那大理石般的脸的下巴处有一黄豆粒大的洞，血从那里流出。医生猛地把他翻过去，他的后脑被子 弹炸成一个洞……。
医生说：他死了。
那个背着死者来的小伙子痛心疾首地说道：同学们，不要忘记这一天，这是六月四日啊！
在我整整两年的逃亡中，每当被恶梦惊醒时，我的脑中都会响起那痛心疾首的吼声……
那两年我在恐怖、饥饿、孤独以及病痛的折磨下度日，而妻离子散的痛苦同时在撕咬我的心灵。在这双重的痛苦下，我不得已逃亡到海外。
当我身体基本复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了民主中国阵线和民主中国团结联盟世界代表大会。在这次合并大会上，我被代表们选为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的副主席。 这副担子对于我来说似乎过于沉重，我面临的是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是一个难以掌握分寸而又不断受到同道人责难的组织。但我不敢退却，我想起四年前那死难的青年，我可以忍辱负重地承担一切。
我不敢遗忘，因为我不属于我自己。
我不敢遗忘，因为那些冤魂得不到慰藉。
我不敢遗忘，因为还有刘刚等大批的朋友还在铁窗内，得不到本属于他们的阳光和自由。
我不敢遗忘，因为我是这个苦难民族的一分子……。 □ 转载自《新闻自由导报》第一三一期 ～～～～～～～～～～～～～～～～～～～～～～～～～～～～～～
～～【纪实文学】
逃亡铁幕内 （上）
张伯笠
我曾经答应过ＫＧＢ的伊凡诺维奇上校，把亡命苏联的这段经历藏在肚子里，绝对不向世人公布。
谁会料到，二十一个月后，苏联解体了，铁幕打碎了，捷尔任斯基的铜像和列宁的铜像轰然倒在尘埃里。我可以写我的这段经历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北京，解放军的坦克碾碎了黎明，在中国人心灵上肆虐。我和柴玲等人带着心灵和肉体已疲惫不堪的学生们离开了我们坚持了五十多天的天安门广场。 三天后，我逃离北京。
九天后，中共公安部转发北京公安局通缉令，对王丹等二十一人实行全国通缉。我是天安门指挥部副总指挥，又是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被全国通缉是预料中的事。我们二十一人的通缉令通过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迅速传遍中国各个角落。我的通缉令原文是这样的：
张伯笠、男、廿六岁、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身高一点七五米左右，较胖、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
同时，在通缉令的前面附上戒严部队指挥部和公安部杀气腾腾的警告，让我们“投案自首”，否则“从严惩处”，如谁敢窝藏，严刑判决，绝不宽贷。
此后，中国笼罩在红色恐怖中，由警察、武装警察、解放军部队以及秘密警察和小脚老太太巡逻队组成的铁幕又开始把中国和外面的世界隔绝。到处是警车的呼啸 声，电视台和报纸不仅又被谎言塞满，而且也报道一些我们二十一人被捕或逃亡海外的消息。王丹、杨涛、周锋锁、熊焱等相继被捕；吾尔开希、李禄等逃到了巴 黎；马少芳、熊伟向中共自首……而对我们仍在逃亡者的包围圈也越缩越小。我扮成农民，在黑龙江省的农村躲藏了几个月后，黑龙江进入了冬季，再没什么农活可 做，我暴露的危险也随之增加。
我冒险潜入哈尔滨，找到了一个叫宪弟的人。他是职业军人，是我在哈尔滨的老朋友。他告诉了我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公安部不仅知道我被困在黑龙江省，而且中国铁路公安局长在全国铁路电话会议上向铁路、交通公安警察下令：发现张伯笠可当场击毙。 于是，我决定逃离中国。
从香港逃亡当然是最好不过了，但王军涛、陈子明的被捕说明香港的地下通道已被中共公安所掌握。我甚至不知道从哈尔滨到深圳的路上是否会被警察击毙。
缅甸、越南、老挝、蒙古？路途遥远，况地理不熟，成功希望渺茫。
我选择了苏联。 苏联和黑龙江只一江之隔，宪弟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有个开中国餐馆的朋友，如能找到他，或许可以和西方国家取得联系。 有病乱投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开出条路，或许就是生路。
第一章 夜幕下的哈尔滨
哈尔滨火车站在夜色包围中。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几辆警车十分显眼。一小队接一小队的警察和戴红袖章的治安人员不停地检查候车旅客的证件和车票。据中央电视台公布，全国已经进入“春 节运输”期间，旅客暴增，乘坐特别快车和直达快车的旅客可以凭票进入候车室候车，而慢车和普通快车的旅客则只好在寒风中机械地排着一列列长队，在警察和车 站工作人员的吆喝下等待乘车。
夜间十一点钟，我和宪弟出现在车站广场。寒冷的天气和飘飞的雪花给我创造了伪装的条件——我戴着严实的风雪帽，一条印花大毛巾把脸捂得只剩一双眼睛，眼 睛上戴着一副当地青年人多数喜欢戴的变色眼镜。宪弟穿着一件又厚又重的羊皮军大衣，提着我的手提包。而我只拎了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伪造的身份证和边防通 行证。
一队武装警察从我们身边走过，若无其事。但当他们走到苏联红军纪念碑下一个青年人身边时，却闪电般把那个毫无提防的青年人击倒在雪地。旅客们忽啦啦围了过去。宪弟要去看看，我没同意。对我们来说，现在最好把好奇心收起来。
不一会，那个青年被押上了警车。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他高昂着头，长长的头发在寒风中飘拂。 据说，在他的身上搜出了一支五四式手枪。
车站的气氛顿时紧张，武装警察显然在不断增多。他们像警犬一样在人群中嗅着，大概是寻找持枪青年的同党。但他们不知道，被中共人大会上报告中污蔑为要杀 死四千六百万共产党员的“新时期黄埔军校”（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校长，他们全国通缉半年而一无所获的张伯笠就在这候车的人流中。
我感到情况对我们不利，立即拉着宪弟走出长长的队列。为了不引起怀疑，我们到书报摊前买了几本书，一本《天津文学》增刊，一本《当代》文学双月刊，还有 一本是海南岛出版的杂志，封面是我和王丹等二十一人的照片，照片上的我正拿着麦克风向天安门广场的同学讲话，那肯定是秘密警察当时拍摄的。
车站的警察开始搜查旅客的旅行包，检票口也增加了十八个警察。而我所要乘坐的开往北方城市佳木斯的列车已经开始检票。 宪弟问：“怎么办？” 我说：“别慌，跟我走。”
在考入北京大学作家班之前，我在铁路跑的几年记者使我对中国各主要大站的情况了如指掌。在中国大陆，每一个车站都有“通勤口”，即铁路内部职工上下班走 的小门。这个小门一般旅客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一般也不敢走，因为门旁边有门卫室。但据我所知，门卫多是老职工，而他们一般不过问过往的铁工，问题是你必须 像是一个铁路职工。 我所乘坐的列车午夜十二点四十五分从哈尔滨火车站发车。
我和宪弟十二点三十分出现在车站广场南侧一里之遥的“铁工通勤口”。小小的角门不时有拎着饭盒的铁工出入，门旁的门卫室里灯火通明，透过窗子可以看到一个戴红袖标的老头正在就着一碟花生米喝老白干。
没有警察，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给宪弟使了眼色，于是大摇大摆地向通勤口走去。宪弟紧跟着我，脚步显然有些犹豫。我想提醒他放自然点，否则是很危险的，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已经出现在门卫的视线之内了。
我顺利地走进了通勤口。然而糟糕的是，老门卫开门出来拦住了宪弟。 我的反应是敏捷的。自通缉令发布之后，我曾和警察多次发生过正面冲突，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关键时刻表现得冷静机智，这使我常常化险为夷。
我还没等老门卫开口盘问宪弟，便用标准的哈尔滨腔调骂开了：“妈了巴子，就会磨蹭，眼看迟到了，这个月的奖金要是泡了汤，看全班弟兄不剥你的皮！” 宪弟反应得很快：“操他妈的，老子一不想入党、二不想入团，能把老子怎样！”他一边说一边推开老门卫走进了站台。 老门卫在后边做开了思想工作：“小伙子，火气不小哇！这年头该忍就得忍，打死犟嘴的，淹死会水的，对不？哪个段的？”
我忙回答：“机务段。” 宪弟说：“妈个臭Ｘ，不是人干的活！” 老门卫用火柴棍拨着牙花子：“嗨，小伙子，哪个段都一样！”说完，他向自己那灯火通明的门卫室走去，一边走一边摇头：“这年头，都这么大火气……”
二十分钟后，混在站台人群中的我顺利地登上了火车。 而前面的旅程是未知的，连我自己都怀疑能否活着走完几千里路的全程。 但是，列车毕竟驶出了夜幕下的哈尔滨，一个对我威胁最大的城市。
第二章 列车上 列车严重超员。
过道上和车门口挤了许多没有座位的人。 我和宪弟只挤到两个车厢的连接处就再也挤不动了。我迅速在烧水锅炉旁挤了一个位置，我不想进车厢，车厢里灯火太亮，万一被警察认出就麻烦了。
列车里乱糟糟的。烟草味、汗臭味和其他说不清的味道四处弥漫，打扑克的、吹牛聊天的、嗑瓜子的很是热闹，几名铁路警察带着十几名戴红袖标的旅客在各车厢 巡视。这些戴红袖标的是从旅客中选出的，叫“列车警民联防小组”。这些人不管什么事，到餐车开个会，发个红袖标，回到车厢照旧睡大觉。
宪弟拿出香烟，随手递给他身边的两个穿皮夹克的小伙子一人一支。那两个小伙子一看是美国“万宝路”，也就老大不客气叼在嘴上。我想提醒宪弟少和别人说 话，以免出事，但已经来不及了，宪弟已叼着香烟，和那两个人摆开了龙门阵。那两个皮夹克的前前后后放了几个大袋子，不知道装些什么。来往的人觉得那袋子碍 事，想发作，但一见那两个皮夹克和宪弟的块头，便把话咽进了肚子。
列车离开哈尔滨一个小时后，两名警察带着两名“红袖标”挤了过来。当他们走到我面前时站住不动了。 “谁的袋子，打开检查！”警察大声喝道。 那两个皮夹克说是他们的。警察立刻友善多了，和他们寒暄起来，两个皮夹克让警察给他们解决卧铺，警察满口答应。显然，他们认识。
一个“红袖标”摸摸袋子，看看我，看看那两个“皮夹克”，又看看吞云吐雾的宪弟，似乎想询问什么。 宪弟不高兴了，大手一拨，那红袖标就地转了个圈儿。 宪弟说：“戴个红袖标就是人了？看什么？你看我像王丹呢还是像吾尔开希？！”
周围爆发出一阵大笑，连那两个警察也笑了。那两个皮夹克大汉笑得更开心。一个皮夹克说：“那王丹和吾尔开希一个在秦城监狱，中央委员待遇，一个在法国当 民阵副主席，和李鹏一个级别，你他妈有那福份见到他们吗？瞧你那熊样！”另一个皮夹克说：“那二十一个学生领袖中的张伯笠是咱们省的人，听说逃回黑龙江 了，说不定能被你碰上立功受奖呢！” 人群又一阵哄笑。
我虽然紧张到了极点，但也只好陪着笑。 一个皮夹克说：“这半年都快过去了，那二十一个学生头儿该抓的抓，该跑的跑到外国去了，就咱们省那个张伯笠楞是没消息，你说怪不怪。”
那个铁路警察接过皮夹克递过的烟卷儿，一边点头一边说：“咋没消息？前几天我们局长去北京开会，公安部说张伯笠现在带人在长白山打游击呢！”
我吓了一跳，这是我在北京大学的宿舍里说过的一句玩笑话。 皮夹克说：“妈的，还是咱们东北人有种！” 铁路警察说：“不过是猜测。还听说他已在黑龙江口活动，你们分局没布置抓他？” 我的警惕是对的，那两个皮夹克是警察。 皮夹克说：“抓，布置了。抓了半年了，就那么巧让咱们碰上？前几天又布置抓，说在佳木斯一个农场发现了张伯笠，扯鸡巴蛋！”
另一个皮夹克说：“人家什么脑袋？咱们是什么脑袋？笑话，再说，再说，现在谁扯那个鸡巴蛋！都是黑龙江老乡，让北京戒严部队来抓嘛！当官是他们、入党是他们，长工资也是他们，咱们算个屁？弄俩钱儿养家糊口才是正事儿。”
警察问：“这趟弄多少？” 皮夹克：“二百件，一会给你们俩弄件穿穿，这次是内蒙古产品，皮子软、好货！” 警察笑着带红袖标走了。皮夹克在后边喊：“卧铺两张，别忘了！”
警察走了，皮夹克成了这里的中心，从谈话中我知道了二人的身份：佳木斯东安分局的侦察员，到哈尔滨弄皮夹克回佳木斯卖，一件可赚三十元至四十元。他们跑这一趟，每人可赚三四千元人民币，比他们一年的工资都多。 经过了刚才的惊险，我胆子也壮了，蹲在车门口的滋味也真不好受，我拿出香烟，递给两位皮夹克，一边为他们点烟，一边问：“哥们，这卧铺还真不好买，是吧？” 一个皮夹克说：“咋不好买？看你有没有钱！你肯出钱我给你买。” 我问：“要多少钱？” 皮夹克：“一张硬卧十八元，你给三十六元和一包万宝路烟我就能给你买来。” 我拿出一张一百元面额的人民币和两包万宝路烟：“那就劳驾大哥帮忙了。” 那皮夹克瞧瞧我：“我说着玩呢！没想到你还真肯出血！” 我装作轻松：“反正公家报销。” 宪弟说：“他是我们厂的供销科长，没问题。” 那皮夹克把烟塞进衣袋里，拿着钞票向餐车挤去。半个小时后，他挤回来了，手里拿着四张补票。他对我和宪弟说：“走吧，帮我拿两个袋子！” 我们昏头昏脑地挤过了几节车厢，终于进了卧铺车厢，这和喧闹的普通车厢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车厢里灯已经熄了，我爬上上铺，躺了下来。累极了。
列车在风雪中向北前进。 现在，无论灯火通明的普通车厢怎样拥挤，警察的眼睛怎样警惕，那都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也许是太累了，我居然睡着了。 睡梦中似乎是每次从北京回太原一样，前面迎接我的是妻子和女儿的甜蜜亲吻……
第三章 边防检查站
翌日上午，我们顺利地到达佳木斯市并换乘开往边境的公共汽车。汽车开得飞快，宪弟偷偷告诉我，昨夜他一夜不曾合眼，总怕警察突然抓走我。
汽车驶过松花江，江面已完全封冻，像一条冻僵的白蛇向远方蜿蜒。下午二点钟，汽车驶进了一个叫只龙山的镇子，在只龙山过后有一座长二十五米的水泥桥，中共的武装警察一个支队驻守桥头，过了桥就属于边境地区了。
我必须过桥。
汽车上的旅客常常谈桥色变。据说守桥的武警非常凶狠，没证件的人常常被毒打，甚至羁押起来帮他们干些活，几个月不放人。
我和宪弟虽然都持有边防通行证（伪造得可乱真），但我仍不敢闯边防检查站，我的通缉令随处可见，而黑龙江的边防对我会更加关注。我决定在桥前一段距离就下车，然后想办法偷越过边防检查站。
汽车在检查站前面没有站牌，远远的已经看到桥头飘扬的五星红旗了，我要求司机停车让我们下去。
司机很不高兴，继续开车，没有丝毫要停的意思。 边境检查站越来越近，我心急如焚。
坐在司机身边的售票员是一个年轻又漂亮的姑娘，她聚精会神地看着我，悄声问：“你是不是没有边防通行证？”
我点点头。她又瞧了瞧我，叹了一口气。
我查觉到那大眼睛中闪现的同情，便递给她一包万宝路香烟，求她给司机说说情。 她拿过烟，扔给司机，然后告诉我要沿山边走，千万不要进山，进山容易迷路，后果不堪设想。
汽车扔下我们开走了，在汽车卷起的雪雾掩护下，我和宪弟迅速地下了公路，钻进林海雪原。按照我的设想，我们只要在四个小时内绕过边境检查站，就可以赶上最后一次班车。
下雪了，而且越下越大。纷纷扬扬的大雪如棉絮似鹅毛，天气异常寒冷，大概在零下四十度左右。我们在齐膝深的雪地艰难跋涉。大雪在帮我们忙——它掩埋了我们的脚印，使我们不至于被巡逻的边防军发现行踪。
边境检查站的五星红旗成了我们校对方向的座标轴心。我们从一个林子奔向另一个林子，借树木的掩护，以防被高高的“大架子”上的值班哨兵用高倍望远镜发现。然而，四个小时后我们仍未走出这片林海雪原，我发现我们迷路了，而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我的周身已被汗水渍透，两腿发软，两只脚似乎不是自己的。宪弟也是一样，尽管天气出奇的冷，他还是脱下羊皮棉帽，用手帕擦着满头大汗，腾腾的热气从他的头顶升起。
我说：“先歇会吧！”于是两人无力地将自己的身体扔在雪地上。我点燃一枝香烟，而宪弟则趴在雪地上大口大口的吃雪，像是一只饥渴的狼。
朔风从树梢掠过，发出怪怪的声音，风雪中偶尔能听到狼和别的野兽的咆哮。宪弟从旅行包里拿出一把不锈钢菜刀。菜刀是防身最好的东西，警察发现了也不会把它算作不准携带的利器，但对付流氓或野兽它比匕首要方便得多。
宪弟用菜刀砍了两根树枝，递给我做拐杖，于是我们重又站起来继续走，唯一给我们点启发的是远处传来的机动车辆的发动机声音。
星星被冻得闪着眼睛，雪白的山峦反着微弱的星光。两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走出了山林。
面对白皑皑一望无垠的阔地，我和宪弟小声地欢呼起来。在不远处，两支雪亮的灯柱在飞速前行。我们找到公路了！
蓦地，一只雪亮的比汽车灯光要亮几十倍的探照灯柱在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掠过，我急迅把宪弟按倒在雪地。我发现，我们十多个小时的跋涉其实才走了公路上直线的几千公尺。但情况不同的是，我们已经成功地绕过了边境检查站。
公车已经没有了，其他车辆也难得见到一辆，即使有，在这寒冷的午夜，司机多数不会冒险给两个大汉搭车。于是我们撤进了山林，寻找一处背风的山坳，用林边农民遗弃的向日葵秆搭了一个“帐篷”，尽管四处透风，但却挡住了漫天飞舞的雪花。
我和宪弟靠得紧紧的坐下。这才觉出又饥又渴又冷。带的面包已经冻成冰砣，咬不动。幸好我买了一些巧克力，宪弟拿出一瓶白酒，我们一边吃巧克力一边喝白酒。十几分钟后，我们浑身的汗渍已变成了冰冷的水珠，身上又凉又潮，手和脚已经麻木。 多希望有一堆火啊！但边境检查站就在千米之外，宪弟已经熟睡，他枕在我的腿上打着呼噜。十分钟后，我推醒他。这种天气睡觉会冻坏的。
我的羊皮手套因为被汗水湿透，现在冻得和铁一般坚硬，我搓着麻木的手，突然想起当年在农村插队时在山上取暖的办法，为了避免引来山火，几个人用几枝干柴 点燃“小火”，然后用手捂住。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宪弟，他很兴奋，立即站起来，把“帐篷”可能露光的缝隙又用向日葵秆堵了堵，我把“帐篷”里的积雪清了 清，从背包中拿出了在哈尔滨车站买的三本杂志，然後一张张点燃，为了让纸燃烧时间长一些，要把纸张团成纸蛋，这样亦可避免火苗太亮。我冻僵的手在小小的火 苗上暖了过来。宪弟一边往火堆上加纸，一边哼着歌，那是在东北流行的一首囚徒唱的歌，当地的青年人都喜欢唱，他们给这首古老的民歌填上新词。但歌名仍叫 “十二月”：
正月里，正月正， 年轻的朋友做事情， 做错了事情要法办呐哥们儿呀， 政府送我上法庭啊嗯嘿哟…… 二月里，龙抬头， 我在狱中不自由， 一天到晚挨审讯呐哥们呀， 身上没有好皮肉呀嗯嗨哟…… 宪弟小曲哼得很浪，味道浓浓的，尤其在“哥们呀”和“嗯嗨哟”后的拖腔给人以无穷的回味。
我从怀里掏出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火光下，女儿的脸蛋红红的，像是一个挂着朝露的红苹果，这两张照片是我逃离北京时在影集中抽出来的，半年来，我把这两张 照片放在内衣的口袋里。由于衬衣被汗渍透，照片变得又软又湿，我用手帕擦掉照片的汗渍，照片后面妻子写的娟秀的小字已经模糊：“雪儿十五个月：早早起床好 精神。”同在一片国土，我已有近十个月没有见到妻子和刚刚会叫我爸爸的女儿了。此刻，她们一定在温暖的家中熟睡。她们会想到我吗？她们会理解我吗？我好像 看到雪儿伸着小手在喊：爸爸，为什么不回家抱我，而妻子那哀怨的眼光告诉我，这几年来，她在为我承受警方的不停讯问，我彷佛听她说：我要垮掉了……明天或 者后天，我也许能成功地越过国境，也可能在越境时被逮捕或被击毙。如被击毙，我毫无遗憾，或许能换来心灵的安宁；如被逮捕或成功逃亡国外，我不知道何时才 能见到妻子和女儿。而此刻，在这个是冰封的原野上，我只能默默地为女儿和妻子祝福……
七月里，七月七， 天上牛郎会织女， 神仙也有团圆日啊我说哥们呀， 我和我妻两分离呀嗯嗨哟……
宪弟看我凝视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突然不唱了。他是怕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我说：“唱吧，唱起来心里好受点……” 就这样，风雪夜中两个孤独的逃亡者，一苗小小的火焰和一缕东北小调，留给了黑暗的寒夜……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俄国十二月党人流亡的情景，哼起了我喜欢的一首俄罗斯民歌： 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 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 小伙子你为什么忧愁， 为什麽低着你的头， 是谁叫你这样伤心， 问他的是那乘车的人……
凌晨三点，三本杂志烧光了，小小的火苗熄灭了，四周一片黑暗。十几分钟后，我们被冻得实在受不了了，于是我们站起身来，摸上了公路。
凌晨三点钟左右是被当地人称为“鬼龇牙”的时间（比喻是一天中最冷的时间，连鬼都被冻得龇牙咧嘴），边防检查站的武装警察也都被冻得用皮大衣裹紧身子或躲在什么地方取暖，这对我们行动十分有利。
公路像是一条冻僵的白蛇，静静地伏在雪原上，大片的雪花无声的飘落。公路滑得很，我们俩经常摔倒，但可喜的是，边境检查站终于被我们甩在身后，而且越甩越远。
第四章 边境小村
天蒙蒙亮了。漫天飞舞的雪花使眼前的这个小镇像一幅俄罗斯的油画，只有几缕炊烟和偶尔的狗吠给了它一点生气。
我和宪弟看见一个小酒馆的门开了，便闯了进去，那掌柜的为我们炒了一盘猪肝和一盘猪大肠，我和宪弟要了一斤六十五度的白酒，二斤面。算起来，我们从哈尔 滨出发到这里已经整整三十多个小时没有吃口热饭喝口热水了。当餐桌上的杯盘全部空空如也时，我的身体才感觉到有了一丝暖意。
两个小时后，我们挤上了开往Ａ县的公共汽车，车上挤得满满的，住在边境村落的农民大多是找亲戚或置办年货的。宪弟终于给我找到了一个座位，而我则开始呕 吐，我想也许是食物中毒。我昏昏欲睡，不停地呕吐，五脏六腑翻江倒海，多亏宪弟在背包里塞了一些空塑料袋。司机看我吐得一塌糊涂，在一个镇子停了下来。他 让我们下车，说镇上有医院。
宪弟略一思索，同意了。他对我说：你现在只有治病，别无选择。 宪弟说离这个镇十几里路有一个边境小村，他有一个表姐住在村子。我们决定先去投奔她，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好听他的安排。宪弟背起我，艰难地向镇外走去。我们不能在此久留，更不能去医院。
天色很快黑了下来，昏迷中我听到了狗吠声，灯光告诉我，我们进村了。 宪弟敲开了一户农家的门…… 当我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热烘烘的土炕上，宪弟手里拿着一个用饮料盒改制的油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拿着一支做鞋用的锥子，放在灯火上烧着。
宪弟看我醒了，便说：“吓死我了，这是我表姐，没外人，没事的。”他还告诉我，我的病叫“攻心幡”或称“羊毛疔”，是急性的寒火攻心，这种病有时几个小时就可死人。多亏大表姐会“挑”，刚才我昏迷时大表姐已经“挑”破了我的肛门，放出了许多黑色的毒血。 我明白。这种土办法我当年插队时也见到农民们用过，说不出什么科学道理，但有时还真有效。 大表姐把烧热的锥子用毛巾擦了擦，算是消毒了，然后把我的衬衣解开，对我说：兄弟，忍着点。便把锥子向我的胸口刺去……
我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扎过十几针后，大表姐的锥子发出“嗄磴嗄磴”的响声。她在我的胸口挑着什么，一边挑一边说：“看看，这羊毛都生爪了，幸亏挑得早……” 她一边说一边挑，似乎挑出了许多毛，我忍着痛不使自己哼出声。十几分钟后，表姐从宪弟手里接过一个水果罐头瓶子，然后把一张白纸在灯火上点燃，扔进瓶子迅速扣在我那被刺得血迹斑斑的胸口上。我感觉像是一只巨手插入我的胸口，把我整个身体揪在了一起一样。 表姐为我擦掉额头的冷汗。我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说来奇怪，当我几个小时后醒来时，不再恶心呕吐了，昏沉的头也清凉了许多，只是鼻孔下和嘴唇上长出一串串的水泡。
表姐拔下火罐：“啧啧，瞧瞧，拔出的血都是黑的！” 我点点头表示感谢，并让宪弟拿烟给他们抽。宪弟拿出万宝路递给大表姐和蹲在门口一声不吭烧炉子的人。宪弟说，那是表姐夫，他朝我笑了笑，满憨厚的。
当表姐知道这烟要十二元人民币才能买一包时说：“抽金子吗？这支烟够我买十盒火柴的！” 我说：“表姐，谢谢你。你知道我是谁吗？” 表姐说：“知道，宪弟都告诉我了，前几天电视里还有你的镜头呢。”
表姐夫说：“那是通缉令。”
表姐：“反正是上了电视，管他什么令。”
我说：“表姐，你们不害怕吗？”
表姐：“怕什么？你又没偷没抢没杀人，也真苦了你们，听说你们在天安门七天不吃饭，何苦自己糟蹋自己……”
我告诉她，我此行的目的——亡命苏联。
表姐吓了一跳：“老毛子（东北人对苏俄人的称呼）把你送回来怎么办？” 我说：“也许不会。我不想连累你们。”
表姐说：“等几天吧，你现在的身体过不了江的。” 随后的几天，我又高烧不退，表姐为我熬药拔罐，宪弟和表姐夫则天天去黑龙江边“侦察”，为我选择最佳越境路线。他们画了几张路线图，哪有村庄，哪有公路均有详细的记载，遗憾的是江对面苏联境内的地形却不知道。
万事俱备，只等我身体复元就可以行动了。
一天，我感觉好多了。刚刚从火炕上爬起来，三个大汉来到表姐家。他们和表姐夫大声说笑，让他交公粮。表姐忙着炖小鸡，炒菜做饭热酒，他们拉我和宪弟一起 喝。表姐说我和宪弟是他的表弟，这次过来做点小生意。其中一个穿皮夹克的大汉是村长，他问了我一些生意上的事，宪弟和他干了几杯后开始称兄道弟面红耳赤， 他们把吃剩的骨头扔在地上，看着狗和猫抢着吃。 村长问我：“生意怎么样？”
我告诉他，赔了。但老本还在。
村长笑笑，扔给我一支红梅烟。他把杯中的酒喝干，朝我亮了底说：“有老本就不怕，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于是，大家滋滋地喝酒，点头附和。 直到喝到掌灯，人人都喝得舌头硬了，村长才带着另两个人回家。
表姐夫去送村长，回来后把门关上，紧张地告诉我们：村长认出了我。我的通缉令就放在村委会的桌子玻璃板下。他说村长是他的铁哥们，人又讲义气，不会出卖 我的。村长只是提醒我们注意，昨天下午乡里开会，市公安局来了几个人，说是我可能逃到Ａ市农村，要求各乡清查，让我们注意点，别出事…… 我感到危险在逼近，决不能在边境出事，这要给宪弟和表姐带来灾难的。我决定今天午夜之后过江。
一片反对声，理由是我身体还未复原。 我翻开日历，明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日历下面写着：不宜旅行。
然而，我决定一走！ 表姐看劝不下我，便开始和面，切成宽宽面条，她说，要走也要吃碗她的碗面，吃过后会路宽、心宽。
表姐夫一声不吭蹲在地上，把我的皮包装进一个尿素口袋，然后用麻绳系成背袋。 宪弟把我写给妻子和雪儿的“遗书”放在内衣口袋里，泪水流了满面。
大家谁也不睡觉，都在陪我聊天，表姐夫说邓小平活不长久的，劝我想开点，想法子活下去！他说他明天也去买部有短波的收音机，这几天听我收音机里的ＢＢＣ 听得上瘾了。他说，中央的广播听了上句就知道下句说什么，而ＢＢＣ不是这样，尽说一些中国人不知道而又发生在中国的事情。 我于是把我的收音机送给了他。
半夜十二点钟，表姐开始煮面，我们就着辣酱、咸黄瓜唏哩呼噜吃了起来。表姐端上晚餐剩的菜，我和宪弟、表姐夫干了几杯白酒。而表姐则在一旁为我祷告。她是一个基督徒，她说她常常走几十里路去教堂做礼拜。一本圣经用红绸布包着，她一字不识，但却能背下许多章节。
我已经酒足饭饱了，表姐又为我盛了一大碗。她边用围裙擦眼泪边说：“兄弟，多吃点，想开点，主会保佑你的，我天天给你祷告。” 不信基督的表姐夫说：“有什么用？念佛似的。” 表姐不服：“你是罪人，你不懂！” 蓦地，村西传来了一阵狗吠声，接着全村的狗像是被传染了似的都狂吠起来。 随着狗叫，有人在敲门，声音急促。 表姐喊：“谁呀？三更半夜的。”
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姐，是我，快开门！” 表姐出去了，那女人和她说了几句便急匆匆走了。
表姐跑进屋告诉我们：警察和民兵进村了，挨家查户口、查生人。 宪弟把酒杯一摔：“妈的，一定是村长告的密，看我给他放把火，烧死他兔崽子。” 我说：“别慌，咱们立即就走！这事和村长没关系。” 宪弟穿上皮大衣：“明摆着的，他走了，警察就来了。”
表姐夫说：“不会吧，他和我是多个胞袋差个姓、亲兄弟一样，不会的。” 我告诉他们，如果是他告的密，警察就不会按惯例从村头挨家搜查了，他们会直接包围我们家，大家一个也跑不掉。
我穿戴整齐，表姐夫背上我的旅行袋，宪弟拿起手电筒，我们迎着寒风走出温暖的小木房，走出狗吠声声的边境小村庄。 天气真冷，但却一片星光……
（待续）□ 原文连载《新闻自由导报》第１１９至１２８期
第五章 远东大风雪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四点整，我伫立在黑龙江边。
黑龙江上的积雪有一米多深，冰排起伏，犹如冰浪弥天。过了这条江就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了。苏联正在改革，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在逐步改善，重要的是苏联的领袖戈尔巴乔夫对天安门前的镇压“深表遗憾”。这给我以自信：他们会秘密将我引渡给西方自由世界国家的。
几个小时的急行军使我们有些精疲力尽，宪弟一屁股坐在雪地上，用棉皮大衣挡住风点燃一枝烟，大姐夫抢下来扔掉：这什么地方还敢抽烟！远处是一个高高的 边防军观察哨，那观察哨是一个高几十米的木架子，架子顶端飘扬着中国的五星旗，但是那红旗风吹雨淋颜色已褪，像是一面白旗在风雪中忽啦啦的飘。不知为什 麽，我真想提醒那个边防部队换一面新旗。但这个念头只一闪，我还有这个权利吗？独裁者已经把我列入这个国家的头号敌人之一，而我却是伴着这面红旗长大的。 过去，每次路过天安门广场都要在五星旗下激动不已，一种庄严而又自豪的情感会在心头荡漾，令我热血沸腾。而今天在国境线上，一个“叛国者”面对那面褪色的 五星旗，心头涌上难以名状的情感，那红旗下的哨兵的高倍望远镜在我过江时会随时发现我，他会向我开枪，让我把血流尽在中国境内。而我却对着中国那片生我养 我而现在又要吞噬我的土地充满了无限的眷恋。我缓缓地跪下去，对着南方对着北京，对着我的母亲、妻子和女儿。我说：妈妈，我走了……我不会给您丢脸……
我泪流满面。自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的讲台上看到军人和坦克冲进那神圣的广场时我流过眼泪后，这半年多少苦难多少痛苦都没能使我流泪，而当我就要逃离危险投奔自由时，却怎么也抑制不了自己的感情。
亲爱的祖国，能理解我吗？
宪弟也跪在雪地和我相拥痛哭，表姐夫则安慰我：快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你是有家不能奔，有国不能投，总有一天……只要活下去……
星星开始隐退，东方灰蒙蒙的，天快亮了。
表姐夫催促我：“快走吧，天快亮了。”我站起身来，对宪弟说：“如果你四嫂要离婚，让她把雪儿交给我父母抚养，你说，这是我对她唯一的请求。”说完，我头也不回地奔上江面。
江上的积雪齐腰深，比我想像的要难走得多，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我必须尽快越过江中那两国界域，这样才能脱离边防军的射程范围。
但愿边防军的哨兵在了望塔上睡着了。
当我踏上苏联国土时，一轮又红又大的太阳已从地平线上升起，白桦树、桉树和火红叶子的柞树在阳光下更显出俄罗斯的风味。没有路，展现在我面前的是美丽的树林，皓皓白雪以及雪地上被野兽踏出的小路。
早晨似乎是被冻僵了，没有一点声音。静得令人恐怖，我拿出宪弟给我的菜刀。现在威胁我的已不是中共的警察和边防军，而是野狼和黑熊了。在这野狼和黑熊出没的山林中穿行是十分危险的，我于是沿着江边走，方向是东，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就在那个方向。
中午，我终于发现前面有建筑物了——一个高高的大架子，据我所知，中苏边境两国都陈兵百万，一般来说，中方有了望哨或边防军苏方也同样会有。由于大病刚愈，体力尚未完全恢复，而昨夜的急行军和今晨渡江已使我精疲力竭了。无人的恐怖使我变得更现实了一些
，靠我的体力和苏联边境的情况恐怕我很难走到哈巴罗夫斯克。后来我才知道，苏联边境五十公里之内根本就没有居民。
当我艰难地走近了望哨时才发现，那个了望塔是在黑龙江中国那面，而苏联这面根本没有。
我失望地继续往前走，树丛中经常突然飞起一只野鸡或跑出一群野鹿，使你惊吓一下。
天色阴暗下来，鹅毛大雪从天而降。起风了，而且越刮越大。我发现远处似乎有一幢房子，想奔房子去，也许会遇到人，但是大风吹得我寸步难行。我虽然生长 在黑龙江，但是这么大的风雪还是第一次见到——风卷起雪几分钟之内便可旋成一座房子高的雪山。这在黑龙江边被称为“大烟泡”的天气是十分可怕的，它常常把 敢向它挑战的猎人吞没在雪中。
幸好，我在江边发现了一个暗哨。暗哨建在低矮的灌木丛中，有些像中国的地堡，但却是用木板建的，上面披着草绿色的伪装网。我钻进去避风，暗哨室内已有很厚的积雪，几个子弹箱和罐头箱堆在一角，面对中国方向是了望窗，我站窗前望了望，江面全是开阔地，视角极佳。
我把苏军的子弹箱拆了，在了望哨里点火取暖，吃点干粮。但好景不长，半个小时后，“大烟泡”卷来的积雪已把这个了望哨埋住了，我不得不从了望窗爬了出去。
顶风走已是寸步难行，顺风走是今天走过来的路，没有村镇、没有人烟，我突然想起刚才见到的那幢房子，现在虽然看不见，但我记得它在我经过方向的北面，路程也就只有两公里左右。我别无选择，只好奔房子方向而去，好在是顺风，我被大烟泡卷得几乎飘起来。
一个小时后，天完全黑了，我看了看手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我终于爬近了那幢大“房子”——那是一个硕大的棚子，用十几米高的钢筋支撑着的铁皮棚里堆满了用机械打成大包的草。这一定是集体农庄的农民在秋季打的为牛羊过冬的草料。
几十米宽、近百米长的大棚子里草包堆到了十几米高的棚顶。我走进棚子，风雪相对棚外减弱了许多，我一头倒在草包上，再也站不起来，两条腿就如断了一样 的疼痛。浑身的汗水随着我的困盹变得冰冷，我在难耐的寒冷中打哆嗦，两只眼皮上下打架，但我的意识告诉我，此刻，如果我睡过去，就有被冻死的可能。
蓦地，附近的山林中传来了野狼的啸声。那声音像是啼哭的婴儿，令人心烦意乱，毛骨悚然。野狼似乎很多，我的东南和东北两个方向都传来狼嗥，而声音也似 乎越来越近。我连忙挣扎站起来，解下背在身后的背包，掏出火柴，我想点火，这样可以安全一些，也可以暖一些，但问题是点火又不能在棚内，这样大的风雪一不 小心棚内的草就会全被点燃。
我拉起一捆草包，想把它拉到棚边顺风的地方。但草捆太重，而我又疲惫不堪，勉强拉到棚外，草捆立刻就被大雪盖住，我无法点燃火柴。风太大。后来，我在 棚内点燃了一捆草包，然后拼命把它拉到棚外，草包终于点燃了，被风吹得如铁水般火红，我坐在火堆旁，掏出一瓶六十五度的高粱白酒，倒了一铁缸，放在火堆边 烤上。不一会，我身边的雪被火烤化。我的裤子和衣服也开始冒着蒸气。就这样，我一捆一捆地烧着俄罗斯人的草包，一口饼干一口热酒地在远东的大风雪夜里等待 着天明。
孤独、恐惧、寒冷、无助的黑暗把我包裹在荒无人烟的雪夜里。我不知道我能否活到天明，如果野狼开始袭击我。我也不知道能否找到村镇，我的两条腿已经失 去知觉，我从怀里拿出妻子和女儿的照片，她们仍在向我微笑。那种撕心裂肺的思念强烈地注入我的血液，我似乎听到女儿在喊叫：爸爸，你要活下去……
一瓶六十五度的高粱酒被我喝进肚子，酒精使我觉得不再那么寒冷，脑细胞也在酒精的刺激下活跃起来，我的心情似乎开朗起来，周围的一切也似乎变化了，我 借着火花看见附近的白桦树像是美丽的白衣少女，而柞树则像是火红热烈的俄罗斯姑娘在跳舞，林中不时传来的野狼啸声也似乎成了美妙的音乐，它使我想起了生 命，我不再孤独，因为在这个风雪夜我们同命相怜……
突然，我看见十几米外有人在走过来，但火光一暗那人又不见了，我拿起菜刀，艰难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那人突然被风吹得飞了起来，我走过一看，原来是苏 联农民挂在铁丝上的一条破毛裤。在风雪中呱嗒呱嗒地摔打着。我把它从铁丝上拿下来，套在已经麻木的腿上，然后走进大棚，用菜刀砍开几个草捆，钻了进去。
火熄灭了，只有怒吼的大风雪在草原上肆虐，而被酒精麻醉的我已昏昏欲睡，在这摄氏零下四十多度的风雪之夜，我把我交给了上帝，在这耶稣诞生的圣诞之夜，风雪把我掩埋了
……
当我醒来时，我发现我正躺在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俄罗斯青年的怀里，几十个高大的苏联人围着我，那抱着我的青年正在把热水瓶里的热咖啡灌进我的嘴里，他 不停地呼喊着：“打瓦力西！打瓦力西！（同志）”当他们看见我睁开了双眼并说了一句“子拉特乌西（你好）”时竟兴奋得把帽子抛上天空欢呼：“乌拉－乌拉 （万岁）！”
我发现，我的背包已被他们检查过了，妻子和雪儿的照片正在十几个俄罗斯男子汉的手中传着看，他们叼着香烟，大声地喧嚷，似乎在争论什么。一个满脸胡须的看似是领头的人
把照片还给我了。我告诉他，那是我的女儿和妻子。他说，他们也是这样判断的。我在中学时，中俄两个正处于一触即发的对峙状态，黑龙江省所有学校都学俄语。 我学过两册，第一册记得比较牢一些，但都是：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类的，现在用不 上。不过，我带了一本俄中文对照小辞典，勉强相互能够表达各自的感情。
大胡子苏联人告诉我，他们是一个集体农庄的人，他们来拉牛草，在被大雪覆盖的草堆里刨出了一个人，当他们把我从雪里扒出来时，发现我还活着。他说他用 的铁齿只刨到了我的脚，把裤子拉破了大口子，他说如果刨到我的头后果会很严重。他告诉我他知道我是中国人，但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偷渡过境，“你有那么漂亮的 女人和女儿，这是为什么呢？”
我告诉他：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组织和参与了八九民运，六四屠杀后，被中共公安部通缉追捕，从北京逃到了这儿。
那个抱着我的俄罗斯青年做了一个扫射的姿势问我：“邓、小、平—嘟嘟嘟嘟……？”我点点头。他突然抱紧了我，我发现，从他那碧蓝的眼睛中流出两行泪 水，他伸出大拇指不停地向我挥动，并且用快速的俄语向伙伴喊着什么，他显然很激动。他的泪水像是一股清泉涌进了我干涸的心田，我发现，他们都知道中共的暴 行，而感情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大胡子还告诉我，他们一个月才来边境拉一次草。他说：如果他们不来就不会把我从雪里扒出来，那我就会被冻死。他说，这都是上帝的安排，他说，我不懂苏 联边境的情况，苏联规定，靠近阿穆尔河（黑龙江）一百里路程内是不能有居民的，当时主要是防备中共的入侵，所以，我走不到有人的地方就得冻死，他告诉我： 他们决定把我送给军方；“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想。”
我同意了。我别无选择。
我想站起来，但除意识清醒外，两条脚似乎是不属于我自己。
那高大而英俊的俄罗斯青年抱起我，走到一台拖拉机前，把我扶上驾驶室。十几辆拖拉机的拖车上装满了金黄色的草捆。俄罗斯青年摘掉拖车，另一个农民让我 靠在他的怀里，拖拉机启动了，又宽又大的轮胎在雪原上滚动，雪住了，太阳照射在雪原上，白雪皑皑闪动耀眼的光，他们两人各自戴上墨镜。我也打开背包，寻找 我的墨镜，但当我的手触到了包里的香烟时，我忙喊停车。俄罗斯青年把车停了下来，我拿出两瓶高粱酒和一条万宝路香烟，从车上扔到和我再见的俄罗斯农民的面 前，大声呼喊着：“达斯维大里——（再见）”，车下也响起了一片喊声：
“达斯维大里……达斯维大里……”
我心头一热，泪水涌上了眼眶……
第六章 ＫＧＢ
拖拉机开进了一座军营。
高高的了望塔下一幢白色的楼房，硕大的列宁画像耸立在楼旁，路边的板报上画着戈巴
契夫的肖像，一小队苏军跑步从楼房里跑出，高筒靴踏着积雪的路面发出嘎嘎的声响。
一个上士示意拖拉机停下，俄罗斯青年跳下车和他急促地讲了些什么，他向后面的士兵
摆了一下头，两个又高又壮的苏军士兵把我从驾驶室中扶出来。背进白楼，上了二楼后，他
们把我放在一个长条的木椅上，那上士走进来拔出一支锋利的刺刀，割断我的鞋带，帮我脱
掉了已和脚冻在一起的棉旅行鞋。袜子已和脚紧紧地粘在了一起，他脱不掉，便又找了一把
大剪刀一点点剪掉我的袜子。那俄罗斯青年端来一盆白雪，把我的脚放在白雪中，用雪拼命
地为我搓着脚。那苏军上士坐在一把木椅上，点燃一枝香烟，手里把玩着匕首，两只蓝眼睛
在审视着我。
我的脚放在雪盆中犹如放进了温暖的棉絮里，随着俄罗斯青年的揉搓，我慢慢地感觉到
了雪的冰冷。那上士和我说了一大堆话，我只听懂了几句，他是说：不用雪我的脚要冻掉。
然后做了一个用匕首割自己脚的动作。
当我的脚已现出红润，而换过几盆的雪也开始融化后，士兵站了起来拍拍俄罗斯青年的
肩，告诉他跟他去餐厅吃饭。他们走后，两个苏军士兵站在了门口。我拿出烟给他们，他们
摇摇手，但却从自己衣袋里掏出烟卷点燃。一股浓烈的劣质烟草味开始在朦胧胧的房间里弥
漫。我想扶着椅子站起来。努力了几次都失败了，那个青年士兵走过来扶了我一把，我终于
站起来了，并试图慢慢地活动一下手脚。
没有人来审问我。
他们正在仔细地检查我的背包，并向我索取能证明我身份的文件。我给了他们一张“人
民日报”，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的报纸，上面登载着新华社发的我们二十一名“高自
联头头”的通缉令和照片。除此之外，我再没有可以证明身份的文件了。
下午一点钟，两个士兵把我扶进了餐厅。一个亚麻色头发的炊事员正在为我忙午餐，他
一副快乐的模样，不一会为我端上一大盘蕃茄汤，一盘牛肉和一盘鱼。他坐在我的对面，一
面喝着苹果水一面笑眯眯看着我。看我只吃了一块面包，而奶油一动不动，他便又跑进厨房
，为我炒了一盘米饭。我实在没有食欲，但是为了不至于让他失望，我大口大口地吃完了一
盘饭。他高兴极了，又给我倒了一杯红茶，并放了两大匙白糖。我想，边防站的食品大概要
比苏联民众好得多吧？为表示对他的感谢，我给他一支烟。他看了看，点燃后吸一口连声说
好。我告诉他那是美国烟，他忙掐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要回宿舍去抽，让炊事班的
小伙子们都能尝到美国烟的滋味。我从衣袋里把这包刚刚开的万宝路送给了他，他脸红了，
一个劲儿推辞。我告诉他我还有很多，送给他是让他的战友们尝尝。“美国的烟很好！”他
用俄语说着然后把烟揣进上衣口袋，谢过我后他才把那吸了一口的香烟重新点燃，有滋有味
地吞着烟雾。
上士打开了餐厅的门，把我带进了一个很大的办公室。办公室的正前面墙上挂着一幅硕
大戈巴契夫的标准像，相片下面的写字台后坐着一个年轻的军官，笔挺的呢制军服使他显得
很英俊。从他所坐的位置，我猜他一定是这个边防站的最高首长了，他肩章上的一杠三星告
诉我他只是一个上尉。
上尉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他指着头上的戈巴契夫问我：“他你认识？”
我告诉他：“我认识他但他不认识我。”
上尉笑了。向头上伸了伸大拇指说：“他很好，比邓小平好，你同意吗？”
我说：“非常正确，我同意。”
上尉站起来，把摆满他桌子上的我的东西收起来，把证明我身份的“人民日报”也还给
了我，然后问我想不想喝点咖啡。我告诉他我想睡觉，如果他不审问我。他说：“睡觉不行
，我们在等人，我要把你交给他们。”
下午三点多钟，我们等待的人终于到了。两个身材高大的军官走进了边防站长办公室，
上尉站起来向两人敬了礼，两人还礼后走到我面前，和我握握手。年纪大一点的是一位上校
，后边的是一位少校，不仅年轻，而且有些像是亚洲人。他说，他是翻译，我们可以先坐下
来谈。
上校用急促的俄语问话，我只能听懂几个单词，少校翻译为他翻译。
问：“你是张伯笠？”
答：“是。”
问：“除此之外还有什麽可以证明你身份的文件吗？”（指着“人民日报”上的通缉令
）
答：“没有。”
问：“你到苏联的目的？”
答：“要求贵国出于人道将我引渡到西方。”
问：“为什么不要求在苏联政治避难？”
答：“我不想影响两国刚刚恢复的正常关系，况且苏联并没有强烈谴责中共六四屠杀，
态度暧昧。”
问：“准备去哪国？”
答：“美国或法国。”
上校不再问了。他用俄语和翻译说了些什么，然后拿起边防站的电话。这时，我和翻译
点燃香烟，慢慢聊起了天。他告诉我，他是在哈巴罗夫斯克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他并没
去过中国。但我很惊奇，他的中文发音很准确，没有外国人那种“怪味”。
上校放下电话走过来：“张伯笠同志，我们需要换一个地方。”
越野吉普车在积雪的草原上津津有味地走着，十几分钟后，我们上了公路。在车上，上
校随便问一些天安门广场的情况。
一个小时后，我们的越野车开到了一个大门前，大门的两侧是绵延不尽的铁丝网，两个
身穿军呢大衣的士兵抱着冲锋枪查验了上校的证件，然后敬礼让车辆开进大门，进大门后才
驶上真正的公路。
我问翻译，这里面是军事基地吗？
翻译笑了：“不是，这里面是苏联。”
我恍然大悟，这就是早晨救我的集体农庄的农民告诉我的“边境”。这道铁丝网绵延数
千公里，从铁丝网到中苏边境有五十公里，而这五十公里是不能有居民的。所以说，过了这
道由苏军警卫的铁丝网才算进了苏联。我发现，苏联的边境比中国的边境要严格得多。
公路越行越平坦，两侧的村镇也出现了。在公路两侧，车灯的余晖中会出现顶着雪花急
急行走的老妇人。她们穿着厚厚的皮大衣，而下面却穿着裙子。
我们的越野吉普车在公路上行驶了近四个小时才驶进一个城市。火车的吼叫和飞机的轰
鸣告诉我，这是一座很大的城市，我判断它应该是哈巴罗夫斯克或是此罗此詹。当我问翻译
时，翻译说：对不起，现在不能告诉你这个城市的名字。
吉普车驶进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那像是一座学院，但操场上在雪地上跑步的几百名士兵
告诉你那不是学校而是军营，灯光下，士兵们大衣的下摆随着身体而掀动，亮亮的刺刀在灯
下闪着寒光，这使我联想起看过的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起义前的一串镜头。
吉普车在一座八层大楼前停了下来，那是一座白色的现代化建筑，建筑物前面的标志告
诉我，这就是著名的ＫＧＢ部队在远东地区的一个总部。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也曾在图书馆阅读过关于ＫＧＢ内幕的书，这是一个令人听了毛骨
悚然的组织，斯大林曾利用它杀死过多少人大概谁也算不出精确的数字。人们把它与屠杀、
恐怖、无情、诡秘联系在一起。
而我被他们扶下了汽车；此刻我的命运已掌握在ＫＧＢ的手中。
他们把我架到一个地下室，在一个审讯室中他们让我脱掉所有的衣服，然后换上他们的
一套囚服。一个医生给我做过简单的体检，记下体温、血压、身高，然后拍了各种角度的照
片。
翻译把我带进一个沉重的铁门，一个走廊里站着四个又高又壮的青年士兵，他们向翻译
敬了个礼，打开了一侧小铁门。
翻译先生走进去，然后士兵把我扶进去。这是一个有八平方米的房间，正面墙上有一个
方方的窗。
“这是牢房？”我问。
翻译脸上现出一丝尴尬：“这是你休息的地方。”他没有正面回答我。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昏暗的灯光下，一张小床，小床上的白床单和毛毯使你觉得这更像
是病房，铁窗下一张小桌子和一把椅子，床和桌椅统统固定在地板上，除此之外，室内再无
其他东西了。
翻译拍拍床：你可以好好睡一觉，这里很温暖！
室内的暖气开得太热，使只穿一件单衣的我有喘不上气的感觉。这和昨天夜里在大风雪
中的感觉截然不同：那时，我把生命交给了大自然，然而是自由的；现在我把命运交给了人
类，却成了不自由之人。
跟着感觉走吧！我安慰着自己。
第七章 铁窗十五天 门外开锁的声音使我从睡梦中醒来。照例，士兵端来早餐，放在桌上后把门又锁上了。铁窗的上方射来一丝光亮，告诉你：新的一天到了。 这几天每天照例被提审，多次是一位个子很矮的少校，他有一双狡诘的灰眼睛，而且喜欢一边问我问题一边从我的烟盒里掏烟抽。他经常突然问你一个刁钻的问题，然后眯着眼睛观察你的表情。 昨天的审问中，他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你应该说实话，中国派你到苏联干什么？” 我疑惑地看着他。他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不错，我们有可靠的情报和足够的证据证明，你不是张伯笠。真正的张伯笠在北京已被捕，关在秦城监狱，而你不是，你是假的。你究竟是谁，来干什么？” 我不理他，看着他不停地挥动着拳头，觉得他挺滑稽，我说：“我不是张伯笠？那我是谁？” 他逼问我：“你是谁，这正是我们需要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 我说：“如果我不是张伯笠，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了，抱歉，你能告诉我我是谁吗？” 他脸色阴沉：“我会把你送给中国公安，让他们帮助确定你是谁，我不喜欢你的幽默。” 我点燃一支烟：“这个你决定不了，你不用吓我，你知道我不怕你威胁。” 有一天，他带来一个很大的彩色电视机，他告诉我那是他们苏联产的，效果极佳。我不敢苟同他，那大电视机样子很丑，而且影像效果也不太好。 他们给我放一部片子，是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供的“北京反革命暴乱真相”。小个子少校一边放一面问我问题。 当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等人的镜头出现时他会立即定格，问我：“这个是谁？”我说：“电视里不说了吗？” 他说：“我问你，电视说的对吗？” 我说：“不对。” 他指着群众扔石块的镜头说：“这是真的吧？”他指着立交桥下吊起的刘国英尸体：“
这是真的吧？”
我说：“他罪有应得，因为他向人民开枪。”
他说：“他是军人，他应该执行命令。”
我说：“那不是军人，那是杀人机器。真正的军人也是人，他们绝不会去屠杀自己的人
民。”
当我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讲话的镜头出现后，他又定格。“这个人是谁？”
我说：“那是张伯笠。”
他突然眼睛一亮：“你认识他？他现在在哪？”
我点燃一支烟：“他现在就坐在你面前，少校同志。”
他也从我的烟盒里拿出一支烟点燃：“目前还不能最后确定。”
慢慢地，我已经可以下床自己走路了。嘴上的水泡已经定疤，而且每天夜里可以洗个热
水淋浴。他们给我的餐饭还算不错，每餐四个菜一个汤，一杯红茶。马铃薯是每餐都有的，
其余的是牛肉、鱼肉和猪肉，青菜则很少，偶尔也有鸡蛋。我吃不惯奶油，但每餐都有，后
来我发现在士兵端走我吃剩的餐盘时，他们把奶油装进纸袋或塑胶袋留着自己吃。我知道，
他们没有我的伙食标准高。
走廊里的四个士兵两人一班轮流值班。我常常给他们烟抽，也抽他们的苏联烟，一个大
个子士兵问我去过少林寺没有，我说去过，他问我会不会武功，我吓唬他说会一点，没想到
他很紧张，告诉我，千万别想逃跑，他拍拍腰：“我们会开枪的。”我告诉他，我没有要跑
的意思：“这里有吃有喝，还可以洗热水澡，我干嘛要跑？”他明白我的意思后，朝我伸了
伸大拇指。
经常和我在一起的军官，除两个少校外，还有一个上校，他很年轻，个子高高的，皮肤
有些黑，似乎不是斯拉夫人。他很客气，相比之下，那个看上去比他年龄还大的少校则很讨
厌。那个去边防站接我的少校翻译则每天都和我在一起，我们谈得很投机。他们是不告诉我
名字的，我于是给上校起了个名字叫伊凡诺维奇，给少校起了个名字叫“狡猾诺夫”，翻译
则免了。
一天早晨我刚吃完早餐，牢门开了，“伊凡诺维奇”上校和翻译走了进来。上校说：“
新年好！”竟然是用中文！
原来一九九○年的元旦到了。
我说：“谢谢你们给我带来这么好的消息！”
上校很奇怪：“你不是有带日历的手表吗？”
我苦笑：“被狡猾少校收走了。”
上校说：“一会儿会送还你的。”
翻译给我送来几十本中文版的“苏联画报”、“苏联妇女”画报；“挺无聊的，没事躺
床上翻着玩吧。”
上校说：他们经过查证，已证明张伯笠没有被中共公安机关逮捕，同时也证明了我就是
张伯笠，他说他们已经请示了莫斯科，我能否被引渡到西方要ＫＧＢ总部决定。
他告诉我：“如果我同意，你可以每天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于是，在这一九九○年的第一天，我穿上了脱掉四天的棉衣，走出地下室。
那天阳光灿烂得眩目，过好久我才敢睁开双眼，地下室的外面是一个只有四十多平方米
的天井、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围墙上是通着电的铁丝网。四个ＫＧＢ士兵静静地站在铁门旁
，看着我在天井里，一圈圈地散步。
上校和翻译和我握握手，在告别时，翻译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罗马尼亚暴君齐奥
塞斯库被处决了，“人民胜利！”他小声说。
我太兴奋了！中国的八九民运显然失败了。但是她所形成的冲击波已经在东欧发生了重
大影响，当时我还弄不清楚罗马尼亚人民起义的真相，但西奥塞古夫妇的被枪毙总是一件大
快人心的事，这会让中国的总裁者心惊肉跳！
我仰望蓝天，一群鸟儿自由地从我的头顶飞过，我多想和它们一起飞，去寻我自由的天
空！
几天后，ＫＧＢ五名上校和一个穿便衣的翻译对我进行了一上午的询问。
他们是从莫斯科来的。
他们询问了八九民运的全部经过，并询问了二十一名学生领袖现在的处境。那个穿便衣
的翻译的中文好棒，如果他不是碧眼黄发，我简直会以为他是中央电台的播音员。
我强烈地谴责中共的屠杀和追捕，并希望苏联政府能从人道主义出发将我引渡到西方，
我认为戈巴契夫的新思维中已经提到了人道主义和人权问题。
一位年龄稍大的上校说：“我们如果将你送给中国政府你会觉得怎么样？”
我回答：“我反对。”
他又说：“中国政府会枪毙你吗？”
我说：“我不知道，也许会吧。”
上校说：“你要知道，我们将你引渡给西方，中苏两国刚刚恢复的友好关系就会受到影
响。”
我回答说：“但如果你们将我送给中国政府，全世界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会同声谴责你
们。如果中共以叛国罪加反革命组织、宣传、煽动罪判我极刑，你们更会受到全世界的谴责
，也会影响西方国家对你们的经济援助。”
他很坦诚：“这正是我们的难处。”
临了，他说：“我们还需要等待，等待最后的决定。”
一九九○年元月十日中午，我刚刚吃过午饭，伊凡诺维奇上校和少校翻译便走进我的牢
房。他们把我带到审讯室，两人表情都很严肃。他们让我换上我自己的衣服，检查我背包里
的物品。我发现，我带的东西一件不少，那里有几十个电子表，是我准备用来换卢布花的。
现在，也许用不着了。我在所有的清单上签了字，然后轻描淡写地问：“是要换个新地方吗
？”
他们没有回答我，而是用厚厚的毛巾捂住我的眼睛，只听见翻译小声说：“对不起，但
上级要求我们这样做。”
我被搀扶着走出地下室，当我坐进一部车子时，车子立即发动了，我听见车外有几个人
向我说：“打斯维大里（再见）。”
翻译解下我的“眼罩”，我看见几个熟悉的军官和看守我十五天的四个年轻的士兵，便
伸出手去和他们一一握手，互道珍重。
吉普车门动了，我的眼睛又被罩了起来，四周一片漆黑，只能感受到热呼呼的暖气不断
扑来，我躺在车座上昏昏欲睡。坐在前面的伊凡诺维奇上校在和少校翻译用很快的俄语交谈
着什么。我判断，他们要将我送给中国边防部队。因为他们说到了“解放军”这个词。
吉普车大概行驶了三个小时后，翻译为我解下了罩在眼睛上的厚毛巾。天色已近黄昏，
白茫茫公路边闪过一个小镇，几个身材高大的苏联妇女穿着厚厚的皮袄在等公共汽车，那具
有俄罗斯情调的木屋在车窗旁闪过。不久，吉普车开到了有铁丝网的大门口，一个苏军士兵
给上校敬了个礼。放我们出了门。
当我们开到边防站时（就是十五天前那个边防站），天已彻底黑了下来。上校下了车，
翻译和司机陪我坐在车上。不一会，那个年轻的边防站长和一个上尉陪上校走了过来，后面
跟着一队穿着羊皮大衣的士兵。
上校坐进车，我被翻译和上尉挤在车后座的中间。
上校通过翻译告诉我：他们政府决定将我送给中国政府。上级决定由他负责此项任务。
此刻，我的猜测被证实了。但我仍不相信苏联政府会那么愚蠢。这一定是ＫＧＢ的决定
，而ＫＧＢ一直控制在苏联的强硬派手中。
我冷笑一声：“谢谢你上校同志，你的任务可以说是光荣而艰巨。”
吉普车在雪地上颠簸前进，十几分钟后车停在黑龙江边。
上校拿起红外线高倍望远镜向中国一方了望。我想，他也许是等待中共过来接我的人。
上校一边观察一边说：“张伯笠先生，我们并没有通知中共的边防部队。我们考虑到你
有那么小的女儿……所以从人道主义出发，让你自己回中国去，至于能否安全，看你的运气
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已经做好被暗杀或长期坐牢思想准备的我没有任何欣喜，我反而觉
得无可适从——我回中国后该去哪里？
我不知道。
上校让司机关掉汽车发动机。四周很静，没有一丝风，天干冷异常。上校告诉我，中国
的边防部队距我过江的地方有二十多里路程，只要我一直过江，不会有危险的。他又说：“
我希望你到任何时候不要讲出你到苏联的事。我们也一样，把这段经历烂在肚子里吧。”
我同意了。
我伸出手去：“那么再见吧，我不知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见面，我把你当成朋友，上校
同志。”
他蓦地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他的声音也变得抖颤：“朋友，请你理解我们，这不是我
的本意，这是上级的命令……我只有祝福你安全……”
少校翻译也抱住了我，他的泪水滴在我的脸上，他只是紧紧地抱着我，一句话也没说。
我哽咽着说：“别为我担心，即使我在中国再潜伏两年，他们也抓不到我，因为人民站
在我们一边，他们的独裁政权崩溃的日子不会太远的……”
月亮出来了。又大又红的月亮像是一个大红火球，滚出白雪皑皑的地平线。
我毅然踏上黑龙江，坚定地走进黑暗。……
两天两夜之后，我在黑龙江中国一侧的一个支流旁发现了一个渔民（猎人）的土屋。于
是我在那住了下来。
三个月之后，民主女神号广播船从法国出发向南中国航行。与此同时，我在那片荒原上
播种着希望的种籽。
收获不会太远，我充满信心。
（全文完）
□ 原文连载《新闻自由导报》第１１９至１２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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