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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5日 星期五

6.3—6.4惨案目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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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4惨案目击记                 ·小 鹿·   不能相信,1989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以及随后而来的那场丧心病狂的军事镇压,已经过去十五年了。   随着六月四日的迫近,我的心情也越来越不能平静,眼前时时浮现出当年那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耳畔仿佛又听见那群情激奋的呐喊之声。还有枪口、坦克下的牺牲者那死不瞑目的眼睛,好像在发出永远的质问:热血爱国,争取民主,究竟何罪之有?长安街头,开枪镇压,冤案何时能平?活着的人们呵,你们该做些什么?   十五年前,我只是北京大学一名普通的研究生。在那场伟大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中,凭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和当时形势的激发,我也曾走在千百万学生游行的队伍中,也曾昼夜守在天安门广场上,自始至终亲身经历了这一历史事件。并且出于专业的敏感,我将自己的所见所闻,随时随地记载下来,为的是将来能够不是靠模糊的记忆,而是用白纸黑字的亲笔实录来向他人讲述这段历史——至少是我所亲历的这一侧面。   今天,为了纪念“六.四”十五周年,为了祭奠“六.四”事件中不幸牺牲的学生和北京市民,我将这份个人记录的“六.四”笔记发表出来。为真实体现原貌,我对原文除标点符号和个别错字外,未作任何其他改动,标题也是原来的。当然,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文中出现的同学朋友,均用化名,但文中所记录的死者姓名是真实的,是从他们的学生证或身份证上直接抄录的。          ※   ※   ※   ※   ※   自从5月20日李鹏签署戒严令之后,北京人心情就十分担忧和紧张起来。   戒严令之后,从21日起军队从四面八方开往北京。但在进京各个路口,北大学生和北京市民围困,有的是老太太往军车前一躺堵住的。大家又宣传又劝说又慰劳,以一切方式作士兵的工作。军民间由对峙变得理解乃至最后联欢。许多解放军官兵向群众保证决不向人民开枪。在八角村、丰台、六里庄、呼家楼、公主坟、青龙桥、……到处出现这样动人的情景。   戒严十多天,部队昼夜被群众拦阻,未得按原计划戒严北京,有些开始后撤。大家渐渐松懈,以为终于使戒严计划泡汤。北京街头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所有道路均畅通无阻,处处与往日无异。   但部队的行动计划就在人民的松懈情绪中悄悄进行着。   6月2日夜,大批军人穿着老百姓的服装进入北京,然后集结。又有一支军队一夜急行军从通县赶到北京城。市民和工人纠察队、学生发现后,拼命拦截,仍不能止住他们向前推进。他们经过长途行军,很是疲劳,不断有当官的催促他们跟上。便衣军人所持武器是匕首、棍棒、皮带、菜刀。   6月3日   凌晨,一辆军用吉普由西向东疾驶,至木樨地,突然冲上人行道,当场轧死三人,伤一人。被群众拦住后,穿便衣的军人冷冷道:“我是执行紧急公务,一切事故均不负责,你们找上头说去。”后由两名警察带走。   (这一天,即3日,我从上午九点即到万寿路的单位询问工作事,至下午三点多回校。4点多在系门口碰到洪洋。我说,听说轧死人了。他说,现在更严重了,军方已经施放催泪弹了。)   从系里出来去木樨地。广播里一位教师正在讲述他目击的场景。原来,早晨轧死人的消息传到学校后,北大筹委会立即决定上街游行,声讨这一罪行。队伍12点出发,下午接近西单时,前边有群众退下来,均红肿眼睛且流泪说,部队已放毒瓦斯,他们已和部队用砖头交战。北大队伍走过时交战已结束,满地碎砖块。后顺利抵天安门广场,未遇拦阻。   气氛已是越来越紧张。各种消息不断传来,大家皆坐立不安,许多人都要去看个究竟。   晚饭后我洗了澡,然后同小雪一道去天安门。当时是七点多钟,正好有一支“ 北大敢死队”(约四、五人)打着一面旗帜,带着电喇叭出发。我俩就跟在他们后边骑车前往。沿途不断有群众向这支小队伍鼓掌喝彩。到人大,人山人海。我和小雪就从旁边的路上好不容易穿过。往天安门方向去的人很多,也有坐在大卡车上去的一批批人。到木樨地时,见到有砸坏的两辆军车,里边和车顶上陈列着匕首、压缩饼干等。我们还看了被圈起来的出事现场。   我们到广场时约九点多钟。先看“民主之神像”。塑像周围整齐地排列着香港捐赠的各种色彩的小帐篷。纪念碑北侧则横竖成序地排列着三十多架黄帆布大帐篷。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们就在这些帐篷里或广场上休息或走动。   高校自治联合会的广播响着,告诉大家今夜情况紧张,以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口号变了,号召大家遇到军警袭击时可以抵抗。个人可就近找些木棍、竹竿等自卫武器。如无武器,军警袭来时,可抓住其钢盔,拼命往后拉,勒住其脖子,就会使其无法打人……云云。后来吾尔开希还讲了话,说他刚从拦军车的地方赶来,群众热情很高(后来因隔得太远听不清就不再听了)。   纪念碑三层:侯德健、刘晓波等四人在绝食声援学生。侯绝食48小时,其余三位宣布绝食72小时。他们都是自6月2日下午开始绝食的。   在广场上,巧遇清华熟人朱虎星。他煞有介事地带着防毒面罩和望远镜。我们取笑了他一番。其实我和小雪也带了口罩和望远镜在身上,以防不测。但心里多少有点开玩笑的想法,并未认真感到会使用这些东西。   我们三人又在“民主之神”像周围转了一圈,用望远镜仔细瞧看塑像的前边和后边,评议哪部分塑的好,哪部分塑的粗糙等等。在这儿,“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学典礼正在进行。有教务长在讲话(据说校长是严家其),还有宗教界人士讲话。我们听了一会儿后,就和朱虎星分手各自去找自己学校的营地。朱说他要和清华同学一起在天安门过这紧张的一夜。我和小雪来到广场西北侧挂有北大校旗的帐篷,在这里看到几十北大学生或坐或站或躺地呆在里头,并且还有我班的三位男生:余锦耀、洪洋、薛辉。一对年轻的工人夫妇自家烧了一大桶绿豆粥送来给同学们喝。他们说,今晚肯定要出事。在离天安门不远的各路口,到处有军车被群众堵截。广场上戒严指挥部在人民大会堂上架设的高音喇叭正一遍遍警告人们离开,晚上呆在家里不要出来,等等。   我和小雪准备回校,当时约十一点左右。正与洪洋他们告别,互嘱保重,一位同学急急奔来,对着帐篷里的同学大叫:“他们开枪了!快拿手电照我的手!”立时有手电从帐篷里射出,照在他的手上,只见满手是血迹。大家立刻围着这同学询问。他说木樨地的军车强行进入市区,上万的群众堵着他们。军人开始放瓦斯,放枪。木樨地形势很危急,需要加派一支“敢死队”去增援。那些男同学们立即准备出发。我和小雪也急忙离开,去新华门取自行车。   我们取了自行车后往西骑行。人越来越多,不时传来砰砰啪啪声,也不知是不是放枪,心里十分紧张。快要接近民族饭店时,已见人群攒动,骑不过去了。问人哪儿在冲突,人们说,就在眼前了。正说着,忽见一阵烟雾在前边升腾而起,大家纷纷后退。接着一股刺鼻的气味涌来,熏的人直要流眼泪。原来是放毒瓦斯了。我急忙对小雪说:“快把自行车放到马路边上去,看来是过不去了。”待我放好车后,一转眼却不见了小雪,急得大叫。找不着她,我就戴上眼镜和口罩随着人们往前跑,想要看个究竟。一放毒瓦斯大家又往后跑。这样拉锯了几次之后,瓦斯忽然不放了。有人喊道:“他们的催泪弹用光了!”于是群众呐喊着又往前冲。冲在头里的是北大技术物理系的一面红旗。可是冲出二百米远后,军人又反扑过来,双方开始用砖头互掷。   我站在自行车上,听到砖头砸得路边商店玻璃乒乓直响,心里直害怕。这时路中央的群众已退到我东边去了,只有马路边上还有许多人。我清楚地看见防暴警察头戴钢盔,手持齐腰长棍,肩挎冲锋枪,不断捡砖头向前边和左右投掷。一些年轻人为躲避砖头袭击,踩着我的自行车跳上了约两人高的房顶。我吓得一叫,他们把我也拉上去了。房上的人把屋顶的砖头扔在地上以作武器。过了一会儿,不知何故军人又朝后撤,群众又朝前冲去。我也下了房顶,推起自行车朝西去。走到民族饭店东侧,向西冲的群众已冲得很远。我思忖着继续朝西走肯定走不通,可是又不知怎么才能回校。索性又把自行车停在这儿,自己躲在一个门洞里,后来又走到聚集了许多人的民族饭店门口。   忽然,前边的人又一次朝后涌来,只听得远处象炒豆子样响起砰砰乓乓的枪声。有人从前边跑来大喊:“开枪了!开枪了!”人们纷纷问:“是不是橡皮子弹? ”退下来的人愤怒地大叫:“前边已打死几十人,还说是橡皮子弹?”群众顿时感到十分恐慌。正在这时,前边抬下两个被枪打伤的人,大家纷纷拥上去帮忙抬往民族饭店门里。又有两名军人被围打着过来,拥挤中看不真切,好像被人抬着,有学生护送。激怒的群众却潮水一般涌上去揍他。从里边挤出来的一学生说,恐怕要被打死了。这位学生因挨得近,身上沾了很多血。我们都心急如焚:这样子军人与群众对峙、互打可怎么得了。可是谁也无法阻止已处于狂怒中的群众。   枪声愈来愈近了。在马路中间成千的群众迅速后撤,躲进长安街两边的小巷中。一会儿,军队开来了。前边是黑压压的几百防暴警察,皆头戴钢盔,端着或挎着冲锋枪,手持黄色棍子。我们这没有跑的学生和市民就站在民族饭店门口观看。不一会儿,灯全黑了,只有饭店附近的路灯仍亮着。仗着饭店里住外国人,估计不会朝这个方向开枪,我们这些人壮着胆子站在这儿。有人高喊:“杀人凶手!”立刻招来砖头和朝天或地放射的子弹。子弹迸在水泥地上溅出绿色的火花。没有人再敢喊,大家只是默不作声地看着。   防暴警察过后,便是庞大的装甲车、运兵车和长长的用帆布蒙上的车辆,共分四列向前推进。装甲车周围是实枪荷弹的士兵,跟着装甲车向前,犹如在战场上一样。有的人低声咕哝:“老山前线挪到长安街上来了!”有两辆装甲车上挂着红布横幅:“热爱青年学生!”“向首都人民致敬!”招来一阵低低的嘘声。这是宣传车,喇叭里喊着:“你们赶快回家去!”群众中有人喊:“你们快滚出北京吧!” 立刻被周围人制止,实在太危险了。   后来,我还跑到马路边的栏杆那儿,就近观看。旁边还有十几人,大家均屏住呼吸,默不作声。我旁边有个女孩子看来和我不相上下,她和她的男朋友在一起。我们在那种危险的时刻彼此有一种患难与共的感觉。我们三人决定一起走以互相壮胆。她邀我住她家去。这时军车和士兵已过了一个多小时,仍似无穷无尽。我们决定不再呆在这危险的区域,于是走进民族饭店东侧的一个小巷子中。忽然听得后边一片声喊:“让开!让开!”一看,只见一辆平板车疾驶而来,旁边有人跟着跑,一片忙乱。车上躺着中弹群众,有人帮其捂着伤口,急急而去。惊魂甫定,又是一片“让开!让开!”的喊声,又有伤员通过。那位男朋友是医学院学生,他说:“ 前边有个邮电医院,我们快去!也许能帮点忙。”穿了好多小巷子后,终于来到这所医院。许多人围在这里,自动组成的学生纠察队拦住众人不让进去,并拉出一条通道,供送伤员的人进入。   那位男朋友先进去了,小曾(即新结识的这位女友)随后也想办法进去了。我一个人留在外边,帮着维持秩序。只见送伤员的人流不断,急急忙忙一个,急急忙忙又一个,令人心悬到嗓子眼。伤员有的用救护车或其他汽车送来,有的用平板车或自行车送来,有的用椅子抬,有的则肩背人扶而来,平均每分钟一个。医院门前的水泥地上已汪了一滩血,很多人身上也都沾着鲜血。一个女学生哭着恳求纠察队员让她进去,说她男朋友背上中了一弹,被送到了这家医院,被守门的纠察队员拒绝。因为抢救伤员要紧,别人一律不准进。正在这时,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走出来,拉住我说:“同学你跟我来!”我吃了一惊,急忙跟他走进去了,纠察队员未及阻挡。进去以后才发现原来他是小曾的男朋友,成了医生助手,令我一时没认出来。   在医院里,见到小曾,她说她已看了许多伤员,实在惨不忍睹。我问有没有被打死的,她说单是一楼已有九个死亡者,就在走廊拐弯尽头。我没有听她不让我去的劝告,走到停尸体的地方。只见刚刚被打死的人都躺在地上,身上罩着白布。有一个摄影记者、两位医生及另外两、三个人在旁,并悄悄议论着。记者说,他一定要让他的摄影机记录下这幕惨案,今后好让世人目睹真相。   我请人揭开死者身上的白布,拿起尸体身上放着的身份证或记录姓名等情况的纸片,一一抄录下来:   刘建国,男,35岁,西城区横二条50号。  富尔克,男,19岁,中央民族学院88级预科生。  吴国锋,男,中国人民大学工经86级,学生证号:6070115。  顾丽芬,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86级。  刘忠, 男,19岁,政法大学政治系,上海人。  段昌龙,男,清华化工系。  马凤友,男,工业企业部工人,1962年生,其子马骏飞同死。  许瑞和,男,复员军人。  另有一学生系北京农学院农经系学生。  还有10男1女身份不明(因随身没带身份证)。  …………   每个看到这幕惨景的人莫不愤怒不能语,感到实在惨绝人寰。各个手术室、诊疗室都拥满了伤员,医生、护士们个个忙得团团转。一位刚送到的伤员嘴唇中弹,上唇被掀成两瓣,上牙全无。   我在三楼看到,因伤员太多,病房里和走廊上都躺满了。一位背部中弹的伤员坐在走廊的一把椅子上,两名医生就开始给他作取弹片、缝合手术。从他背上取出一颗弹头,是五四式冲锋枪子弹。他拿在手里观看。应我要求,让我也掂了掂,沉甸甸的。他说要永远保留着作为纪念。   回到一楼,见那位在医院门口痛不欲生的女学生已经获准进来,并且找到了她的男朋友。她的男友背上中了一颗机枪子弹,很长,把他的背脊穿了两个洞,有拇指粗细,血流如注。医生止不住血,只好把针药打在药棉上,用手按住药棉在伤口上堵血。男孩子疼得不断发出撕心裂肺般的惨叫,女学生把脸贴在男孩子头上安慰着他,早已哭不出泪水。我询问了女学生,知道他俩都是清华大学学生,心里更加难过。   一夜就在这样愤怒、惊惧、忧伤的心境中渡过。医院里充满了血腥味,我不得不走到院子里去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我走到紧闭的铁门口,站在一张桌子上向外望,只见隔路对过是西城区区委会大门。别人还告诉我,这所邮电医院地处二龙路,附近还有国家教委和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等单位。   枪声响了一夜。护送伤员进来的人互相讲述着各自的历险记。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说,与他站的很近的两个人都被打死了。其中一位妇女肠子流了一地,当场毙命。他护送了两名伤员入院,浑身是沾上的鲜血。   这家医院不能做骨科方面的手术。许多伤员需要转到积水潭医院。他们被安置在长椅上或担架上,两人抬起,旁边再有一人举着吊水瓶,就这样匆匆而去。医生说,他们都免不了截肢。有人开了个黑色幽默玩笑:“这下,邓朴方的部下可要增加不少人马了!”   我和小曾互相留下了姓名地址。   6月4日   已是6月4日凌晨,我们最后询问了一遍该医院死亡人数,已是28人!这时是5点15分。   天亮了。我急于离开这里,去看看外边变成什么样了。我们三人于6:40离开了医院,只见医院附近的路上斑斑点点都是血迹。似乎外边很平静,还有一些老头老太太在做早锻炼。经过一个建筑工地,门房老头正在听新闻,只听里边说道: “昨天,北京平息了一场反革命暴乱……军委祝贺……伟大胜利……云云。我们(连同老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走到西单路口,看见三三两两从天安门撤出的学生互相搀扶着,表情漠然地走过,有的还打着旗子。群众中有人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有的上前去安慰他们。他们再也忍不住了,痛哭失声。一个男生说:“我们对不起人民,把天安门广场丢了。”群众呼喊:“你们是好样的!”又有一小队学生过来,流着泪说:刚刚有一小队同学共十一人在六部口被装甲车追撵过来,碾成肉泥了。我闻听这一凶讯,立刻急急往六部口赶去,心里担心着小雪的安危。   一路上,不断有人从东边过来。看见我一个人往东去,都劝我不要去,说那边还在放毒气弹,又有许多装甲车和持枪军人,实在太危险。我不管,仍然东去。走到一建筑工地,坦克又一辆接一辆地自西向东开过来。许多人躲在半截墙后,朝坦克扔砖头。坦克把地上的砖块碾成了粉末,毫不介意地突突开过去了。我提心吊胆、走走停停,总算赶到了六部口。我在路北,碾死人的地方在路南。路中间一片狼藉:砖块、路障、燃烧的车辆、还有装甲车。我壮起胆子飞快穿过马路到了路南。只见尸体横陈,脑浆、鲜血满地。一位死者背朝天趴在自行车上,脸侧着,怒目圆睁,就这样死去。别的更是惨不忍睹。旁边停着四辆装甲车,车上站着持枪的士兵。群众都提心吊胆,一有动静,一哄而逃。我在这儿停留了约10分钟。约7:20左右离开六部口往西走。路上所有店铺都关着门。经过某处,看见几个年轻人正往十几个汽水瓶中灌汽油,每瓶灌上半瓶汽油,用纱布、棉花等塞住,准备用这种自制的燃烧瓶打坦克。   我走回昨晚放自行车的地方——民族饭店东侧(在西单路口已和小曾他俩走散),找到了自己的自行车,即骑车西去。西长安街上处处是路障,已被坦克、装甲车轧扁,撞得东倒西歪;不时可见烧坏的军车和公共汽车;砖石碎块满地;路边楼房的墙上有不少弹孔,把水泥墙打出一个个白洞;地铁站的玻璃被打了许多弹孔,碎裂着。黑烟弥漫,空气中充满刺鼻的气味。路中间有少量人骑车绕路障而行。路边有三三两两的人聚集,议论着昨夜到今天凌晨发生的事情。   骑到木樨地,许多人聚集在那里。路口挡着几辆燃烧的公共汽车,不时发出爆裂声。公汽以西的路上,望不到头地排列着装甲车和运兵车。第一辆装甲车已起火燃烧,有人在点燃其他车辆,大多数人在路边观看。忽然烧着的装甲车发出吱吱怪叫,有学生挥着旗子叫大家后退,说汽油仓要爆炸。大家都遵命向后退去。只听“ 轰”的一声,一团火球升上天空,宛如氢弹爆炸,之后就没什么危险了。   很快的,又有几辆装甲车被人点燃。有一辆燃着的车里放出两颗黄色烟幕弹。人们看到没有打枪,就有一些人爬上装甲车,揭开盖子,叫里边的军人出来。他们不肯出来,就十几个人一齐将其拽出。一旦有军人下到地面,就有众多人拥上去追打,吓得这些士兵拼命跑,一些人在后追。我们这些在现场的学生见状,都自动站出来高喊:“不要打!不能打!”后来就把这些逃出来的军人集中起来围坐在一起。学生和一些善良的市民围着他们,一面阻止人们动手打人,一面向军人们讲述昨夜发生在长安街的惨案。士兵们惊魂甫定,在悲愤的群众讲述中,低着头。有的说:“真想不到是这样,真是太惨了!”前头几辆车的士兵挨打较多,有的士兵被打得不能动。后边车上的士兵因一出装甲车很快进入“保护圈,”基本未挨打。他们的枪有许多落到群众手里,群众把子弹夹卸掉,我们在场的几位学生叫他们把枪交给我们,然后又转交给军人放到自己的圈子中间。   与军人交谈中了解到,他们是28军,原驻山西,奉令进京,停在延庆县。昨晚进城当中受到堵截,至木樨地便再未能前进。装甲车里则是38军。这两支部队出发前都接受了不准向群众开枪的命令。他们的子弹还都放在子弹箱里不曾打开,带着的枪都是空膛。而作为先头部队于昨夜开进天安门的是27军,87年从老山前线换防下来的一支部队,皆有实战经验,且实枪荷弹。他们属沈阳部队,原驻石家庄。正是他们屠杀了大批北京居民和学生。大家莫不对27军充满愤慨。   军车和装甲车被烧着的越来越多。黑烟滚滚,遮住了天空。这时,军用直升飞机又飞到人们头顶,人们都骂它,连一些军人也指着它骂道:“你他妈的还飞什么飞?”据说被烧着的装甲车有三十四辆。   中午十二点以后,我离开木樨地回校。路上又看到一些被烧坏的车辆。途经中央民院和人民大学时,我向这两校的人报告了他们学校富尔克、吴国锋死在邮电学院的消息。他们皆悲伤万分,立刻忙乱着找车找人,去邮电医院接尸。   我未敢多作停留,骑车回北大。刚至三角地,碰到了小雪,我俩一时惊喜交加。小雪说:她早上五点多就回到了学校。原来我俩失散后,她又返回天安门广场,在清场开始前离开的。她又说:各系都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忙着清点人数。现已报上二百多未归人数,连同我在内,得快到系里去销名。当时我虽一夜未合眼,又从昨晚五点到今天下午一点未曾进食,却毫不感到困饥,仍然处在激动的情绪中。我对小雪说,我得马上去广播站,把我目击的从昨晚到今天上午的情景告诉大家。小雪便陪我到了广播站,她也准备把她目击到的一些情况讲一遍。   我对着话筒,眼前浮现出那一幕幕惨景,它们在我脑海里映现得那么清晰,使我能够详详细细地道来。广播站外站满了静静聆听的人们。我讲了约半小时,到2:15分讲完了,人们爆出热烈的掌声表示对我讲述的感谢。我以人格担保,我讲的句句是实,皆亲眼目睹。   出得28楼,只见小荷夫妇、小慧夫妇、小雪夫妇都等在那儿。小荷和小慧都要拉我去他们家吃饭、休息。我跟小荷夫妇去了。   傍晚回到宿舍,听小雪讲,我们班的洪洋还未回来。3日晚上有同学看见他就在大旗附近,脖子上还套着话筒。后来清场前,也有人在天安门广场上看见他,再以后就没有下落了。我们都感到凶多吉少,心急如焚。   6月5日   次日(6月5日),我和小雪于10点多出发,先去西苑附近的急救中心寻找,这里并没接收到任何伤员。我们到郭杨那里借了一辆自行车,又向城里去找了。   路经木樨地,只见众多烧焦了的汽车和装甲车残骸堆在那儿,依旧冒着黑烟。很多群众在附近观看。   未敢久留,我们又去了复兴医院。该院已把死伤名单写在黑板上,挂在墙头上。名单上有名有姓的死者是十九人,另有100多名受伤者,没有洪洋。   又去第二医院。该院离天安门广场很近,有六名死者,其中一名是商学院一姓陈的学生,另有一名是当日上午刚刚被打死的。我们就近辨认一番,没有洪洋;查了伤者名单,也没有。有一位中年人,姓于,也来这里寻找儿子。他的儿子17岁,是17路电车售票员,从3号晚上出来一直未回去。老伴急得两天两夜不吃不睡,他则出来四处寻找,到现在还未找到。   我们三人一起去找北京市急救中心,不敢走长安街,尽穿小巷子,结果竟骑到了前门。往广场望去,排列着满满的汽车和装甲车。军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枪口对外地立着,令人不寒而栗。经过那儿的人们皆低头急急而过。小雪的车牌掉了,正去检,就有军人用喇叭高喊:“不许停留!”吓得我们赶快推车而去。   发现走错了路,我们三人从大栅栏绕回,终于找到了北京市急救中心。这里大门紧闭,玻璃门外站了许多寻人者。但门里的老太太不让任何人进。后来经说明情况,又从门缝递上一张要寻找的人名单 (又加上了一位清华的,共找三人),有一医生出来,特许我进去了。先到外科,查了厚厚的伤亡者名单,没有;又到内科,又是一本名册,也无。医生不让去太平间辨认,只好作罢。   我和小雪最后去了友谊医院。在麻醉科查了名单,也没有。医生们劝我俩赶快回去,说很快要戒严,路上怕有危险。当时已经三点钟左右,我们急忙往回骑,到校已是四点半。   北大南门外已贴上挽联:“夜半枪声惊醒华夏,烈士英魂昭告中华”。门楣上挂起巨幅黑纱,旁边的松树上缀满白花。   这是一段历史公案,是非自有后人评说。  生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人们现在不得不按照统一口径说话。事实成了谣言,谣言反成了真理。事实虽然暂时被迫沉默,总有一天它会为屈死的魂灵说话。                    记于6月7日至6月21日   又记:   1989年6月3日夜至6月4日凌晨,北京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冲锋枪、机关枪对准了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扫射,千百人倒于血泊之中。历史将永远记住这悲惨的一页,民主爱国志士的鲜血不会白流。   北大已死三人(一教师二学生),另有十八人下落不明。在电教馆南侧室设立了灵堂,部分挽联、丧幛抄录如下:   挽联一:   上联:  五四迄今七十载,民主志士不绝,血荐轩辕,前仆后继,今日学子工农,挺身其间,砥立于革命中流,摧枯拉朽,涤新淘旧,揭民主大义,屹然再造乾坤,天安门四十余日,殚心瘁力,誓以雄心赤胆,红血红旌,唤起自由人道之精神,诚为天地留正气。   下联  十一过后四十年,专制独夫如旧,鱼肉人民,藏污纳垢,如此党棍军阀,丧心病狂,枪杀我民族精英,云凄海咽,地暗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共和国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民主科学,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之遗训,厥成大业慰英灵。   挽联二:  死难民主夙愿何了  天人同悲哪日方晴   ——北大师生员工哀挽   挽联三:  此恨难消哀我中华殒英杰  死不瞑目可怜身后无来者   挽联四:  生者尚生生犹可战誓战到天明  死者已死死不瞑目怒目向苍天   横幅:  欲哭无泪欲说还休欲罢不能 □ 读者投稿~~~~~~~~~~~~~~~~~~~~~~~~~~~~~~~~~~~~ 【亲历六四】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广 场                 ·一 人·   (一)出发   广场的灯,突然熄灭了。   我的心也一下揪了起来。一切都笼罩在黑暗和恐怖之中。   那时我们正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上。皮皮和我坐在面对天安门的那边,她在我的侧前,转过头来,刚好看到我。   和皮皮认识也是今天傍晚的事。学校的广播里急促的播告着“天安门广场告急 ”,请大家到广场支援在那里的同学。大概如果大家都在那儿,政府就不敢怎么样吧,法不责众嘛。   学潮已经两个月了,也没有什么结果。宿舍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家近的同学都回家了。我拿了个塑料袋,装了两个湿毛巾,(据说可以防催泪瓦斯),溜哒到了28楼前,这个楼里有学运的总指挥部。刚巧,皮皮也来了,她是中文系的,比我小两届,两只眼睛亮闪闪。我在心里叫她亮眼睛。我们原先不认识,她快人快语,典型的湖南妹子,我们很快熟起来。   一个头上系红布条的男生,在组织几个人成立敢死队,赶赴广场。他挥手把我和皮皮赶到了一边:今天不带女生!这句话反到让我们的斗志愈增:长这么大,还没有在什么事上和男孩子不平等过!就你这种连男女平等思想都没有的人还搞民主?   红布条带了几个人要走,我们俩就跟着,他有些不耐烦,赶我们:说不带你们嘛!亮眼睛伶牙俐齿的和他争了一番,他就任凭我们跟着,不说什么了。   我们一群人就这样走,遇到车,就截住搭一段。大家都很帮忙。中间遇到好几个市民都郑重的告诉我们今晚不要去广场,我们都感激的说:谢谢,我们会保重。到了广场,我们一直围坐在纪念碑的台阶上。当时在纪念碑中心好象有一个广场指挥部。我们的任务是坐在台阶上,阻止市民和闲人走到上面去。   夜幕降临的时候,广场的人变得越来越稀少。当时广场上还有很多帐篷。果然,不久就有消息传来,军队开始进城了。从路口来的人报告说,进城的军车已经和在路口的学生市民打起来了。不断的有消息传来,说政府下手了,很多人都已经牺牲。很多的慌乱和骚动之后,知道堵军车是没有用的,军队已经进城了。帐篷里的人都出来,大家围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   (二)死荫幽谷   从天安门到别处的通路都没有了,熄灯后在黑暗中隐隐可以看到,从广场两侧的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里走出一队一队的士兵。他们慢慢的把广场包围了。   按我的想象,他们会在纪念碑周围架起机关枪,象电影里国民党反动派一样,对我们扫射,我们就倒在一片血泊之中,成了烈士。   哎,就这样死了吗?   刚才灯还亮的时候,有人传来小本子,让我们写下我们的名字和最后的话,那时候觉得很悲壮,象是英雄,我告诉爸爸妈妈姐姐妹妹我爱她们,请为我骄傲。可现在感觉,死了真不甘心。我想到了那个心中一直暗暗喜爱的男孩子,每次班里去郊游,总是他在默默的做事,不怎么说话。好象在学校的指挥部附近见了他的影子,他现在会在哪里?我竟然从来没有告诉他我喜欢他,甚至从来没有好好的跟他说过一次话。现在一切都晚了。   忽然,亮眼睛回过头来,闪着她的亮眼睛对我说,“我前天刚过了18岁生日。”然后她咧咧嘴,想笑的样子。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咧了咧嘴。大家就这样手挽着手,坐在台阶上。我旁边的一个男生忽然对我说:“别怕!”然后搂了搂我的肩膀,我才发现自己一直在发抖。也许是六月初的晚上,天还凉吧。   天安门前有堆火光,好象是烧着的汽车。军队已经完全的包围了广场,开始葡匐前进的向纪念碑逼近。   我望着天安门上空黑漆漆的夜空,内心发出了一个呼喊:   上帝,让我活下去,我一定会好好的活。   我当时并不信上帝,但在那个时候,还能向谁说呢?   这大概只花了3秒钟的时间。然后思绪又淹没在四周传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中了。军队已经把所有的帐篷搜索了,进到纪念碑下,和最前排的学生对恃着。我想,如果他们架机关枪扫射的话,只要听到枪响,不管打中没有,我都倒下去,这样也许还能活下来,坐牢就坐牢吧。   他们没有架机关枪,倒是有一排的士兵在人群中冲出一条路,到了中间的最高层台阶上。那几个士兵从我们身边过去时,我清楚的看到他们的紧张。最先冲上去的人冲着高高的纪念碑,扫了一梭子,子弹打在花岗岩上,迸出火花。   人群开始骚动,听说在纪念碑的另一面,有侯德健和刘小波等人已经和军队作出了妥协,军队同意学生们从纪念碑后面的东南角撤出。这时候,我略略松了一口气。大家站起来,互相鼓励的话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广场,我们会回来的。”   在前些日子的游行中,我们曾从西北郊的学校一路步行来到广场;在绝食的时候,为了支援绝食的同学,也在这里度过了好多难忘的日日夜夜。曾有一个绝食的学生在广播里,为我们弹着吉他唱了一只歌: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没有痛苦没有那悲伤    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的地方    看一看这世界    并非那么的凄凉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的地方    望一望这世界    还是一片的光亮   离开这个广场,可是我们心中仍然有梦想。我们手挽着手,有人唱起了国际歌。记得当时有一个政法大学的男生,坐在地上不起来,就是要“与广场共存亡”,我们就踢他,拽他,拖着他走:“为什么要作无谓的牺牲?”   就这样,被人流裹携着,出了广场,从南边的路回到长安街,向西北,学校的方向走回。天渐渐亮了。   从广场撤除的时候,我和亮眼睛走散了,快回到长安街的时候,我突然在人群中看到了她。我摸着她的圆脸说:看!皮皮,我们还活着!   话一出口,泪水就决了堤。也许是后怕。也许是听到很多很多人在路口堵军车时都死去了,而就在昨天他们还和我们一起活着。   (三)好好的活   关于那个在广场的祷告:直到五六年后,在教会的一次退修会上,牧师让我们细细思想从小到大的一切需要宽恕的事(无论是我们受了伤害还是伤害了别人),把它们带到上帝面前宽恕掉。   在安静的默想时,忽然内心中有一个清晰的声音问我:你好好的活了吗?我一下记起了在广场望着漆黑的夜空发出的那个短短的祷告:让我活下去,我会好好的活!泪水和着许多没有“好好活”的事涌出来,让我惭愧不已。我把它们以及广场上的一切都带到上帝面前,请求宽恕,并请求让我能够宽恕。   又是好多年过去了,我亲爱的死去的和活着的朋友,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在好好的活。我深深的爱着我周围的人,我尽心的做着手中的事。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光亮,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死去和我们的活着而变得美好。     ……     在二十岁时,我死去了    我就永远的活在了二十岁    ……   谨以此文献给在十五年前和我一起跳动过的心。 □ 摘自《华夏论坛》~~~~~~~~~~~~~~~~~~~~~~~~~~~~~~~~~~~~ 【诗  苑】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献给怀念——给我曾经二十岁的同龄人                 ·WOA·     所有的用真心、血和泪水    浇铸起的年轻的历程    越陷越深地烙在记忆中    尽管创伤依旧 隐隐的    苦楚趁周年循回归袭    我们却无力回首顾怜沧桑    哪怕仅仅凭借    一个坚毅的手势,说昨夜    昨夜,阵痛般从梦中    碾过     我们如此背负沉重的理想    仿佛攫持着万能的咒符    主宰我们无尽的悲哀    或者欢乐    破晓时分亦或有失声的呐喊    激情却死于激情之后的炎凉    只有颅骨里灼烧过的信念    和一丝眷恋掠起的    些许慰藉    足以将泪眼前浮出的真实    冰销雪崩地挤垮     无奈的笑容在无奈的    转身之间    融入千年沉醉的文明里面    我们也曾幻想许多    可终究无处脱逃呵    锁链在记忆复苏之后就    一直是沉甸甸的    一群被时间遗弃的过客    同样遭遇在异域边缘的十字路口    正如你站在巨大而苍白    的历史面前    那种隔世的愕然与    陌生     我徜徉在诗的严冬    看暮色爬上我的眉尖    看轻盈起伏的光阴    突然化着繁星    微弱如真实的脉搏    肤浅而动人地    激扬过一个年幼的狂想     掌中盛开的指纹    孕育于父辈上世纪的启示    光荣与梦想    零乱地凿刻在手心    我们谙悉每根纹脉的走向    那最曲折而贯穿的    最逼真地    指向诗     可是涂了又毁的笔迹    是关于所谓壮丽人生的    一笔一笔修正    诗人在戴上桂冠之前    光环已经蜕变    理想败在对理想的质问里    ……     无聊的年代仍无恙地继续    无梦现实的野外    星光的湛蓝浸透出来    搁浅在荒芜的他的    额上 □ 读者投稿~~~~~~~~~~~~~~~~~~~~~~~~~~~~~~~~~~~~ 【历史反思】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被利用”考                 ·老非子·   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平民在北京惨遭杀戮已有十五年了,“反革命动乱”和“暴动”的喧嚣似乎静了下去,“学生运动被利用了”,“学生被政治力量操纵了”的议论却时髦起来。似乎一场吸引了数百万民众的反腐败、争民主的运动因为伴随了某些政治人物的升降,就蜕化为无聊的帮派权力之争。追想早年请愿学生遭到段琪瑞政府屠杀之后,也有流言说学生是受人利用,不禁想考察一下古今中外的利用和被利用的事例。   首先想到的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变法。当时康梁倡议,公车上书。且不去探讨此事的背景和内幕,变法本身不正为光绪皇帝利用了吗?而随着光绪被慈禧软禁,变法流产,维新人士遭到迫害。我们难道可以因此而抹杀这场运动的历史意义,承认谭嗣同等人是白白送死吗?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台湾留学生为主体发起了保卫钓鱼岛的运动。运动期间中共的插手决非无端倪可寻,后来有一些保钓领袖定居大陆,有一批保钓积极分子从大陆娶了娇妻而归。不管他们今天看着中共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作何感想,我们应当就此否定这场运动在推动台湾的民主进程中的作用吗?参与运动的学生受到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迫害,难道也是咎由自取吗?而审视一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组党、换总书记,到土地革命、西安事变,直到朝鲜战争,哪一件不是在共产国际和斯太林的干预和控制之下进行的?哪一项不是以苏联的利益为重,为苏共所用?中共的这段历史是否也应当打上“被利用”的烙印?其间落地的三千万颗人头(借王震的话),难道都是没有脑子的空壳吗?   其实不要讲群众运动中的芸芸众生,便是历史上的精英人物,甚至一代豪杰,观其一生,也都是不断地被人利用。国人心目中首屈一指的民族英雄岳飞,且不说他带兵镇压洞庭水师杨么,就是转战抗金,最后被金牌招回屈死,始终是心甘情愿地受着只求安享半壁江山的宋高宗的驱使,但这并不妨碍他受到后代百姓的敬重。另一位堪称中国文臣楷模的诸葛亮,其高举“中兴汉室”的旗号,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行分裂中国的活动,也不过是报答身世可疑的“刘皇叔”的垂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即此不仅近两千年来安享祠祀,现今国内还有两个城市为了作他的纪念地而争斗不已。再如现代文学巨匠鲁迅,他一生向封建余孽,落后愚昧挑战,并小心地规避于党派之外。但在生前仍不免在“左联”受着中共的间接利用(加上掣肘),其作品也被指为遵命文学;死后更被用作大旗,不仅挥向国民党,也用来横扫“四条汉子”和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老毛曾明白表示,倘鲁迅在新中国不愿为中共所用,也当去坐无产阶级的牢房。而即便是老毛本人,在其登上光辉的顶点,受着亿万民众的山呼万岁时,还要自称是被人用作打鬼的钟馗,更不用说昔日被上海中央、共产国际及斯太林指挥得团团转的日子,何曾逃得出被利用的处境?不仅政治人物,就是单纯的科学家,一旦成名,在政治上有了被利用的价值,也难逃政治势力的罗网。天主教的利用牛顿宣扬第一推动力,犹太人的利用爱因斯坦建以色列国,便是明证。他们也因此受到过敌对政治力量的攻讦。所幸普通的百姓并不因政客的诬蔑而否定这两位物理学上的巨人,因为他们太了解政治人物的阴暗心理和卑鄙伎俩了。   早在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讽议大人先生们不稼不穑,不狩不猎而仓贮禾谷,庭悬野味。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在科学发达,教育普及,民主制度确立的国家中,老百姓还得纳税养活各级官僚。似乎很少有人讨论此中的利用和被利用的问题。想要治人且食于人的劳心者们,就象追香逐臭的苍蝇,时刻在寻觅机会:小到孩子失踪,车祸伤人;大到劳资纠纷,种族冲突,只要有群众可以运动,他们就会不请自来,或到台前捶胸顿足,慷慨陈辞;或在幕后扇风点火,出谋划策。普通百姓明知这种人心怀叵测,却还是得利用他们的能量去实现自己的吁求。恰如一支球队为了赢球而使用犯过刑律或汹酒吸毒的球星一样。这是商品社会中的一种特殊形式的交易。由于这样的社会承认个人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权利,媒体上就少见道学家们出来评论这类事件中谁利用了谁的问题,也没有人幻想能在社会活动中逃避政治人物染指。   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持续了几千年,贸易活动受贬,商品经济受压制。不知是不是这种经济基础导致了“利用”和“被利用”成了道德上的贬义词。但凡被人指为“被利用”,不管事情本身是善是恶,有利有弊,便都不足道。当然事情也不是那么单纯。司马迁在提出人“死有重于泰山”的同时就讲“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那么究竟怎样才可以免受“被利用”的指责,甚至得到褒奖呢?仔细分析一下中国历史上受到贬褒的知识分子,隐约可见一条分界线:“知己者”或“利用者”必须是统治者,至少是当权者。用今日中共官场的术语,就是“站对队,跟对人”,如前文提到的岳飞,诸葛亮的例子;或者被利用者日后自己成了统治者,如老毛便是。1949年中共执政后,公布对知识分子实行“ 团结利用”的方针,对民族资本家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文革中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资本家则在被打倒之列,那是后话。)按理归入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都有代表他们的小星,属于人民的范围,是新中国的主人。而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结果“仆人”可以宣称“主人”是利用对象,不知这是什么逻辑?而我们也从未听说有人对中共的这种利用政策提出过责疑,也没听说有人因此指责知识分子甘心被利用。因为中国素有三纲五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统治者应天承运,理所当然地驱使子民供他利用;而历代士子如能为统治者所用,则视为仰受天恩,荣莫大焉。只是要当心一旦知己者或利用者失势,被利用者便是大逆不道,轻则挨批,重则治罪。历史上有李白,现代有陈布雷。而对七六年“四五”运动参加者的评价从“受利用”到“革命英雄”,更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这个道理。   正因为在中国“被利用”的帽子总是落在无权或失势的一方,所以每次非官营的群众运动之后,总不乏有人装出公允,清醒的模样,依据一些似是而非的小道消息,指责某人,某派是受人利用,还要循循教导年轻一代吸取教训,以后不要上当。不管自觉与否,这些人自己恰恰是在供当权者利用。他们的言论,无非是要为当权者张目,要封锁一切不利于当权者的议论,阻止一切不利于当权者的行动,以维护当权者的统治。唯其是为当权者所用,他们的政治生命就总是安全的,他们的言论就总可以借助于主流媒体得到传播。只要主子不倒,他们也就可以延续着暂时做稳了奴隶的美梦。   约半个月前看到一篇文章,称“六四”学生运动干扰了中共党内开明派的战略步署,造成了政治改革的倒退,似乎参加“六四”运动的民众连被利用都不够格了。回想该文作者十五年前四处串连,鼓动一批著名的老知识分子在声援学生的请愿书上签名;但到兵临城下,形势紧张的关头,此人却神秘失踪,最后公开的请愿书上也没有她的名字,使签名的学者当时就深感被利用之痛。从上述的文章看,这位帝王之胄虽然在西方混了些时日,但在她的意识中,“民主”还是意味着“你是民,我是主”,群众运动只能由“主”来指使,为“主”所利用。我真诚地希望,随着中国人民对民主的理解不断深化,相信她这一类的鬼话,被她这一类人利用的人会越来越少。而对这位中共的金枝玉叶本人,我只想提醒她一句马列主义的经典教条:“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 □ 读者投稿~~~~~~~~~~~~~~~~~~~~~~~~~~~~~~~~~~~~ 【诗  苑】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诗二首:献给为民主新中国而失去人身自由的人们                 ·力 刀·                  新囚歌     秦城厚重的门紧锁着,    栏栅通风的孔洞开着    一个声音嘶叫着:    认罪吧,给尔自由。    你渴望着自由,    但你深深地知道    民主制度,才能保障民众的自由!    你只期待着那一天    民众的心苏醒,    把这囚禁思想的监牢铲掉    你愿为磨穿这牢底把生命消耗          ※   ※   ※   ※   ※                你的自白书     任手脚紧锁沉重的镣铐    任他把警棍举得高高    你不需要什么认罪    哪怕胸口对着坦克的大炮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信念和理想使你不折腰    无期的监禁算得了什么    人生棋秤的一手长考    面壁黑牢你坦胸长笑    思想的囚牢在笑声中晃摇    这就是你,一个中华儿女的自白    凤歌高唱,化入大地母亲的怀抱 □ 寄自美国~~~~~~~~~~~~~~~~~~~~~~~~~~~~

2009年6月4日 星期四

8964坦克碾压人全景全过程照片 7图 慎!

 

——张健:六四坦克有没有压死人?

【 2009-06-03讯】 作者:张健   

内容摘要 笔者最近得到六四坦克碾压人的全景全过程的照片。这些照片是89年国内学生委托西方记者带出来的、此照片清清楚楚的证明中共戒严部队的坦克是故意碾压人的。

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发生以后,20年以来,不断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制造谎言。八九年六月四日,绝大多数中国人或从电视或从电台或从报纸,都知道了大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的消息,并且说的非常明白:学生安全撤离,没有伤及一人。我和周围的人几乎都相信了中共的这一说辞。没过几天,在中央电视台上播了一个新闻,有一个中年男子正在跟周围的群众讲学生撤离天安门时遭机枪扫射、坦克辗压的实况,我清楚的记得他说的一句话,"血流成河啊!"播音员用非常激愤的声音提醒大家找出这个散布谣言的人。没出一个星期吧,这个人果真被找到了,他再次现身于中央电视台时,是坐在警察的对面,低着头承认自己的过错,非常明确的说自己是在造谣。

当时真的极少听说大学生在天安门前受到的血腥屠戮。不久,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回答美国记者时的现场录像又播了出来,美国记者说:我们有录像带可以证明天安门发生了对大学生的屠杀。袁木不紧不慢的说:现代科技的发展可以制造出比你的录像带还要长的录像带。"我很负责地"向全世界宣称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那些海外媒体报导的解放军杀死学生平民的照片是现代科技的综合......戒严部队发言人张工说六四天安门广场一人未死,一枪未放。袁木(国务院发言人)、张工(戒严部队发言人)、何东昌(教委主任)等人玩弄文字游戏,咬定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七年之后,国防部长迟浩田访美时(注意邓小平还没死)居然还是说:"天安门没死一个平民。18 年后,香港民建联主席马力先生日前就18年前的"六四"大屠杀发表评论,认为根本不存在"屠杀"、"屠城"之说。并说如果相信坦克把人压成肉饼,可叫人"揾只猪去试"。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席陈一鄂曾说,相信塔克有压人,但是不是故意的。
笔者最近得到六四坦克碾压人的全景全过程的照片。这些照片是89年国内学生委托西方记者带出来的、此照片清清楚楚的证明中共戒严部队的坦克是故意碾压人的。

法国纪念6.4二十周年的相关活动

今年是六四烈士们遇难二十周年,法国人权团体将在巴黎举行六四纪念二十周年系列活动。

这些活动得到了巴黎异议人士、老华侨、汉学家和政治家的极大关注。 6月3号下午5点在巴黎铁塔附近的人权广场将由来自西藏、法国、日本的僧侣、喇嘛以及基督教和天主教等宗教界人士为六四亡灵共同祈祷。

6月4日,在专门的剧场内,将播放两部关于六四的纪录片:一部是《天安门广场没有人死吗?》;而另一部纪录片是《历史的见证》,讲述的是去年11月由一位法国著名的纪录片导演兼摄影师拍摄我在法国手术取出大腿上的2颗枪弹全过程。这两枪是我在天安门广场被戒严部队射中的,2颗子弹一直留在我身体内近20年。

六四照片

六四照片

六四照片
六四照片

六四照片
六四照片

六四照片

六四照片

最新:8964坦克碾压人全景全过程照片 7图 慎!-【北大法律中心,8964】

韓東方回憶“六四”──工人自治聯合會

 BBC

1999年6月4日

世紀見證:“六四”天安門廣場工自聯韓東方的回憶
  當年在天安門廣場上參加組織工自聯的韓東方回顧“六四”運動:
  我“六四”的時候是鐵路工人,在火車上做電工。所以我怎麼去的呢,就是我坐公共汽車路過天安門,然後,在公共汽車上還是聽別人說,旁邊的乘客說,有人在天安門那兒鬧事呢,我就下了車。下了車,走回來,到廣場上去看,跟大家一起聊天,聽有人演講啊。
  就這樣一個偶然,就進去了。雖然我對這個社會從來都沒有進行過政治性的批判,進行思考,但是,對我身邊的事情我一直都是不滿的,總是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對。
  那麼當這一瞬間發生以後,就好像一下子往前跨了一步,覺得:啊原來我過去在工廠裏遇到的那些不公平,在當兵時候遇到的不公平,家庭的一些痛苦,一些東西原來是有更深層的原因。所以,過去積累下來的這些反抗,個人性的反抗在那一瞬間就和這種社會運動合在一起,然後有了一個提升‧
  我覺得學生其實沒有一個實實在在的利益的訴求,學生當時的訴求是基於公益,基於一種理想。所以它的角色是打抱不平,把官倒的問題,貪污腐敗的問題給揭出來了。
  揭出來以後,事實上學生是為普通老百姓,包括工人,包括農民,市民,為大家打抱不平,為大家說話。覺得普通老百姓受到這種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工人,市民上街遊行,反過來是支持學生。
  大眾本來真的就是受者,可是大眾有一種不明所以,不知道自己是誰,這樣的一種中國的現實。孰不知你自己就是受害者,學生是在為你打抱不平,那麼你自己應該有一種清楚的身份,自己應該站出來:好,我就是要這個,然後,我謝謝學生對我們的支持。
  我們要組織起來,工人大家要組織起來。那麼甚至我自己當初在參與組織工作的時候,我自己這種理解並不是很清楚,可以說是很模糊。
  我自己當初根本就不知道一個工會應該怎麼組織,為什麼要組織工會,怎麼樣運作一個工會,比如說工會應該從工廠來的。
  我們是在街頭天安門廣場組織的工人組織。我記得當時有一個場面令我很尷尬,到現在這件事情都是在敲打我的一個動力。就是我接受記者的一個訪問,是一個外國記者,他問我:你們工自聯有多少會員?有多少工廠來加入你們?
  因為是工人自治聯合會,現在我明白了,聯合會的意思就是很多工會聯合起來,變成一個聯合會。如果一個工會呢,就是有很多個人的會員,工人在工廠裏面,會員,大家組織起來變成一個工會。然後很多這樣的工會組織起來覺得需要聯合,那才叫聯合會。
  那麼我們在天安門廣場就來了一個,就幾個人,然後沒有任何的分會,就來了一個聯合會。所以他當時給我提的問題,我答不出來。但是心裏又覺得不太甘心,覺得這就是現實啊。
  但是我就說,我們沒有會員,我們就是有人願意來加入我們就一起在這裏發生一種工人的聲音,我們最重要的是希望能發出這種聲音,讓中國的工人能知道我們需要獨立於政黨的工會,獨立於共產黨的工會。那麼當然用這種話就抹過去了,但是當時那種尷尬在我心裏留下了很不舒服的那種感覺,一直到現在都在起作用。
  網上收聽 http://www.bbc.co.uk/mandarin/my_century/tiananmen/0206.shtml

64memo.com - 2005
http://www.64memo.com/b5/7722.htm
BBC,「韓東方回憶“六四”——工人自治聯合會」,見 http://perso.club-internet.fr/ebellefr/mujizhe.htm,1999年6月4日。


lastModified: 1/5/2005

相關資料


  • 六四檔案﹕韓東方﹐1989年5月30日。

  • 網路圖片﹕韓東方﹐2004年6月4日。

  • 韓東方﹕紀念六四,還政於民﹐2004年3月10日。

  • BBC﹕韓東方回憶“六四”--工人自治聯合會﹐1999年6月4日。

  • 韓東方﹕六四十二週年--憶難友﹐2001年6月5日。

  • 曾梓/韓東方﹕六四見證人韓東方訪談﹐2004年6月1日。

  • 香港中大學生報﹕韓東方訪問﹐2002年6月4日。

  • 吳欣﹕韓東方申請遊行許可被拒﹐1992年5月1日。

  • 韓東方﹕走出"六四"陰影關鍵在於制度改變﹐2003年6月11日。

  • 韓東方﹕無法忘記的夜晚﹐2004年6月3日。

  • 韓東方﹕中央政府應還政於民﹐2004年5月25日。

  • 六四圖片﹕韓東方﹐1989年5月30日。
  • 64memo - 韓東方回憶“六四”──工人自治聯合會 by BBC

    人类文明历史上的一次红灯


    六四的血痕(共 31 个节目)

     文化频道 历史的沉思
    拒绝遗忘
    1989年6月4日,在中国北京,人民子弟兵奉命对和平抗争的学生和市民大开杀戒, 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六四血案。 十五年来中国官方一直竭力掩盖事实真相, 拒绝承认镇压和屠杀。
    收听更多六四相关节目,请点击右侧近期热点下《勿忘六四》
    全球纪念六四十五周年征文选播-不愿回忆 未敢忘记
    你的土地有多硬,你的心肠就有多硬,硬到连热血都渗不进去!
    我多少次对自己说,跟那个共产党国家早已恩断义绝。可是那一年,我们毕竟在那片土地上,喊过,哭过,走过,跪过,爱过,恨过,振臂欢呼过,忍饥挨饿过,凄风苦夜中相互扶持过,枪林弹雨中相互救助过。那里还有我的父母,还有丁子霖这样的天安门母亲,还有曾舍命救助过我们的父老兄弟。每每想起这些人,我仍不免回头,抬起泪眼看一看那片土地。

    全球纪念六四十五周年征文选播-血夜
    我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离自己这么近。前面一个伤员向我爬来。他的肚子上有一个弹孔,我的手头已没有任何东西,只好递给他我的手绢,冲他高喊:“堵住伤口!压住!”我意识到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鼓励大家不要失去信心。因为在那一刻,精神上的丝毫绝望都可能将伤员引向死亡。在枪声中,我一边为一个濒死的伤员压迫止血,一边大声呼喊着,鼓励着…

    六四难属的证词 第3集
    六四受难者轧爱国的母亲张振霞的证词
    六四受难者蒋捷连的母亲丁子霖的证词

    六四难属的证词 第2集
    六四受难者王楠的母亲张先玲的证词
    六四受难者王志英的遗孀张艳秋的证词

    六四难属证词光碟-丁子霖呼吁关注六四失踪者的命运
    丁子霖呼吁关注六四失踪者命运的证词录音
    更多节目
    第 1  页
    共 31 个节目














    六四的血痕

    2009年6月1日 星期一

    拙作《天安门,路在何方》六四前出版

     

    我的新书《天安门,路在何方》目前正在香港印刷,可望在本月底出版。望各位网友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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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門,路在何方
    —秦城鐵血漢紀念“六四”文選—
    作者: 劉剛
    出版: 英華出版社
    Email:TiananmenPandora@gmail.com
    首版: 2009年6月4日
    字數: 25萬字
    定價: 128港元
    24美元
    ISBN:978-0-9718934-1-2
    鳴謝: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版權所有,如需轉載,請聯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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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作者參與了1989年前后發生在北京的歷次重大民主運動。在本書中,作者或者以回憶的方式,或者以文學小說的方式,從不同角度刻畫了六四參與者的理想,追求,勇氣,和磨難。
    天安門,路在何方?作者陸陸續續寫的一些紀念“六四”的文章被編成四個部分:民主之路,牢獄之路,煉獄之路,自由之路。這也正是一些“六四”參加者的人生之路。因為經歷了“六四”,作者的心路歷程和人生軌跡在天安門這里發生轉折,并由此折射出,從天安門出發,有一條通往民主自由的康莊大道,也有一條通往地獄煉獄的幽曲小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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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
    1989年6月12日,中國公安部發布通緝令通緝21名學生領袖,劉剛名列第三。通緝令中這樣介紹劉剛:“劉剛,男,28歲,吉林省遼源市人,原北京大學物理系研究生,現無業。身高1.65米左右,方臉,絡腮胡,鬢角較長,東北口音。”
    公安部副部長俞雷在1988年就多次講過:“劉剛在北京,我們無法保障北京的安定團結。”
    八十年代的北京高校學生稱劉剛為“職業活動家”、“校園小艦隊”。
    秦城監獄的政治犯和警察們公認劉剛為“秦城鐵血漢”。
    這些評論和介紹是否公允,劉剛為何在通緝令中名列第三,看過本書以后,自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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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自 序 iii
    前 言 vii
    1. 天安門潘朵拉 1
    1.1. 婚禮 1
    1.2. 八六年學潮 5
    1.3. 元旦天安門遊行 11
    1.4. 海外來客 30
    1.5. 胡耀邦下台 33
    1.6. 人大代表選舉 56
    1.7. 安婕探監 103
    1.8. 新啟蒙沙龍 104
    1.9. 包大人和鄧大人 113
    1.10. 天安門擦皮鞋 119
    1.11. 民主沙龍第一課 131
    1.12. 美國大使洛德 143
    1.13. 日本外交官井上一葉 155
    1.14. 柴慶豐之死 157
    1.15. 草菅黨員 174
    1.16. 凌源勞改城 180
    1.17. 心有靈犀 184
    1.18. 獄中絕食 193
    1.19. 公安部副部長俞雷 210
    1.20. 淵鳴園沙龍 217
    1.21. 山雨欲來 221
    1.22. 胡錦濤拉薩鎮壓 236
    1.23. 黃雀行動 239
    1.24. 刑訊洗腦 258
    1.25. 悼念胡耀邦 267
    1.26. 高自聯成立 281
    1.27. 4-27大遊行 300
    1.28. 天安門廣場絕食 308
    1.29. 新聞辦主任曾建徽 313
    1.30. 聯席會議 328
    1.31. 天安門對話 339
    1.32. 血濺霸王樓 350
    1.33. 血染天安門廣場 368
    2. 民主之路 373
    2.1. 嘉賓方勵之,1988年5月4日 373
    2.2. 嘉賓許良英,1988年5月11日 383
    2.3. 嘉賓吳祖光,1988年5月18日 388
    2.4. “高自聯”成立,1989年4月23日 391
    3. 牢獄之路 403
    3.1. 保定府落難 404
    3.2. 舌戰群警 410
    3.3. 怒發沖冠為紅顏 414
    4. 煉獄之路 427
    4.1. 秦城的“小蘿卜頭” 429
    4.2. 秀才遇到兵 436
    4.3. “聞敵”雜感 444
    5. 自由之路 459
    5.1. 法警劉沙河 459
    5.2. 北大講師張虎鷹 464
    5.3. 文學博士劉曉波 469
    5.4. 我的師弟程顎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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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拙作《天安门,路在何方》六四前出版

    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

     

    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
    作者:江棋生 文章来源:维权网

    (全文請看連結)

    前言

    发生在20年前的八九民主运动和中国政府下令进行的六四大屠杀,是中国当代史上不容回避和抹杀不了的重大事件。

    六四大屠杀和随后进行的大抓捕、大清查,制造了数以万计的六四受害者,他们是:倒在血泊中的六四死难者、身中枪弹的六四伤残者、六四死难者和重残者家属、被判刑或劳教的六四良心犯及受到其他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

    在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20周年之际,为了有助於中国民间和国际社会恢复历史真相、重建历史记忆、寻求历史公正,本报告将对六四受害者当年的蒙难和20年来的艰辛历程给出一个基本的描述,对造成六四受害者的制度因素进行必要的分析,并对如何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提出相应的建言。

    一、六四大屠杀:官方血腥镇压八九民主运动

    1989年4月15日到6月3日,爆发於首都北京、波及全国所有大中城市的民众自发的和平抗议和理性施压运动,是一场规模空前、波澜壮阔的争自由、要民主的运动。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民众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出版自由权、结社自由权和集会游行示威权,提出了重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加快政治民主化改革、制订《新闻法》和《官员财产申报法》、要求军队国家化、及反腐败反官倒等基本诉求。这些基本诉求鲜明地体现了站在历史的正确方面的中国民众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求,对人类主流文明和普世价值的首肯和认同。

    面对波澜壮阔的八九民主运动,站在历史的错误方面、拒绝政治民主化变革的中国官方,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动用全副武装的军队,用坦克和机枪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手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六四大屠杀事件。

    在血腥的六三之夜和六四黎明,荷枪实弹的戒严部队在北京的大马路上和小胡同里,向学生和民众开火,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淹於无尽的血泊之中。

    6月3日晚9点多钟,罪恶的枪声在复兴路永定路口响起,北京农民、年仅22岁的郭某应声倒地,中弹身亡。10点多钟,航天部二院工人宋晓明在五棵松路口大腿中弹,送301医院抢救无效於6月4日淩晨死亡。差不多同一时间,军事医学科学院仪器厂技工李振英在301医院北门口前胸中弹,一小时后死於301医院。稍后,待业青年轧爱国在公主坟附近头部中弹,很快死於301医院。

    在军队大开杀戒的木樨地,年仅17岁的人大附中高二学生蒋捷连胸部饮弹,喋血长街;电子工业部自动化研究所工程师袁力咽部中弹,鲜血染透衣裤;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助研郝致京左胸中弹,不幸遇难;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工人吴向东颈部中弹,不治身亡;北京市五十七中高三学生叶伟航身中三弹,惨遭杀害;军队离休干部杜东旭的妻子马承芬右下腹中弹,血流如注,气绝身亡。

    在复兴门立交桥附近,北京顺城根小学三年级学生、9岁的吕鹏胸部中弹,当场死亡。在民族宫附近,清华大学化工系应届毕业生段昌隆被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杀!在西单,国贸中心外事服务专业学校毕业生张瑾于6月4日淩晨零点10分头部中弹,命丧黄泉。在六部口,待业青年赵龙左胸连中三枪,倒地身亡。在南长街南口,北京市月坛中学高二学生王楠头部中弹,因戒严部队不准救护队抢救而夭亡。

    在天安门广场,中国人民大学双学位应届毕业生程仁兴於国旗旗杆下腹部中弹,送往医院未能及时救治而身亡;北京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戴金平在毛泽东纪念堂附近被戒严部队枪杀;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87级本科生李浩成在广场东南角身中两弹,送同仁医院抢救无效而亡。

    在东长安街公安部前,中国国际贸促会职员杨明湖腹部饮弹,於6月6日亡於同仁医院。在东长安街正义路口,中国体育报编辑部电脑室职员杨燕声腹部中弹,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

    6月3日子夜刚过,北京服装学院教师张志强在西单附近右腿中弹,被人送往宣武医院进行清创手术。之后到1991年,前后共接受了五次手术。张志强说:"至今,我的大腿还带着钢板,右脚没有知觉,无力,不能蹲,不能跑,不能跳,走路时一不小心就摔倒,给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6月4日淩晨1点多,北京市城建六公司油工齐志勇在西绒线胡同被冲锋枪子弹击中双腿,随后被人相继送到市第二医院、市急救中心和宣武医院,於早晨5点多钟接受手术,保住了生命。1989年6月13日和7月16日,齐的左腿进行了两次高位截肢。从6月3日夜到6月4日,仅在张志强、齐志勇就医的宣武医院一家,就收治了273名六四伤残者。

    6月4日早晨6点多,一辆疯狂的坦克在六部口将北京体育学院应届毕业生方政的双腿碾压,导致他的右大腿上部三分之一处高位截肢,左腿膝下5釐米处截肢。正是这同一辆发疯的坦克,将北京钢铁学院博士生林仁富、北京钢铁学院管理系85级本科生田道民、中国青年政治学院86 级本科生董晓军和王培文活活碾压至死;并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苏文魁、赵国庆、钱奕新、单连军碾伤,将北京钢铁学院硕士生王宽宝的骨盆碾碎,将北京某民营公司职员刘华的右臂碾碎,将北京某大学的一位女学生的一条大腿碾成粉碎性骨折。

    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并没有止於6月4日。6月5日淩晨,北京广播学院新闻採编专业应届毕业生钱辉在学校门外突遭坦克机枪扫射,身中两弹,很快死去。6月5日早上6点40分左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驻京办事处工作人员彭军在朝阳区东大桥附近身中两弹,送朝阳医院抢救无效死亡。6月5日上午,北京某厂31岁女职工下夜班,在五棵松附近被装甲车活活撞死。

    6月6日深夜,复兴门外大街南礼士路路口,中国建筑技术研究中心《村镇建设》杂志编辑安基身中两弹,其中一弹从后背斜穿胸部,於6月7日淩晨4点左右死於儿童医院;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杨子平胸部中弹,送复兴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华北物资站职工王争胜中弹后被送往复兴医院,6月7日晨停止呼吸;杨子平的哥哥杨子明左腿连中两弹,送复兴医院做第一次手术,同年10月在北大医院做第二次手术,落下终身残疾。王争胜的哥哥王争强腹部中弹,送复兴医院抢救保住了生命。

    时任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主任的蒋彦永医生在他的"为六四正名"的信中披露,从6月3日夜到6月4日,他所在医院共收治了89位伤患,其中7人不治身亡。六四死难者赵龙的母亲苏冰娴在1999年1月19日提交的证词中说:在人民医院,门口贴出了140位死者的名单,但没有赵龙的名字。在天安门母亲于2008年2月制作的"六四天安门惨案死难者死亡医院示意图"上,她们标出了上述140位死难者中的4位:奚桂如、石岩、曹振平和苏欣,其余136位死难者家属尚有待寻访。六四死难者袁力的父母在"回眸六四20周年"一文中说:为了寻找袁力屍体,找遍了北京43家医院太平间,半个月间亲眼所见屍体达450具以上。在八宝山向袁力遗体告别时,见到满满一卡车用黑色塑胶袋包着的屍体,老远就臭气熏天,可见医院太平间外的屍体又不知有多少!1989年6月4日,北京红十字会经初步统计披露的死者数字,为2600人左右。而六四伤残者的数字,相信当是这个数字的8至10倍。

    1989年6月4日淩晨,北京国际广播电台播音员李丹用英语向全世界报导了戒严部队屠杀民众的暴行。她说: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装甲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装甲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轧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籲: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地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於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他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

    1989年6月4日上午,当代中国着名的翻译家杨宪益在接受英国BBC广播公司记者採访时说: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可耻的事!这样的血腥屠杀过去的任何反动政府都没有干过,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都没有杀过那么多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甚至连日本侵略者在佔领北京的时候也没有干过这种事!很多人都亲眼目睹了这场杀戮。见证人看到一个7岁的小女孩在人民大会堂外被枪杀;还看见女学生的眼睛被子弹打穿;有的人被打掉一半脸;学生并非在抵抗,他们只是手挽着手地企图挡住军队的推进,但是士兵就用机枪胡乱扫射。学生走开的时候,军队还从后面追着向他们开枪。

    "这些解放军是邓小平和杨尚昆的个人军队。这些人和人民解放军没有什么关系。这些军人也是一些无辜的人。责任应由为首的邓小平、杨尚昆和李鹏来担负。他们犯下的罪行,将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恶劣的犯罪作为,永远载中国的史册。

    "他们可以将我也加在杀害者的名单之上,但是他们不能够杀光我们所有的人!他们不可能摧毁整个的国家!"

    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1)

    二、六四后的人权灾难:大抓捕、大清查

    在六四大屠杀之前,当局已经诱捕了鲍彤、曹思源、何维淩等人。

    在六四大屠杀数天之后,当局开始在北京和全国范围内,对八九民运的积极参与者和反对六四镇压的民众实施大抓捕。

    到6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已抓获"反革命暴徒"和"动乱分子"468人。

    6月12日,公安部向全国公安系统发出《关於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的通告》。同一天,公安部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转发"北京市公安局搜捕方励之、李淑娴通缉令"。

    6月13日、14日,公安部分别转发了"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和"北京市公安局搜捕工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

    6月24日,公安部发出搜捕严家其、包遵信、陈一谘、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的通缉令。

    截止6月20日,北京市共抓获"反革命暴徒"和"动乱分子"831名;到6月30日,累计抓获1103名。

    截止6月30日,辽宁省共抓获"各类打砸抢动乱分子"338人;陕西省拘捕"非法组织成员"41人,"各类打砸抢动乱分子"203人;上海市拘捕了273名"各类动乱分子";黑龙江省抓获176名;山西省拘捕了218名;内蒙古抓了98名;四川省拘捕了781名;湖南省拘捕了506人;湖北省抓了216名;江苏省拘了113人;安徽省抓了38人。

    根据6月30日公安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提交的报告,在六四事件后全国性的大抓捕中,"共取缔各种非法组织515个":"718名非法组织头头到各地公安机关登记或自首":"拘捕各类非法组织成员及打砸抢烧分子4386名"。

    在大抓捕所造成的恐怖气氛中,当局在北京全市范围内展开了大清查运动,规定每个人都必须参加"说清楚"会议,还要每个人交一份书面报告,交待自己在50多天里的所作所为。报告通不过,则会受到相应的处理。

    1989年9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於在部分单位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工作的意见》,规定重新登记的范围是:一、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市辖机关的党员。二、省、自治区、直辖市认定的发生动乱的大中城市的机关和大专院校的党员。三、在发生动乱的大中城市中,由市委认定的有清查、清理任务的单位的党员。当局通过这场"清党"运动,搞党员人人过关,并对八九民运的积极参与者进行惩处。

    三、天安门母亲:六四死难者家属和六四伤残者

    在六四大屠杀中,成百上千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被全副武装的军人所杀害,他们是付出最大牺牲的六四受害者。而血腥的六四屠刀在残杀和残害无辜生灵的同时,也将死难者家属和重残者家属瞬间推入了黑暗和淒苦的无底深渊。20年来,六四死难者家属和六四重残者一直处於痛苦和悲愤的煎熬之中;他们中的一部分,慢慢站立起来,互慰互帮互助,逐步走上了见证屠杀,为死者讨还公道、为生者寻求正义的艰难抗争之路。西元2000年,这一群体被外界命名为"天安门母亲"群体。

    1、这一群体所经受的惨痛和煎熬

    1989年6月5日中午,当丁子霖获知儿子蒋捷连的死讯时,她悲痛欲绝,无以为生。6月14日,当张先玲终於见到儿子王楠的遗体时,她止不住地哭泣,身心濒临崩溃的边缘。6月5日,周淑庄在邮电医院太平间见到了儿子段昌隆,她的心一下子冰透了,全身血管好像凝固了,浑身上下麻木了。6月24日袁力遗体告别仪式上,过度悲伤的母亲李雪文突发心脏病,顿时昏厥过去。6月4日下午5点多,徐珏在复兴医院发疯似地扑向儿子吴向东的遗体,大声喊着:向东!你醒醒,妈妈来看你来了!6月3日晚,当罪恶的子弹夺去站在身旁的老伴马承芬的生命时,杜东旭"真如五雷轰顶,痛苦万分"," 若不是子女和亲朋的劝说",他都不想活下去了。6月7日,当北大化学系88级本科生孙辉的死讯传到宁夏石嘴山市家中时,母亲痛不欲生,头发一夜之间全白。 6月11日,吴定富和老伴在邮电医院见到浑身是血、惨不忍睹的儿子吴国锋遗体时,两人当场昏了过去!7月5日上午,当"最残酷的现实终於水落石出",父亲郝义传在复兴医院见到儿子郝致京的遗体时,一直饱受煎熬的他,精神几乎崩溃!母亲祝枝弟在7月12日告别仪式上,一见到儿子遗体就疯狂地扑过去了!7月6 日,当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硕士生周德平的遗体终於在同仁医院被找到、身在湖北天门农村的父母和姐姐随后接到凶讯时,全家人锥心裂骨,哭得死去活来......

    北京服装学院教师张志强的伤残,不仅使自己的身心时时遭受痛苦的折磨,也使他的妻子"承受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巨大痛苦"。齐志勇做左腿截肢手术时,医院要他的母亲签字。他母亲哭着说:"我不签字,我生他时,好胳膊好腿,我小时候见过小日本、国民党,也见过八路军。我儿子让解放军开枪打了,要截肢!不签!你们打死他吧!他犯了什么罪?!"在六四10周年前夕,方政在自己的亲笔证词中写道:伤癒后,由於久坐轮椅,腰背处有劳损,截肢的大腿神经间歇性抽痛,让人非常难受。这一切,给我和我家庭的其他成员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和巨大的精神创伤。

    六四大屠杀20年来,六四死难者家属和重残者家属一直承受着永远无法平复的刻骨铭心之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大四学生陈来顺母亲张树森只要提起六四,她的心就揪在了一起。20年来,她"天天想、夜夜思,每天都在心痛,不只是流泪呀!我想要我的儿子回家,可我找谁要我的儿子呀?!"北京邮电学院硕士生李德志的父亲李显远"整整二十年没有睡好一晚上觉,常常梦中惊醒"。他说:"在梦中经常能看见儿子,让我感到非常自慰,因为这是白天得不到的快乐,所以我希望这个世界不要有白天,天天是黑夜,这样我就随时可以和儿子见面,见面的时间长一些,梦永远不要醒来。我恨地球的白天转得太慢,恨夜晚转得太快。难道真的地球与我过不去吗?"六四遇难者、人民卫生出版社印刷厂工人杜光学的母亲葛桂荣说:"20年前的6月3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失去了我的儿子。20年来,我没有停止一天对他的思念;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年龄的增长,思念之情就越发强烈。"六四遇难者、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公司职员苏欣的母亲高捷不久前写道:"白发人送黑发人,情何以堪?我整日以泪洗面,不思茶饭,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我度过了炼狱般的失去女儿的 20年。"六四遇难者、北京半导体材料厂助理工程师罗维的母亲邵秋风已年近九十,她写下的"一个母亲永远的痛----怀念儿子罗维"令人动容,催人泪下。母亲泣诉道:"他这一去,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悲哀,留给我们永远的撕心裂肺般的悲伤。二十年呀!罗维的影子永远伴随着我。"六四遇难者、清华大学硕士生周德平的姐姐周小姣在2008年11月30日写道:"每当放寒暑假看到别人的孩子回家时,我父母思念得想去死。"周小姣说,2007年阴历七月十二,她父亲突然得了重病再也不能说话,只是流泪和做手势,把亲人和乡亲们的手握得紧紧的。他在病床上苦苦挣扎了28天,死不瞑目地离开了人世。......

    2、20年寻求正义的艰难抗争

    六四死难者家属和六四伤残者群体,是因共同的深重苦难和共同的悲惨命运而形成的群体。他们中的一部分,慢慢从痛苦和悲哀中站立起来,从最初的自然联络到展开寻访和进行人道救助,到打破沉默拒绝谎言说出真相,再到达致基本共识和形成基本诉求,一步一步走上了为死者讨还公道、为生者寻求正义的艰难抗争之路。

    1989年8月,北京依然处於戒严状态,当局的大抓捕、大清查行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这个月的月底,丁子霖给王楠父母打去电话,取得联系。9月初的一天,王楠父母----王范地、张先玲走进中国人民大学静园一号楼43号,看望蒋捷连的双亲丁子霖、蒋培坤。这是六四难属之间第一次相互结识,相互告慰,相互勉励。

    1990年6月4日后的一天,张先玲带给丁子霖一张小纸条,那是张从万安公墓王楠的骨灰盒上发现的。纸条上写着:" 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如愿意,请同我联络。"很快,丁子霖根据字条上留下的姓名和地址,给那位遗孀去了信。几天后,丁子霖收到了回信。再过些时候,六四死难者杨明湖的妻子尤维洁到人民大学和丁子霖、蒋培坤相见了。

    1991年清明节前夕,丁子霖、张先玲接受香港《新报》记者张洁凤的採访。这是六四死难者母亲第一次通过境外传媒公开说出六四大屠杀真相和她们儿子遇难的情况。

    1991年5月15日,经慎重考虑,丁子霖在家中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记者赵爱素的电视录影採访。6月3日,丁子霖接受英国《独立报》记者贺安雷的採访。6月4日,香港《新报》刊登丁子霖的《向一切有良知的人呼籲》等文。6月5日,香港《当代》月刊刊出丁、蒋提供的三篇文章并配发相关照片。

    丁子霖的"说真话"打破了后极权社会的潜规则,当局下手惩罚了:1992年1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决定:暂停丁子霖的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1992年5月26日,丁所在单位的党支部召开大会,给予丁"党内除名"处分。此后,丁子霖把寻访和救助六四难属、六四伤残者的活动当做了自己的主要社会活动。

    1993年6月,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在维也纳召开。大会的非政府组织论坛邀请丁子霖出席,但邀请信和机票被中国当局扣压。6月17日,丁子霖向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公佈了第一份共16位死难者的名册。接着,六四死难者段昌隆的母亲周淑庄接受了《美国之音》的採访。6月 20日,《美国之音》记者孙承和蒋培坤就人权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於第二天播出了蒋的见解。7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领导就蒋接受境外媒体採访事找蒋培坤;10月26日,哲学系领导口头向蒋宣读了处分决定:一、免去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职务。二、暂停招收研究生、进修生、访问学者。

    1994年6月1日,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了名为《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名单》的英文小册子,里面公佈了一份列有96位六四死难者和49位六四伤残者的名单。8月,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日本版《天安门牺牲者寻访实录》;10月,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中文版《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一书。

    1995年5月26日,27位六四难属首次联名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三项要求:

    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以昭示事件真相。

    二、向全国人民公佈调查结果,包括公佈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名单、死者人数。

    三、为了对历史负责,对死者负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式向死者亲属作出个案交代。

    连署公开信的27位难属是:丁子霖、张先玲、李雪文、周淑庄、徐珏、刘梅花、黄金平、马雪芹、刘秀臣、张树森、张艳秋、田淑玲、贾福泉、周燕、周淑珍、袁淑敏、朱玉仙、沈桂芳、杜东旭、冯友祥、孟淑珍、郭丽英、陆马生、尤维洁、韩淑香、尹敏、孟淑英。

    1995年8月18日到9月30日,当局以所谓"监视居住"的名义将丁子霖、蒋培坤秘密关押於无锡市西郊一家"招待所"中,目的是阻止丁子霖返回北京和出席世界妇女大会的外国代表接触,及摸清丁子霖接受海外捐款的情况,以便切断六四人道救助的款源。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惩罚性地作出让丁子霖提前4年退休的决定。1996年3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又作出了让蒋培坤提前4年退休的决定。

    1998年2月2日,56位六四难属致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要求撤销李鹏的人民代表资格。公开信指出:"1989年6月4日政府对学生、民众和平示威的血腥镇压,完全违背人民的意愿,是对人民的犯罪。因此,凡是对1989年六四流血事件负有重要责任者,均不宜再当选为新一届人民代表,更不宜在新一届国家领导机构和政府中担任要职。我们认为,现任总理李鹏对六四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我们特敦请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撤销其代表资格。"

    1998年9月28日,由蒋培坤执笔起草的《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以中、英、法等多种文字发表。丁子霖在《纽约时报》记者问及《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与捷克的《七七宪章》有何异同时说:我们在起草过程中详细研究了《七七宪章》的经验,可以说出发点是基本相同的,都是为了争取和维护公民权利,都是一种自由表达活动。所不同的是,我们的宣言更带有启蒙的性质,因为中国缺乏崇尚自由、民主的传统。

    1998年10月8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冻结旅德中国留学生总数为11620马克的六四人道捐款。51位六四难属向当局发出抗议书。抗议书说:"几年来,世界各地给我们的人道帮助,虽然也曾受到官方的种种干扰和阻挠,但终究没有发生过明目张胆劫持款项的事件。这次却由安全机构白底黑字下令冻结,并且是在中国政府刚刚签署有关人权公约之后,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恶劣行径,不仅令人作呕,也是自取其辱!"张先玲、李雪文、苏冰娴、周淑庄等八位难属代表,排除种种障碍,前往国家安全部给时任部长的许永跃递交抗议书。

    1999年2月18日,大年初三晚上7点,23位六四难属在丁子霖家中第一次为六四死难者举行集体祭奠仪式,美国 CNN记者对整个仪式进行了现场拍摄。同日,组成了有20位死难者亲属和伤残者参加的六四受难者对话团。4月,自由亚洲电台"目击者说"栏目制成"六四光碟",里面是八位六四难属的採访录音,她们是:王楠的母亲张先玲、赵龙的母亲苏冰娴、叶伟航的母亲尹敏、吴国锋的父母吴定富和宋秀玲、孙辉的父母孙承康和于清、张向红的哥哥张立明、杨燕声的遗孀黄金平和王志英的遗孀张艳秋。

    1999年5月中旬,108位六四难属和伤残者勇敢行使自己的权利,联名控告六四元凶之一、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5月17日,控告人委託张先玲和苏冰娴前往地处北河沿大街的最高人民检察院递起诉状,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对1989年6月发生在北京的政府命令军队大规模屠杀和平示威者及和平居民的严重流血事件立案侦查,追究参与这场屠杀事件最高决策、并对屠杀事件负有主要责任的原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法律责任。为支援上述指控,27位难属和伤残者提供了书面证词及60多幅死难者生前和遇难照片。

    1999年12月,"中国人权"拟发起一个"母亲运动"以声援六四难属。经与丁子霖商量,决定将"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死难者母亲"之简称"天安门母亲"作为上述母亲运动之称谓。

    2000年11月14日,于巴西圣保罗召开的世界民主运动第二次代表大会将"民主勇气奖"授予"中国天安门母亲运动"。这是六四难属和伤残者群体第一次以"天安门母亲"的名义在国际上获奖。

    2001年5月27日,六四难属和伤残者群体第一次以"天安门母亲"的名义发表《天安门母亲的话》。她们说:"在以往的十二个年头里,我们曾经在地狱般的黑暗中呻吟,曾经在几近枯竭的泪海中挣扎;我们也曾经被恐惧与绝望所压倒,曾经被流言与冷漠所吞噬。但是,我们终於站立起来了----在我们儿女倒下的地方。"在这份申明自己的理念和诉求的宣言书上,有112位六四难属和伤残者签了名。

    2002年8月,"亚洲反失踪联盟"正式吸收"天安门母亲"群体为该联盟成员。

    2003年3月3日,115位六四难属和伤残者致函"两会",要求与会者关注六四失踪者的命运。

    2004年3月28日,当局在北京和无锡两地分别羁押丁子霖、张先玲和黄金平,一手制造了所谓"文化衫事件"。张先玲和黄金平被"刑事拘留",丁子霖被"监视居住"。当局的目的是要折腾和抹黑"天安门母亲"群体,搅黄她们预定在清明节那天举行的集体追思祭奠仪式。在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抗议和同声谴责下,当局於3月31日和4月2日先后释放了黄金平、张先玲和丁子霖。2004年5月16日下午,约40位天安门母亲成员在张先玲家里举行了隆重的追思仪式。祭奠灵堂上挂出了天安门母亲为纪念六四15周年而提出的口号: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这十六个字是她们今后努力的目标,也是向海内外各界人士发出的呼籲。

    2004年5月30日,天安门母亲以中、英两种文本发表《告海内外同胞书》,呼籲同胞们"一起来推动时代的变革、民族的新生吧!不要做怨天尤人的旁观者,更不要做旧制度的维护者。"

    2005年1月17日,天安门母亲发表"痛悼赵紫阳先生"一文。文章说:"这十五年来,我们这个六四受难者群体,我们这些从血泊中站立起来的天安门母亲,与赵紫阳先生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所遭受的苦难,就是他的苦难;而他所遭受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唯有在寻求正义的道路上继续努力,完成他生前未竟之事业,才能告慰赵先生在天之灵。"

    2005年5月,丁子霖的《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由香港开放杂志社出版。丁子霖在"卷首语"中说:我决定出这本书,还有一个更主要的想法,那就是:在已经过去的十五年漫长岁月里,在我们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被称之为"天安门母亲"的受难者群体,她们改变了中国母亲在世人眼中的形象,也改变了"天安门"这个词语在人们心目中的象徵性涵义。出版这本书,就是想让人们知道她们是怎样从血泊和泪水中站起来的,又是怎样带着沉重的镣铐艰难地迈开脚步向着几乎没有尽头的路走去的。

    2006年5月30日,天安门母亲为纪念六四17周年发表了"我们的信念与主张"一文。文章对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形成进行了历史的回顾,表述了这个群体在十多年的艰苦抗争中所形成的基本共识,重申了这个群体所坚持的四条原则和主张。文章最后指出:作为十七年前那场大屠杀的无辜受害者,我们所遭受的苦难已持续了十七年,但我们始终怀有一种诚信和诚意,以一种光明磊落的心胸,把一切都摊到桌面上。我们希望政府方面也能光明正大,同样把一切摊到桌面上,不遮遮掩掩,不在桌子底下做手脚,更不要搞过去所惯用的那套区别对待、分化瓦解,我们即使只剩下十个八个,也不会听凭事情的单方面了结。

    2007年2月24日,天安门母亲发表致"两会"代表的公开信,要求他们敦促中国政府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天安门母亲在信中呼籲:所有大屠杀的受害者、目击者说出真相;所有大屠杀的决策者、执行者、知情者公开真相;所有大屠杀的涉案者说清楚犯罪真相。而作为公开真相的第一步,天安门母亲要求执政当局解除对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和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的查禁,允许六四大屠杀的涉案者李鹏出版他写的《关键时刻》(又称"六四日记")。

    2008年5月,《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在发刊词中,天安门母亲说:

    "今年年初,当难友们就筹建网站一事作出决议时,大家都异常兴奋。在当今的中国大陆,一群在六四大屠杀中失去亲人的母亲、父亲、妻子、丈夫,居然有了一个能够敞开心扉的地方,一个能够让世人倾听她们呼声的地方,一个能够让她们的足迹留下印记的地方。这不啻是一个历史的创举,也是一份迟到的幸运。

    "我们的儿女已经离开我们十九个年头了,但我们还活着,尽管活得仍然很艰难;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为死者寻求正义、为生者争取权利的抗争就不会停止。天安门母亲网站的开通,正是这一抗争的延续。"

    2008年12月,丁子霖、蒋培坤、张先玲、徐珏等天安门母亲在《零八宪章》上庄严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2009年3月,为纪念六四事件20周年,天安门母亲网站推出"六四难属二十年的心路历程"专题,至今已刊出六四难属撰写的15篇文稿。那篇篇文稿"渗透着血泪,那是沾着心口流淌出来的血写就的。任凭是谁----只要是人性尚存者,读来都会唏嘘不已。然而,这正是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冷酷的现实;也是以往已血铸而成的历史。这是谁也回避不了的。

    "今天,揭开这段历史的伤疤,让人们去直面这伤疤,是为了让中华民族的后代不再遭受六四那样的劫难,也让为人父母者、为人妻者不再承受生命中无法承受之痛。

    "总有一天,我们中国人也将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也能真正享受到对生命之敬畏与尊重。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六四英烈才能含笑于九泉。"

    3.天安门母亲群体现状

    20年来,以天安门母亲为代表的六四死难者和伤残者群体,从苦难和伤痛中相互抚慰、相互支撑地走了过来;20年来,她们从愚昧、麻木和怨天尤人中逐步觉醒和站立起来;20年来,她们在佈满荆棘和陷阱的路途中忍辱负重、历尽艰辛地坚毅前行......现在,天安门母亲群体已是一个有着自己的尊严和诉求的群体,已是一个与历史同步见证屠杀、寻求正义的群体,已是一个勇於说出真相、大胆行使无权者权力的群体,已是一个摒弃了睚眥相报的敌视与仇恨,摒弃了以暴易暴的极端与偏狭的群体。

    现在,天安门母亲所坚持的五条诉求是:

    (一)六四大屠杀是一场反人类的暴行,决非政府所说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因此,当年在邓小平主持下对六四事件所作的定性必须彻底推翻,并给予重新评价。

    (二)据迄今为止收集到的证据,表明在那场大屠杀中遇难、失踪、受伤的学生、市民及其他人员,都是那场惨案的无辜受害者。他们的名誉应受到具有法律效力的维护,死难者、失踪者亲属及伤残者有权就整个流血惨案以及每一个个案向事件责任者提起诉讼;政府当局必须就那次血腥屠杀事件向受害人和受害亲属赔礼道歉,依法给予受害人相应的赔偿。

    (三)为杜绝六四那样的大屠杀在中国的大地上重演,应通过公开、公正、合理解决六四问题来化解仇恨,达成朝野之间乃至全民族的和解。

    (四)为从根本上改变至今仍遗留在国人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应在公开、公正、合理解决六四问题过程中,重新审视民族传统文化,吸纳合乎世界潮流的现代文明准则及普世价值,以达成国人精神文化价值之重建。

    (五)一个靠谎言和欺骗来维持的制度是应该诅咒的,但要改变这种状况则需要一种持久的勇气和理性,要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敢於"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亟盼国人以解决六四问题为契机,而生活在真实之中。

    现在,天安门母亲群体正在继续为维护自身的基本权利而斗争。这些基本权利是:

    (1)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公开悼念自己的死难亲人。

    (2)人身自由不受非法限制。

    (3)通讯自由不受侵犯,不受非法监控和窃听。

    (4)海内外的人道救助款不受阻截和扣压;已被冻结的必须悉数发还。

    (5)六四伤残者在就业、公共参与和社会待遇上不受政治歧视。

    四、六四良心犯

    六四屠杀后的大抓捕及随之展开的"司法审判"和"劳教处罚",制造了大量的六四受害者----被判刑、被劳教的成千上万的六四良心犯。

    1、当局大力制造和惩处六四良心犯

    1989年6月15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在6月6日沪宁铁路光新路道口严重骚乱事件中放火焚烧列车、肆意破坏交通工具和交通设备的罪犯"徐国明、卞汉武和严雪荣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是六四大屠杀之后当局制造的第一批六四良心犯。

    6月17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林昭荣、张文奎、陈坚、祖建军、王汉武、罗红军、班会傑、王连禧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罪名是"在反革命暴乱中打砸抢烧"。八名被告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除王连禧被改判无期徒刑外,其余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这是六四大屠杀后的第二批六四良心犯。

    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及时依法审判进行反革命暴乱和制造社会动乱的反革命分子和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即要各级法院加快审判节奏,大力制造和惩处六四良心犯。

    6月22日,湖南4.22事件参与者被判刑,其中湖南消防器材总厂工人李卫红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余26人被分别判处1至15年有期徒刑。

    到6月30日,辽宁省已将103名"打砸抢动乱分子"处以"劳动教养"。

    在六四屠杀后的全国性大抓捕中,北京市被抓的"反革命暴徒和动乱分子"最多;之后,被判刑和被劳教的人也最多。北京市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六四良心犯有10人,他们是:董盛坤、张茂盛、孙宏、郗浩梁、朱更生、李玉君、朱文义、苗德顺、薑亚群、王稼祥;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六四良心犯有22人,他们是:余志坚、王连禧、杨璞、孙传恒、张福坤、高亮、宋凯、王谳、高鸿卫、武春启、赵锁然、常景强、常永傑、张国栋、张宝群、张群、张燕生、王连会、孙彦才、石学之、李志新、冯立生;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六四良心犯有26人,他们是:喻东嶽、鲁德成、李红旗、张宝生、刘建文、杜建文、赵庆、李延华、苏刚、彭兴国、李长占、龚传昌、陈阳、刘旭、刘振庭、刘长青、邓万宝、马连喜、杨玉甫、蒋生、李福全、赵玉水、卢金生、高振河、郝富春、王长洪。

    据不完全统计,到1994年春天,北京市各监狱中还在服刑的六四良心犯有314人,已出狱的六四良心犯为298人(详见附件三)。

    在湖南省,岳阳市轴承厂工人胡敏被判无期徒刑,岳阳市3517厂工人郭云桥被判15年有期徒刑,邵阳人李旺阳、长沙人张京生被判13年,益阳人刘建安被判10年,溆浦人张善光被判7年(详见附件四)。

    在陕西省,时任陕西华嶽文艺出版社副总编的李贵仁被判8年,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学生马洪良被判4年,西北大学学生连党敏被判3年,西北大学哲学系学生薛焰、西安政法大学学生田丰被判2年(详见附件五)。

    在浙江省,马德良被判13年,张伟平被判9年,毛国良被判7年,仙居县液压件厂青年工人杨忠信被判5年,赵万敏、杨忠信、施明军、杨泽敏、陈刚被判5年,陈龙德被判3年,王东海、吴高兴被判2年(详见附件五)。

    在贵州省,陈勇被判15年,贵州电视台播音员冯刚被判5年,陈西被判3年,杜和平、王顺林被判3年,张新佩被判2年(详见附件五)。

    在山东省,青岛海洋大学硕士生陈兰涛、当年21岁已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张傑被判18年,青岛人陈延忠被判17年,青岛邮电局助理工程师张宵旭被判15年,孙维邦、张士斌、张本先、李海云被判12年,郝劲光被判11年,李楠、王衍辉、窦建刚、孟庆秦、王建、牛胜昌被判 10年(详见附件五)。

    在四川省,成都人姜建、冉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广安人雷凤云被判12年,南江人蒲勇被判10年,达县师范专科学院教师侯多蜀被判8年,重庆人许万平被判8年,西南师大物理系学生覃礼尚被判4年,诗人廖亦武被判4年,时任中国农业银行广元支行副行长的佘万宝被判4年(详见附件五)。

    在东三省,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人唐元隽、冷万宝、李维、梁立维分别被判20年、8年、5年、5年,渖阳人魏寿忠被判13年,大连市工人肖斌、吉林市工人迟寿柱被判10年,辽宁铁岭市农民徐佰泉被判8年,丹东市工人田晓明被判7年(详见附件五)。
    ............
    1989年12月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在北京反革命暴乱中残杀共和国卫士李国瑞烈士的凶手"孟多、周继国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关押在秦城监狱的人,自1991年1月起被陆续判刑。北京航空学院学生郑旭光、北京语言学院学生张前进、北京体育学院学生姚军岭、北京经济学院毕业生戴炽义获刑2年。北京经贸大学学生孔险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生马少方、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李克洲、北京大学硕士生王有才、清华大学学生张铭获刑3年。北京经济学院学生翟伟民获刑3年半。人民日报记者吴学灿、北京大学硕士生郭海峰、北京大学学生王丹获刑4年。原38军军长徐勤先、包遵信获刑5年。刘刚获刑6年。北京皮革厂工人王建生、任畹町获刑7年。鲍彤获刑7年。王军涛、陈子明获刑13年。

    2、出狱后不改信念的六四人士

    走出监狱、劳教所的六四良心犯,其中一部分始终坚守自己所信奉的价值理念,他们和站立起来的天安门母亲一样,大胆行使自己的基本权利,拒绝谎言,说出真相,呼唤良知,寻求正义,在不断地冲击言禁、报禁和党禁中,在维护自身权益和捍卫他人权益中,在不时遭受当局之打压和迫害中,艰难抗争,坚毅前行。

    下面列出的,是部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这样的六四人士。

    毛国良:浙江安吉人,生於1959年,大学文化,原安吉四中化学教师,1989年被抓前系浙江教育学院应届毕业生。从1989年6月2日到12日,毛国良先后撰写《掀巨浪》、《祭魂曲》、《孩子,你站起来吧!》等诗词7首,在浙江教育学院和杭州大学张贴,表达了一个教师应有的道德良知和社会正义感,同时编辑、複印有关北京屠城的宣传材料,在学生中分发,并张贴到武林门、延安路、解放路、六公园、大会堂等公共场所。6月 6日,在浙江教育学院公开张贴《退党声明》,表明了自己的觉醒。为此,6月18日即被杭州市公安局抓捕。开庭那天,在杭州大会堂的法庭上,面对人头济济的听众,法官煞有介事地问:"你叫什么名字?"毛国良大义凛然:"我姓爱,名叫'爱国罪'!"杭州法院以"罪恶重大,应依法严惩"为由,判处毛国良有期徒刑 7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在狱中,不管是狱方实行恐怖高压政策,还是採取怀柔政策,毛国良都是坚持抗争的难友的领头人。从1990年到被释放的1993年连续四年,每年的六四国殇日,狱中的毛国良都坚持以绝食的方式哀悼六四死难同胞。1990年底,浙江当局派人到第四监狱找毛国良谈话,要其表态认罪,答应给予改判,被毛国良断然拒绝。1993年9月,毛国良终因浙江当局的相对宽松政策被减刑释放。

    出狱以后,毛国良和陈龙德、王东海、吴高兴等一些难友一起,在极其艰难的生存环境中,为重新评价六四,为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而奋斗不懈。由於在高压的政治气候下不愿沉默,不愿放弃对自由民主的诉求,曾经八次被浙江各地方当局敲掉打工的饭碗,一直过着颠沛流离、四出谋生的日子。现在,毛国良妻子和女儿在老家安吉县城,自己则远在云南教书打工,天各一方,有家归不得,有女见不到。

    陈龙德:1990年代中期浙江民运的主要组织者和决策人。家住杭州市小营巷孝友里9号502室,生於1958年,初中毕业后下过乡,当过三年兵,原浙江铝制品厂工人。陈龙德虽然只有初中学历,但依靠自学熟悉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尤其熟悉辛亥革命史,具有浓厚的现代政治意识和民主思想。八九民运期间,因书写和散发传单而被判刑3年,在第四监狱服刑期间,与其他难友坚持狱中抗争,属於绝食、悼念六四英魂等活动的核心力量。

    出狱以后,陈龙德积极联络刘念春、张林等外地朋友,发动省内朋友参加保障劳动者权利的活动,以后又与王东海、王有才、傅国涌等一起组织省内朋友聚会,多次发表联名信,要求中共当局改变六四定性、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成为浙江民主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决策人,因而多次遭到拘押,但始终不屈不饶。1996年,中共当局加强了对异议人士的打击,在全国万马齐喑、明知发起异议活动肯定要坐牢的情况下,陈龙德与王东海一起,於六四 7周年前夕毅然发表了包括吴高兴、毛国良、叶文相、傅权、赵万敏在内的7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提出无条件释放魏京生、陈子明、王丹、刘念春、张林、胡石根、徐永海等一切在押的政治犯和宗教犯,重新评价六四和八九民运,召开圆桌会议,广泛开展与社会各界的对话,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等五项建议,被浙江公安当局处以劳动教养3年。劳教期间,陈龙德因不堪狱警唐京宝等人的毒打,从三楼跳窗自杀,折断了右腿股骨,从此落下终身残疾,只能拄着两根拐杖走路。

    陈龙德今年已51岁,但依旧孑然一身,仅靠八十多岁老父母的退休金活着。1999年出狱后,许良英先生曾几次托人带钱慰抚,但他刚强自尊,一直不愿接受朋友的帮助,更拒绝为他呼援。2005年间,张林、杨天水和邓焕武都曾经先后去看望过他,但给钱全都被谢绝。2008 年2月,黄河清、盛雪等海外人士决定对陈龙德实行定期的人道主义援助,也同样被谢绝了。

    王东海:1990年代中期浙江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人物和领衔人,民主党成员。杭州人,生於1946年,高中学历,原杭州市文澜商场经理。王东海1979年民主墙时期就参加了浙江的民主运动,主编民刊《浙江潮》。八九民运中,王东海在杭州积极投入;六四屠杀后,他制作了" 向我开枪"、"死为鬼雄"的横幅,举行讲演和游行,被判刑2年。在第四监狱中,积极参加绝食、营救难友、悼念六四英灵等活动。出狱以后,与陈龙德等一起发动和组织浙江的异议活动,在各种公开信和呼籲书上领衔签名,因而多次遭到抓捕关押,成为1990年代中期浙江民主运动中最着名的异议人士,1995年获得方冠青基金会人权奖。1996年,因与陈龙德共同发起7人致人大常委会公开信而被处以劳教3年(监外执行)。1998年7月,又与王友才等发起民主党的组党活动。

    吴高兴:浙江临海人,生於1947年,大学文化,原台州供销学校讲师、政治教研室主任。六四惨案发生以后,在当地与其他朋友一起,多次发动学生和工人上街游行而未果。6月7日,遂与本校另一名语文教师在校内张贴海报,举行集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痛陈六四屠城罪行,并带领全校师生上街游行静坐,终於打破了台州府城可耻的沉默,从而被台州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2年。在狱中,坚定地与其他难友一起展开悼念六四英魂、绝食抗议殴打难友等反迫害争人权活动。出狱以后,1990年代中期积极投身浙江民主运动,把王东海、陈龙德、毛国良等难友介绍给前辈许良英先生,赴杭会晤刘念春和张林,拜会前辈林牧先生,支持和参加陈龙德、王东海、傅国涌等发起的各项签名活动,并因此经常被关押和抄家,其中最长达一个月。受迫害20 年来,拖儿带女历经坎坷,踏过黄包车,到民办中学教过书,当过论文枪手。最近几年,以自由写作为业,立志研究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在《人与人权》等刊物上发表《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等多篇研究论文。现在已过退休年龄,仅靠微薄的稿费糊口还要经常受到当局的打压,但仍然不改初衷,为研究中国民主进程而读书不止,笔耕不息。

    叶文相:浙江兰溪人,生於1963年,大专文化,原兰溪市农业银行会计。六四惨案发生以后,叶文相与他人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向《美国之音》宣读了一份抗议北京屠杀的文章。随后被捕,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3年半。在狱中,叶文相坚持了一个良心犯应有的人格尊严,因而遭狱警殴打和侮辱;依靠自己的坚贞不屈和其他难友不屈不饶的绝食抗议,终於讨回了公道。出狱以后,积极参与陈龙德和王东海等发起的各项签名运动,因而成为当局严密监控的对象。现在贵州一家煤矿打工当会计。

    赵万敏:浙江临海人,生於1967年,宁波纺织学校毕业,原椒江染织厂技术人员。六四惨案发生以后,赵万敏抑制不住心中的义愤,在街头张贴抗议北京屠杀的大字报,被台州当局重判5年。在狱中,不怕威胁,不为利诱所动,与其他难友一起坚持抗争,表现了一个良心犯的正直品格。出狱以后,积极参与聚会和各项异议活动,并因而多次被关押。现在杭州打工。

    黄志道:浙江衢州常山人,生於1965年,八九民运时期为浙江师范大学英语系应届毕业生,已经考取山东大学欧美文学硕士研究生。六四惨案发生后,因发动抗议活动而被金华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2年。在狱中,黄志道因其傑出的翻译和文学才华深得狱方赏识,但却并不因此抛弃良知,在难友叶文相遭受狱警殴打等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明朗,坚定地与其他难友站在一起,坚持绝食抗议。出狱以后,谢绝了母校的工作安排,只身南下深圳,依靠自己的努力创办了达信雅翻译公司,现任该公司总经理。

    李贵仁:1989年时任陕西华嶽文艺出版社副总编,因组织悬挂大幅标语、组织游行示威和罢工抗议,及给赵紫阳总书记发了三封电报要求赵见学生,要求罢免李鹏、杨尚昆等,被开除公职,并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从重判处有期徒刑8年;1994年因病保外就医,出狱后以校对文稿为生;后因冠心病、脑梗等病情加重,无法从事校对工作,靠夫人的退休金生活,但他从未改变信念和心志。

    付升:西安导航研究所干部,积极投身八九民运,六四后被劳教2年。解教后继续从事民运活动,因而长期受当局迫害,经常被警方跟踪,电话打不通,多次被传唤或找去"谈话",并曾被抄家、绑架。单位里的工作被"调整",两级工资未涨,。

    陈西:男,1954年2月出生,1989年坐牢前在贵阳市金筑大学工作,政工干部。因在八九民运中组织"贵阳沙龙联谊会"和成立"贵阳爱国民主联合会",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1995年5月,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提出要敢为人先、贵州的民主运动要走在全国的前面,并要求重评六四而被捕。1996年3月,被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判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在贵阳监狱服刑期间,多次被狱方唆使刑事犯毒打昏死,但从未屈服。

    2005年5月坐满10年牢出狱后,继续从事民主、人权、法治活动,与贵州自由民主异议人士一起举办了贵州多届"公民国际人权研讨会"。

    廖双元:男,1953年4月28日出生,1989年被劳教前在贵阳市轴承厂公安处工作。在八九民运中,廖双元不仅多次组织召开"贵阳沙龙联谊会"会务会议,支持、声援学潮,自己也上街游行、沿街散发传单并演讲。1989年5月底,他与夫人吴玉琴、曾宁前往北京声援学生和市民的抗争。1989年6月13日被抓,后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劳教3年,在劳教所内曾被毒打成重伤。

    1995年5月,因参与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的组建而以"反革命罪"再获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99年5月出狱后,继续投身自由民主事业,长年受到当局的打压和迫害。

    张善光:1955年生,湖南省溆浦县城关镇人。

    1989年春夏之交,张善光高度关注以北京为中心的学潮与国民请愿活动。6月4日前,他多次致电北京高自联表示声援。6月3日夜,向中共中央及国务院发出抗议电,强烈谴责政府动用军队镇压和平示威的学生,并宣佈从即日起不再承认国务院是人民的政府。6月5号,撰写、列印"血的真像"传单,内容是控诉镇压北京学生和市民,在县城的学校、街道、车站四处散发。6月16号被捕。同年9月,湖南省怀化地区中级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张善光出狱后,继续从事人权民主活动。1998年7月22日,张善光在溆浦被捕。法院秘密开庭,以张善光犯有"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张善光在赤山监狱服刑期间,警方曾派人对他说,只要他象徵性地认罪,或象徵性地表示出来后不再从事民运活动,就可以提前两年让他回家,但被他断然拒绝。

    2008年7月21日,监狱一大早就派车送他回家,让驱车前往迎接的长沙朋友扑了个空。张善光刚刚到家时,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电话採访他,他态度明朗、思维严密地一一作答,表明这20年中总共16年半的监狱生涯并没有摧垮他这条湖南硬汉子。

    谢长发:男,1951年10月7日出生,湖南省望城县坪塘镇人。下乡插过队,后招工进长沙钢厂。1989年时,其职称为助理工程师。当年,谢长发在浏阳搞"社教"(兼任副乡长),六四屠杀后到几个学校讲演,谴责和抗议当局的暴行,被处劳教3年,实际执行2年。1992 年,谢长发组织一读书社,被禁。1998年春,他和潘明栋试图借庆祝朱鎔基当选总理的名义发动游行,被拘留。1998年,谢长发与湖南其他异议人士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被拘留。此后十年,谢长发一直以中国民主党党员的身分从事相关活动。2005年,谢长发撰写了《中国民主党宣言》,后又写了《昭告海外同胞书》、《民主问题问答》、《中国民主党之歌》等,修改了浙江版本的《中国民主党党章》。从2002年开始,谢长发每年正月初九固定邀集中国民主党成员或民运人士聚会。他先后到北京、上海、辽宁、吉林、陕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贵州、四川、重庆、甘肃等地会见朋友,并适时对生活困难的中国民主党成员给予资助。2008年6月26日被长沙市公安局刑事拘留,7月31日检察院以其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批准逮捕,11月1日公安局再次侦查终结,移送检察院。2009年4月28日,长沙中级法院开庭审理谢长发案。

    刘贤斌:生於1968年10月2日,四川遂宁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87级学生。1989年4月中旬写有《胡公托梦记》和《反思中共历史》两篇大字报,张贴在人大"民主墙"上。六四之后,参与了成都6月5日的抗议活动,之后受到北京市公安局和遂宁市公安局的审讯和迫害,并於1991年4月15日被抓捕,关押在秦城监狱。1992年12月8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於 1993年10月14日出狱。出狱之后,寻找和联系各地民运人士,推动民运力量的发展。1995年因参与《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公开信的签名而被抄家及关押数日。1996年组织四川、重庆的民运人士进行公开抗争,多次起草公开信呼籲释放魏京生、王丹、刘晓波等人,并因此多次受到遂宁市公安局的传唤、抄家、关押。1998年10月与佘万宝、黄晓敏等人筹组"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委会",并於10月15日到四川省民政厅公开申请註册,同时组建了"中国人权观察四川分部"。1999年1月先后到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和北京等地商讨民运事宜,后於1月23日在北京被抓,关押一个月后转至四川遂宁,又被拘留半个月。1999年7月1日起被遂宁市公安局监视居住,7月7日被刑事拘留,8月6日被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3 年,9月3日转至四川省大竹县川东监狱服刑。在服刑期间获三次减刑,於2008年11月6日出狱。第二次出狱之后,刘贤斌依然不改信念,继续投身于民运事业。2008年11月20日与陈卫等人一起发表《就邓永固事件致遂宁市委、市政府公开信》,并於12月上旬签署《零八宪章》。

    李必丰:四川绵阳人,八九民运中担任成都青年自治会主席,组织参与成都的抗议游行活动,后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关押於四川省第三监狱。出狱后积极参与民运活动,多次参加公开签名活动。1998年,因关注绵阳工人罢工事件,被当局以其他理由抓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关押于雅安监狱。出狱后经商为生,2008年12月参加了《零八宪章》的签名。

    廖亦武:1958年出生于重庆涪陵,成都着名诗人和民间艺人。六四事件后,因刻制揭露当局暴行的光碟而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被关押於四川省第三监狱。出狱后继续发出不同声音,多次参与公开签名,并主办了《知识份子》等地下刊物,宣传自由民主思想。着有《中国底层访谈录》、《中国冤案录》、《最后的地主》、《地震疯人院》等。2008年12月参加了《零八宪章》的签名。

    许万平:重庆人,因积极参与八九民运而被当局判处有期徒刑8年,被关押於四川省第三监狱。出狱后积极从事民运活动,1998年被当局劳动教养3年,关押于重庆市西山坪劳教所。2003年,因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又被当局判处有期徒刑12年,现关押于重庆江北监狱。

    佘万宝:四川广元人,八九民运发生时担任广元农业银行副行长。因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并参与八九民运而被当局判处有期徒刑4年,被关押於四川省第三监狱。出狱后仍积极从事民主运动,多次参与公开签名。1998年,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组党活动,是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委会成员之一,并参与中国人权观察四川分部和中国人权观察临时总部的工作,1999年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现被关押在四川省川东监狱。

    薑福祯:山东青岛人,1956年4月25日出生。1989年投身八九民主运动,被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重判有期徒刑8年。出狱后,先后以摆书摊、开书店谋生。从1989年开始,在《民主论坛》、《博讯》、《北京之春》等网路刊物上发表文章;在要求释放王有才、车宏年、牟传珩、燕鹏等人的公开信上签名;撰写文章为任自元呼籲。

    1998年9月,薑福祯在要求註册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的申请书上签了名。1999年5月15日,薑福祯和申贵军、张铭山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要求重评六四,释放一切在押政治犯。

    3、出狱后生活困苦的六四人士

    走出监狱、劳教所的六四良心犯,其中相当一部分长期陷於生存的困境:他们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享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险。他们当中,服完长刑、走出监狱的六四"暴徒"们的生活,尤为困苦。

    张茂盛:1968年6月28日出生,原永定路一家机械公司工人。1989年6月4日晨,在马甸桥附近参与焚烧了一辆军车,於6月21日被抓。11月10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关押17年多后,於2006年9月13日获释,被剥夺政治权利5年。出狱时已38岁的他,找工作特别困难,靠父母的退休金生活;当然就更别提享受基本医疗保险了。自己没有居室,只能和父母挤在一起。

    董盛坤:1960年12月16日生人,原北京某印刷厂工人。1989年6月10日被捕,1989年8月4日以"放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先后在北京市监狱、北京市第二监狱、北京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2006年9月5日刑满获释,出狱后还被剥夺政治权利8年。

    董盛坤於狱中与妻子离异,孩子由女方抚养。出狱后和母亲共同生活,母亲是退休工人,每月养老金1300元,患有脑血栓、高血压等疾病,大部分养老金用於看病。董盛坤出狱后,由於年龄大、技能低,就业艰难,有过几次就业经历,但都以失败告终。

    王连禧:1955年9月25日生人,原北京西城区环卫工人,有一定的智障。1989年6月6日被捕,1989年6月 17日一审以"放火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二审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并被保外就医。同年8月被收监服刑,先后在北京市监狱、北京市第二监狱、北京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2007年8月1日刑满释放,出狱后被剥夺政治权利5年。

    王连禧于狱中时,父母相继过世,妻子与他离异;位於松柏胡同3号的原住房拆迁时,由於王连禧还在服刑,拆迁方并未给其安置新房。王连禧出狱后无家可归,曾寄居在西城区司法所和抄手胡同43号一间小平房里,生活十分艰难。自2008年10月10日起,王连禧在西城区平安医院栖息。

    孙宏:1971年1月14日生人,原北京萤光灯厂工人。1989年6月3日夜目睹屠杀惨状后,孙宏在其家附近的劲松东口参与拦截戒严部队军车,於6月11日被抓。1990年6月以"放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入狱后,监狱将大多数10年以上长刑的六四人员单独羁押于北京市第二监狱12中队,并强制每日干16小时的活。孙宏为此于1993年10月以生命相抗争,被关进了禁闭室。到1995年8月8日,才被改为有期徒刑18年6个月。2007年7月7日获释,被剥夺政治权利8年。

    进监狱前,孙宏与外祖父住在朝阳区农光里起重宿舍2排2号;1996年住房拆迁时,拆迁方以孙宏正在服刑为由,拒不分给住房。孙宏出狱后曾想找回应有住房,可是事隔10年,当时的拆迁公司、经办人乃至街道、派出所有关人员都不知去向,为此孙宏找过社区物业管理、朝阳区房管局,但都答复"不知道"。目前,孙宏与父母及妹妹一家6口人,挤在一处不足40平米的小两居室内。

    由於刚18岁就进了监狱,没有任何社会工作经验和技能,获释后找不到工作,没有经济来源;而且多年的监狱生活使孙宏身患高血压、颈椎病、前列腺炎等多种疾病。孙宏的父亲患病多年,每月的退休金大多用在了看病、吃药上,孙宏的母亲也患有脑动脉硬化,妹妹则刚下岗不久。现在孙宏每月领取400元低保费,其余全靠亲属救济,生活异常艰难。

    孙传恒:1970年1月7日生人,原北京市地质仪器厂工人。1989年6月4日,与柴军、张国栋等人在新华门前拦截前往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并与之发生直接冲突。1989年6月7日被抓,1990年8月被以"反革命持械聚众叛乱罪"判处无期徒刑。

    孙传恒入狱后,面对监狱的种种黑暗,多次与狱警发生公开冲突并被关进禁闭室。1995年至1998年的4年间,被剥夺了每月与父母的见面探视权,甚至在1997年患腹腔结核病住院期间,也未曾见上父母一面。在1990至2000年的10年间,孙传恒除无期徒刑改有期徒刑外,没有减过一天刑。2006年2月获释,被剥夺政治权利5年。

    出狱后,孙传恒不愿拖累年近70且身体多病的父母,一人独自在外闯生活;但是,别人一听说他刚从监狱出来都不愿意用。於是他自己卖冷饮、雨具,但因多种原因均未赚钱。现在孙传恒借住在北京郊区的亲戚家中,节衣缩食,勉强度日。

    赵锁然:1962年4月11日出生,家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原首钢电工。1989年6月4日,他在八角村附近和愤怒的民众一起砸了一辆装甲车,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破坏罪"判处无期徒刑,2007年2月25日刑满释放。赵锁然在狱中呆了近18年,落下了腰腿疼病,出狱后一直找不到工作,现每月领取低保费390元,主要靠父亲的退休金维持起码的生活。

    李志新:1956年10月14日生人,家住北京市东城区黄寺附近。1989年6月4日,在学院路上和不少民众怒烧军车,被以"放火罪"判处无期徒刑,2008年6月3日出狱。父亲1997年去世时没让见面;母亲已73岁,有心脏病,每天都要吃药。在里边没时没点地干活,把身体累坏了,关节炎,腰痛,眼睛看东西不清楚。出来岁数大了,找工作也没人要,也没有特长,现在住在家里。后来问哥哥、姐姐借了点钱,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通过朋友介绍曾到一家速递公司送快递,不久就丢了工作。出来后一直在申请低保,现在终於得到解决,每月410元。

    张燕生:1967年11月9日出生,1989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2003年4月25 日获释。在看守所里曾多次遭到无故毒打、体罚和辱骂,狱中劳动加班加点不让睡觉,致使身体健康出现很大问题。出狱后长期找不到工作,靠母亲退休金维持生活。现在一家公司送货,有些收入,但公司不为他交"三险",因此连看病的钱都没有,多次和政府官员交涉都没有结果。

    武春启:1952年5月4日出生。1988年父母双亲因病去世。1989年6月4日,在永定门附近和民众一起怒烧军车,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无期徒刑。武春启在看守所和监狱中备受折磨,导致多种疾病缠身。2008年12月出狱后,无法找到工作,申请低保至今未被批下来。目前靠每月400元的困难补助艰难度日。

    邵淩才:山东济南人,1962年出生。1989年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4年。邵淩才原为济南市机床一厂职工学校教师,判刑后被开除公职。现双目几近失明,领有残疾证,从事按摩理疗为生。妻子已内退,儿子在读大学,全家生活甚为艰难。

    4、至今仍在北京地区狱中的六四良心犯

    六四事件2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根据我们收集到的资料,在北京的监狱中,仍然关押着八位六四良心犯,他们是:

    朱更生:1964年生人。1989年6月3日深夜,被军队屠杀民众的暴行激起满腔义愤的他,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前和其他市民一起围住了一辆装甲指挥车。他用棉被盖在指挥车上点燃,里面的军官给熏了出来,一溜烟跑掉了。1989年六四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放火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朱更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朱更生在北京市看守所内关押死刑犯的号中,戴上脚镣、手铐度过了不得安眠的700多天。1991年秋,最高人民法院经死刑复核程式,改判朱更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1993年,朱更生由死缓改判为无期徒刑。1997年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经数次减刑后,尚有余刑1年多,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第5分监区。

    朱更生年迈的母亲住在小西天大女儿家中;朱更生出狱后也将在大姐家栖身。

    李玉君:现年40多岁。1989年6月4日在北京市朝阳区红庙附近和不少市民一起烧军车,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93年,由死缓改判为无期徒刑。1997年,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

    经减刑后,尚有余刑3年,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第5分监区。

    常景强:1969年生人。1989年6月4日,当年20岁的他在北京西直门附近人民医院门口与武警发生冲突,他用砖头砸伤一武警,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1991年被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目前常景强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第5分监区,今年6月上旬将获释。

    薑亚群:1936年生人。1989年6月4日,在北京市东城区东四附近参与怒烧军车,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放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91年被改判为无期徒刑,1993年被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

    姜亚群无任何亲属,因此从未有人去监狱探视过他。他患有癫痫病,因此不干活,也因而得不到减刑。目前他被关押在北京市延庆监狱,尚有余刑4年。

    苗德顺:1963年生人,家住五路居西郊木材厂宿舍。1989年6月4日,他在五孔桥附近和民众一起怒烧戒严部队军车。1989年8月8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92年被改判为无期徒刑。

    由於苗德顺从不认罪,直到1997年才被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苗德顺在狱中从不写思想彙报,不干活,因此经常被狱警用警棍电击。

    目前苗德顺在北京市延庆监狱服刑。由於从未被减过刑,因此尚有余刑8年。

    石学之:1939年出生,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二拨子村人。1989年6月4日,他在学院路北京航空学院东门口一带,和许多市民一起焚烧军车,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无期徒刑。1991年夏天,石学之在北京市第二监狱准备出口美国的乳胶手套中塞了不少纸条,上面用中、英文写了"向美国人民致敬!"、"向自由女神致敬!"、"这是劳改产品!"、"二监关押了许多六四'暴徒'!"等。后因狱外质检部门将部分手套退回时,石学之已不在原来车间干活,导致他写的纸条被发现。狱方为此极度恼怒,将石学之关了三个月禁闭;期间经常将他提回第7分监区,并公然违反相关规定,用警棍电击他的口腔、舌头、腋下和阴部,以法外惩处肆意加害石学之。

    目前石学之在北京市延庆监狱服刑,尚有余刑1年多。

    杨璞:1960年生人。1989年6月4日,在陶然亭公园附近,他和不少市民一起怒烧军车,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无期徒刑。1994年,由於双腿患骨结核病,从北京市第二监狱转往天津茶淀劳改农场病号队。之后,再转到北京市延庆监狱。

    宋凯:男50岁出头,"六四"后因"反革命伤害罪"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6月4日在人民医院门口,张宝生(当年15岁,判刑10)、常景强、宋凯等许多北京市民截获一辆军用救护车,大家从车上把一个当兵(王玉文,当年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的拽了下来,遭到众殴,宋凯将一个水桶扣在王玉文的头上,理由是怕把当兵的打坏了。宋凯被捕后在丰盛派出所内被几十名戒严部队暴打,后腰被打坏了,留下终身残疾,走路时往前探着走。92年时家里曾花钱为其保外,但没能成功。宋凯捕前住在西城区砖塔胡同,捕后不久离异。宋凯93年底从一监转到二监,98年转到延庆监狱。目前宋凯在延庆监狱服刑,余刑1至2年。

    五、受到其他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

    中国的六四受害者除了六四死难者、伤残者、死难者和重残者家属、被判刑和劳教的六四良心犯外,还包括许许多多受到其他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他们被收容审查、监视居住、软禁在家、开除学籍、党籍和公职、受到其他党纪和行政处分、失去原工作岗位及不得不流亡海外等等。

    六四大屠杀之后,当局以"收容审查"的名义抓捕、关押了大量八九民运的积极参与者和反抗六四屠杀暴行的人。当时,北京市各区、县看守所人满为患,演员陈佩斯也被关押过,关在"炮局"----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看守所。在秦城监狱,当局收审了数以百计的知识份子、大学生和工人。其中有:列入全国通缉名单的周锋锁、熊焱和熊玮、北师大讲师刘晓波、中国新闻社记者高瑜、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江棋生、剧作家王培公、北京理工学院大一学生陈卫等。

    在广州,中山大学大气科学系85级本科生陈卫(女),中山大学哲学系86级本科生于世文被收审长达一年半;华南师范大学硕士生王连平被收审半年;中山医科大学85级本科生张宇、华南理工大学本科生余厚强也被收审过。

    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生赵常青被收审5个多月;西安交大机械系硕士生梅林被收审11个月;西安交大建筑系硕士生林强被收审6个月;《人口报》记者高军生、西安市第91中学教师郑保和、陕西省政府经贸委干部韩锐被收审数月;陕西机械学院机械系学生汤致平被收审半年。

    在成都,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肖雪慧被收审近2年,四川社科院汪成忠被收审近2年,四川大学学生王林建、韩燕明、吴卫东被收审1年,遂甯人欧阳懿被收审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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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后,原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于浩成被开除党籍,并被"监视居住"1年半,地点是北京郊区一武警部队大院。原光明日报记者戴晴被"监视居住",地点居然是秦城监狱。

    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软禁于富强胡同6号家中。

    翻译家杨宪益被开除党籍。原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胡绩伟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员许良英被开除党籍。原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调华南师范大学。诗人邵燕祥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原共青团中央常委、中直机关团委书记张祖桦被撤销职务。北大国际政治系青年教师陈育国失去教职。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生浦志强获团内警告处分。中央电视台播音员杜宪和薛飞失去原工作岗位。原湖北省十堰市委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陆中明被开除党籍,留校察看。......

    而方励之、严家其、陈一谘、万润南、苏晓康、远志明、吾尔开希、王超华、张伯笠、柴玲、封从德、项小吉、郑义、李录、刘俊国等一批民运的重要参与者,则被迫流亡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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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 | 香港獨立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