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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5日 星期五

6.3—6.4惨案目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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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4惨案目击记                 ·小 鹿·   不能相信,1989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以及随后而来的那场丧心病狂的军事镇压,已经过去十五年了。   随着六月四日的迫近,我的心情也越来越不能平静,眼前时时浮现出当年那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耳畔仿佛又听见那群情激奋的呐喊之声。还有枪口、坦克下的牺牲者那死不瞑目的眼睛,好像在发出永远的质问:热血爱国,争取民主,究竟何罪之有?长安街头,开枪镇压,冤案何时能平?活着的人们呵,你们该做些什么?   十五年前,我只是北京大学一名普通的研究生。在那场伟大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中,凭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和当时形势的激发,我也曾走在千百万学生游行的队伍中,也曾昼夜守在天安门广场上,自始至终亲身经历了这一历史事件。并且出于专业的敏感,我将自己的所见所闻,随时随地记载下来,为的是将来能够不是靠模糊的记忆,而是用白纸黑字的亲笔实录来向他人讲述这段历史——至少是我所亲历的这一侧面。   今天,为了纪念“六.四”十五周年,为了祭奠“六.四”事件中不幸牺牲的学生和北京市民,我将这份个人记录的“六.四”笔记发表出来。为真实体现原貌,我对原文除标点符号和个别错字外,未作任何其他改动,标题也是原来的。当然,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文中出现的同学朋友,均用化名,但文中所记录的死者姓名是真实的,是从他们的学生证或身份证上直接抄录的。          ※   ※   ※   ※   ※   自从5月20日李鹏签署戒严令之后,北京人心情就十分担忧和紧张起来。   戒严令之后,从21日起军队从四面八方开往北京。但在进京各个路口,北大学生和北京市民围困,有的是老太太往军车前一躺堵住的。大家又宣传又劝说又慰劳,以一切方式作士兵的工作。军民间由对峙变得理解乃至最后联欢。许多解放军官兵向群众保证决不向人民开枪。在八角村、丰台、六里庄、呼家楼、公主坟、青龙桥、……到处出现这样动人的情景。   戒严十多天,部队昼夜被群众拦阻,未得按原计划戒严北京,有些开始后撤。大家渐渐松懈,以为终于使戒严计划泡汤。北京街头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所有道路均畅通无阻,处处与往日无异。   但部队的行动计划就在人民的松懈情绪中悄悄进行着。   6月2日夜,大批军人穿着老百姓的服装进入北京,然后集结。又有一支军队一夜急行军从通县赶到北京城。市民和工人纠察队、学生发现后,拼命拦截,仍不能止住他们向前推进。他们经过长途行军,很是疲劳,不断有当官的催促他们跟上。便衣军人所持武器是匕首、棍棒、皮带、菜刀。   6月3日   凌晨,一辆军用吉普由西向东疾驶,至木樨地,突然冲上人行道,当场轧死三人,伤一人。被群众拦住后,穿便衣的军人冷冷道:“我是执行紧急公务,一切事故均不负责,你们找上头说去。”后由两名警察带走。   (这一天,即3日,我从上午九点即到万寿路的单位询问工作事,至下午三点多回校。4点多在系门口碰到洪洋。我说,听说轧死人了。他说,现在更严重了,军方已经施放催泪弹了。)   从系里出来去木樨地。广播里一位教师正在讲述他目击的场景。原来,早晨轧死人的消息传到学校后,北大筹委会立即决定上街游行,声讨这一罪行。队伍12点出发,下午接近西单时,前边有群众退下来,均红肿眼睛且流泪说,部队已放毒瓦斯,他们已和部队用砖头交战。北大队伍走过时交战已结束,满地碎砖块。后顺利抵天安门广场,未遇拦阻。   气氛已是越来越紧张。各种消息不断传来,大家皆坐立不安,许多人都要去看个究竟。   晚饭后我洗了澡,然后同小雪一道去天安门。当时是七点多钟,正好有一支“ 北大敢死队”(约四、五人)打着一面旗帜,带着电喇叭出发。我俩就跟在他们后边骑车前往。沿途不断有群众向这支小队伍鼓掌喝彩。到人大,人山人海。我和小雪就从旁边的路上好不容易穿过。往天安门方向去的人很多,也有坐在大卡车上去的一批批人。到木樨地时,见到有砸坏的两辆军车,里边和车顶上陈列着匕首、压缩饼干等。我们还看了被圈起来的出事现场。   我们到广场时约九点多钟。先看“民主之神像”。塑像周围整齐地排列着香港捐赠的各种色彩的小帐篷。纪念碑北侧则横竖成序地排列着三十多架黄帆布大帐篷。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们就在这些帐篷里或广场上休息或走动。   高校自治联合会的广播响着,告诉大家今夜情况紧张,以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口号变了,号召大家遇到军警袭击时可以抵抗。个人可就近找些木棍、竹竿等自卫武器。如无武器,军警袭来时,可抓住其钢盔,拼命往后拉,勒住其脖子,就会使其无法打人……云云。后来吾尔开希还讲了话,说他刚从拦军车的地方赶来,群众热情很高(后来因隔得太远听不清就不再听了)。   纪念碑三层:侯德健、刘晓波等四人在绝食声援学生。侯绝食48小时,其余三位宣布绝食72小时。他们都是自6月2日下午开始绝食的。   在广场上,巧遇清华熟人朱虎星。他煞有介事地带着防毒面罩和望远镜。我们取笑了他一番。其实我和小雪也带了口罩和望远镜在身上,以防不测。但心里多少有点开玩笑的想法,并未认真感到会使用这些东西。   我们三人又在“民主之神”像周围转了一圈,用望远镜仔细瞧看塑像的前边和后边,评议哪部分塑的好,哪部分塑的粗糙等等。在这儿,“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学典礼正在进行。有教务长在讲话(据说校长是严家其),还有宗教界人士讲话。我们听了一会儿后,就和朱虎星分手各自去找自己学校的营地。朱说他要和清华同学一起在天安门过这紧张的一夜。我和小雪来到广场西北侧挂有北大校旗的帐篷,在这里看到几十北大学生或坐或站或躺地呆在里头,并且还有我班的三位男生:余锦耀、洪洋、薛辉。一对年轻的工人夫妇自家烧了一大桶绿豆粥送来给同学们喝。他们说,今晚肯定要出事。在离天安门不远的各路口,到处有军车被群众堵截。广场上戒严指挥部在人民大会堂上架设的高音喇叭正一遍遍警告人们离开,晚上呆在家里不要出来,等等。   我和小雪准备回校,当时约十一点左右。正与洪洋他们告别,互嘱保重,一位同学急急奔来,对着帐篷里的同学大叫:“他们开枪了!快拿手电照我的手!”立时有手电从帐篷里射出,照在他的手上,只见满手是血迹。大家立刻围着这同学询问。他说木樨地的军车强行进入市区,上万的群众堵着他们。军人开始放瓦斯,放枪。木樨地形势很危急,需要加派一支“敢死队”去增援。那些男同学们立即准备出发。我和小雪也急忙离开,去新华门取自行车。   我们取了自行车后往西骑行。人越来越多,不时传来砰砰啪啪声,也不知是不是放枪,心里十分紧张。快要接近民族饭店时,已见人群攒动,骑不过去了。问人哪儿在冲突,人们说,就在眼前了。正说着,忽见一阵烟雾在前边升腾而起,大家纷纷后退。接着一股刺鼻的气味涌来,熏的人直要流眼泪。原来是放毒瓦斯了。我急忙对小雪说:“快把自行车放到马路边上去,看来是过不去了。”待我放好车后,一转眼却不见了小雪,急得大叫。找不着她,我就戴上眼镜和口罩随着人们往前跑,想要看个究竟。一放毒瓦斯大家又往后跑。这样拉锯了几次之后,瓦斯忽然不放了。有人喊道:“他们的催泪弹用光了!”于是群众呐喊着又往前冲。冲在头里的是北大技术物理系的一面红旗。可是冲出二百米远后,军人又反扑过来,双方开始用砖头互掷。   我站在自行车上,听到砖头砸得路边商店玻璃乒乓直响,心里直害怕。这时路中央的群众已退到我东边去了,只有马路边上还有许多人。我清楚地看见防暴警察头戴钢盔,手持齐腰长棍,肩挎冲锋枪,不断捡砖头向前边和左右投掷。一些年轻人为躲避砖头袭击,踩着我的自行车跳上了约两人高的房顶。我吓得一叫,他们把我也拉上去了。房上的人把屋顶的砖头扔在地上以作武器。过了一会儿,不知何故军人又朝后撤,群众又朝前冲去。我也下了房顶,推起自行车朝西去。走到民族饭店东侧,向西冲的群众已冲得很远。我思忖着继续朝西走肯定走不通,可是又不知怎么才能回校。索性又把自行车停在这儿,自己躲在一个门洞里,后来又走到聚集了许多人的民族饭店门口。   忽然,前边的人又一次朝后涌来,只听得远处象炒豆子样响起砰砰乓乓的枪声。有人从前边跑来大喊:“开枪了!开枪了!”人们纷纷问:“是不是橡皮子弹? ”退下来的人愤怒地大叫:“前边已打死几十人,还说是橡皮子弹?”群众顿时感到十分恐慌。正在这时,前边抬下两个被枪打伤的人,大家纷纷拥上去帮忙抬往民族饭店门里。又有两名军人被围打着过来,拥挤中看不真切,好像被人抬着,有学生护送。激怒的群众却潮水一般涌上去揍他。从里边挤出来的一学生说,恐怕要被打死了。这位学生因挨得近,身上沾了很多血。我们都心急如焚:这样子军人与群众对峙、互打可怎么得了。可是谁也无法阻止已处于狂怒中的群众。   枪声愈来愈近了。在马路中间成千的群众迅速后撤,躲进长安街两边的小巷中。一会儿,军队开来了。前边是黑压压的几百防暴警察,皆头戴钢盔,端着或挎着冲锋枪,手持黄色棍子。我们这没有跑的学生和市民就站在民族饭店门口观看。不一会儿,灯全黑了,只有饭店附近的路灯仍亮着。仗着饭店里住外国人,估计不会朝这个方向开枪,我们这些人壮着胆子站在这儿。有人高喊:“杀人凶手!”立刻招来砖头和朝天或地放射的子弹。子弹迸在水泥地上溅出绿色的火花。没有人再敢喊,大家只是默不作声地看着。   防暴警察过后,便是庞大的装甲车、运兵车和长长的用帆布蒙上的车辆,共分四列向前推进。装甲车周围是实枪荷弹的士兵,跟着装甲车向前,犹如在战场上一样。有的人低声咕哝:“老山前线挪到长安街上来了!”有两辆装甲车上挂着红布横幅:“热爱青年学生!”“向首都人民致敬!”招来一阵低低的嘘声。这是宣传车,喇叭里喊着:“你们赶快回家去!”群众中有人喊:“你们快滚出北京吧!” 立刻被周围人制止,实在太危险了。   后来,我还跑到马路边的栏杆那儿,就近观看。旁边还有十几人,大家均屏住呼吸,默不作声。我旁边有个女孩子看来和我不相上下,她和她的男朋友在一起。我们在那种危险的时刻彼此有一种患难与共的感觉。我们三人决定一起走以互相壮胆。她邀我住她家去。这时军车和士兵已过了一个多小时,仍似无穷无尽。我们决定不再呆在这危险的区域,于是走进民族饭店东侧的一个小巷子中。忽然听得后边一片声喊:“让开!让开!”一看,只见一辆平板车疾驶而来,旁边有人跟着跑,一片忙乱。车上躺着中弹群众,有人帮其捂着伤口,急急而去。惊魂甫定,又是一片“让开!让开!”的喊声,又有伤员通过。那位男朋友是医学院学生,他说:“ 前边有个邮电医院,我们快去!也许能帮点忙。”穿了好多小巷子后,终于来到这所医院。许多人围在这里,自动组成的学生纠察队拦住众人不让进去,并拉出一条通道,供送伤员的人进入。   那位男朋友先进去了,小曾(即新结识的这位女友)随后也想办法进去了。我一个人留在外边,帮着维持秩序。只见送伤员的人流不断,急急忙忙一个,急急忙忙又一个,令人心悬到嗓子眼。伤员有的用救护车或其他汽车送来,有的用平板车或自行车送来,有的用椅子抬,有的则肩背人扶而来,平均每分钟一个。医院门前的水泥地上已汪了一滩血,很多人身上也都沾着鲜血。一个女学生哭着恳求纠察队员让她进去,说她男朋友背上中了一弹,被送到了这家医院,被守门的纠察队员拒绝。因为抢救伤员要紧,别人一律不准进。正在这时,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走出来,拉住我说:“同学你跟我来!”我吃了一惊,急忙跟他走进去了,纠察队员未及阻挡。进去以后才发现原来他是小曾的男朋友,成了医生助手,令我一时没认出来。   在医院里,见到小曾,她说她已看了许多伤员,实在惨不忍睹。我问有没有被打死的,她说单是一楼已有九个死亡者,就在走廊拐弯尽头。我没有听她不让我去的劝告,走到停尸体的地方。只见刚刚被打死的人都躺在地上,身上罩着白布。有一个摄影记者、两位医生及另外两、三个人在旁,并悄悄议论着。记者说,他一定要让他的摄影机记录下这幕惨案,今后好让世人目睹真相。   我请人揭开死者身上的白布,拿起尸体身上放着的身份证或记录姓名等情况的纸片,一一抄录下来:   刘建国,男,35岁,西城区横二条50号。  富尔克,男,19岁,中央民族学院88级预科生。  吴国锋,男,中国人民大学工经86级,学生证号:6070115。  顾丽芬,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86级。  刘忠, 男,19岁,政法大学政治系,上海人。  段昌龙,男,清华化工系。  马凤友,男,工业企业部工人,1962年生,其子马骏飞同死。  许瑞和,男,复员军人。  另有一学生系北京农学院农经系学生。  还有10男1女身份不明(因随身没带身份证)。  …………   每个看到这幕惨景的人莫不愤怒不能语,感到实在惨绝人寰。各个手术室、诊疗室都拥满了伤员,医生、护士们个个忙得团团转。一位刚送到的伤员嘴唇中弹,上唇被掀成两瓣,上牙全无。   我在三楼看到,因伤员太多,病房里和走廊上都躺满了。一位背部中弹的伤员坐在走廊的一把椅子上,两名医生就开始给他作取弹片、缝合手术。从他背上取出一颗弹头,是五四式冲锋枪子弹。他拿在手里观看。应我要求,让我也掂了掂,沉甸甸的。他说要永远保留着作为纪念。   回到一楼,见那位在医院门口痛不欲生的女学生已经获准进来,并且找到了她的男朋友。她的男友背上中了一颗机枪子弹,很长,把他的背脊穿了两个洞,有拇指粗细,血流如注。医生止不住血,只好把针药打在药棉上,用手按住药棉在伤口上堵血。男孩子疼得不断发出撕心裂肺般的惨叫,女学生把脸贴在男孩子头上安慰着他,早已哭不出泪水。我询问了女学生,知道他俩都是清华大学学生,心里更加难过。   一夜就在这样愤怒、惊惧、忧伤的心境中渡过。医院里充满了血腥味,我不得不走到院子里去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我走到紧闭的铁门口,站在一张桌子上向外望,只见隔路对过是西城区区委会大门。别人还告诉我,这所邮电医院地处二龙路,附近还有国家教委和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等单位。   枪声响了一夜。护送伤员进来的人互相讲述着各自的历险记。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说,与他站的很近的两个人都被打死了。其中一位妇女肠子流了一地,当场毙命。他护送了两名伤员入院,浑身是沾上的鲜血。   这家医院不能做骨科方面的手术。许多伤员需要转到积水潭医院。他们被安置在长椅上或担架上,两人抬起,旁边再有一人举着吊水瓶,就这样匆匆而去。医生说,他们都免不了截肢。有人开了个黑色幽默玩笑:“这下,邓朴方的部下可要增加不少人马了!”   我和小曾互相留下了姓名地址。   6月4日   已是6月4日凌晨,我们最后询问了一遍该医院死亡人数,已是28人!这时是5点15分。   天亮了。我急于离开这里,去看看外边变成什么样了。我们三人于6:40离开了医院,只见医院附近的路上斑斑点点都是血迹。似乎外边很平静,还有一些老头老太太在做早锻炼。经过一个建筑工地,门房老头正在听新闻,只听里边说道: “昨天,北京平息了一场反革命暴乱……军委祝贺……伟大胜利……云云。我们(连同老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走到西单路口,看见三三两两从天安门撤出的学生互相搀扶着,表情漠然地走过,有的还打着旗子。群众中有人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有的上前去安慰他们。他们再也忍不住了,痛哭失声。一个男生说:“我们对不起人民,把天安门广场丢了。”群众呼喊:“你们是好样的!”又有一小队学生过来,流着泪说:刚刚有一小队同学共十一人在六部口被装甲车追撵过来,碾成肉泥了。我闻听这一凶讯,立刻急急往六部口赶去,心里担心着小雪的安危。   一路上,不断有人从东边过来。看见我一个人往东去,都劝我不要去,说那边还在放毒气弹,又有许多装甲车和持枪军人,实在太危险。我不管,仍然东去。走到一建筑工地,坦克又一辆接一辆地自西向东开过来。许多人躲在半截墙后,朝坦克扔砖头。坦克把地上的砖块碾成了粉末,毫不介意地突突开过去了。我提心吊胆、走走停停,总算赶到了六部口。我在路北,碾死人的地方在路南。路中间一片狼藉:砖块、路障、燃烧的车辆、还有装甲车。我壮起胆子飞快穿过马路到了路南。只见尸体横陈,脑浆、鲜血满地。一位死者背朝天趴在自行车上,脸侧着,怒目圆睁,就这样死去。别的更是惨不忍睹。旁边停着四辆装甲车,车上站着持枪的士兵。群众都提心吊胆,一有动静,一哄而逃。我在这儿停留了约10分钟。约7:20左右离开六部口往西走。路上所有店铺都关着门。经过某处,看见几个年轻人正往十几个汽水瓶中灌汽油,每瓶灌上半瓶汽油,用纱布、棉花等塞住,准备用这种自制的燃烧瓶打坦克。   我走回昨晚放自行车的地方——民族饭店东侧(在西单路口已和小曾他俩走散),找到了自己的自行车,即骑车西去。西长安街上处处是路障,已被坦克、装甲车轧扁,撞得东倒西歪;不时可见烧坏的军车和公共汽车;砖石碎块满地;路边楼房的墙上有不少弹孔,把水泥墙打出一个个白洞;地铁站的玻璃被打了许多弹孔,碎裂着。黑烟弥漫,空气中充满刺鼻的气味。路中间有少量人骑车绕路障而行。路边有三三两两的人聚集,议论着昨夜到今天凌晨发生的事情。   骑到木樨地,许多人聚集在那里。路口挡着几辆燃烧的公共汽车,不时发出爆裂声。公汽以西的路上,望不到头地排列着装甲车和运兵车。第一辆装甲车已起火燃烧,有人在点燃其他车辆,大多数人在路边观看。忽然烧着的装甲车发出吱吱怪叫,有学生挥着旗子叫大家后退,说汽油仓要爆炸。大家都遵命向后退去。只听“ 轰”的一声,一团火球升上天空,宛如氢弹爆炸,之后就没什么危险了。   很快的,又有几辆装甲车被人点燃。有一辆燃着的车里放出两颗黄色烟幕弹。人们看到没有打枪,就有一些人爬上装甲车,揭开盖子,叫里边的军人出来。他们不肯出来,就十几个人一齐将其拽出。一旦有军人下到地面,就有众多人拥上去追打,吓得这些士兵拼命跑,一些人在后追。我们这些在现场的学生见状,都自动站出来高喊:“不要打!不能打!”后来就把这些逃出来的军人集中起来围坐在一起。学生和一些善良的市民围着他们,一面阻止人们动手打人,一面向军人们讲述昨夜发生在长安街的惨案。士兵们惊魂甫定,在悲愤的群众讲述中,低着头。有的说:“真想不到是这样,真是太惨了!”前头几辆车的士兵挨打较多,有的士兵被打得不能动。后边车上的士兵因一出装甲车很快进入“保护圈,”基本未挨打。他们的枪有许多落到群众手里,群众把子弹夹卸掉,我们在场的几位学生叫他们把枪交给我们,然后又转交给军人放到自己的圈子中间。   与军人交谈中了解到,他们是28军,原驻山西,奉令进京,停在延庆县。昨晚进城当中受到堵截,至木樨地便再未能前进。装甲车里则是38军。这两支部队出发前都接受了不准向群众开枪的命令。他们的子弹还都放在子弹箱里不曾打开,带着的枪都是空膛。而作为先头部队于昨夜开进天安门的是27军,87年从老山前线换防下来的一支部队,皆有实战经验,且实枪荷弹。他们属沈阳部队,原驻石家庄。正是他们屠杀了大批北京居民和学生。大家莫不对27军充满愤慨。   军车和装甲车被烧着的越来越多。黑烟滚滚,遮住了天空。这时,军用直升飞机又飞到人们头顶,人们都骂它,连一些军人也指着它骂道:“你他妈的还飞什么飞?”据说被烧着的装甲车有三十四辆。   中午十二点以后,我离开木樨地回校。路上又看到一些被烧坏的车辆。途经中央民院和人民大学时,我向这两校的人报告了他们学校富尔克、吴国锋死在邮电学院的消息。他们皆悲伤万分,立刻忙乱着找车找人,去邮电医院接尸。   我未敢多作停留,骑车回北大。刚至三角地,碰到了小雪,我俩一时惊喜交加。小雪说:她早上五点多就回到了学校。原来我俩失散后,她又返回天安门广场,在清场开始前离开的。她又说:各系都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忙着清点人数。现已报上二百多未归人数,连同我在内,得快到系里去销名。当时我虽一夜未合眼,又从昨晚五点到今天下午一点未曾进食,却毫不感到困饥,仍然处在激动的情绪中。我对小雪说,我得马上去广播站,把我目击的从昨晚到今天上午的情景告诉大家。小雪便陪我到了广播站,她也准备把她目击到的一些情况讲一遍。   我对着话筒,眼前浮现出那一幕幕惨景,它们在我脑海里映现得那么清晰,使我能够详详细细地道来。广播站外站满了静静聆听的人们。我讲了约半小时,到2:15分讲完了,人们爆出热烈的掌声表示对我讲述的感谢。我以人格担保,我讲的句句是实,皆亲眼目睹。   出得28楼,只见小荷夫妇、小慧夫妇、小雪夫妇都等在那儿。小荷和小慧都要拉我去他们家吃饭、休息。我跟小荷夫妇去了。   傍晚回到宿舍,听小雪讲,我们班的洪洋还未回来。3日晚上有同学看见他就在大旗附近,脖子上还套着话筒。后来清场前,也有人在天安门广场上看见他,再以后就没有下落了。我们都感到凶多吉少,心急如焚。   6月5日   次日(6月5日),我和小雪于10点多出发,先去西苑附近的急救中心寻找,这里并没接收到任何伤员。我们到郭杨那里借了一辆自行车,又向城里去找了。   路经木樨地,只见众多烧焦了的汽车和装甲车残骸堆在那儿,依旧冒着黑烟。很多群众在附近观看。   未敢久留,我们又去了复兴医院。该院已把死伤名单写在黑板上,挂在墙头上。名单上有名有姓的死者是十九人,另有100多名受伤者,没有洪洋。   又去第二医院。该院离天安门广场很近,有六名死者,其中一名是商学院一姓陈的学生,另有一名是当日上午刚刚被打死的。我们就近辨认一番,没有洪洋;查了伤者名单,也没有。有一位中年人,姓于,也来这里寻找儿子。他的儿子17岁,是17路电车售票员,从3号晚上出来一直未回去。老伴急得两天两夜不吃不睡,他则出来四处寻找,到现在还未找到。   我们三人一起去找北京市急救中心,不敢走长安街,尽穿小巷子,结果竟骑到了前门。往广场望去,排列着满满的汽车和装甲车。军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枪口对外地立着,令人不寒而栗。经过那儿的人们皆低头急急而过。小雪的车牌掉了,正去检,就有军人用喇叭高喊:“不许停留!”吓得我们赶快推车而去。   发现走错了路,我们三人从大栅栏绕回,终于找到了北京市急救中心。这里大门紧闭,玻璃门外站了许多寻人者。但门里的老太太不让任何人进。后来经说明情况,又从门缝递上一张要寻找的人名单 (又加上了一位清华的,共找三人),有一医生出来,特许我进去了。先到外科,查了厚厚的伤亡者名单,没有;又到内科,又是一本名册,也无。医生不让去太平间辨认,只好作罢。   我和小雪最后去了友谊医院。在麻醉科查了名单,也没有。医生们劝我俩赶快回去,说很快要戒严,路上怕有危险。当时已经三点钟左右,我们急忙往回骑,到校已是四点半。   北大南门外已贴上挽联:“夜半枪声惊醒华夏,烈士英魂昭告中华”。门楣上挂起巨幅黑纱,旁边的松树上缀满白花。   这是一段历史公案,是非自有后人评说。  生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人们现在不得不按照统一口径说话。事实成了谣言,谣言反成了真理。事实虽然暂时被迫沉默,总有一天它会为屈死的魂灵说话。                    记于6月7日至6月21日   又记:   1989年6月3日夜至6月4日凌晨,北京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冲锋枪、机关枪对准了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扫射,千百人倒于血泊之中。历史将永远记住这悲惨的一页,民主爱国志士的鲜血不会白流。   北大已死三人(一教师二学生),另有十八人下落不明。在电教馆南侧室设立了灵堂,部分挽联、丧幛抄录如下:   挽联一:   上联:  五四迄今七十载,民主志士不绝,血荐轩辕,前仆后继,今日学子工农,挺身其间,砥立于革命中流,摧枯拉朽,涤新淘旧,揭民主大义,屹然再造乾坤,天安门四十余日,殚心瘁力,誓以雄心赤胆,红血红旌,唤起自由人道之精神,诚为天地留正气。   下联  十一过后四十年,专制独夫如旧,鱼肉人民,藏污纳垢,如此党棍军阀,丧心病狂,枪杀我民族精英,云凄海咽,地暗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共和国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民主科学,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之遗训,厥成大业慰英灵。   挽联二:  死难民主夙愿何了  天人同悲哪日方晴   ——北大师生员工哀挽   挽联三:  此恨难消哀我中华殒英杰  死不瞑目可怜身后无来者   挽联四:  生者尚生生犹可战誓战到天明  死者已死死不瞑目怒目向苍天   横幅:  欲哭无泪欲说还休欲罢不能 □ 读者投稿~~~~~~~~~~~~~~~~~~~~~~~~~~~~~~~~~~~~ 【亲历六四】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广 场                 ·一 人·   (一)出发   广场的灯,突然熄灭了。   我的心也一下揪了起来。一切都笼罩在黑暗和恐怖之中。   那时我们正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上。皮皮和我坐在面对天安门的那边,她在我的侧前,转过头来,刚好看到我。   和皮皮认识也是今天傍晚的事。学校的广播里急促的播告着“天安门广场告急 ”,请大家到广场支援在那里的同学。大概如果大家都在那儿,政府就不敢怎么样吧,法不责众嘛。   学潮已经两个月了,也没有什么结果。宿舍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家近的同学都回家了。我拿了个塑料袋,装了两个湿毛巾,(据说可以防催泪瓦斯),溜哒到了28楼前,这个楼里有学运的总指挥部。刚巧,皮皮也来了,她是中文系的,比我小两届,两只眼睛亮闪闪。我在心里叫她亮眼睛。我们原先不认识,她快人快语,典型的湖南妹子,我们很快熟起来。   一个头上系红布条的男生,在组织几个人成立敢死队,赶赴广场。他挥手把我和皮皮赶到了一边:今天不带女生!这句话反到让我们的斗志愈增:长这么大,还没有在什么事上和男孩子不平等过!就你这种连男女平等思想都没有的人还搞民主?   红布条带了几个人要走,我们俩就跟着,他有些不耐烦,赶我们:说不带你们嘛!亮眼睛伶牙俐齿的和他争了一番,他就任凭我们跟着,不说什么了。   我们一群人就这样走,遇到车,就截住搭一段。大家都很帮忙。中间遇到好几个市民都郑重的告诉我们今晚不要去广场,我们都感激的说:谢谢,我们会保重。到了广场,我们一直围坐在纪念碑的台阶上。当时在纪念碑中心好象有一个广场指挥部。我们的任务是坐在台阶上,阻止市民和闲人走到上面去。   夜幕降临的时候,广场的人变得越来越稀少。当时广场上还有很多帐篷。果然,不久就有消息传来,军队开始进城了。从路口来的人报告说,进城的军车已经和在路口的学生市民打起来了。不断的有消息传来,说政府下手了,很多人都已经牺牲。很多的慌乱和骚动之后,知道堵军车是没有用的,军队已经进城了。帐篷里的人都出来,大家围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   (二)死荫幽谷   从天安门到别处的通路都没有了,熄灯后在黑暗中隐隐可以看到,从广场两侧的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里走出一队一队的士兵。他们慢慢的把广场包围了。   按我的想象,他们会在纪念碑周围架起机关枪,象电影里国民党反动派一样,对我们扫射,我们就倒在一片血泊之中,成了烈士。   哎,就这样死了吗?   刚才灯还亮的时候,有人传来小本子,让我们写下我们的名字和最后的话,那时候觉得很悲壮,象是英雄,我告诉爸爸妈妈姐姐妹妹我爱她们,请为我骄傲。可现在感觉,死了真不甘心。我想到了那个心中一直暗暗喜爱的男孩子,每次班里去郊游,总是他在默默的做事,不怎么说话。好象在学校的指挥部附近见了他的影子,他现在会在哪里?我竟然从来没有告诉他我喜欢他,甚至从来没有好好的跟他说过一次话。现在一切都晚了。   忽然,亮眼睛回过头来,闪着她的亮眼睛对我说,“我前天刚过了18岁生日。”然后她咧咧嘴,想笑的样子。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咧了咧嘴。大家就这样手挽着手,坐在台阶上。我旁边的一个男生忽然对我说:“别怕!”然后搂了搂我的肩膀,我才发现自己一直在发抖。也许是六月初的晚上,天还凉吧。   天安门前有堆火光,好象是烧着的汽车。军队已经完全的包围了广场,开始葡匐前进的向纪念碑逼近。   我望着天安门上空黑漆漆的夜空,内心发出了一个呼喊:   上帝,让我活下去,我一定会好好的活。   我当时并不信上帝,但在那个时候,还能向谁说呢?   这大概只花了3秒钟的时间。然后思绪又淹没在四周传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中了。军队已经把所有的帐篷搜索了,进到纪念碑下,和最前排的学生对恃着。我想,如果他们架机关枪扫射的话,只要听到枪响,不管打中没有,我都倒下去,这样也许还能活下来,坐牢就坐牢吧。   他们没有架机关枪,倒是有一排的士兵在人群中冲出一条路,到了中间的最高层台阶上。那几个士兵从我们身边过去时,我清楚的看到他们的紧张。最先冲上去的人冲着高高的纪念碑,扫了一梭子,子弹打在花岗岩上,迸出火花。   人群开始骚动,听说在纪念碑的另一面,有侯德健和刘小波等人已经和军队作出了妥协,军队同意学生们从纪念碑后面的东南角撤出。这时候,我略略松了一口气。大家站起来,互相鼓励的话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广场,我们会回来的。”   在前些日子的游行中,我们曾从西北郊的学校一路步行来到广场;在绝食的时候,为了支援绝食的同学,也在这里度过了好多难忘的日日夜夜。曾有一个绝食的学生在广播里,为我们弹着吉他唱了一只歌: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没有痛苦没有那悲伤    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的地方    看一看这世界    并非那么的凄凉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的地方    望一望这世界    还是一片的光亮   离开这个广场,可是我们心中仍然有梦想。我们手挽着手,有人唱起了国际歌。记得当时有一个政法大学的男生,坐在地上不起来,就是要“与广场共存亡”,我们就踢他,拽他,拖着他走:“为什么要作无谓的牺牲?”   就这样,被人流裹携着,出了广场,从南边的路回到长安街,向西北,学校的方向走回。天渐渐亮了。   从广场撤除的时候,我和亮眼睛走散了,快回到长安街的时候,我突然在人群中看到了她。我摸着她的圆脸说:看!皮皮,我们还活着!   话一出口,泪水就决了堤。也许是后怕。也许是听到很多很多人在路口堵军车时都死去了,而就在昨天他们还和我们一起活着。   (三)好好的活   关于那个在广场的祷告:直到五六年后,在教会的一次退修会上,牧师让我们细细思想从小到大的一切需要宽恕的事(无论是我们受了伤害还是伤害了别人),把它们带到上帝面前宽恕掉。   在安静的默想时,忽然内心中有一个清晰的声音问我:你好好的活了吗?我一下记起了在广场望着漆黑的夜空发出的那个短短的祷告:让我活下去,我会好好的活!泪水和着许多没有“好好活”的事涌出来,让我惭愧不已。我把它们以及广场上的一切都带到上帝面前,请求宽恕,并请求让我能够宽恕。   又是好多年过去了,我亲爱的死去的和活着的朋友,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在好好的活。我深深的爱着我周围的人,我尽心的做着手中的事。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光亮,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死去和我们的活着而变得美好。     ……     在二十岁时,我死去了    我就永远的活在了二十岁    ……   谨以此文献给在十五年前和我一起跳动过的心。 □ 摘自《华夏论坛》~~~~~~~~~~~~~~~~~~~~~~~~~~~~~~~~~~~~ 【诗  苑】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献给怀念——给我曾经二十岁的同龄人                 ·WOA·     所有的用真心、血和泪水    浇铸起的年轻的历程    越陷越深地烙在记忆中    尽管创伤依旧 隐隐的    苦楚趁周年循回归袭    我们却无力回首顾怜沧桑    哪怕仅仅凭借    一个坚毅的手势,说昨夜    昨夜,阵痛般从梦中    碾过     我们如此背负沉重的理想    仿佛攫持着万能的咒符    主宰我们无尽的悲哀    或者欢乐    破晓时分亦或有失声的呐喊    激情却死于激情之后的炎凉    只有颅骨里灼烧过的信念    和一丝眷恋掠起的    些许慰藉    足以将泪眼前浮出的真实    冰销雪崩地挤垮     无奈的笑容在无奈的    转身之间    融入千年沉醉的文明里面    我们也曾幻想许多    可终究无处脱逃呵    锁链在记忆复苏之后就    一直是沉甸甸的    一群被时间遗弃的过客    同样遭遇在异域边缘的十字路口    正如你站在巨大而苍白    的历史面前    那种隔世的愕然与    陌生     我徜徉在诗的严冬    看暮色爬上我的眉尖    看轻盈起伏的光阴    突然化着繁星    微弱如真实的脉搏    肤浅而动人地    激扬过一个年幼的狂想     掌中盛开的指纹    孕育于父辈上世纪的启示    光荣与梦想    零乱地凿刻在手心    我们谙悉每根纹脉的走向    那最曲折而贯穿的    最逼真地    指向诗     可是涂了又毁的笔迹    是关于所谓壮丽人生的    一笔一笔修正    诗人在戴上桂冠之前    光环已经蜕变    理想败在对理想的质问里    ……     无聊的年代仍无恙地继续    无梦现实的野外    星光的湛蓝浸透出来    搁浅在荒芜的他的    额上 □ 读者投稿~~~~~~~~~~~~~~~~~~~~~~~~~~~~~~~~~~~~ 【历史反思】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被利用”考                 ·老非子·   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平民在北京惨遭杀戮已有十五年了,“反革命动乱”和“暴动”的喧嚣似乎静了下去,“学生运动被利用了”,“学生被政治力量操纵了”的议论却时髦起来。似乎一场吸引了数百万民众的反腐败、争民主的运动因为伴随了某些政治人物的升降,就蜕化为无聊的帮派权力之争。追想早年请愿学生遭到段琪瑞政府屠杀之后,也有流言说学生是受人利用,不禁想考察一下古今中外的利用和被利用的事例。   首先想到的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变法。当时康梁倡议,公车上书。且不去探讨此事的背景和内幕,变法本身不正为光绪皇帝利用了吗?而随着光绪被慈禧软禁,变法流产,维新人士遭到迫害。我们难道可以因此而抹杀这场运动的历史意义,承认谭嗣同等人是白白送死吗?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台湾留学生为主体发起了保卫钓鱼岛的运动。运动期间中共的插手决非无端倪可寻,后来有一些保钓领袖定居大陆,有一批保钓积极分子从大陆娶了娇妻而归。不管他们今天看着中共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作何感想,我们应当就此否定这场运动在推动台湾的民主进程中的作用吗?参与运动的学生受到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迫害,难道也是咎由自取吗?而审视一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组党、换总书记,到土地革命、西安事变,直到朝鲜战争,哪一件不是在共产国际和斯太林的干预和控制之下进行的?哪一项不是以苏联的利益为重,为苏共所用?中共的这段历史是否也应当打上“被利用”的烙印?其间落地的三千万颗人头(借王震的话),难道都是没有脑子的空壳吗?   其实不要讲群众运动中的芸芸众生,便是历史上的精英人物,甚至一代豪杰,观其一生,也都是不断地被人利用。国人心目中首屈一指的民族英雄岳飞,且不说他带兵镇压洞庭水师杨么,就是转战抗金,最后被金牌招回屈死,始终是心甘情愿地受着只求安享半壁江山的宋高宗的驱使,但这并不妨碍他受到后代百姓的敬重。另一位堪称中国文臣楷模的诸葛亮,其高举“中兴汉室”的旗号,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行分裂中国的活动,也不过是报答身世可疑的“刘皇叔”的垂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即此不仅近两千年来安享祠祀,现今国内还有两个城市为了作他的纪念地而争斗不已。再如现代文学巨匠鲁迅,他一生向封建余孽,落后愚昧挑战,并小心地规避于党派之外。但在生前仍不免在“左联”受着中共的间接利用(加上掣肘),其作品也被指为遵命文学;死后更被用作大旗,不仅挥向国民党,也用来横扫“四条汉子”和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老毛曾明白表示,倘鲁迅在新中国不愿为中共所用,也当去坐无产阶级的牢房。而即便是老毛本人,在其登上光辉的顶点,受着亿万民众的山呼万岁时,还要自称是被人用作打鬼的钟馗,更不用说昔日被上海中央、共产国际及斯太林指挥得团团转的日子,何曾逃得出被利用的处境?不仅政治人物,就是单纯的科学家,一旦成名,在政治上有了被利用的价值,也难逃政治势力的罗网。天主教的利用牛顿宣扬第一推动力,犹太人的利用爱因斯坦建以色列国,便是明证。他们也因此受到过敌对政治力量的攻讦。所幸普通的百姓并不因政客的诬蔑而否定这两位物理学上的巨人,因为他们太了解政治人物的阴暗心理和卑鄙伎俩了。   早在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讽议大人先生们不稼不穑,不狩不猎而仓贮禾谷,庭悬野味。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在科学发达,教育普及,民主制度确立的国家中,老百姓还得纳税养活各级官僚。似乎很少有人讨论此中的利用和被利用的问题。想要治人且食于人的劳心者们,就象追香逐臭的苍蝇,时刻在寻觅机会:小到孩子失踪,车祸伤人;大到劳资纠纷,种族冲突,只要有群众可以运动,他们就会不请自来,或到台前捶胸顿足,慷慨陈辞;或在幕后扇风点火,出谋划策。普通百姓明知这种人心怀叵测,却还是得利用他们的能量去实现自己的吁求。恰如一支球队为了赢球而使用犯过刑律或汹酒吸毒的球星一样。这是商品社会中的一种特殊形式的交易。由于这样的社会承认个人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权利,媒体上就少见道学家们出来评论这类事件中谁利用了谁的问题,也没有人幻想能在社会活动中逃避政治人物染指。   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持续了几千年,贸易活动受贬,商品经济受压制。不知是不是这种经济基础导致了“利用”和“被利用”成了道德上的贬义词。但凡被人指为“被利用”,不管事情本身是善是恶,有利有弊,便都不足道。当然事情也不是那么单纯。司马迁在提出人“死有重于泰山”的同时就讲“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那么究竟怎样才可以免受“被利用”的指责,甚至得到褒奖呢?仔细分析一下中国历史上受到贬褒的知识分子,隐约可见一条分界线:“知己者”或“利用者”必须是统治者,至少是当权者。用今日中共官场的术语,就是“站对队,跟对人”,如前文提到的岳飞,诸葛亮的例子;或者被利用者日后自己成了统治者,如老毛便是。1949年中共执政后,公布对知识分子实行“ 团结利用”的方针,对民族资本家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文革中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资本家则在被打倒之列,那是后话。)按理归入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都有代表他们的小星,属于人民的范围,是新中国的主人。而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结果“仆人”可以宣称“主人”是利用对象,不知这是什么逻辑?而我们也从未听说有人对中共的这种利用政策提出过责疑,也没听说有人因此指责知识分子甘心被利用。因为中国素有三纲五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统治者应天承运,理所当然地驱使子民供他利用;而历代士子如能为统治者所用,则视为仰受天恩,荣莫大焉。只是要当心一旦知己者或利用者失势,被利用者便是大逆不道,轻则挨批,重则治罪。历史上有李白,现代有陈布雷。而对七六年“四五”运动参加者的评价从“受利用”到“革命英雄”,更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这个道理。   正因为在中国“被利用”的帽子总是落在无权或失势的一方,所以每次非官营的群众运动之后,总不乏有人装出公允,清醒的模样,依据一些似是而非的小道消息,指责某人,某派是受人利用,还要循循教导年轻一代吸取教训,以后不要上当。不管自觉与否,这些人自己恰恰是在供当权者利用。他们的言论,无非是要为当权者张目,要封锁一切不利于当权者的议论,阻止一切不利于当权者的行动,以维护当权者的统治。唯其是为当权者所用,他们的政治生命就总是安全的,他们的言论就总可以借助于主流媒体得到传播。只要主子不倒,他们也就可以延续着暂时做稳了奴隶的美梦。   约半个月前看到一篇文章,称“六四”学生运动干扰了中共党内开明派的战略步署,造成了政治改革的倒退,似乎参加“六四”运动的民众连被利用都不够格了。回想该文作者十五年前四处串连,鼓动一批著名的老知识分子在声援学生的请愿书上签名;但到兵临城下,形势紧张的关头,此人却神秘失踪,最后公开的请愿书上也没有她的名字,使签名的学者当时就深感被利用之痛。从上述的文章看,这位帝王之胄虽然在西方混了些时日,但在她的意识中,“民主”还是意味着“你是民,我是主”,群众运动只能由“主”来指使,为“主”所利用。我真诚地希望,随着中国人民对民主的理解不断深化,相信她这一类的鬼话,被她这一类人利用的人会越来越少。而对这位中共的金枝玉叶本人,我只想提醒她一句马列主义的经典教条:“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 □ 读者投稿~~~~~~~~~~~~~~~~~~~~~~~~~~~~~~~~~~~~ 【诗  苑】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诗二首:献给为民主新中国而失去人身自由的人们                 ·力 刀·                  新囚歌     秦城厚重的门紧锁着,    栏栅通风的孔洞开着    一个声音嘶叫着:    认罪吧,给尔自由。    你渴望着自由,    但你深深地知道    民主制度,才能保障民众的自由!    你只期待着那一天    民众的心苏醒,    把这囚禁思想的监牢铲掉    你愿为磨穿这牢底把生命消耗          ※   ※   ※   ※   ※                你的自白书     任手脚紧锁沉重的镣铐    任他把警棍举得高高    你不需要什么认罪    哪怕胸口对着坦克的大炮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信念和理想使你不折腰    无期的监禁算得了什么    人生棋秤的一手长考    面壁黑牢你坦胸长笑    思想的囚牢在笑声中晃摇    这就是你,一个中华儿女的自白    凤歌高唱,化入大地母亲的怀抱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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