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捷生：血路--1989 （序）

北京沒有春天。　 

幹冷幹冷的冬季，幹熱幹熱的夏季，再搭配一個天高雲淡寥廓無比的季節--令人懷戀的秋天。　 

應是春天的日子了。這座城市陰沈著，依然冷峭。塞外的風越過長城，挾著黃土的粉末，把天空染成像這個民族一樣的膚色。沒有春雨，間或有些晦暗的雲，像一床舊棉絮捂著國都，空氣被榨幹了，欲哭無淚。　 

這個季節很多事。近幾十年左右歷史走向的大事件通常都選擇這個時分。　 

北京的心臟博大而宏偉。凝固著帝王氣象的古建築沿南北中軸線一字排開，嵯峨肅穆的宮殿並不因逾代隔世而稍減威嚴，檐脊的瑞獸昂揚著中華上國之古風，教人訝嗟往昔之盛朝氣象和舉世無匹的國力。而東西兩側卻是共和景象，人民大會堂和歷史博物館巍然相對，象征著一個時代。這種皇朝與共和的奇異混合，在居東西南北之中的毛主席紀念堂有最強烈而集中的體現，一如躺往裡面那位冰凍的長眠者，人們迄今無從概括其真實形像。是舊世界的埋葬者是開國皇帝是農民知識分子是暴君是中國式社會主義的一代宗主是孤獨的不為同代者所理解的空想家抑或是一個不惜將整個民族的命運作社會實驗的理想迷狂　　　  

只有一點很清楚，他改變了中國的歷史。　

他是巨人，他周圍的支持者及反對者都是侏儒。　 

他死了。這個時代並不因此結束。他化為石像和圖騰，祭壇之下，一切的夢想與痛苦，迷惑與掙紮都在漫長地延續。　 

這群風格矛盾的龐大建築物圍攏著一個空間，這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天安門廣場。這座舞台只有上演震撼全世界的歷史事件才配得起它的壯闊恢宏。事實上，已經不只一次地演出過了。這些劃時代的大事件足以改變人類的思維定式和國際的政治型態，卻偏偏未能改變中國人的命運，哪怕一分一毫。　 

這是一個謎。曾有無數人充當過大時代的見証，仍是百思不得其解。　 

天安門廣場西南，有一排高層公寓，其中有一間臨街的房子，可以遠眺廣場。那是我的家。　 

現在我已失去了這個家。　 

我和千百萬試圖締造歷史的同胞一樣，身歷了驚天動地的五十日，終於遭到最慘痛的失敗。　 

89民運改變了世界，傳遞火種的前驅卻倒在血泊之中。　 

這是中國人最輝煌的記錄，亦系最恥辱的一頁。

丁津:上大学

 

丁津

‎2.上大学
1987年8月，我考入青岛建筑工程学院（现在的青岛理工大学），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青岛有海，周日常常去看海，吹吹海风。每次到海边都有些感触，我这个理科生竟然做起诗来，回到宿舍就记下来，因为这些诗竟然加入了学院的文学社，有些诗在院报上发表，又参加几次沙龙，渐渐的竟然小有名气。青岛有山，崂山当然最有名，我去过一次，没留下太深的印象，只记得溪水澄清。爬过浮山，这个就不太出名了，但是浮山出产的一块石头却大大的有名，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身出自浮山。其实我最喜欢去的是另外一座更不出名的小山：嘉定山。原因很简单，因为离学校最近。周日早晨拿本书，在校门口花几毛钱买个法式面包，啃着走着就去了。别看山不高，不出名，照样可以寻到赏心悦目的风景，一片黄花，一片枫林，一座小亭，一泓碧水。我就坐下开始看书，有时看到傍晚才回学校。
大学的课程不紧张，印象中下午和晚上很多自习课，即便不是自习旷课好像也不要紧，所以我很多时候泡在图书馆里。在那里阅读唐诗宋词，喜欢上王维、苏轼。那时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本子，看到喜欢的诗句就抄写下来，空闲时就坐在校园内的松树下、草坪上细细的咀嚼。大概是语文课本中有庄子文章的缘故吧，记不清为什么想起看老子庄子的著作，就托任课老师买来了《老子》、《庄子》。买回来一看，有点傻眼：“呀，繁体字啊”。那时不太认识繁体字，居然不怕麻烦硬读下来，居然还读出点意味，居然还把《道德经》背了下来。知道了道家讲“道”，知道了“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心里生出无限的向往。1988年去济南实习，登千佛山，看齐烟九点，转来转去，看到有卖经书的，买了两本佛教的经书。那时不懂，一直问：这本多少钱？这本多少钱啊？觉得很奇怪：这卖书的怎么不理我呀?后来知道应该说“请”，表示对佛的虔敬。

那时气功热，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有很多气功杂志，而且很惬意的是：阅览室里有段时间还提供咖啡。喝着咖啡，翻着杂志，翻阅了很多气功杂志。学校里有气功讲座也去听，有时也到文化公园的松树林里比划比划，在公园里看别人练功。一次想跟一位女气功师学功，她不怎么爱搭理我，这时旁边一个人告诉我，需要送点心礼品的。我不禁嘻嘻一笑，转身离去。对气功非常感兴趣，却没有去深入的研究、去练哪一种功，在我内心深处隐隐觉得：这些功法都不是我想要的。
我从⋯⋯小不喜热闹，喜欢清静，上大学期间却很喜欢和同学们一起喝酒，俗话说：一个人不喝酒嘛。三、五好友，买上熟狗肉，几样小菜，拎上1、2瓶白酒，跑到嘉定山上的小亭子里痛饮一番。夏天，还爱喝那种一扎一扎的散啤酒，才三、四毛钱一扎。酒不是好酒，菜也不是佳肴，却常常喝的兴高采烈。我喝酒喜欢开怀畅饮，自己不知道节制，就是敢喝，同学们就称我“酒仙”，我 不在意，反而还洋洋自得。
那时晚上的娱乐活动是，跑到校外的放映厅去看录像。一般看港片，什么武打的、枪战的、警匪的；周润发、万梓良、李修贤呀。。。看什么学什么，真的是不得了。明星们帅气的形象、种种暴力的场面都装到大脑里了，有一次同室友吵架，竟然拿起一本书朝室友扔过去。

1989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因为8964。我也参与了，但是并未涉入太深，当时对这件事也没有太多的思考。我没有参加青岛的学生游行，当时青岛也是很紧张的，入夜有警察在校外贴墙警戒。一天，学校礼堂放映《红高粱》，看完电影回到宿舍，同学们不约而同的敲着茶缸、饭盆大声的唱起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从窗口俯视那些警察，很有些豪气冲天的感觉。我和几个同学去北京的时候，北京已经开始戒严了。火车上可真挤，挤的脚都要离地，就连厕所里都挤得满满的，我就挤在厕所里。近十个小时的车程一点不觉得累。高兴的和身边的同学们侃着，就是聊天，那时流行这个词：侃。但是说的内容却一句也记不清了。在北京没有呆太久，因为北京昼夜温差很大，白天很热，晚上还是挺冷，一天晚上我睡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侧面的护墙上。而且天一黑，就有便衣靠过来做工作：快回去吧，怪苦的。我在广场上参加了一次大游行，秩序还是很好的。老百姓们支持，送水、送饭、送衣物；纪念碑下还有艺术家们表演节目。

此次北京之行留下一张照片：天安门前，我一只手高举，打着“V”字的手势，瘦小的身体恰好挡住毛泽东的画像。返校后，老师传达下来：绝不秋后算账，放心吧。我们单纯，我们真的相信。可是等暑假一过，秋后算账就开始了。我们整整在宿舍里憋了一个学期，由老师领着，接受思想教育，是一个宿舍由一个老师负责。负责我们宿舍的是我们的系党支书记，就在不久前他是很支持我们游行的，现在转过来教育我们。算账的手法还有就是阴损的毕业分配政策--发回原籍。找86届的搞秋后算账因为时间上来不及了，所以我们87届入学的赶上了，我们这些人失去了很多在大城市发展的机会。二十几年过去了，我不相信亲身经历过8964的人会真的忘记了在他的人生中曾经经历过这件事。
四年的大学生活要结束了，老师和同学们都给我写下很好的留言。一位老师赠我两幅字，我很喜欢。一副是：“修身如执玉 种德胜遗金”；一副是：“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合烟入酒中”。毕业离校，学校派车送我们去火车站。望着西下的夕阳，23岁的我轻轻的对身边的同学说：“我爱这傍晚的太阳，因为它没有一丝火气”。
吸纳了这种种繁杂的信息，正好似心田中埋下了一颗颗善的、恶的种子，我要走向社会了。我将会向上升华呢？抑或是向下沉沦呢？更多......

丁津:小时候的经历

 

丁津

2013年计划写一些自己的经历。
1.小时候
1968年，我出生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县城，是家中的长子。父母疼爱，从
小就不省心，老爱哭，一哭大人就得抱着出去玩。大冬天，别管多冷得天，只
要我一哭，父亲就把我抱在怀里，穿上大衣，一裹就出去了。上小学以后，虽
然长得很瘦小，别的孩子却不敢欺负我。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心眼多，学
⋯⋯
习不错；一个是我很会耍赖皮。要是别的孩子惹了我，我就去找他家长，哭着
赖着不走。任他大人怎么哄、怎么说都不行，非得看着他家大人打孩子一顿才
肯走。上初中，慢慢的学会骗老师、骗家长。比如夏天拔草，学校要求每个学
生要拔多少斤，就往草里边掺土；给家里拔草，大人嘱咐要拔满了筐子回家。
可是贪玩啊，河里的水很清，就先去游泳，玩去了。等玩够了，再想拔满筐草
就来不及了，怎么办？就把筐子底部架空，把上面的草尽量弄得很暄。这些小
孩子的把戏当然是瞒不过大人的，可老师和家长通常并不和孩子计较，久而久
之，反而认为这孩子心眼多：“怪不得不长个子，是被心眼坠住了啊”。再后
来上了县重点高中，念重点班。父母很高兴，同时又担心我会在学校里挨欺负
，因为我长得瘦小，几乎是同班同学中身材最矮的。于是，父亲就偷偷的到学
校去看。恰巧看到我和几个同学去食堂打饭（几个人分一组，每组每天轮流值
日，把全班同学的馒头、粥都打回来，在教室吃饭），父亲看到别的同学有提
水桶的，有拿簸箩的，都挺费力的，而我却只拿着一根棍子边走边耍着玩，父
亲一看就放心了。这是事后父亲亲口告诉我的，我当时并没有看到父亲。
唉，当我学了法轮大法以后，我才觉悟：我得到父母的宠爱，我维护自己
的利益，可同时我却离纯真善良渐行渐远了。更多.....

明鏡獨家：“六四”幫凶陳希同病危

明鏡歷史網: 明鏡獨家：“六四”幫凶陳希同病危: 明鏡新聞網特約記者 曾樺 北京消息人士對明鏡新聞網透露，“六四”幫凶、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病危。現年83歲的陳希同，患有淋巴癌，已擴散，住進北京軍區總醫院。 1995年4月，陳希同因王寶森案件引咎辭職，隨後被拘捕審查。1998年7月31日，北京...

明鏡新聞網特約記者 曾樺




北京消息人士對明鏡新聞網透露，“六四”幫凶、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病危。現年83歲的陳希同，患有淋巴癌，已擴散，住進北京軍區總醫院。

1995年4月，陳希同因王寶森案件引咎辭職，隨後被拘捕審查。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一審以貪污罪、玩忽職守罪，判處有期徒刑16年。

數年後他被保外就醫，一直住在小湯山療養院（北京最高級的療養院）一棟三層小樓，吃住、醫療均由秦城監獄負擔。他還有專車司機，和他點名要來的一名廚師。日常生活均有服務人員伺候。

知情人士稱，他就是正常退休，退休金也付不起房租。

北 京學者姚監復在陳希同保外就醫期間，多次探望，於2012年“六四”23周年前夕在香港出版《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書中陳希同對自己在“六四” 中的作用自我辯護，並反駁了當局後來給他定罪的那些罪名。姚監復對《新史記》記者講述了多次採訪陳希同的經過和陳希同保外就醫的生活。

即將出版的《明鏡月刊》將詳細報導陳希同病危情況，敬請讀者關注。

以功利眼光看，“六四”大屠殺也愚不可及

《新史記》蘆笛

我早在舊作中就指出過，這血腥理論在道義上的是非姑不論，即以功利眼光視之，“六四”大屠殺也是愚不可及。

首先，宣佈戒嚴並調兵進城根本就沒有必要。鄧小平要收拾趙紫陽，效法毛澤東“因勢利導”，借力打力即可。他只須公開表態，支持學生提出的“反官倒”，歡迎並鼓勵他們揭發黨內的貪腐，然後由紀委宣布趙紫陽涉嫌包庇家屬搞官倒，實行“雙規”，再來一個陳希同式的“審判”，即可一勞永逸地搞臭老趙。只要他同時嚴格約束黨內保守派，不許他們再去刺激學生，則學潮遲早要平息下來。等到事態冷卻後，再在學校裡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把學生領袖和外國人接觸、進餐的秘密錄像拋出來，打成間諜，關進大牢就完了。到時候牆倒眾人推，學生們只會忙著洗清自己，哪還敢再生事？有什麽必要動用野戰軍大規模攻入城中、一路殺人？
 
“六四”凌晨，穿迷彩軍服的軍人衝上人民英雄紀念碑驅趕學生。

其次，屠殺根本就沒有達到“維穩”的效果，反倒使得政府徹底失去民心，黨內四分五裂，危機不是解決而是深化了。如果當時有外敵入侵，則人民一定會群起響應，中共立刻垮台。這人為激化的致命危機完全是靠和平的國際環境，慢慢拖過去的。

大屠殺更引來了保守派復辟蠢動。“六四”後，《人民日報海外版》讀來如同“文革”出版物。此後國家長期陷入“鳥籠經濟”的困境中，達到了國內外還債高峰，老鄧的個人威望也並未得到恢復。江澤民、李鵬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裡，公開在報上發表《問一聲是姓社還是姓資》，就連經濟改革都面臨流產之虞。這才逼得他效法毛澤東“以農村包圍城市，以諸侯壓制北京”，發表南巡講話，威脅“誰不改革誰下台”，把朱鎔基推上去作總理，把李鵬踢到人大去，這才總算勉強保住了經濟改革。再加上恰在此時發生的東南亞經濟危機，致使港澳台資本紛紛轉移到大陸，才幫助中國度過了難關。如果老鄧1992年前就死了，則今日中國肯定還在那困境中。

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傅高義代中共鼓吹的“屠民治國論”都根本不成立。

為何鼓吹“屠民治國論”？

我多次在舊作中表達過自己的感受，那就是西方對中國的態度與對前蘇聯很不一樣，採取了明顯的雙重標準，對毛澤東的態度比對希特勒、斯大林等人寬容多了。

作為大獨裁者，毛澤東無論是擁有的權力還是執政的年月（執政27年），都並不遜於斯大林（作為最高領袖執政29年），比希特勒則遠遠過之（執政12年），然而他的政績與兩人相比則判若雲泥。

希特勒廢除了不平等的凡爾賽和約，把德國從大蕭條中拯救出來，收復了失地，統一了歐洲的德語民族，洗雪了德國在一戰後蒙受的羞辱，恢復了德國的強國地位與尊嚴，在二戰中只用了五週時間便全面擊敗英法聯軍，命令法國政府代表在一戰德國戰敗後簽訂停戰協定的同一地點（貢比涅森林中的福煦車廂內）簽訂停戰協定，此後又令德軍在巴黎舉行盛大入城式。德軍按照一戰後法軍舉行的勝利閱兵式的路線進入巴黎，炫耀了德軍盛大的軍威，使法國蒙受了空前的羞辱。

斯大林則如丘吉爾所說，對內把俄國從一個“僅有犁杖”的農業國變成了數一數二的工業強國，對外則成了全世界的共產黨教皇，不但結束了蘇聯在國際上的空前孤立，而且在歷史上第一次把東歐諸國以及龐大的中國納入帝國勢力範圍，使得他直接和間接統治的人民數量佔了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毛澤東則在當政後無論在外交內政上都絕對服從斯大林指揮，完全徹底地為蘇聯的國家利益服務，因而斷送了民國政府自建立以來一直在進行的外交努力獲得的成果，使得中國在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後再度與蘇聯簽訂不平等條約，主動建議以條約方式肯定外蒙獨立，使中國“三北”直接成了蘇聯的勢力範圍，禁止第三國入境，而蘇聯的“合資公司”卻在當地擁有壟斷性的礦產開發權；蘇聯政府更在東北擁有軍事基地、戰略鐵路；蘇聯專家還擁有治外法權；更嚴重的是，中國實行“一邊倒”並介入韓戰，與文明世界為敵，把自己毫無必要地捆在蘇聯的戰車上，招致國際上的空前孤立，被關在聯合國門外幾達30年，因此喪失了二戰獲得的大國強國地位，淪落到連印度都不如（這是中共資深外交家何方的客觀評價）。在內政上，毛澤東不但屠殺了大量“地富反壞”，整肅了百萬“右派”，更在斯大林死後標新立異，發明了“三面紅旗”，弄出個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來，使得國家遭到了比抗戰還慘烈的損失，工農業全面崩潰；在剛剛緩過氣來後又把全國投入空前的動亂。直到他死後大眾才得安寧，國家也才獲得了一線生機，真正應了“慶父不死，魯難未已”的古話。

然而奇怪的是，西方輿論特別是傳記作者們對毛卻網開一面。我看過的希特勒和斯大林傳記的作者，沒誰不對傳主深惡痛絕。在西方，這兩人似乎成了“evil”的同義語，而毛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改革開放前西方出的毛傳多有歌功頌德者，改革開放後中國人民遭受過的苦難雖然傳到了西方，但傳記作者諸如索爾茲伯里仍然筆下留情。除了黎安友曾在李志綏回憶錄序言中指出毛的“令人難以思議的愚蠢”外，至今無人指出，毛的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僅僅是邪惡，更是驚天動地的愚昧。他之所以能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的苦難，正是因為他代表著幾千年痞子反智主義傳統的積澱與結晶。例如蘇聯和中國都發生過大饑荒，但蘇聯發生的飢荒是斯大林冷靜設計的結果，目的是要讓反抗集體化的農民們投降，為此他命令格伯烏搶走農民的種子糧，並在國外大量拋售穀物。而毛雖然也搶走了農民的種子糧，也在國外大量拋售穀物，卻是因為他蠢到相信了一畝地能產幾十萬斤糧，農民的糧食多到吃不完。（《新史記》11期）

“寻找六四军人”轰动网络 当局恐慌攻击发起人

中共对参与六四屠城军队有关资料讳莫如深，唯恐外界解读出有关秘密。以《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和《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两书出名的吴仁华，在2009年六四20周年之际，开始在网上发起“寻找六四军人”行动，公开征集参加六四戒严的军人名单，再引起轰动，获民众热烈响应。引起中共当局的恐慌，动员五毛党攻击吴仁华。
亲历六四事件的中国政法大学前讲师、现流亡美国的吴仁华，20 多年来钻研戒严部队。2012年六四前夕，吴仁华公布收集到的近3,000位“六四军人”名单，不但有参加戒严解放军的姓名、军阶和部队番号，还有部队在六四奉命执行的任务。其中以1989年参与血腥镇压的第67集团军官兵为最多数。吴仁华还公布了参加北京六四戒严军人的《一份论功行赏、升官晋级的名单》。
吴的动作引起中共紧张，特别是军方恐慌，尤其那些至今仍服役的军官，担心被钉在历史耻辱柱。当局动员网络五毛对吴仁华发起攻击，指他煽动仇恨，吴则回应称，他的宗旨不是为煽动仇恨，而是为了保留真相，维护正义。
目前，网上公布的“六四军人”名单，得到网民大量反馈，其中有少部分回贴试图为参加镇压行动的官兵撇清责任，指军人对着学生开枪是“执行命令”，但吴仁华拒绝接这样的说法，理由是当时在解放军枪口下的群众是同胞，不是敌人。
吴仁华说，六四军人觉得那不是光荣的事情，他们心里有愧疚感，因为他们当时在北京镇压的对象不是敌国官兵，他们面对的是自己本国百姓，是手无寸铁的百姓！”
1989年5月18日，针对邓小平“戒严以后北京市区有多少解放军？”的询问，杨尚昆回答说：“解放军和武装警察的全部兵力为18万人。” 但杨尚昆所说的只是中央军委初期计划部署的军队数字，并不包括后来被紧急调集进京的部队，例如于1989年6月4日从江苏省徐州市紧急空运进京 的陆军第12集团军。而且不包括北京卫戍区、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的部队。
中央军委的调兵命令中提到，执行北京戒严任务的部队有北京军区的北京卫戍区、陆军第24集团军、陆军第27集团军、陆军第28集团军、陆军第38集团军、 陆军第63集团军、陆军第65集团军，沈阳军区的陆军第39集团军、陆军第40集团军，济南军区的陆军第54集团军、陆军第67集团军。◇

“寻找六四军人”轰动网络 当局恐慌攻击发起人 - 大纪元

六.四」遇難者吳向東的母親徐玨的證詞

作者﹕徐玨

【2012年10月14日訊】「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為了打倒官倒，打倒貪官污吏，爭取民主自由，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吳向東

「六.四」遇難者吳向東。（網絡圖片）

「六.四」遇難者吳向東的母親徐玨的證詞

吳向東，男，出生於1968年8月13日，遇難時21歲；生前為北京東風電視機廠四車間工人﹑北京儀器儀表職工大學企業管理專業三年級學生；89年6月3日晚11時左右於木樨地橋頭附近頸部中彈，4日晨死於復興醫院；骨灰安葬於北京西郊八寶山人民公墓。

89年6月3日晚8時，向東送女友出門一直未歸，約於當日晚21時在長安街復興門橋遭「解放軍」射擊中彈，當時被市民送往復興醫院掄救，約6月4日凌晨與世長辭。

吴向东遗体（网络图片）

6月3日晚，我和向東父親等待兒子久不歸家，來回於長安大街尋找，並在一家商店門口焦急等候。直到4日凌晨5點左右，仍未見兒子歸來。我們夫婦倆決定騎自行車去天安門廣場尋找。在行進路上，見一群淒淒慘慘的學生，有的受傷，有的抬被坦克壓扁的學生，我們心急如焚地只顧騎車向西單方向去，慘狀更是觸目驚心，長安街上到處血跡斑斑，路面被坦克碾壓得印痕纍纍，長安街兩側商店的房牆上被子彈打得千瘡百孔，玻璃櫃窗上到處用鮮血寫「打倒法西斯！」等斗大的字。再往新華門走，正遇上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與橫跨在長安街的坦克﹑裝甲車部隊相抗衡的壯烈場面，市民高呼「打倒法西斯！血債定要血來還！」

1989年六四廣場開槍，凌晨四時，士兵自人民大會堂衝出，槍口指向人民英雄紀念碑下的學生，一邊開火一邊推進。照片中其中一軍人槍口可見火光。（網路圖片）

可悲啊！是誰挑起中華大地堂堂首都三十里長安街頭的血流事件﹖我們拖着顫動的雙腿繞道宣武門直奔前門，一路上房牆上子彈孔密集。到了前門，「解放軍」早已把天安門圍得水洩不通，路人告訴我們快到各個醫院去找吧！廣場早沒有學生了。此時已是4日中午，我們在回轉的路上，見早晨放在街上的軍車現在正冒熊熊大火。

我們去了人民醫院﹑兒童醫院﹑阜外醫院，每個醫院門口都貼死傷者名單，都是密密麻麻一片，各約400百多人，大家都簇擁尋找自己親人的名字。我們翻了許久，未見兒子向東的名字，又進到醫院內從無名死體中一個個去辯認。可憐哪！都是一具具血肉摸糊，睜大大眼睛的年青人，但仍未見到兒子。

在眾多市民的建議下，輾轉來到復興醫院。這時已是下午5點多，我們見復興醫院的自行車棚外排長長隊伍的市民正在圍觀死難遺體。我們看到了一份名單，排在第一個的就是「吳向東」。我還以為是受傷的名單，詢問旁人住在哪個病床﹖這時一個青年人跑過來說：「這50多個名單都是放在車棚裡的死人。」我頓時頭腦裡一聲「轟」響，倒下不省人事了。等我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醫院一張長凳上，我是被外面一陣亂槍震撼窗玻璃的巨響驚醒的，後來知道這是戒嚴部隊和市民搶奪死難者屍體的抗爭戰。我立即站起來，奔向我兒子的屍體，醫生們扶我，囑咐我說：「您看一眼就回家去，晚上『解放軍』仍然會來搶屍體的，他們要來毀滅罪證！」當我向兒子屍體那邊走去，見周圍密集地擺一具具淒慘悲壯，憤恨不屈的英烈們的遺體。我一見兒子的屍體，發瘋地撲向他，大聲喊……「向東！你醒醒，媽媽來看你了！」我要擁抱我那屈死的兒子，我要親吻我英俊的﹑視死如歸的兒子；他臉色蒼白，雙眼未閉。但還沒有等我撲倒在兒子身上，幾個壯實的年輕大夫就把我架了起來。我嚎哭，掙扎要掙脫他們把我往外攙扶的雙手。

我看完兒子屍體從醫院出來，來到大街上，眾多市民都上前安慰我，有一個小伙子對我說：「你兒子是好樣的，我們都是你的兒子！血債定要血來還！」一輛出租車免費把我們送回了家。7日，在30萬戒嚴部隊警戒北京城的夜晚，在眾多單位﹑朋友們的幫助下，我們冒生命危險把向東遺體悄悄地送到東郊火化埸急速火化。當時在吉普車內，我看見我的兒子連血跡也未擦掉，在換衣服時，見到槍口是從左邊鎖骨之上脖子射進，從後邊近脊椎處穿出，子彈進口為1～2厘米，射出口為2～3厘米，傷口四周被灼燒成一個圓洞。

我的兒子離他父母匆匆走了！不！他沒有死，他將永遠活在我們心中，他那21歲短暫的生命，將永遠是光輝燦爛的一生！我兒子曾在5月的天安門廣場寫過一份遺書，遺書中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為了打倒官倒，打倒貪官污吏，爭取民主自由，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他以自己的生命實現了生前的諾言。

九月底，我們在八寶山人民公墓買到一方墓地，入葬那天，他弟弟吳衛東騎一輛黃色自行車，車後安放胞兄「吳向東」的骨灰盒，就算是「靈車」。我身穿白衣騎車緊跟衛東衛護向東的「靈車」。一路上，長安街兩旁一隊隊頭戴鋼盔﹑手持衝鋒鎗的戒嚴部隊士兵槍口對向大街，街上不時馳過全付武裝﹑裝有機槍的軍車。我們是在這白色恐怖下安葬兒子的。我們為兒子立了一塊墓碑，碑上刻紅﹑黑二種體字，紅的寫「吳向東之墓，生於1968年8月13日，死於1989年6月4日。」黑的寫「立碑人：父吳學漢，母徐玨」。

但是，誰又能想到，1995年11月，兒子向東墓碑上的立碑人「父吳學漢」四個黑色字體竟然改寫成了紅色字體。父親也跟隨兒子向東走了。這位生性善良﹑憨厚﹑正直的壯年漢子終因悲傷抑鬱過度而得了絕症，抱恨而去了。生前他為了討回公道，多次求告無門。

幾年後，我們一起加入了「六四」遇難家屬群體，從此他獲得了力量，同其他難屬一起從事難屬的救助活動，一起為討回公道奔走呼號。但是，我們也因此長期遭受「安全部門」的跟蹤﹑監視。蒼天哪！你的天理何在﹖難道能讓視生命為草芥﹑視法律為兒戲﹑任意踐踏人類生命尊嚴的劊子手李鵬永遠逍遙法外！我們，一群「六‧四」難屬，向中國最高權力機構已申訴了五個年頭，可那些所謂的「委員長和委員們」，對我們的要求始終置之不理。現在我們醒悟了，站起來了。真理屬於全人類，全世界。我們要走向世界，懇請﹑呼籲聯合國和世界人權組織為我們死去親人討回公道，用國際法懲辦殺害無辜人民的罪魁禍首李鵬！讓真理的光輝照亮全世界各個角落！

徐玨1999.1.21（來源：中國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