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15日 星期二
2022年2月11日 星期五
谷爱凌与八孩母距离有多远？ 网评：只差一记闷棍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2月11日讯】近日，北京冬奥会上的金牌选手谷爱凌的国籍问题，与徐州丰县被铁链锁颈的“八孩母”的身世之谜，成为了网络上华人圈最热的话题。许多人认为，谷爱凌精英人生与普通中国人毫无关系，但八孩母的悲剧人生，却随时有可能在中国任何一个懵懂少女的身上重演。
谷爱凌的菁英人生与八孩母的悲惨遭遇形成鲜明对照
有着一半华人血统的谷爱凌在美国出生，并在美国成长为一个滑雪健将，年方18的她已经申请获得了就读史丹佛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机会。然而，在她的人生走向巅峰的时刻，她却代表中国队出现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
2月8日，谷爱凌成功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项目夺得金牌，立即成为了中国媒体铺天盖地竞相报导宣传的焦点人物，被中国媒体冠以“全能少女”、“天才少女”的美称。她在成长过程中录制的一些视频片段，也被中共官媒轮番高调播放，她的光鲜耀眼的成长经历得到了广泛的宣传。
与此同时，江苏省徐州市丰县那个生育了8个孩子却被“丈夫”用狗链栓锁囚禁的妇女，虽然获得了广大网友的高度关注与深切同情，但中共官媒和中国的主流媒体对她的迷一样的身世和悲惨的遭遇却视若无睹、集体噤声。
公众对这两个华裔女性天壤之别的命运感叹有加。一位中国网友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发文评论道：“你离谷爱凌还差10亿次投胎，但离丰县母亲只差一记闷棍。”
微博用户@TiAn咸鱼安根据风险八孩母亲事件创作一副漫画“她和她的距离”，在微博上被转发三十多万次后遭到删除。
曾任比尔暨梅琳达盖兹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北京首席代表的李一诺，2月9日在她的微信公众号“奴隶社会”上发文指出，谷爱凌的母亲谷燕每年夏天带孩子回北京上补习班，在中、美两个教育体系中各取所需，多数中国人都无法享有这样的生活方式。因此，李一诺质疑“谷爱凌的成功，和普通人有什么关系”？
她在文章中表示，徐州八孩母的悲剧还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调查结果，就被铺天盖地的谷爱凌淹没了，但中国女性面对的体系性困境和结构性桎梏并没有什么改变。她写道，“绝大多数女性没有机会成为谷爱凌，而小黑屋里丰县女性的悲剧，如果没有法制的进步、文化的觉醒，才是真真切切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
一名不愿具名的上海学者接受台湾中央社的采访时也坦言：谷爱凌是“美国出产、在中国的奥运舞台发光”，对普通人来说像幻影；而徐州八孩母的遭遇对中国人来说更为真实，反映出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存在的治理问题和女性境遇。
这位上海学者说，保障人权是文明的基石，徐州事件恰恰反映出当今的中国缺乏文明基石。他说：“整个国家的公权力习惯了不择手段，民众也会对自己的处境不择手段，但总有相对更弱势的受害者”。
这位学者表示，拐卖妇女的罪恶在中国大陆屡屡发生，与过去数十年间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男、女出生率失衡等问题有关，“大型公共政策的失败，会波及很多群体”。
长平：四个女性描绘一个完整的中国
德国之声日前在“长平观察”栏目刊发了时评人士长平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该文对近日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大热”的谷爱凌、彭帅、朱易（Beverly Zhu）、丰县“八孩母” ，这几位华人女性之间的“微妙距离和交集”进行了分析与评述。
文章表示，这几位女性看似毫无交集的人生，其实都分别反映出当今中国的某一个侧面，她们各自的人生际遇和故事，“描绘了一个完整的中国”。
文章指出，成功为中国对拿到了金牌的谷爱凌受到了中国媒体的大力宣传，谷爱凌本人也以积极的自我审查配合审查，给公众呈现出自己“光鲜亮丽的形象”—— 一个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天才少女”，代表中国出征北京冬奥会赢得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冠军，还是考入美国名校的学霸和代言众多品牌的时尚界新秀。但是，其他几位女性的故事却都遭到了中共官方的严格审查、控制或屏蔽。
文章指出，曾经也是中国媒体宠儿的女子网球双打世界冠军彭帅，因为去年11月在微博账号发文指控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数周。虽然此后她曾几次被官方安排和操纵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但情形如同人们熟知的“电视认罪”，如今几乎从中国舆论场消失了。有网民称，“在谷爱凌和彭帅之间，就差一个爱好体育运动的老领导”。
距离谷爱凌更近的人是朱易，两人年龄相仿，都在美国出生长大，又都在国籍问题上不明不白地代表中国队参赛。但朱易不幸在比赛过程中摔倒，结果遭到大量中国网民的嘲笑和辱骂。
谷爱凌和八孩母的距离看起来最为遥远。丰县八孩母至今没有确定的名字，她被当地人称为“杨某侠”，被官方称为“小花梅”，被网民称为“李莹”。她的遭遇让普通网民感到不寒而栗。
但长平认为，如果八孩母的故事没有这么“敏感”，谷爱凌可能会是和她距离最近的人，因为在谷某名利双收的人生中，恰恰缺少一个能够得到她的帮助以展现“正能量”的对象。现在估计她的公关团队正在寻找某个不那么敏感的“失学女孩” 来弥补这一缺陷。
文章最后指出，当人们在计算普通人和谷爱凌以及八孩母亲之间的距离的时候，可能在无意中将谷爱凌的行为正当化了。但在一个极权社会里，其实谷爱凌和彭帅、朱易以及八孩母亲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
（记者竺颖综合报导/责任编辑编辑：林清）
徐州八孩母陷惨境 更多内情曝光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2月10日讯】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沐阳。今天是美东时间2月9日（星期三），亚太时间是2月10日（星期四）。
今天焦点：谷爱凌为何避谈国籍？母亲不是普通人；公开信吁立案调查，丰县救人太魔幻；钳子拔掉牙齿，父子三人共用一女；小花梅已离世？徐子捌成一级舆情。
60秒新闻
美国商务部8日公布了2021年12月美中贸易数据，中共当局在兑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上，仅完成了协议采购目标的57%。这个数据比美中贸易战前中国从美国采购商品的水平还低。
法国体育部长8日宣布，因中共病毒（武汉病毒、新冠病毒）检测阳性，不会前往北京为法国代表团助威。这一变化，意味着没有任何法国政府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
英国首相约翰逊9日宣布，将提前一个月取消英格兰的所有疫情限制，包括测试结果呈阳性必须自我隔离的法律规定。目前的防疫要求，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须自我隔离至少5天。英国早前计划3月24日取消自我隔离规定，按最新计划，英国本月底就将恢复正常。
2月3日至8日，Meta股价连续下跌，行政总裁扎克伯格的财富也大幅缩水，跌出全球十大亿万富豪榜。此外，针对Meta威胁退出欧洲，德法高官回应表示，没有脸书生活很美好。
截止到美东时间2月9日下午2点，全球新增确诊中共病毒人数241万9,436人，总确诊人数达到了4亿55万5,574人；单日死亡1万3,242人，累积死亡总数是578万2,095人。
下面进入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内容有两大部分，前面说一说谷爱凌避谈国籍的背后，后面还是继续说说江苏徐子捌事件，仍然有新的内幕被揭出。
谷爱凌为何避谈国籍？
昨天和今天（9日），大陆媒体、社交媒体被谷爱凌刷屏了。从她得到金牌到赛后的记者会，关于她的消息一直在各家网站的重要位置。
说真的，除了在推特上偶尔看了一两段视频外，冬奥会我根本就没关注。我有那个时间，还想睡一觉呢。但是昨天谷爱凌在赛后记者会上说的那些话，咱们有必要说说。
美国媒体曾多次追问她在美国出生、却代表中国参赛的国籍问题，问她“为了代表中国出赛，是否必须放弃美国籍？”她说“我在美国的时候是美国人，在中国的时候是中国人”。
这句话如果放在一个正常国家说，是完全没问题的，世界上有至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承认拥有双重国籍。其中仅亚洲就有36个，就连社会主义国家越南都承认双重国籍。
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共是不允许拥有双重国籍的。中共《国籍法》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第8条中还规定，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的人，其申请经批准取得中国国籍后，不得再保留外国国籍。
所以谷爱凌说“在美国的时候是美国人，在中国的时候是中国人”，这种话其实连中国普通百姓都不一定骗得了。因为她就是习近平的女儿，说话也得着点边，何况她不是习明泽，仅仅就是被中共利用的一个比赛工具而已。
当然我昨天也说了，中共或许真的给她开一个特赦绿灯。为了利用谷爱凌，给她弄一个双重国籍，为中共多挣点光，中共需要她这样还有利用价值的人。但是她不敢正面回应国籍问题，可能意味着双重国籍的事没落实，最多给她一个永久居留的身份。
很显然，谷爱凌不谈国籍，是有她的盘算的。口头上说是代表中共比赛，可以在中国收割金钱利益，但实际上她在紧紧抓着美国国籍不放。否则她不可能绕来绕去，顾左右而言他。
所以她说什么“有在家门口比赛的感觉”，滑下赛道的时候，“似乎能看到在北京的家”。还有自己设计的比赛服和雪板上都有龙，是为了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等等，这更是挑中共爱听的话在说。把中共哄高兴了，或许多得到一点赏赐、多得一点好处，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至于她说“运动可以让人们团结在一起，不一定要与国籍有关，运动也不是用来分裂彼此。”如果单拿出这句话来讲，或者换做别的国家的人来说，都能说得通。
但是谷爱凌这么说，除了在为自己解释，还有就是为中共背书、作政治宣传。李叔同曾说过，“灿烂之极必将归于平淡”，谷爱凌会永远被中共捧着吗？
大陆有句网络流行语，“捧你的时候你是玻璃杯子，松手的时候你就是玻璃碴子”。昨天我已经提醒了，中共向来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它用你的时候会把你捧上神坛，不需要你的时候可能一脚把你踢下地狱。
其实谷爱凌说出这些话，思维稍微正常的人都听得出来，她这些话非常具有“小粉红”特质。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当然要“归功”于她的家庭。
谷燕不是普通人
大陆门户网站新浪报导，公开资料显示，谷爱凌的母亲谷燕是北京人。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前往美国留学，先后在奥本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在洛克斐勒大学攻读分子遗传学，还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读了MBA。
关于谷燕的信息，外界了解的并不多。但有网友翻到了中国科协下属的《中国科技信息》杂志，上面有一篇文章《从华尔街到中国——谷燕和她的风险投资事业》。这篇文章发表在1998年第十期，其中透露了谷燕更多的个人信息。
报导中表示，谷燕曾在雷曼兄弟公司供职，曾经为中国运作了一笔2亿美元的贷款，谷燕说“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
1994年，谷燕与美国著名风险投资专家埃文思‧弗瑞克合伙创办了美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明确宣布：“美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在中国不止是对高科技产业项目进行单纯的投资，而且是努力把国外成功企业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引入中国，为发展中国民族高科技工业做出贡献。”
1997年，总投资800万美元的北京东方伟博国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谷燕是董事长。东方伟博成立时间不长，就在北京城“名声不蜚”。“因为它是中国首家引进美国风险投资机制的信息技术企业”，这家“年轻而雄心勃勃的高技术公司，他们的目标是迅速成为亚洲一流的信息技术企业”。
报导中指出，谷燕“不仅引进了国外资金，而且动员留美的电子信息技术优秀人才一同回国”，“共同实现中国的硅谷之梦”。
我不确定谷燕是不是中共“千人计划”的一员，但是从《中国科技信息》报导的这些内容看，她很可能是中共重点关注的对象。文章中有这么一句，“显然，谷燕绝不是一个普通人。”
其实谷燕的妈妈，也就是谷爱凌的外婆也不是普通人。在谷爱凌获得金牌后，中共交通部离退休干部局还向谷爱凌的外婆冯国珍表示了祝贺。
据中共官媒报导，谷燕的妈妈是中共交通运输部的退休干部，原来交通部体改司的高级工程师。中共交通部感谢她“为中国（中共）培养了一名优秀爱国的新时代青年”。
公开信吁立案调查 丰县救人太魔幻
我们还是来关注江苏徐子捌的事情。今天（9日），“徐州八孩女子被铁链锁颈案公益人士”向徐州市委、市政府和纪委以及徐州代理市长王剑峰发出了一封公开信。
在“骄傲女孩”推特上公布的信中表示，丰县当局1月28日和1月30日的通报与徐州市通报的“内容完全不一致”，已经涉及“伪证罪”；利用公权力对案件进行扭曲、在公共媒体故意混淆视听，错误引导的行为涉及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罪、寻衅滋事罪等多项刑事责任。
另外丰县纪委和多个司法部门对善良的网友进行人身攻击，还对众多网友进行电话恐吓等等。公益人士要求徐州当局成立调查组，对这些问题立案调查。
昨天（8日），网友“我能抱起120斤”在微博上讲述了在丰县遭遇的“魔幻”经历。从2月4日开始，这位网友想到丰县精神病院看望徐子捌，两次都被拒绝。5日驱车到董集村，也被警察拦了下来。
6日，这位网友在车上写了一些文字，“丰县董志民强奸精神病女，逼生8孩反领补贴得救助”。还在纸上写了对徐子捌说的话，“姐姐，世界没有抛弃你，妹妹来了”。但仅半个小时，警察找上门要求擦掉。
当天下午，这位网友和另一位网友带着礼品和向日葵花，再次到丰县精神病院，请求看望徐子捌。但警察已经在医院把守了，不允许她们进入。无奈之下离开医院只有10分钟，她们接到丰县警方的电话，声称她们“网上造谣”，责令删帖。当晚两人都被炸号了，而且酒店也已客满为由，拒绝她们入住，两人只好睡在车里。
7日中午，一名警察电话要求网友擦除车身上的文字，因为身份不明，所以网友拒绝了那个人的要求。下午随机在丰县街头采访，90%以上的民众表示不知道徐子捌事件。
当夜12点，网友再次被一家酒店拒绝入住。尽管按照警方要求提供了身份证明，但酒店就是以客满为由拒绝入住。在向第二家酒店提供了电子身份证件后，才得以进入酒店休息。
8日晚，酒店负责人通知网友，前台电脑已被警察收走，原因是网友没有提供身份证，要求酒店停业整顿。在被逼出酒店后，网友只好开着车走，恰好遇到了一个知情人，得知了一些更为惊人的消息。
钳子拍掉牙齿 父子三人共用一女
“我能抱起120斤”在今天（9日）的微博中写道，“好奇怪，这个版本看上去和通告完全不一样。”网友在对暗访录音的声音进行处理后，在微博上公布了出来。
【原声视频】
问：谁不是人啊？
知情人：就那个，八个孩子的那个。（那个男的那个女的？）那个男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徐子捌）从13岁，那个女的给她卖到了徐州铜山县，知道吧？15岁了把她买回来。他（董志民）弟弟，你看他的脚有点瘸，他弟弟他两个都把这个女人锁着个链子。知道吧？他弟弟和他爸爸他们三个人用这个女人。
知情人：他们三个不给她衣服，她的牙用钳子按着拔掉的，“她咬人”，他（董志民）说的。当时他把人家打成精神病了。
知情人：唉，他不是个人，就那个男的（董志民），57岁了他，那个女的才38。（问：才38？你是怎么知道的？）他们，没听说吗？他的家里人把人家的身份证都给改了一下，那个女的当时上初一。（那你怎么知道？）学校里把人骗来的。
知情人：（女孩当初的）学校里面有人问，她不是上学嘛，学校里面有人问她，“你在哪里上学啊？我们什么地方给你什么……”骗过来之后卖到铜山，然后再卖到这里，逼着她生了8个孩子。
问：那他大孩子和二孩子之间差了10多岁？
知情人：相差二十多岁，当时13岁啊。14岁的她待在铜山，几个人逼着，逼人家不要，生这种孩子。（那她10年没生孩子的时候在干嘛？20年的没生孩子在干嘛？）虐待。（虐待？）这是侵犯人权。
知情人：知道不，人家是个人，你可以正当，你有结婚证不一定是结婚。再说，她一个精神病不可以生孩子，懂不？这是国家法律，他不懂。（那他们到底有没有办结婚证？）办了，非法办的，是当地民政非法办理，俺都知道。
********
这是网友暗访中的录音，“我能抱起120斤”在微博中写道，“我是不信这个爆料的。太残酷太黑暗太愤怒了。不可能是真。完全不可能。丰县是不会有这样的事的。”
这位网友说“不信这个爆料”，我不清楚她是真的不相信，还是因为“太残酷太黑暗太愤怒”而难以置信。我觉得第二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知情人”披露的一些情况，外界是很难得知的。比如徐子捌的年龄和她从学校被骗走的情况等等，这些不像是编出来的谎话。
而且从这个“知情人”说的情况来看，当局声称的“小花梅”就是李莹。而且被当地警方改了身份证，民政部门非法给办了结婚证。
小花梅已离世？ 徐子捌成一级舆情
在当局公布徐子捌是云南亚谷村的“小花梅”后，曾经在亚谷村扶贫的网友第一时间询问了村代理书记，了解是否有徐州方面来人进行调查。对方回答说不知道。
但第二天，这位代理书记改口了，说问过了乡政府的工作人员，称公安人员确实到亚谷村去调查了。网友怀疑那位代理书记可能是受到了压力，被迫改口的。
实际上“退一万步讲：如果江苏徐州性奴案受害人是小花梅，那么四川的李莹在哪？”如果“她是李莹，那么小花梅在哪？”一直在追踪深挖并曝光徐子捌事件黑幕的“骄傲女孩”发出了质问。
他们发现，徐州当局公布的带“小花梅”到江苏看病的桑某某，原名叫桑和妞（音译）。曾经因为拐卖人口被判刑，现在已经刑满释放。而那个“小花梅”只是被桑和妞拐卖的其中一个，据说“小花梅”已经遇害了。
另有网友证实，“小花梅”的确是被桑和妞拐卖到徐州的女性之一，但早已死去并火化。她的长相与8孩妈有些相像，所以被徐州官方选中作为顶包者。但“小花梅”的年龄估计超过55岁，和现在8孩妈的现状对不上，所以徐州没办法公布小花梅的年龄。
“骄傲女孩”认为，徐州编出来的版本证实了拐卖妇女的背后，“有人命案且已尸骨未寒”。
在此前的调查中，“骄傲女孩”曾听老人说，一个董集村就死了30多名拐卖来的女性。开始是埋在河边，后来把尸体卖给医科大学。
一个村子就死了这么多，那么欢口镇总计死了多少？丰县总计死了多少？徐州共计死了多少？拐卖人口并不止徐州有，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那么江苏省总共死了多少人？全国死了多少人？
一位东北网友写道，“今天，我能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吹着空调、喝着冰咖啡冲浪，不是因为我有多优秀有多努力。而是纯粹因为我运气好，没有走在街上被一棍子打晕卖到丰县，然后被打成精神病，用铁链拴住生八个孩子，牙齿掉光像狗一样活着。就纯粹是因为运气好。”
截止到昨天（8日），“官方通报徐州丰县生育八孩女子情况”这个话题的阅读量已经高达24.4亿，参与讨论的人数有171万多人。这种火爆的关注程度是很罕见。
也正因如此，据称当局已经把徐子捌事件升级为“一级舆情”。所以无论话题的关注度有多高，人们的议论有多火爆，徐州8孩女子就是上不了微博热搜。因为用徐州警察的说法，这已经是“国家机密”了。
但是中共当局的封锁，挡不住良知未泯的人，她们依然在行动。因为她们知道，徐子捌就是她们的姐妹。推己及人，今天如果不为徐子捌发声，轮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也不会有人为自己发声。
回应网友来信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位网友的来信。这是一位在菲律宾生活工作的朋友，也是《新闻看点》的老观众。他说菲律宾最近多次传出中国人出门被本地人打劫的消息。打车司机如果问是哪里人，都不敢说是中国人。如果说是日本人、韩国人甚至是越南人，都不会有事。
这种事情多了以后，网友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曾经为祖国自豪，一直觉得外国人看到中国人都会尊敬，但事实是这样吗？
网友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人民用选票选出来的，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却认可它。共产主义从苏联传入中国，但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似乎认为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并行不悖。
在中共的灌输引导下，学生举报老师，妻子举报丈夫，孩子举报父母，富豪商人被接连共产。人民的一切都不是人民的，都是中共的，但中共却口口声声说“为人民服务”。
网友很喜欢汉服，所以离开中国时带了几套，有时上班会穿着去。很多人都眼前一亮，甚至一些原本不熟悉的人都会问“是不是日本人”。有时穿着汉服去打车，司机看到后会默认为是日本人，因此避开了被打劫的危险。
网友写道，“这让我很难过，日本是个文明国家，日本人可以被尊重，被礼貌对待。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却不像鬼内媒体意淫的那样，中国人民在全世界被尊重。相反的，除了那些法治文明的国家外，中国人走到哪都是被打劫的目标。”网友说，“我真是觉得，中国人在世界站起来的梦，还很遥远、很遥远。”
网友表示，现在的冬奥会，只有二十几个国家政要来观赛，还有记者被便衣阻拦的丑事爆出，贩卖人口的黑幕在不断被曝光。完善的大数据，满大街的监控器，却找不到丢失的孩子，而抓捕异议人士却可以分分钟搞定。
网友说并不是自己不希望中国好起来，毕竟父母还在中国，而自己又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很多时候会梦到回家吃饭的情景，甚至还梦到前任女朋友。
网友强调“希望中国变好”，谁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啊？但希望终归是希望，很难变成现实。“海外人那么努力帮助中国，中国人民自己却不争气，甚至还拚命维护中共。”所以网友感到很沮丧，“未来茫然无可期待”。
网友的这封信写得很长，我只是提纲挈领地说了一些重点，但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信的前半部分，网友介绍的那些现象，就是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的情况，其实还是中共变异了人们的思想行为，才给世界各国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前几天纽约法拉盛的新年游行，很多人可能都看到了那个场面。当天我也在现场，看到了那条大街上的情况。在马路两边，都有一些亲共分子插着五星鬼旗，那些人仍然十分嚣张。
我听一位女士讲，她看了那些人的行为很不理解，就问其中一个人，“你那么觉得中国好，为什么不回中国？为什么非要留在美国啊？”就这一句话，招来了对方的破口大骂。你如果没看到过中共战狼什么样，那就看看这些要占领美国的“野狼”。
恰恰就是这些人的言行，破坏了中国人的形象。外国人看到这些人丑陋的样子，他们就会认为中国人都是那样。而那些人都是中共的小喽啰，是中共在养着他们，所以他们的行为都是中共的表现。可是他们却实实在在地败坏了中国人的形象。如果任凭这些害群之马胡作非为，那么中国人给外国人的形象会越来越差。
至于网友感到未来茫然，我觉得没必要太担心，中共的日子还会长吗？冬奥会连朝鲜小弟金正恩都不给面子，只有那么二十几个伸手要钱的主，这不就很说明问题吗？谁会真心跟流氓好呢？谁真的愿意跟魔鬼打交道呢？当世界都看清了中共的邪恶，当中国人民都看清了魔鬼的邪恶，那不就是魔鬼解体的时候吗？我相信这一天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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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迪费尽心机接近传媒大亨默多克，最终采取各种手段成功上位。但是邓文迪丑事太多，很快被默多克扫地出门了。默多克通过福克斯的采访，让邓文迪和中共被警得目瞪口呆。邓文迪很快从最成功的女间谍，变成了最失败的女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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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看点》制作组
2022年1月25日 星期二
从中西文化差别看六·四
一、跪着与平等
一九八九年学潮的起因是胡耀邦的去世，但引起绝食的却是李鹏拒绝接收学生的请愿书。要不是邓小平把李鹏扶到总理的位置上，如果当时的总理有一点智慧来处理学生的请愿，绝食就不会发生。不接请愿书不只是智慧问题，更是心态问题。
记得有人曾经说过，中国人只能是对别人跪着，或别人对我跪着，而不能平等地站着或坐着。当时没有多少人觉得跪着递请愿书有什么不妥。学生把自己摆在低下的地位，给对方更多的面子，以示诚心。他们以为这样对方就会放下架子，来接他们的请愿书，会和他们对话。其实，不管他们是跪着还是站着，李鹏们都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以后的四·二六社论、戒严令和六·四屠杀都证明了这一点。
二、成者王、败为寇与程序公正
今天还记得六·四或把六·四铭刻在心的人们，不论在国内还是海外，已是极少数。中国人已有太多的苦难和习惯于遗忘，是原因之一。犹太人的苦难并不比中国人少，然而他们拒绝遗忘。看他们对待纳粹的态度，再比较我们对待抗战、大跃进、文革的态度，就知道中国人是多么擅于遗忘。
有的人“忘记”六·四，甚至为统治者辩护，深层的原因是根深蒂固的“成者王、败为寇”的思想。在他们看来，因为中共还在台上，中国才迎来了“经济繁荣”的“盛世”，所以，共产党当年的做法就必然有道理。这些人没有对真理的追求（“真理”本身就是外来词），不关心程序的公正；他们只关心最后的赢家，而不管其过程是多么邪恶、多么残忍。纵观中国的历史，无不如此。宋襄王成为笑柄，秦始皇视为英雄，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些人对柴玲的痛恨也源于此。柴玲的“用流血唤醒民众”的说法，比起中共的所作所为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当初的流血真的唤醒了民众，导致了中共的改组，柴玲（们）就是今天的英雄。对中共用几千万人的血和谎言取得了政权，用几千万人的生命去试验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又用千百万家庭的破碎和一代人的青春去树立一个神像，这些人都可以遗忘，或者用“失误”一笔带过。但他们不能容忍柴玲的想法，却愿意为刽子手辩护。这无非因为柴玲等是失败者，而刽子手还在台上。
说起程序公正，在《华夏增刊》纪念文章里，有人已经指出当初的屠杀实际上是一场军事政变。绝食到五月底已经冷下来，其实只要再拖上几个星期，学潮就会自动结束。邓小平之所以要杀人，目的是为了封住人大的口，因为当时已有足够的人数要求紧急召开人大会议。人大会议一旦召开，邓小平、李鹏的下台几乎是肯定的。
三、国家与个人
David Echman博士曾在“健康家庭”讲座上提到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别。在他看来，东方注重于集体的荣耀与羞耻（group: honor vs. shame），而西方强调个人的清白与负罪感（individual: innocent vs. guilty）。在什么都要为抽象的集体着想的文化氛围里，个人的利益服从集体的利益，小集体服从大集体，最后的结果是一切都服从于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有最后解释权的“国家利益”。于是，个人成为“草民”，个人的生命变得微不足道，几千万人的生命还是微不足道。
在一次辩论中，我的一位朋友几乎把所有发生在近代中国的事件都归为“手段”。我问他，如果几千万人的生命都是“手段”，那目的是什么？他虽然没有说，但我知道，朱成虎说出了很多中国人的内心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能和美国打上一仗，哪怕中国的人口只剩下零头，哪怕地球的大部分地方都变成了焦土，他也在所不惜。
今天民众对待六·四的淡漠，另一个深层原因就是这种“集体主义”，更确切一点说，是“大中国”主义在作祟。今天到处在“唱盛”中国，比如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第一经济大国。为了这个强国梦，几百矿工的生命不算什么，几个村几个镇的艾滋病人的生命不算什么，民工拿不到工资不算什么，穷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不算什么……在这种思维之下，不少人已经不在乎遥远的十八年前发生过什么。他们不要任何“噪音”来干扰所谓的强国梦。
□ 读者投稿
刊登在 2007 华夏快递 kd070604.
再谈六四反思
（一）就算是寓言吧
一群孩子跟着一对夫妇，据说是他们的父母。这对夫妇花天酒地，可孩子们经常吃不饱，上学不能保证。于是他们请求父母少上馆子，让他们能够好好读书，少干一点活。这对夫妇对他们吼道：“我们养活你们，你们居然敢顶撞父母？”孩子们不想轻易放弃，继续要求“父母”让他们能够跟邻居的孩子那样上学。这对夫妇拿出鞭子和棍子：“你们胆敢再闹，看我不揍你们”。孩子们想，我们又不是没挨过打，挨揍也要闹，毕竟他们是父母，总不会把我们往死里打吧？我们的要求不算过分，也许再坚持一下，他们就同意了我们的要求也未可知。哪知，他们的“父母”不只是动棍子，还动刀子杀人！
（二）“事后诸葛亮”可以休矣！
“反思”是对自己以前的认识，或对过去的重新思考，以便提高自己，吸取教训，为以后处理类似情况有所改进。比如以前因为想占小便宜而受了骗，以后对便宜的东西送上门来，要三思而行。其次，反思必须在明白真相后才有意义，否则就是“胡思”。现在对六四的一种“反思”很流行，那就是“要是学生怎样……结果就会怎样”。据说刘晓波也“反思”，说“如果四君子绝食起到了和他们意愿相反的作用”。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反思”，不但于事无补，而且是非常有害的。
所谓的“学生领袖”也就是敢于站出来，口才还可以的人。人们参加那场运动没有几个是因为看在学生领袖的份上，而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出于良知和公义，出于对国家未来的希望。人们参加那场运动，都是按照各自以为最好的方式，没有几个人能料想到邓小平会是那样的无耻和残忍。
类似的运动不会再有。即使有，刘晓波们也不会有机会扮演类似的角色，而新的“领袖”不会听这种反思。就好比婚姻不幸的人后悔当初没有听老人言，听不进旁人的劝告，……，以后坠入爱河的年轻人还是照样犯同样的错误，重蹈婚姻的悲剧。学生运动也是一样，如果以后还有类似的学运发生，它还是会按照它自身的轨迹和当时的气氛发展。再说，任何人对自己凭良知所作，对后果无法预料、不能控制的事，没有必要后悔。
其次，在中共没有解密当时决策的全过程——从学生递请愿书，到4•26社论，到戒严，到屠杀——来谈“要是学生这样，结果就会怎样”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实施屠杀的一方对学生运动的每个阶段的反应，我们如何知道“要是学生早点撤离广场，就不会有屠杀呢？虽然屠杀的方式可能不同，比如制造学生闹事的借口，对“闹事者”“严打”。
最后，在屠夫还没有受到法律制裁之前，在正义得到声张之前，让受害者“反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也是不公平的，这种“反思”只能起到为凶手开脱的作用。
（三）学生为何没有早些撤离广场？
首先，当时几乎没有人能想到动用机枪坦克所进行的屠杀。除了少数几个屠夫，六四前绝大多数人预计不到共产党会在全世界的注目下大开杀戒。那时候知道的是七六年的四•五清场：工人民兵拿着棍棒，半夜上阵，把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全部抓走。可那是“十恶不赦”的四人帮干的，邓小平据说比他们要好呢。所以我同意一位网友说的，柴玲所说的“流血”不是六四式的“流血”，因为她当时所知道的最坏情况，也就是四五清场式的“流血”（虽然中共早已在西藏，云南等地用正规军杀过平民，但那是相对秘密的，普通百姓并不知情）。
其次，八六、八七年间的学生运动无声无息地终结的后果是，同情学生运动的胡耀邦被逼下台，强硬派李鹏当上总理（赵紫阳取代胡耀邦成为总书记）。通过“反思”两年前的学运人们可以预料到，在没有得到政府任何承诺的情况下撤离广场，赵紫阳等一些改革派会被清算，学运领袖被秋后算账。李鹏的“我现在不说”和赵紫阳的“老了，无所谓了”便是明显不过的佐证。
有人拿西方的游行和那场运动比，说是西方的游行、示威，完了就走。他们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西方是民主国家，民众表达了观点之后，政客们就会重视，这既是为他们下一轮的选票，也是为他们所代表的选民的利益。而在独裁国家，如果当时没有达到承诺，民众的要求不但以后不会考虑，“出头者”反而会得到整肃。
再说，学生运动推动国家走向民主的例子不是没有，邻国南韩就是其中之一。十年前（1979年），伊朗的群众运动也导致了政权的替换。
坚守广场，毕竟还有一些希望，因为紧急人大会议的召开已经有足够的人签名，有望一个月内召开，到时，学生的诉求就会被重新考虑。而他们如果撤离广场，召开人大会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会大打折扣。再说，很多军队不是被百姓劝回去了吗，还有军方人员也参加了游行呢！三十八军军长抗命，好像也是得到证实了的。那会想到邓小平会从外地去调动毫不知情的野战军呢？
早点撤离广场，就是等于学运的完全失败（官方没有答应任何学生的要求），学生们不甘，市民们也不甘。“温和”如王丹者也承认“如果我们撤的话，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叫纵容恶人！我觉得从感情上没法接受。”“所以我个人当时有这个感受，让我很理性地来很冷静地说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我说对不起，我没有那么高的理性，因为我没有面对理性的对手”。
其实，当时的学生已经够温和了，任何“出格”的行为都会被学生制止，连弄污毛像的人都被他们抓起来。如果说学生们在没有得到任何承诺的情况下撤离广场，才算“温和”，当初没有学生运动不就更加温和？任人宰割是最温和了。这种“温和”正是中共所想要的，也是中共出动机枪坦克所要达到的。如果东欧和前苏联的民众都这样“温和”，那里的共产政权依然存在。
总而言之，从4•26社论到戒严，中共一步步把八九学运推上了不归路。当时陷入了一个坑里，各种力量交集综合，没有一种智慧能够把它带出来。
（四）5•30撤退了还会有屠杀吗？
这是一个伪问题。首先，历史不能假设。这种问题就像“如果太阳从西边出来会怎样”一样没有意义。其次，这个问题本身暗示学生（领袖）要对屠杀负（部分）责任。
尽管是伪问题，我还是就我所了解的当时的形势作一些分析，因为有太多人问这样的问题。
如果学生完全撤离广场，也不见得没有屠杀。比如按照刘刚的”校园割据”，谁能肯定屠杀不会发生在校园？
（五）《天安门》的功过 《天安们》作为记录片，自然有它不可抹杀的意义。如果有人不知道二十年前的屠杀，或者否定有屠杀的发生，我会推荐《天安门》给他，因为它记录了一些重要的史实。只要有起码良知的人，都能得出简单的结论：中共的无耻和残酷，因为用机枪和坦克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完全越过了现代文明的底线，就好比一个大汉用刀枪去对付一个孩子。
影片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就像New York Times的Stephen Holden对记录片《天安们》的评论中所写的：“it strongly suggests that had moderation prevailed, there would have been no violent crackdown, and Deng Xiaoping’s cautious reformist agenda might have been accelerated.”。
卡玛在做纪录片时说她只想把事实真相告诉观众，问题是在几个小时的影片里如何剪裁“事实”。在取材的过程必然取决于制片人的认知水平。一方面，影片把柴玲对两个记者的话放在一起，极度渲染柴玲等人的非理智；“忽视”掉运动期间学生和市民的克制和理性，几乎没有提及诉求的合理性。两年多前的学潮被“平息”而导致胡耀邦下台，这一重要的背景知识也只是轻轻带过，那是运动的导火线，也是学生不肯撤离广场的重要原因之一（见第三段：学生为何没有早些撤离广场？）。另一方面，影片中所采访的人基本上都是所谓的“温和派”，没有严家祺、包遵信、郑义、陈明远、方励之、徐良英、沈泽宜等那些对学运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她所引用的吴国光等人的话，就把89民运和文革相比，把学生要求改革的诉求说成是革命，并为中共屠杀开脱，比如说4•26社论就表明了中共的强硬态度（美国那时驻中国大使李洁明也有类似论调，说是邓朴方曾传话给学生，表明中共一定会屠杀）。好像一个歹徒对着无辜者有言在先：“把东西给我，否则我就杀了你”，杀人就有了理由。而戴晴的话“毫无理性的学生和毫无理性的政府”，则把20来岁的学生的天真对等于久经沙场的屠夫们的冷酷。如果说前面只是“剪裁”的问题，在屠杀后的一段解说词：“Tiananmen Square was empty. But skirmishes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Army went on sporadically for several days. There were more deaths on both sides.”则非常明显的表明了她是怎样一个“中立的第三者”：她把市民和学生当成交战的一方。
如果人们对卡玛把学生和政府放在对等的位置还有怀疑的话，她的自序里对当时的一段描述就再清楚不过了。
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天安门广场上，有三位外地青年用墨汁玷污了毛泽东的肖像。当时一位外国记者在现场拍照，立即有学生上前去抢他的照相机。那位记者模仿着学生们游行时的样子，高喊「新闻自由！新闻自由！」而学生则说﹕「这对运动不利，就是不许拍！」这些学生的考虑当然是怕给政府造成镇压的口实。但这一场景十分耐人寻味。向政府要求新闻自由的人，忽然发现新闻自由对自己的事业不利，而感到有必要加以封锁。人们对于社会公正的追求往往陷入这样的自相矛盾。……
卡玛用个人的不民主行为来否定学生的民主诉求。“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绝对自觉地遵守“民主”程序，民主中的制衡（check & balance）正是为了防止个人权力的滥用（不民主）所采用的机制。杰弗森成为总统之后就有大权独揽的尝试。有“民主之父”之称的人尚且如此，从来没有行使过民主权利的学生，又能要求他们什么样的境界？“民主制度”本来就不是一帮“自觉遵守民主”的人建立起来的，而是各方利益妥协形成的机制。“民主”不是要求每个人自觉地“民主”，民主是防止有权力的人滥用权力，是防止个人的权利被随意践踏。再说，学生们并没有他们自己上台取而代之，而是要求执政者进行民主改革。
卡玛这样的认知是不奇怪的。她后来拍的《八九点钟的太阳》（简称《太阳》）里，基本是没有什么反思，倒是给宋彬彬之流以充分的讲坛自辨（维基百科就以《太阳》为依据对宋彬彬进行了开脱），而不采信其他不同的看法。影片的结尾的解说词，不但丝毫没有对毛的批判，反而把毛捧为“希望的象征”。指望这样一个与毛时代的极左思潮藕断丝连的人，拍出一部中立的纪录片可以说是缘木求鱼。
有人说，如果《天安门》为中共屠杀开脱，那为什么中共还恨它呢？就像前面说的，用机枪和坦克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完全越过了现代文明的底线。中共连自己拍的《平暴记实》都被禁放，胡耀邦、赵紫阳的名字在历史教科书中被抹去，89、64都成了被屏蔽的词条。中共现在对待六四屠杀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人们从记忆中抹去，任何提及六四的东西都被禁止。所以，中共禁演《天安门》丝毫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更不能因此给《天安门》加分。
（六）我看柴玲 柴玲“期待流血”的话，现在听起来很刺耳，再加上《天安门》以及一些电视台的渲染，柴玲好像成了六四屠杀的罪魁祸首之一。
其实，5月12日开始的绝食，就是“用摧残自己的方式，来争取国家的进步”（王丹语）。那一代的学生，从小受的是爱国英雄主义的教育，看到绝食未能达到目的，他们就想用更为激烈的办法，那就是“流血”。当时持那种想法的人绝不是个别的，只是柴玲在语无伦次中说出了实话，再加上她又说了“我想我不会的（坚持在广场）”。于是，柴玲成了“想流别人的血”的卑鄙者，这自然有卡玛的功劳。
其实，柴玲在5•28讲话中的矛盾，正是体现了她当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是想为中国的民主事业献身。另一方面是本能的求生愿望，加上当时对一些不同意见的失望。使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不能理解这样一种正常的矛盾心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有过那种经历的人。
至于柴玲在屠杀后的话，“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保卫共和国！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打倒李鹏伪政府！誓死捍卫天安门！至到最后一个人！”那是很多民众（尤其是热血沸腾的学生）在屠杀的shock后的反应。有人回忆道，“六月九日了，华东师范大学有上千人庄严宣誓与党中央决裂”，“六月中旬，上海学生还在开追悼会，人民广场简直是花圈的海洋”。
有很多人都相信，（这样一个公然与人民为敌的）中共政权不出几年就会倒台。这些“预料”也没有完全错，柏林墙、苏联、东欧不久就轰然倒塌。只是他们低估了中共，低估的中国人：低估了中共的残暴与狡猾，低估了中国人逆来顺受的能力。
如果柴玲有什么需要给众人一个交代（或者道歉）的话，那就是她在5月30日突然否定“爱国维宪各界联合会议”的决定。尽管我认可“温和派输给激进的柴玲，实际上‘是输给了广场当时的气氛——激进的上去，温和的下来’”这样的说法，柴玲的举动毕竟是与他们正在争取的民主背道而驰的。不论她怎么认定她是如何正确，“程序公正”是民主不可或缺的一环；民主并不保证每个决定的正确性，民主只是寻求决策过程的正当性。
【参考文献】
CND 论坛：柴玲高调重返民运，为民运捐款$100万美元！
曾慧燕：「太阳」为何不落山——《八九点钟的太阳》记录文革世代心路历程
64memo：《天安門》影片文稿
六四回顾与反思
一、背景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过世，“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之后，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破了思想禁区，中国迎来了反右后思想最自由的时期。但好景不长，随着华国锋被逼退、区级自由选举遭夭斩、西单民主墙被取缔，自由被标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谓之“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也暴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实目的，那就是邓小平为自己树立权威）。由于以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为首的开明派还在台上，共产党内思想依然活跃。即便到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之后，党政分开的讨论与操作还在继续，军队国家化也有所提及，在此期间，党刊《红旗》杂志被取缔（以后成为赵紫阳的罪状之一）。
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两种人最先富起来：一种是有权批到紧俏物资的干部子女；另一种是社会上的无业人员，其中不乏被开除公职或劳改释放者。从而形成了“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执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现象。这些不满最多体现在知识分子当中，他们既知道干部子女致富的内幕，又看到社会上“痞子”的暴富，感到知识没得到应有的重视，自己没得到应有的待遇（国民党时期的知识分子待遇是那时的热门话题）。工人农民虽然也有不满，但那段时间是他们几十年来最好的时光。
二、运动期间
从四月胡耀邦去世，到递交请愿书，到四·二六社论，五月份的舆论有了一段宽松的日子。到了五月中旬，全国各大城市基本上都动起来了，各省会乃至市区一级的学校和机关单位都有不同程度的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和市民。游行的主题歌是《国际歌》，我和游行队伍中的朋友说，《国歌》更合适。我们还谈到了如果赵紫阳（他的儿子也卷入“官倒”）和李鹏下台，谁来担任第一把手的问题，我认为华国锋是一个选择。
令我终生遗憾的是，我未能拍下一张当时的照片。那些游行的队伍，那些贴在食堂和一些教室的各式小字报，未能留下几张照片作为记录或纪念。我一个月前汇款出去，请朋友买当时紧俏的海鸥牌相机，可迟迟不见货，直到屠杀过后才拿到相机。
戒严令后，我知道屠杀是必然的了。我当时跟几个朋友说，在北京市民疲乏并放松警惕后，军队会在夜里迅速地进入广场。我这个自以为看得很透的人也只猜对了一半，那就是屠杀在夜里进行，但还是想不到他们居然会用上坦克和开花弹。
在戒严令下达到屠城之间的十几天里，也有些学生到我们城市的广场绝食静坐。我到过广场两次，去劝学生停止绝食，没有劝动。后来我能做的就是给我教的那个学生一个较好的成绩。
当全国在搞秋后算账的时候，有很多系的老师与学生必须过“讲清楚”的关，其中一些老师还受到了处分。我们系当时几个领导比较开明，没有让任何老师或学生为难，否则我真不知道自己会硬着头皮不认错，还是会违心地“讲清楚”。要是象反右那样，只要我们系有一个指标，我就是批判挨整的对象。
三、屠城之后
屠杀之后的好几个月，北京一直处于戒严状态。人们私下谈论的话题，常常会与屠城有关。一位分配到部队的学生，跟我谈到屠杀后（海外学人）烧国旗事件，他虽然不同意屠杀，但觉得烧国旗太过分，基本上算是叛国。我告诉他，那国旗既不代表普通中国人，也没有历史的传承，本质上是另一面党旗。我甚至预言中共需要二三十年才会倒台，当时听我这么说的人都觉得时间太长。然而，二十年已经过去，还没有看到曙光。
暑假回家，乡亲们普遍的态度是“要是学生赢了就好了”，这是我看到的老百姓出自内心支持的唯一一次“运动”，虽然他们的支持中带有事不关己的态度。
记得六·四被镇压后不久，有人抱怨知识分子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我就说他们活该。要是六·四期间大家都坚决地站在学生一边，中共也不至于这么肆无忌惮。
自然，也有一些糊涂人，尤其是一些老干部、老党员。我的父亲，一位离休的“干部”，就说我们“读书读到屁眼里去了”，“没有看到国民党的腐败”，“要是没有共产党，哪有我们的今天”。我告诉他，连毛泽东都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国民党的腐败我虽然没有见过，但也听了不少，共产党的腐败已经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任何国家，不管什么党当政，都要办教育，我是凭自己的本事考上的，不用感谢谁。我们的争执逐渐升级，最后在母亲的劝阻之下才得以平息。三年后我出国时，他说了一句“共产党真是腐败了”，大概算是对我的一个让步。以后我们只要谈及政治，包括我出国后回去探亲，都是井水不犯河水：我骂共产党时他不插话，他说毛的好话时我不搭腔。
我教过的一位从北京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回到本地的大学找工作，愣是没有大学肯接收。最后，他回到老家的中学挂了个名，从那里办手续出国。
那年年底，我们到地区的专科学校去函授，其中一位老师不知何故与管食堂的退伍老兵起了冲突。他骂我们都是动乱分子，还动手打人，打坏了那位老师的眼镜。最后我们通过上面向所在学校施压，逼他赔偿眼镜，并赔礼道歉。
四、六·四屠杀的后果与反思
有人认为，学生和李鹏对话后就应该撤退广场，那样就可以避免屠杀，并可以保留民主的力量。那次所谓的对话，李鹏不但没有对学生的诉求作任何让步，甚至连“不秋后算账”都没有答应。李鹏的“对话”只是火上浇油而已。学生们满腔热忱地希望取得到一点成果，希望至少领袖们不会遭到秋后算账，这本来是最基本的希求，是非常合理的。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人民的军队”竟然会用机枪和坦克来对付人民。不只是学生们想不到，连经历过数次运动的老师们也想不到，毕竟这是二十世纪末的文明时代了。半个世纪前，段祺瑞为了死几个学生还终生不吃肉呢。
有些人认为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误导了邓小平。这是非常幼稚的看法。其实邓下屠杀命令的时候并不糊涂（后来的“南巡”就是证明），更不受谁的指使或欺骗。从废除民主墙、罢黜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支持李鹏上台，直到扶持江泽民上台，他的行为都是非常一致的。安魂曲在《华夏文摘增刊》第223期（二○○○年七月十二日出版）的《六四最大秘密试解：邓小平一定要血腥镇压的真正原因》中作了很好的分析。邓决定派坦克屠城的最合理的解释，就是阻止人大的召开，并震慑党内的改革派，本质上是一场叛乱。“六·四屠城”是邓一贯的“政治智慧”的体现：他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包括子女）的利益，其次是党的利益，最后才是国家利益（百姓的利益）。而“六·四屠城”正是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他个人的利益和党的利益。
那场运动即使是像1986年底那样以不流血的方式收场，以赵紫阳为首的开明派也会被赶下台，就像胡耀邦被赶下台那样。实际上，1987年初，胡耀邦的下台与李鹏的上台（当总理）就已经决定了89年那场运动的命运，更确切地说，是决定了改革派出局的命运，因为邓小平之流绝不会放弃任何既得利益。当时虽然有些改革的举措，象前面提到的党政分开，这些举措即使没有那场运动也注定会无疾而终。
有人说，赵紫阳想利用那场运动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个比较可信。没有赵紫阳的支持，五月份的舆论不可能那样放开，运动也就不会发展到那样的规模。赵紫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他从胡下李上看到了自己和改革的命运，除非他放弃改革，与他们同流合污。所以他打算利用学生运动，孤注一掷。他的错误是，对邓屠夫的无耻和凶残没有足够的认识，在关键时刻又不敢像叶利钦那样站出来。结果，他功败垂成，在客观上加速了政治改革的夭折。
六·四之所以形成那样的规模，得益于十几年来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而知识阶层没有得到应有的好处。六·四之所以没有得到（北京以外的）工人农民的广泛支持，是因为十几年的宽松气氛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而十几年的宽松，是邓小平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所必须的（江和胡是以“正常”接班的方式上台的，不需要非同寻常的举动来树立权威，他们只需要守成。），屠杀则是邓小平为了保护其既得利益而采取的行动。这样看来，“六·四”是历史的必然。
中共从“六·四”中学到的教训是，贿赂知识分子，让他们也一起富起来，从而师德、医德荡然无存。为了制造“财富”来填满他们的贪欲，他们加快了对公有财产的掠夺，对土地的掠夺。那场屠杀，在现代的“文明”史上开了用正规军和坦克对付学生的先河。从此，中国各级贪官可以肆无忌惮地启用军队和武警来镇压任何挑战他们利益的企图，对言论的管制更加严密。百姓的自由更加遥遥无期。
“六·四”屠杀如果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话，那就是它让全世界更加看清了共产党的凶残。它把齐奥塞斯库送上了断头台，加速了苏共的倒台和前苏联的分裂，加速了德国的统一，加速了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它使共产主义全面破产，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至于它只能通过贿赂和公开的暴力来维持。
五、“和解”的可能性
正值“六·四”二十周年之际，不少人士对“和解”可能性提出了各人的见解。茉莉在《六·四问题解决方式之探讨——从南非和解到东德审判》（香港《争鸣》杂志２００９年４月号）一文对其它国家的和解模式作了分析。遗憾的是，文中所举的南非、南韩及东德的例子，都不可能在中国发生。
东德审判是在东西德统一后以西德为主体而进行的。即便哪天大陆和台湾统一，以两岸的人口、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对比，台湾不可能担负起这样的大任。
诚如茉莉所说，南非和解的关键在于“英国殖民者是信仰基督教并拥有民主精神的”，而“当今中共领导人是一群既无信仰也无道德底线的人，是以暴力起家并相信暴力镇压有效的人”。但我不同意茉莉“六·四问题的解决，只需要由少数执政者来承担责任，并没有南非式种族大和解的需要”。六·四问题的解决所需要的是比“种族大和解”更大程度上的和解（下面会做出分析）。
我所读到的关于六·四和解的文章，都是把六·四作为孤立事件来谈的。南韩的光州“五·一八”事件就是一件相对孤立的事件，而六·四屠杀是共产党在土改、镇反、反右、文革等一系列事件的延续。当初邓小平对文革的评价，对反右的“纠正”以及撤销“地主、富农”成分等举措可以说是中共和百姓之间作出的和解姿态（其目的是为了树立个人的权威）。那些举措虽然没有追究真正的责任者，还是被多数百姓（包括受害者）所接受。
任何实质性的和解都必须有对真相的了解，以及类似事件不再发生的保证。当时的“伤痕文学”可以说是民间对真相的发掘和反思，民运先驱魏京生等人的“第五个现代化”和胡赵的改革则是寻求制度的改变。邓小平等人看到这些政治诉求对作恶多端的中共政权是一个威胁，从而想要刹车和转向，这才有“六·四”的发生。
“六·四和解”所伴随着的真相调查不可能只限于谁调动军队把坦克开到天安门，肯定也会涉及中共夺取政权以来，乃至于夺权之前的历史事件的真相，其中包括汶川地震中豆腐渣工程的真相、河南艾滋病的真相、各级贪官敛财的真相……。
如果说二十年前邓小平只要让出太上皇的位置，一些高官牺牲子女的部分利益还可以平息那场“风波”的话，今天他们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得到“六·四”的和解。
“和解”的最好时机是“六·四”屠杀之前。然而，这一机会已经被二十年前天安门前的坦克碾碎了。
“文革和解”产生了“六·四”，“六·四和解”将会带来什么？但愿以“智慧”自居的民族能找到一个智慧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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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登在 2009 华夏快递 kd090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