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八九中國工運初探

 

後八九中國工運初探

楚風

《先驅》第34期，1995年9月

八九年的民運，由學生首先發動，繼而引發了整個社會的廣泛聲援和參與，而這些聲援組織中最富有意義的要算是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及各地迅速冒生的工自聯。在短短數十日內，北京工自聯已演變成具有自主工會的雛型。不過，隨著政府的武力鎖壓及其後的白色恐怖，工自聯跟學生組織一樣迅速被瓦解。雖然工自聯在八九民運中被視為「配角」，然而後八九的社會運動中，工人階級愈來愈佔據重要位置。而八九年學生的躁動情緒很快地消餌掉，更多的大學生投入了經濟大浪潮之中，他們在擁護經濟「改革」的大方向下，努力開拓個人的經濟事業前程，努力融入正在冒起的中產階級乃至資產階級的隊伍之中，而他們不少人相信「自由經濟」有助中國民主化，卻無視「自由經濟」的工業關係中的反民主，以及資本對社會關係的宰制。

另一方面，工人階級的不滿情緒卻愈來愈濃烈。企業為工人提供的生活保障，被政府視為包袱正被大幅削減；飛升的通脹；忽略工人權益的經濟政策等等。這一切迫使工人作出反抗，各地集體上訪，罷工事件不斷發生。而八九年後，亦有不少獨立勞工組織湧現。雖然這些組織人數不多，組織並不成熟，且與全國各地的罷工事件未必有直接的關聯。但這些組織的主張和綱領卻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因為這代表一些有意推動中國工運的人士的看法，預示著未來中國工運的某些可能面向。本文將介紹數個後八九的獨立勞工組織的主張或綱領，並就其某些面向作探討。不過，由於資料不足，本文的探討將是初步的，而且不夠全面。

中國自由工會

中國自由工會（註一）籌備委員會成立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籌備人員宣他們的工作對象是所有的勞動者，現階段主要以國營（國有）企業的正式工人為主，並以行業劃分為不同的系統，主要針對重工業（機器製造業）以及公共交通系統。工人中的偏重於中下層，即收入低，勞動條件差劣的工人。

中國自由工會主要發起人是劉京生、胡石根、李全利等人。而劉京生同時又是地下組織中華進步同盟的核心成員，胡石根則是自由民主黨的主要領導。中國自由工會成立後於前二者，三者關係密切。

中國自由工會的主張和訴求可以從《中國自由工會籌委會倡議書》，及在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書面發言中看出。在《倡議書》中，中國自由工會猛烈抨擊中華全國總工會（全總）及中共，指中共是實行一黨專治的獨裁統治，工人階級的最大壓迫者和削剝者，全總是其幫兇。《倡議書》中宣稱，中國自由工會將致力保護工人階級的經濟權益（如工資、福利、擴大社會救濟、充分就業及自由擇業等）、政治自由（信仰、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

中國自由工會於國際勞工組織的書面發言（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五日）中，指出自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工人的地位並未得到根本改善，相反權益問題愈來愈嚴重。中國自由工會對現行經濟「改革」提出了質疑，並指出這「改革」只是為了挽救中共的統治權力而進行。

不過，中國自由工會對經濟改革如何進行，從筆者所能獲得的資料，似乎並無具體主張。只是強調反對改革中犧牲工人的經濟權益。但是，在《自由論壇》（由中華進步同盟的部份成員所出版）的一篇《也談改革》（《新苗》第29期曾轉載）的文章中，或許能從側面反映中國自由工會部份成員對改革的態度。在《也談改革》一文中，作者指出「必須讓改革朝著使工人真正成為企業的主人、國家的主人的方向前進，而那種打著社會主義旗號卻將工人變為少數人升官發財的剝削壓榨對象的「改革』則將遭到工人階級的堅決反對。」但作者又說：「如果你們非要賣資本主義的狗肉卻還要掛社會主義羊頭的話，那不如干脆掛上資本主義的狗頭，我們將根據社會主義國家財產歸人民所有的原則取回屬於我們自己的那一份，大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公平的競爭。」「總之，不管你搞甚麼主義，能給多數人帶來好處，能使國家發展的更好、更快，我們工人就支持，反之，我就反對。」

一方面，《也談改革》的作者大山認為社會主義應有利於工人的政治經濟權利；但是，另一方面卻又不堅持社會主義，只宣稱若搞資本主義，就在國家財產中取回工人應得那份。

總言之，中國自由工會批評中共政權獨裁及壓迫工人階級，其選擇正面（雖是地下形式）抨擊的方式。中國自由工會主張保障工人權益，亦明白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上有利於工人階級。但是，卻對具體的經濟制度沒有明確主張。

由於中國自由工會對中共的猛烈批評，以及和其他地下政黨密切相關，終於一起遭受嚴厲鎮壓，胡石根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劉京生被判有期徒刑十八年，李全利判處管制二年。

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

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籌委會（勞盟），主要等備人員包括劉念春、王仲秋、袁紅冰等，勞盟宣稱凡是社會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創造付出了智力和體能的人都是勞動者，其成員包括工人、知識分子、企業家、商人。故此，嚴格來說，這不能算是自主工會組織。不過，勞盟宣稱特別關注社會中下層勞動者的權利的確立和組織力量的形成，又聲明協助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建立獨立的利益集團組織。因此，我們仍可稱勞盟為勞工組織。

勞盟的綱領和主張比之中國自由工會較為完備。勞盟有四大綱領：社會正義、政治民主、經濟自由、民族復興。內容包括保障勞動者結社、罷工、集會權利、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抑制貧富懸殊的擴大，打擊黨政幹部貪污腐敗的行為，實行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等等。

勞盟與中國自由工會有個很大差別，就是勞盟對「改革」大加歌頌，它認為中國自八十年代初以來的「改革」，取得了一個重要成果，那就是：「一定程定上確立了市場經濟的觀念。」在《勞盟四大宗旨》中，其所謂的經濟自由，便是主張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結合，並主張將大量國有企業私有化。勞盟在其《宣言》中，除了提倡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外，花了超過四分之一的篇幅去反對它所說的「極左思潮」，它宣稱近年來「極左思潮」出現了一個值得全社會嚴重關注的動向，那就是表現出對勞動者權利的「關懷」，對腐敗現象的「憤怒」。勞盟稱此種「關懷」和「憤怒」的實質是否定「改革」，企圖把中國拉回到計劃經濟的體制，絕對平均主義及重新肯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原則。勞盟宣稱它反腐敗，也強烈反「極左思潮」，而其反對腐敗，「是為了使改革開放不死於腐敗」。

勞盟實質上是主張以私有制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它對工人的關懷，不過是一種救濟式的「人道」的關懷；它雖主張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卻無視大規模私有化對工人所將來的衝擊和剝弱工人的經濟權利。（註二）

勞盟極力主張「經濟自由」，它主張國有工商業資產全面股份化，部份分配給勞動者；確立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但是，無論工人、農民可分得多少股份或土地，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很快就會被資本家兼併其股份，而所謂攤分部份股份給勞動者只是私有化的一個環節而已（值得引以為鑑的是俄羅斯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並把大量國企私有化，部份股份更分配給工人，而結果卻是工人階級的普遍貧困化，貧富懸殊。而得益的只是少數的暴發戶，換上新臉孔的舊體制下的官僚，以及外國資本家）。

勞盟主張政治民主，但它對經濟民主卻無甚興趣。勞盟宣稱關注工人的權利，但《宣言》、《綱領》、《宗旨》中，對中國憲法及法律之規定工人享有的民主管理得不到落實隻字不提。勞盟崇拜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它認為工農階層（勞盟不用「階級」二字去形容工人，或許是基於其所謂的反「極左思潮」）投入資本主義機制，可擺脫貧窮，只要有「人道」的關懷，「普遍的幸福」將會降臨。然而，卻無視東歐國家步上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後，工人的普遍貧困化。而資本主義之下的利益競爭，工人是注定處於弱勢的位置，即使完全打倒了官僚特權，給予工人「人道」的救濟，資本家的金錢權力在競爭遊戲中，仍將處於宰制的位置之中。

勞盟的主張雖與現行國家制度有很大差異，但它卻極力宣稱不打算挑戰中國政府的政治原則並正向政府部門遞交成立勞盟的申請書。不過，其主要成員亦終於遭受拘捕，部份更被判處勞動教養（最高三年）。

打工者聯合會

打工者聯合會（打工聯）是一個並不著名的獨立工會。不過，它卻嘗試較為切實地去做組織工作，而中國極可能有為數不少的這類組織。打工聯是由一批剛從大學畢業出來不久的大學生和工人所組成。他們在深圳出版地下工人刊物《打工廣場》、《打工通訊》，嘗試組織工人，其主要的組織對象是外來工（主要為民工）。

打工聯的刊物對深圳外來工的處境有強烈的針對性，它列舉一些個案，說明工人權益如何遭受侵犯。它批評資本家殘酷剝削工人，官方偏袒資方，並呼籲工人看清資本家的本資，起來爭取自己的應有權益。打工聯的刊物中沒有全面的綱領、主張，但在文章中卻顯出濃烈的階級意識。它指出：「打工者就是無產階級，就是受剝削、受壓迫的人。

所以，打工者天生就是鬥爭者，因為不鬥爭就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不鬥爭就沒有做人的權利。」（《打工通訊》P.1）

打工聯最終亦難逃過被鎮壓的命運，打工聯三名成員於九四年五月被公安拘捕，至今下落不明。

國有企業工人的抗爭

由於外界對國有企業工潮所能獲得的資料很少，所以本文只能對國有企業自發的組織活動作簡略的採討。

官方刊物及香港傳媒的報導中，可以看到國有企業的工人具有甚高的抗爭意識，而他們也有一定的組織能力（也許有些組織知識是由文革等政治運動搞串聯而傳承下來的）。他們亦會藉一些網絡（如工人互助會）進行集體行動的組織動員。據日本《朝日新聞》透露，現時中國有十四個省自治區有工人自發組織的自力救濟式的勞工組織，他們多由國企工人組成。

國企工潮中，工人的訴求一般可歸為以下幾點：要求發放求欠薪；要求生活保障；抗議管理人員濫用權力；要求更換企業領導人；反對貪污腐敗等。有些人在提出訴求時，指責官方聲稱工人是國家和企業的主人翁，但卻名不符實，他們要求工人能真正民主地管理企業。

國企工人是經濟「改革」受到直接衝擊的一群，過往企業還存在著形式上的民主管理，現時轉換經營機制，不少國企連這些形式也省回來。而現時城市不少新政策（如住房、醫療）亦對工人十分不利，政府把以前不少由企業提供生活保障剝奪掉。因此，國企工人普遍對政治、經濟地位的下降感到不滿。正因為這樣，他們成為對抗政府不利於工人階級政策的主要力量，而且他們不少具有經濟民主的意識。

結語

後八九的工運，工人的抗爭力量有愈來愈強大的趨勢。然而，工運前景並非一片光明。波蘭團結工會的經驗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波蘭團結工會在其初期還主張經濟管理的社會化（經濟民主、企業民主），但是，它作為波共的對立力量，最後產生了一個右派政府（現已落台），犧牲工人利益，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最後背離了工人階級的立場，而一些波蘭團結工會的基層工會亦終於起來罷工反對其政府政策。

中國工運會否步上團結工會的後塵，目前尚不能下判斷，然而情況卻是令人擔憂的，部份崇拜西方資本主義的右翼知識分子開始表現出對工人運動的濃烈興趣，他們傾向把工人階級視為利益群體，他們雖聲稱爭取工人的罷工權、組織獨立工會等權利，但卻對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毫無興趣，或者把之視為一種簡單的交易關係，在這種交易關係中只要對工人稍加保障便沒有問題了。雖然這類知識分子還沒有強大的基層組織力量；雖然他們的口號比全總體制內的改革派（主張企業民主管理，外資及私營企業實行集體談判、認同罷工權及工會自主等）還要落後，但是，他在意識形態的領域中卻有很大的市場。而他們之所以這麼看重工運，其根本原因是他們視工運為對抗所謂「保守派」，打破中共的以工人「當家作主」的意識形態神話，突破中共政治僵硬體制的一個有力工具；而不是工人階級的政治及經濟權利作為出發點。

不過，情況也許沒有那麼悲觀。中國工人具有強烈的反剝削、反特權、反壓迫傳統，這在四九年以前、五十年代、文革之中，均曾顯示出來。一旦這種力量串聯起來，它將有力地促進社會平等和公義，提高工人階級的經濟及政治的民主權利。

註釋：

註一：「自由工會」這個名稱其實具有相當的東西方冷戰時期的味道。一些反共工會往往喜歡自稱為「自由工會」，以別於共產黨國家受官方控制的御用工會。國際自由勞聯（ICFTU）便是「自由工會」的國際陣營，以別於以前受共產黨控制的世界工聯。不過，事實上除了國際自由勞聯在歐業的屬員具有較高自主性外，國際自由勞聯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所謂「自由工會」陣營，很多並非植根於工人階級的工會，有不少要麼是政府的御用工會，要麼是親資方的「黃色工會」，如印尼、台灣、南韓的全國總工會，其角色可說是政府，資方透過其控制工人，多於為工人爭取權益。因此，在現實中「自由工會」反共

後八九中國工運初探

六四难属吴定富（上）

 0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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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流星划过天穹，人们大约不会去追究16年前的流星是否与眼下的一样？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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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缘起
    约大半年前，我随刘晓波去拜访神往已久的丁子霖和蒋培坤，临近告别，丁老师写了一张小卡片递给我，说：“你能抽空去看看这对夫妇吗？要不，打个电话也可以，因为你们是同乡。”我没有一丁点乡土观念，却觉得应该不负所托，去了解一下这对在六四屠杀中痛失爱子的父母的近况，给丁老师一个回复。返成都后，我三次拨通了028---82510512的住宅电话，却没人接，于是就耽搁了下来。
    光阴悠忽，转眼就几个月。这期间，我跑了若干地方，追访了若干冤案；还经历了又一次婚变，又一次逃亡，已疲惫不堪，可丁老师的嘱托始终压在心里。为了释怀，我于2005年5月17日又打两次电话，终于听到了吴定富先生的声音！地道的新津方言。当他知道我是丁老师的朋友时，即盛情欢迎“去家里坐坐”，还一再询问丁蒋二位老师的身体好不好？最近出门方便否？我支支吾吾，却敲定了访问的时间。
    在丁蒋两位老师编纂的《见证屠杀》的书里，吴定富、宋秀玲有一小段证词，并配有儿子吴国锋惨遭杀害的遗照——我反复地端详，愤怒竟如16年前那般新鲜。而窗外高楼林立，日影昏沉，饭粒似的人群被商业时代的口腔越嚼越含糊。我想，1989年6月4日凌晨，我31岁，正在家里朗诵诗歌《大屠杀》；可在北京街头，一个叫吴国锋的不满21岁的大学生，仅仅因为记录历史的热情而连中数弹……。
    一颗流星划过天穹，人们大约不会去追究16年前的流星是否与眼下的一样？
     2
    2005年5月19日，星期四上午11点，我空着肚子，行色匆匆地搭上一辆破旧客车，从成都西门的金沙车站出发。由于沿途捡客，待客车晃晃悠悠抵达几十公里开外的新津县城车站时，已近下午两点。花3元钱雇一辆人力三轮，穿越半个城镇，就拢五津镇模范街嘉宁公寓外面。我左顾右盼，直瞅对街的牛肉面馆，咽了几口唾沫，即转头寻找“A幢4单元4号”。插入一条靠围墙的背巷，进入一老街道企业的那种锈铁门，门内有四个脏兮兮的妇人正打麻将，见了我，均边搓牌边齐刷刷地扭脸。其中一个戴红袖章的胖大嫂还问：“你找谁？”
    我不予理睬，径直上了单元楼梯；待胖大嫂起身，我已上了二楼。在端口，一个大鼻头男人笑着俯下身子：“老威？”我习惯性微笑点头。在跟他进右边门的瞬间，发现身后站着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嫂子——她就是不幸的母亲宋秀玲。她说已在楼外向街望了好一会儿，没料到贵客已直接上楼了。
    我的眼前展开了一个日趋颓败的家庭，四壁徒然，旧家具和人在其中显得灰暗。然而迎门之处，夭者吴国锋的黑白照片却格外鲜明，那眼镜片里的始终的笑意，如星辰，如朝露，引起我对如梦人生的阵阵追忆。正发愣，吴父却邀我坐，上茶毕，我唐突地问：“可以采访你吗？”
    “丁老师的朋友，当然可以，” 吴父揉了一下大鼻子，爽快作答。“况且，儿子死了，全家的希望早破灭了，没啥值得怕的。”
    我掏出录音机。吴父又说：“我们在几年前，就站出来接受过海外电台的采访，不过时间太仓促，讲不了啥。你算第一个登门来访者，不知从何说起呢？”
    “从小时候说起。”
    “哪太费时间了。”
    “从小时候一直到眼下，你们放开讲吧，有的是时间。”
    此时，楼外传来一波波孩子们的喧哗。“下课了，”吴母喃喃道，“吴国锋在这后面上过小学，他的班主任至今还没退休呢。”
    老威：这是丁子霖老师写的卡片，我从她家里得到了你们的地址和电话，大半年来联系过好几次，今天终于登门拜访了。
    吴定富：我们一直在家等你呢，老威先生。
    老威：我还在丁子霖和蒋培坤编著的“见证屠杀”的书里，读到过你们的一小段文字——这种回忆太痛苦了！可我目前做的，就是记录痛苦，人家讲不下去的事，我还煞费心机地挖。
    吴定富：我们老了，又死了儿子，所以不用你挖，我们也愿意讲。至于怎么讲得透，老威你有经验，就开个头吧。
    老威：尽可能完整一些。
    吴定富：好的，那我按时间顺序，从小往大说，吴国锋这娃儿，从小聪明，被他爷爷奶奶当作掌上明珠，他爷爷虽然是拉板车的工人，却有些文化，经常把孙儿带在身边，一笔一划，在墙上写字教他，吴国锋反应快，记性好，几岁就能看出是个读书的材料。
    老威：你们家有几个孩子？
    吴定富：3个。大的是女儿，吴国锋是老二，他上小学就考的第一名。由于我们家在新津土生土长，几代都是劳动人民，家庭负担重，所以没有条件去娇惯娃娃。
    老威：你是老知青吗？
    吴定富：我生于1942年，国锋妈妈生于1944年，那是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没想到，日子就这么一直艰难下来了。政权更迭，似乎有那么点朦胧的盼头，我们却在该长身体的时候饿肚子，穷得没钱上学。我在1960年初中毕业，还做过社会青年，随后分配工作，当街道企业的采购员，而国锋妈妈一直是家庭妇女。
    老威：也就是说，全家生活都靠你的工资？
    吴定富：我的工资30来块，国锋妈妈在家里做些小手工，比如缝个衣扣，锁个边，一天能挣几角钱。我们的收入加起来，不过40块，却要糊5张嘴巴。计划经济时代，不敢有其他生财之道，只好一家人掰着指头过。一分一厘都要算，连衣裤也是大的穿不得，补上破洞，小的接过来穿。值得安慰的是，吴国锋聪明、争气，年年是三好学生，学习成绩一直是前几名，并且不骄傲，受到老师和同学的一致称赞。
    老威：这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
    吴定富：由于经济负担过重，吴国锋初中快毕业时，我就劝他考中专，这样就能提前参加工作，保险得到饭碗。没想到这娃儿有心计，表面满口答应，私底下却与几个同窗好友约定，打死不读中专！就这样，他以优异的成绩升了高中，我的盘算落空，只能暗自叫苦。
    老威：你有点缺乏远见嘛。
    吴定富：没办法。本来大女儿就成绩好，考中专拿饭碗很稳当，结果一家人出于“远见”，让她继续读，以为考大学没问题，结果却落榜了。竹篮打水一场空，遍街都是名落孙山的高中生，一时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家吃闲饭。
    儿女都大了，走一个算一个吧，我们俩口子身体都不好，这辈子就认命了。可吴国锋把生米煮成了熟饭，做父母的只好节衣缩食，硬撑起。好在80年代中期，社会允许自谋生路了，国锋他妈就在门口摆了个小摊，卖些日常小零碎，贴补家用。而我在工作之余，要煮饭﹑洗衣﹑照顾娃娃们的起居。还忧心忡忡地给吴国锋敲警钟。这时他已成近视眼，我就说：“眼镜哎，你只能背水一战了，万一考不上大学，莫得哪个单位肯要你这个书呆子近视眼。”
    吴国锋懂事，不顶嘴，还安慰我：“老汉，你放心嘛。”我说：“你在班上的成绩最多算个中上，咋个叫我放心嘛。”他说：“老汉你就不懂了。目前才高一，如果学习过于拔尖，老师和同学都会天天盯住你，要求这要求那，太累了，没功夫耍。所以嘛，能过得去就行了。”我怀疑他吹牛，他却认真了：“我每科都搞懂了，你若不信，我就在期终考个前三名给你洗洗眼睛。”结果，真就考了前三名。
    老威：做儿子的比父母还沉稳，前途真不可限量。
    吴定富：我们这一代父母被政治折腾来折腾去，整个被报废了，就希望儿女有出息；有时希望过头了，就显得痴傻。高中三年，关键之关键，我们这头含辛茹苦，他那头却心里有数。到高考前夕，上强化班了，他仍然该学的时候学，该玩的时候玩，弄得我们提心吊胆。有一天，竟然有三门课的老师通知吴国锋：他可以不上课复习了。我们还以为发生了啥子事，就立马找校方，可任课老师却出面安慰：“老吴，你还担心个啥？这三门课，你儿子早就精通了，与其让他在课堂上浪费时间，不如让他回家休息，养足精神去参考。”
    接着就是高考，那是1986的夏天，炎热无比，考场上还昏过去一些考生。而吴国锋似乎考得很轻松，头天上午考完，我把中午饭摆上桌，就迫不及待地问考得如何？他懒洋洋地回答：“不理想。”我心里咯噔一沉，但为了不影响他继续作战的情绪，还强作笑颜地说：“没关系，赶快休息一下，下午加把油。”
    下午更热，许多父母都挥汗如雨地站在考场外等。我们差点把心脏病急出来了，吴国锋却象没看见，你要问，他就始终是那句：“不理想。”我彻夜失眠，还要做饭，搞卫生，把脑神经都要绷断了。
    老威：你还去单位上班么？
    吴定富：早就请了假。当时，全国统考是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啊，考上就鸡犬沾光，落榜就凤凰掉毛。所以当熬完最后一场，我终于忍不住冲儿子叫：“吴国锋！你到底考得如何？！”不料他回答：“还是不理想，我还有一道题没做完。”
    我的心一下子就凉到底了，不禁埋怨：“你咋个搞起的？！你不晓得爸爸的负担有多重？”——话音未落，却见吴国锋笑眯眯地站在那儿打包票：“老汉你着啥子急嘛，不是吹牛皮，我都考不起，这世上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考不起！”我一楞：“此话当真？”他肯定道：“当真，虽然我是有道题没做完，但总分绝对领先。”我松了口气，立即换了幅笑脸，：“好嘛，你的仗已打完，现在该逍遥了，你想咋个耍，给爸招呼一声。”他这是才露出理直气壮的神色：“我与同学们约好，轮番在每一家办招待，自己慰劳自己。”我当然毫不迟疑：“好的，轮到我们家，你开个口，爸给钱。”他说：“我需要几十块。”我说：“爸给你100。”老实话，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大方过，当时的100块相当于现在的1000元了。他大喜过望，又得寸进尺：“还有个条件，我办招待那天，家里人都必须出门，把这空间全部腾出来。”
    我理解他的心情，因为我在二十几年前就考过初中第一名呢。于是，一到那天，我们带上他弟弟，早早去邛崃走亲戚，直到夜深了才回家。我不晓得那些少年郎如何狂欢的，因为屋子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他妈说：“国锋从小能干，肯定亲手弄了大桌子的菜。”我看见旮旯里有一大堆啤酒瓶，晓得他们还“违禁”了——因为在平时，我们的要求极其严格，除了看书学习，一律不准看电视（自家没电视，更不许串门看电视），不准东游西逛，啤酒更是想都莫想。
    考过试，野马放了十几天，就开始填志愿，为了保险起见，我让他第一志愿填四川大学，他迟疑了一阵，眼泪汪汪地填了。可一拿回学校，他的班主任廖老师坚决反对，并亲自跑到家里来说：“吴师傅你放心，这娃娃是我一手教大的，他至少能读个中国人民大学！”于是就把志愿改成人大。
    接着通过了政审。又隔了个把星期，吴国锋的分数查到了——平均总分91.5，为新津县本年的高考状元！全家人欣喜若狂，连远舍近邻也涌上门来祝贺；又过了十来天，人大的《录取通知书》就下来了，是四川省第7号通知书。我伤伤心心，又痛痛快快哭了一场——姓吴的家族终于出了个名牌大学生！这可是多少代以来出的第一位状元啊！我当时以为，我们家的命运从此将得到改变。
    托运行李和买火车票都是吴国锋自己去办的，我只是借了单位的车，亲自把他送到成都火车北站。那儿人山人海，吴国锋排了几个小时的队，还反过来安慰我们。他真的与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弟不一样。
    老威：这是1986年的秋天吧？
    吴定富：对，这一年他18岁，考取的是人大工业经济管理系。老威你看，这是他入学时的照片，还有他宿舍里同学们的合影。吴国锋独立生活能力强，人缘好，所以很快就适应了北京的生活，还被推选为管生活的副班长。你看这组照片，他正炒菜，这张已端上桌子了，他走到哪儿，哪儿就皆大欢喜。他是左撇子，小时候，我花了好大力气才纠正过来，现在除了写字，用筷子，干其它都用左手。
    我们每个月给他寄100元生活费，因为他妈妈的小生意也有了起色，社会也越来越开放，有盼头了。大概入学第2年，他交了个同校不同系的女朋友，东北长春人，父母都是医学教授。开头我们回信表示反对，怕影响学习；但吴国锋性子犟，我们拗不过，当他又来信，谈到要在假期陪女朋友回东北，见未来的岳父母时，我们只好又汇去足够的路费。
    老威：这照片上的姑娘蛮秀气，看样子，他们正在热恋。
    吴定富：这姑娘要求进步，还入了党。吴国锋暑假曾把她带回新津，我们见他们如胶似膝，也放心了，觉得是美满的一对。当然，吴国锋后来不在了，人家年纪轻轻，只能重新选择。她留校了，迫于压力，也在血的真相面前闭嘴了。老威你在提到这一段时，就含糊一点，或者一笔带过，免得连累人。
    老威：你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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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定富：总之，吴国锋在学校事事都顺利，充满希望，充满活力，而儿子的希望在当时也是父母唯一的希望！转眼到1986年4月，他写了封几页纸的信回家，谈到胡耀邦的逝世……
    老威，应该是1989年。
    吴定富：对，89年！89年！89年4月他写的信，这是自入学以来最长的信，满纸激动，用诗人的语言，描述了天安门悼念胡耀邦的情况，集会﹑口号﹑标语﹑哀悼文章等等。他周围的同学﹑老师几乎都介入了。我当即回信，表达了父母的担心，提醒他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不要沾政治的边。
    老威：这倒符合胡适先生“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
    吴定富：我们没考虑那么多，只是凭感觉认为不能与专制政府对着干，否则没好果子吃。我们这代人，经历过饿肚子、四清、文革，见得太多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共产党的惯用伎俩，心知肚明啊。我们的胆子是整小了，但胆小麻烦就小嘛。吴国锋身处北京，热血沸腾，当然不同意我们的世故。父子俩通了四、五封信，达不成一致，可我还是满足了他的恳求，在两个月之间给他汇了1000元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老威：那时我在地区艺术馆任创作员，正式工资才100多块嘛。他为啥要这么多钱？是捐款吗？
    吴定富：他说丢了自行车，要买新的，还有其它什么开销。我疼子心切，就没深究。
    老威：你儿子正处于“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年龄和关口，手中钱多是很危险的。
    吴定富：虽然心急如焚，可当时只有写信这个渠道。我晓得儿子在追求真理，大道理掰不转他，就只好昧着良心，一再规劝：“共产党是残暴的！整死人从来没偿过命啊！”我们的父母，吴国锋的爷爷奶奶，过去拉板车，起早贪黑，担着挑子赶场，做小生意，一分一厘攒钱养家；我们长大了，结婚生子，又重复父辈的劳作。太艰辛了，要避开共产党的一再折腾，太不容易了！而吴国锋是一代一代积下来的机会，他终于遇到了好时候，政治环境比毛泽东时代宽松；他入读高等学府，将来定能够大展鸿图，家族的苦命也就由此改变了。
    可吴国锋毕竟是个涉世不深的娃娃，他听不进去，也不愿跟我们争辩，后来就干脆不回信了。出事后我才晓得，他要1000元钱，是为了买一台好相机去记录历史，留下些珍贵的镜头给后代。
    老威：你儿子算得上“天之骄子”，在那种时代风气下，他非常有远见。
    吴定富：我们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家里熬着，天天瞪着电视看。《人民日报》4.26社论里，李鹏狗杂种早把学潮定性为动乱了；接着又是游行、绝食、下跪、请愿、对话、戒严，部队也开始调动了。我几乎沉不住气，想往北京跑了——却终于在5月31日，接到了吴国锋的电报，内容是：“我准备回家，没有路费。”
    当时我还不晓得他买了相机，所以有些疑惑。可仍然高兴地电汇去200元钱，就比较放心地坐在家里等候他回来。吴国锋一直没回来。那几天，事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却尽量朝好的方向猜测——比如戒严了，坦克都朝天安门开了，我们还以为，吓唬一下学生，把他们关在校门里也不错。
    我的体质平时就差，那些天焦虑过度，就患了面神经瘫痪，天天去医院针灸。6月8日上午，我感觉病情减轻，就坐在门坎上晒太阳，这时新津县五津镇政府来人通知我去谈话。我穿过一条街，刚跨进政府大门，当官的劈头盖脸就问：“吴定富，你的儿子在北京参加了反革命暴乱，你晓得么？”
    我一下子懵了，条件反射地迸出一句：“你说啥子？”
    当官的又重复：“你的儿子在北京参加了反革命暴乱。”
    我回答：“不清楚。”
    当官的清清喉咙，一字一顿地宣布：“我们正式通知你，你的儿子吴国锋已经死了！”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只听得另一个声音用自己的嘴巴在问：“真的？假的？”
    对方板着面孔答：“我们接到北京的政府讯，你的儿子真的死了。”
    我觉得身体软得像面条，要瘫下去，但还是强撑着：“还有啥子要通知？”
    对方又补充道：“详情尚不清楚。政府决定，明天我们替你们买票，并由张副书记陪同你们，前往北京料理后事，并领回你儿子的骨灰。”
    我应了句“可以嘛”，就哆嗦起来，虚汗直淌。挣扎了一会儿，才从椅子上起身。当官的怕我栽倒在衙门里，急忙来扶，我推开他说：“我不要你们送！又不是上刑场，我走得动。”
    我摇摇晃晃地过街回家，汽车喇叭响得特别遥远。一进门，我就靠住墙喘气，泪水和汗水哗哗下来，把衬衣都湿透了。老伴见状，过来牵住问：“你咋个了？”我不禁哭出了声；她又连问几声：“死老汉，你咋个了嘛？”我一咬牙，使出全身力气吼叫：“吴国锋死了！”
    只听得扑通一响，老伴已倒地，怎么抢救也醒不了。她就这么昏了一天一夜才活转来，满眼垂泪，不吃不喝，只一声声喊：“吴国锋，你咋舍得丢下我们哦！”
    6月9号一早，政府就把两张火车票送上门，原说由张副书记陪同前往，此时也不见他的影子……
    老威：变卦了吧？
    吴定富：小地方当官的胆小，怕犯错误，就干脆溜了。
    转载于《人与人权》 www.renyurenquan.org

六四难属吴定富（上）/廖亦武 博讯新闻，简体中文新闻

波兰随想 ——为“团结工会”成立十五周年而作

 

耶人

一九八零年九月十七日，波兰团结工会正式成立。同年十一月一日，经过一系列的抗争与妥协，“团结工会”终於在波兰最高法院注册，成为共产主义阵营中第一个独立的、公开的、合法的工人自治组织。人们把八零年的团结工会运动称为 “波兰革命”。正是这场革命，最终敲响了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丧钟。 然而，在我们中国人中甚至在那些为民主而奋斗的中国人中，也很少有人能够记起这辉煌的九月。相反，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却在中国的民运人士中流传着：中国的八九民运，直接导致了东欧集团的瓦解，甚至冷战的结束。

去年六月三日，在“美国之音”为纪念六四而制作的特别节目中，当年广场的学生领袖李禄先生便这样说： “从长期上看，八九民运实际上是共产主义阵营中第一次大规模长时间的学生和平请愿运动。它迫使中共独裁的残暴本相暴露出来。实际上，影响也超过了国界。它直接导致了柏林墙的倒塌，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冷战的结束。

今年六月三日，在《北京之春》主办的八九民运研讨会上，大陆移民协会会长杨怀安先生也同样地说： “六四天安门的伟大意义震撼了整个欧洲。欧洲的共产党垮台了以後，老祖宗苏联也垮台了。应该看到整个的意义。” 类似的说法，在民运人士中广为传播，很少受到质疑和挑战。然而，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就会知道，东欧集团的瓦解，是从波兰开始。波兰，是东欧社会主义小兄弟中倒下的第一颗多米诺骨牌。所以，李禄先生等人在指点江山之前，至少应查一下历史大事年表：

一九五六年，波兰工人就开始公开反抗共产党政权。这种反抗，在六十、七十和八十年代一直持续不断，并且愈演愈烈，最终成为埋葬共产专制的核心力量。

一九六八年，大规模的学生抗议运动震撼了波兰，并被残酷镇压。

一九七零年至七一年之交，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工人大规模地反叛。

一九七六年九月，波兰知识分子成立的共产主义世界中第一个公开的反对派组织，“保卫工人委员会”即享誉世界的KOR。

一九八零年，工人再次反叛“团结工会”应运而生。

一九八一年，独立的学生联合会获得承认。 ……

一九八九年二月六日至四月五日，波兰政府与“团结工会”举行了著名的“ 圆桌会议”，就未来议会选举的安排达成协议。而中国的八九民运，此时还不见风吹草动。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国人最为惨痛的日子。军队大开杀戒，十里长街血肉横飞。然而，恰恰是这同一天，在地球另一端的波兰，“团结工会”在议会两院的公开选举中大获全胜，共产主义体制在波兰的结束，已成定局，哪里还等得及我们八九民运的“影响”。

同样一个六月四日，世界充满了鲜血、泪水、悲愤、喜悦和讽刺。在波兰，反对力量几经曲折，终於通过与政府对话的方式，最终和平地完成了民主转型。在中国，本来政府与学生之间的对话已经开始，民主运动已经获得了超出人们预想的胜利，但是，由於学生坚持不撤，党内的保守势力最终占了上风，最後导致了一场空前的大屠杀。遗憾的是，历史的如此戏剧性的对比，仍无法促使当年广场的一些激进的学生领袖认真反省自己的过失。他们仍幻想着自己是中国及世界的救主，虚构着八九民运虽然没有救了中国却拯救了世界的神话。如果我们不能早一点从这种顽固与愚蠢的精神中走出来的话，中国民主的前途，真可谓是暗无天日了。

因此，纪念团结工会的诞生，在今天这个时刻，对中国的民主运动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为什么是波兰？ 一九八零年，当“波兰革命”汹涌而至之时，西方评论家们第一个反应几乎就是：为什么是波兰？ 追根寻源，这场革命的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公元九六六年。 九六六年，波兰国王米耶茨克一世(Mieszko I)接受天主教的洗礼，波兰因此成为罗马主教在欧洲最东端的重镇。这也是波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端。之後，波兰王国不断成长、繁荣，合并了立陶宛大公国，使其疆域覆盖了前苏联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军队一度占领了莫斯科。

十六世纪，这个波兰——立陶宛联邦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议会民主制，由贵族组成的议会，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甚至国王也必须选举产生。在议会中，贵族们遵循自由与平等的原则，贵族个人的权利，受到绝对的尊重，乃至任何一个贵族议员，都可以凭自己的一票否决任何议案。国王因此一直无法从议会获得必要的款项来组建一支职业军队。这种要么全体通过，要么毫无结果的贵族议会民主制，如果在不列颠的岛屿上或是大西洋彼岸的新大陆都可能有存活下去的机会。不幸的是，波兰恰好处於俄罗斯与普鲁士两强之间开阔的平原上。

结果，一七七二、一七九三和一七九五年，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在长达一百二十三年的时间里，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波兰从地图上消失了！ 但是，作为一个民族，波兰人拒绝消失。他们通过认同罗马天主教来表达他们的爱国情操，对抗德国新教和俄罗斯东正教的影响。他们一次一次地暴动，一次一次地被镇压。在苦难中，波兰的知识分子一直顽强地为自己的同胞保存着“波兰的价值”和对波兰昔日之荣光的记忆。甚至，浪漫诗人亚当·米切维茨(Adam Mick iewicz)在流亡中创造了这样的救世预言：波兰是众民族中的受难基徒。她殉难在十字架上，但在未来欧洲的救赎中必获再生！ 在这漫长的历史中，具有反抗传统的教会，知识阶层所捍卫的文化传统和浪漫的救世主义精神，一同塑造了波兰的国民性，并决定了波兰民族意识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波兰属於欧洲，这种“欧洲性”使得她对自由有着不可扼制的追求。二、自由对波兰而言，首先意味着民族独立，因为波兰的自由总是伴随着外强的征服而丧失。三、通过与俄罗斯的对抗来培育自己的民族认同，因为在历史上，波兰必须通过反抗来自东方的征服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在十九世纪，波兰与俄国的对抗表现为波兰的个人主义与俄国的集体主义、波兰的民主与俄国的专制、波兰的天主教与俄国的东正教之间的冲突。在二十世纪，作为两个刚刚从一战的灰烬中诞生的新国家，两国又爆发了一九二零年的波苏战争。最後，在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波兰又遭第四次瓜分。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苏军侵入波兰东部。一百多万波兰人(占苏军占领区人口的十分之一)被流放到遥远的东方。其中，只有不足一半的人最终回到故乡，并带着他们的孩子。这些孩子的脑海中，永远也抹不掉对西伯利亚的严酷记忆，在他们之中，有些人最终成为了“团结工会”的领袖。 接下来，便是雅尔塔。 虽然波兰军队第一个起来抵抗希特勒，虽然五个波兰人中，就有一个在这场战争中死去，但是这六百多万人的生命代价，换来的却是西方盟国把波兰送给了斯大林。波兰被迫接受了共产制度。但是尽管如此，顽强的波兰人，仍保留着他们最宝贵的东西：独立的教会，农村的大部分个体经济和被知识分子所捍卫的传统文化。所有这些，都使波兰成为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中最不安宁的土地。

知识分子与“团结工会” 如上所述，八零年代的“波兰革命”，在历史上至少有一千年的根基。但尽管如此，她的成功，也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历史必然”。事实上，“波兰革命” 的进程，充满了风险。她需要领导者和参与者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高超的政治技巧，凛然抗争的勇气和妥协退让的弹性。稍一举措不当，进退失度，後果便不堪设想，限於篇幅，我们不能在这里概述“团结工会”的全景，但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看看波兰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也许不无教益。“波兰革命”与八十年代中国的民主运动有两个显著的不同。第一，“波兰革命”自始至终主要是一场工人运动。知识分子，主要扮演参谋、顾问的角色。第二，在整个运动中，始终是工人激进，知识分子温和。在一些关键时刻，知识分子常常显得过於谨慎、保守，“跟不上形势”，常常试图说服工人向政府作出一些事後看来是不必要的妥协。然而，尽管如此，波兰知识分子的贡献仍然是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对此，波兰的工人一直心怀感激。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一年之交，波罗的海沿岸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和罢工，产生了一批有经验的工人领袖。但是，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工人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组织。

一九七六年九月，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一批知识分子，看到许多被政府指控的工人孤立无援，难以为自己辩护，於是决定成立“保卫工人委员会”，即在国际上知名的KOR。这是共产主义的波兰的第一个公开的反对派组织。KOR从一开始，就坚持诚实、公开和非暴力的原则。在KOR榜样的鼓励之下，其他自治组织也纷纷建立。 KOR在格但斯克的活动，直接导致了“团结工会”的建立。这里的关键人物，是伯格坦·鲍鲁西维茨(bogdan Borusewicz)。他是天主教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K OR在格但斯克的唯一法定代表。格但斯克是波兰的工业重镇，工人密集，并有悠久的反抗传统。但是，迫於严酷的政治压力，工人领袖多是秘密活动。他们有不同的小圈子，彼此缺乏联系，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更谈不上互相串联、配合了。鲍鲁西维茨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局面。他遵循KOR的公开性的原则，於一九七七年一月在KOR的杂志Robotnik上公开了自己的姓名和住址。这虽然使他反复遭到当局的逮捕，但也同时使他迅速成为工人的核心。

本来互不相识的工人活动家，通过他建立了彼此间的联系。在这种联系的基础上，被称为“团结工会”前身的“沿海自由工人联合委员会(Committee for Free Trade Union of the coast)於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成立，包括瓦文萨在内的一批工人精英，通过鲍氏不仅找到了自己的同志，而且和KOR以及华沙的知识阶层建立了牢固而持久的关系。 由於KOR的帮助，工人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在关键问题上与知识分子反复磋商，这种组织化，以及工人领袖之间由此而建立的信任关系，使八零年席卷波兰的工人运动与七十年代初有了本质的不同，实际上八零年八月格但斯克工人的罢工，就是工人与知识分子共同策划的。由於有了组织，在运动的目标和领导权的问题上，大家迅速达成共识，并成立了“格但斯克罢工协调委员会”(MKS)。 然而，随着运动的展开，工人与知识分子在应对政府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方面产生了分歧，工人要求成立独立的工会。知识分子则认为这种要求政府根本不可能接受。此时，鲍鲁西维茨又发挥了卓越的作用。鲍氏是知识分子中极少数支持工人的策略的人士之一。作为MKS的总顾问，他参与了起草向政府提出的“二十点总要求 ”。

但是，鲍氏在他激进的战友之中，仍然代表着温和的力量。他成功地否决了“ 公开举行议会自由选举”等几项激进的要求。他以捷克斯洛伐克等前车之鉴，说服了周围的人们不要走得太远，不要让波兰那个可怕的邻居感到不可容忍。 然而，正当此关键时刻，KOR的主要成员被波兰的安全机关逮捕。这时，华沙的一个更温和的知识分子团体“批判的知识界”迅速组织起来，公开发表声明，支持罢工工人，并呼吁政府和工人两方选择谈判、妥协的解决办法。同时，他们的代表直奔格但斯克，在事先没有任何联络，甚至不知道列宁造船厂在哪里的情况下，通过教会终於见到了瓦文萨。当他们把知识分子支持工人的声明呈献给瓦文萨时，瓦文萨反应热情而坦率： “这封信非常好，我们要通过麦克风念给工人们听。但是这封信本身并帮不了我们……我们完全知道我们要什么。但是，我们没有和政府谈判的经验。我们怕被政府捉弄。”

於是，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旨在帮助工人与政府签订协议的“专家委员会”迅速组成。而在同一天的晚些时候，与政府的谈判就正式开始了。 当人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专家委员会”的作用引起了严重的争议。有人认为，“专家委员会”过於谨小慎微，对政府作了不必要的妥协。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在与政府的最後协议中有“坚持党的领导”一条。对此“专家委员会”应负责任。但是，如果比较一下有知识分子帮助的格但斯克的工人和没有这种帮助的什切青(S zczecin)的工人和政府分别签订的协议文本我们就会发现“专家委员会”的卓越贡献。 首先，关於组织独立工会和罢工权这一项，什切青的协议虽然提到了“创建自治工会”，但没有提现存的工人自治组织“罢工协调委员会”有权转变为工会的问题。相反，格但斯克协议具体提出“按照世界劳工组织八七年的宪章建立自治工会”，“罢工协调委员会有权转化为工会组织。”而且，格但斯克协议还明确规定 “罢工权利将受新的工会法的保护”，“政府有义务保护罢工者和协助罢工者的个人人身安全。”而什切青协议仅含糊地说“对从事罢工活动的工人不得迫害。” 除了协议本身的文本外，格但斯克的工人领袖在罢工早期就为国内外新闻界接触列宁造船厂提供方便。这不仅告诉了波兰人民在格但斯克所发生的一切，而且通过这种公开化，提高了政府镇压工人所要付出的代价。

而在什切青，由於对知识分子和外国人的不信任，只有少数波兰记者可以进入造船厂。 真若追溯历史，人们很容易发现，在七十年代的工人运动中，什切青步步领先於格但斯克——最先提出建立独立的自治工会的要求，最先成立罢工协调委员会，并且发动了最大规模的罢工。然而，十年後，格但斯克後来居上，不仅在工人运动中步步占先，而且其坚强的领导层最终发展为团结工会的核心。这一切，无不得助於知识份子的帮助。

早在八零年代末，“团结工会”的几位重要领袖就坦率地承认知识分子关键性的贡献。因被工厂解雇而成为八零年罢工的导火线的资深工人领袖安娜·瓦伦第诺维茨(Anna Walentynowicz)说：“当今社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於KOR中的人们。作为一位工人，我对他们充满感激。他们不仅捍卫工人，而且教给工人怎样捍卫自己。”。另一位工人领袖阿莲娜·皮安科斯卡(Alina Pienkowska)说：“KO R对社会的觉醒贡献卓著。罢工之所以以现在这种和平协议的方式而不是以其他方式结束，要归功於他们。”安德杰耶·古艾茨塔(Andrzej Gwiazda)幽默地说：“KOR 教育了人们可以不用燃烧瓶而用别的方式与政府讨价还价。”而瓦文萨的评论更为有力：“全部问题的关键在於，KOR教会了我们怎样去工作。”

综观知识分子在团结工会运动中的表现，我们可以发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他们的立场始终比工人温和，并由此招来了许多事後诸葛亮式的批评。不错，从事後看，他们确实过多地主张与政府妥协，如果完全依照他们的建议行事，也许会丧失一些历史机会。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知识分子是一切从最坏的假设出发，选择最稳妥的战略。因为当时的波兰政府乃至苏联对事态的反应有不只一种可能性，而且在理论上确实可以作出更强硬的反应。真若如此，工人与知识分子谁是谁非就很难说了。不错，“团结工会”的成功，是工人们的勇气、果决，自我牺牲和不懈奋斗的结果。但是，这同时也是共产党的一系列失算的结果。八九年的议会选举前，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很少有人预计到自己会输给“团结工会”，这是严重的失算。如果他们精明些，对现实估计得更客观些，那么在圆桌会议的谈判中可能就更不肯让步。知识分子的战略，是基於在政府最僵化的条件下，仍能让谈判进步下去的考虑。从专制向民主转型的过程，说到底就是建立各种谈判、妥协的机制，并使之制度化的过程。所以首要任务，是要使谈心芄唤校苊獗┝Τ逋唬苊狻叭淙?赢”式的“零和游戏”。

波兰知识分子把建立组织看得高於提出口号，把建立“游戏规则”看得重於得到某个具体的“游戏结果”，宁可稳健缓进，不能莽撞失足。这种态度，使他们事後背了黑锅，但若真设身处地，仍让人感到难能可贵。八零年在工人与政府谈判之前，大部分知识分子认为共产党的本性使他们不会容忍一个独立的工人自治工会的存在，因而提出了一个改造现有工会制度的备用方案，以便万一政府拒绝了工人的要求，仍能有一个更温和的方案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结果，这一建议被工人拒绝，政府也接受了工人建立独立工会的要求。有人根据这一事实指责知识分子多此一举，过於保守。然而，如果当时政府拒绝了工人的要求，是否就显得知识分子的考虑比较周全呢？当然，工人拒绝这一备用方案也许有战术上的道理。当时政府的间谍防不胜防，甚至在“团结工会”当政後，安娜·瓦伦第诺维茨还深信瓦文萨是政府秘密警察的特务，可见其草木皆兵的程度。若是政府摸到工人谈判的底牌，再去讨价还价就不容易了。然而，面临未定的政治前景，有一点关键时刻退一步的意向，还是利大於弊的。我们经历过八九民运的人都有体会：过於保守会坐失良机。但总比因莽撞冒进而前功尽弃要好。

一九八九年，中国的学生如果在“四二七”大游行後即收兵，成果是非常有限的，因为那样就不会有绝食，不会有全社会的参与，不会逼政府出来与学生举行前所未有的公开对话。但是，即使这样收兵会错过历史的机会，也总比冒进到六四的结局要好。在运动的高潮期，时局变化不定，哪里是危险的边界，何时刹车最好，何时能刹住车，是最难把握的。决策时留有余地，保守一些，实在是无可厚非。相反，波兰知识分子的稳健保守，恰恰说明他们力求避免“六四”那种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恰恰反映了他们的历史责任感。 波兰经验 波兰自由了，东欧集团瓦解了，真像那个神奇的寓言所预示的那样，波兰，这个众民族中的受难基督，在欧洲的救赎中获得了新生。然而，当我们为波兰祝福之後，回首中国，则不得不认真思索一下波兰的经验对我们的启示。 首先，波兰为我们揭示了一条通过对话、谈判、妥协来完成民主转型的道路。这种“圆桌会议”式的方式，被事实证明是一种最为健康的民主转型方式。波兰的成功，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在於“团结工会”能够成功地利用与政府对话的机会，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甘阳先生在为邹谠教授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一书所撰写的 “序言”中，精辟归结了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中关於“向民主转型”的理论，指出，“向民主过渡”之所以失败以至出现悲剧，在许多情况下往往并不在於“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而恰恰在於政治行动者“主观行动能力”的制约。也就是说，如果行动者在当时选择了不同的策略和行动方式，其政治结果很可能完全不同，对於向民主转型来说，最重要的一种因素是：在政治冲突过程中，相冲突的政治行动者之间是否可能出现某种通过谈判去谋求妥协的机制，如果出现这种机制，则“向民主过渡”的成功可能性就大，反之则小甚至无。因为民主与威权政治(authoritari anism)的根本区别就在於民主政治是以制度化的谈判妥协方式来解放政治冲突的。因此，所谓“转出威权走向民主”(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ism towards democracy)的过程，说到底就是去建立各种谈判妥协的机制并使之制度化的过程，而这样一套以谈判妥协方式来解决政治冲突的制度安排和社会心理，决不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就能自然产生，而只有在政治过程中不断学习和实践才能逐步建立和培养起来。

八十年代，无论是在波兰还是在中国，在反对力量与政府的冲突中，在不同程度上都出现过这种通过谈判去谋求妥协的机制。不同的是在波兰，这种机制不仅被很好的利用，而且被制度化，因而导向了民主。在中国，这种机制则被白白地浪费掉。回首一九八九，中国政府一度与学生领袖公开进行对话，这种对话的公开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学生能够适当让步，就有可能保存这种谈判妥协的机制，中国的民主由此便上了路。可惜，当时的学生并没有认识到，保存这种对话方式要比在对话中获得某种具体结果要重要得多。更可悲的是，六四过去已六年多，许多当事人仍抱着“共产党本性决定论”的主张，认为六四的屠杀是中共本性所决定，不管学生怎样做，都并不具有决定意义。李禄先生就一口咬定“ 撤与不撤结果没什么两样”。在这种逻辑下，个人的行为和选择在政治过程中就失去意义了。

其实，中共并非铁板一块，八九年五月中共的“本质”和其六月时的“ 本质”就大不一样。而重要的是，我们如果死抱着这种“中共本质决定论”不放，等於在逻辑上排除了未来与中共对话的可能性，通向民主的道路，也就被堵死了大半。事实上，不管我们对中共如何看法，未来中国民主的成败，关键还在於反对力量能否与中共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通过谈判和妥协解决政治纠纷。今年年初陈子明先生等就腐败问题的公民上书，实际上就是要通过较为温和的主张，重建与中共之间的对话关系，重新探索一条通向“圆桌会议”之路。可惜，这一点海外的许多民运人士都未看清楚。如上所述，谈判妥协的机制，需要政治行动者主动地学习和培养，绝非能让“客观条件”和“历史必然规律”所代劳，如果我们今天不深化这种认识，培养这种共识，我们就会失去明天的机会。 第二，通观“波兰革命”的全过程，我们不难发现知识份子所发挥的卓越作用。然而，诚如一些评论家所总结的那样，知识分子的作用，主要并不体现於如何提高民众的觉悟上，而体现於他们的组织行为，他们参与政治运作的技术手段上。他们的工作重点，始终集中在帮助工人建立组织、与政府谈判等技术性、战略性的问题上，使工人的政治诉求在技术上得以落实。他们宁愿当个战略家，而不是煽动家、道德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有重理念而轻技术的倾向，喊口号，宣传鼓动，样样在行，然而一旦运动获得了强大的势头，局势复杂多变，需要长远的战略考虑和组织能力之时，就阵脚大乱。

八九年，知识分子的政治声明满天飞，战略上的谋划却非常之少。八九年以後，纵观海外民运各派言论，人们在政治主张的激进程度上不断升级，而对如何将对民主的诉求在技术上得以落实，则缺乏反省。人们似乎更关心的是如何站稳政治立场，所提出的政治目标的实现难度越来越大，而实际政治运作能力却越来越弱，眼越高，手越低，如此下去，岂不离民主越来越远？ 多余的话 中国缺乏波兰那种自由主义传统以及独立的教会组织，中国的民主运动进程，比波兰晚了二十年上下。因此，因八九民运的失败而过多责怪学生是不公的。但是，八九民运过去已经六年，许多学生领袖，已在西方社会生活了多年，充分享受着民主社会言论自由的优越条件，完全有条件对民运的得失作一个较为充分的反省。

大家观点可以不同，但不应在一些常识问题上闹出那么多笑话。比如，象“八九民运直接导致东欧解体，冷战结束”之类的笑话，出自李禄先生之口，实在让人不好理解。所谓冷战，主要是指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对抗。它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根源，而且被双方许多优秀的政治家苦心经营了几十年之久，中国在其中不过是个配角。这样的对抗，如何会因中国的一个几个月的政治动荡而结束？东欧的民主进程，远远走在中国之前，六四之时，“波兰革命”已结出了最後的果实，和中国有什么关系？象李禄先生这样的学生领袖，出来已多年，并就读於世界一流的大学，讲这套话之前，到图书馆查查史料，找点证据，应不是难事，何以如此信口开河？我们承认，当年广场的许多学生领袖，是有勇气，有能力，敢於牺牲和奋斗的人，是令人尊敬的。但我们也不得不指出，比起在不同时代不同的环境中为民主而奋斗的人们来说，他们所获得的世人的注目和赞誉，未免过分容易了一些。历史的机缘为他们的幸运创造了太好的条件。

如果他们因此把世上的一切，看得像他们当年在广场成名那么容易的话，那么就真应回到政治幼稚园去。事实上，八九民运对柏林墙的倒塌，没有实质性的作用，相反，“团结工会”对中国的学生运动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据笔者所知，八十年代初，就有大学生因坚持要以“团结工会”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而被在政治上“穿小鞋”。八九民运时，学生中间也讨论过“团结工会”的问题。人在海外，离中国远了。但是，我们毕竟摆脱了政治迫害，享受着言论自由。至少，研究和了解东欧的民主转型，对我们来说要比国内的同胞便利得多。如果我们不仅连这些基本的事情都不作，而且张口就露出自己的狂妄和无知，那么有朝一日回国的话，我们有何颜去见江东父老呢？□

http://www.tsquare.tv/chinese/democracy/yr.html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成立公告并文告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成立公告并文告
(博讯2005年7月12日)

     承蒙澳洲各界和世界其他地方以及中国大陆，关心和支持中国人道事业，关注中国人权发展之人士的帮助，加之“后援会”[筹委会]同事们的辛苦努力，我们已经向中国大陆的政治和宗教受难人士发出三笔善款，这些款项正在使受助者的生活发生着些许的改善，让他们的心情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稍稍感到些安慰。因为他们知道了，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们并没有把他们遗忘。至此，我们向献出爱心的各位朋友及支持我们工作的朋友表示诚挚的谢忱！也代表那些受到各位赐助的受难者及他们的家属，向大家鞠躬！感谢！
     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处在筹备阶段，现在我们已经在澳洲政府机构的核准下，正式注册为合法的机构。随之，我们后援会也正式宣告成立。我们的机构是由流亡澳洲的前中国政治系狱者，及其同情、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澳洲公民组成的非营利性的人道救援组织。我们的工作是要帮助在祖国大陆的“六-四”死难者家属、致残者，和因政治异见、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的人士。以期有助于他们窘迫的日常生活，使他们的疾病得以医治。我们会根据独立或官方人权组织提供的信息，和本机构的调查结果来讨论确定受助者。我们的工作人员全部为义务工作者，我们保证您的每一分捐款都能送达受助者本人，您亦可以指定受助对象。我们的救助信息和善款的分配运用情况会半年公布一次。除为防止捐受双方受到安全的威胁，或对其隐私的尊重而必要保密的部分以外，我们将完全将自己的工作和信息公开，受各界人士的监督评判。 (博讯 boxun.com)
    通过您的无私帮助，使我们更有信心做好此项工作。因为在工作的过程之中，各位的热情和善良让我们感动不已。是您的行为促使我们把这项工作努力完成，也是您的支持坚定了我们的信念。
    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部分人的生活也得到相应的提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中国民众的诉求，决不能被追逐金钱而取代。何况经济发展的受惠者，首先是那些中共集团的既得利益者们。而广大民众所得到的，不过是一些蝇头小利或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利益。中国经济的腾飞是以盘剥和压榨民众利益而带动的，中共肆意地侵占和剥夺国民的合法财产，权力寻租的现象已经不可遏制。他们一面诱导民众，用对金钱的追求来代替对思想解放的渴望。一面又利用权力使民众不能获得更多的利益，甚至褫夺民众已经得到的利益。在这种混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之中，他们凭借着团伙分赃的原则，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而结成更紧密集团，对任何胆敢反对者都会施以严酷的刑罚。
    我们的祖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辉煌的文化，我们的同胞善良淳朴。我们以古代先贤和近代英雄为荣，是他们的英勇无畏和匡扶正义，拯救了国家和民族免于灭亡，向世界昭示了我们国民的不屈与顽强。是他们的慷慨赴死和决不苟活的气概，鼓舞了我们在民族和国家危难来临之时不会袖手旁观，不会缺少担负道义重担的肩膀。我们的民族和民众从不会丧失气节和放弃对国家的责任，无论在国内和海外，我们的同胞都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我们有自己的道德和伦理规范，我们有自己的文化和无可替代的传统。在全体国民的努力下，我们一定会恢复始有我们辽阔疆土时就与之并存的，我们中国人的精神。为了这个精神，我们的仁人志士曾无数次付出自由和生命。至今在共产党的监狱中，我们依旧会看到历史和现代的英雄们重叠的身影。我们相信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最终会永别专制，必将永远生活在自由民主的旗帜下。因为这本身也是我们福祉能够得到保证的必要，同时也是世界和平与铲除恐惧和暴力的必要。
    在中共的专制之下，共产党成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代名词。他们利用民众对真理和民主的渴求，制造各样的所谓“群众运动”，使国家和民族陷入混乱，借以推翻他们在党内和党外的异己，然后再把责任和运动的恶果推给民众。百姓们无数次地成为他们的代罪羔羊，在历次他们制造的恐怖和不同形式的运动中，死难和因此而导致身体和精神伤残者无数。他们统治民众的方法就是不断地愚弄和镇压，因为思想和良心而被构陷入狱的民众不计其数，在劳改营和其他形式的囚禁之中而失去生命的民众更是难以统计。他们把恐惧当作礼物送给民众，并迫使我们把恐惧当成一种习惯，让我们别无选择。为使他们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他们不惜破坏我们民众已有的道德。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真诚的交往，破坏我们固有的伦理，我们的道德正在被他们所吞噬。他们限制国民任何形式下的宗教信仰自由，他们干涉宗教内部事物。任何独立的宗教团体，都要被铲除。即使依附于中共意识下的宗教团体，也要受到他们的监控。他们还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无神论教育，使民众基本丧失对信仰的选择。我国正在逐步地沦为信用和信仰缺乏的国家，道德的失丧正在让我们的国民变得失去凝聚力。这一切是任何一个热爱祖国和民族的中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每一个自觉肩负着对国家使命的同胞都会对此痛心疾首。
    我们这个小小的后援会的成立和做出的一些工作，对于庞大的中共政权的撼动简直是杯水车薪。我们这个集体本身就是不带政党色彩的松散的民间组织，我们的目的是要尽自己的微薄的力量，以帮助在中共制下的政治以及宗教的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属，借以了却我们对袍泽相助的愿望，也想借此来回报他们以往对我们的帮助和情谊。我们还愿与其他的各民运组织成为朋友并进行行之有效的合作，共同为祖国的早一天政治民主化，经济民生化并信仰自由化而工作。我们接受各界的捐款和赞助，但这仅仅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因为任何形式的捐助只能使受助者得到一时的需要，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专制带给他们的祸患。所以更重要的是希望由于我们的工作，而使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够关注中国的民主自由事业。也希望共产党能放弃一党私利，真正地为全民族的利益而实行改革，尊重人民的选择，还政于民。我们也并没有对中国共产党失去最后的希望，我们也看到共产党内的开明人士为党内民主化和社会民主化进行着艰难的运作，中共政权对“六-四”和其他曾经发生在中国的民主运动的定义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我们希冀着他们继续发生变化，最后完全顺应历史的潮流和民众的需要。
    我们无法忘记那些与我们一同坐牢的难友以及他们家属们无助的目光，无法忘怀他们的苦难和生活中的穷困。我们也永远惦念在囚牢中的朋友，他们的音容笑貌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他们仅仅是因为要表达自己的诉求，仅仅为自觉地担负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就要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背负来自社会和家庭双重的负担。我们更无法忘记一九八九年六月，在军人无情的射杀中死难的学生与平民。母亲失去儿女，妻子失去丈夫的哀号至今回响在我们的耳际。正是他们年轻的生命换来了自由国家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关注，正是他们的鲜血换来了我们许多同胞在民主国家的庇护和居留。当我们合家团聚共享天伦的时候，我们不要忘却那些替我们死去的兄弟姐妹。当我们拿着所在国的护照回到祖国，当我们的心里荡漾着优越快意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所得到一切的背后，是因为在那一年的六月四日凌晨，那些鲜活的心脏为了我们伟大祖国的未来，和我们的今天而终止了跳动。是因为那些和我们母亲一样的母亲，从此失去了她们儿女。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还需要各位继续的惠助，需要凡是读到我们公告的每一位同胞的鼓励。因为只有你们，才是后援会的工作得以继续的保证。我们会以自己的良知和道德，在人民和我们的信仰面前做出忠实承诺，只要在专制统治下的受难者一天存在，我们便不会停止对他们的援助。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的工作肯定会有各样的欠缺和错误发生，我们会尽力完善后援会的运行机制而减少错谬。这里我们也希望朋友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您的每一份教诲我们都会心存感激。
    最后我们恳请大家继续支持后援会的工作，关注生活在困苦中的政治和宗教受难者。
    再一次为您给予我们的鼓励和支持而献上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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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成立公告并文告 博讯新闻，简体中文新闻

王金波“六四”与我——“六四”10周年祭

“六四”与我——“六四”10周年祭王金波

   10年前我17岁，正上高中。

   在这之前的1988年，迄今我仍认为是近50年来思想非常自由的一年。那时，受各种思潮的影响，年仅16岁的我开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反感，并对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同马、恩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产生怀疑。1989年3月，我首次接触到《河殇》解说词（并从此记住苏晓康、远志明、谢选骏、王鲁湘等人的名字），大为震撼，用一周的课余时间抄完全文。《河殇》使我认定，自由、民主离现实社会甚远，仍需人们奋进争取。

   4月15日下午，我在家里挑水，走在街上听到一阵哀乐传入耳朵。又有一个大官死了，我想。果然，是耀邦先生逝世了。回到学校我对一个同学讲，耀邦先生太可惜了（当然可惜在什么地方我比较模糊）。但我绝对想象不到以后事态的发展。北京等地学生开始纪念耀邦先生，可《人民日报》却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我对这篇社论特别反感，开始注意事态的发展。当局与学生进行了令人失望的对话，我现在仍记得，当时有一个学生中途退出会场以抗议与会学生不具真正的对话代表资格。

   当时我所接触到的媒体仅有报纸、电视、收音机。我家没电视，只有一台旧式收音机。我平时并不住在家里，收音机只能每逢周末回家听一次大陆和港台的广播，在学校里则只能课余时间偶尔去别人家看一、两次电视。学校有阅报栏，一、两天换一次。这就是我当时的条件。

   5 月13日学生绝食后，掀起一个新的高潮。特别是社会各界前往广场声援学生的报道和场面大量出现在媒体上时，整个社会无不关注学生的身体健康和事态的发展。每天晚自习前，我都千方百计去看报纸和电视，回到教室就讲给别的同学听。据后来了解，当时有的同学戏称我为“发言人”。

   5月19日我写了一封声援信，内夹10元钱。由于不知往哪里寄，就用挂号信寄给了当时我比较喜欢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午间半小时》节目的主持人傅成利先生（到现在我也不知他的名字是否这样写），由他转交“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在这封信中，我以一名中学生的热血赤诚之心，向他们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认为他们是在完成“五四”先辈们的未竟事业，他们得到了所有有良心的中国人的理解支持和声援，同时衷心劝告他们爱护身体珍惜健康。我在信中用的是化名“王盼匿”，意为我已同传统叛逆。我留了一份底稿。当然我并不知道，就在这一天，当局已决定戒严。这封信到底落到了谁手里我不清楚，但我想，它对我的影响可能刚刚开始。

   在这期间，我还用其他方式表达对学生的支持和声援。当时，语文课我们正在学习用归谬法进行论证。我用的素材是《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归谬法　‘论既往不咎’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4.26），说学生们未经批准擅自游行是‘违法’的；但若就此为止，中央将‘既往不咎’。

   “这就来了问题。如果说学生们的游行确实是违法的，那么我们国家实行的是‘违法必究’，岂能‘既往不咎’呢？如果说学生们的游行并不是违法的，又何来‘既往不咎’？

   “因此说，社论在这点上是前后矛盾的。”

   作文交上去以后，到下周的作文课才发下来，我发现老师没有打分，只写了一句话：“最好不要写这些不好说的问题。”当时正值各媒体明显倾向学生，我就在老师的话下面添了一句：“‘彻底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这是广大的爱国学生提出来的；我仅是讲的其中的一部分，有何罪过？！”

   5月19日的作文课是一篇给材料作文，我写的是：

   “奉献·官倒·学生运动──读《鞋》有感

   “‘军人就意味着奉献。’大个子军人正是体现着这一哲理。他，也许是个运动场上的健将，但他从此不能再在运动场上驰骋；他，也许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淘气的爸爸，但他从此不能再和小儿子捉迷藏……他本来应该有的，现在没了，奉献出去了──这就够了，这就是他的职责，也就是他那样的人的职责──光明磊落，流芳千古。

   “另一些人却只知道索取。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纵容、包庇自己的亲属好友，倒买倒卖，贪污腐化，一切都离不开‘自己’。就是这样的人，还自称是‘真正的人民公仆’──卑鄙龌龊，遗臭万年。

   “两相对照，你能想起什么呢？

   “今天的四月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正是针对那些贪污腐化、倒买倒卖的官僚们的。大学生们喊出了‘打倒官倒’、‘清除腐败’的口号，道出了多少中国人想说又不敢说的心里话！因为政府没能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他们不得不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一个个大学生晕倒了，一个个亲人的心碎了。然而，他们没有怯阵。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的群众早已达300万，连中小学生、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也参加了；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外地进京的人数已达数万；福州300名学生为了进京声援卧轨三小时……所有这一切，学生们、广大声援的人民群众，他们贪图的是什么呢？他们贪图的是‘搞垮身体’吗？他们贪图的是‘挂氧气瓶’吗？不，他们没有任何贪图，要说有‘贪图’，那也是‘贪图’真正的大多数人享有的民主、法制、自由、平等，而这实质上正是真正的无私的奉献。

   “朋友，如果你有良心的话，能说这不是真正的奉献吗？”

   5月26日的作文课上，我发现老师没有批阅上面的作文，并且老师在课堂上说，上次有个同学写的内容很敏感，我劝他不要写这些不好说的问题，谁知他给我来了个反批──老师没说完，同学们都清楚了，这事除了我没别人。事实上，去年我参加民运后，有的同学对我讲：你搞这个我不会奇怪，你不搞这个我才会奇怪呢！

   由于我所在的山东省莒南县是个比较贫穷落后的小县城，并未发生公开的游行示威活动，所以我无法以进一步的方式参与这场永垂青史的民主运动。

   这一段时间，我通过媒体听说了王丹、严家其、包遵信、陈一咨、苏绍智、吾尔开希……知道他们是站在正义一边的。

   5月20日突然传来戒严的消息，媒体也明显转向。我更加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我记得当时的匈牙利总理内梅特曾说：“应该不准任何政治力量利用军队来解决内政问题”，“斯大林模式的一个最可恨的特点之一就是肆意动用武装力量整治本国人民。我们应该最坚决地同过去的这种做法决裂。过去的做法造成的后果是，至今在公众当中和在人们心理上还存在着一种潜流，那就是对武装力量惧怕和怀疑。”这条新华社5月20日发自布达佩斯的国际新闻醒目地刊登在5月22 日《人民日报》的头版，这种有些不太寻常的排版不能不说是民众对戒严的一种反抗。

   随后是戒严部队开始进驻北京各大重要部位。看到戒严部队进城受阻，我很高兴，对同学们说，应该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戒严”。

   但，“六四”大屠杀还是发生了。

   我很悲痛，我很愤怒，我怎么也想象不到，机枪坦克会对准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

   然而，这是事实，无可辩驳的事实。古老的民族再一次饱尝了独裁者的铁血恐怖。

   我擦亮了眼睛。

   我终于擦亮了眼睛。

   我对美丽的谎言不再抱有幻想。

   随后的日子里，我从通缉令上听说了方励之（其实1987年我就听说过他和刘宾雁、王若望）、柴玲、王有才、韩东方……；又通过当局的批判文章听说了魏京生、任畹町、刘晓波、万润南、鲍彤、许良英、胡平、王炳章、钦本立、胡绩伟、戈扬、戴晴、金观涛、于浩成、张伟国……当然此时我已学会“正面文章反面看”和“反面文章正面看”；再后来，又通过各种媒体听说了林牧、丁子霖、卢四清、刘青、王希哲、徐文立、秦永敏、江棋生、王军涛、陈子明、刘国凯、徐水良、郑义……等等。

   下半年开始，在继续关注国内形势的同时，我把注意力集中到东欧和前苏联的变化上。随着苏东形势的演变，我为每一点进步欢呼雀跃，并且后来我想，假如耀邦先生晚去一年，中国会是什么样子？至今我仍认为，“六四”大屠杀对苏东早日实现民主是有很大作用的。

   到前苏联“8.19”事件时，我思想的发展方向已基本定型，即认为现行制度必须变革，中国应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立法机构成员由直接选举产生，军队、警察国家化，确立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为达此目的，只能遵循公开、理性、非暴力的原则。

   1991年我考上华东地质学院【1】分析系【2】工业分析专业，当年11月我同几名学生秘密组成强国研究会，次年6月经学校中共党委宣传部批准正式成立【3】，我出任首任会长。这是我的一次尝试，目的是很传统的：以组织的形式来探讨民主理论，以期将来对社会进行变革。该会成立后的全部活动仅仅是在小范围内开过两、三次会，请学校党办的一位老师举行过一次讲座。后来因未发现志同道合者，我逐渐退出，该会在存在了大约一年半以后无疾而终。

   1995年初我买了一台10波段收音机，开始收听VOA、BBC、法广以及后来的RFA等广播。大概在4、5月份，我给VOA（北京9171号信箱）写了封信，内容是纪念“六四”6周年并附有1989年5月19日我的声援信的底稿。6月，系领导突然找我谈话了解我对毕业分配的一些想法，然后学校保卫处把我叫去，于是一封匿名信落在我面前。这封信是对我系一位抓补考较多的女老师的咒骂和恫吓，而正好她的一门课程我补考。保卫处处长声称经过专家鉴定该信笔迹与我的很相似。实际上，这封信除了“华东地质学院”中“质”的繁体字写法与我常用的相同外【4】，仔细一看就会发现我的笔迹与之并不一样，很容易区分。我问心无愧，以书面形式声明此信与我没有任何联系。但在该信的刺激下，这位性格非常要强的女老师对补考抓得特别严，我与另一个同学均未及格。这样，我未能拿到毕业证。至于那封声援信同这封匿名信的关系，我是在1997年才把它们联系起来的。

   1995年8月我到临沂制药厂工作后，继续收听外电，关注中国的人权和民主事业。1997年1月全厂停产后，我只能偶尔打零工。生活的窘迫使我更加渴望投身民主运动，但一直没有找到，于是就给香港的韩东方先生写了一封信。这封“六四”8周年寄出的长达十五、六页的信的前半部分主要是我的思想历程和 1989年5月19日我的声援信的底稿，后半部分主要是临沂制药厂的一些情况和我的看法，以及将来我有可能在“六四”周年纪念日去天安门广场打出要求平反“六四”的标语的想法。8月28日上午，临沂市国家安全局秘密搜查了我的宿舍，下午到晚上传唤了我八、九个小时。又过了一、两个月，我无意中突然联想到，会不会是1995年我寄给VOA的信也被他们截下，所以才有了那封匿名信呢？当然，现在我手上没有任何证据【5】。

[下一页]

我曾在日记中写道，假如将来有一天我被抓起来，就以王丹为榜样，宁肯把牢底坐穿。当然，这个日记本也在那天被国家安全局没收了。这一天他们传唤我还有一个借口，即我在给韩东方先生的信中说，我于6月4日这天理发以纪念“六四”。国家安全局的警察说，这也是不允许的。我觉得这简直是笑话了。

   虽然我没有正式参与“六四”，但我觉得，“六四”一直是促使我前进的压力和动力，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的“六四”情结一时是不可能解开的。我已向所有人公开宣布：我愿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奉献毕生的精力；在这条路上我将一直走下去，除非我死了。实际上，我一直是以“六四”英雄为楷模、以 “六四”精神为指引，最终找到并义无反顾地参与民运的。

   “六四”英魂何日得以告慰？

   相信时间不会太长。

   谨以此文为“六四”10周年祭。

   1999年4月10日初稿，浙江桐乡；2000年11月23日二稿，山东莒南

【附注】

   1、华东地质学院于2002年更名为东华理工学院。今年我出狱后曾于十几天前登陆Chinaren校友录并留言，但几天后发现我的名字和留言被删得一干二净。

   2、分析系于1993年更名为应用化学系。

   3、全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著作研究强国会。当时我坚决主张不要斯大林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声太臭。

   4、“质”有两种繁体字写法：“貭”和“質”。我常用后者。

   5、然而，现在似乎有所进展。2001年5月我入狱后警察抄我家时，莒南县公安局政治侦察大队大队长杜宣台声称“王金波在上大学时我们就盯上他了”。

   2005年6月21日，山东莒南

http://www.asiademo.org/read.php？charcode=GB2312&id=274

(“六四”与我——“六四”10周年祭 全文完博

我所经历的“六四”——纪念为中国民主运动献身的勇士们

【亲历六四】

　　　　　　我所经历的“六四”——纪念为中国民主运动献身的勇士们

　　　　　　　　　　　　　　　　·星　光·

　　一晃六四已过去了十六年，这十六年我走过了很多地方，经历了很多事情，但八九年六四那悲壮惨烈的一幕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我愿意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把我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献给那些英勇献身于中国民主事业的勇士们，纪念那些在血雨腥风之夜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们。

　　一九八九年，我正在北京一所部队医院的研究生院学习。虽说我们这些研究生作为文职军人不能和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们一起罢课，绝食，直接参与到那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要民主的运动中去，但我们研究生院的一百多位学生的心早已飞到了广场。我们密切地注视着民主运动的进展，真诚的希望政府能和学生对话，达到消除腐败，惩治官倒，开放新闻自由，加速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目标。

　　为了支持广场上学生的绝食运动，我们研究生院的学生不顾各级领导的阻拦，自发地组织了一场到广场的游行。记得一路上，我们打出的军队院校的旗帜受到了北京市民和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因为我们向他们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军队并不是铁板一块，军队中也有很多人象我们一样是支持民主改革的。据说我们的游行让总政及总后的领导们大为光火！

　　戒严令发出及军队进城后，北京市民在各路奋勇堵军车。西边一路就被堵在玉泉路及五棵松一带。记得当时我们医院的大院内也塞满了军车。医院内的医生和护士们苦口婆心地向戒严部队的战士们解释北京当时的情况及学生们的诉求，要求战士们不要受骗上当，不要向学生们开枪。记得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专门穿上那笔挺的将校服，语重心长的对戒严部队的战士们说：“我的军衔比你们高，我的军龄比你们长。我以一个老军人的身份对你们说，我们是一支人民的军队，可千万不能把枪口对准人民呀！”看着戒严部队官兵那困惑的面孔我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六月三日傍晚，北京的天气异常的闷热。晚六时三十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紧急通告》要求：“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凭着北京人多年培养出的政治嗅觉，很多人预感着晚上要出事。

　　吃完晚饭后，我在宿舍里再也呆不住了。脑海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如果今天部队会强制进城清场，如果今天会有流血冲突，我这个学医的就应当在那最前线救死扶伤。就这样我拿上我的白大褂，骑着车悄悄地遛出了医院。西长安街上，人群壅壅嚷嚷，很多人不理会紧急通告的要求，在街上打听议论戒严部队的最新动向。广场上，民主大学的开幕典礼刚刚结束，看不出什么特殊的迹象。我笑笑对自己说，但愿我是多虑了。九点多钟，我骑车离开了广场，沿着西长安街回医院。

　　骑到快到民族宫，路就被堵住了。人们纷纷传说戒严部队已经开枪，在木墀地一带打的很惨，已逼近民族宫了，正说着戒严部队已到了眼前。只见前面由防暴战士开路，他们手拿警棍和盾牌，站成一排向前慢慢地推进。而街上民众的口号是坚决把他们堵住，绝不放他们到广场去。只见很多身手矫健的小伙子们爬上长安街南面的平房，将房上的瓦片揭下来摔碎，当作武器砸向戒严部队。但这种抵抗很快就被枪声和子弹压下去了，只见一排排子弹射向空中，前面有人倒下去了，鲜血染红了大地，人们被子弹压的卧倒在地上。但枪声一停，又会有人大骂着“打倒法西斯”，奋勇地冲上去。就这样，很多人一直尾随戒严部队推进，只要枪一响，就立即卧地。每次枪响后，总有流血、伤亡，而枪一停又有人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在西单路口有人把点燃的公交车横在马路中间试图阻挡戒严部队坦克及车队的通过。那尖厉的枪声和火红的鲜血让双方都拚红了眼。真正上演了一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阻挡枪林弹雨，铁甲战车的人间惨剧。

　　随着大批伤员的出现，我和几个北医的学生一起利用西单路口的医疗用品商店成立了一个简易救护站。对送来的伤员我们用绷带作简单的止血固定包扎，再由市民们用平板或三轮车送到附近的邮电，复兴和人民医院去。有的人抬进来已经没救了。也有那重伤员让我们无从下手。老实讲，我虽然有急诊室抢救的经验，但从未经过战伤救护的训练，一下子面对这么多形形色色，伤势轻重不一的伤员，真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记得有一个学生左胳膊上的动脉被打穿了，抬进来时几个人压着胳膊，那血还是象喷泉似地向外冒，一般的止血法根本止不住。我们只好从桌子上找到一个墨水瓶，压到出血口处再用力用纱布缠住，但那血还是很快就渗透了纱布。我知道这样耽误下去，仅仅是大量失血就会要了他的性命。赶紧叫人立刻把他送到最近的医院去。那天晚上街上到处跑着飞速救人的平板车。

　　可直到此时，还有市民问我。“大夫，这伤是被橡皮子弹打的吗”？我对着他们那困惑的眼睛不知该讲什么？死伤的人就在面前，但他们仍然对政府抱着希望，他们仍然不愿相信人民的子弟兵会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看着我满身满手的鲜血，我只想向那苍天呼唤，天底下怎会有这样的政府？怎会有这样的子弟兵？

　　经过一段时间的拉锯战，戒严部队的车队终于冲过了西单路口，最后抵达天安门广场形成了对广场上学生的包围。部队过去后，大家都非常担心。如果在长安街上就打得如此惨烈，那么天安门清场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我不敢想象下去，只是觉得作为一个白衣战士，绝不能在这最后关头当逃兵。就这样，我决定到广场去。

　　那天晚上虽说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的南北布下了包围，在东西面则留下了很多出口。凭着我对北京的了解，很容易我就从人民大会堂后面绕进了广场。此时已过午夜，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在一遍遍播放《紧急通告》。《紧急通告》称：“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这一遍遍播放的《紧急通告》在广场上造成了一种非常紧张压抑的气氛，很多人离开了广场。而在这样的时刻留在广场上的人，心里都很清楚，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

　　到广场后，我很快就找到了红十字会在广场上的急救中心。因为我身上的白大褂血迹斑斑，很多人围上来打听外面的情况。我告诉他们在西长安街上打得非常惨烈，死伤很多，希望他们做好最坏的准备。当时红十字会正尽量把广场上的医务人员召集在一起，准备在最后的时刻发挥我们的作用，尽可能的救护伤员。

　　凌晨三点多种，侯德健等人去和戒严部队谈判。谈判结果是：广场上的学生将有组织的自动撤出广场，戒严部队不能开枪，而处于中立地位的红十字会急救队将在这整个过程中不撤离，留在广场上，救护双方的伤员。我们及所有我们救护的伤员都应按国际惯例受到双方的保护。记得当时红十字会急救队的负责人把这一谈判结果告诉我们，让大家自愿选择是跟着学生撤离，还是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广场上。因为谁都不能保证一旦局面失控，留下来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

　　我记得当时有将近百人愿意留下来，这样我们这一百多号人聚集在广场东部历史博物馆前，打起了红十字的会旗，大家尽量把白大褂穿上及红十字袖标戴上，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当时广场急救站的帐篷内还有一些从长安街上下来的伤员，他们也将跟着我们走。我们当时的口号是人在伤员在，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及救护伤员。

　　四时整，广场上的灯一下子全熄灭了。这些天一直人声鼎沸的广场突然变得死一般的寂静。恐惧和压抑象那漆黑的夜一样吞噬着每一个人。我想很多人在那一瞬间都想到了死亡。我也平生第一次感到了死的威胁。我的思绪飞到了千里之外的家乡，我不敢想象如果我死在广场上，我的父母将怎样承受这样的打击，我的朋友和亲人们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当时最大的懊悔是没能好好地珍惜生活的每一天，浪费了很多美好的光阴。以及自十几岁离家后，一直没能对父母好好尽一份女儿的孝心。我对自己暗暗发誓，如果我能侥幸活下来，我一定要加倍珍惜生活，认真过好每一天。我一定要多回家探亲好好陪陪我的父母。

　　突然寂静的广场上播出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清场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随后，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的正常秩序的通告”，“通告”要求：“一，凡在广场上的所有人员，听到广播必须立即撤离现场；二，如果有人违抗和拒不执行此通知，仍继续滞留广场，戒严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予以强行处置；三，清场后，天安门广场由戒严部队严格管理；四，希望一切有爱国之心，不愿意国家动乱的广大学生和群众，要积极配合戒严部队执行好清场任务。”

　　有人带头唱起了《国际歌》，大家都象那走上刑场的勇士一样大声唱起了《国际歌》。突然，枪声和火光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上响起。戒严部队的先头部队先用枪将“高自联”架设的两个喇叭打坏，接着手持冲锋枪从西边的台阶开始把学生往纪念碑下撵，清场开始了。学生们也做出了“撤出广场”的决定，开始逐步有秩序地撤离。

　　因为我们没有参加撤离，所以有机会综观了天安门广场的整个清场过程。只见广场上的灯一下子全亮了。一字排开的十几辆坦克和装甲车从长安街金水桥方向缓缓向广场驶来。学生面前，突然出现了许许多多端枪的士兵，向着学生一点一点靠近，驱赶他们走。随着几下沉闷的撞击声，位于广场北端的“民主之神”像轰然倒地。坦克和装甲车继续向前，广场上的帐篷等物被碾的粉碎，变成了一片平地。广场上的数千人队伍在学生纠察队手拉手的维护下，集体向广场的东南角退去。大多数学生都加入了撤离的队伍，但也有极少数坚持不走的学生。我记得有一个男生爬上帐篷顶，面对成排压过来的坦克挥舞着一面红旗。我们在一边急的大叫让他赶快撤离，他就那样坚持着挥舞着手中的旗帜直到那个帐篷被坦克碾碎。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年轻的身影！

　　端枪及挥舞着棍棒的士兵加紧了对学生的驱离。有几个不知什么原因落在后面的学生在士兵的夹击下无路可退，突然向我们这边跑来。我们此时已手挽着手形成了一个保护圈。看到那几个学生躲到了我们的保护圈内，一些打红了眼睛的士兵挥舞着手中的大棒向我们扑来。我们大叫着我们是红十字会的，应当受到保护，同时把手挽的更紧，用自己的身体挡在士兵和学生之间。看到我们的红十字会旗和白大褂，那些士兵不情愿地停住了脚步。但坚持说那些躲进我们保护圈的是学生领袖，是闹事的暴徒，让我们交出来。而我们则坚持进了我们保护圈的，就受我们保护。我们绝不会交出任何人。就这样我们面对面地和戒严士兵形成了僵局。我曾和一个年轻的士兵这样面对面的互相怒视了半个多钟头。他已被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冲昏了头，打红了眼，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怒气和杀机。我想只要上级一句话，他手中的大棒会毫不犹豫的向我们挥来。

　　一个钟头以后，待广场的清场已基本结束后。才有人过来处理我们这批人。他们一开始提出的条件是我们可以走，但要把逃进来的学生和伤员留下来。这是我们万万不会答应的。我们的立场是，要抓就把我们一起抓起来，要放我们将一起走。同时正告他们我们属于红十字会，应当受到国际惯例的保护，希望他们慎重考虑怎样处理我们将会面临的后果。同时我们向他们提出，清场已经结束，我们红十字会应派人到广场各处巡查，看有无需要救护的伤员。

　　看样子怎样处理我们对他们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几经商讨，他们最后不得不同意让我们集体撤离的要求。但我们提出的巡查广场的要求也被他们坚决地拒绝了。这时天已大亮，只见广场上是一片狼籍，到处是坦克碾过的痕迹。广场上有一个个火堆，不知戒严部队在烧什么。

　　为了防止撤离过程中他们会来抢伤员，我们手挽着手形成了两道人墙，让抬着伤员的人和学生走在最中间，大家一起慢慢的撤离广场。在我们撤离广场的整个过程中都有持枪的士兵在押解着我们，同时他们尽一切可能阻断我们观察广场的视线。走出广场后，街上的市民都夹道鼓掌欢迎我们。我们中的很多人再也忍不住而失声痛哭。我们先步行到前门西大街北京急救中心，把伤员妥善的做了安排。然后大家一致同意留下签名，待六四平反的那一天一起出庭作证。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份宝贵的名单现在何处？

　　等我离开北京急救中心已是六四早晨八点多钟了。我留在广场上的自行车想必已被坦克碾成了铁片，而北京公共交通全部中断，我意识到我得步行半个北京城回医院了。我的一身血衣帮了我，长安街一路都有好心的骑车人搭我一程。此时很多一夜未眠的北京市民都来到了街上，街上人雍雍嚷嚷，议论纷纷。西长安街惨不忍睹，到处是被坦克压得凸凹不平的路面，冒着浓烟被烧毁的坦克、军车和公交车，横七扭八的人行道栏杆及一滩滩血迹。据老百姓说，这是北京城上百年来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等我回到医院已快中午，我们医院门前也有很多人，有两个焦急等待的同学一看到我就扑过来把我紧紧抱住，他们都以为我出事了。此时我也忍不住而痛哭失声。原来３日晚《紧急通告》公布后我们研究生队就清点了人数，当时只有三个人不在。而另外两个人也于４日早晨回到了医院，只有我到中午还未回来。他们都觉得我凶多吉少，不知该怎么办？看到我完好无损的回来，同学们都很高兴。同时围着我让我讲我所看到的实况。后来听说，六三晚上我们医院门口也打得很凶，坦克在医院门前还压死了一个航天部的职工。也有很多伤员送到我们医院抢救，而伤口的惨状让很多老教授们义愤填膺，后来联名给中央军委写信抗议！

　　虽说我们是部队医院，但当时医院的大多数医护人员和北京市民一样对六四镇压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慨。对六四的受害者们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我的六四经历让我在医院里享受到了特殊的礼遇。当时我正处在研究生答辩的最后紧张时刻，不管我到复印室复制资料，还是到计算机中心算数据，我都受到了一切开绿灯的礼遇。很多人明确表示他们支持我，我做了他们想做的事。还有人主动找到我，告诉我他在京郊有亲戚，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到他们那去躲一躲。这一切都让我非常感动，让我看到了人心所向。

　　六四后，北京市一片萧条。街上见不到行人，到处是站岗的军人和巡逻的军车。我因答辩的缘故，要到北医和协和医院去送答辨邀请书，所以六月六号又不得不骑车上了长安街。街上几乎见不到人，少有的几个骑车人和我一样一有风吹草动或看到巡逻的军车就跳下车来，就地卧倒。因为实在担心已成惊弓之鸟的士兵会向我们开枪。而疾驰而过的军车上的士兵们也经常会无缘无故的开枪。

　　据说当时北京市有失去亲人的老百姓成立的复仇敢死队。我们旁边的部队大院里有人被半夜摸了哨。各总部发出了不要穿军服上街的通令。而军科院则忙于对地方送给戒严部队的副食品做防毒检验。军民关系降到了建国以后的最低点。

　　在我答辨结束后的午餐上，几个北医，协和的研究生导师都感叹万分。有个协和的老教授说：“以前我是坚决反对自己的学生一毕业就出国的，现在我对他们说你们还年轻，能出去就走吧，这个政府是没有希望了”。也是从那一刻，我动了出国的念头。不过总的说来，我们医院对当时六四牵扯的人和事处理的非常低调。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不仅没有被处分，毕业分配时还按原计划留在了我们医院。

　　一晃十六年过去了，那长安街上迎着子弹冲上去的身影，那在清场时对着压上来的坦克挥舞着的红旗，那喷血的伤口还会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提醒着我不要忘记这中国民主运动史上惨烈的一页。

□　摘自《华夏论坛》

刊登在 2005 华夏文摘增刊 zk0506a.

赵紫阳：“武力镇压六四事件责任在于邓小平”

赵紫阳：“武力镇压六四事件责任在于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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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5年6月03日)    

     已故的赵紫阳开始开口说话了。本月1日，已故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气功老师，也是他的朋友、前新华社记者宗凤鸣（85岁）在六四事件即将迎来16周年之际接受了法新社记者的采访，并转述了赵紫阳讲给他的老故事。

     “赵紫阳曾明确表示流血镇压六四事件的责任在于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当时政府主张武力之外没有其它的方法，但是赵紫阳说，有很多避免流血事态的机会。为避免流血镇压，赵紫阳做出了很多努力。” (博讯 boxun.com)

     宗凤鸣称，赵紫阳在生前接受新华社记者杨继绳采访时，就六四事件做出了上述发言。宗凤鸣还说：“赵紫阳认为，中国应该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他相信如果没有政治自由，经济改革就不能正常进行，人民也会感到失望。但是领导层并没有接受他的想法，现在的中国也只推进经济改革。” 据悉，赵紫阳的原下属在2002～2003年升到最高领导层之后并没有解除对他的住宅软禁，对此赵紫阳也没有生气。赵紫阳只是说：“他们只是执行政策而已。”

     赵紫阳的原下属是指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等第四代领导人。在六四事件爆发时，温家宝任党中央办公室主任，他曾陪同前书记赵紫阳接见过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示威队伍。但是他们中的任何人也没有拜访过被软禁的赵紫阳。宗凤鸣称：“后辈领导人希望人民遗忘赵紫阳。赵紫阳被肃清是中国的悲哀，从此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完全封闭了。”

     据悉，赵紫阳虽然被软禁在铁丝网围绕的住宅内，但是仍然非常关心农民、下岗工人、贫富差距等国家大事，直到临死也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宗凤鸣表示，明知政府会反对，但也要把15年来与赵紫阳进行过的谈话内容写成书出版。 记者 吕始东 sdyeo@chos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