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达
 按：不了解六四事件和它的前後氛圍，新一代國民將很難明白，六四事件作為一條界限，劃出了中國的後極權時代。這一逆轉，隱含著對內對外雙重的行為不確定。這是它和國際社會難以互信、關係緊張的根源，也是中國此後始終緊繃著內在張力、在超強壓力下依然難以真正穩定的原因。 動筆之前，我讀了整整二十年前的兩篇序言，那是1992年作者北明的自序和高爾泰先生的初版序言。兩篇序言完整介紹了這本書，也已經非常清晰地為六四事件定位。 那麼，我還需要寫什麼？也許，我應該寫一寫它為什麼需要在二十年以後再版。 就在今年年初，一個剛在美國國際關係專業畢業的中國年輕人，撰文評論近四十年來的中美關係，裏面提到：自1979年中美建交始，兩國關係穩定度過十年「蜜月期」，而此後，也就是1989年，從「對華製裁」開始的一系列事件，美國更改對華政策。文章認為，是美國意在「轉向限制中國發展空間，對中國戰略威懾和遏制」。 我很驚訝，跟這位年輕人說：不僅中美間，1989年，中國與許多國家之間的關係都同時發生了逆轉。轉折來自六四事件。中國政府鎮壓和平示威平民，震驚了世界。這才是對華制裁的由來，而並非美國在1989年突發奇想，要轉向「限制中國發展」。年輕人給我的回答是：六四事件，坦白而言，我沒有研究過，所以沒有資格評論究竟國內發生了什麼。作為個人，這名青年健康、陽光、聰明，主觀上也在力圖為中美互解做努力。但是，對本國重大事件的認知缺失，令其努力結果很可能是南轅北轍。 這是真實故事。算一下年齡，這正是「八九民運」前後出生的那一代，他們今天已是中國舞台上的生力軍。可是，這一代新國民成長中所認知的本國歷史，都支離破碎。不僅阻擋了他們對歷史的了解，也阻擋了他們對自己國家現狀的認識、以及對整個世界格局發展邏輯的理解。 不了解六四事件和它的前後氛圍，新一代國民將很難明白，六四事件作為一條界限，劃出了中國的後極權時代。在此之前，極權制度在文革中把中國推向崩潰邊緣之後，出現過一個迎合世界潮流方向急轉彎，似乎出現曙光，向自己的國民和世界展示，中國可能逐漸走向政府和民間的良性互動，走向內在鬆弛，可以最終採普世價值為自己的價值觀，進入法治社會，也自然成為國際社會中一個負責任有擔當的正面角色。而六四事件以最極端方式，逆轉了這個方向，它把中國推向後極權時代，它隱含著對內對外雙重的行為不確定。這是它和國際社會難以互信、關係緊張的根源，也是中國此後始終緊繃著內在張力、在超強壓力下依然難以真正穩定的原因。 因此，在六四事件發生二十三年以後，向中國年輕一代介紹當年這個歷史逆轉，依然是重要的。 六四事件捲入了各個社會階層，從上層官員、知識精英到非常廣泛的普通民眾。從不同角度由個人的故事來記錄歷史細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這本回憶錄就是一份出色的歷史記錄。 我看到這本書很晚，卻被它深深觸動。因緣際會，作為青年學者的北明，有機會接觸了「八九運動」的不同層面；陰差陽錯，六四事件後她被關押的體驗又經歷了不同的地區和形式：從外省最底層監獄到京城的賓館看押；作者的寫作始於事件剛剛過去的當口，記憶感受鮮活清晰；更重要的是，作者有清醒的歷史感：對每個細節的記錄都力求真實，她不為屈從「政治正確」而粉飾抑或貶損，絲毫沒有取悅讀者的打算；作者不僅不為自己「樹碑立傳」，相反，她把自己作為一個「樣本」，幾近苛刻地回顧和審視整個過程中的自己。她既有女性的細緻觀察和內心體驗，又有獨特的思考和剖析，具備準確判斷的能力。最終，她以極具穿透力的文字，傳達了個人際遇所展開的漫漫歷史場景。 作者在監禁中，已經敏銳地在具體計算和思考，政府為整治幾個學人，納稅人承擔了怎樣龐大的支出。最後，出獄後的作者，路迢迢歷盡艱辛尋夫，但這個國家自有無窮盡的人力物力，對一個弱女子圍追堵截，令她無法脫圍。作者在向大家指出，當下極權的維穩經費，本不是什麼新生事物。 作者細心地記下了在昌平關押期間，在中秋節收到的政府慰問信 ，作者立即意識到，這是一份極為難得的歷史文件。她咀嚼出其間傳達的複雜信息。六四一刀兩切，劃出對立兩邊。站在作者對面審查她的，也是有血有肉的北京人，其中不少人的思想情感，當與作者並無大的差別。可身在體制內的位置，必須「自覺」調整和限定自己。所以，如作者指出，審查者給受審人的這封信裏，大量使用了「八九民運」中青年知識分子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如「理解」、「同情」、「人道主義」和「良知」等等，寫信者同樣是目睹六四同胞鮮血的人。 這一細節，也是延至今日的巨大困擾：以文革前與文革式專制的信息封閉，來塑造「輿論人心一邊倒」的愚昧，已經再不可能。但是在後極權時代，專制對人、對社會的規範仍然十分有效，在北京人最難以壓服的一刻，還是可以瞬間成功壓制其最強烈的情緒和衝動，把人壓回原來的模具之中，更可悲的是，其中一部分，甚至成了這個體制的一部份。作者讓我們看到，國家機器的作用不可輕視，後極權時代的韌性不可低估。 作者經歷的後期囚禁，是在招待所甚至賓館裏。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沒有幾個平民能夠住賓館，所以，就算「部長級待遇」了。可是，不僅沒有自由，而且「進秦城」的威脅始終存在，甚至審查者邊拎著手銬邊發出秦城威脅，要寫材料寫悔過寫檢討寫保證，要方要圓任意，能不能拉開窗簾每天見一眼陽光，取決於看守者的個性，而且關押無期限。讀此書，讀者會強烈感受到，作者是一個特別自尊、對屈辱極為敏感和難以忍受的人，但她毫不掩飾地讓我們看到，體制之強大，可窮盡一切手段，相比之下，個人是如何弱小而無力，維護自尊是多麼艱難。 作者始終有清醒意識：專政機器下，真正求告無門的是底層。那些和大案要案無關的六四被囚者，他們是大學生、普通市民，通常在國際關注視線之外，所以，對他們的處理沒有底線。提到六四事件，我眼前首先浮現的圖景，是當時中央電視台新聞畫面中，那幾個被銬在樹上示眾、已經完全不成人形的普通北京青年市民。我無法想像他們的母親如何面對這樣的圖景。被囚禁的經驗永遠改變了作者，單純的同情心抹去了她和那些普通女囚的界限，她的文字在向讀者強調：當權力無制約，它碾壓的絕非僅僅是挑戰者，哪怕尋常時期，傷害更多發生在對政權最「無害」的民眾身上。作者最後仔細地補充描繪了她在山西太原上馬街監房遇到的一個個普通中國女囚，縱有鐵石心腸，也難以不動容。 行文至此，我突然發現，今日中國的後極權特徵，都已經濃縮在這本《告別陽光》裏，濃縮在作者描述的那場歷史逆轉中。 原载《陽光時務》 再版信息： 書名：《告別陽光——八九囚禁紀實》 再版日期：2012年9月 再版機構：美國“柯捷出版社” 定價：25美元 網上訂購：點擊此處 郵購地址：61-20 G.C.P. #B1204 FOREST HILLS NY 11375 USA |
2013年11月30日 星期六
六四—今天：《告別陽光》再版序
2013年11月26日 星期二
《告别阳光——八九囚禁纪实》第三章 初入牢门
《告别阳光——八九囚禁纪实》第三章 初入牢门
北明
囚车载我经过熟悉得令人心痛的街道。在公安局办公楼接受了生平第一次审讯后，我被押到太原市上马街监狱。
“砰”地一声，号子铁门在我背后关上。然后是嘁哩喀喳的上锁声。
一切归于平静。
这就是监狱。
十万八千里，永远不交错的距离一步就跨到了。我实实地站在刚刚为我腾出的一寸空地上，咬紧牙关，不让自己抽缩掉。
要扣押的在监狱接待室再一次被扣押了。裙子的腰带、裤子的皮带、带铁拉链的牛仔裤、玻璃瓶的护肤膏、梳头的铁刷子、有铁钉的拖鞋、带铁勾的胸罩、发夹，还有项链、眉笔、小镜子等等。最后，我被领入里间，一件件地往下脱衣服。
“没藏啥东西哇？”直脱到只剩下胸罩和短内裤，女看守发问道。
我不讲话，我讲不出话来。虽然女狱卒始终未动手，只是命令我把自己身上带的东西一样样掏出来给她看。
“藏了没有？”这会儿她抱着双肘，稍息站着，又问了一遍。
“你要我藏什么？”鞋也脱了，我光脚站在地上，差不多赤条条了。在这种状况下，无论迎头而来的是什么，哪怕是一块海绵，你也必然被打倒，健全的人无法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尊严。我几乎是在用一生的力量支撑着，抵抗住窘迫和屈辱。
“穿上哇。”
我穿上被践踏的尊严。
走进大墙内的漆黑夜，我被看守命令往右拐，进入一个大铁门。铁门打开了。刚迈进去，却听得一声喝令：
“出去！站在门口！喊报告！”
是铁门边岗楼里那个全副武装的门卫。
真地妈的（对不起！）不想这么做。但没有勇气。从被抓到现在，慌乱尚在心头，屈辱却步步紧逼，录像、搜查、审讯、搜身、脱到几乎一丝不挂。在这一个接一个的强制中，我的勇气差不多耗光了，尊严也几近破碎了。尽管胸中聚起一个又一个木柴捧，但它们都被窘迫浸湿了，燃不起燃不起。
回转身，默默瞄了一眼那专制机器上的镙丝钉，跨出铁门，望着漆黑的夜，我说：报告。
第六监——上马街监狱中唯一的女监——看守办公室里，狱吏再一次令我脱下自己的衣服，她要检查我的胸罩上的勾是否是铁的。
不是铁的，是硬塑料的。但她仍令我拆下来。问她那我怎么办？她说再缝上。我永远不换洗吗？她喝斥道：你以为这是哪？这是监狱！凑合吧你就！
剩给我的唯一反抗方式是请她帮我缝上。
一边在背后给我缝，她一边警告我，不许我散布我的反革命言论！
我竟然有反革命言论！这令我吃惊不已。但她仍声色俱厉地强调，直到我点头答应。然后她把我送到紧挨看守办公室的第一个号子。如唤鸡唤狗般唤道：起来起来！给她腾个地方！唉呀睡得真死哩！中午不睡，晚上死睡，闹甚了这是！起来起来！她手脚并用地弄醒门口地铺上的人，转身往柜子里掖东西一样，往门里掖了掖我，咣当一声闭门、上锁走了。
一进门就是地铺，我已经脱了鞋，一手提鞋，一手提行李，身体紧贴着门。
七八个脑袋从床上地上各个角度支起来，望着我。继尔蠢蠢欲动，要给我腾地方。
这个囚室大约六平米。木板支起的通铺占去三分之二的面积。剩下三分之一地面是地铺。地铺旁剩下一块空地，右边挤着一个硕大无比的马桶，左边，本来可以站下我，但这会儿站着十几只鞋。床底下躺不进去：七、八个人的日用品全部放在床沿下。
紧闭的铁门中央有一小洞。洞外固定着一个能够旋开去的木片。可以想像，那里随时会出现一只溜溜转的眼珠子。
这就是我要在里面活的地方。
“我不睡了。在这坐坐就行了。”指指床沿，我对动起来的人们说。
“不睡不行。”“就是，躺下哇。不然一会骂呀！”很快腾出一个长条空档。
我躺下。一盏光秃秃的灯泡在囚室顶壁中央悬挂着，刺人眼目。
“不关灯吗，”我问。
“天亮了才闭哩。灯绳在窗外。”
天此刻正黑得光明正大。灯绳不由我们掌管。
挺尸一般挺在犯人中间，给头项灯光一览无遗地照着，疲倦在心中很远的地方向这方守望，走不近。
天蒙蒙亮。监狱响彻革命歌曲大齐唱。是有线喇叭。
“起床！起！懒猪！一号的，抓紧时间！”看守扯起嗓门。唏哩哗啦开锁，咣地一声，铁门大开。
放倒排列、让灯光照了一夜的身躯们纷纷竖起来，往上套衣服。动作迅速，神态紧张。一个被称作“秦大姐”的，指挥官一样低沉地发出一声声简短命令，让把被子这样那样叠过来叠过去，叠小叠方叠整齐。地铺上的身子们则东挪西躲，将被子单子褥子枕头统统扔上床，把反面流淌着水珠的大块塑料布卷巴卷巴塞进床下。
有人慌慌张张地冲向厕所，有人提着水桶去水管接水，有人去擦铁窗外开着的两扇玻璃窗。
“今天该谁倒马桶了？”
“我和胖胖。”
然后，“我”和“胖胖”趿拉着鞋，吃力地抬起那只硕大无朋、其重无比的马桶一弓一弓地向厕所走去。
我竖在大通铺上，腾挪躲闪，望着周围这一切，呆若木鸡。
第三天起，学会了抓紧时间起床，竖起来套好衣服立即去上厕所，而且无论是否必要都尽可能守着不起。直到看守再度扯出嗓子，吼猪入圈般吼出凌厉的动静，才最后一个走出厕所。如果不是这样，我就完了——牢房里的马桶虽可供随时使用，但它过于庞然，近一米高，打开盖，口有脸盆那么大。不踮起脚便挨不着。一旦挨着，放放心心坐上去，人便有漏下去之虞。即使为了不漏下去而保持住“骑马撙裆”的古怪姿势，巴掌大的囚室内众目睽睽，还是注定要丧失排泄功能。所以，无论如何咬牙切齿痛下决心，想尝试一下这种新功夫，仍然是只要一上去就什么都不会了。到了这种时候始体会出，卫生条件尚在其次，安全乃人体代谢机能的第一要素。囚室外的厕所也令人缺少安全惑，也需极大的勇气和毅力：一个从头到尾的长长便池，没有任何间隔。六、七个人须如在商店排队购物那样，挤着排将起来。没有谁能够提前来或推后来，监狱准军事化制度让所有人在共同的时间共同的空间做共同的事。好在虽说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大家此刻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排“到一起来了”，谁也不嫌谁，谁也不怕谁，只要闭目塞听，横下一条心便可。能大模大样放放心心上一次这样的厕所虽算不上幸福，也值得整日企盼。为了这，每天清晨，随着“唏哩哗啦，咣”地一声牢门大开，看守扯嗓子，我便使出当年在新兵连夜间紧急集合时的本领，常常用不了六十秒，就冲出铁门，冲到厕所。只是和抢购东西略有不同，这么抢先，并非为了早来早走，而是为了能多排一会，而且能排在最后一个。身后就是水龙头和墙，比较安全可靠。
上厕所的另一个非凡的好处是活动腿脚筋骨，呼吸新鲜空气。从第一个号子走到厕所，要路经第二个号子，第三个号子，第四个号子，要走二十六步路。来回便是五十二步。进了厕所走几步，就是六十步。来回来去歪走斜线又多几步，厕所门口那个仓棚可挡住办公室门口看守的视线，出了厕所在仓棚下再多走几步，便是七十来步。这是很可观的体力活动，也是很重要的肺部卫生措施。监狱里不放风。一天二十四小时铁门紧闭，犯人沙丁鱼一般挤在囚室里。白天，三分之一的地面空间腾出来了，床上的人却也挪到了地下（白天不许上床）。三分之一的空间横走两步半，竖走四步半。没有一个板凳，要想全坐下，就得亲密无间地排在床沿。床高，坐上去脚不挨地，身子不能转动，受刑一般。囚室里唯一的“宝座”是那马桶。马桶盖盖子，里边盛满污物，想起来恶心，坐上去却很舒服：它靠窗，挨暖气。既可间或小风拂面，清快爽心，又可将腿脚抬起来搁在暖气上，缓解久站后下肢的充血浮肿。门口有一把破苕帚，也是一个常引起争执的好位置：把它平放在从未干过的地上，背靠了墙坐下去，既宽松又舒适，门缝里时而也有微微的新空气进来，很养人。等到几天后，我们号子里增至九个人时，马桶和苕帚就显得更加宝贵了。
有一个终日敞着的铁窗，囚室又不大，空气是够用了。但是人太多，又是骄阳如火的七月天。尤其是那马桶，里边满盛着少时六、七人，多时八、九人一天的污物：粪、尿、溲了的饭菜汤、洗脸水、洗衣水、刷牙水、洗澡水、呕吐（囚室中有一个十八岁的孕妇）痰、经血……。马桶上虽说盖了盖，但少不了谁要倒脏物、排粪便、扔东西。说来也怪，除了老住户“秦大姐”，所有人都不能完全坦然地在马桶上出恭。一天二十四小时，法定的上厕所时间只有两次，除了清晨一次，另一次是下午四时许。越想等到“法定”时间上厕所，越觉得随时可能失禁。这成了一种心理暗示，一种条件反射。结果算下来，每个人一天出恭的次数都比平日里要多。有时有些敏感者简直多得不可思议，这样一来，马桶几乎闲不着。有幸坐在这“宝座”上乘凉的人也坐不稳。一会便给轰下来让位于真正的“马桶皇后”。马桶盖一开，气味便不大好。本来你刚呼出来我就吸进去的混浊空气越发呛人。便人人扒了窗户往外伸鼻子，而每逢这时，就会招来窗外狱卒更其鲜腥恶臭的斥骂。
下午四点那次上厕所说是“法定”的，其实是捎带的，主要目的是要各囚室出来人提开水、接凉水，晾晒或收洗好的衣服。除此之外，能出来的机会便是打饭时。走出囚室三、四米，站在送饭的铁车旁，挨着个让两个黄脸婆给盛好，再走回去。然后又是，咣！铁门紧闭，稀哩哗啦，上锁。
一日三餐。一个大得扣在头上可以当帽子的塑料碗和一个塑料勺子是每个人永远的餐具。饭也基本上一成不变。早餐，一碗稀稀的玉米面糊糊，里边加了少许的盐；午餐，一碗白菜汤，一个黑馒头；晚餐，重复早餐，只是将糊糊中的盐换成了一汤勺那么多的咸菜，外加一个玉米面窝窝头。需要说明的是，在落后的中国广大内陆地区，玉米面远未变成发达的工业国家那样的保健食品，它仍然是饥饿和贫穷的象征。长期如是，星油不见，使人们的胃口变得极大，总是吃不饱，不到开饭，肚子们就咕咕叫成一片。号子外边铁门一响，号子里边就忙着趿鞋、钻到床下取碗。门一开，便拥出来，伸着脖排成队，眼睁睁看着饭从锅舀到勺，从勺舀到碗，然后目光就像给碗里的东西拽住似的，盯住碗，疾步进屋，蹲下，吃。一时间，团团坨坨弓满了专心致志往嘴里扒饭的人脊。这一刻，是全号子、全监狱一天当中最安静的时刻。既便发生地震，那些粘在碗缘的脸似乎也不会转动一下。
农村，猪圈里的猪，在槽边吃食时也不过如此。
有一只猪坐在马桶上，将双腿高高抬起，翘在暖气片上，以便自己的同伴有足够的地方弓起背脊专注地吃。这只猪吃不下，居高临下望了弓起的背梁，听了唏溜唏溜的声音，每每心中地震不已。这只猪知道，它和面前同伴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它是一只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可悲形象的、亳无食欲的猪而已。
这只猪便是我。
唯有一件事令我对自己的低级动物身份发生怀疑——举凡关进这里的，每日要为自己的一日三餐上交一元人民币和一斤粮票。出“圈”时结算。斤两、分亳不得有欠。不久后，当我走出监狱，狱方向我摊开双手，念出一串数字时，我惊讶地睁大了双眼，万分感叹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经济观念如此深入人心。
在太原上马街监狱不长的日子里，我始终无胃口进食，却不断以耳当口，品味了不少上等佳肴。这种用来听的佳肴每天都有，不是由嘴吃进去，而是由嘴说出来。女犯们每每将自己的拿手好菜一道一道复习了来，精神会餐。饥饿如此强化了人的味觉。有一次，一个囚友剔牙时不小心吐出了牙缝中的一粒姜，顿时后悔万分。以至全号子的人知道她失声尖叫的原因后，都为之扼腕叹息，只差全体去地上寻找了。那一次，引发了长达三小时的精神会餐，全是鸡鸭鱼肉，山珍海味。
一个星期二十一顿饭中只有一顿略有改变，即星期日午餐。白菜汤变成了半碗炒白菜，菜中有少许肥肉片。人们从星期五就开始盼望这顿午餐了。由于长时间的素食和缺油，所有的胃肠都不能适应这突如其来的油腻，所有人餐后都腹泄不止。不是当日下午，便是三更半夜或次日清晨。高大的马桶虽然加剧了排泄的尴尬，不能抵挡望眼欲穿的企盼和如狼似虎般吞咽带来的快感。
说到这里的医疗卫生条件，实在有赖于各人肌体的免疫系统。每日下午四时的一桶开水是号子所有人全天的饮用水。没有保温瓶，没有浴室。闷热难当、汗水淋漓的囚室里，要喝水，要洗身，全在下午四时许。这样一来，囚室两步宽五步长的地面便“湿”可鉴人。据说有医疗室，但不知是什么样的高级处所，不知病到哪种程度才有资格就诊。所以，如果你不想死，最好别生病，要生，也桃着生。比方，皮肤上可以生点癣，头可以有些疼（最好不是器质性的，也不是功能性的）。除此以外，你保证健康的唯一办法是乞求自己健康。因为无论你生什么病，这里永远只有一种药：止痛片。还有一种药：癣药膏。可是，药膏又不能用来吃，以兼治其他。你不到奄奄一息，别想走出牢房。你也不用呻吟，那没用。顶多窗台上又多扔几片止痛片给你。
这里没有报纸可看，对于正在受审的人来说当然也不许会见亲属、朋友，不许通信、不许稍口信、不许带东西。但是像一日三餐一样，每日有三个节目可供欣赏，全是用来听的：第一个节目是监狱的无线电喇叭里传出来的革命歌曲大齐唱。“咱们工人有力量”、“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有关于“平息反革命暴乱取得了伟大胜利”的烂调。中国本来鲜有国内新闻，那些日子里就更没有。唯一的“新闻”便是对“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动乱、暴乱”的清算。好在这个节目不长，清晨起床后一半个小时就过去了。第二个节目跟在第一个节目之后，更加单调且有震耳欲聋之势。那便是厨房传来的剁食声：咚咚咚……！听到这动静，你便可以想像农民在自家院子里剁猪食。那是一把极大极钝的刀，一个极大极脏的案板，一堆从市场上弄来的廉价的圆白菜。菜不用洗，也无须摘捡，直接住案板上一放，刀便上去七剁八剁，剁开为止。这是一天当中囚犯们唯一的那顿菜，清水煮白菜。好在这节目也不长，而且一天也只一次。
最令人恶心的是第三个节目。这节目不分昼夜阴晴，随时开始：狱卒的咒骂之声。我所住的女六监共有三、四个女狱卒，她们训骂起来全部没有距离感：无论被骂者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边，一律扯着嗓子尽力将骂声弄得极大极高极吵。这样一来，无论她们骂谁、骂哪一个号子，所有囚犯都不得不洗耳恭听，你又不知她骂哪一个，骂什么事，所以无意中非竖直了耳朵仔细分辨不可。骂得也很有水平，很出新。如果被骂者胆敢表示不满，拳脚相加外，骂的内容便更加具体而生动。常常是成串的不忍卒听的言词突然从看守办公室爆出，一路肮脏恶臭无比地穿越所有号子，直抵最尽头的厕所便池。刹那间，对面房沿上的麻雀惊咋着飞起，几个号子鸦雀无声。六监的看守偏偏有两个是年轻的女孩子，长得眉清目秀，漂漂亮亮。要不是有一次扒在铁窗亲眼所见，我真难以想像那些粗俗下流的语言是出自那样妩媚的面孔。
号子的墙上贴着监规，其中最后一两条是关于看守不准任意打骂，侮辱犯人的。但那没用，如果你不想使看守对你张嘴喷粪，你就得谨遵监规及监规以外的一些土规则，包括不许大声说话、小声唱歌，不许跳舞和扒窗户往外看，还要学会各种各样的快速行动：快速起床、快速打饭、快速接凉水、决速上厕所、倒马桶、擦玻璃、洗漱、晾收衣服、上床或倒地睡觉并快速睡着，说话声大了快速停止，打架吵嘴了快速息怒等等。有时这也不一定可以保全一个人的尊严。我就亲眼看到那个搜我身的姓郝的狱卒借故将一个拘留十五天的人罚站，并在面含微笑循循善诱时，突如其来大打出手，猛掴那个犯人的脸。而那个犯人在被罚站前，只不过是在郝巡视时，腰挺得不直；在挨打前，只不过像郝诉说自己感冒了，头痛咳嗽。被打以后，她仍然直直地站着，敢怒不敢言。全号子的人都直直地站着，敢怒不敢言。
我就是在这件事之后，踱到那“监规”面前仔细查看的。而犯人们则大不以为然地笑我这一举动，说我不愧是个书呆子。
最初的监狱生活于我有如地狱。衰局已定，前程莫测，虽已身在万丈深渊，却仍是一步一个陷阱。突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一切，一呼一吸一举手一投足都在茫然失措间。绷紧了神经对付频繁的审讯。审讯的分分秒秒都使我感到自己好像一个真正的罪犯。回到牢房，更要支撑着四肢，抵御彻骨的哀愁、惶惑与自卑对我的无情修剪。
日子改变了时速，要人一步一捱地打发。走完上午，下午就好走些。下午内容多，吃午饭，是一件事，睡午觉，又是一件。到了下午四点，打来了开水冷水，擦澡洗衣服，磨磨蹭蹭就到了晚饭。晚饭后，看守不再禁止上床呆着，号子里人们早早就歪在床上、地下，说些淡话或闲愁。天黑了，掌灯了，睡觉了，一天就过去了。
没有书的日子，即便在地狱的惊恐中也仍是寂寞。便常枯坐在深寂中将目光投到窗外，读那外面的东西。
外面，东西不多，连带沉沉如盖的天空一起，统统被铁窗割成了条状：云朵、警戒了望塔、对面平房顶。只有十几米远处的两样东西没有被切割变形：左边一个，高高细细、不戴帽子不冒烟的，是烟囱；右边一个，墩墩实实戴了帽子常冒烟的，也是烟囱。左边一个斯斯文文，气质高贵单纯。分明弱不禁风，偏赤条将自己裸在天地中，静静张着口将宇宙精华一古脑吸入。右边一个苍苍烈烈，沉雄高古。分明饱经沧桑，偏破帽掩容，沉住气将大地之能量喷向天宇。这两个，前者要溶入大千，后者要影响世界；前者遗世独立，地老天荒；后者呼风唤而，日月同辉。这两个不是烟囱，是人，先后在我生命中刻下印痕的人。
我更情不自已，细细阅读的是右边那个。那个平日里谦和温厚，大智若愚，偶尔浓烟滚滚，烈焰熊熊。他富于激情，充满责任感，是条好汉。他是我的现实。这现实并不如往事那般超然美丽几乎将我溶化，却绵密博大，点点滴滴充满我身我心。自从和他相遇，我不再是自己的奴隶。我将必要的丧失垒筑成生命完善的阶梯。抓牢了自己存在的阿基米德点，从从容容，潇潇洒洒，坦坦荡荡，安安详详。每天每天，我都在前所未有的大哀愁中清扫出一块干净的心的角落，以便翻来覆去阅读他。他在流亡，我在监狱。一旦他知道了我的消息，肯定更加义无反顾，宁肯掘地藏身，不愿去国。每每读出这样的消息来，忧喜参半，越发不忍转目。右边那烟囱被我想像成我的先生郑义，成了日日必读，用以支撑自己的一部功课。
沥沥小雨，将漫天霏霏愁绪撒入人间。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
监狱的喇叭出人意料地传出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听众朋友，您好。又到了我——陆霞，为您主持听众点播的时间了……。”
陆霞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我们俩住对面床。在那个音乐轰炸的教学楼里，我们共度四年时光。她谨小慎微，四年大学生活循规蹈矩，在我们那疯疯颠颠的艺术系，本本份份地经营五条线上的声响，埋头作曲专业。临到分配，人心散了，她却大爆冷门：爱上了我们班人人非议的一个花花公子。
没多久，分配离校的同学还没走光，陆霞又“飞也似地”失恋了。此前她一反常态地昂首阔步、笑语开朗，此后又一反常态地变回细声哀气、谨小慎微。这样的巨变、速变，着实让我们领教了什么是“爱情的力量”。分配后的陆霞并未从我的视野里消失。她脸上再次漾出笑意，是她终于从学非所用的单位调到山西省电台文艺部之后。当时，我也为自己不得其门而入的美学理论专业发愁。曾有同学建议我去替换陆霞的位置，说她工作的成绩不很理想，声音不明亮等等，说文艺部主任已表示乐意接收我了。我犹豫着没去。做电台节目主持人，那不是我喜欢的专业，再说，那是刚活过来的陆霞。后来有一次，偶然听到陆霞的主持，声音极为柔和、亲切，婉婉委委如与人对话一般。正是最标准的播音效果。换了我，未必就好。再者，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能如陆霞般遵从人们习惯的传统，弄得不好，别出心裁，定不长久。
此刻，陆霞正用她娓娓动听的话语给听众介绍、播放流行歌曲。我将头靠在监牢门框上静静听着。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场面：我曾经是这位主持小姐的同学吗？我曾目睹她身上的巨大变化吗，我差一点取代她的位置出现在我头顶那个喇叭里吗？
流行歌曲过后，是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这是几乎所有学院派音乐专业学生的特性：无论流行音乐如何席卷大地，在听过唱过之后，我们总会找回到纯音乐中梳理疲惫的审美知觉。但此刻我已无法安详地听下去了。那曾经来自地平线深处的、号角般辉煌的旋律，此刻在我心中正演成一种巨大的苍凉。
外面的世界与我不再相关。无论听与不听，陆霞们都将继续亲切下去，流行歌曲将继续流行。
新世界交响和它的追寻将属于不同的人们。
（第四章“女囚们”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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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une 24,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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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明
囚车载我经过熟悉得令人心痛的街道。在公安局办公楼接受了生平第一次审讯后，我被押到太原市上马街监狱。
“砰”地一声，号子铁门在我背后关上。然后是嘁哩喀喳的上锁声。
一切归于平静。
这就是监狱。
十万八千里，永远不交错的距离一步就跨到了。我实实地站在刚刚为我腾出的一寸空地上，咬紧牙关，不让自己抽缩掉。
要扣押的在监狱接待室再一次被扣押了。裙子的腰带、裤子的皮带、带铁拉链的牛仔裤、玻璃瓶的护肤膏、梳头的铁刷子、有铁钉的拖鞋、带铁勾的胸罩、发夹，还有项链、眉笔、小镜子等等。最后，我被领入里间，一件件地往下脱衣服。
“没藏啥东西哇？”直脱到只剩下胸罩和短内裤，女看守发问道。
我不讲话，我讲不出话来。虽然女狱卒始终未动手，只是命令我把自己身上带的东西一样样掏出来给她看。
“藏了没有？”这会儿她抱着双肘，稍息站着，又问了一遍。
“你要我藏什么？”鞋也脱了，我光脚站在地上，差不多赤条条了。在这种状况下，无论迎头而来的是什么，哪怕是一块海绵，你也必然被打倒，健全的人无法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尊严。我几乎是在用一生的力量支撑着，抵抗住窘迫和屈辱。
“穿上哇。”
我穿上被践踏的尊严。
走进大墙内的漆黑夜，我被看守命令往右拐，进入一个大铁门。铁门打开了。刚迈进去，却听得一声喝令：
“出去！站在门口！喊报告！”
是铁门边岗楼里那个全副武装的门卫。
真地妈的（对不起！）不想这么做。但没有勇气。从被抓到现在，慌乱尚在心头，屈辱却步步紧逼，录像、搜查、审讯、搜身、脱到几乎一丝不挂。在这一个接一个的强制中，我的勇气差不多耗光了，尊严也几近破碎了。尽管胸中聚起一个又一个木柴捧，但它们都被窘迫浸湿了，燃不起燃不起。
回转身，默默瞄了一眼那专制机器上的镙丝钉，跨出铁门，望着漆黑的夜，我说：报告。
第六监——上马街监狱中唯一的女监——看守办公室里，狱吏再一次令我脱下自己的衣服，她要检查我的胸罩上的勾是否是铁的。
不是铁的，是硬塑料的。但她仍令我拆下来。问她那我怎么办？她说再缝上。我永远不换洗吗？她喝斥道：你以为这是哪？这是监狱！凑合吧你就！
剩给我的唯一反抗方式是请她帮我缝上。
一边在背后给我缝，她一边警告我，不许我散布我的反革命言论！
我竟然有反革命言论！这令我吃惊不已。但她仍声色俱厉地强调，直到我点头答应。然后她把我送到紧挨看守办公室的第一个号子。如唤鸡唤狗般唤道：起来起来！给她腾个地方！唉呀睡得真死哩！中午不睡，晚上死睡，闹甚了这是！起来起来！她手脚并用地弄醒门口地铺上的人，转身往柜子里掖东西一样，往门里掖了掖我，咣当一声闭门、上锁走了。
一进门就是地铺，我已经脱了鞋，一手提鞋，一手提行李，身体紧贴着门。
七八个脑袋从床上地上各个角度支起来，望着我。继尔蠢蠢欲动，要给我腾地方。
这个囚室大约六平米。木板支起的通铺占去三分之二的面积。剩下三分之一地面是地铺。地铺旁剩下一块空地，右边挤着一个硕大无比的马桶，左边，本来可以站下我，但这会儿站着十几只鞋。床底下躺不进去：七、八个人的日用品全部放在床沿下。
紧闭的铁门中央有一小洞。洞外固定着一个能够旋开去的木片。可以想像，那里随时会出现一只溜溜转的眼珠子。
这就是我要在里面活的地方。
“我不睡了。在这坐坐就行了。”指指床沿，我对动起来的人们说。
“不睡不行。”“就是，躺下哇。不然一会骂呀！”很快腾出一个长条空档。
我躺下。一盏光秃秃的灯泡在囚室顶壁中央悬挂着，刺人眼目。
“不关灯吗，”我问。
“天亮了才闭哩。灯绳在窗外。”
天此刻正黑得光明正大。灯绳不由我们掌管。
挺尸一般挺在犯人中间，给头项灯光一览无遗地照着，疲倦在心中很远的地方向这方守望，走不近。
天蒙蒙亮。监狱响彻革命歌曲大齐唱。是有线喇叭。
“起床！起！懒猪！一号的，抓紧时间！”看守扯起嗓门。唏哩哗啦开锁，咣地一声，铁门大开。
放倒排列、让灯光照了一夜的身躯们纷纷竖起来，往上套衣服。动作迅速，神态紧张。一个被称作“秦大姐”的，指挥官一样低沉地发出一声声简短命令，让把被子这样那样叠过来叠过去，叠小叠方叠整齐。地铺上的身子们则东挪西躲，将被子单子褥子枕头统统扔上床，把反面流淌着水珠的大块塑料布卷巴卷巴塞进床下。
有人慌慌张张地冲向厕所，有人提着水桶去水管接水，有人去擦铁窗外开着的两扇玻璃窗。
“今天该谁倒马桶了？”
“我和胖胖。”
然后，“我”和“胖胖”趿拉着鞋，吃力地抬起那只硕大无朋、其重无比的马桶一弓一弓地向厕所走去。
我竖在大通铺上，腾挪躲闪，望着周围这一切，呆若木鸡。
第三天起，学会了抓紧时间起床，竖起来套好衣服立即去上厕所，而且无论是否必要都尽可能守着不起。直到看守再度扯出嗓子，吼猪入圈般吼出凌厉的动静，才最后一个走出厕所。如果不是这样，我就完了——牢房里的马桶虽可供随时使用，但它过于庞然，近一米高，打开盖，口有脸盆那么大。不踮起脚便挨不着。一旦挨着，放放心心坐上去，人便有漏下去之虞。即使为了不漏下去而保持住“骑马撙裆”的古怪姿势，巴掌大的囚室内众目睽睽，还是注定要丧失排泄功能。所以，无论如何咬牙切齿痛下决心，想尝试一下这种新功夫，仍然是只要一上去就什么都不会了。到了这种时候始体会出，卫生条件尚在其次，安全乃人体代谢机能的第一要素。囚室外的厕所也令人缺少安全惑，也需极大的勇气和毅力：一个从头到尾的长长便池，没有任何间隔。六、七个人须如在商店排队购物那样，挤着排将起来。没有谁能够提前来或推后来，监狱准军事化制度让所有人在共同的时间共同的空间做共同的事。好在虽说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大家此刻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排“到一起来了”，谁也不嫌谁，谁也不怕谁，只要闭目塞听，横下一条心便可。能大模大样放放心心上一次这样的厕所虽算不上幸福，也值得整日企盼。为了这，每天清晨，随着“唏哩哗啦，咣”地一声牢门大开，看守扯嗓子，我便使出当年在新兵连夜间紧急集合时的本领，常常用不了六十秒，就冲出铁门，冲到厕所。只是和抢购东西略有不同，这么抢先，并非为了早来早走，而是为了能多排一会，而且能排在最后一个。身后就是水龙头和墙，比较安全可靠。
上厕所的另一个非凡的好处是活动腿脚筋骨，呼吸新鲜空气。从第一个号子走到厕所，要路经第二个号子，第三个号子，第四个号子，要走二十六步路。来回便是五十二步。进了厕所走几步，就是六十步。来回来去歪走斜线又多几步，厕所门口那个仓棚可挡住办公室门口看守的视线，出了厕所在仓棚下再多走几步，便是七十来步。这是很可观的体力活动，也是很重要的肺部卫生措施。监狱里不放风。一天二十四小时铁门紧闭，犯人沙丁鱼一般挤在囚室里。白天，三分之一的地面空间腾出来了，床上的人却也挪到了地下（白天不许上床）。三分之一的空间横走两步半，竖走四步半。没有一个板凳，要想全坐下，就得亲密无间地排在床沿。床高，坐上去脚不挨地，身子不能转动，受刑一般。囚室里唯一的“宝座”是那马桶。马桶盖盖子，里边盛满污物，想起来恶心，坐上去却很舒服：它靠窗，挨暖气。既可间或小风拂面，清快爽心，又可将腿脚抬起来搁在暖气上，缓解久站后下肢的充血浮肿。门口有一把破苕帚，也是一个常引起争执的好位置：把它平放在从未干过的地上，背靠了墙坐下去，既宽松又舒适，门缝里时而也有微微的新空气进来，很养人。等到几天后，我们号子里增至九个人时，马桶和苕帚就显得更加宝贵了。
有一个终日敞着的铁窗，囚室又不大，空气是够用了。但是人太多，又是骄阳如火的七月天。尤其是那马桶，里边满盛着少时六、七人，多时八、九人一天的污物：粪、尿、溲了的饭菜汤、洗脸水、洗衣水、刷牙水、洗澡水、呕吐（囚室中有一个十八岁的孕妇）痰、经血……。马桶上虽说盖了盖，但少不了谁要倒脏物、排粪便、扔东西。说来也怪，除了老住户“秦大姐”，所有人都不能完全坦然地在马桶上出恭。一天二十四小时，法定的上厕所时间只有两次，除了清晨一次，另一次是下午四时许。越想等到“法定”时间上厕所，越觉得随时可能失禁。这成了一种心理暗示，一种条件反射。结果算下来，每个人一天出恭的次数都比平日里要多。有时有些敏感者简直多得不可思议，这样一来，马桶几乎闲不着。有幸坐在这“宝座”上乘凉的人也坐不稳。一会便给轰下来让位于真正的“马桶皇后”。马桶盖一开，气味便不大好。本来你刚呼出来我就吸进去的混浊空气越发呛人。便人人扒了窗户往外伸鼻子，而每逢这时，就会招来窗外狱卒更其鲜腥恶臭的斥骂。
下午四点那次上厕所说是“法定”的，其实是捎带的，主要目的是要各囚室出来人提开水、接凉水，晾晒或收洗好的衣服。除此之外，能出来的机会便是打饭时。走出囚室三、四米，站在送饭的铁车旁，挨着个让两个黄脸婆给盛好，再走回去。然后又是，咣！铁门紧闭，稀哩哗啦，上锁。
一日三餐。一个大得扣在头上可以当帽子的塑料碗和一个塑料勺子是每个人永远的餐具。饭也基本上一成不变。早餐，一碗稀稀的玉米面糊糊，里边加了少许的盐；午餐，一碗白菜汤，一个黑馒头；晚餐，重复早餐，只是将糊糊中的盐换成了一汤勺那么多的咸菜，外加一个玉米面窝窝头。需要说明的是，在落后的中国广大内陆地区，玉米面远未变成发达的工业国家那样的保健食品，它仍然是饥饿和贫穷的象征。长期如是，星油不见，使人们的胃口变得极大，总是吃不饱，不到开饭，肚子们就咕咕叫成一片。号子外边铁门一响，号子里边就忙着趿鞋、钻到床下取碗。门一开，便拥出来，伸着脖排成队，眼睁睁看着饭从锅舀到勺，从勺舀到碗，然后目光就像给碗里的东西拽住似的，盯住碗，疾步进屋，蹲下，吃。一时间，团团坨坨弓满了专心致志往嘴里扒饭的人脊。这一刻，是全号子、全监狱一天当中最安静的时刻。既便发生地震，那些粘在碗缘的脸似乎也不会转动一下。
农村，猪圈里的猪，在槽边吃食时也不过如此。
有一只猪坐在马桶上，将双腿高高抬起，翘在暖气片上，以便自己的同伴有足够的地方弓起背脊专注地吃。这只猪吃不下，居高临下望了弓起的背梁，听了唏溜唏溜的声音，每每心中地震不已。这只猪知道，它和面前同伴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它是一只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可悲形象的、亳无食欲的猪而已。
这只猪便是我。
唯有一件事令我对自己的低级动物身份发生怀疑——举凡关进这里的，每日要为自己的一日三餐上交一元人民币和一斤粮票。出“圈”时结算。斤两、分亳不得有欠。不久后，当我走出监狱，狱方向我摊开双手，念出一串数字时，我惊讶地睁大了双眼，万分感叹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经济观念如此深入人心。
在太原上马街监狱不长的日子里，我始终无胃口进食，却不断以耳当口，品味了不少上等佳肴。这种用来听的佳肴每天都有，不是由嘴吃进去，而是由嘴说出来。女犯们每每将自己的拿手好菜一道一道复习了来，精神会餐。饥饿如此强化了人的味觉。有一次，一个囚友剔牙时不小心吐出了牙缝中的一粒姜，顿时后悔万分。以至全号子的人知道她失声尖叫的原因后，都为之扼腕叹息，只差全体去地上寻找了。那一次，引发了长达三小时的精神会餐，全是鸡鸭鱼肉，山珍海味。
一个星期二十一顿饭中只有一顿略有改变，即星期日午餐。白菜汤变成了半碗炒白菜，菜中有少许肥肉片。人们从星期五就开始盼望这顿午餐了。由于长时间的素食和缺油，所有的胃肠都不能适应这突如其来的油腻，所有人餐后都腹泄不止。不是当日下午，便是三更半夜或次日清晨。高大的马桶虽然加剧了排泄的尴尬，不能抵挡望眼欲穿的企盼和如狼似虎般吞咽带来的快感。
说到这里的医疗卫生条件，实在有赖于各人肌体的免疫系统。每日下午四时的一桶开水是号子所有人全天的饮用水。没有保温瓶，没有浴室。闷热难当、汗水淋漓的囚室里，要喝水，要洗身，全在下午四时许。这样一来，囚室两步宽五步长的地面便“湿”可鉴人。据说有医疗室，但不知是什么样的高级处所，不知病到哪种程度才有资格就诊。所以，如果你不想死，最好别生病，要生，也桃着生。比方，皮肤上可以生点癣，头可以有些疼（最好不是器质性的，也不是功能性的）。除此以外，你保证健康的唯一办法是乞求自己健康。因为无论你生什么病，这里永远只有一种药：止痛片。还有一种药：癣药膏。可是，药膏又不能用来吃，以兼治其他。你不到奄奄一息，别想走出牢房。你也不用呻吟，那没用。顶多窗台上又多扔几片止痛片给你。
这里没有报纸可看，对于正在受审的人来说当然也不许会见亲属、朋友，不许通信、不许稍口信、不许带东西。但是像一日三餐一样，每日有三个节目可供欣赏，全是用来听的：第一个节目是监狱的无线电喇叭里传出来的革命歌曲大齐唱。“咱们工人有力量”、“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有关于“平息反革命暴乱取得了伟大胜利”的烂调。中国本来鲜有国内新闻，那些日子里就更没有。唯一的“新闻”便是对“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动乱、暴乱”的清算。好在这个节目不长，清晨起床后一半个小时就过去了。第二个节目跟在第一个节目之后，更加单调且有震耳欲聋之势。那便是厨房传来的剁食声：咚咚咚……！听到这动静，你便可以想像农民在自家院子里剁猪食。那是一把极大极钝的刀，一个极大极脏的案板，一堆从市场上弄来的廉价的圆白菜。菜不用洗，也无须摘捡，直接住案板上一放，刀便上去七剁八剁，剁开为止。这是一天当中囚犯们唯一的那顿菜，清水煮白菜。好在这节目也不长，而且一天也只一次。
最令人恶心的是第三个节目。这节目不分昼夜阴晴，随时开始：狱卒的咒骂之声。我所住的女六监共有三、四个女狱卒，她们训骂起来全部没有距离感：无论被骂者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边，一律扯着嗓子尽力将骂声弄得极大极高极吵。这样一来，无论她们骂谁、骂哪一个号子，所有囚犯都不得不洗耳恭听，你又不知她骂哪一个，骂什么事，所以无意中非竖直了耳朵仔细分辨不可。骂得也很有水平，很出新。如果被骂者胆敢表示不满，拳脚相加外，骂的内容便更加具体而生动。常常是成串的不忍卒听的言词突然从看守办公室爆出，一路肮脏恶臭无比地穿越所有号子，直抵最尽头的厕所便池。刹那间，对面房沿上的麻雀惊咋着飞起，几个号子鸦雀无声。六监的看守偏偏有两个是年轻的女孩子，长得眉清目秀，漂漂亮亮。要不是有一次扒在铁窗亲眼所见，我真难以想像那些粗俗下流的语言是出自那样妩媚的面孔。
号子的墙上贴着监规，其中最后一两条是关于看守不准任意打骂，侮辱犯人的。但那没用，如果你不想使看守对你张嘴喷粪，你就得谨遵监规及监规以外的一些土规则，包括不许大声说话、小声唱歌，不许跳舞和扒窗户往外看，还要学会各种各样的快速行动：快速起床、快速打饭、快速接凉水、决速上厕所、倒马桶、擦玻璃、洗漱、晾收衣服、上床或倒地睡觉并快速睡着，说话声大了快速停止，打架吵嘴了快速息怒等等。有时这也不一定可以保全一个人的尊严。我就亲眼看到那个搜我身的姓郝的狱卒借故将一个拘留十五天的人罚站，并在面含微笑循循善诱时，突如其来大打出手，猛掴那个犯人的脸。而那个犯人在被罚站前，只不过是在郝巡视时，腰挺得不直；在挨打前，只不过像郝诉说自己感冒了，头痛咳嗽。被打以后，她仍然直直地站着，敢怒不敢言。全号子的人都直直地站着，敢怒不敢言。
我就是在这件事之后，踱到那“监规”面前仔细查看的。而犯人们则大不以为然地笑我这一举动，说我不愧是个书呆子。
最初的监狱生活于我有如地狱。衰局已定，前程莫测，虽已身在万丈深渊，却仍是一步一个陷阱。突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一切，一呼一吸一举手一投足都在茫然失措间。绷紧了神经对付频繁的审讯。审讯的分分秒秒都使我感到自己好像一个真正的罪犯。回到牢房，更要支撑着四肢，抵御彻骨的哀愁、惶惑与自卑对我的无情修剪。
日子改变了时速，要人一步一捱地打发。走完上午，下午就好走些。下午内容多，吃午饭，是一件事，睡午觉，又是一件。到了下午四点，打来了开水冷水，擦澡洗衣服，磨磨蹭蹭就到了晚饭。晚饭后，看守不再禁止上床呆着，号子里人们早早就歪在床上、地下，说些淡话或闲愁。天黑了，掌灯了，睡觉了，一天就过去了。
没有书的日子，即便在地狱的惊恐中也仍是寂寞。便常枯坐在深寂中将目光投到窗外，读那外面的东西。
外面，东西不多，连带沉沉如盖的天空一起，统统被铁窗割成了条状：云朵、警戒了望塔、对面平房顶。只有十几米远处的两样东西没有被切割变形：左边一个，高高细细、不戴帽子不冒烟的，是烟囱；右边一个，墩墩实实戴了帽子常冒烟的，也是烟囱。左边一个斯斯文文，气质高贵单纯。分明弱不禁风，偏赤条将自己裸在天地中，静静张着口将宇宙精华一古脑吸入。右边一个苍苍烈烈，沉雄高古。分明饱经沧桑，偏破帽掩容，沉住气将大地之能量喷向天宇。这两个，前者要溶入大千，后者要影响世界；前者遗世独立，地老天荒；后者呼风唤而，日月同辉。这两个不是烟囱，是人，先后在我生命中刻下印痕的人。
我更情不自已，细细阅读的是右边那个。那个平日里谦和温厚，大智若愚，偶尔浓烟滚滚，烈焰熊熊。他富于激情，充满责任感，是条好汉。他是我的现实。这现实并不如往事那般超然美丽几乎将我溶化，却绵密博大，点点滴滴充满我身我心。自从和他相遇，我不再是自己的奴隶。我将必要的丧失垒筑成生命完善的阶梯。抓牢了自己存在的阿基米德点，从从容容，潇潇洒洒，坦坦荡荡，安安详详。每天每天，我都在前所未有的大哀愁中清扫出一块干净的心的角落，以便翻来覆去阅读他。他在流亡，我在监狱。一旦他知道了我的消息，肯定更加义无反顾，宁肯掘地藏身，不愿去国。每每读出这样的消息来，忧喜参半，越发不忍转目。右边那烟囱被我想像成我的先生郑义，成了日日必读，用以支撑自己的一部功课。
沥沥小雨，将漫天霏霏愁绪撒入人间。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
监狱的喇叭出人意料地传出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听众朋友，您好。又到了我——陆霞，为您主持听众点播的时间了……。”
陆霞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我们俩住对面床。在那个音乐轰炸的教学楼里，我们共度四年时光。她谨小慎微，四年大学生活循规蹈矩，在我们那疯疯颠颠的艺术系，本本份份地经营五条线上的声响，埋头作曲专业。临到分配，人心散了，她却大爆冷门：爱上了我们班人人非议的一个花花公子。
没多久，分配离校的同学还没走光，陆霞又“飞也似地”失恋了。此前她一反常态地昂首阔步、笑语开朗，此后又一反常态地变回细声哀气、谨小慎微。这样的巨变、速变，着实让我们领教了什么是“爱情的力量”。分配后的陆霞并未从我的视野里消失。她脸上再次漾出笑意，是她终于从学非所用的单位调到山西省电台文艺部之后。当时，我也为自己不得其门而入的美学理论专业发愁。曾有同学建议我去替换陆霞的位置，说她工作的成绩不很理想，声音不明亮等等，说文艺部主任已表示乐意接收我了。我犹豫着没去。做电台节目主持人，那不是我喜欢的专业，再说，那是刚活过来的陆霞。后来有一次，偶然听到陆霞的主持，声音极为柔和、亲切，婉婉委委如与人对话一般。正是最标准的播音效果。换了我，未必就好。再者，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能如陆霞般遵从人们习惯的传统，弄得不好，别出心裁，定不长久。
此刻，陆霞正用她娓娓动听的话语给听众介绍、播放流行歌曲。我将头靠在监牢门框上静静听着。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场面：我曾经是这位主持小姐的同学吗？我曾目睹她身上的巨大变化吗，我差一点取代她的位置出现在我头顶那个喇叭里吗？
流行歌曲过后，是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这是几乎所有学院派音乐专业学生的特性：无论流行音乐如何席卷大地，在听过唱过之后，我们总会找回到纯音乐中梳理疲惫的审美知觉。但此刻我已无法安详地听下去了。那曾经来自地平线深处的、号角般辉煌的旋律，此刻在我心中正演成一种巨大的苍凉。
外面的世界与我不再相关。无论听与不听，陆霞们都将继续亲切下去，流行歌曲将继续流行。
新世界交响和它的追寻将属于不同的人们。
（第四章“女囚们”待续)
作者惠寄 转载请注明出处
Sunday, June 24,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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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5日 星期一
在囚人士：楊天水談江蘇的民運
89.64南京高自联信息发布平台: 89.64南京高自联关注之 在囚人士：楊天水談江蘇的民運: 談談江蘇的民運 楊天水 2004年2月1日 提要： ﹒ §§一、所謂的“文化革命”即“十年內亂”前的民運 ﹒ §§二、7、80年代的民運 ﹒ §§三、90年代以來的民運 ﹒ §§四、江蘇民運的的經驗教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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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全(Li Quan,Zhu) 南京高自聯
1987年免試攻讀南京大學哲學系碩士學位。
經歷南京學潮
1984年參與了南京大學「5.28」遊行示威活動。
1986年參與了86學運。
1988年12月參與了南京高校學生反非洲留學生遊行示威抗議活動。
1989年參與了「南京高自聯」的創立並擔任常委，曾當選為南京高自聯主席。
經歷上海89學潮
經歷北京89學潮
在聯席會議上朱利全主張廣場學生主動撤退以保住目前的民主勝利成果，柴玲怒斥朱利全為李鵬派來的。朱利全這一主動撤退的主張被回絕。
1989年6月11日失去自由，被南京市公安局拘留。1991年2月被解除收容審查。
2006年遭遇重大車禍等。
2008年簽署《西藏12條》。
2008年簽署《08憲章》。
參考文獻[編輯]
- 訴訟紀實 -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 Democracy - Guo Luoji
- 郭羅基作品選編：《共產黨違法案紀實》抗議書
- 民主通訊20050430a
- 中國部分知識分子關於處理西藏局勢的十二點意見| 香港獨立媒體
- 《零八憲章》第十五批簽名人正式名單（536人http://www.2008xianzhang.info/Lists/list--15.html
六四纪实小说：《原来这里有个门》一/齐治平
刚进家门,就直奔卫生间,也顾不上和母亲说话,人有三急.也不知道吃下肚的东西发生了什么反应,一路上努力坚持着,脸都变白了.总算解脱,一身轻松,才知道这去处虽说不雅,却实在能帮人大忙.
母亲告诉我有同学来过,说是老同学要聚一聚,留下一张便条.我接过一看,那是个熟悉的电话号码.
我有预感.
在一个公用电话上和接话人约好了时间,地点:三点四十五,省美术馆门口.我原来定的是三点半,接电话的人说要准备车,听起来怪怪的.我是坐公共汽车去的,我有月票.我已经在工厂上班四个月了.
提前一刻钟来到约定地点,走进了附近的一家商店.这是一家专营渔具的商店.我从未享受过垂钓的乐趣,也不懂其中常识,至今还奇怪那天怎么会走进那家商店.莫非预示愿者上钩?
站在渔具店里,悄悄观察街对面的省美术馆,没看见大门口有桑塔那.我走出商店,沿着碑亭巷一直走到头,在报摊前看了几眼,看看手表:三点四十.开始沿原路返回,抬头看天,彤云密布.走到巷口,一眼就看见那辆车.于是我横穿马路,走过去.两个便衣已经看见我,其中一个就是冒充我同学的那位.他冲我点点头,打了个招呼,我笑笑算是回应.
一上车就感觉不对，以往后座上可是只有一个人。已经坐在右边的那人块头很大，并不与我招呼。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人。“同学”随后也上了车，把我夹在当中。过了一会儿，另一个便衣上了前座。他叫史春海，和我接触过多次。
车开动了。90年前后在南京坐桑塔那还算是比较上档次的，半年来我几次坐过这种轿车，也坐过标致车，但似乎不如桑塔纳感觉好。
“同学”抽出一支“红塔山”给我，我客气一下说不抽。过一会他又劝烟，我又客气。右边的大块头突然冒出一句京腔：抽一支吧！我只好点燃这支烟，开始留心史春海今天为何一言不发，也许要出事。车开了一阵子，经过中医学院门口，还是老样子。我曾经在一段时间里经常到这个学校去。车转上城西干道，我一边抽烟一边想，如果直奔大桥（注：指南京长江大桥）去，今天没事；如果往省委开，肯定出事，因为万中曾对我说他被关在华东饭店几天。会出什么事呢？
不幸言中，桑塔纳很轻快地在草场门广场上向右转弯，直奔华东饭店。
准确地说，我被带往的是南京军区招待所，老南京叫AB大楼，后来改称华东饭店，只是我不知道我去的是A楼还是B楼。
车开进院里停下之后，一个便衣站到停车线旁。我下车时他一抬手，做了个指引方向的动作。我正好抽完最后一口烟，下车时把烟踩灭在地上，随着那便衣走向饭店的旋转门。门口站着另一个便衣。这人我打过交道，知道他姓朱，代号“老朱”。老了一身崭新的警服，只是没有“公安”标志和警号，我知道这是安全局的打扮。老朱和史春海一样没同我打招呼，而以前这两人约我见面时却是格外热情的。我由此确信今天肯定要出事了。
跟在老朱后面，从楼梯走上去，地上铺着猩红的地毯。“325”，我看清门上的房号才走进去。里面有四五个人。带我来的几个人也进来了。我突然有点紧张，就说要方便一下。我脱下黑呢大衣，摘下兔毛围巾，走进卫生间，随手带上门。谁知老朱又把门打开，推开一道缝说，就这样。我明白一定要出事了。血往脸上涌，小方便竟略有困难。冲完马桶，我对着墙上的镜子整理了一下头发，走出卫生间。
站好!把手拿出来！我被迫纠正了一下姿势。
有人开始读逮捕令，戴手铐，签字。拍照片和摄像的两个人前后左右忙了一阵。自我感觉良好，还对着镜头看了一眼。
这个过程持续大约五分钟，人都走光了。最后一个人出门前命令我在一张沙发矮凳上坐好。
我开始抽烟。我随身带着烟。但越抽越慌，全身的血好像都涌向头部。紧张。
冰凉的手铐似乎比火红的烟头有助于平稳情绪。我奇怪为什么戴上后手并不痛。这副手铐带给我清醒，一切又恢复正常。
http://boxun.com/news/gb/lianzai/2009/05/2009051913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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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4日 星期四
微小說：四十年前的真相
當人們的生活艱苦到討厭平穩，就會思變。
由舊政權過渡至新政權，這個國度成功轉型至正式的社會主義，是北歐模式的社會民主主義。國家地廣，取締中央集權，改以聯邦制管治。各州份成立州政府，適度的自治。經過公投後決定脫離聯邦的地方，亦應充讓其獨立。
新政權成立初期，當然經過一段頗長的「磨合期」。舊共和國解放軍死抱權力保護權貴，但是民眾及國際社會，較支持擁抱普世價值的民主聯邦改革勢力。舊共和國殘黨苟延殘喘，只在西部山區當土皇帝。聯邦政府已經掌握了東部至中部緣海地區的實際統治權，人民正在休養生息。
國際社會對新的「中華聯邦國」更為接受，廣受世界各國尊敬。中國由一黨專政的獨裁國家轉型至多黨派民主聯邦政府的經驗，受各國贊揚，並成為非洲國家第四波民主運動的主要參考方案。中華聯邦國的上台，並不因為它是由一個擁有絕對權力但深得民心的天使推翻暴政，而是它基於講求權力制衡的民主普選制度。中華聯邦國揚棄了舊共和國只求經濟發展犧牲一切的國策，轉為追求權力制衡、人權、國民生活質素和環境保護。縱使聯邦國的經濟數據並不及舊共和國，但是國民無論快樂指數、國民體格及道德都因應新政權的統治方針而大幅提升。
每個新政權都要面對的問題，是過去政府的違法及不義行為的彌補。舊政權直至倒台，都仍未就其統治期間的種種暴行作公正的評價及補償。聯邦政府就「轉型正義」的問題，成立多個真相調查委員會，由學者、官員及記者等等人士組成。另外，就像當年民主德國(東德)倒台後，一切舊共和國的機密檔案都予以公開。
身為歷史學者的我被委任為一九八九年屠殺事件真相調查委員會委員。委員會除了要調查事件真相之外，也為將建於天安門廣場的「八九屠殺紀念館」作資料搜集。調查委員會的目標，是要還完歷史的全部真相，認清史實，以史為鑑，防止全世界任何國家重蹈覆轍。
這個重任交托於我，也有雙重的意義。第一重意義，是為八九年的死難者討回公道，另一重的意義，是要調查我爸下落。
聯邦國成立後，人們擁有言論自由，可以自由討論一九八九年屠殺事件。而被選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100個人物」的父親，也成為各界的討論焦點。
但是，國民被迫封口四十多年，真正知道家父去向的人，已經不再存在。我只能透過以前留存下來的資料，去推論家父的下落。
我對家父的認識不深，他消失的那個清晨，我才剛剛滿四歲。媽哭著淚眼抓著我的小手說爸爸沒有回來，我也只呆呆的站住傻笑。
家父是湖南長沙人，家母說他是長沙馬王堆漢墓遺址的考古隊長，屬於工人階級。一九八九年發生民主運動，五月中爸爸帶領考古隊其他隊員趕到北京聲援，並加入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而我和家母卻留在長沙老家等待家父歸來。
家父在民運的角色，並不明顯，但家母說他全心全力地投入民主運動。他是負責物資運送之類的支援工作，一直都避開了媒體的鎂光燈。六月四日凌晨，北京街頭發生了舊共和國人民解放軍屠殺市民的事，家父負責將死傷者用單車送至解放軍301醫院。子彈在他的身邊刷過，甚至擊中了他的單車，彈出火星。他在昏暗的街燈燈光之下，在長安大街驅車前進，耳邊傳來機槍掃射及救護車的響聲。爸爸來來回回的把被開花彈打斷手腳的學生、工人、圍觀民眾送到醫院。死傷者鮮血染紅了家父的手，他抓著醫院外科部主管醫生的白抱，留下鮮明的血印。家父哀求醫生務必要把死傷者救活。家父沒有看清那名醫生的名牌，只依稀看到他姓蔣。
「蔣醫生，求求你。」
我恍惚就像在現場聽到爸爸在荒亂的醫院大堂這樣哀求。我幻想到那位蔣醫生只以眼神回覆家父，就轉身為皮開肉綻的受傷者動手術，一片一片的把開花彈的碎片取出來。
以上這些，是家父在六月四日中午致電給家母報平安時所講，再由家母轉述。這亦是家母最後一次聽到家父的聲音。家母憶述，電話中途被截斷了，家父還未答他會去那裡避難的問題。
家母的說法，雖然我是相信的，但我沒有任何實質證據證實。工自聯成員趙洪亮接受訪問時親證，在六月三日晚解放軍開槍之時，他臨急趕回工自聯總部把工自聯成員名單燒毀，以防軍人秋後算帳。從此，工自聯除了韓東方、呂京花和趙洪亮等知名成員之外，到底還有甚麼成員，根本無從證實。
我們兩母子最後一次見到家父，是在六月五日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節目。
手持旅行袋，穿著白色恤衫、淺藍色長褲的男人，昂首在長安大街阻擋著解放軍38師的坦克陣前進。坦克被擋停了下來，男人爬上坦克，與坦克駕駛員理論。後來幾個人合力把他拉走，電視新聞把這個畫面形容為「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看出，如果我們的鐵騎繼續前進，這個螳臂擋車的歹徒，難道能夠阻擋得了嗎?」
沒有人知道這個「螳臂擋車的歹徒」是誰，唯獨是在電視機前的媽媽認得他。我還記得媽媽兩行眼淚，指著畫面向我說:「你爸…」
家母擔心家父的安危，但卻無法再聯絡上他。後來國內媒體傳出「螳臂擋車的歹徒」名為「王維林」，反倒令家母安心。並不是母親知道自己認錯那個男人，而是傳媒認錯了那個男人，反倒可令家父有機會逃過解放軍的追捕。母親是鐵了心的認為，那個男人就是家父。
「他肯定是你爸…」等了三十年，在病床彌留時她仍然是這樣堅稱。乾癟的面容，從鼻腔抽出血液的插鼻喉，還有機器發出來的嘟嘟聲，伴隨著她用九牛二虎之力說出來的這句話。
屈指一算，家母也走了十年。
三十年來，家母一直等候家父的歸來，但我認為他們只能在天國相聚了。
八九屠殺之後，家母獨力的把我養大。家庭一家之主在八九年之後失縱，根本不是甚麼奇事。只不過，沒有人知道我是「螳臂擋車的歹徒」之子，我們兩母子為保命也對此事守口如瓶。
年青時，家母見我成績不錯，就把我介紹給家父的前僱主，是一位有名的歷史教授，從此我就走上了歷史研究之路。歷史教授的兒子，八九在北京唸大學，也在屠殺時被殺害。教授自己本身研究古漢史，他卻強烈建議我去讀現代史，或許是他死去的兒子也是主攻現代史吧。
讀書時期國內外不停傳出「坦克人」或「王維林」下落的不同說法。電視畫面見到，家父的而且確是獲救了，但他卻從此消失。有人說他被關押，也有人說他逃到台灣去了。國內外不少人說他被坦克輾死了。舊共和國的國家主席江澤民接受國外記者訪問時說他知道「王維林」仍然生存，似乎都只是胡謅。就是在他任內全中國建立起金盾工程，阻礙網絡自由，禁止國人說真話。這樣人還有誠信可言嗎?
另一個說法是，「王維林」被便衣公安抓到了，抓進了天安門廣場附近的軍事博物館。但是，他卻趁無軍人看管時逃走，再走上長安大街阻檔101師的前進。但是，101師沒有如38師般把坦克停下來，「王維林」的血肉就藏在坦克車的履帶縫間。
沒有人把這個畫面攝下來，也是一個沒有證據證明的說法。
我從前共和國的秘密檔案紀錄，找不到當日101裝甲師出勤的紀錄。有關八九屠殺的政府文獻，似乎舊共和國早就有人處理掉了。
互聯網紀錄，眾說紛紜，但卻沒有甚麼實質的證據。我曾親身到北京長安大街一帶打聽，試圖找回四十年前營救「王維林」的參與者和目擊者，可惜無功而還。
我也曾經訪問過工自聯的高層，我說出家父的真名，問問他們有沒有印象。他們的答覆也只有搖頭。
四十年，足夠把任何歷史的真相侵蝕得無影無縱。
我的使命，就像當年站在坦克陣前的家父。我面對的，不是冷酷的國家機器，而是人類習慣遺忘的犬儒習性，還有四十年來舊政權為了掩飾屠殺行為而對歷史的肆意扭曲，以及威權統治餘波之下人民的冷寞。
我要以一人之力抵抗這些圍著事實真相的障翳，把八九歷史的真相還原出來。
爸，請賜予我勇氣。
微小說：四十年前的真相
當人們的生活艱苦到討厭平穩，就會思變。
2013年11月12日 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北京採訪組《屠城四十八小時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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