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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7日 星期六

一群老共产党员1998年给人大和政协的信

 
年逾古稀而退休多年的解放军301医院外科教授蒋彦永和夫人

1998年我曾到杨尚昆同志家去,向他汇报我去台湾访问的情况(杨是一直分工领导台湾问题的主要负责人),我谈了堂兄蒋彦士对两岸统一的一些看法。随后我告诉他,我是在六四时负责处理送到301医院来的伤员的外科主任,问他是否愿意听听我的意见。
他表示愿意听,我就把我的所见如实告诉了他,还把我1998年写给中央领导的信给了他。杨表示,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
杨尚昆同志的意见其实是许多老同志的共识。
六四事件发生后,中顾委曾由薄一波主持,对于光远、杜润生、李锐、李昌四位老同志开了批判会,有人并打算做出不让他们四位党员重新登记的决定。但后来陈云同志给中顾委常委去了一信,由薄一波向全体中顾委委员宣读。
大意是,这件事再不能这样做了,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教训已经很多,难道将来还要再给他们平反吗?薄读完信后就说,这个问题算了,不再谈了,到此为至。陈云同志的这封信已很明确,他是反对六四这样处理的。我不知道陈云同志这一重要意见是否已向中央委员、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作过传达。
最近读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写的
《为了中国的明天──生者与死者》一书,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为一个在六四事件中被残杀的17岁的热血青年的母亲,十多年来经受了各种压力,忍受了极大痛苦。她和难属们千方百计寻找和联系了近二百位死难和致残者的家属,并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愿望──要求政府对他们的亲属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这是一个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
谁没有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谁的亲人被这样无辜杀害,都会像他们一样提出这种要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
他们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公开信提出严正的
要求。但遗憾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请求,竟然置若罔闻,一字不答。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是交代不过去的。
我在上面写了不少,总的意思是:既然16大后我们党和国家的新领导,在各种场合特别强调要贯彻宪法,要以人为本,那么,人大常委、政协常委、16届中共党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就应该用国家的宪法和党的最基本的三大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标准来重新审定六四。
我们党犯的错误应该靠党自己来解决,解决得越早,越彻底,越好。我相信,正确地评定六四是人心所向,绝不会造成紊乱。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只能是造成更大的不稳定。
多年来,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针毡,草木皆兵,不知要动员多少力量来防止发生事情;年复一年,并没有因为离六四越来越远这种不安就逐渐减轻,相反的是老百姓越来越失望和愤慨。
我经过反复思考,觉得有必要写此信给各位领导。当然我也考虑到写此信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后果,但我还是决定要如实地把我的看法告诉各位。如果领导认为有必要,请抽空和我谈谈。
信如收到,请告我。
我的地址:万寿路朱各庄26号,5─1204 邮编: 100036。
电话: 68134451。
301医院外科
蒋彦永
200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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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群老共产党员1998年给人大和政协的信
各位委员:
我们是一群老共产党员,我们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了一封公开信(见附件),敦促他尽快平反“六.四”。这是全国人民都在日夜盼望的大事。
在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建设的发展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经济改革必须配之以政治改革,若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就难以深入发展。当前很多现象已显示出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已快走入死胡同了。
平反“六.四”可作为进行政治改革的首步。走这一步是最得民心的一步。“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我们认为平反“六.四”是一张威力无比的“王牌”。问题是由谁来打这张“王牌”。这张“王牌”理应由江总书记来打,但他若不愿意打,我们认为真正爱国,爱民,想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富强的国家的有志之士,都可以拿起这张“王牌”。
从我们接触到的各界人民,普通老百姓,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商人,各层次的干部,包括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一致认为应及早平反 “六. 四”。
“六.四”运动是北京的学生要求政府“反腐廉政”,得到全市和全国人民空前热情支持的爱国运动。“六.四”被镇压后,中国的贪污腐化日趋恶化。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世界上贪污腐化政权的顶端。平反“六.四”也可以为决心铲除腐化开辟一条道路,这是顺民心的必由之路。
我们衷心希望各位能出以公心,深明大义,大胆,勇敢地拿起这张“王牌”,在本届人大,政协会上对此问题做出顺民心的决策,为中国政局的长治久安,为中国在世界各国大家庭中应有的光荣地位早一天实现,作出各位应有的贡献。
一群老共产党员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二]一群老共产党员1998年给江泽民总书记的信
江泽民总书记:
我们一群老党员给你写这封公开信的目的很明确,即敦促你痛下决心,平反“六.四”。
去年三月,八届五次政协会议的文艺组会上,吴祖光先生无私无畏,首次公开提出应重新评价“六.四”,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六.四”的罪魁祸首是贪污腐化分子陈希同,是他编造了谎言,欺骗了小平同志,将陈希同的罪行公诸于众,就可为平反“六.四”找到保护小平同志的极好方案,但遗憾的是,他的忠言未被采纳。
前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左)和杨尚昆在一起说笑。(多维社)/font>
去年九月,十五大开会前夕,赵紫阳同志给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同志的信,非常恳切地要求重新评价“六.四”。并提出“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这些中肯的建议又未被接受,再次失去了良好的时机。
“六.四”事件是世人皆知的,是共产党,人民军队血腥镇压了要求政府反贪廉政的无辜学生群众。这是中共建党以来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
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迫切地要求尽早平反“六.四”。全世界人民也时时不忘要敦促中国政府尽快平反“六.四”。你去年访美时在哈佛大学讲话时,学生就关切地向你提出了
“六. 四”问题。
你只能含糊地表示,政府的工作总免不了会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相信你头脑中是非常清楚,“六.四”是应该平反的。作为一个中共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有良心的人,你能想象在一夜之间,你的妻子,儿女,父母或亲友,突然被罪恶的子弹杀害了,难道你能不愤恨,你能允许这种罪恶永不平反吗?
我们想你所以将此事拖下去,最大的顾虑是怕平反“六.四”会引起混乱,“稳定是压倒一切的”。
我们认为中国老百姓,广大的干部,广大的党员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又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祖国的经济建设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明显改善,大家也希望国家的政局能稳定,但是怎么才能稳定呢?我们看到每年“六. 四”前,我们的政府,尤其是北京政府,总是“草木皆兵”,极度紧张恐慌,生怕发生什么不测,这种情况能说是稳定吗?
赵紫阳同志提出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我党在解放后各次运动中,犯过不少错误,都是由党主动来解决的。每平反一个问题,都是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增强了团结,并没有乱。
如反右运动错划了数十万“右派”,胡耀邦同志当政时,将“右派”全平反了,几十万“右派”并没有闹,国家也没有 乱。“人民公社”“大跃进”,使成千万老百姓非正常死亡,彭德怀同志向毛主席进言惨遭迫害,现在全党全国都已肯定这是毛主席所犯的严重错误,但老百姓并没有因此而要闹,仍是拥护共产党的。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国家拖到崩溃的边缘,成亿的人民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苦难,小平同志将“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中国并没有乱,老百姓更拥护共产党了,更拥护能大胆彻底纠正毛主席错误的小平同志。
“四五”天安门事件也是我党主动纠正错误,给予平反的,也没有引起任何混乱。
目前我党对“六四”问题一直拖着,不主动去纠正错误,使党
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一落千丈,可以说目前共产党的威信已降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地步。
但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党主动解决了“六四”问题,一定会受到人民的拥护,决不会造成混乱。况且主动解决“六四”问题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我国的国际信誉将大为改善,这样做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紫阳同志的意见确是极有远见的。
紫阳同志提出早解决比晚解决好,“六四”的问题拖着,在国内老百姓不会改变对党的不信任,国际上也会无时无刻不断以“六四”问题压迫我们的党和政府,越拖下去困难越大,当然是早解决比晚解决好。我们认为“六四”问题一平反,我们的领导就放下了一个千斤重的包袱,晚上睡觉也不怕鬼敲门了。
平反“六四”实际上是一张威力无比的“王牌”。你江总书记可以用这张“王牌”来解决很多问题,别人包括现在政治局的各位同志,军队的各位领导, 也都了解这张“王牌”的份量,大家心里都清楚,
“六四”早晚要平反,有朝一日,他人抢去了这张“王牌”,甩了出去,我们想,你总书记本事再大也难以抵挡。 所以我们认为你必须了解这一点,平反“六四”越早越好,否则夜长梦多,一旦失去了这个机会,你将变成为历史的罪人,那时悔之晚矣!
我们在给你发此信的同时,将此信分发给党中央领导及人大政协的领导,希望在本届人大和政协开会期间,能对此问题做出使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满意的决定。
最后再次希望总书记深思,切勿错过良机!
                一群老共产党员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蒋彦永《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

 作者:蒋彦永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副委员长
全国政协主席及副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
国务院总理及副总理:
1989年,北京学生针对当时的政府腐败,提出反腐败,反官倒,要廉政的正义要求。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北京市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
但少数维护腐败的领导,却采取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手段,用坦克、机枪等武器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进行疯狂镇压,造成了数百名无辜青年惨死北京街头和数千名人民致伤致残。
之后,当局随即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编制谎言,并用高压手段使全国人民变得有口难张。15年快过去了,当局希望人们会渐渐淡忘:过去把天安门事件称作
“反革命暴乱”,后来就改称为“89年的政治风波”。
这种对事件名称的更改,正说明造事者的心虚。既然是风波,何以要动用数十万军队去镇压?怎么能用机枪
坦克去残杀无辜的百姓?所以我建议,要为
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
我是解放军301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89年六四时我是普通外科的主任。6月3日晚上,听到反复不断的广播,让人民不要上街。约10点钟,我在宿舍里听到北面有连续的枪声。数分钟后,我的呼叫器响了,是急诊室呼我,我赶紧奔到那里。使我难以想象的是,躺在急诊室地上和诊断床上的已有七名脸上和身上到处是血的青年,其中两名经心电图检查证实已死亡。当时我的脑中嗡的一声,差一点晕了过去。
我当外科医生已30多年,到铁道兵修成昆铁路的医疗队参加抢救工作时,也曾遇到过成批的伤员,但那都是因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国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着的,却是被中国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给与的武器残杀了的自己的人民。
我还来不及思考,在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又有不少被打伤的青年,由周围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轮送进了急诊室。我一面检查伤者,一面请有关人员通知各位外科医生和护士奔向手术室。
我们院共有18间手术室都被用来展开抢救,我在急诊室做分伤和紧急处理。从10点多开始到半夜12 点,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7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大夫们在医院的18间手术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术, 将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过来。


首次公布的一张1989年六四事件图片。由中国军方人士提供。中国军医蒋彦永最近上书中央建议为89年六四正名。(多维社)
有几个死者使我终身难忘。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们医院对面七机部的离休干部,有4、5个儿子。当他们听到广播不让上街后,就告知孩子不准离家,全家都坐下来打麻将。到快10点了,老两口困了就准备睡了。外面枪一响,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当天领了结婚证)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
他们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时,有密集的枪弹向他们扫射过来,那位女同志就回头跑了,并喊她的男友赶快返回。她跑了不多远,发现他的男友没跟着来,于是她就折回去。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动。
周围的群众立马上前,有三、五人托着他,送到我们的急诊室。护士给他测血压,测不到;做心电图,是直线。我检查这位伤员,只在他左上臂内侧发现一个弹孔,但没有发现出去的弹孔。他的女友求我们给他抢救,我们实在没办法,因为心电图直线说明心脏已停止跳动,估计是子弹射入了心脏。
这位女孩哭疯了,但她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亲请来。母亲到后,趴在她儿子的身上左右翻检,只见到一个枪眼。随后她跪倒在我的脚前,双手拉着我的腿,哭着求我救救她的儿子。我当时也泪流满面,无言以答。我蹲在这位伤透了心的母亲的身旁,如实地告诉她,他的心脏已被打碎,已无可能救活。
这位母亲稍稍安静一些后,就哭着大骂: “我很小就参军,入党,跟着共产党打日本,打蒋介石。现在我们解放军却把我最心爱的儿子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找他们算帐。”后来她儿子的尸体被放在我们医院停尸房的地上,所有的死者均放在那里,由解放军看守着。死者都被诬称为“暴徒”,尸体是不准领走的。第二天,这位死者的家属要来领走尸体,未成。但他们是一位高级将领的亲戚,所以过不久就领走了。
另一位死者是一个身体非常强壮的摩托车运动员,他当天下午在丰台练车,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还没下车就被子弹射伤。当时由几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辆平板三轮车上,拉到我们的急诊室。
我检查他时他的血压还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沟处有一很大的弹孔,大量的血不断涌出。这个部位无法上止血带,用手和敷料也压不住出血。我们尽快给他输血,但血的供应已十分困难。由于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压很快就掉下去了,接着出现严重的休克,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张大着嘴,挣扎着呼吸,最后完全停止了呼吸。
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眼看着病人在你面前,却因这种条件而无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辈子也无法忘却的。
约在12点时,送来了一位少校军官(这是当晚我们救治的唯一的一位军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弹贯通伤,X片显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围软组织中有大量金属碎片(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铅制的开花弹)。这位军官告诉我们,他当天进城到亲戚家造访,晚上回来到军事博物馆(他的工作单位)门口马路边上,被过路的部队用连发扫射的子弹击伤。
他的右边是一位老人,左边是一个小孩。这一老一小,均被子弹击中,当场死亡。他算是幸运的,只伤了一只胳臂。送他来的是一位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他当时就对在场的很多伤员和工作人员讲:我们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伤害。这次部队用机枪、坦克杀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难容。往后部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还有威信了。
午夜后,部队已通过301门口,就不再有伤员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时,我就去手术室察看手术进行的情况。见有的人肝脏被打碎,肝内留有很多碎弹片,对此我们拍了照、录了像。其他一些手术中,医生们还发现伤员肠道内有大量碎的弹片,这和一般的子弹伤是明显不同的──是用一种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谓开花弹打伤的。
北京的戒严是从5月19日开始的,当时进来的部队受沿途老百姓的阻拦,无法进到城内,就分别驻进沿复兴路的301医院、装甲兵、炮兵、通讯兵等部队单位。驻进301医院的部队,经过我院广大医护人员和他们的交谈,渐渐了解了学生运动的真相,于是明确表示,他们绝不会参加镇压学生的活动。
那时,每天清早6点左右,从西郊机场有一架直升机沿复兴路由西向东慢慢飞过,与驻在各单位的部队负责人(在我们医院里是一位团长)进行联系,让部队随时做好出发准备。
部队在这段时间里整装列队,等直升飞机飞来,那位团长用通讯设备与之联系:报告部队已随时作好准备。飞机一过去,官兵们就又分散和医院的同志交谈、聊天。
就是因为这批部队已经不可能被用来镇压学生了,所以到5月底,6月初,这批部队就撤离了。据说后来参与镇压学生的部队,是紧急从山东等地调来的。那些部队 中不少是去过越南战场的,在战场上和敌方对峙,开过枪,打死过人。
他们被运往北京时,在火车上没有报看,没有收音机听,完全是被蒙在鼓里。一到北京后,就被告知: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要他们去镇压。在这种情况下,无知的战士,听从命令,造成了六四的悲惨事件。
6月3日晚上,我们医院的每一位参加抢救的医护人员都万万没想到会出现这种使正常人无法理解的惨事。我当时也以为不知是哪个部队的头头在胡来。我和当时到急诊室来参加抢救的廖院长说,是否可以和上面通电话,告诉他们在我们面前发生的意外情况,请上面赶快制止。廖院长也和我们一样,不断流泪,不知如何是好。
6月4号上午有一辆坦克开到301医院门诊楼边,从车内抬下了两位昏迷的战士。我当时还在急诊室,从送来的人员那里了解到,两位战士大概是中毒昏迷。我和廖院长商量,我们对面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应该知道如何处理这类毒气伤。我们一面打电话联系,一面想办法把他们从地下通道转移到我们对面的307医院。我和廖院长等其他院里的同志,都为老百姓和战士受到这样的伤害,感到十分悲痛。
6月9日邓小平召集各单位领导讲了话,紧接着就开始了清查工作。有一天,我的同学、脑内科主任朱克教授找我,他说院里托他先找我谈,让我说清5月中旬和医院进修生上街去天安门的事。
我告诉朱说,这事你不必管,院里谁管这事的来找我谈好了。不久,院政治部的一位同志来找我。他告诉我,上面从一份录象带上看到我和医院进修生进城,他们乘一辆卡车,打着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声援队的大旗,敲锣打鼓地驶在复兴路上;我在一侧骑自行车跟着他们进城,让我把此事说清楚。
我告诉他,那天是星期三,我们科原定下午进城参加北京外科学会的学术活动,我已订好了车。当我们去车队上车时,被告知路上全是游行队伍,所以不能发车。此时,我看到在301大门内有不少进修生,他们都穿着白大褂,准备登车去天安们声援学生的行动。他们见到我后,请我和他们同去。我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他们告诉我他们要安营扎寨。
我就说我不能和他们一起去,我骑了自行车,在他们卡车的一侧,一路走,一路聊。到礼士路,汽车已无法通行,他们下车步行进城,我继续骑车到了天安门。因为突然下起暴雨,我沿广场转了一圈,就赶快返回医院。我去天安门之事是谁都知道的,我的这个行动没有任何错误。和我谈的同志就只好如实地去汇报。此后谈到六四问题时,我始终认为镇压学生运动是错误的,为此,在那年我本该调的级别被卡住了。
六四之后,一切事情都以对待六四的态度为标准来处理。如我们的兄弟单位军事医学科学院领导班子的调整。那时的院长秦伯益教授当上面领导来找他谈话时,很坦然地表示他对待六四问题没有不妥之处:如当时戒严部队无法进入城区,就分散驻入沿途的一些军事单位,根据军事医学科学院担负的任务,秦伯益院长提出,如部队要驻入,应担负起保卫该单位安全的任务,否则如部队驻入,老百姓就有可能跟进,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结果部队就没有驻入;
关于给天安门绝食的学生送水的问题,当时院内群众要求去送水,秦也表示同意,并派了车,因为很多国家单位都那样做了,等等。考察的结果,秦的院长职务被免去了。一个副院长是我的同学唐佩弦教授,他和领导谈话时说,他在解放前参加了上海的学生运动,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学生只是用了救火水龙头冲,用马队加鞭子驱赶,没有开枪镇压。
而现在是人民的军队,却对学生动用机枪、坦克,残杀了无数的学生和老百姓。这样做使人实在无法理解。于是,唐的副院长职务也被取消了。而另一位副院长,因为说了领导喜欢听的话,表态好,就被提升为正院长了。
六四之后,绝大部分和我相识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里都很清楚,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但屈于上面的高压,不敢讲心里话。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和中央保持一致,完全是一种假象。在这漫长的15年中,我不论在什么场合,从来都是明确地表明,我认为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我总希望这个错误由我们党自己下决心来纠正。
文化大革命搞到把中国推向濒临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出来,由我们党自己把文化革命的错误纠正了,中国并没有乱,老百姓更信任党了。那时我国的食品极其缺乏,什么都要凭票,但老百姓仍能和党一起来克服各种困难,使国家在短短的20年内就大变样了。
现在我们国家物资丰富,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更何况纠正六
四的错误是全国人民的心愿,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心愿。只要我们党的领导痛下决心,自己来纠正错误,我相信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中国一定不会乱。
1997年我去吴祖光同志家探望他时,他告诉我,他在那次全国政协会上要求发言,会议主持人要他先送发言提纲,后来没让他作大会发言,他只在文艺组发了言。
他说:他先肯定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20年来使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的这一功劳。接着指出邓小平在处理六四问题上是有错的;现在邓已病故,我们应该重新评估六四。89年时邓已高龄,了解外面的情况主要靠别人反映。
当时北京市的陈希同打了假报告,声称学生后面有国内外反动势力在煽动,所以邓是上了陈的当,受了陈的骗。现在陈已经是个贪污犯,主要罪责是陈,应该使六四恢复本来面貌。
吴告诉我,他发言后,到会的没有一人对他的意见表示反对(当然不会有人能说出反对的理由),但是,会上没有一人附议,这使他伤透了心。
因为他知道,在场的都是一些很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在私下里都和他有相同的看法;但在会上,却都不敢说心里话,这实在使他伤心透顶。他的夫人新风霞和我说,她总是劝他不要再去提意见了,提了也没用,而吴总是不听,一有机会就要提意见。
吴对我说,人有一张嘴,一是要吃饭,二是要说话;要说话就要讲真话,讲假话、不敢讲心里话,这张嘴就剩光能吃了,还有什么用?和吴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教育:人总是应该说话的,要说真话。
我后来还去找了雷洁琼老师和吴阶平老师,他们都是我在燕京大学的师长,我把我在6月3日晚在301医院抢救伤员时的所见,讲给他们听。他们都表示他们在这方面没有了解得那么具体,但都认为六四这事政府是大错了,他们现在无能为力,将来一定会解决的。
我在1998年曾和部分同志以一批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国家领导人和人大、政协代表写信(见附件),建议重新评定六四。

2014年6月6日 星期五

中共军队六四血洗天安门罕见镜头曝光

“六四”25周年之际,1989年6月4日中共派军队血洗天安门广场的一些现场视频和照片不断被曝光。
士兵以乱枪扫射的方法清场
近日,BBC节录1989年“六四”天安门广场清场的短片重播。短片显示,6月3日,中共军队包围天安门,在通往广场的主要道路上,数以百计愤怒的民众涌向士兵。
当军队装甲车开进广场时,民众涌上前阻挡。后来军队从几个方向进入广场,士兵以乱枪扫射的方法清场,不断有民众和学生受伤。赶赴现场的救护车被禁止进入广场,两名救护车司机中枪受伤。医院里挤满了被枪打伤的伤员,很多医护人员哭了。暴力持续到天亮。

事发时的天安门广场。(网络截图)

图为士兵很快清理了贯通广场东西的通道。(网络截图)

图为士兵以乱枪扫射的方法清场。(网络截图)

图为伤者被送进医院,20分钟内40名重伤者急需动手术。(网络截图)

图为伤者被送进医院,每几秒中有一名伤者进来。(网络截图)

图为民众用人力车、自行车带走伤员。(网络截图)
视频中学生的血泪控诉
今年2月10日,一段1989年6月4日清晨,大学生被中共当局军队驱离天安门广场时的珍贵视频惊现网络,近日再引关注。
从视频中能听到清晰连续的枪声,广场上一堆堆火在燃烧。许多民众看到从广场上出来的学生,热烈鼓掌。学生们喊着“还我同胞”等口号,有学生头上扎着白色布条。一个从广场出来的男学生失声痛哭,许多民众在安慰。视频里一个女学生激动控诉政府强制、逼迫他们离开广场,她确定很多学生被杀死了,并一再强调,对政府的暴行非常愤怒!

1989年6月4日清晨,被中共军队强制驱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网络截图)

1989年6月4日清晨,被中共军队强制驱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网络截图)

女学生在控诉中共政府的暴行。(网络截图)

被中共军队打伤愤怒不屈的学生。(网络截图)
一个学生拿着一件沾满鲜血的血衣给大家看,一个男生控诉,一个女孩被踹倒了,他去扶她,被打晕倒在地,军人用铁枪铁棒打他,用皮鞋踢他。
近日,1989年6月4日中共血洗天安门广场的视频和照片不断被曝光,再现了中共当年的罪恶和民众与学生不畏强暴的不屈精神。图为军队坚决地从紫禁城等几个方向进入广场。(网络截图)
中共军队强行开进广场屠杀民众
据美国政府解禁的秘密文件记载,中共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军队强行开进广场屠杀学生和民众。
6月4日凌晨1时,距离北新华街角1.6公里的民族饭店周围开始听到枪声。6月4日凌晨1时10分,一批驶向北京天安门方向的解放军装甲车被愤怒的民众投掷大片混凝土截停。1时20分后续装甲部队赶到,装甲车一面向人群开枪一面开进北新华街,许多中弹民众倒下,鲜血洒满一地。
  
1时45分,另一批部队到达天安门人民大会堂正东面。约一万五千名示威者在东长安街上,装甲车队用车头灯向人群照射,但没有人退却。2时9分,天安门前的中共军队官兵及装甲车队向长安街的大批民众开枪,很多人中弹倒地,痛苦呼喊。一名男子在向场外国人求助之际,额头中弹倒地。
2时30分,在历史博物馆旁马路对面,约百名军人趴在地上向民众瞄准开枪,约10至15人被击中倒地。
清晨5时30分,由50辆装甲车、战车和卡车组成的第2支部队从东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吉普车上的解放军用两台机枪一路扫射了约15分钟,约25至30位民众倒地伤亡。
  
6时20分,约40辆武装车组成的第3支部队由东长安街东边进入广场,以机枪扫射民众约10分钟,造成许多人死伤。
  
屠杀后,天安门广场的官方喇叭称:混乱已经结束,秩序已经恢复,暴动者已被镇压。
“他们带着尊严倒下”
获奖纪录片导演、摄影记者凯瑟琳‧伯克纳特当时作为法国SIPA图片新闻社特派记者到中国报导学生民主运动,6月3日抵达天安门广场。
她回忆说:“学生们为求民主而进行和平抗议,然而45分钟后,枪声响起,人们无声地倒下,脸上还挂着微笑。他们是带着尊严倒下的,有的是因为流血致死。士兵们随机开枪,他们的子弹打到我的脚下。”
(责任编辑:肖笙)

编程随想的博客: 每周转载:“六四事件”25周年纪念(大量照片和网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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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5日 星期四

六四清場內幕(1):八九民運第一位死難者

允晨文化/吳仁華 2014年05月29日 05:50六四清場內幕(1):八九民運第一位死難者
六四天安門事件轉眼已經25周年。(取自64memo.com)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中午時分,「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部份成員在北京大學第二十九號學生宿舍樓第三層某博士研究生的宿舍聚會,研討當前的形勢及任務。

與會者有王軍濤(北京《經濟學週報》副總編輯、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負責人)、王丹(北京大學歷史系一九八八級學生、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務委員)、老木(中共北京市委黨校教師、著名詩人、「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宣傳部部長)、甘陽(《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主編、北京知識界自治聯合會負責人之一)、劉蘇里(中國政法大學政治系青年教師、「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聯絡部部長)、邵江(北京大學數學系一九八五級學生、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務委員)、楊濤(北京大學歷史系一九八八級學生、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務委員)等人。

「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名義上是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期間的一個非官方最高協調機構,由民辦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負責人陳子明、王軍濤等人為首發起組建,成員組織包括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北高聯」)、外地高校聯合會(簡稱「外高聯」)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北京知識界自治聯合會、北京市市民自治聯合會、北京工人敢死隊、北京市民敢死隊、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等。

我是第一次在「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會議上露面,引起了一位與會的香港知識分子(應該是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教師邱延亮先生)的注意,他特意詢問了我的個人情況,並將我的姓名、工作單位、聯絡方式等基本資料記在了筆記本上。後來我瞭解到,包括邱延亮先生在內的一些海外有心朋友隨意記錄的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中領袖人物和骨幹成員的個人資料,無形中為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所展開的海外人道營救工作(所謂的「黃雀行動」)建立了一份最基本的檔案資料。

我不是「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成員,出席這次會議純屬偶然,因為六月二日下午臨時接受了王軍濤委託的一項任務,當天深夜完成任務後並沒有返回天安門廣場,而是隨同劉蘇里一起去向王軍濤匯報情況,遂與劉蘇里、王軍濤、陳子明等人住宿在北京西郊的雅園飯店,翌日又隨同劉蘇里和王軍濤來到北京大學。

六月二日下午,我正在天安門廣場中國政法大學的帳篷中休息, 與我同校的青年教師劉蘇里前來找我, 他說:「(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想瞭解詩人駱一禾去世的詳細情況,王軍濤讓你與我一起去調查一下。軍濤說,你和駱一禾都是北大中文系的畢業生,應該可以找得到一些瞭解駱一禾情況的北大中文系同學。」

駱一禾是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中第一位死難者,但不大為外界所知。駱一禾於一九七九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在校求學期間,他與法律系的學生海子、西語系的學生西川被並稱為「北大三大詩人」,一九八三年六月大學畢業後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屬下的《十月》文學刊物擔任詩歌編
輯。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下午,北京市各高校的數百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發起絕食請願活動。五月十四日,駱一禾與正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攻讀博士學位的妻子張芙一起來到天安門廣場聲援絕食請願的學生。在聲援的人群中,身為詩人的駱一禾一直顯得很興奮,由於情緒太激動了,竟然歡叫著癱倒在妻子的懷抱裡。很快,駱一禾被抬上一輛三輪車,在妻子的護送下,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

在駱一禾倒下的那一刻,在他身旁的有北京大學著名經濟學教授厲以甯的兒子厲偉和一位擔任祥雲公司飲料銷售經理的北京大學中文系一九八三級的學友。駱一禾是突發性腦血管破裂,導致腦部大面積出血,雖經醫務人員全力搶救,還是成了植物人,一直沒有蘇醒過來,終因器官衰竭,於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一點三十一分在天壇醫院不幸去世,年僅二十八歲。

中共當局極為擔憂駱一禾的死訊會引起社會震動,給學生運動火上加油,爆發更強烈的抗議浪潮,於是對駱一禾的家人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壓力,迫使他的家人不得不全力予以配合,嚴密封鎖了駱一禾的死訊。就連駱一禾的喪事也一再遭到拖延,最後在中共有關部門的嚴密控制下,才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也就是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之後,在八寶山火葬場舉行了簡單的遺體告別儀式,由詩人西川和其他友人拉著他的靈床走向火化室。由於當時的北京城尚處於戒嚴狀態,包括詩人老木在內的一些友人已經踏上逃亡之路,因此,許多友人都未能送駱一禾最後一程。

駱一禾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也是最小的孩子,上有三個姐姐:駱小予、駱小紅、駱小元。駱一禾的不幸去世,給他的家人帶來了極大的悲痛,他的大姐駱小予回憶說:「這對我父親打擊很大,後來一次在看《秋海棠》的戲時,我父親哭得特別悲痛。我才知道父親是在藉此緩洩失去愛子的悲痛,他一直壓抑著自己,怕引起我媽媽難過。」此後,駱一禾的父親駱耕漠先生的眼睛就徹底看不見了。人世間最痛苦的事情,莫過於白髮人送黑髮人。

駱耕漠先生是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在中共體制內的資歷與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于光遠相當,曾擔任過包括中國國家計劃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在內的許多重要職務。二00五年十一月,九十七歲高齡的駱耕漠老先生出版了三十萬字的革命回憶錄《往事回憶》。二00八年九月十二日十二點零六分,駱耕漠老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一百歲。

編者按:


《六四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一書初成於1990年五月,初稿五萬字,經過18年增刪於2007年全書定版,已有卅萬字。本書主要記錄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行動的整個過程,時間從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中午開始,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上午十點鐘結束。這是迄今為止最完整的一份紀錄,也可以說是唯一一份紀錄。值此六四事件25周年,台灣繁體新版由允晨文化出版。風傳媒取得精華書摘,系列五篇,即日起推出。

美國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就天安門事件25週年發表聲明

美國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就天安門事件25週年發表聲明
"美國國務卿凱瑞就天安門事件25週年發表聲明指出,療癒歷史傷口才有和平繁榮的未來。美方呼籲中共釋放六四監禁人士,停止騷擾、羈押仍勇敢發聲的示威者及其家人。"
聲明全文中文以及英文如下:
天安門事件25週年文告
我們要在今天這個日子裡,格外追憶為爭取基本普世權利而走上街頭的成千上萬的和平示威者所展示的勇氣和決心。我永遠不會忘記在辦公室打開電視機看到一位男子完全憑良知的力量隻身攔擋一列隊坦克的情景。那天,我正在麻塞諸塞州與2000名學生在一起。我對他們說,那裡所發生的絕不僅是一個週末的事件,而是一個時代的事件,一個終身難忘的事件。它要求人們給予道義和政治反響。
對所有爭取自由的人而言,天安門廣場迄今牽動良知。因此,美國和國際社會紀念數百位悲慘喪生的人,以及那些不畏強暴在中國各地參加示威的人所付出的沉重代價,其中包括他們的家人,包括天安門母親(Tiananmen Mothers)和他們的支持者。
我們都看到並肯定中國近幾十年來取得的顯著社會和經濟進步。但是,持續進步將意味著不僅向世界開放,而且也向中國公民的聲音和多元觀點開放。對1989年的事件給予公開討論和審視並對被害、被關押或失踪人員的情況給予公開澄清將會是實力和癒合的標誌,而不是軟弱和分化的表現。癒合昔日的傷口將使和平繁榮的未來更加光明。我們呼籲中國當局釋放所有與1989年6月4日事件相關的服刑人員,結束仍在實行的對示威活動參與者、他們的家屬和繼續大膽直言的人的騷擾、拘押和官方懲罰。我們也敦促中國釋放在6.4週年紀念前被拘留的人,履行國際承諾,保護中國所有人的基本自由。所有社會都是在讓每一位公民有發言權並與國家前途休戚與共時更加強大。
Message on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iananmen Square
Today of all days, we remember the courage and commitment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aceful protesters who took to the streets to demand fundamental, universal rights. I’ll never forget turning on the television in my office and seeing a column of tanks halted by a single man armed only with his conscience. In those uncertain days, I was in the presence of 2,000 students in Massachusetts. I shared with them that these events were not the happenings of a weekend, but the happenings of an epoch, of a lifetime, and they demanded a moral and political response.
For all people who seek freedom, Tiananmen Square still stirs our conscience. That is w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mmemorate the tragic loss of hundreds of lives and the heavy price paid by those who braved the violence in pursuit of the freedom to express their views. We express our sorrow to the families still grieving the loved ones, the lost, and especially to the Tiananmen Mothers.
We all recognize and appreciate that China has made marked social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Continued progress will be defined by openness not just to the world, but to the voices and diverse perspectives of China’s citizens. Open discussion and examination of the events of 1989 and a full public accounting of those killed, detained, or missing would be a sign of strength and healing, not weakness and division. A peaceful, prosperous future is made more promising by healing the wounds of the past. We call on Chinese authorities to release from prison all those still serving sentenc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vents surrounding June 4, 1989, and end the ongoing pattern of harassment, detention, and official retribution against those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demonstrations,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those who continue to bravely speak out. We also urge China to release those who were detained in advance of the anniversary of June 4, and to uphold its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to protect fundamental freedoms of all in China. All societies are stronger when every citizen has a say and a stake in their country’s direction.

六四死難者吳國鋒 生平

吳國鋒 生平 :

編號 0023 姓名  吳國鋒 性別 男 遇難年齡 21 家庭所在地 四川新津縣
生前單位、職業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86級學生,89學運期間曾為校學生自治會籌委會成員
遇難情況
89.6.3.夜,攜相機騎自行車離校,遇難時後腦中彈,倒地後,又被刺刀捅入腹部,有2寸長的刀口,雙手手心留有明顯刀痕。當時由一老人送郵電醫院,吳向老人說完他所在的學校就死了。6.4晨,人大教授蔣培坤在尋找其子屍體時,於郵電醫院發現吳的死亡名單,受醫院委托將名單帶回學校,屍體火化後骨灰由其父母領回,現存放家裡。吳生前曾參加過天安門絕食行動,一連五個晝夜。
家庭情況 父,吳定富,98年55歲,原在街道企業工作,93年已病休,每月退休金120元。母,宋秀玲,52歲,務家。姐,已出嫁。有一弟,做小生意。爺爺,85歲;奶奶,81歲。
地址 四川成都市新津縣五津鎮正東街58號
郵編 611430電話 028-2510512 (H)
備註 聯繫 通過其姐吳曉蘭:四川成都市新津縣五津鎮正東街115號,T:028-2523636
023  吳國鋒,Wu Guofeng,男,遇難時21歲,四川新津縣人。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86級學生,89學運期間曾為校學生自治會籌委會成員。89.6.3.夜,攜像機騎自行車離校,後腦中彈,肩、肋骨、手臂都有槍傷,倒地後,又被刺刀捅入腹部,有2寸長的刀口,雙手手心留有明顯刀痕。當時由一老人送郵電醫院,吳向老人說完他所在的學校就死了。6.4晨,人大教授蔣培坤在尋找其子屍體時,於郵電醫院發現吳的死亡名單,受醫院委託將名單帶回學校,屍體火化後骨灰由其父母領回,現存放家裡。吳生前曾參加過天安門絕食行動,一連五個晝夜。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719

口述歷史(之十):六四遇難者 吳國鋒Testimony


遇難者 吳國鋒的父母  吳定富、宋秀玲的證辭

 吳國鋒,男,出生於1968年7月3日,遇難時不滿21歲﹔生前為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管理系86級學生﹔89年6月4日淩晨遇難,遇難地點不詳,在北京郵電醫院找到屍體﹔現骨灰一直存放在四川家中。
我們遠在四川成都新津縣,89年6月8日上午10點,鎮政府派人通知我去談話,到了鎮政府,當官的告訴我;你兒子 吳國鋒在北京遇難了,詳情不知。當官的要我們到北京去料理後事,說由白副書記陪同一起去。我聽到這個消息後真是晴天霹靂,不知所措,由政府官員扶持,跌跌撞撞回了家。到家後我只有哭,國鋒母親問我為何要哭﹖在再三追問下,我祇得如實相告。國鋒媽媽當即大叫一聲,從凳子上昏倒在地,一直到傍晚才醒過來,以後就不吃不喝。
6月9日,我們從成都乘火車上北京,兩天一夜國鋒媽媽未沾一點飯食,只喝了一點水。到了北京,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的一位姓張的副書記,是個女的,她到車站把我們接到學校招待所,要我們先休息,第二天談事情。
第二天,系主任和張副書記向我們通報了“六四”前學校和國鋒的情況,問我們有什麼要求﹖我們要求把國鋒的遺體運回四川。答覆說不行,中央命令就地火化。我們說,國鋒上有爺爺、奶奶,不能把遺體運回去,也要讓我們照幾張相片帶回去,好向老人家交代。他們答覆說,可以,但要嚴守秘密。6月13日,我們在西單郵電醫院為國鋒舉行了告別儀式,國鋒在北京的同學都到了,學校其他系的學生被勸阻沒有參加告別儀式。儀式結束後,我們將國鋒的遺體送到了八寶山公墓火化,當天下午取回了骨灰。
國鋒死得好慘啊﹗他後腦一槍,肩、肋骨、手臂都有槍傷,肚臍右下有7至8公分的刺刀創傷。可以斷定,當時他連中幾彈後還沒有死,後來又用刺刀把他捅死的,他的兩個手心裡還有很深的刺刀痕,他一定是去奪刺刀時劃傷的。我們見到他的遺體上半身血糊糊的,真是慘不忍睹。
國鋒於1986年7月以每門課程平均90分以上的成績考入中國人民大學,遇難時差一個月才滿21歲。他本來是我們全家的希望!國鋒遇難給我們全家帶來了極大災難;爺爺奶奶想念孫子變成了半瘋狀態,常年生病,生活不能自理﹔父親經不起這麼大的打擊,肢體麻木,不能走路,失去了工作能力,每月只靠100多元病退的生活費度日﹔母親因得知兒子遇難後跌倒在地,頭部留下嚴重創傷,落下腦痛後遺症,一想起兒子就頭痛,一見到國鋒的同學就哭,引起視力嚴重下降,也已失去勞動能力。
吳定富、宋秀玲
1999年1月24日

吳定富、宋秀玲:悲痛的二十年 
2009年是我的愛子慘死二十年的紀念日,也是父母親難忘的二十年。
我的兒子叫 吳國鋒,生於1968年7月3日,生前是中國人民大學工經系三年級的學生,于“89,6,4”遇害:當地鎮政府告知我們“你兒子是暴徒已死于北京”,我立即回答:我兒子是成都市“三好”學生,根本不是“暴徒”是愛國學生。他們要求和我一起到北京處理後事,但臨行前卻推脫去不了!我和老伴于89年6月9日晚到達了使我們最悲痛的地方——北京。
89年6月11日我們在西單郵電醫院見到了我兒子的遺體,我兒子渾身是血,尤其頭部基本上是被血漿裹住了,臉部全是血,眼睛睜著,真是死不瞑目。再往下看:在肚臍下7-8公分處有5公分左右一道傷口,顯然是刺刀刺的,兩手緊握,手心已被利刃割開,肩上、腰上有子彈擊中的痕跡,腦後有彈孔,血就是從這四個傷口流出來的,真是慘不忍睹,使我和老伴當時就昏了過去。老師和同學在醫院舉行告別儀式。
6月18日我們捧著兒子的骨灰回到了家鄉,四川省成都市新津縣五津鎮正東街,設了靈堂,親友、同學、朋友、路人一一來悼念,由母校已退休的老教師給國鋒送來了一副挽聯:愛國求學不幸身亡??橫批:慟其不壽
三天后由於看悼念的人太多,鎮政府書記出面了,要求將靈堂撤了,我不同意,經協商由街面轉到家裡擺設,但仍然是很多人來悼念和看望我們。
縣上派了人來要我們將國鋒的骨灰盒安埋了,我堅決不同意,來人只得作罷。但市面上謠言很多,反革命暴亂分子等等,但是我堅信總有一天,真相會大白於天下,同時我也在尋求北京的丁子霖老師的幫助,因為我在收音機聽丁子霖的事情,但又苦於無門找到尊敬的丁子霖老師,因為只有她能帶領我們難屬向當局討說法。
1996年的一天,郵遞員送來了一封信,名字不對,地址也不對,但送信人說估計就是你了,真是鬼使神差,我拆開一看,真是盼了幾年的事今天盼來了。就這樣與丁老師聯繫上了。知道了難屬群體,並參加了難屬群體,知道了很多很多事情,而且由以前憂傷、痛苦變得腰硬了。
國鋒的爺爺奶奶因思念長孫國鋒由硬朗的身體變得十分虛弱,一天不如一天,氣死了,兩位老人終年九十歲、八十六歲。弟弟國賓與國鋒兄弟情深,因勞累過度患了尿毒癥,在難屬群體及國外友人的幫助下,多活了半年,於2001年7月去世了,留下了一女兒叫吳佳慧,現年九歲,讀小學4年級,由於家庭困難,做爺爺奶奶只能盡最大努力來供養她。
國賓的老婆已組家庭,已無來往,她個人能力有限,小孫女的一切費用均由我和老伴承擔。
以上是我們的悲痛的二十年。
吳定富
宋秀玲
2008年9月25日
《 天安門母親網站》首發
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tiananmenmother/20%20years/m0904040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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