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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7日 星期日

AlphaQ :我的1989春夏之交

作者: AlphaQ (土鳖插图版) June 18, 2004
看到《北京小左同志的1989春夏之交》,很不好意思,就也胡乱来一版我的春夏之交。不过,我的文笔不好,也许,唯一有意义的只是我叙述事实的那部分了。我说的都是记忆,顶多有点儿个人感觉,不会有任何深刻内容出现。太深的东西我完全玩儿不转,能把最肤浅的东西给说出个大致的所以然来,就已经足够让我自己骄傲的了。
我的个人表现一贯都不太严肃,说什么都好像是在胡言乱语,其实我是个非常老实的乡下人,现在要说的这个春夏之交的故事中虽然有可能出现记忆错误或者混乱的地方,但不是文学创作,而且还有些照片为佐证。可惜,无论多么实事求是,经过我这么一说,大概也就像是演义了,可我也没法子,吃了没文化的亏,咱表达能力太差。
要说的主要都是我自己印象里的事情,那场事件中有我不多没我不少,我的存在大概不过是个巨大的分母构成的很小部分而已。到现在,我也不敢太多说国家民族的事情,那不是俺们乡下人管的事儿。当时在场而且参与的人在老中整个儿人群中总是少数,我说的也许可以增加些大家以前没有听说过的内容,就把我说的当个故事听听就完了。
现在故事开讲。
北京附近有很多村儿,有些还挺出名,如中关村,魏公村,花园村,北太平庄等,我自己家就住在其中一村儿里,那时我也是个在校学生,所以一般的活动范围都不出海淀。
本人心灵特别美好,但是面目相当丑恶,好在下边儿贴的两张都不太清楚,没有很彻底的暴露,不然只怕会对某些心理脆弱的同志造成永久伤害。
这是俺89年五月20号上午站在天安门广场公共汽车顶上的状态,一身的横肉,还撇着个嘴。给我拍这张照片的同志在6月下旬被戒严部队擒拿归案,次年春节前释放。我自然也有他的照片,但是咱不能随便贴人家的。
画面上的颜色本来还算丰富,我的T-shirt是红色的,一个夏令营活动中公家免费发的,长裤是一条蓝色的 Levi’s 501,这是我的第二条501,应该也是最后一条,这玩艺儿虽然号称经典,但是不太舒服,此后再也没买过。帽子是别人送的,帽徽是我军的,但是帽檐儿上绣着金线,看上去好像是菲律宾政府军。如果不戴帽子弄条花格儿毛巾套脖子上,我就活脱儿是一波尔布特手下的赤柬游击队了。
“弹指一挥间”,十五年过去,三张儿多了。撇嘴改咧嘴,依然不变的是这一身横肉。俺手里这把琴是加州原厂土造的Fender Tele,本色白杨,绝对经典!
如果把我在89年拍摄的那一堆照片都扫描出来,大概会对我回忆当时的情况有帮助,但是现在只能没有太多根据的凭脑子里的印象说了。
其实,1989年的过程我参加的并不太多,虽然我当时是学生,也一直在北京,但是我这种人对所有政治活动有一种天生的抵触心理,很难深度卷入其中。
碰巧了,参加的不太多,但是比较重要的几次事件正好儿被我给赶上了,要不然我根本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印象中,最早的事件应当是4月19号,冲击新华门,我是下午去过一趟,转一圈儿就回家了,已经没有什么印象,第二天听说发生流血。同学说不过是扔瓶子砸脑袋上了,没啥大不了的。
后来胡耀邦出殡那天,4月22号,我也去了,但是去的比较晚,在大会堂台阶上下跪的画面已经错过了,只是在长安街上停留的时间比较多。
去晚的原因是三里河南路上靠近科学院部的地方有武警的人墙拦截。只好放弃自行车,拉着女朋友的手从河边儿上溜过去。其实若不是为这个女朋友耽误时间,我早就过去了,根本不会遇到拦截。
不过呢,要没有这小姑娘的存在,以后有些事情我就几乎肯定错过了,包括6月3号夜里的“反革命暴乱”。
那段儿日子,这小姑娘在我的生活中频繁出现多次,这个春夏之交还真少不了她。那小姑娘是刚开始不很久的女朋友,确实漂亮,小模样儿真俏,而且是不多见的毫不含糊的模特身材,高度一米七二。
后来一提到她我就想起来罗大佑同志的一句歌词:“我离开那年她刚十八,窈窕身材黑黑长发。”那年我这姑娘刚满十八,也是留着黑黑长发。
这是我的小靓妞儿在天安门广场西侧,按规矩不能随便贴人家照片,所以只好先把她一张俏脸给挡住了。
我年纪比她大些,但绝对不是骗小姑娘的,我这么害羞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追女孩儿也没追过;正相反,我是被动的一方,是活生生被这女孩儿给追到手的。
同时下手的还不止是一个她而已,另外一个也是十八岁的少数民族小妞儿比她猛,个子没有这姑娘这么高,也很可爱,一张娃娃脸两只大眼睛,那眼神直勾勾火辣辣的根本不加掩饰,看得人不敢抬头。那娃娃脸姑娘借书借歌本儿还要积极跟我探讨电影,眼看曙光都出现了没想到功败垂成。
这高个子姑娘虽然启动晚了一拍,但是人家捷足先登一步到位,直接打电话来约我去她家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见面以后扭扭捏捏低着头半天不说话。我也是太他妈傻,一时没反应过来还再三追问,她终于张嘴了:“你就非得让我把话说出来才能明白呀?”
得,人家扔出这么句话来,轮到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当时就愣在那儿,平时张嘴就来的废话全用不上了。我平常嘴挺贫的,可是到关键时刻老掉链子。后来女友来电话,我习惯性拿起来就问,“怎么着,有事儿么?”,姑娘立刻就不爽,“我打电话给你还一定要有事儿么?没事儿我就不能找你啦?”这是怎么个话儿说的?
小姑娘直接摊牌了。结果呢,结果,我心一软就便宜她了。其实那个娃娃脸的可爱小妞儿虽然没有这个姑娘那么俏丽动人,却更有个性,但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谁让咱太被动,就只好惨遭拿下了。“拿下”也是这小妞儿自己用的字眼儿,后来坦白交待出来的。
这小姑娘除了身材好脸蛋儿俏以外还有一招儿挺厉害,就是字写得很好,还曾经拿过一次北京青少年书法比赛第一。顶级学校四中出来的,功课也不错。
偷偷谈恋爱,还是不小心被家里人给撞见一次,不过好玩儿的是俺娘想不到自家土产的傻小子有这种艳福,后来还问,“那高高的女孩儿可真漂亮,为什么跟你在一起?”,
当时我想说实话“没什么,我便宜她了”,但是没敢出口。
好几年以后,这姑娘干了一件让我非常感动的事儿,那就是后话了。
这俩小妞儿都是军队大院儿的子弟,还都是家里的独生女儿。终于得手的这个姑娘住在城里总参大院儿,父母都是军人,她爹还是个什么少将,共军首长,估计是一坏人。小姑娘大胆出手成功拿下,导致我常到城里去跟她约会,虽然不经过天安门,但是已经不远,捎带脚儿就过去了。
所以,我的89年春夏之交与这小妞儿很有关系,因为没有这姑娘,我一个乡下土孩子一般除了上课就回家在村儿里玩耍,出村儿也就是去游泳,没事儿不进城,现在说的一些事情本来我就没有机会去看到。
4月26日,我党的《人民日报》说话了,把北京学生的行为定性为“动乱”。我个人感觉,所有的乱子都是从这个社论开始的,本来比较容易摆平的事儿,上纲上线了,而且是最高级别的党报定性,我党这一步走错再想回头儿就比较费劲了。
我党的所谓“自我否定”,如反右文革之类的翻案,都是在政权易手的前提下才会发生,同一个权力集团是不会否定自己的。这次邓小平同志刚把屎拉出来,你让他趁热活生生再硬坐回去,这难度就太大了。
开弓没有回头儿箭。同学们的幼稚,尤其是我党的愚昧残忍,从这次矛盾的产生就注定不会有什么皆大欢喜的好结果了。
当然了,我党打小儿就从来没干过一件皆大欢喜的体面事儿,自称是“从胜利走向胜利”,其实多数的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同学们自我感觉是一片热诚,爱党爱国忠心耿耿,完全没把自己当外人儿;可是我党不喜欢同学们这种玩儿法,我说你们是国家主人翁不过是说着玩儿的,你怎么能当真呢?于是认为吓唬一下给这帮孩子个样儿瞧瞧,以后老实点儿就行了,而且其中可能有要镇压一些同志的意思在内。
热脸贴个冷屁股自然不爽。同学们还是很有历史责任感,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其实我们国家还就是最喜欢有事儿没事儿的弄几个这样的“匹夫”杀着玩儿。一边儿从小学开始就骗你去当“匹夫”,同时早磨好了刀随时准备收拾你。
第二天,27号,首次大规模游行就来了。因为是第一次大规模游行,同志们都比较紧张兴奋,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
我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学校里组织的游行,一直都是骑自行车自由活动。这样是因为我自由惯了而且天天要出去游泳就从来都离不开自行车,还有我很懒舍不得让自己随着游行队伍走一天,再有女朋友没课的时候可能会随时申请约见一定要单独活动。
那天上午,我在游行队伍之前先到了甘家口儿,我党本来在这里预备了武警的拦截人墙,但是在队伍到达之前自动放弃了,大概是上级命令的。武警都撤到街道旁边儿去了。中午,我在队伍之前到天安门前,那地方已经很多人了。学生没有到达之前,从东边开过来好几辆卡车,车上满载士兵,可是到了天安门前就无法继续走了,人太多,而且很多人自己就往卡车上爬,爬上去的老百姓太多,连驾驶室顶上都站了好几口子人,把那些士兵都给埋没了。
驾驶室里的首长伸出脑袋来命令士兵们在车斗里原地蹲下以免被北京刁民给一个个拉下去导致队伍失散。本来的命令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反正是根本无法贯彻执行了。这些兵都没有带任何武器。
游行的队伍很长,走个没完没了的。学生确实是得到很大的民众支持,因为游行路线很长,到下午时候不少学生开始体力不钉,给游行队伍送水送食物的到处都是,面包香肠软包装饮料往游行队伍里乱飞。我一个同学的邻居,一糟老头子,需要过马路回家,但是为了不打断游行队伍就活生生的在自家马路对面等候了好几个钟头,而且是自觉地。其实,那队伍在天安门前就早被我给“打断”过无数次了。
5月4号,也有活动,我去晚了,因为那天我答应了要参加一个三人组的演出所以是演出以后才出门的。在长安街上一路到天安门广场,人也挺多,但是没有4月27号的那种紧张兴奋的气氛了。我记得这天我身上带了相机,有照片,但本来不是要拍游行用的,而是朋友要我帮忙拍几张文艺演出才带了机器。
5月13号,绝食开始了。北大绝食团先到燕东园猛吃了一顿,然后头上扎个布条子就上路到天安门广场去绝食了。有些可笑的是,去的时候还有同学用自行车推着绝食的同志,大概是为了显示尊严或者庄重吧。其实绝食还没有到位开始,而且这些同志们都是刚刚在燕东园连吃带喝的爆撮了一顿,正需要多走几步路消化消化才好。
也许是吃太多走不动,我就不知道了。我这里丝毫没有贬低北大绝食团同学的意思,不过是觉得当时那种行动有些可笑而已。
我觉得燕东园的东西不好吃,比另外几个食堂也好不到哪儿去。尤其那里边儿给人感觉有些黑乎乎脏兮兮,反正除非免费,我不喜欢吃那儿的东西。
又过了两天,大概是5月14号。我是下午就出门,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得知欢迎巴尔哥乔夫同志的仪式不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才回家。那天夜里挺热闹的,没有太紧张的气氛,有些像个大party。晚上崔健同志也过去起哄被人认出来,不少人要他当场签名,这孙子把我的笔拿去给人签名差点儿没给弄丢了。
5月17号,我印象中这一天的游行规模之大有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好像全北京的活人都跑马路上游行去了,当然还有数目很大的来自外地的人,简直像是个极其盛大的节日。如果有人说在那个期间只参加多一次游行,大概就是在17号去的。
这是在17号,游行队伍经过新华门前。当时没注意,画面右下角这哥们儿已经谢顶了,现在15年过去,他这脑袋大概跟革命导师列宁同志有一拼了。
17号应该也是我走路最多的一天,不仅放弃自行车走了不少路,而且同宿舍的同志们还在我主持下弄了一“横幅”举出去了。
早上,大家议论怎么上街,我说弄一什么玩意儿举着去,但是没材料,我们几个都不是什么“好人”,学校的东西轮不到我们手里。同宿舍一个同学,我给起的外号儿叫“狗子”的,经常回家不在学校住,我就作主儿把“狗子”的床单儿拿来用了。另外一个同学,也是我给起的外号儿,叫“意王”,不过跟石达开完全没关系,我们这是简称,全称是“意淫大王”。我们宿舍封了好几个“大王”,连我自己都是。这“意王”写的字比较好看,就来执笔。
不知道写什么好,我就随便说几句歌词让“意王”写在“狗子”床单儿上了。
据说这“狗子”现在跑东京泡日本妞儿去了,他当时的个人卫生可不怎么样,他那床单儿我看着就有点儿恶心,离远了看倒是不太明显。也许是我的要求稍微高点儿,因为我一年到头天天游泳所以看别人洗澡次数少就受不了。
“意王”找来俩竹竿儿,扎好了,把那写好歌词的恶心床单儿呼啦啦挑到半空,带着一股子屁味儿就直奔天安门。
这张照片儿上,毛主席鼻子底下,有明显蓝白色方格儿图案,尺寸很可疑的那个东西,就是按照我的“创意”举出来的床单儿“横幅”。有人跟我说这是北京独一份儿,不知道是否属实,反正我自己是没见到第二个举着床单儿上街的。
别看街上那么多标语和横幅,我们这床单儿明显与众不同,用姑娘们的话说就是“回头儿率”非常高,绝对吸引眼球儿。一个原因自然是这材料特殊,还有大家都想看看上面乱七八糟写的是什么内容。效果不错。
这些照片儿是我拍的,所以我自己不会出现在画面里,而且我嫌那床单儿屁味儿大太恶心,根本就连碰也没碰。
这张照片儿,给个认识的同志看了一眼,人家立刻很肯定的说这支中指朝向毛主席鼻子的手就是我的。我问根据是什么,人家笑了,说你就是干这种事儿的那类坏人,还有就是我那块用了很久的电子表把我给彻底出卖了。
因为床单儿被举到天安门去,后来“狗子”同学还被学校领导找去谈话,我跟他说如果追究就实话实说把我交给校方就好了。他回来说学校没有要追究不过是询问一番,最后也没处置任何人。
那段时间里,举上街的标语横幅太多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个,很可爱。都是在天安门广场看到的,一个是在大会堂门口,“,我想剁了你!”,另外一个是在广场东侧的一个学生帐篷顶上,“天塌下来,个儿矮的也跑不了!”
口号儿呢,都是大同小异,没有太好玩儿的。倒是有一个骂人的挺有意思。那是在西单路口,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来的糟老头子站在马路边儿的一个水泥隔离墩儿上,比众人都高两尺,他突然高呼,吓我一跳:“邓小平,我X你妈!全国人民X你妈!”
我觉得好玩儿,把“全国人民”给转移到骂人上来了,这老帽儿有点儿“创意”。
后来两天怎么样我记不清楚了,一直到19号晚上。那天下午我党召开什么北京党政军扩大会议,然后晚上就宣布了北京进入戒严状态。那天晚上的气氛是“暴乱”之前最紧张的,几乎压得人呼吸都有困难,心里没着儿没落儿的。
晚上刚刚宣布戒严,就听说309门口儿已经堵住了要进城的戒严部队,我立马儿穿上鞋就过去了。去这地方我太熟了,经常去游泳的方向,别说骑车了,我游泳都到过这个路段,在水里逆流游上去是大约18根儿电线杆子,来回有个2000多米。那时候逆流往上游这么远的只有我一个,上岸时候经常把我给累得都爬不动台阶站不起来了,我那时候年纪小吃饱了撑的有点儿牲口。
那条路上,路灯稀少黑咕隆咚的,去年春节我开车走这条路去温泉放炮仗发现这附近还是原来那惨象儿,路也没怎么修,到处还是尘土。军车就被堵在河边儿,车队很长,不知道有多少辆车。第一辆车前边儿的地上坐着五六个学生,就这样挡住了这个方向上的戒严部队。据说他们是从内蒙调过来的,已经在路上赶了好几天才算准时到达北京地区。这地方周边都是军队的大院儿,军科军大总参三部309都是军队的单位,但是那些天穿军装出来的人却不多,大家可能有点儿要与政府“撇清”的意思。
那天几乎在同时间,北京多个方向上都堵住了要进城的戒严部队。除了西北方向309以外,我只去过西南方向的六里桥一带,那地方也堵住了戒严部队。
这是20号上午。戒严令下达,但是戒严部队被全部堵截在北京城外,大约政府方面也没有想到会这样。20号白天广场上空多次出现直升机,但是一般只有一架,反正我没有看到两架同时来。后来说这直升机上是政治局领导同志陈希同来视察形势。当时有人过来跟我说直升机抛洒了传单,声言要所有人限时间离开广场,不然就要派遣武警来强行带离广场,而且那传单还说要使用催泪瓦斯,还说催泪瓦斯溶于水可以用水消解。我一直怀疑是否真的有过这种传单。
催泪瓦斯可以用水消解,这个倒是千真万确,俩礼拜之后我就真的把这个法门给“活学活用”了。
戒严以后,北京的政府失去了很多功能,警察基本不上班了,据说有的派出所连牌子都自己给摘下来了。几十万野战军围在城外,多少有些人心惶惶,但是并不乱,反而大家的“素质”突然间大幅度提高,连以前天天到处发生的吵嘴打架都见不到了,小偷们号称“罢偷”对学生运动表示支持,治安情况空前的好。这在我国可能也算是“史无前例”的事儿了。
警察不上班,指挥交通的是学生。在六里桥路口,我看到的景象很难忘,因为无数辆军车占了公路,导致所有车辆要改道,指挥交通的那孩子也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估计是个外地来北京上学的,个子不高,又黑又瘦,穿一双破凉鞋,脑门子上扎一布条儿,手里是指挥交通的一面小旗。那边儿路上的土很大,不仅他身上的衣服看不太出来原来是什么颜色了,连头上脸上都是厚厚的一层土。整个儿就是一土猴儿!说是一出土文物都不过分。
但是,这小哥们儿的工作态度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透过脸上那层厚土,还显示出点儿庄严神圣的意思。我估计他根本也不知道怎么指挥交通,但是人家指挥的效果奇佳,原因是所有的司机都非常服从他的“瞎指挥”,不仅没有抢行的,而且没有一个按喇叭的,更没有一个伸脑袋出来抱怨叫骂的。
那画面真是挺震撼。尘土飞扬的路口儿,这毫不起眼儿的小土猴儿身后是看不到尽头的一列挂着伪装网的军车,面前是无数大小车辆在乖乖的等候这个土猴儿的命令。
那些天,学生在北京是特别保护对象,连出租车司机都有免费送学生的,也是人家自愿的,连我这天天骑车的主儿都坐过一次出租车哥们儿热情的免费车,当时挺不好意思的。
北京人在那些天里的表现没得说,真是好。
这张照片儿是我在公共汽车顶上拍的,一残废人用自己的残疾车给广场上的学生送热水来了。
5月中旬,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中主要还是来自北京院校的,过了没有几天,从外地来北京声援的学生越来越多,几乎每天都看到街上有举着横幅或者牌子显示来自什么遥远地方的学校到北京声援,一群一群的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5月20号以前,虽然紧张,但是广场上的人并不是非常的密集,大家都在公共汽车里,还没有太多帐篷。后来广场上的“长期住户”增加,情况就变得不太可爱了。
我估计这辈子见过最恶心的厕所,就是那时候在天安门东侧观礼台下边儿的那个公共厕所。那个厕所本来算是很不错的一个,因为位置正在门面上,所以不仅是规模大,而且布置清理得也都算好的,可是在那段儿时间里没有管理了,就完全变样儿了。
我那天“误入白虎堂”,哎哟哥哥!真长见识了。我表达能力不够,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在厕所门口往里一眼望去,只见一片五彩缤纷,花团锦簇;层峦叠嶂,气象万千!整个儿就是在我党领导下的祖国大好河山的精致缩微版,山山水水尽收眼底。
把我这土鳖乡下人都给惊着了,当时都不知道应该流连忘返还是赶快逃之夭夭了。
到今天我仍然不能理解的是,竟然还有不少人继续走进去使用这个厕所。我看得真真儿的,那里边儿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下脚,有聪明人曾经扔过几块砖头作为“过山跳”也已经都被淹没,大部分“地区”已经有半尺来深了。身手矫健也没用,就算是体操冠军马燕红来了,她也得踩两脚“鲜货”出来。
再说一遍,我这个不是虚构的文学作品,您可能看着象信口胡说的,但都是我的个人真实经历,其中肯定有记忆混乱错误的地方,不能保证丝毫不差,但是没有“创作”成分。
现在全世界人民都把那次事件称为64,但是我个人一般都直接叫“暴乱”的时候更多,因为首先这个事情是明明白白的在
6月3号就开始的,4号不过是延续,而且确实是暴乱,不过导致暴乱而且进行暴乱活动的主人是我党我军,不是北京草民。
对于当时“戒严令”和“学生非法占领广场”的事儿,好像讨论的同志很多,也没有一致意见,我是啥都不懂,没有什么咱能插嘴的地方。
看这意思呢,大家都认为法令是个应当得到尊重的玩艺儿,甚至有的同志认为应当不惜杀人来维护法律的尊严。
其他的我不知道,但是对于北京市的游行管理条例,我正好儿有一点儿别人不具备的发言权,而且有我这个发言权的人在全国人民里大概也不会太多。
我的发言权来自我的个人经验,有我这这样经验的人,我不敢说没有,敢说非常少,少到你很难找来另外一个。
我这经验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事儿,就是,在1986年冬天北京市发布了十条游行管理条例以后,我马上就趁热儿按照条例的新规定规规矩矩的向北京市公安局递交了一份儿游行申请书。
我送交公安局的的游行申请非常简单,时间地点人数,两个申请人签字,第一个是我,下边儿签字的是同宿舍住我上铺一哥们儿。准备参加游行的,都是安分守己的好孩子,经过我动员以后愿意给人民政府新颁布的法令背书,而且我还说好了游行之后大家一起去烧麦馆儿吃顿饭,少男少女共16个人,包括我自己。
游行计划也简单,全过程不用高呼口号更不用扩音喇叭,标语也只有一条,上边儿有几个字儿“维护世界和平,呼吁两伊停火”。这个要求与我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意愿完全一致,太完美了!
如果说到和平反战,我这可以算是先驱了吧?
我这个游行申请,一点儿毛病都没有,不仅主题冠冕堂皇符合世界潮流,而且是课余时间,连为革命学习的事儿都没耽误。路线是在东长安街,时间不过15分钟,一个人平均都不到一分钟时间,然后就收摊儿直接奔烧麦馆儿了。
我说的烧麦馆儿,就是东四路南那个,门脸儿不小但是里边儿不是很大。
政府如果批准,我就真带大家去,其实我就是想抢这个新法令颁布后第一个申请人的名分,因为这种事儿不是每天能见到的,比您在妓院遇到处女的机会还要小很多。
我这种人是不可能名垂青史的,那就只好争取一下儿遗臭万年的机会了。
新规定是公安局接到申请后三天内给答复,批准或者驳回,我不在乎是否批准,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新法令一出台我的申请就立刻进去,抢个第一,等于是我给这个北京市游行条例的处女“开苞儿”了。
你想想,我一个刚发育好没几天,还没真正跟女孩儿谈过恋爱的臭小子上来就先把北京市政府给“开苞儿”了,我这概念可是相当超前。
无论三天以后是什么答复,只要收到北京市公安局寄给我的红头儿公文,上边儿写着“京游字第001号”之类的,我的目的就算达到,把那公文镶镜框儿里就是传家宝了,京油子001!
结果,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刚过两天,红头儿公文没来,公安局的车到我们学校来了!公安局的同志找的是学校领导,说什么了不知道。公安局同志离开后,学校领导立刻就把“001”给叫到会议室,面沉似水!桌子上放着游行申请书。
“001”本来还想耍小聪明据理力争负隅顽抗,但是终于遭到可耻失败。因为没有违反校规,学校也不能因此处分学生,在严厉训斥之后,责令第二天写一份儿检查交上来,把申请书收回去。
这么一来,我算是明白一件事儿:我国的政府部门,生来就都是“石女”,没有一个是“处女”。在“石女”眼里,全国人民就都是太监了。
同学们还是把我另眼相看了好几天,大家都听说了,那公安局的“奔驰380”是我给弄来的。有的同学认为我很牛,也有的怀疑我有病。
这个经验证明,我国政府的法律或者法令,全是瞎捣乱!我的申请一点儿毛病都没有,政府就应当按照自己发布的规定三天内给我答复,不批准也是一种答复,结果政府自己发布的法令连他自己都不执行,这种法令还有什么尊严和权威?
首先,法律应当是得到大家认可的游戏规则,我国的社会制度下根本不能产生符合这种条件的法律,因为人大完全是个摆设,公民的意志根本得不到表现。于是,我国的法律出台有些像是监狱里的规定,是硬性强加给你的,是用来管制你用的,而完全没有限制政府行为的功能。
这已经不仅是裁判下场踢球了,而是有随时改变规则权利的裁判下场来跟你踢球。你敢呼吸都算犯规!这种比赛你还想要公平?回家上炕捂八层被子做梦去吧!
这种监狱形式的法律,本来就没有尊严,更不具权威,因为其前提就是把全国各族人民当作囚犯来对待的。事实上,我国的情况连监狱还有所不如,因为监狱一般还会遵循执行其规则,可是我国政府自己都不拿自己制定的规矩当回事儿,我那个申请就是这样。
这样的制度还不如古代年间的皇权制度,因为那时候虽然也是不平等,但是在制度执行方面还是有人要负责任的,这个要比我党的系统强多了。
古代官员都要对其上级衙门直到朝廷万岁爷有所交待,所以皇上那时候的王法不是闹着玩儿的,弄不好惹急了万岁爷可就要切脑瓜子了,官员们不敢怠慢,比如只要有草民在衙门口击鼓鸣冤,官老爷就要立刻升堂受理,这是皇上的制度。
大清朝后期面临内忧外患,已经风雨飘摇了,制度也还在运转,杨乃武小白菜一案就是个例子。可是现在我国的草民,名义上是国家主人,但连个击鼓鸣冤咬牙滚钉板的地方都没有了。那些到北京上访的人,我敢说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杨乃武小白菜类似的冤案。不要说民国,这方面现在连大清朝都不如了。
现在如果能够通过衙门击鼓滚钉板鸣冤,弄不好建筑工地都得停工,铁钉子都拿去做钉板给草民滚都未必够用的。
老百姓自然是最倒霉的品种,连尊贵如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还不是随便就像捏小鸡子似的给拎出来弄死了?糊里糊涂的弄死几堆草民实在太不算个啥了。反正草民生下来就多余,弄死了正合适,完全符合我国基本国策。
所以,我国的法律法令条例规则之类东西,首先在法理情理上就站不住脚,而且这种本来就不成立的烂玩艺儿在执行上是从上倒下的各级政府自己都不遵循。完全就是一帮流氓无赖!
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理由要草民去“遵纪守法”呢?
理由,就剩下一个了:政府有军队,有枪。这与土匪拦路抢劫的理由是一致的。
这应当是个非常简单的事情,连我这么笨的乡下脑壳都能闹明白,怎么还有些文化人儿在这个上面进行争论呢?莫非是,吃了蜜了?
我就不太明白,这么大个国家,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几千万党员,几百万军队,还有洲际导弹
“神五”之类的玩艺儿在手里,可是我国这个政府这么多年来怎么就一直不知道自尊自爱,几乎是没有一天不耍无赖的。
盗亦有道。怎么竟然就连青红帮黑社会都不如呢?
不知道是他娘的哪辈子缺了德了。
扯远了,回来接着说咱那1989春夏之交。
咱这里有些同志可能对我对89年事情的这种表述看不顺眼,大概是看我对那次运动有些亵渎的意思,这就是我担心封丛德先生等看我的帖子可能会不爽的原因。现在封先生已经表态,我的担心有些多余了。
我自己认为,我的这种看法甚至态度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参与那次运动的人,当然了,我的语言很粗俗不够庄重,但是我叙述的都是我知道的事情,不过是缺少了大义凛然,多了些胡言乱语。
我自己不认为,至少不确定89年是民主运动。我觉得称之为群众运动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参加的人数巨大。对专制政权的不满,甚至反对反抗,并不能自然的成为民主运动。那时候,大家对于民主还没有什么太清晰的概念,至少我自己没有,民主自由主要还是只作为一个好听口号存在,与运动的实质没有太大关系。
我认为,89年是社会矛盾激化,草民对政府日益不满的情绪积累的结果,但是其中并没有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意向,而且就连学生领袖也没有提出过对于民主方面的具体诉求,不过是要政府认可自己的组织答应放弃秋后算账之类的。
而且,我有一个可能很愚昧的看法,就是民主正好不是学生来要求实现的。民主的内容,大部分是利益分配,而学生还是无产阶级,没有进入社会利益分配的阶段,所以顶多也就是在名义上呼喊两声,真正会迫切需要民主的是拥有私有财产需要保护而且需要获得自己应该得到的社会利益分配的人群,一般来说就是中产阶级。
当然,我是一贯把事物给庸俗化理解。我感觉民主就是给大家表现自私的机会,给自己说话,最大限度的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就必须限制政府的势力和权限。
在我的印象里,1989年我国还没有这种真正会要求实质意义上的民主的群体。有的主要是草民对政府的不满,当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那时候大家主要就是个发泄表现自己的不满,不过没有提出来让政府下放其垄断多年的一切资源。顶多就是对于现在政府首脑的不满,要求其下台,但是没有要改变政府的性质的要求。
如果对社会制度和专制政府的性质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质疑和反对,说是民主运动就多少有些牵强了吧?我记得的有对平等对话的要求,有对政府尊重民意的要求,但是只有这种要求好像还不能就算是民主运动。
算了,这民主的事儿我根本不懂,不说了,再说非得变成笑话儿不可。
这是5月19号夜里,天安门广场,公共汽车顶上的学生。
5月下旬,外地来北京的学生越来越多,都是声援的,热情当然是要肯定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太多的人有些冲动盲目,大概运动都是这种情况的,不然不算运动。
20号以后,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发生,只有在23号有一次很大的游行,大概是在“暴乱”之前最大的一次了。
坚持驻守天安门广场的慢慢就变成以外地来北京的学生为主了。这个非常容易理解,虽然是夏天了,但是天安门广场无论如何是没有自己家里舒服,对于家不在北京的同学来说也没有宿舍条件好。
夜里住在广场上的学生。条件实在是很一般。我自己受不了这样躺在垃圾里,就爬到车顶上去,那地方虽然干净但是比较冷,而且有点儿危险,半夜翻身动作一大掉下来就惨了,所以在车顶上睡觉的人少。
这是一对儿“患难夫妻”,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应该是北京的高校学生。可惜我那时候在广场上只能抱着自己睡,不抱着还真不行,半夜里很冷。我怀疑这俩人可能原来不认识,因为冷才临时“火线入党”变成这么亲密的。如果是那样,我天天夜里往车顶上爬可就是大大的失策了。
这是新华门前。武警和学生“排座座,吃果果”。武警同志们坐在门口的正中间,政法大学的师生们占领其他地面,前面立个牌子写着我国宪法内容。
这是上次说过的六里桥,马路中间这个小哥们儿也是满头满脸的尘土在指挥交通,再往前还有几个,象这样指挥交通的当时多了去了。
这是外地到北京来声援的学生,这个队伍是从大老远的内蒙赤峰市来的。
赤峰的人我就见识过一个,是个在北京读书的姑娘,跟我们一帮流氓在一起冬泳,她下水的时间比别人都长,当时把我给惊着了。后来知道玩儿这个女性占点儿生理上的便宜。
这个是打合肥来的科大队伍。
这个也是安徽来的,跟煤炭有点关系的学校。
“不是我不明白,这鹏儿太无赖;不是我不明白,这政府太腐败;不是我不明白,这小平忒他妈坏;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外地来的同学,很多都是第一次到北京来,不少都是成双成对儿的恋人,来了以后有不少找到以前的同学就暂时住在北京同学的宿舍里。北京可以游玩的地方不少,连我这样的京油子还有很多地方没去过呢,于是很多同学就顺便到处转转。并不是所有同学都找到合适的地方住,所以有相当多的同学就住在天安门广场了。
广场上已经有了不少的帐篷,据说是从香港来的。我进去过,黑乎乎的有些闷,空气也不太好。我这形象虽然很丑恶,象个犯奸作科的歹人,但我有学生证,而且满嘴北京土话,这都是好人的证明材料,结果是大家都被蒙蔽了,所以我在天安门广场上活动还比较自由。随便钻个帐篷探头探脑,见到吃的伸手就抓,一般都没问题。
我宿舍里同学都是家在北京本地的,也没有外来的同学来借宿,就算有本校来借宿的也都不用我的床位,因为同学都知道我对别人睡我床的容忍度为零,我不在时候也没有人用。尤其到冬天就更不可能会有人想用我的床,因为我那床上太简单了,一年到头就一条毯子,我自己傻小子火力壮不怕冷,但是有一次冬天最冷的时候窗户坏了,室内室外温度差不多,冷得连我都扛不住了,半夜光溜溜的爬起来把袜子穿上。
戒严以后,好像所有的学校甚至连中学都停课了。我大部分时间回家,有时候住在学校。这段时间,我也去过天安门好几次,有的是与同学一起去,有的是与女友约会以后路过。我的印象是学生的热情已经开始消退,各种各样的传言也出来了,大家仍然心中没底,但是没有人想到几天以后就要开杀戒了。
好几次比较重要的事情我都碰巧在场,从最早的4月19号新华门,4月22号老胡出殡,4月27号首次大游行,5月4
号的纪念活动,5月13号绝食开始,5月14号戈尔巴乔夫来访前夜,5月17号超级规模的游行,5月19号晚上堵截戒严部队,当天夜里就睡在广场的国旗下边儿了,23号大游行,接下来好几天没有印象发生过什么了,然后就是5月底的“女神”揭幕。
当然,最要命的是6月3号夜里的“暴乱”了。这几次我都正好在场,虽然有的没有看到全部过程,如胡耀邦出殡那天我就去晚了。
5月23号的游行规模也比较大,我感觉上没有17号的大,但是因为下午突然风雨大作使得街上的气氛更显悲壮,而且17号与23号的一个大差别是中间有个19号的戒严令。
北京小屁孩儿,从小就学习要当反革命,坐在他爹肩膀上反政府跟李鹏同志叫板来了。
“李鹏,我想剁了你”。完全是北京痞子语气,很可爱!
那时候,北京几乎是全民动员同仇敌忾了。我有个哥们儿,本来就是痞子,反正比我这样的痞多了。他在北京安全局工作,穿警察制服的,属于国家机器的一部分。5月下旬他们单位开干部动员会给大家执行任务打气,领导正在严肃讲话,分析形势要同志们绝对不能在关键时刻立场动摇。我这哥们儿突然站起来恶狠狠说道:“咱们这帮人,谁他妈的出去镇压学生,我就X他姥姥!”
当时连领导带同事都没想到他突然这么骂了一句脏话,统统愣住了。后来倒是也没有怎么样他,我估计是因为他家有些背景的缘故,很快就被调离安全部门,现在他在澳洲。
不仅是安全局,连安全部里也有利害的主儿。整个儿安全部机关里那么多人,胆敢穿着一套带警衔的安全警察制服到天安门广场游行的,据我所知就只有一个哥们儿,名字很奇怪,姓开。后来这个开哥们儿自然是被搞了个昏天地黑,不过听说没有开除他,现在不知道在哪儿,我自己不直接认识他。
当时在知道的人群中比较有轰动效应,因为安全警察与普通警察的制服有差别,他们的领章的底色是蓝色,不是普通警察的红色,知道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北京市民敢死队,前边儿三轮儿上一哥们儿举着标语。
这是北影的人马。我印象里,当时是北影的导演谢添老头子挑头儿拉起一个组来,把厂里的摄影机扛到天安门广场上来了,就是这帮人还有这台机器。这个组当时拍摄了十本胶片。镇压以后,谢添老头子遭到处置,我党政治局却同时下令把这十本胶片洗印给他们看。这叫他妈什么玩艺儿,瞪着眼要看人家拍的胶片,还要严肃处理拍摄的人,不是无赖是什么?
谢添怎么样了我不知道,大概也不会怎么样他,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估计他敢这么干也就不怕。北影那时候也在闹揭发检讨什么的,不过不是很厉害。有一次到陈凯歌他们家去,那时候陈凯歌在纽约玩耍,也没啥正经营生,后来听长卫同志说他们拍MTV换饭吃,拍的当时有名的摇滚乐队
Duran
Duran,几个英国痞子。陈大导他老爹陈怀恺自己在家里抽闷烟儿正在不爽,就是因为厂里有人在搞事儿。陈老头儿见到人就开骂,不过骂的艺术性不高,顶多是表现了点儿“现实主义色彩”而已。我清楚记得陈老头儿骂一个曾经是他手下演员现在要玩儿检举的女同志,一不留神就进入细节了:“他妈的个王八蛋!我掰开她的屁股,我就$#^%^&*!”,听得我当时大笑,到现在陈老头儿都过世十来年了还没忘。
这是5月下旬的天安门广场上,已经搭了些帐篷。
为了尽快贴出来,就先写这么多。本来还以为这一次就完事儿了,看来废话说完了也不那么痛快,5月底到6月初的故事咱只好下次接着说了。

2017年7月7日 星期五

维权网: 著名人权捍卫者、劳工维权人士刘少明今获刑4年6个月(图)

维权网: 著名人权捍卫者、劳工维权人士刘少明今获刑4年6个月(图)

1989年曾因前往北京声援学生运动并加入北京“工自联”,而于同年11月在珠海市被捕入狱,后被江西省新余市中级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管制1年,并被江西钢厂开除公职;
获释后,因其一直参与围观和声援各种社会热点事件,同时,又因近几年积极投身于劳工维权运动,遂成为知名的工运维权领袖;

2017年6月4日 星期日

《六四和我 – 1989 - 2015》:顯微歷史和歷史的顯微

這是作者部份歷年來收集的六四晚會的資料
這是作者部份歷年來收集的六四晚會的資料
二十七年, 足以讓一個呱呱墜地的嬰兒長大成人;
二十七年, 我在地球上從北半球到南半球再回到北半球, 從一個年青女子成為一個中年母親;
二十七年, 我的日子比好多國人好多了, 而好多國人的日子正在往比我更好的路上突飛猛進著。  
在那個大時代裡, 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我這個小人物從那個時代的特定日子裡走來, 也已走了二十七年。 
很多人都以為, 89年的六四, 只是北京的歷史; 很多人都已經忘記, 89年初思想解放運動的春風, 怎樣深入的吹遍了整個中國的大江南北, 為六四奠定了遠比一個城市、幾千學生的呐喊強大得多的民意支撐; 很多人從來不知道, 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呐喊、示威時, 全國各省會城市、直轄市、甚至是地級市, 也有同樣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和越來越高漲的民意支援和民眾參與。 
北京, 是那場運動的中心, 她輻射的, 是整個中國; 六四, 流血的是在北京的學生、北京的市民、包括少數的軍人和公安幹警; 重傷的, 是整整一代對國家、對民族具有高度責任感和改革熱誠的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以及剛剛萌芽的思想解放、新聞自由和民主進程。 
六四不只是天安門廣場、木樨地、或整個北京城的悲劇, 它更是共和國成立四十周年後, 党與群、軍與民、信仰與崩潰之間的分野。 
這篇流水帳, 只是一個小人物二十七年來在這個特定日子裡的顯微歷史。 希望在歷史的顯微角度下, 留一點真實的紀錄。 
考慮再三, 我還是隱去了真實姓名和城市, 因為我的家人還在那裡生活, 不想他們受到任何可能的牽連, 也不想被剝奪回家探望他們的權利。 我承認我不夠勇敢, 我為我生活在香港但仍然有這樣的恐懼而慚愧悲哀……
除了人名和地名, 這篇流水帳裡的事情完全是真人真事, 根據當年日記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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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 年 5 月 20 日 – 6月3日】
我所在的這個南方省會城市,學生們的聲援絕食行動已經進行了近一個星期。5月中旬一百多萬民眾上街遊行聲援北京、支援本地學生之後, 大家都在觀望北京會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5月20日北京宣佈戒嚴。但戒嚴沒有起到政府想要的恐嚇作用,相反激起學生更強烈的反彈和民意的對抗。北京市民之所以完全沒有把戒嚴放在心上,是因為那時候全國沒有任何人會相信,"危險時刻沖在前、哪裡需要哪裡去" 的人民子弟兵會對人民作任何敵對的事情。 六四之前解放軍有著人民絕對的信賴和愛戴。北京戒嚴,全國人民都相信"只是嚇唬人的","槍裡裝的都是橡皮子彈"。。。六四以前中國是沒有防暴員警的。
5月底局勢越來越緊張。政府態度越來越強硬, 學生運動也越來越騎虎難下。北京的膠著令外省市的學生運動也沒有了方向。我所在的城市、 學生聯合會是一盤散沙、 熱血有餘、抱負很高、但既沒有綱領也沒有計劃、 甚至於、 很多到廣場上靜坐的學生、 是去湊熱鬧的。
6月2日
風聲越來越緊。已經有傳言、 政府這次要動真格的了、 但是仍然沒有人能夠想像得出、 什麼是真格。我們大家能夠想像的真格是高壓水龍、橡皮子彈、電警棍之類。
6月3日
中午哥哥打電話來、 叫我千萬不要出去、 今晚一定會動手。怎麼動不知道。從X家出來、 他告訴我情況是我無法想像的嚴峻、 叫我回家等消息、 不要再出門。回家路上去朋友Y家,忘不了如血的晚霞、平地而起的怪風,Y和我在路邊話別時同時不寒而慄的顫抖,他極其嚴肅的叮囑: 你今天晚上千萬不要再出去了、 我弟弟在科大、 打電話來說就快有大變了。
我們是在遠離北京三千公里的南方省城、 北京的緊張氣氛、 已經像神經傳導一樣、 通到了我們這個城市的中心、 我們知道天安門要強行清場了、 但仍然相信、 政府會和平解決這個問題。
晚上我沒有再出去。 在高校做行政校長的父親已經聽到了風聲, 嚴禁我出去。 X (我苦戀多年的人, 當地有影響的青年思想領袖之一) 也反復叮囑不要出去、萬一出了事, 留個往牢裡送飯的。 我留在了家裡。 
晚上十點, 電話鈴聲大作, 全家撲到電話機前。 父親的助理, 從北京木樨地打電話來, 說被困在那裡了, 動彈不得。 局勢很緊張。 以後每十到二十分鐘, 電話響一次, 局勢越來越緊張。 
【1989年6月4日】
午夜剛過, 電話再次響起, 這次沒有再斷。 伴隨著即時情況彙報的, 還有時而密集、時而稀疏的槍聲。  一切像是惡夢, 不真實的夢, 我們全都被夢魘壓住了, 不會思想, 也不會呼吸。 
離北京三千里之外的南方省城我的家, 這天淩晨和北京木樨地的市民一起, 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恐怖和血腥。父親的助理最後一句話是「解放軍進來清場了, 快把省城廣場上的學生撤回來。 」他沒有死, 活著回到省城。 
這是恐怖的一夜!
我睜著眼睛到了天明, 知道了自己想要做什麼: 我要做一面大大的旗幟, 白底, 黑紅色的字, 就一個字 – 祭。 然後舉著它, 從家走到廣場, 坐下來。 以後怎麼辦, 沒有想, 也想不出。 
上街買布料之後, 我騎車去了X的單位, 和他告別。  他們單位已經在開全體員工緊急大會, 一位大姐上樓去把他叫了下來。 X看到我, 一把拉進他的辦公室, 關上了門。 我撲在他的懷裡無聲慟哭, 說不出一句話。他拍著我的背, 反復說: 現在你千萬不要輕舉妄動, 什麼也不要做、不能做。 
樓上不斷有電話來催他去開會, 樓下我上街去做一個人的遊行的決心不斷被他瓦解。X一直問, 你要做什麼?你想做什麼?你不說我也知道, 你穿的戴的全都說得明明白白了。 你一定要聽我的話, 不要輕舉妄動。很多事情你不知道。 開槍了, 就不再是簡單的事了。
樓上派人來敲他的門了,他不得不去開會。 走之前,他要我承諾,立即回家,等他電話。 
這之後的一星期,我只見過他一次,拿著一箱他托給我的文稿、筆記和他家裡可能被視為兇器的匕首等,穿城回家,去找地方藏匿。
路過我們城市中心的廣場時,看見檢閱臺上大大的標語牌「鬥到底」、「誓不休」和額頭上綁著紅布條的學生,滿心的悲憤和淒涼。 
X于1989年6月中旬離國尋求政治避難。 我和他再次相見,是八年以後。  
我從來沒有如此痛切的感受過,什麼是國家命運和個人幸福被綁在了一起,在國家機器強大的車輪下,我夢想的一切,在這一天,被碾得粉碎。 
【1990年6月4日】
被學校強行組織去參觀「六四反革命暴亂平暴展覽」。 
學校黨委書記和系總支書記在入口處和出口處分別把守,強迫每個人把那一面倒、顛倒是非的展覽看了又看。 我從一開始的完全不看,到後來仔細看每一張圖片、每一段文字。 我看到了謊言、也看到了更多真相! 燒焦的士兵屍體附近,竟然有平民裝束的屍體! 
【1991年6月4日】
只不過兩年,誰也不提六四了。 自己停食一天以志紀念。 
【1992年6月4日】
我已經到了澳洲,和十來個旅澳留學生在澳洲最南端的一塊小小的、獻給六四死難者的墓地悼念。 
有人為綠卡作秀,讓我厭惡。 決定不再參加他們的活動,也不接受任何傳媒採訪。 六四于我,是國家的、更是個人的殤痛。 
【1993年6月4日】
一個人紀念,停食一天。
【1994年6月4日】
已經和先生結婚,默哀,但不再停食。
【1995年6月4日】
和先生回到中國,想找到紀念跡象,完全沒有,一絲一毫也沒有。歷史學家的先生震驚于國人對歷史的麻木和對權威的順從、以及當局的嚴控手段。
我很悲哀。
【1996年6月4日】
來到香港。
第一次,在步向維多利亞公園的滾滾人流中,在紙醉金迷、聲色犬馬的花花世界中,我被這裡的人民和他們的良心、深深震撼。
第一次,在中國的土地上壓抑了七年的淚水可以自由的流淌出來。第一次,身旁這個一句中文也聽不懂的外國先生讓我看到一個歷史學家的良知和責任感。
這一晚,維園有55 000人出席燭光集會。我和先生是其中兩點燭光。
【1997年6月4日】
在美國培訓趕不回來。一個人的紀念停食一天。
X已經打開回國通道,這個曾經發誓永不忘記的人和我已經成了徹底的陌路。並且告訴別人:不要糾纏歷史舊賬要在現實中艱難前進。據說每年這一天他也會停食。他下海了 (做生意),賺"共產黨的錢。"
【1998年6月4日】
三號風球高掛雷雨交加。
和維園裡所有人一樣先生和我全身濕透。連皮鞋都泡漲、變形。 這一晚、 燭光很難點燃、 但仍然有40、 000人佇立雨中。天氣關係集會于八點半多提前結束。
【1999年6月4日】
我是維園70 000燭光中一點。
【2000年6月4日】
生完大兒子一個多月、 再到維園、 融入45、 000人中。因要餵奶提前離開。
【2001年6月4日】
我是維園48 000燭光中一點。
【2002年6月4日】
生完二兒子一個月不到,餵奶之間去維園晚了到場、提早離場。但堅持下來。
【2003年6月4日】
SARS蹂躪之後的香港自由空間收縮、社會問題累積、民間戾氣很重。
這一年、 我和50、 000人一起點起燭光、 一起約定7.1 大遊行街上見。
這年7.1 我帶大兒子參加了五十萬人大遊行。主題是:
(1) 反對23條立法 (國家安全法條例,授權國家安全部有權進入港人家庭執行任何被認為是針對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執法。在五十萬港人的努力下,這項立法被無限期擱置強行闖關的香港保安局長被迫辭職。)
(2) 要求董建華下臺 (2005任期屆滿之前他下了台),以及
(3) 落實普選 (現在仍然沒有進展)。
【2004年6月4日 】
83,000人維園聚會,我是燭光中一點。
【2005年6月4日】
經歷自己人生大起大落的我, 帶著兩個剛回到身邊的孩子, 來到了維園。
是紀念那些和我自己歷史相連的人, 也是為了紀念AD。 孩子們對著夜空大喊AD的聲音, 雖然與主題不符, 但那是他們對死亡的理解和對AD不離不棄思念的一種釋放。 
【2006年6月4日 】
父親病危, 我和孩子們回到省城。 先生也趕了回來。 和以往任何一年的大陸一樣, 仍然是歌舞昇平, 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默哀, 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
而在香港, 44,000人再次點起了燭光。 
【2007年6月4日】
維園。 那已經不是一種形式, 而是一種信念。 十八年歲月的流逝, 磨損了我的青春和愛情, 但沒有消蝕這種信念。  我就不信, 我這一生, 看不見還歷史本來面目的這一天。 
這篇六四18周年紀念的流水帳, 在這一年, 被我自己的MSN博客BLOCK了, 被香港討論區「六四討論專輯」刪除了。 言論自由的香港, 還自由嗎?網上的個人私隱空間, 真的私隱嗎? 
【2008年6月4日 】
三亞。 5。 12地震後全國、全球華人世界的中心都放在了抗震救災上。
第一次, 我沒有為不能參加燭光晚會而遺憾。 因為工作, 巧遇了海南關懷地震遺孤的陽光行動, 我能夠盡一點微薄之力, 非常欣慰。  但六四從不曾淡出記憶。 在三亞的月光下, 我在想, 還需要多少個十年?
【2009年6月4日】
六四之後,我們都相信最多只要一、兩年一定翻過來。如今已經20年還是沒有翻過來。
我就不信,那激蕩過我們青春、抛灑過同學熱血的歲月,會永遠沉沒在黑暗的海底;
我就不信,那些當年參與過、支援過、同情過、反對過、鎮壓過六四的人們都那麼健忘;
我就不信,中國的強大可以完全無視六四的存在和瘡疤。
魯迅曾經說過,真正的猛士敢於直面淋漓的鮮血。敢於直面、 才敢於承擔;敢於承擔、 才敢於遺忘。
 "位卑未敢忘憂國"。我只是這個大時代裡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我不敢忘記,党呢? 國呢? 你呢?
二十年前、 那些花兒謝了、 我的夢想碎了、 夢中的愛人走了、 我的青春、 殘了。 
二十年後、 這裡的花兒開了、 我的夢想重新萌芽了、 夢中的愛人早就成陌路了、 但我的青春, 在這些花兒的堅持中、 重新綻放了。 
我多麼為他們驕傲 !  誰說紙醉金迷的香港有奶便是娘? 誰說今日的年輕人只會消費不會思想? 幸虧還有這樣一塊土地,幸虧還有這樣一些人群,幸虧還有一些良知,不敢遺忘。
《香港七大聯校特刊:我們二十 – 國家走到哪裡》摘要
對於過往和現今的探問:我們二十 – 國家走到哪裡 在這國家高速發展,要成為世界大國的年頭,答案本應呼之欲出,這麼一個問題,似乎不值一提。 然而我們問了。  
在這個消費社會,我們活在一個消費一切的氛圍,包括六四。 一切發生的事情都即時而表面,以致我們再無力更深入地思考這社會的一切。 單單追求「更好的生活」已使得我們疲於奔命,現今的大學生被要求恪守上述規條,追求社會加諸的功名,卻已無力面向社會。  
然後我們習慣了簡單地接受主流媒體所散播的國家、社會形象,卻沒有深入思考當中的意識形態究竟有多少能與現實接軌。 我們猶如生活在一個虛幻世界,沒能揭示真相之余,更與本應與我們緊緊相連的社會日漸疏離,以致有所謂漠不關心的情況。 於是我們懂得消費北京奧運開幕的光榮、國家火箭升天的興奮;然而對於毒奶粉事件、四川地震以及因而揭發的豆腐渣工程,雖然懂得跟隨默哀,卻完全忘了批判。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成長的一代,似乎是特別令人擔心的。 說到六四,我們沒有那種因為親歷民運而產生的「第一手」憤怒與悲傷,也不會自動挑起中港之間的對立。 不主動瞭解的話,似乎連得知此事也有困難。 因此,這一代的情況、也令人擔憂六四將被淡忘,英烈們的民主志,將無所繼承。 然而即使知道六四,卻時常流于消費 - 哀悼,仿佛只是一年一度的儀式,燭光在維園展示一次,然後散去。 對於中國,對於六四,我們似乎這樣就負了匹夫之責。  
然而那顯然是不足夠的。 無論是歷史的要求,還是大學生這身份給與的方便,我們都不得不在二十年後的今天重提六四。 我們希望這不是每年一次的消費活動,而是做到實實在在,帶出重提六四在今日的意義。 此所以書中所寫,不僅僅是八九民運的過程或六四當日的屠城,更重要的,是探問我們的國家,在今天究竟走到哪裡。 這便是促使七大院校的編委會在這年頭走在一起,首度合作出版的理由。 
。。。
活著,我們並不安穩。
這裡書寫的,是一個在大國崛起、飛黃騰達以外的中國,對於很多人來說並不中聽。
也許更不中聽的是,鄉港人並不因此享有旁觀的安逸。 我們不能因為身處一個較為安全的地方,而自視為路人,作壁上觀 - 事態本身可怕,更可怕的是路人駐足圍觀卻無動於衷。  
書中的事情,一方面令人警醒大國的脆弱;一方面,也警醒我們:我們並不安逸 - 當國家機器的巨爪延伸,我們發現香港的普選進程一拖再拖、回歸以來三次釋法、傳媒自我審查、以致種種干預高度自治的言論,不都正是警示我們的鐘聲?內地的問題,同時是我們身處之地的試紙 - 基層勞工極長的工時、不民主的政體、回避群體訴求的官商體系、正受威脅的人權、 世界第一的貧富懸殊。。。。。。 兩者的分別,不過是暴力如何呈現。 
安穩,從來不是生而有之、永不改易,而是要靠實踐維持的。 一旦不去理會,它比什麼都要脆弱。 看中國的維權者們,他們的人生之安逸,則不知是否能在有生之年得遇 - 而他們願意付出。 至於香港,所幸我們有多一點的「自由」,多一點的經濟條件,使他們的故事得以讓我們知道,和記錄下來,然而我們終無須付出多大代價。 代價,二十年前有人付了,今天,還有一個一個的維權者為人民犧牲,堅守的是包括我們的尊嚴,我們當真能見而不聞? 
可是書中所寫僅僅是中國的一隅,還有更多的事情等待我們探索。 我們的能力加上區區七十多頁沒能表述全象。 然而事實的一部分的作用,在於使人探求更全面的領域。 在編采的過程,我們所感受到的,不是自己知道的越來越多,反而是還有更多的事情,我們不知道;還有更多的事情,我們沒有談到。 把這一部分書寫出來,只是盡我們所能的言責。
在這道出中國實況會被視為不愛國的年代,我們還是選擇這種方式愛國,一如當年的學生,和一直堅持著的志士們。 在此,我們當向那些長久為中國民主勞心、捨身的人致敬;期望的,是成仁的一刻。
二十年,我們仍不退守。
【2010 年6月4日】
瑞典,Leksand 參加全球青年就業峰會。和LMM WMM一起。
那是LMM的生日,怎樣一個難忘的生日 !
白夜中,仰望星空,知道香港有超過15萬市民到維園,連澳門都開始舉辦燭光紀念晚會。那些人中不少是南下尋找真相的祖國青年。。。
什麼時候、 和誰一起、 我能看到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2011年6月4日】
華叔走了,第一次六四燭光晚會為他點一隻蠟燭。
辛亥革命100週年了, 繼續整理外祖父的辛亥歷史, 第一次, 有一種使命感,一鼓作氣、沒有擱置。因為沉默的歷史、失語的真實,正是助紂為虐的溫床。
而歷史,什麼是歷史?滾滾長河中多少人曾經弄潮, 如今誰能記起?被記載的,只是浪花,而滾滾東去的,卻是沉默的大多數。 歷史,莫非就是浮在真實大多數上面的幾朵個人浪花?
我不是歷史學家,但不希望我的孩子,因為謬誤或缺失,而對歷史的這種誤導性,視而不見。这也许只是一个人的微观历史,却是一个国家、几代人的悲哀。
【2012年6月4日】
我是十八萬燭光中的一點。誰也不知道,一個月後反國教運動如火如荼、領頭的,是一群十五、六歲的中學生!
【2013年6月4日】
暴雨滂沱。聚會半小時後提早結束。
我是十五萬燭光中一點。每個人盡量把傘伸出去遮擋旁邊的人,結果傘下大家都成了落湯雞。離場時很多遲到的人仍然在堅持進場,這不是行禮如儀、而是信念。
電閃雷鳴中大喊梁振英下台,都已經天打雷劈了,CY還能做多久?!
【2014年6月4日】
六四晚會成了爭取真普選的主戰場!和平佔中、學民思潮、學聯、。。。大批新的參政團體風起雲湧。第一次,身上所有的錢還沒走進維園就捐光了。
人很多,年青人更多。能說會道、言之有理的年青人,讓人激動興奮!我好像回到八十年代初那朝氣蓬勃的時代。各種訴求中,我記住了622公投。
十八萬燭光中,有我的一點。二十五年的堅持中,有更多青春激揚而又理性堅定的新燭,何其珍貴!他們遠比當年的我們強!
而波瀾壯闊的香港本土尋求“命運自決”的雨傘運動,已經拉開序幕。
【2015年6月4日】
傘運之後的第一個六四。本土派和泛民、支聯會出現分歧,大家都似乎有些迷失。
國和家,第一次對我而言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和認同。國是那個歷史的根、家是香港當下的興衰,無論是國還是家都無法當家作主的痛,穿過一個世紀的家族歷史,把我拉向沉淪抑鬱的深淵。
燭光和黃傘,從此以後是去維園的標配。十三萬還是四萬燭光,反正警方永遠不會數數。
【2016年6月4日】
無論有多少爭議,我一定會去到維園。
這是我的心路,也是我從一個大陸人變成港人的脫胎換骨之路。
我見證著維園的燭光,維園燭光見證著我本土的思想情感和希望。
香港和大陸,唇亡齒寒。
我和妳,是否記得六四,都注定被歷史遺忘。但我們點燃的燭光,會給那些已經被遺忘的良知一點溫暖, 會給我們的後人一個拒絕遺忘的榜樣。

六月三日晚 天安门广场的最后一幕(组图)

说明: 1989年<a href=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gb/tag/六四 alt= '六四' target='_blank'>六四</a>前,北京大学生打出横幅悼念胡耀邦,期盼中国实现民主。(图片来源:64memo.com)
1989
年六四前,北京大学生打出横幅,赴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期盼中国实现民主。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中午,北京大学廿九号楼,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最后一次会议,与会者有王军涛、王丹、老木、甘阳、刘苏里、杨涛等人。
当日,北京城的气氛已非常紧张,许多知识界知名人士已纷纷离开京城避风。


下午三时四十分许,我们抵达天安门广场,随即接管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纠察任务。此前,这一带的纠察线已经松驰得近乎消失,只有寥寥无几的市民纠察队员三三两两地散布着。
我们的宗旨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
尽管局势已经急剧恶化,但我们与所有参加民主运动的学生和市民一样,赤手空拳,没有任何防卫武器,因而我们的宗旨始终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在这个时候,我们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依然丝毫没有以暴易暴的准备。
晚六时许,一群愤怒的学生和市民送来一名化装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军人。此时化装进入广场的军人和警察为数众多,任务是侦探广场上动态,尤其是侦探学生指挥部的动态,并趁机制造混乱,以便于血腥镇压。这名军人由于沿途一再受到学生和市民的谴责,已经惊恐得失去常态。我们急忙将他保护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西南角的帐篷里,并请来照料四名绝食知识分子的医生,帮助我们稳定他的情绪。我们在对他进行一番有关八九民运的真相和宗旨的宣传后,委托医生伺机用救护车将他安全送离天安门广场。
晚六时三十分,戒严部队指挥部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发出第一项紧急通告,该通告使用了“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字眼,显露出血腥镇压的苗头。但是,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并未引起应有的警觉,一切仍按既定的计划照常进行。
晚七时,广场学生指挥部在纪念碑南侧召开有关学生和市民被军人和武警所伤情况的新闻发布会。学生领袖柴玲、李录、封从德、吾尔开希主持出席了这次新闻发布会。
北京测绘出版社职员郑鲁滨的控诉发言令人印象深刻。郑鲁滨身为中共党员,六月三日下午三时十五分在人民大会堂南侧看见一群军人用武装带猛抽学生和市民,便冲上去抢救一位被军人击倒在地的老人,因此,也遭到军人的毒打,头部被军人用钢盔击破,血流如注,白衬衣几乎全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晚九时五十分许,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联合发出了第二项紧急通告,要求北京市民呆在家中,不要上街,不要到天安门广场,以保证生命安全。
第二项紧急通告已经明白无误地发出了血腥镇压讯号,任何只要稍具政治敏感的人,都应该能从中嗅到火药味。但由于自从五月十九日北京城实行戒严以来,天安门广场上一直回荡着“狼来了!狼来了!”的呼唤,而狼却始终没有出现。因而广场上的大多数人并未对此项通知引起应有的警觉。
纵观天安门广场,依然人山人海,四十年来深受中共当局压抑的群众象往常一样,尚在欢庆着盛大的节日。
晚十时,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按原计划在“民主女神”塑像下举行开学典礼仪式,宣告正式成立,著名政治学者严家祺、作家赵瑜等人出席并致词。
晚十时十六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联合发出了措词更为严厉的第三项紧急通告,声称“解放军部队一定要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任何人不得阻挡。如遇阻挡,戒严部队将采取多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11时许 罪恶的枪声终于响了
说明: 1989年六四屠杀后的情景。
1989
年六四屠杀后的北京。
罪恶的枪声终于回响了,时间是晚十一时许。当第一阵枪声从西长安街方向传入广场时,人们无不受到强烈的震撼。
紧接着,从北京城不同方向陆续响起枪声,而且越来越密集。眺望西长安街方向,熊熊火光冲天而起,染红了那一片夜空。
枪声揭开了中共当局蓄谋已久的血腥镇压的序幕,而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仪式则在枪声中匆匆落幕。
此后,一些人陆续来到广场学生指挥部报告军队在各处用真枪实弹屠杀和平学生和市民的情况。来者几乎全都满身血迹,或是自身受伤,或是救护他人所致。
直到此时,广场上的人们才如梦初醒,中共当局不仅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使用催泪弹、电警棍,而且使用真枪实弹、装甲车和坦克。所谓的人民子弟兵开始血腥屠杀人民!
午夜十二时,广场学生广播台播出了第一名学生死亡于西长安街军事博物馆前的噩耗。这是八九民运爆发以来第一次公布学生死亡的消息,引起了在场学生的强烈反响,悲愤情绪迅速弥漫。一位男生在广场中唱起了萧邦的《哀歌》:“沉沉浓雾,慢慢地升起,迷住我双眼和茫茫大地;有一支哀歌,在心中响起,我欲唱又止,把悲痛藏起……”如诉如泣的歌声回荡在广场的上空,数以千计的学生肃然端坐,唯有一行行泪水流淌着。
六月四日凌晨零时三十分许,广场中传出吾尔开希哭诉一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女生被射杀的经过,这名女生当晚随他一起从北师大校园出发。吾尔开希由于过度激愤,声音时断时续,终致完全消失。只听得广播中传来一阵忙乱的声音,有人焦急地呼叫着救护车。吾尔开希晕过去了。
广场学生指挥部在十二时过后作出了一项新的决定,副总指挥李录通过广播号召广场上的学生有秩序地向纪念碑集结,团结一致,准备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最后的抗争。
集结到纪念碑一带的学生约近万人。纪念碑北侧的人数最多,约有五、六千人,南侧次之,约一、二千人,东西两侧人数不多,各有数百人。此外,在广场四周边沿地带,尚分布着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市民,约在七、八万之众。在帐篷内,也还有数目不详的学生睡觉休息。
北京市民控诉共军杀人暴行
在血腥镇压开始后,我亲自接待了几位来自屠杀现场的报讯者。
一位河北的十一岁的小男孩,来自虎坊桥一带,哭诉他在京当民工的哥哥被军人射杀。可怜的小男孩惊恐已极,怎么也说不清在京的住处。我强忍泪水,安排人员护送他离开广场。
一位北京大学好友来自西单路口,愤愤指控军人杀人兽行。在西单路口,有一群约百名学生,打着两面旗帜,一面是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正规校旗,一面是临时自制的白底黑字的南京中医学院的旗帜。这群学生手挽手、肩并肩,对着杀气腾腾的军队迎面而去,反复齐声呼喊着一句口号:“为了可爱的祖国,我们已做好牺牲的准备!”劝阻军队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军人先是朝天放了一排子弹,时隔不到一分钟,即端枪向这群学生扫射。在密集的枪声中这群学生先后纷纷倒下。景状之惨烈,令两旁目睹者无不悲愤万分,不顾安危地怒斥军人:“畜牲!畜牲!”
一位北京市民来自五棵松一带,他叙述说,当军队坦克向天安门广场进发时,数以万计的人试图阻挡,但坦克毫不减速,冲向人墙。一名群众躲闪不及被冲倒,他的弟弟正欲上前枪救,后继的坦克依然全速前进,连续过了四十余辆坦克,地上只留下一片肉浆,惨不忍睹。(事后查明,这名死难者是航空航天部的干部。)
从屠杀现场不断传回的消息,对坚守在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造成强烈的刺激。一部分人忍受不了愤怒,准备奋起反抗,以暴易暴。他们四处寻找一切可以用作自卫武器的东西,包括石块,汽水瓶子和从帐篷上拆除下来的棍棒。人们陆续离开广场,冲向枪声最激烈的西长安街。
在六四屠杀事件中,部分北京市民和学生以暴易暴的行动,是无需否认的曾经发生过的事实。不过,就时间而言,军队血腥屠杀于前,学生和市民的反抗于后;就因果关系而言,军队的血腥屠杀是因,学生和市民的反抗是果。
六月四日凌晨零点十五分,一辆装甲车沿长安街从天安门城楼前由西往东急驶而过。数以万计的民众试图筑成人墙加以阻挡,但装甲车毫不减速。紧接着,又有一辆装甲车从同一线路快速驶过。愤怒的民众纷纷捡起石块投向装甲车,并有不少人挥舞着棍棒冲向装甲车,毫无惧色地抽打装甲车。对于装甲车这类钢铁怪物来说,这些举动近乎唐吉诃德斗风车,然而,这时并没有丝毫的喜剧色彩,只有撼动人心的悲壮。
这是当晚最初发生在广场视野之内的军方行动。
零点三十分,又有两辆装甲车从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前门方向分别进入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大道,风驰电掣,横冲直撞,围绕着广场转了好几圈,向学生炫耀武力。其中一辆在辗过交通隔离墩和广场外沿的铁栅栏、企图进入广场东北端时发生了故障,骤然停车不动。愤怒的民众蜂拥而上,先是用棍棒撬砸,继而用棉被铺盖上去烧烤。大火腾空而起,三名军人忍不住高温钻出了装甲车,顿时遭到民众围殴。在场学生竭力保护,将他们送到位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急救站。一位学生被群众误伤,头破血流。
眼看着熊熊火焰迅速吞噬着装甲车,我不知道应该为此感到高兴还是惋惜,唯有广场失守在即的感觉越来越清晰。
零点五十分许,无数颗照明弹和信号弹从四面八方飞向天安门广场上空,偌大的广场顿时被照耀得如同白昼,俨然成为决战在即的战场。
学生教师坚持非暴力抗争

随着枪声的临近,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面临空前的考验和挑战。越来越多的学生要求拿起一切可能的武器进行殊死的抗争,尤其是那些来自屠杀现场的学生和市民,情绪极为激烈,理智已被极度的悲愤所取代。他们破口大骂依然秩序井然地静坐在纪念碑底座一带的学生:“你们难道坐在这里等死吗?你们难道还对那群野兽抱有幻想吗?都到了什么时候了,还不上去拚了!为了保护你们牺牲了多少人,你们知道吗?”甚至有人挥舞棍棒威吓学生。的确,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为了保护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北京市民的牺牲已经足够惨重。这些斥责的话语强烈刺痛着在场每一位人的心,冲动的情绪像旋风般传来。
一名浑身是血的北京大学学生疯了似地冲上纪念碑底座,不断大声地呼喊着:“给我机枪!快给我机枪!我要去杀尽那群畜牲!我要为死难同学复仇……”他根本无法如愿,那些早些时候被学生和市民所搜捡到的军人故意遗弃的无法使用的枪支,早已由广场学生指挥部有组织地送交给公安部门。他只有失望地抱头痛哭,神情令人心酸。
在广场学生指挥部里,以柴玲为首的学生领袖们经受着巨大的压力和考验。一批批学生和市民冲进来,要求学生领袖们正视军队开枪屠杀和学生市民伤亡的现实,放弃不抵抗的宗旨,号召并带领大家进行暴力抗争。在持续的刺激下,不断哭泣的柴玲曾一度冲动得难以自制,一把夺过广播员的话筒,对广场上的学生大声疾呼:“无耻的政府已经大开杀戒,同学们,我的同学们,你们一切有能力抵抗的人,拿起任何可以作抵抗的东西,到广场边缘去,准备自卫、准备反抗!”
柴玲的举动当即遭到在场青年教师的劝止。此时此刻,这些学生领袖的一举一动,都将关系到广场上数以千计的年轻生命的安危,责任重大,远远超出了他们这般年龄所能承受的限度。
柴玲终于冷静下来了,在最后关口,她和李禄等广场学生指挥部的成员们,这些历来被认定为激进派的学生代表人物,决定继续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呼吁学生放下手中的任何可被视为武器的东西。
学生领袖和各高校在场的青年教师纷纷下到学生队伍中间,反复宣讲:我们的宗旨始终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我们曾为此作出过许多努力,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继续坚持这个宗旨。让我们以和平来迎接暴力,让我们以平静来迎接死亡,让我们以理性来迎接愚昧。
我带领纠察队员在纪念碑底座一带将一些石块、汽水瓶子和棍棒等不是武器的武器收集到一起,集中管理,以防止个别人在激愤之余有违和平请愿的宗旨。纪念碑一带的学生手中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称作武器的东西,哪怕是一块石头或一个汽水瓶子,军队所面对的是一群赤手空拳的和平请愿者。
四周的枪声越响越近,牺牲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广场和每一个人的心灵。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柴玲的带领下,全体人员起立,庄严地宣誓:“我宣誓,为了推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的真正的繁荣昌盛,为了伟大的祖国不为一小撮阴谋家颠覆,为了十一亿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下丧生,我要用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
紧接着,一阵悲壮的《国际歌》声响起:“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歌声盖过了广场四周密集的枪声,也驱走了人们心中残存的最后一丝恐惧和犹豫。
这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
此时此刻,人们无不热泪盈眶,热血沸腾,洋溢着为真理而献身的神圣情感。学生们纷纷前来与我紧紧拥抱,表示最后的情感。在生与死的临界点许多学生不顾自身的安危,恳切地劝我离去,说:“你是我们尊敬的老师,我们不愿让你冒任何生命风险。”
面对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年轻学生,我除了激动,只是感到悲哀和羞愧。悲哀的是,这些属于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年轻一代,却将直面冷对血腥镇压的危险。羞愧的是,此时此刻,除了极少数与学生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的高校教师之外,已见不到其他知识界人士。
多年来,许多知识界精英分子一直对学生鼓吹民主,在八九民运期间他们也曾信誓旦旦地宣称绝不背叛爱国学生用鲜血和生命所开拓的争取民主的事业,绝不以任何借口为自己的怯懦开脱,绝不再重复以往的屈辱,绝不向专制屈服,而如今,当真正需要为真理进行最后的斗争时,他们又身在何处?他们的道德勇气又何在?
凌晨一时三十分许,大批军人终于杀出一条血路,沿西长安街抵达天安门广场北面的天安门城楼前,集结在金水桥一带。这支最先到达的军队是属于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的所谓“红军团”。这支部队在抵达天安门广场北端之初,即大肆射杀集结在西观礼台附近、长安街和广场北端的学生和市民。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市民为了躲避枪弹,慌不择路地躲进了横跨长安街的地下信道。
中共血腥镇压计划蓄谋已久
几乎与此同时,在天安门广场南面,近千名荷枪实弹的军人途经永定门、宣武门,从前门方向抵达人民大会堂南侧。大批学生和市民纷纷退入天安门广场,向纪念碑一带靠拢,有不少人先后中弹倒下。
另有一批军人集结在纪念碑南侧的“毛主席纪念堂”和前门箭楼之间,人数有三、四千之众,配备着装甲车和坦克。
在天安门广场东面,近千名军人集结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一带。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市民试图接近他们,加以宣传劝导,但受到军人端枪阻吓,未能奏效。一位年仅十五、六岁的少年在人群中大哭,诉说他的哥哥被军人打死了,要冲上去与军人拚命,被香港女学生李兰菊拦住了。当李兰菊再次发现这位少年时,他已全身鲜血躺在一位工人的怀里,于是李兰菊当场悲愤得晕过去,被送入位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临时急救站。
在天安门广场西面,一向紧闭的人民大会堂东侧大门突然敞开,数以千计的军人潮水般地涌出,源源不断。在军方安排的摄影灯光的映照下,只见一片密密麻麻、闪闪发光的钢盔在晃动,犹如无边无际的海洋。(据六四事件后解放军总政治部編著的《戒严一日》一书透露,当时集结在人民大会堂里的军队是一个集团军和一个炮兵旅。)这批军人集结在人民大会堂东侧一带。
从人民大会堂里突然冒出如此众多的军人,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终于醒悟,中共当局血腥镇压计划蓄谋已久,他们早已通过北京城地底下的战备信道调兵遣将,将数以万计的军人送到人民大会堂、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等处,做好了武力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所有准备。至于连日来在大街上所进行的军人赤手空拳徒步天安门进发的行动,无非是转移人们视线,制造军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既显示了军人仁慈克制的虚伪假像,又有利于寻找血腥镇压的口实。
中共当局的阴谋狡诈,是常人所很难体察的。至此,天安门广场已经完全处于四、五万军人的严密封锁包围之下,以武力清理并占领天安门广场作为胜利目标的军队,开始将枪口直接瞄准纪念碑一带的学生。
外界通常认为天安门广场清场开始于凌晨四时三十分,其实,在军队抵达广场之初的凌晨一时三十分许,清场行动即已开始,因为在军队抵达之初,即有许多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范围内伤亡,陆续被送入位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临时急救站。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研究生程仁舆就是在此时被枪杀身亡的。
紧随着军队对天安门广场包围圈的形成,安置于人民大会堂处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最后通牒式的紧急通告。该通告称“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人民解放军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
临近凌晨二时,集结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军人开始对着纪念碑上空开枪,一排排子弹呼啸着从我们的头顶不远处飞过。起初,我们总是下意识地放低身子行走,后来就习以为常了。一些记者开始撤离纪念碑底座。
两名学生在广场西北角受到枪伤,一位伤在手部,一位伤在眉部。这两名受伤学生被及时地送入位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临时急救站急救。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焦急地跑来告诉我,有部分政法大学的学生怎么也不愿离开帐篷。于是,我急匆匆赶到纪念碑东侧的政法大学帐篷,里面果真尚有十多名学生或躺或靠地在睡觉休息。情急之下,我利用教师的权威,喝斥他们集结到纪念碑一带的队伍中去。
来回奔走之际,我发现附近的帐篷里或多或少也有学生在睡觉。
工人、市民奋不顾身保护学生
说明: 1989年六四屠杀,北京市民救护学生。
1989
年六四屠杀,北京市民救护受伤学生。(以上图片来源:64memo.com
凌晨二时许,集结在金水桥前的军队派出一支特种部队小分队清理广场北面边沿地带。位于天安门广场西北角的北京工人自治会总部首当其冲,帐篷起火,逐渐蔓延为冲天火焰。工自联总部原先处在天安门城楼西观礼台,在屠杀事件发生后,工人弟兄出于保护纪念碑一带学生的考虑,将总部迁移到广场西北角。
一位幸免于难的工人弟兄手提一只黑色小箱子来到纪念碑底座,但因身分不明而遭到学生拦阻。我下去询问,得知他想将小箱子交由学生指挥部保管。我告诉他,就目前情形看,学生指挥部并非安全之地,还是带着它离开广场为好。
我由衷地敬佩北京的工人弟兄们,他们虽然文化素质不是很高,也不善于辞令,但是,他们却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惊人的英勇无私精神。在八九民运中,最具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不是学生,更不是知识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
为了保护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他们用血肉之躯阻挡着武装到牙齿的军队,浴血奋战,奋不顾身。那一晚,有一队为数三十来人的工人纠察队与我们在纪念碑底座协同执行任务。当血腥镇压的枪声响起后,这些工人纠察人员陆续奔向西长安街。大约在凌晨一时许,一位浑身是血的青年工人回到纪念碑底座,泣不成声地说,他是唯一的生存者,其它的工人弟兄都英勇牺牲了……。
(原文有删节)

视频:11 八九六四 天安门大屠杀事件真相 序列

视频:12 八九六四 天安门大屠杀事件真相 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