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公司推出的Mac在1984年|啟示室

在1984年蘋果推出的Mac

2005年11月26 日 ，由鄧肯
蘋果公司推出的Macintosh計算機與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電視廣告：“1984” 。打開相機上的一個未來的城市走廊。重身著男性三月齊聲過去監控攝像機和電腦屏幕。一個金發碧眼的運動員，身穿紅色短褲和T卹一個白色的蘋果畢加索，對我們攜帶錘子運行。我們現在看到的男人都剃了光頭。一個人戴防毒面具。防暴警察對我們來說，在手中的警棍 。


我們已經聽到一個男性的聲音，通過公共廣播系統。現在我們看到大哥的臉 - 兩套眼鏡 - 一個巨大的牆壁大小的屏幕上。“今天，我們慶祝第一，信息淨化指令的光榮週年！一切歷史的第一次，我們已經創建了一個純意識形態的花園，每個工人可能盛開的矛盾和混亂的真理害蟲的安全。“
他說：“我們思想統一，是一個比地球上任何艦隊或軍隊更強大的武器！我們是一家人。隨著之一。一是解決。原因之一。我們的敵人談一談自己死亡。我們將埋葬他們自己的困惑！“
運動員跑入觀眾席，安全部隊的追求。她擺動錘的團團轉，釋放它去飛入屏幕。“我們為準！”屏幕爆炸。坐姿光頭黨默默地注視著爆炸，嘴巴愛德。
顯示文本和發言後，1月24日“蘋果電腦將推出Macintosh電腦。，你會看到為什麼 1984將不會像“1984年”廣告與六色的蘋果標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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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分

60秒的廣告是TBWA \恰特\日洛杉磯隊，其中包括李Clow創意總監，藝術總監 ​​布倫特托馬斯（現在綠點薄膜商業總監），撰稿人史蒂夫海登（現在全球總裁在蘋果和之間的協作努力創建奧美），代理製片人理查德奧尼爾的品牌服務。
導演雷德利斯科特（RSA片）最近完成了與他的電影，工作的外國人（1979年）和“銀翼殺手”（1982年）。隨著90萬美元的的預算，他開始在倫敦拍攝的謝珀頓工作室。當地光頭黨和演員們在倫敦招募。，本地模式和經驗在鐵餅運動員，安雅主要是採取鏈球。
編輯帕姆電源通過電影剪輯，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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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3年和1984年的篩選

違背共同的信念，“1984年'是不止一次。
在1983年10月，商業750蘋 ​​果公司的年銷售額在檀香山的公民禮堂會議代表首次公開播出。廣告然後跑在1 AM註銷槽KMVT，雙子瀑布，愛達荷州11頻道，因此它有資格獲得該年度的廣告獎。
1984年1月17日，30秒的商業版本開始在播出的週 ScreenVision，在電影院前預覽和功能演示起到廣告媒介 。
1984年1月22日，“1984”是在電視上顯示，早在第三季超級杯XVIII 。這則廣告，然後跑了十大電視市場，並在電影院。
在超級碗的廣告播出周圍有一些緊張。蘋果董事會成員不喜歡它。廣告太黑了，甚至沒有顯示該產品。作為一種妥協，第三在超級碗的第二個插槽出售給其他廣告客戶，但提前了60秒的廣告。

分析

IBM公司即將推出新的國內市場PCjr計算機。蘋果的Macintosh將在本月晚些時候推出，超過了蘋果] [。這種“傳情”的目的是提醒觀眾在個人電腦的新時代，足夠長的時間，以阻止他們在IBM的投資。整個廣告為代表的蘋果彩色屏幕，超越了IBM的單調世界的能力。
1984年的主題，來自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最初是作為一個法西斯政府在未來幾年的批判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寫的，。奧威爾推出的短語，“老大哥”，“思想警察”，“兩分鐘仇恨”和“新語”和“電幕”。從小說中的電幕的聲音表達了忠實的蘋果廣告。蘋果提供了一個替代的操作系統，是具有挑戰性的IBM公司的個人電腦的發展上的壟斷。

哪裡可以查看蘋果 1984年在線

蘋果在其網站上的1984年廣告的Macintosh推出20週年紀念，但自從下來 。
科特的媒體包括歐文Linzmayer摘錄的書，“ 蘋果浴室讀者 “提供關於”1984年優秀的幕後的材料“ 。科特主機一個1.352 MB 60秒的廣告的QuickTime版本，760 KB的30秒廣告的版本，和一個4.5 MB的“1984年製作”的 QuickTime視頻。
缸徑我有相同的13.1 MB文件4.5 MB視頻“1984年制定”主辦的頁面 。

適應和欺騙

對於他們的20週年之際，蘋果數字，誰拋出錘在公元1984年著名的女演員安雅主要是iPod 。它可在缸徑我作為一個2.39 MB QuickTime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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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我們提供了一個諷刺版本的廣告，具有iBrother，iPod的穿著群眾和士兵，和一個男鏈球的。“2004年，蘋果電腦售出820萬台iPod 。記得1984年，當我們說，我們不會像“1984” ？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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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夜騎士，多媒體製作公司，亞軍拋出I4，一個“超級iBrator”老大哥比爾蓋茨，提供了另一種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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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难属吴定富（下）/廖亦武(四川)

 200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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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流星划过天穹，人们大约不会去追究16年前的流星是否与眼下的一样？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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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威：请原谅，我打断一下。你们接到吴国锋最后的信是在5月31号吗？
    吴定富：是的。
    老威：你们当时没有一点不祥的预感？
    吴定富：我们只有电视一个渠道，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会开枪！李鹏狗杂种发布了军事戒严令，部队分几路进城，我们也没想到要屠杀。假的！全是鬼话！啥子“为了维护北京市的社会秩序”，我还认为大不了就抓几个人，如果吴国锋运气不好，撞上了，在校学生的身份也会从轻发落；更严重一点就是判刑，劳改回来还是我们的儿子嘛——我经历过政治运动，这也不是丢脸的事。所以，六四镇压我们还蒙在鼓里……
    老威：是么？
    吴定富：千真万确。
    老威：当时全世界都震惊了……
    吴定富：全世界都震惊了，老百姓也不一定知情。江津是小地方，共产党一封锁消息，我们就两眼抹黑。
    老威：除了政府通知，你们从别的渠道得到过儿子的下落么？
    吴定富：6月8号下午，我们接到吴国锋的干姐姐吴国房从徐州发来的电报，称“国锋遇难”。
    老威：这个吴国房是徐州人？
    吴定富：是江苏人，在北京第二外语学院读书，比吴国锋大1岁。她6月4号就得到干弟弟的噩耗，可那几天，北京已成一座死城，戒严部队卡断了所有的通讯。她报不了信，心急如焚，只好约了一位新津籍同学，冒险坐火车溜到徐州，才发出电报。
    长话短说，6月9号下午，我们从成都上火车赶往北京，因为悲伤，两天一夜没吃饭，只靠一点水维持着。北京接站的是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系的张副书记，这位女同志简单地问了一下我们路上的情况，就沉默了。直到把我们安顿到人大的招待所，才叮嘱我们先好好休息，第二天谈正事。
    第二天上午，系上的书记和副书记都出面，向我讲了六四前人大和吴国锋的情况。书记说，6月3号晚上，他们亲自挨个寝室给学生们打招呼，千叮万嘱，外头开枪了，大家别出门；系上甚至宣布，破例允许在宿舍打牌、搓麻将。书记还说，吴国锋是个老实娃娃，那几天脚脖子扭了，走路都是瘸的，他满口答应不外出，可我们一转背，他就拧起照相机，发疯一般冲出楼，骑上自行车跑了。
    此时我们才明白，寄出的1000多元巨款，都被吴国锋用来“记录历史”了。从胡耀邦逝世开始，他用崭新的海鸥相机拍了几百幅学潮的图片，其中有一沓就压在枕头下。我们整理他的床铺和遗物，除了工具书、换洗衣裤和照片，只发现一枚5分硬币和10斤全国粮票。
    老威：你儿子当时没在天安门？
    吴定富：5月下旬以后，北京本地的大学生差不多已回校，但从全国各地仍然源源不断地涌来声援学潮的人，每天聚集在天安门。据吴国锋同学李XX说，他当时和我儿子一起逃出校园不久，两人就跑散了。李XX遇见黑压压的军队，追着他开枪，丧魂落魄之际，他拐进一条巷子，胡乱东窜西窜才回校。一打听，吴国锋下落不明。
    老威：你儿子在什么地方出的事？
    吴定富：大概在西单附近（宋秀玲插话——坦克和步兵已沿着长安街开过来，只要遭遇照像的，呼口号的，扔石块的，挡路的，不管什么人，一律格杀勿论。吴国锋刚好挎着相机，当场就被杀害了，连自行车都叫压扁了。屠夫们过去后，他才被老百姓抬起来，送到邮电部医院）。
    老威你来看这些照片，我们曾再三要求把吴国锋的遗体运回四川老家，系上答复不行，称是中央命令，遇难者一律就地火化。于是我们说，吴国锋还有爷爷奶奶，姐姐弟弟，如果不能运回遗体作最后告别，也得让我们拍几张照片带回去，有个交待。系上经过商量，答复可以，但是必须严守秘密，不借此损害国家形象（宋秀玲插话——你看，全是血。右胸的枪眼是致命的，经验伤，是手枪近距离射击；另外，肩膀、肋骨、手臂也有枪眼。你看这小肚子上边，一刺刀扎进去，然后拉下来——这个职业杀手使出吃奶的力气，所以这条口子有七八公分长，里面的肠子全部搅碎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夫分析，可能是吴国锋前后连中几弹都没死，刽子手就动用了刺刀。吴国锋两个手心有极深的刺刀划痕，肯定是他痛极挣扎，本能地伸手握住刀刃时留下的）。
    老威：听说有一项医学研究成果证明，被害者的瞳孔具有照相机的作用，能在骇然遭遇不幸时，摄下刽子手的映像。如果双手握住刺刀的吴国锋当时圆瞪双眼的话……
    吴定富：这娃娃是死不瞑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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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威：原谅我的饶舌，请继续讲吧。
    吴定富：在北京期间，校方派了四个本地同学陪伴我们，轮番劝慰。12号去医院整理遗体，先是由专人清洗血污，然后换衣服。我们按老家的传统习俗，替吴国锋裹了一身从家里带来的素白。
    老威：这有什么讲究？
    吴定富：因为吴国锋没结婚，没后代，还是孝子孝孙，所以着一身素白，表示纯洁无暇。13号上午，我们就在医院为他举行了告别仪式，吴国锋在京的同学和一些老师都参加了，大家围着他转了一圈，满含热泪，却说不出啥子。同学们始终搀扶着我们，直至结束，我们把他的遗体送往八宝山公墓火化。
    那几天火葬场异常繁忙，尸体源源不断地运来，炉子红通通的，24小时没歇过空。这儿早已接到上面的紧急通知，身份为学生的死人，火化优先。所以在望不到头的尸体长龙跟前，我们没排队，就开后门把吴国锋送进去了。在骨灰登记处，坐了个双眼熬得通红的老头，不停地写，已经成了一架机器。我报上材料，他头都不抬就刷刷登记；我担心出错，刚讨好地唤了声“师傅”，他就不耐烦地甩甩手：“不要说了！我知道怎么开单子！我已经在这儿连续作战好几天，连撒尿也顾不上！所以你放心，不会搞混的。”
    骨灰盒也成紧销货，我们刚拢的时候，还有好几十，国锋妈妈要买雕了龙的那种，我不同意。要另一种内外透明，能看见骨灰的。我们争执了几分钟，象变魔术，几十个盒子转眼就没了。我们赶紧随手抢购一个，只觉得脑后一片嚷嚷：“这儿还有一个，那边还缺一个！”
    老威：这火葬场成闹市了。
    吴定富：我们耗了几个钟头，领到骨灰，就赶快离开了。16号乘火车，18号就回到新津，在家里搭起灵堂，亲戚朋友都从四面八方赶来祭奠。不料刚满3天，镇政府就来人找到我，劝拆了灵堂；我拒绝，他就说：“这两天，乡下的泥腿子干部要进城，听上面传达邓小平对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乡巴佬就一根筋，懂个鸡巴，他们一见你的灵堂与中央精神起冲突，肯定要雄起，而你也梗直，不会退，咋办呢？”于是我迟疑了一下，答应拆了街面上的部分，但屋里的主祭灵堂绝不拆，因为吴国锋的许多同学正在赶来。
    又过了一段时间，灵堂没了，但吴国锋的骨灰一直保存在家里。原来我们想，六四不平反，亡灵得不到告慰，骨灰就一直不埋。可到了2002年，吴国锋的弟弟也死了，我们在万念俱灰之中，把他们兄弟俩的骨灰合葬在对面山上。
    老威：他弟弟这么年轻，怎么死的？
    吴定富：他的弟弟，我的幺儿子，非常懂事。见有远大抱负的哥哥没了，就替父母挑起生活的重负，每天起早贪黑。原打算挣点钱，让全家人过得宽裕点，精神的创伤也愈合得快些；不料人算不如天算，他竟积劳成疾，患上尿毒症。这一下，为了治他的病，全家所有的积蓄都是杯水车薪；连丁老师和海外捐的几千块都搭进去了，毫无起色。
    吴国锋是几代人的希望，他去了，姓吴的这一脉也就完蛋了。先是他患高血压的奶奶，得知孙儿噩耗就中风了，老年痴呆症接着来，吃喝拉撒全没感觉。他的爷爷奶奶均于2002年去世。他爷爷本来身子骨硬朗，差9个月90大寿，还腰不弓，气不喘，却因最钟爱的孙儿遇难，想不通——终于在老伴撒手尘寰后，两次自杀。先拿刀片割动脉，淌了一滩血，被发现；后又故意从床上硬摔下来，断了几处骨头，折腾半个多月，临死还连叫：“国锋！国锋！我来继续教你认字。”
    2002这一年，吴家连办三起丧事。目前，我的大女儿下岗，拖了两个女娃，日子相当艰辛；幺儿夭折，他的农村媳妇跑了，丢一个几岁的孙女给我们养；而国锋妈妈自十几年前闻噩耗跌倒后，脑袋受创，留下头疼的后遗症，引起视力下降，只能在家做些简单的家务活了。
    老威：那家里只剩你一个健康人了？
    吴定富：我也有病。
    老威：不严重吧？
    吴定富：肾脏癌。
    老威：什么？！
    吴定富：我幺儿患上尿毒症不久，我就发现腰部长出一个包，经常痛；可当时为了筹款救娃娃，顾不了许多。拖一年余，幺儿死了，心空了，才发觉那个包已经长大了，足有两公分。前年不得不动手术，把右边的肾脏割丢了。
    老威：肾脏癌有啥症状？
    吴定富：经常尿血，甚至尿不动，被堵塞了，身体整个垮掉。那次动手术，一打麻药，我就不晓得了（宋秀玲插话——我一直守在旁边，开完刀，医生把切下来的肾递给我看，形状像猪腰子。不过猪腰子一划开是光滑的，纹理清楚的，而他的腰子全烂了，里头乱七八糟）。
    刀一开，马上感觉轻松。现在我不能干重活，只能慢慢养。贵重的药吃不起，就一幅幅捡中药；买了些便宜的干灵芝，瓣碎了泡茶喝——这一次，把家里最后一笔积蓄4000元钱花光了。我撩衣服给你老威看——这就是刀口，足有半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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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定富：一般的事，我们都不敢给丁老师打电话，她太忙了，身体又不好。她一听出是我们，不说也明白又需要帮助，太不好意思了。
    老威：你们是怎样和丁子霖老师联系上的？
    吴定富：吴国锋死后，他妈妈买了一台收音机，专门收听外台。有一天她说，国锋学校里有一位教授，叫丁子霖，也死了儿子，现在她出头联系其他难属，要一起为六四冤魂讨个公道。
    老威：还挺顺利吧？
    吴定富：当时双方都没有确切的通讯方式。过了好几年，在有蒋培坤老师参加的一次朋友聚会上，他们才从一位新津籍的友人口中打听到吴国锋的家属。于是写来一封投石问路的信，地址不详细，名字也写成了“吴正富”。幸而老天有眼，我有个熟人在邮电局工作，我还真得到了这个信——这叫“瞌睡遇枕头”，再合适不过了。丁老师后来说，她找了我们整整8年 。
    老威：你们眼下的状况丁老师知道吗？
    吴定富：我们眼下是太穷了，每月只有一两百元病退的生活费，还要拉扯孙女，供她读书——因为她是吴家最后的一点希望，算两个儿子留下的唯一骨血。可尽管如此，老威你也千万莫去传话，打扰丁老师。我们倒下就算了，她不能倒下！六四屠杀16年，迟早会有个说法，哪怕我们等不着，也不能让共产党赖掉这笔血债，便宜了李鹏狗杂种。
    补遗：
    从吴家出来，已近傍晚，残阳如血，染红了半边天际，犹如正在临盆中的母亲。我匆匆赶往车站，购票上车，天上的血色变紫了，接着，变黯了。我回到成都，在一层薄灰的桌子上回放录音，手边有一份旧报纸，我下意识地边听边拿过来看，却见报上正在介绍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兹，一个匈牙利籍的犹太作家。
    凯尔泰兹14岁就被纳粹投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后来奇迹般生还，当过记者，当过兵。退伍后失业，就和妻子蜗居在布达佩斯的一个仅25平方米的单间公寓内坚持写作达35年；可时运不济，他在美国等地出版的书销量很少。小说《没有命运》出版十年只销售了3500本，而代表作《为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祈祷》更惨，在得诺奖前只售出1600本——以下是这部不朽之作的只鳞片爪——
    “不！”我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毫不犹豫，完全出自本能，是本能反抗着本能，是反本能在起作用，而不是本能本身，这一声
    “不！”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
    “不！”也不是一个期望中的回答，表达我的不置可否。而我的妻只是笑我，她理解我，后来她也说，她从心底知道这声“不！”来得多么艰难，尽管我的内心苦苦挣扎想使它成为一声“是！”而我的回答——我相信我理解她，也知道她在想什么，可是那个
    “不！”是那样一个
    “不！”不是那种犹太人似的“不！”，那个“不！”的意思她已了然。不是的，我对这个字的确像我对这个字本性的不确定一样，这个
    “不！”只是一个
    “不！”我说。即便我有大把理由，我也可以想象一次失望透顶的谈话是什么后果。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孩子，我们的孩子——或者你的——如果这个孩子听说了什么而尖叫：“我不想当犹太人！”……犹太人意味着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也意味着犹太人……
    不——我不能做另一个人的父亲，注定的，上帝啊，
    不——我孩提时代的经历再也不应发生在另一个孩子身上，
    不——我的心中有声音在尖利地叫喊，是可能的，这个孩提时代的经历，应该发生在这个孩子——在你——在我身上。是的，是开始对我的妻讲述我的孩提时代的时候了……
    我从这段文字推断，凯尔泰兹没有孩子；在这次堕胎之后，他再也不会要孩子。他拿起了笔，为这个未出生的孩子祈祷，他喊了一连串的“不！”声泪俱下，因为犹太人一生下来就没有安全感，甚至没有祖国。凯尔泰兹永远记得，一个14岁的少年，被关入集中营等死，却突然得到一杯热牛奶，他舍不得一口灌下去，而是躲在角落里，小口小口地吮。虽然牛奶的表皮蒙了一层黑灰，这黑灰就是焚尸炉落下来的，但他忽略了这一切，全神贯注地吮吸——这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啊，那种黑牛奶的回味令他多年后想把它写出来……
    我的眼眶湿润了，而录音机里，失去孩子的父亲正在讲述这个孩子的童年——他的嗓音颤动着情不自禁的笑。后来，这个叫吴国锋的孩子去了北京，燃起父母对未来的种种梦想，再后来，他被杀死在异乡街头，父母的梦想又成死灰。绝望，绝望无尽头，如果把吴国锋的父亲换成凯尔泰兹，孩子就不会生下来，免得在21年后夭亡。
    再如果，把凯尔泰兹文字中的“犹太人”换成“中国人”，我们也不该生下来，免得一思想就犯罪，连累亲人。可我们生下来了，和一场接一场的灾难一样，繁衍着，耻辱如冰雹一般打得人抬不起头。
    “不！不！”
    可在“不！”过之后，我又阳奉阴违地说“是！”。
    1990年10月，在我入狱大半年后，我的孩子出生了——这是不情愿的，本来我不想要这个孩子——眼下她已15岁，可我与她在一起的总时间不超过三个月。
    “不！”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将来的命运是什么，天啊，我不愿再听到苟延残喘的父母追忆遇难孩子的幸福童年，笑声和泪水我都不愿再听到。天啊，不！
    我关掉了录音机。但是
    不——我还会打开它。
    (完)
    转载于《人与人权》 www.renyurenquan.org

六四难属吴定富（下）/廖亦武(四川) 博讯新闻，简体中文新闻

後八九中國工運初探

 

後八九中國工運初探

楚風

《先驅》第34期，1995年9月

八九年的民運，由學生首先發動，繼而引發了整個社會的廣泛聲援和參與，而這些聲援組織中最富有意義的要算是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及各地迅速冒生的工自聯。在短短數十日內，北京工自聯已演變成具有自主工會的雛型。不過，隨著政府的武力鎖壓及其後的白色恐怖，工自聯跟學生組織一樣迅速被瓦解。雖然工自聯在八九民運中被視為「配角」，然而後八九的社會運動中，工人階級愈來愈佔據重要位置。而八九年學生的躁動情緒很快地消餌掉，更多的大學生投入了經濟大浪潮之中，他們在擁護經濟「改革」的大方向下，努力開拓個人的經濟事業前程，努力融入正在冒起的中產階級乃至資產階級的隊伍之中，而他們不少人相信「自由經濟」有助中國民主化，卻無視「自由經濟」的工業關係中的反民主，以及資本對社會關係的宰制。

另一方面，工人階級的不滿情緒卻愈來愈濃烈。企業為工人提供的生活保障，被政府視為包袱正被大幅削減；飛升的通脹；忽略工人權益的經濟政策等等。這一切迫使工人作出反抗，各地集體上訪，罷工事件不斷發生。而八九年後，亦有不少獨立勞工組織湧現。雖然這些組織人數不多，組織並不成熟，且與全國各地的罷工事件未必有直接的關聯。但這些組織的主張和綱領卻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因為這代表一些有意推動中國工運的人士的看法，預示著未來中國工運的某些可能面向。本文將介紹數個後八九的獨立勞工組織的主張或綱領，並就其某些面向作探討。不過，由於資料不足，本文的探討將是初步的，而且不夠全面。

中國自由工會

中國自由工會（註一）籌備委員會成立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籌備人員宣他們的工作對象是所有的勞動者，現階段主要以國營（國有）企業的正式工人為主，並以行業劃分為不同的系統，主要針對重工業（機器製造業）以及公共交通系統。工人中的偏重於中下層，即收入低，勞動條件差劣的工人。

中國自由工會主要發起人是劉京生、胡石根、李全利等人。而劉京生同時又是地下組織中華進步同盟的核心成員，胡石根則是自由民主黨的主要領導。中國自由工會成立後於前二者，三者關係密切。

中國自由工會的主張和訴求可以從《中國自由工會籌委會倡議書》，及在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書面發言中看出。在《倡議書》中，中國自由工會猛烈抨擊中華全國總工會（全總）及中共，指中共是實行一黨專治的獨裁統治，工人階級的最大壓迫者和削剝者，全總是其幫兇。《倡議書》中宣稱，中國自由工會將致力保護工人階級的經濟權益（如工資、福利、擴大社會救濟、充分就業及自由擇業等）、政治自由（信仰、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

中國自由工會於國際勞工組織的書面發言（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五日）中，指出自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工人的地位並未得到根本改善，相反權益問題愈來愈嚴重。中國自由工會對現行經濟「改革」提出了質疑，並指出這「改革」只是為了挽救中共的統治權力而進行。

不過，中國自由工會對經濟改革如何進行，從筆者所能獲得的資料，似乎並無具體主張。只是強調反對改革中犧牲工人的經濟權益。但是，在《自由論壇》（由中華進步同盟的部份成員所出版）的一篇《也談改革》（《新苗》第29期曾轉載）的文章中，或許能從側面反映中國自由工會部份成員對改革的態度。在《也談改革》一文中，作者指出「必須讓改革朝著使工人真正成為企業的主人、國家的主人的方向前進，而那種打著社會主義旗號卻將工人變為少數人升官發財的剝削壓榨對象的「改革』則將遭到工人階級的堅決反對。」但作者又說：「如果你們非要賣資本主義的狗肉卻還要掛社會主義羊頭的話，那不如干脆掛上資本主義的狗頭，我們將根據社會主義國家財產歸人民所有的原則取回屬於我們自己的那一份，大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公平的競爭。」「總之，不管你搞甚麼主義，能給多數人帶來好處，能使國家發展的更好、更快，我們工人就支持，反之，我就反對。」

一方面，《也談改革》的作者大山認為社會主義應有利於工人的政治經濟權利；但是，另一方面卻又不堅持社會主義，只宣稱若搞資本主義，就在國家財產中取回工人應得那份。

總言之，中國自由工會批評中共政權獨裁及壓迫工人階級，其選擇正面（雖是地下形式）抨擊的方式。中國自由工會主張保障工人權益，亦明白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上有利於工人階級。但是，卻對具體的經濟制度沒有明確主張。

由於中國自由工會對中共的猛烈批評，以及和其他地下政黨密切相關，終於一起遭受嚴厲鎮壓，胡石根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劉京生被判有期徒刑十八年，李全利判處管制二年。

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

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籌委會（勞盟），主要等備人員包括劉念春、王仲秋、袁紅冰等，勞盟宣稱凡是社會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創造付出了智力和體能的人都是勞動者，其成員包括工人、知識分子、企業家、商人。故此，嚴格來說，這不能算是自主工會組織。不過，勞盟宣稱特別關注社會中下層勞動者的權利的確立和組織力量的形成，又聲明協助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建立獨立的利益集團組織。因此，我們仍可稱勞盟為勞工組織。

勞盟的綱領和主張比之中國自由工會較為完備。勞盟有四大綱領：社會正義、政治民主、經濟自由、民族復興。內容包括保障勞動者結社、罷工、集會權利、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抑制貧富懸殊的擴大，打擊黨政幹部貪污腐敗的行為，實行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等等。

勞盟與中國自由工會有個很大差別，就是勞盟對「改革」大加歌頌，它認為中國自八十年代初以來的「改革」，取得了一個重要成果，那就是：「一定程定上確立了市場經濟的觀念。」在《勞盟四大宗旨》中，其所謂的經濟自由，便是主張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結合，並主張將大量國有企業私有化。勞盟在其《宣言》中，除了提倡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外，花了超過四分之一的篇幅去反對它所說的「極左思潮」，它宣稱近年來「極左思潮」出現了一個值得全社會嚴重關注的動向，那就是表現出對勞動者權利的「關懷」，對腐敗現象的「憤怒」。勞盟稱此種「關懷」和「憤怒」的實質是否定「改革」，企圖把中國拉回到計劃經濟的體制，絕對平均主義及重新肯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原則。勞盟宣稱它反腐敗，也強烈反「極左思潮」，而其反對腐敗，「是為了使改革開放不死於腐敗」。

勞盟實質上是主張以私有制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它對工人的關懷，不過是一種救濟式的「人道」的關懷；它雖主張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卻無視大規模私有化對工人所將來的衝擊和剝弱工人的經濟權利。（註二）

勞盟極力主張「經濟自由」，它主張國有工商業資產全面股份化，部份分配給勞動者；確立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但是，無論工人、農民可分得多少股份或土地，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很快就會被資本家兼併其股份，而所謂攤分部份股份給勞動者只是私有化的一個環節而已（值得引以為鑑的是俄羅斯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並把大量國企私有化，部份股份更分配給工人，而結果卻是工人階級的普遍貧困化，貧富懸殊。而得益的只是少數的暴發戶，換上新臉孔的舊體制下的官僚，以及外國資本家）。

勞盟主張政治民主，但它對經濟民主卻無甚興趣。勞盟宣稱關注工人的權利，但《宣言》、《綱領》、《宗旨》中，對中國憲法及法律之規定工人享有的民主管理得不到落實隻字不提。勞盟崇拜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它認為工農階層（勞盟不用「階級」二字去形容工人，或許是基於其所謂的反「極左思潮」）投入資本主義機制，可擺脫貧窮，只要有「人道」的關懷，「普遍的幸福」將會降臨。然而，卻無視東歐國家步上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後，工人的普遍貧困化。而資本主義之下的利益競爭，工人是注定處於弱勢的位置，即使完全打倒了官僚特權，給予工人「人道」的救濟，資本家的金錢權力在競爭遊戲中，仍將處於宰制的位置之中。

勞盟的主張雖與現行國家制度有很大差異，但它卻極力宣稱不打算挑戰中國政府的政治原則並正向政府部門遞交成立勞盟的申請書。不過，其主要成員亦終於遭受拘捕，部份更被判處勞動教養（最高三年）。

打工者聯合會

打工者聯合會（打工聯）是一個並不著名的獨立工會。不過，它卻嘗試較為切實地去做組織工作，而中國極可能有為數不少的這類組織。打工聯是由一批剛從大學畢業出來不久的大學生和工人所組成。他們在深圳出版地下工人刊物《打工廣場》、《打工通訊》，嘗試組織工人，其主要的組織對象是外來工（主要為民工）。

打工聯的刊物對深圳外來工的處境有強烈的針對性，它列舉一些個案，說明工人權益如何遭受侵犯。它批評資本家殘酷剝削工人，官方偏袒資方，並呼籲工人看清資本家的本資，起來爭取自己的應有權益。打工聯的刊物中沒有全面的綱領、主張，但在文章中卻顯出濃烈的階級意識。它指出：「打工者就是無產階級，就是受剝削、受壓迫的人。

所以，打工者天生就是鬥爭者，因為不鬥爭就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不鬥爭就沒有做人的權利。」（《打工通訊》P.1）

打工聯最終亦難逃過被鎮壓的命運，打工聯三名成員於九四年五月被公安拘捕，至今下落不明。

國有企業工人的抗爭

由於外界對國有企業工潮所能獲得的資料很少，所以本文只能對國有企業自發的組織活動作簡略的採討。

官方刊物及香港傳媒的報導中，可以看到國有企業的工人具有甚高的抗爭意識，而他們也有一定的組織能力（也許有些組織知識是由文革等政治運動搞串聯而傳承下來的）。他們亦會藉一些網絡（如工人互助會）進行集體行動的組織動員。據日本《朝日新聞》透露，現時中國有十四個省自治區有工人自發組織的自力救濟式的勞工組織，他們多由國企工人組成。

國企工潮中，工人的訴求一般可歸為以下幾點：要求發放求欠薪；要求生活保障；抗議管理人員濫用權力；要求更換企業領導人；反對貪污腐敗等。有些人在提出訴求時，指責官方聲稱工人是國家和企業的主人翁，但卻名不符實，他們要求工人能真正民主地管理企業。

國企工人是經濟「改革」受到直接衝擊的一群，過往企業還存在著形式上的民主管理，現時轉換經營機制，不少國企連這些形式也省回來。而現時城市不少新政策（如住房、醫療）亦對工人十分不利，政府把以前不少由企業提供生活保障剝奪掉。因此，國企工人普遍對政治、經濟地位的下降感到不滿。正因為這樣，他們成為對抗政府不利於工人階級政策的主要力量，而且他們不少具有經濟民主的意識。

結語

後八九的工運，工人的抗爭力量有愈來愈強大的趨勢。然而，工運前景並非一片光明。波蘭團結工會的經驗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波蘭團結工會在其初期還主張經濟管理的社會化（經濟民主、企業民主），但是，它作為波共的對立力量，最後產生了一個右派政府（現已落台），犧牲工人利益，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最後背離了工人階級的立場，而一些波蘭團結工會的基層工會亦終於起來罷工反對其政府政策。

中國工運會否步上團結工會的後塵，目前尚不能下判斷，然而情況卻是令人擔憂的，部份崇拜西方資本主義的右翼知識分子開始表現出對工人運動的濃烈興趣，他們傾向把工人階級視為利益群體，他們雖聲稱爭取工人的罷工權、組織獨立工會等權利，但卻對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毫無興趣，或者把之視為一種簡單的交易關係，在這種交易關係中只要對工人稍加保障便沒有問題了。雖然這類知識分子還沒有強大的基層組織力量；雖然他們的口號比全總體制內的改革派（主張企業民主管理，外資及私營企業實行集體談判、認同罷工權及工會自主等）還要落後，但是，他在意識形態的領域中卻有很大的市場。而他們之所以這麼看重工運，其根本原因是他們視工運為對抗所謂「保守派」，打破中共的以工人「當家作主」的意識形態神話，突破中共政治僵硬體制的一個有力工具；而不是工人階級的政治及經濟權利作為出發點。

不過，情況也許沒有那麼悲觀。中國工人具有強烈的反剝削、反特權、反壓迫傳統，這在四九年以前、五十年代、文革之中，均曾顯示出來。一旦這種力量串聯起來，它將有力地促進社會平等和公義，提高工人階級的經濟及政治的民主權利。

註釋：

註一：「自由工會」這個名稱其實具有相當的東西方冷戰時期的味道。一些反共工會往往喜歡自稱為「自由工會」，以別於共產黨國家受官方控制的御用工會。國際自由勞聯（ICFTU）便是「自由工會」的國際陣營，以別於以前受共產黨控制的世界工聯。不過，事實上除了國際自由勞聯在歐業的屬員具有較高自主性外，國際自由勞聯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所謂「自由工會」陣營，很多並非植根於工人階級的工會，有不少要麼是政府的御用工會，要麼是親資方的「黃色工會」，如印尼、台灣、南韓的全國總工會，其角色可說是政府，資方透過其控制工人，多於為工人爭取權益。因此，在現實中「自由工會」反共

後八九中國工運初探

六四难属吴定富（上）

 0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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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流星划过天穹，人们大约不会去追究16年前的流星是否与眼下的一样？ (博讯 boxun.com)
     1
    采访缘起
    约大半年前，我随刘晓波去拜访神往已久的丁子霖和蒋培坤，临近告别，丁老师写了一张小卡片递给我，说：“你能抽空去看看这对夫妇吗？要不，打个电话也可以，因为你们是同乡。”我没有一丁点乡土观念，却觉得应该不负所托，去了解一下这对在六四屠杀中痛失爱子的父母的近况，给丁老师一个回复。返成都后，我三次拨通了028---82510512的住宅电话，却没人接，于是就耽搁了下来。
    光阴悠忽，转眼就几个月。这期间，我跑了若干地方，追访了若干冤案；还经历了又一次婚变，又一次逃亡，已疲惫不堪，可丁老师的嘱托始终压在心里。为了释怀，我于2005年5月17日又打两次电话，终于听到了吴定富先生的声音！地道的新津方言。当他知道我是丁老师的朋友时，即盛情欢迎“去家里坐坐”，还一再询问丁蒋二位老师的身体好不好？最近出门方便否？我支支吾吾，却敲定了访问的时间。
    在丁蒋两位老师编纂的《见证屠杀》的书里，吴定富、宋秀玲有一小段证词，并配有儿子吴国锋惨遭杀害的遗照——我反复地端详，愤怒竟如16年前那般新鲜。而窗外高楼林立，日影昏沉，饭粒似的人群被商业时代的口腔越嚼越含糊。我想，1989年6月4日凌晨，我31岁，正在家里朗诵诗歌《大屠杀》；可在北京街头，一个叫吴国锋的不满21岁的大学生，仅仅因为记录历史的热情而连中数弹……。
    一颗流星划过天穹，人们大约不会去追究16年前的流星是否与眼下的一样？
     2
    2005年5月19日，星期四上午11点，我空着肚子，行色匆匆地搭上一辆破旧客车，从成都西门的金沙车站出发。由于沿途捡客，待客车晃晃悠悠抵达几十公里开外的新津县城车站时，已近下午两点。花3元钱雇一辆人力三轮，穿越半个城镇，就拢五津镇模范街嘉宁公寓外面。我左顾右盼，直瞅对街的牛肉面馆，咽了几口唾沫，即转头寻找“A幢4单元4号”。插入一条靠围墙的背巷，进入一老街道企业的那种锈铁门，门内有四个脏兮兮的妇人正打麻将，见了我，均边搓牌边齐刷刷地扭脸。其中一个戴红袖章的胖大嫂还问：“你找谁？”
    我不予理睬，径直上了单元楼梯；待胖大嫂起身，我已上了二楼。在端口，一个大鼻头男人笑着俯下身子：“老威？”我习惯性微笑点头。在跟他进右边门的瞬间，发现身后站着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嫂子——她就是不幸的母亲宋秀玲。她说已在楼外向街望了好一会儿，没料到贵客已直接上楼了。
    我的眼前展开了一个日趋颓败的家庭，四壁徒然，旧家具和人在其中显得灰暗。然而迎门之处，夭者吴国锋的黑白照片却格外鲜明，那眼镜片里的始终的笑意，如星辰，如朝露，引起我对如梦人生的阵阵追忆。正发愣，吴父却邀我坐，上茶毕，我唐突地问：“可以采访你吗？”
    “丁老师的朋友，当然可以，” 吴父揉了一下大鼻子，爽快作答。“况且，儿子死了，全家的希望早破灭了，没啥值得怕的。”
    我掏出录音机。吴父又说：“我们在几年前，就站出来接受过海外电台的采访，不过时间太仓促，讲不了啥。你算第一个登门来访者，不知从何说起呢？”
    “从小时候说起。”
    “哪太费时间了。”
    “从小时候一直到眼下，你们放开讲吧，有的是时间。”
    此时，楼外传来一波波孩子们的喧哗。“下课了，”吴母喃喃道，“吴国锋在这后面上过小学，他的班主任至今还没退休呢。”
    老威：这是丁子霖老师写的卡片，我从她家里得到了你们的地址和电话，大半年来联系过好几次，今天终于登门拜访了。
    吴定富：我们一直在家等你呢，老威先生。
    老威：我还在丁子霖和蒋培坤编著的“见证屠杀”的书里，读到过你们的一小段文字——这种回忆太痛苦了！可我目前做的，就是记录痛苦，人家讲不下去的事，我还煞费心机地挖。
    吴定富：我们老了，又死了儿子，所以不用你挖，我们也愿意讲。至于怎么讲得透，老威你有经验，就开个头吧。
    老威：尽可能完整一些。
    吴定富：好的，那我按时间顺序，从小往大说，吴国锋这娃儿，从小聪明，被他爷爷奶奶当作掌上明珠，他爷爷虽然是拉板车的工人，却有些文化，经常把孙儿带在身边，一笔一划，在墙上写字教他，吴国锋反应快，记性好，几岁就能看出是个读书的材料。
    老威：你们家有几个孩子？
    吴定富：3个。大的是女儿，吴国锋是老二，他上小学就考的第一名。由于我们家在新津土生土长，几代都是劳动人民，家庭负担重，所以没有条件去娇惯娃娃。
    老威：你是老知青吗？
    吴定富：我生于1942年，国锋妈妈生于1944年，那是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没想到，日子就这么一直艰难下来了。政权更迭，似乎有那么点朦胧的盼头，我们却在该长身体的时候饿肚子，穷得没钱上学。我在1960年初中毕业，还做过社会青年，随后分配工作，当街道企业的采购员，而国锋妈妈一直是家庭妇女。
    老威：也就是说，全家生活都靠你的工资？
    吴定富：我的工资30来块，国锋妈妈在家里做些小手工，比如缝个衣扣，锁个边，一天能挣几角钱。我们的收入加起来，不过40块，却要糊5张嘴巴。计划经济时代，不敢有其他生财之道，只好一家人掰着指头过。一分一厘都要算，连衣裤也是大的穿不得，补上破洞，小的接过来穿。值得安慰的是，吴国锋聪明、争气，年年是三好学生，学习成绩一直是前几名，并且不骄傲，受到老师和同学的一致称赞。
    老威：这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
    吴定富：由于经济负担过重，吴国锋初中快毕业时，我就劝他考中专，这样就能提前参加工作，保险得到饭碗。没想到这娃儿有心计，表面满口答应，私底下却与几个同窗好友约定，打死不读中专！就这样，他以优异的成绩升了高中，我的盘算落空，只能暗自叫苦。
    老威：你有点缺乏远见嘛。
    吴定富：没办法。本来大女儿就成绩好，考中专拿饭碗很稳当，结果一家人出于“远见”，让她继续读，以为考大学没问题，结果却落榜了。竹篮打水一场空，遍街都是名落孙山的高中生，一时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家吃闲饭。
    儿女都大了，走一个算一个吧，我们俩口子身体都不好，这辈子就认命了。可吴国锋把生米煮成了熟饭，做父母的只好节衣缩食，硬撑起。好在80年代中期，社会允许自谋生路了，国锋他妈就在门口摆了个小摊，卖些日常小零碎，贴补家用。而我在工作之余，要煮饭﹑洗衣﹑照顾娃娃们的起居。还忧心忡忡地给吴国锋敲警钟。这时他已成近视眼，我就说：“眼镜哎，你只能背水一战了，万一考不上大学，莫得哪个单位肯要你这个书呆子近视眼。”
    吴国锋懂事，不顶嘴，还安慰我：“老汉，你放心嘛。”我说：“你在班上的成绩最多算个中上，咋个叫我放心嘛。”他说：“老汉你就不懂了。目前才高一，如果学习过于拔尖，老师和同学都会天天盯住你，要求这要求那，太累了，没功夫耍。所以嘛，能过得去就行了。”我怀疑他吹牛，他却认真了：“我每科都搞懂了，你若不信，我就在期终考个前三名给你洗洗眼睛。”结果，真就考了前三名。
    老威：做儿子的比父母还沉稳，前途真不可限量。
    吴定富：我们这一代父母被政治折腾来折腾去，整个被报废了，就希望儿女有出息；有时希望过头了，就显得痴傻。高中三年，关键之关键，我们这头含辛茹苦，他那头却心里有数。到高考前夕，上强化班了，他仍然该学的时候学，该玩的时候玩，弄得我们提心吊胆。有一天，竟然有三门课的老师通知吴国锋：他可以不上课复习了。我们还以为发生了啥子事，就立马找校方，可任课老师却出面安慰：“老吴，你还担心个啥？这三门课，你儿子早就精通了，与其让他在课堂上浪费时间，不如让他回家休息，养足精神去参考。”
    接着就是高考，那是1986的夏天，炎热无比，考场上还昏过去一些考生。而吴国锋似乎考得很轻松，头天上午考完，我把中午饭摆上桌，就迫不及待地问考得如何？他懒洋洋地回答：“不理想。”我心里咯噔一沉，但为了不影响他继续作战的情绪，还强作笑颜地说：“没关系，赶快休息一下，下午加把油。”
    下午更热，许多父母都挥汗如雨地站在考场外等。我们差点把心脏病急出来了，吴国锋却象没看见，你要问，他就始终是那句：“不理想。”我彻夜失眠，还要做饭，搞卫生，把脑神经都要绷断了。
    老威：你还去单位上班么？
    吴定富：早就请了假。当时，全国统考是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啊，考上就鸡犬沾光，落榜就凤凰掉毛。所以当熬完最后一场，我终于忍不住冲儿子叫：“吴国锋！你到底考得如何？！”不料他回答：“还是不理想，我还有一道题没做完。”
    我的心一下子就凉到底了，不禁埋怨：“你咋个搞起的？！你不晓得爸爸的负担有多重？”——话音未落，却见吴国锋笑眯眯地站在那儿打包票：“老汉你着啥子急嘛，不是吹牛皮，我都考不起，这世上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考不起！”我一楞：“此话当真？”他肯定道：“当真，虽然我是有道题没做完，但总分绝对领先。”我松了口气，立即换了幅笑脸，：“好嘛，你的仗已打完，现在该逍遥了，你想咋个耍，给爸招呼一声。”他这是才露出理直气壮的神色：“我与同学们约好，轮番在每一家办招待，自己慰劳自己。”我当然毫不迟疑：“好的，轮到我们家，你开个口，爸给钱。”他说：“我需要几十块。”我说：“爸给你100。”老实话，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大方过，当时的100块相当于现在的1000元了。他大喜过望，又得寸进尺：“还有个条件，我办招待那天，家里人都必须出门，把这空间全部腾出来。”
    我理解他的心情，因为我在二十几年前就考过初中第一名呢。于是，一到那天，我们带上他弟弟，早早去邛崃走亲戚，直到夜深了才回家。我不晓得那些少年郎如何狂欢的，因为屋子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他妈说：“国锋从小能干，肯定亲手弄了大桌子的菜。”我看见旮旯里有一大堆啤酒瓶，晓得他们还“违禁”了——因为在平时，我们的要求极其严格，除了看书学习，一律不准看电视（自家没电视，更不许串门看电视），不准东游西逛，啤酒更是想都莫想。
    考过试，野马放了十几天，就开始填志愿，为了保险起见，我让他第一志愿填四川大学，他迟疑了一阵，眼泪汪汪地填了。可一拿回学校，他的班主任廖老师坚决反对，并亲自跑到家里来说：“吴师傅你放心，这娃娃是我一手教大的，他至少能读个中国人民大学！”于是就把志愿改成人大。
    接着通过了政审。又隔了个把星期，吴国锋的分数查到了——平均总分91.5，为新津县本年的高考状元！全家人欣喜若狂，连远舍近邻也涌上门来祝贺；又过了十来天，人大的《录取通知书》就下来了，是四川省第7号通知书。我伤伤心心，又痛痛快快哭了一场——姓吴的家族终于出了个名牌大学生！这可是多少代以来出的第一位状元啊！我当时以为，我们家的命运从此将得到改变。
    托运行李和买火车票都是吴国锋自己去办的，我只是借了单位的车，亲自把他送到成都火车北站。那儿人山人海，吴国锋排了几个小时的队，还反过来安慰我们。他真的与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弟不一样。
    老威：这是1986年的秋天吧？
    吴定富：对，这一年他18岁，考取的是人大工业经济管理系。老威你看，这是他入学时的照片，还有他宿舍里同学们的合影。吴国锋独立生活能力强，人缘好，所以很快就适应了北京的生活，还被推选为管生活的副班长。你看这组照片，他正炒菜，这张已端上桌子了，他走到哪儿，哪儿就皆大欢喜。他是左撇子，小时候，我花了好大力气才纠正过来，现在除了写字，用筷子，干其它都用左手。
    我们每个月给他寄100元生活费，因为他妈妈的小生意也有了起色，社会也越来越开放，有盼头了。大概入学第2年，他交了个同校不同系的女朋友，东北长春人，父母都是医学教授。开头我们回信表示反对，怕影响学习；但吴国锋性子犟，我们拗不过，当他又来信，谈到要在假期陪女朋友回东北，见未来的岳父母时，我们只好又汇去足够的路费。
    老威：这照片上的姑娘蛮秀气，看样子，他们正在热恋。
    吴定富：这姑娘要求进步，还入了党。吴国锋暑假曾把她带回新津，我们见他们如胶似膝，也放心了，觉得是美满的一对。当然，吴国锋后来不在了，人家年纪轻轻，只能重新选择。她留校了，迫于压力，也在血的真相面前闭嘴了。老威你在提到这一段时，就含糊一点，或者一笔带过，免得连累人。
    老威：你放心吧。
     3
    吴定富：总之，吴国锋在学校事事都顺利，充满希望，充满活力，而儿子的希望在当时也是父母唯一的希望！转眼到1986年4月，他写了封几页纸的信回家，谈到胡耀邦的逝世……
    老威，应该是1989年。
    吴定富：对，89年！89年！89年4月他写的信，这是自入学以来最长的信，满纸激动，用诗人的语言，描述了天安门悼念胡耀邦的情况，集会﹑口号﹑标语﹑哀悼文章等等。他周围的同学﹑老师几乎都介入了。我当即回信，表达了父母的担心，提醒他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不要沾政治的边。
    老威：这倒符合胡适先生“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
    吴定富：我们没考虑那么多，只是凭感觉认为不能与专制政府对着干，否则没好果子吃。我们这代人，经历过饿肚子、四清、文革，见得太多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共产党的惯用伎俩，心知肚明啊。我们的胆子是整小了，但胆小麻烦就小嘛。吴国锋身处北京，热血沸腾，当然不同意我们的世故。父子俩通了四、五封信，达不成一致，可我还是满足了他的恳求，在两个月之间给他汇了1000元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老威：那时我在地区艺术馆任创作员，正式工资才100多块嘛。他为啥要这么多钱？是捐款吗？
    吴定富：他说丢了自行车，要买新的，还有其它什么开销。我疼子心切，就没深究。
    老威：你儿子正处于“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年龄和关口，手中钱多是很危险的。
    吴定富：虽然心急如焚，可当时只有写信这个渠道。我晓得儿子在追求真理，大道理掰不转他，就只好昧着良心，一再规劝：“共产党是残暴的！整死人从来没偿过命啊！”我们的父母，吴国锋的爷爷奶奶，过去拉板车，起早贪黑，担着挑子赶场，做小生意，一分一厘攒钱养家；我们长大了，结婚生子，又重复父辈的劳作。太艰辛了，要避开共产党的一再折腾，太不容易了！而吴国锋是一代一代积下来的机会，他终于遇到了好时候，政治环境比毛泽东时代宽松；他入读高等学府，将来定能够大展鸿图，家族的苦命也就由此改变了。
    可吴国锋毕竟是个涉世不深的娃娃，他听不进去，也不愿跟我们争辩，后来就干脆不回信了。出事后我才晓得，他要1000元钱，是为了买一台好相机去记录历史，留下些珍贵的镜头给后代。
    老威：你儿子算得上“天之骄子”，在那种时代风气下，他非常有远见。
    吴定富：我们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家里熬着，天天瞪着电视看。《人民日报》4.26社论里，李鹏狗杂种早把学潮定性为动乱了；接着又是游行、绝食、下跪、请愿、对话、戒严，部队也开始调动了。我几乎沉不住气，想往北京跑了——却终于在5月31日，接到了吴国锋的电报，内容是：“我准备回家，没有路费。”
    当时我还不晓得他买了相机，所以有些疑惑。可仍然高兴地电汇去200元钱，就比较放心地坐在家里等候他回来。吴国锋一直没回来。那几天，事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却尽量朝好的方向猜测——比如戒严了，坦克都朝天安门开了，我们还以为，吓唬一下学生，把他们关在校门里也不错。
    我的体质平时就差，那些天焦虑过度，就患了面神经瘫痪，天天去医院针灸。6月8日上午，我感觉病情减轻，就坐在门坎上晒太阳，这时新津县五津镇政府来人通知我去谈话。我穿过一条街，刚跨进政府大门，当官的劈头盖脸就问：“吴定富，你的儿子在北京参加了反革命暴乱，你晓得么？”
    我一下子懵了，条件反射地迸出一句：“你说啥子？”
    当官的又重复：“你的儿子在北京参加了反革命暴乱。”
    我回答：“不清楚。”
    当官的清清喉咙，一字一顿地宣布：“我们正式通知你，你的儿子吴国锋已经死了！”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只听得另一个声音用自己的嘴巴在问：“真的？假的？”
    对方板着面孔答：“我们接到北京的政府讯，你的儿子真的死了。”
    我觉得身体软得像面条，要瘫下去，但还是强撑着：“还有啥子要通知？”
    对方又补充道：“详情尚不清楚。政府决定，明天我们替你们买票，并由张副书记陪同你们，前往北京料理后事，并领回你儿子的骨灰。”
    我应了句“可以嘛”，就哆嗦起来，虚汗直淌。挣扎了一会儿，才从椅子上起身。当官的怕我栽倒在衙门里，急忙来扶，我推开他说：“我不要你们送！又不是上刑场，我走得动。”
    我摇摇晃晃地过街回家，汽车喇叭响得特别遥远。一进门，我就靠住墙喘气，泪水和汗水哗哗下来，把衬衣都湿透了。老伴见状，过来牵住问：“你咋个了？”我不禁哭出了声；她又连问几声：“死老汉，你咋个了嘛？”我一咬牙，使出全身力气吼叫：“吴国锋死了！”
    只听得扑通一响，老伴已倒地，怎么抢救也醒不了。她就这么昏了一天一夜才活转来，满眼垂泪，不吃不喝，只一声声喊：“吴国锋，你咋舍得丢下我们哦！”
    6月9号一早，政府就把两张火车票送上门，原说由张副书记陪同前往，此时也不见他的影子……
    老威：变卦了吧？
    吴定富：小地方当官的胆小，怕犯错误，就干脆溜了。
    转载于《人与人权》 www.renyurenquan.org

六四难属吴定富（上）/廖亦武 博讯新闻，简体中文新闻

波兰随想 ——为“团结工会”成立十五周年而作

 

耶人

一九八零年九月十七日，波兰团结工会正式成立。同年十一月一日，经过一系列的抗争与妥协，“团结工会”终於在波兰最高法院注册，成为共产主义阵营中第一个独立的、公开的、合法的工人自治组织。人们把八零年的团结工会运动称为 “波兰革命”。正是这场革命，最终敲响了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丧钟。 然而，在我们中国人中甚至在那些为民主而奋斗的中国人中，也很少有人能够记起这辉煌的九月。相反，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却在中国的民运人士中流传着：中国的八九民运，直接导致了东欧集团的瓦解，甚至冷战的结束。

去年六月三日，在“美国之音”为纪念六四而制作的特别节目中，当年广场的学生领袖李禄先生便这样说： “从长期上看，八九民运实际上是共产主义阵营中第一次大规模长时间的学生和平请愿运动。它迫使中共独裁的残暴本相暴露出来。实际上，影响也超过了国界。它直接导致了柏林墙的倒塌，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冷战的结束。

今年六月三日，在《北京之春》主办的八九民运研讨会上，大陆移民协会会长杨怀安先生也同样地说： “六四天安门的伟大意义震撼了整个欧洲。欧洲的共产党垮台了以後，老祖宗苏联也垮台了。应该看到整个的意义。” 类似的说法，在民运人士中广为传播，很少受到质疑和挑战。然而，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就会知道，东欧集团的瓦解，是从波兰开始。波兰，是东欧社会主义小兄弟中倒下的第一颗多米诺骨牌。所以，李禄先生等人在指点江山之前，至少应查一下历史大事年表：

一九五六年，波兰工人就开始公开反抗共产党政权。这种反抗，在六十、七十和八十年代一直持续不断，并且愈演愈烈，最终成为埋葬共产专制的核心力量。

一九六八年，大规模的学生抗议运动震撼了波兰，并被残酷镇压。

一九七零年至七一年之交，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工人大规模地反叛。

一九七六年九月，波兰知识分子成立的共产主义世界中第一个公开的反对派组织，“保卫工人委员会”即享誉世界的KOR。

一九八零年，工人再次反叛“团结工会”应运而生。

一九八一年，独立的学生联合会获得承认。 ……

一九八九年二月六日至四月五日，波兰政府与“团结工会”举行了著名的“ 圆桌会议”，就未来议会选举的安排达成协议。而中国的八九民运，此时还不见风吹草动。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国人最为惨痛的日子。军队大开杀戒，十里长街血肉横飞。然而，恰恰是这同一天，在地球另一端的波兰，“团结工会”在议会两院的公开选举中大获全胜，共产主义体制在波兰的结束，已成定局，哪里还等得及我们八九民运的“影响”。

同样一个六月四日，世界充满了鲜血、泪水、悲愤、喜悦和讽刺。在波兰，反对力量几经曲折，终於通过与政府对话的方式，最终和平地完成了民主转型。在中国，本来政府与学生之间的对话已经开始，民主运动已经获得了超出人们预想的胜利，但是，由於学生坚持不撤，党内的保守势力最终占了上风，最後导致了一场空前的大屠杀。遗憾的是，历史的如此戏剧性的对比，仍无法促使当年广场的一些激进的学生领袖认真反省自己的过失。他们仍幻想着自己是中国及世界的救主，虚构着八九民运虽然没有救了中国却拯救了世界的神话。如果我们不能早一点从这种顽固与愚蠢的精神中走出来的话，中国民主的前途，真可谓是暗无天日了。

因此，纪念团结工会的诞生，在今天这个时刻，对中国的民主运动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为什么是波兰？ 一九八零年，当“波兰革命”汹涌而至之时，西方评论家们第一个反应几乎就是：为什么是波兰？ 追根寻源，这场革命的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公元九六六年。 九六六年，波兰国王米耶茨克一世(Mieszko I)接受天主教的洗礼，波兰因此成为罗马主教在欧洲最东端的重镇。这也是波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端。之後，波兰王国不断成长、繁荣，合并了立陶宛大公国，使其疆域覆盖了前苏联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军队一度占领了莫斯科。

十六世纪，这个波兰——立陶宛联邦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议会民主制，由贵族组成的议会，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甚至国王也必须选举产生。在议会中，贵族们遵循自由与平等的原则，贵族个人的权利，受到绝对的尊重，乃至任何一个贵族议员，都可以凭自己的一票否决任何议案。国王因此一直无法从议会获得必要的款项来组建一支职业军队。这种要么全体通过，要么毫无结果的贵族议会民主制，如果在不列颠的岛屿上或是大西洋彼岸的新大陆都可能有存活下去的机会。不幸的是，波兰恰好处於俄罗斯与普鲁士两强之间开阔的平原上。

结果，一七七二、一七九三和一七九五年，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在长达一百二十三年的时间里，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波兰从地图上消失了！ 但是，作为一个民族，波兰人拒绝消失。他们通过认同罗马天主教来表达他们的爱国情操，对抗德国新教和俄罗斯东正教的影响。他们一次一次地暴动，一次一次地被镇压。在苦难中，波兰的知识分子一直顽强地为自己的同胞保存着“波兰的价值”和对波兰昔日之荣光的记忆。甚至，浪漫诗人亚当·米切维茨(Adam Mick iewicz)在流亡中创造了这样的救世预言：波兰是众民族中的受难基徒。她殉难在十字架上，但在未来欧洲的救赎中必获再生！ 在这漫长的历史中，具有反抗传统的教会，知识阶层所捍卫的文化传统和浪漫的救世主义精神，一同塑造了波兰的国民性，并决定了波兰民族意识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波兰属於欧洲，这种“欧洲性”使得她对自由有着不可扼制的追求。二、自由对波兰而言，首先意味着民族独立，因为波兰的自由总是伴随着外强的征服而丧失。三、通过与俄罗斯的对抗来培育自己的民族认同，因为在历史上，波兰必须通过反抗来自东方的征服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在十九世纪，波兰与俄国的对抗表现为波兰的个人主义与俄国的集体主义、波兰的民主与俄国的专制、波兰的天主教与俄国的东正教之间的冲突。在二十世纪，作为两个刚刚从一战的灰烬中诞生的新国家，两国又爆发了一九二零年的波苏战争。最後，在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波兰又遭第四次瓜分。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苏军侵入波兰东部。一百多万波兰人(占苏军占领区人口的十分之一)被流放到遥远的东方。其中，只有不足一半的人最终回到故乡，并带着他们的孩子。这些孩子的脑海中，永远也抹不掉对西伯利亚的严酷记忆，在他们之中，有些人最终成为了“团结工会”的领袖。 接下来，便是雅尔塔。 虽然波兰军队第一个起来抵抗希特勒，虽然五个波兰人中，就有一个在这场战争中死去，但是这六百多万人的生命代价，换来的却是西方盟国把波兰送给了斯大林。波兰被迫接受了共产制度。但是尽管如此，顽强的波兰人，仍保留着他们最宝贵的东西：独立的教会，农村的大部分个体经济和被知识分子所捍卫的传统文化。所有这些，都使波兰成为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中最不安宁的土地。

知识分子与“团结工会” 如上所述，八零年代的“波兰革命”，在历史上至少有一千年的根基。但尽管如此，她的成功，也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历史必然”。事实上，“波兰革命” 的进程，充满了风险。她需要领导者和参与者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高超的政治技巧，凛然抗争的勇气和妥协退让的弹性。稍一举措不当，进退失度，後果便不堪设想，限於篇幅，我们不能在这里概述“团结工会”的全景，但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看看波兰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也许不无教益。“波兰革命”与八十年代中国的民主运动有两个显著的不同。第一，“波兰革命”自始至终主要是一场工人运动。知识分子，主要扮演参谋、顾问的角色。第二，在整个运动中，始终是工人激进，知识分子温和。在一些关键时刻，知识分子常常显得过於谨慎、保守，“跟不上形势”，常常试图说服工人向政府作出一些事後看来是不必要的妥协。然而，尽管如此，波兰知识分子的贡献仍然是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对此，波兰的工人一直心怀感激。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一年之交，波罗的海沿岸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和罢工，产生了一批有经验的工人领袖。但是，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工人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组织。

一九七六年九月，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一批知识分子，看到许多被政府指控的工人孤立无援，难以为自己辩护，於是决定成立“保卫工人委员会”，即在国际上知名的KOR。这是共产主义的波兰的第一个公开的反对派组织。KOR从一开始，就坚持诚实、公开和非暴力的原则。在KOR榜样的鼓励之下，其他自治组织也纷纷建立。 KOR在格但斯克的活动，直接导致了“团结工会”的建立。这里的关键人物，是伯格坦·鲍鲁西维茨(bogdan Borusewicz)。他是天主教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K OR在格但斯克的唯一法定代表。格但斯克是波兰的工业重镇，工人密集，并有悠久的反抗传统。但是，迫於严酷的政治压力，工人领袖多是秘密活动。他们有不同的小圈子，彼此缺乏联系，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更谈不上互相串联、配合了。鲍鲁西维茨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局面。他遵循KOR的公开性的原则，於一九七七年一月在KOR的杂志Robotnik上公开了自己的姓名和住址。这虽然使他反复遭到当局的逮捕，但也同时使他迅速成为工人的核心。

本来互不相识的工人活动家，通过他建立了彼此间的联系。在这种联系的基础上，被称为“团结工会”前身的“沿海自由工人联合委员会(Committee for Free Trade Union of the coast)於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成立，包括瓦文萨在内的一批工人精英，通过鲍氏不仅找到了自己的同志，而且和KOR以及华沙的知识阶层建立了牢固而持久的关系。 由於KOR的帮助，工人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在关键问题上与知识分子反复磋商，这种组织化，以及工人领袖之间由此而建立的信任关系，使八零年席卷波兰的工人运动与七十年代初有了本质的不同，实际上八零年八月格但斯克工人的罢工，就是工人与知识分子共同策划的。由於有了组织，在运动的目标和领导权的问题上，大家迅速达成共识，并成立了“格但斯克罢工协调委员会”(MKS)。 然而，随着运动的展开，工人与知识分子在应对政府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方面产生了分歧，工人要求成立独立的工会。知识分子则认为这种要求政府根本不可能接受。此时，鲍鲁西维茨又发挥了卓越的作用。鲍氏是知识分子中极少数支持工人的策略的人士之一。作为MKS的总顾问，他参与了起草向政府提出的“二十点总要求 ”。

但是，鲍氏在他激进的战友之中，仍然代表着温和的力量。他成功地否决了“ 公开举行议会自由选举”等几项激进的要求。他以捷克斯洛伐克等前车之鉴，说服了周围的人们不要走得太远，不要让波兰那个可怕的邻居感到不可容忍。 然而，正当此关键时刻，KOR的主要成员被波兰的安全机关逮捕。这时，华沙的一个更温和的知识分子团体“批判的知识界”迅速组织起来，公开发表声明，支持罢工工人，并呼吁政府和工人两方选择谈判、妥协的解决办法。同时，他们的代表直奔格但斯克，在事先没有任何联络，甚至不知道列宁造船厂在哪里的情况下，通过教会终於见到了瓦文萨。当他们把知识分子支持工人的声明呈献给瓦文萨时，瓦文萨反应热情而坦率： “这封信非常好，我们要通过麦克风念给工人们听。但是这封信本身并帮不了我们……我们完全知道我们要什么。但是，我们没有和政府谈判的经验。我们怕被政府捉弄。”

於是，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旨在帮助工人与政府签订协议的“专家委员会”迅速组成。而在同一天的晚些时候，与政府的谈判就正式开始了。 当人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专家委员会”的作用引起了严重的争议。有人认为，“专家委员会”过於谨小慎微，对政府作了不必要的妥协。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在与政府的最後协议中有“坚持党的领导”一条。对此“专家委员会”应负责任。但是，如果比较一下有知识分子帮助的格但斯克的工人和没有这种帮助的什切青(S zczecin)的工人和政府分别签订的协议文本我们就会发现“专家委员会”的卓越贡献。 首先，关於组织独立工会和罢工权这一项，什切青的协议虽然提到了“创建自治工会”，但没有提现存的工人自治组织“罢工协调委员会”有权转变为工会的问题。相反，格但斯克协议具体提出“按照世界劳工组织八七年的宪章建立自治工会”，“罢工协调委员会有权转化为工会组织。”而且，格但斯克协议还明确规定 “罢工权利将受新的工会法的保护”，“政府有义务保护罢工者和协助罢工者的个人人身安全。”而什切青协议仅含糊地说“对从事罢工活动的工人不得迫害。” 除了协议本身的文本外，格但斯克的工人领袖在罢工早期就为国内外新闻界接触列宁造船厂提供方便。这不仅告诉了波兰人民在格但斯克所发生的一切，而且通过这种公开化，提高了政府镇压工人所要付出的代价。

而在什切青，由於对知识分子和外国人的不信任，只有少数波兰记者可以进入造船厂。 真若追溯历史，人们很容易发现，在七十年代的工人运动中，什切青步步领先於格但斯克——最先提出建立独立的自治工会的要求，最先成立罢工协调委员会，并且发动了最大规模的罢工。然而，十年後，格但斯克後来居上，不仅在工人运动中步步占先，而且其坚强的领导层最终发展为团结工会的核心。这一切，无不得助於知识份子的帮助。

早在八零年代末，“团结工会”的几位重要领袖就坦率地承认知识分子关键性的贡献。因被工厂解雇而成为八零年罢工的导火线的资深工人领袖安娜·瓦伦第诺维茨(Anna Walentynowicz)说：“当今社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於KOR中的人们。作为一位工人，我对他们充满感激。他们不仅捍卫工人，而且教给工人怎样捍卫自己。”。另一位工人领袖阿莲娜·皮安科斯卡(Alina Pienkowska)说：“KO R对社会的觉醒贡献卓著。罢工之所以以现在这种和平协议的方式而不是以其他方式结束，要归功於他们。”安德杰耶·古艾茨塔(Andrzej Gwiazda)幽默地说：“KOR 教育了人们可以不用燃烧瓶而用别的方式与政府讨价还价。”而瓦文萨的评论更为有力：“全部问题的关键在於，KOR教会了我们怎样去工作。”

综观知识分子在团结工会运动中的表现，我们可以发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他们的立场始终比工人温和，并由此招来了许多事後诸葛亮式的批评。不错，从事後看，他们确实过多地主张与政府妥协，如果完全依照他们的建议行事，也许会丧失一些历史机会。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知识分子是一切从最坏的假设出发，选择最稳妥的战略。因为当时的波兰政府乃至苏联对事态的反应有不只一种可能性，而且在理论上确实可以作出更强硬的反应。真若如此，工人与知识分子谁是谁非就很难说了。不错，“团结工会”的成功，是工人们的勇气、果决，自我牺牲和不懈奋斗的结果。但是，这同时也是共产党的一系列失算的结果。八九年的议会选举前，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很少有人预计到自己会输给“团结工会”，这是严重的失算。如果他们精明些，对现实估计得更客观些，那么在圆桌会议的谈判中可能就更不肯让步。知识分子的战略，是基於在政府最僵化的条件下，仍能让谈判进步下去的考虑。从专制向民主转型的过程，说到底就是建立各种谈判、妥协的机制，并使之制度化的过程。所以首要任务，是要使谈心芄唤校苊獗┝Τ逋唬苊狻叭淙?赢”式的“零和游戏”。

波兰知识分子把建立组织看得高於提出口号，把建立“游戏规则”看得重於得到某个具体的“游戏结果”，宁可稳健缓进，不能莽撞失足。这种态度，使他们事後背了黑锅，但若真设身处地，仍让人感到难能可贵。八零年在工人与政府谈判之前，大部分知识分子认为共产党的本性使他们不会容忍一个独立的工人自治工会的存在，因而提出了一个改造现有工会制度的备用方案，以便万一政府拒绝了工人的要求，仍能有一个更温和的方案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结果，这一建议被工人拒绝，政府也接受了工人建立独立工会的要求。有人根据这一事实指责知识分子多此一举，过於保守。然而，如果当时政府拒绝了工人的要求，是否就显得知识分子的考虑比较周全呢？当然，工人拒绝这一备用方案也许有战术上的道理。当时政府的间谍防不胜防，甚至在“团结工会”当政後，安娜·瓦伦第诺维茨还深信瓦文萨是政府秘密警察的特务，可见其草木皆兵的程度。若是政府摸到工人谈判的底牌，再去讨价还价就不容易了。然而，面临未定的政治前景，有一点关键时刻退一步的意向，还是利大於弊的。我们经历过八九民运的人都有体会：过於保守会坐失良机。但总比因莽撞冒进而前功尽弃要好。

一九八九年，中国的学生如果在“四二七”大游行後即收兵，成果是非常有限的，因为那样就不会有绝食，不会有全社会的参与，不会逼政府出来与学生举行前所未有的公开对话。但是，即使这样收兵会错过历史的机会，也总比冒进到六四的结局要好。在运动的高潮期，时局变化不定，哪里是危险的边界，何时刹车最好，何时能刹住车，是最难把握的。决策时留有余地，保守一些，实在是无可厚非。相反，波兰知识分子的稳健保守，恰恰说明他们力求避免“六四”那种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恰恰反映了他们的历史责任感。 波兰经验 波兰自由了，东欧集团瓦解了，真像那个神奇的寓言所预示的那样，波兰，这个众民族中的受难基督，在欧洲的救赎中获得了新生。然而，当我们为波兰祝福之後，回首中国，则不得不认真思索一下波兰的经验对我们的启示。 首先，波兰为我们揭示了一条通过对话、谈判、妥协来完成民主转型的道路。这种“圆桌会议”式的方式，被事实证明是一种最为健康的民主转型方式。波兰的成功，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在於“团结工会”能够成功地利用与政府对话的机会，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甘阳先生在为邹谠教授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一书所撰写的 “序言”中，精辟归结了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中关於“向民主转型”的理论，指出，“向民主过渡”之所以失败以至出现悲剧，在许多情况下往往并不在於“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而恰恰在於政治行动者“主观行动能力”的制约。也就是说，如果行动者在当时选择了不同的策略和行动方式，其政治结果很可能完全不同，对於向民主转型来说，最重要的一种因素是：在政治冲突过程中，相冲突的政治行动者之间是否可能出现某种通过谈判去谋求妥协的机制，如果出现这种机制，则“向民主过渡”的成功可能性就大，反之则小甚至无。因为民主与威权政治(authoritari anism)的根本区别就在於民主政治是以制度化的谈判妥协方式来解放政治冲突的。因此，所谓“转出威权走向民主”(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ism towards democracy)的过程，说到底就是去建立各种谈判妥协的机制并使之制度化的过程，而这样一套以谈判妥协方式来解决政治冲突的制度安排和社会心理，决不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就能自然产生，而只有在政治过程中不断学习和实践才能逐步建立和培养起来。

八十年代，无论是在波兰还是在中国，在反对力量与政府的冲突中，在不同程度上都出现过这种通过谈判去谋求妥协的机制。不同的是在波兰，这种机制不仅被很好的利用，而且被制度化，因而导向了民主。在中国，这种机制则被白白地浪费掉。回首一九八九，中国政府一度与学生领袖公开进行对话，这种对话的公开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学生能够适当让步，就有可能保存这种谈判妥协的机制，中国的民主由此便上了路。可惜，当时的学生并没有认识到，保存这种对话方式要比在对话中获得某种具体结果要重要得多。更可悲的是，六四过去已六年多，许多当事人仍抱着“共产党本性决定论”的主张，认为六四的屠杀是中共本性所决定，不管学生怎样做，都并不具有决定意义。李禄先生就一口咬定“ 撤与不撤结果没什么两样”。在这种逻辑下，个人的行为和选择在政治过程中就失去意义了。

其实，中共并非铁板一块，八九年五月中共的“本质”和其六月时的“ 本质”就大不一样。而重要的是，我们如果死抱着这种“中共本质决定论”不放，等於在逻辑上排除了未来与中共对话的可能性，通向民主的道路，也就被堵死了大半。事实上，不管我们对中共如何看法，未来中国民主的成败，关键还在於反对力量能否与中共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通过谈判和妥协解决政治纠纷。今年年初陈子明先生等就腐败问题的公民上书，实际上就是要通过较为温和的主张，重建与中共之间的对话关系，重新探索一条通向“圆桌会议”之路。可惜，这一点海外的许多民运人士都未看清楚。如上所述，谈判妥协的机制，需要政治行动者主动地学习和培养，绝非能让“客观条件”和“历史必然规律”所代劳，如果我们今天不深化这种认识，培养这种共识，我们就会失去明天的机会。 第二，通观“波兰革命”的全过程，我们不难发现知识份子所发挥的卓越作用。然而，诚如一些评论家所总结的那样，知识分子的作用，主要并不体现於如何提高民众的觉悟上，而体现於他们的组织行为，他们参与政治运作的技术手段上。他们的工作重点，始终集中在帮助工人建立组织、与政府谈判等技术性、战略性的问题上，使工人的政治诉求在技术上得以落实。他们宁愿当个战略家，而不是煽动家、道德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有重理念而轻技术的倾向，喊口号，宣传鼓动，样样在行，然而一旦运动获得了强大的势头，局势复杂多变，需要长远的战略考虑和组织能力之时，就阵脚大乱。

八九年，知识分子的政治声明满天飞，战略上的谋划却非常之少。八九年以後，纵观海外民运各派言论，人们在政治主张的激进程度上不断升级，而对如何将对民主的诉求在技术上得以落实，则缺乏反省。人们似乎更关心的是如何站稳政治立场，所提出的政治目标的实现难度越来越大，而实际政治运作能力却越来越弱，眼越高，手越低，如此下去，岂不离民主越来越远？ 多余的话 中国缺乏波兰那种自由主义传统以及独立的教会组织，中国的民主运动进程，比波兰晚了二十年上下。因此，因八九民运的失败而过多责怪学生是不公的。但是，八九民运过去已经六年，许多学生领袖，已在西方社会生活了多年，充分享受着民主社会言论自由的优越条件，完全有条件对民运的得失作一个较为充分的反省。

大家观点可以不同，但不应在一些常识问题上闹出那么多笑话。比如，象“八九民运直接导致东欧解体，冷战结束”之类的笑话，出自李禄先生之口，实在让人不好理解。所谓冷战，主要是指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对抗。它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根源，而且被双方许多优秀的政治家苦心经营了几十年之久，中国在其中不过是个配角。这样的对抗，如何会因中国的一个几个月的政治动荡而结束？东欧的民主进程，远远走在中国之前，六四之时，“波兰革命”已结出了最後的果实，和中国有什么关系？象李禄先生这样的学生领袖，出来已多年，并就读於世界一流的大学，讲这套话之前，到图书馆查查史料，找点证据，应不是难事，何以如此信口开河？我们承认，当年广场的许多学生领袖，是有勇气，有能力，敢於牺牲和奋斗的人，是令人尊敬的。但我们也不得不指出，比起在不同时代不同的环境中为民主而奋斗的人们来说，他们所获得的世人的注目和赞誉，未免过分容易了一些。历史的机缘为他们的幸运创造了太好的条件。

如果他们因此把世上的一切，看得像他们当年在广场成名那么容易的话，那么就真应回到政治幼稚园去。事实上，八九民运对柏林墙的倒塌，没有实质性的作用，相反，“团结工会”对中国的学生运动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据笔者所知，八十年代初，就有大学生因坚持要以“团结工会”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而被在政治上“穿小鞋”。八九民运时，学生中间也讨论过“团结工会”的问题。人在海外，离中国远了。但是，我们毕竟摆脱了政治迫害，享受着言论自由。至少，研究和了解东欧的民主转型，对我们来说要比国内的同胞便利得多。如果我们不仅连这些基本的事情都不作，而且张口就露出自己的狂妄和无知，那么有朝一日回国的话，我们有何颜去见江东父老呢？□

http://www.tsquare.tv/chinese/democracy/yr.html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成立公告并文告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成立公告并文告
(博讯2005年7月12日)

     承蒙澳洲各界和世界其他地方以及中国大陆，关心和支持中国人道事业，关注中国人权发展之人士的帮助，加之“后援会”[筹委会]同事们的辛苦努力，我们已经向中国大陆的政治和宗教受难人士发出三笔善款，这些款项正在使受助者的生活发生着些许的改善，让他们的心情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稍稍感到些安慰。因为他们知道了，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们并没有把他们遗忘。至此，我们向献出爱心的各位朋友及支持我们工作的朋友表示诚挚的谢忱！也代表那些受到各位赐助的受难者及他们的家属，向大家鞠躬！感谢！
     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处在筹备阶段，现在我们已经在澳洲政府机构的核准下，正式注册为合法的机构。随之，我们后援会也正式宣告成立。我们的机构是由流亡澳洲的前中国政治系狱者，及其同情、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澳洲公民组成的非营利性的人道救援组织。我们的工作是要帮助在祖国大陆的“六-四”死难者家属、致残者，和因政治异见、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的人士。以期有助于他们窘迫的日常生活，使他们的疾病得以医治。我们会根据独立或官方人权组织提供的信息，和本机构的调查结果来讨论确定受助者。我们的工作人员全部为义务工作者，我们保证您的每一分捐款都能送达受助者本人，您亦可以指定受助对象。我们的救助信息和善款的分配运用情况会半年公布一次。除为防止捐受双方受到安全的威胁，或对其隐私的尊重而必要保密的部分以外，我们将完全将自己的工作和信息公开，受各界人士的监督评判。 (博讯 boxun.com)
    通过您的无私帮助，使我们更有信心做好此项工作。因为在工作的过程之中，各位的热情和善良让我们感动不已。是您的行为促使我们把这项工作努力完成，也是您的支持坚定了我们的信念。
    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部分人的生活也得到相应的提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中国民众的诉求，决不能被追逐金钱而取代。何况经济发展的受惠者，首先是那些中共集团的既得利益者们。而广大民众所得到的，不过是一些蝇头小利或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利益。中国经济的腾飞是以盘剥和压榨民众利益而带动的，中共肆意地侵占和剥夺国民的合法财产，权力寻租的现象已经不可遏制。他们一面诱导民众，用对金钱的追求来代替对思想解放的渴望。一面又利用权力使民众不能获得更多的利益，甚至褫夺民众已经得到的利益。在这种混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之中，他们凭借着团伙分赃的原则，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而结成更紧密集团，对任何胆敢反对者都会施以严酷的刑罚。
    我们的祖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辉煌的文化，我们的同胞善良淳朴。我们以古代先贤和近代英雄为荣，是他们的英勇无畏和匡扶正义，拯救了国家和民族免于灭亡，向世界昭示了我们国民的不屈与顽强。是他们的慷慨赴死和决不苟活的气概，鼓舞了我们在民族和国家危难来临之时不会袖手旁观，不会缺少担负道义重担的肩膀。我们的民族和民众从不会丧失气节和放弃对国家的责任，无论在国内和海外，我们的同胞都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我们有自己的道德和伦理规范，我们有自己的文化和无可替代的传统。在全体国民的努力下，我们一定会恢复始有我们辽阔疆土时就与之并存的，我们中国人的精神。为了这个精神，我们的仁人志士曾无数次付出自由和生命。至今在共产党的监狱中，我们依旧会看到历史和现代的英雄们重叠的身影。我们相信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最终会永别专制，必将永远生活在自由民主的旗帜下。因为这本身也是我们福祉能够得到保证的必要，同时也是世界和平与铲除恐惧和暴力的必要。
    在中共的专制之下，共产党成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代名词。他们利用民众对真理和民主的渴求，制造各样的所谓“群众运动”，使国家和民族陷入混乱，借以推翻他们在党内和党外的异己，然后再把责任和运动的恶果推给民众。百姓们无数次地成为他们的代罪羔羊，在历次他们制造的恐怖和不同形式的运动中，死难和因此而导致身体和精神伤残者无数。他们统治民众的方法就是不断地愚弄和镇压，因为思想和良心而被构陷入狱的民众不计其数，在劳改营和其他形式的囚禁之中而失去生命的民众更是难以统计。他们把恐惧当作礼物送给民众，并迫使我们把恐惧当成一种习惯，让我们别无选择。为使他们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他们不惜破坏我们民众已有的道德。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真诚的交往，破坏我们固有的伦理，我们的道德正在被他们所吞噬。他们限制国民任何形式下的宗教信仰自由，他们干涉宗教内部事物。任何独立的宗教团体，都要被铲除。即使依附于中共意识下的宗教团体，也要受到他们的监控。他们还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无神论教育，使民众基本丧失对信仰的选择。我国正在逐步地沦为信用和信仰缺乏的国家，道德的失丧正在让我们的国民变得失去凝聚力。这一切是任何一个热爱祖国和民族的中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每一个自觉肩负着对国家使命的同胞都会对此痛心疾首。
    我们这个小小的后援会的成立和做出的一些工作，对于庞大的中共政权的撼动简直是杯水车薪。我们这个集体本身就是不带政党色彩的松散的民间组织，我们的目的是要尽自己的微薄的力量，以帮助在中共制下的政治以及宗教的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属，借以了却我们对袍泽相助的愿望，也想借此来回报他们以往对我们的帮助和情谊。我们还愿与其他的各民运组织成为朋友并进行行之有效的合作，共同为祖国的早一天政治民主化，经济民生化并信仰自由化而工作。我们接受各界的捐款和赞助，但这仅仅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因为任何形式的捐助只能使受助者得到一时的需要，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专制带给他们的祸患。所以更重要的是希望由于我们的工作，而使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够关注中国的民主自由事业。也希望共产党能放弃一党私利，真正地为全民族的利益而实行改革，尊重人民的选择，还政于民。我们也并没有对中国共产党失去最后的希望，我们也看到共产党内的开明人士为党内民主化和社会民主化进行着艰难的运作，中共政权对“六-四”和其他曾经发生在中国的民主运动的定义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我们希冀着他们继续发生变化，最后完全顺应历史的潮流和民众的需要。
    我们无法忘记那些与我们一同坐牢的难友以及他们家属们无助的目光，无法忘怀他们的苦难和生活中的穷困。我们也永远惦念在囚牢中的朋友，他们的音容笑貌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他们仅仅是因为要表达自己的诉求，仅仅为自觉地担负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就要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背负来自社会和家庭双重的负担。我们更无法忘记一九八九年六月，在军人无情的射杀中死难的学生与平民。母亲失去儿女，妻子失去丈夫的哀号至今回响在我们的耳际。正是他们年轻的生命换来了自由国家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关注，正是他们的鲜血换来了我们许多同胞在民主国家的庇护和居留。当我们合家团聚共享天伦的时候，我们不要忘却那些替我们死去的兄弟姐妹。当我们拿着所在国的护照回到祖国，当我们的心里荡漾着优越快意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所得到一切的背后，是因为在那一年的六月四日凌晨，那些鲜活的心脏为了我们伟大祖国的未来，和我们的今天而终止了跳动。是因为那些和我们母亲一样的母亲，从此失去了她们儿女。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还需要各位继续的惠助，需要凡是读到我们公告的每一位同胞的鼓励。因为只有你们，才是后援会的工作得以继续的保证。我们会以自己的良知和道德，在人民和我们的信仰面前做出忠实承诺，只要在专制统治下的受难者一天存在，我们便不会停止对他们的援助。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的工作肯定会有各样的欠缺和错误发生，我们会尽力完善后援会的运行机制而减少错谬。这里我们也希望朋友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您的每一份教诲我们都会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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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成立公告并文告 博讯新闻，简体中文新闻

王金波“六四”与我——“六四”10周年祭

“六四”与我——“六四”10周年祭王金波

   10年前我17岁，正上高中。

   在这之前的1988年，迄今我仍认为是近50年来思想非常自由的一年。那时，受各种思潮的影响，年仅16岁的我开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反感，并对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同马、恩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产生怀疑。1989年3月，我首次接触到《河殇》解说词（并从此记住苏晓康、远志明、谢选骏、王鲁湘等人的名字），大为震撼，用一周的课余时间抄完全文。《河殇》使我认定，自由、民主离现实社会甚远，仍需人们奋进争取。

   4月15日下午，我在家里挑水，走在街上听到一阵哀乐传入耳朵。又有一个大官死了，我想。果然，是耀邦先生逝世了。回到学校我对一个同学讲，耀邦先生太可惜了（当然可惜在什么地方我比较模糊）。但我绝对想象不到以后事态的发展。北京等地学生开始纪念耀邦先生，可《人民日报》却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我对这篇社论特别反感，开始注意事态的发展。当局与学生进行了令人失望的对话，我现在仍记得，当时有一个学生中途退出会场以抗议与会学生不具真正的对话代表资格。

   当时我所接触到的媒体仅有报纸、电视、收音机。我家没电视，只有一台旧式收音机。我平时并不住在家里，收音机只能每逢周末回家听一次大陆和港台的广播，在学校里则只能课余时间偶尔去别人家看一、两次电视。学校有阅报栏，一、两天换一次。这就是我当时的条件。

   5 月13日学生绝食后，掀起一个新的高潮。特别是社会各界前往广场声援学生的报道和场面大量出现在媒体上时，整个社会无不关注学生的身体健康和事态的发展。每天晚自习前，我都千方百计去看报纸和电视，回到教室就讲给别的同学听。据后来了解，当时有的同学戏称我为“发言人”。

   5月19日我写了一封声援信，内夹10元钱。由于不知往哪里寄，就用挂号信寄给了当时我比较喜欢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午间半小时》节目的主持人傅成利先生（到现在我也不知他的名字是否这样写），由他转交“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在这封信中，我以一名中学生的热血赤诚之心，向他们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认为他们是在完成“五四”先辈们的未竟事业，他们得到了所有有良心的中国人的理解支持和声援，同时衷心劝告他们爱护身体珍惜健康。我在信中用的是化名“王盼匿”，意为我已同传统叛逆。我留了一份底稿。当然我并不知道，就在这一天，当局已决定戒严。这封信到底落到了谁手里我不清楚，但我想，它对我的影响可能刚刚开始。

   在这期间，我还用其他方式表达对学生的支持和声援。当时，语文课我们正在学习用归谬法进行论证。我用的素材是《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归谬法　‘论既往不咎’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4.26），说学生们未经批准擅自游行是‘违法’的；但若就此为止，中央将‘既往不咎’。

   “这就来了问题。如果说学生们的游行确实是违法的，那么我们国家实行的是‘违法必究’，岂能‘既往不咎’呢？如果说学生们的游行并不是违法的，又何来‘既往不咎’？

   “因此说，社论在这点上是前后矛盾的。”

   作文交上去以后，到下周的作文课才发下来，我发现老师没有打分，只写了一句话：“最好不要写这些不好说的问题。”当时正值各媒体明显倾向学生，我就在老师的话下面添了一句：“‘彻底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这是广大的爱国学生提出来的；我仅是讲的其中的一部分，有何罪过？！”

   5月19日的作文课是一篇给材料作文，我写的是：

   “奉献·官倒·学生运动──读《鞋》有感

   “‘军人就意味着奉献。’大个子军人正是体现着这一哲理。他，也许是个运动场上的健将，但他从此不能再在运动场上驰骋；他，也许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淘气的爸爸，但他从此不能再和小儿子捉迷藏……他本来应该有的，现在没了，奉献出去了──这就够了，这就是他的职责，也就是他那样的人的职责──光明磊落，流芳千古。

   “另一些人却只知道索取。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纵容、包庇自己的亲属好友，倒买倒卖，贪污腐化，一切都离不开‘自己’。就是这样的人，还自称是‘真正的人民公仆’──卑鄙龌龊，遗臭万年。

   “两相对照，你能想起什么呢？

   “今天的四月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正是针对那些贪污腐化、倒买倒卖的官僚们的。大学生们喊出了‘打倒官倒’、‘清除腐败’的口号，道出了多少中国人想说又不敢说的心里话！因为政府没能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他们不得不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一个个大学生晕倒了，一个个亲人的心碎了。然而，他们没有怯阵。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的群众早已达300万，连中小学生、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也参加了；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外地进京的人数已达数万；福州300名学生为了进京声援卧轨三小时……所有这一切，学生们、广大声援的人民群众，他们贪图的是什么呢？他们贪图的是‘搞垮身体’吗？他们贪图的是‘挂氧气瓶’吗？不，他们没有任何贪图，要说有‘贪图’，那也是‘贪图’真正的大多数人享有的民主、法制、自由、平等，而这实质上正是真正的无私的奉献。

   “朋友，如果你有良心的话，能说这不是真正的奉献吗？”

   5月26日的作文课上，我发现老师没有批阅上面的作文，并且老师在课堂上说，上次有个同学写的内容很敏感，我劝他不要写这些不好说的问题，谁知他给我来了个反批──老师没说完，同学们都清楚了，这事除了我没别人。事实上，去年我参加民运后，有的同学对我讲：你搞这个我不会奇怪，你不搞这个我才会奇怪呢！

   由于我所在的山东省莒南县是个比较贫穷落后的小县城，并未发生公开的游行示威活动，所以我无法以进一步的方式参与这场永垂青史的民主运动。

   这一段时间，我通过媒体听说了王丹、严家其、包遵信、陈一咨、苏绍智、吾尔开希……知道他们是站在正义一边的。

   5月20日突然传来戒严的消息，媒体也明显转向。我更加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我记得当时的匈牙利总理内梅特曾说：“应该不准任何政治力量利用军队来解决内政问题”，“斯大林模式的一个最可恨的特点之一就是肆意动用武装力量整治本国人民。我们应该最坚决地同过去的这种做法决裂。过去的做法造成的后果是，至今在公众当中和在人们心理上还存在着一种潜流，那就是对武装力量惧怕和怀疑。”这条新华社5月20日发自布达佩斯的国际新闻醒目地刊登在5月22 日《人民日报》的头版，这种有些不太寻常的排版不能不说是民众对戒严的一种反抗。

   随后是戒严部队开始进驻北京各大重要部位。看到戒严部队进城受阻，我很高兴，对同学们说，应该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戒严”。

   但，“六四”大屠杀还是发生了。

   我很悲痛，我很愤怒，我怎么也想象不到，机枪坦克会对准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

   然而，这是事实，无可辩驳的事实。古老的民族再一次饱尝了独裁者的铁血恐怖。

   我擦亮了眼睛。

   我终于擦亮了眼睛。

   我对美丽的谎言不再抱有幻想。

   随后的日子里，我从通缉令上听说了方励之（其实1987年我就听说过他和刘宾雁、王若望）、柴玲、王有才、韩东方……；又通过当局的批判文章听说了魏京生、任畹町、刘晓波、万润南、鲍彤、许良英、胡平、王炳章、钦本立、胡绩伟、戈扬、戴晴、金观涛、于浩成、张伟国……当然此时我已学会“正面文章反面看”和“反面文章正面看”；再后来，又通过各种媒体听说了林牧、丁子霖、卢四清、刘青、王希哲、徐文立、秦永敏、江棋生、王军涛、陈子明、刘国凯、徐水良、郑义……等等。

   下半年开始，在继续关注国内形势的同时，我把注意力集中到东欧和前苏联的变化上。随着苏东形势的演变，我为每一点进步欢呼雀跃，并且后来我想，假如耀邦先生晚去一年，中国会是什么样子？至今我仍认为，“六四”大屠杀对苏东早日实现民主是有很大作用的。

   到前苏联“8.19”事件时，我思想的发展方向已基本定型，即认为现行制度必须变革，中国应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立法机构成员由直接选举产生，军队、警察国家化，确立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为达此目的，只能遵循公开、理性、非暴力的原则。

   1991年我考上华东地质学院【1】分析系【2】工业分析专业，当年11月我同几名学生秘密组成强国研究会，次年6月经学校中共党委宣传部批准正式成立【3】，我出任首任会长。这是我的一次尝试，目的是很传统的：以组织的形式来探讨民主理论，以期将来对社会进行变革。该会成立后的全部活动仅仅是在小范围内开过两、三次会，请学校党办的一位老师举行过一次讲座。后来因未发现志同道合者，我逐渐退出，该会在存在了大约一年半以后无疾而终。

   1995年初我买了一台10波段收音机，开始收听VOA、BBC、法广以及后来的RFA等广播。大概在4、5月份，我给VOA（北京9171号信箱）写了封信，内容是纪念“六四”6周年并附有1989年5月19日我的声援信的底稿。6月，系领导突然找我谈话了解我对毕业分配的一些想法，然后学校保卫处把我叫去，于是一封匿名信落在我面前。这封信是对我系一位抓补考较多的女老师的咒骂和恫吓，而正好她的一门课程我补考。保卫处处长声称经过专家鉴定该信笔迹与我的很相似。实际上，这封信除了“华东地质学院”中“质”的繁体字写法与我常用的相同外【4】，仔细一看就会发现我的笔迹与之并不一样，很容易区分。我问心无愧，以书面形式声明此信与我没有任何联系。但在该信的刺激下，这位性格非常要强的女老师对补考抓得特别严，我与另一个同学均未及格。这样，我未能拿到毕业证。至于那封声援信同这封匿名信的关系，我是在1997年才把它们联系起来的。

   1995年8月我到临沂制药厂工作后，继续收听外电，关注中国的人权和民主事业。1997年1月全厂停产后，我只能偶尔打零工。生活的窘迫使我更加渴望投身民主运动，但一直没有找到，于是就给香港的韩东方先生写了一封信。这封“六四”8周年寄出的长达十五、六页的信的前半部分主要是我的思想历程和 1989年5月19日我的声援信的底稿，后半部分主要是临沂制药厂的一些情况和我的看法，以及将来我有可能在“六四”周年纪念日去天安门广场打出要求平反“六四”的标语的想法。8月28日上午，临沂市国家安全局秘密搜查了我的宿舍，下午到晚上传唤了我八、九个小时。又过了一、两个月，我无意中突然联想到，会不会是1995年我寄给VOA的信也被他们截下，所以才有了那封匿名信呢？当然，现在我手上没有任何证据【5】。

[下一页]

我曾在日记中写道，假如将来有一天我被抓起来，就以王丹为榜样，宁肯把牢底坐穿。当然，这个日记本也在那天被国家安全局没收了。这一天他们传唤我还有一个借口，即我在给韩东方先生的信中说，我于6月4日这天理发以纪念“六四”。国家安全局的警察说，这也是不允许的。我觉得这简直是笑话了。

   虽然我没有正式参与“六四”，但我觉得，“六四”一直是促使我前进的压力和动力，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的“六四”情结一时是不可能解开的。我已向所有人公开宣布：我愿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奉献毕生的精力；在这条路上我将一直走下去，除非我死了。实际上，我一直是以“六四”英雄为楷模、以 “六四”精神为指引，最终找到并义无反顾地参与民运的。

   “六四”英魂何日得以告慰？

   相信时间不会太长。

   谨以此文为“六四”10周年祭。

   1999年4月10日初稿，浙江桐乡；2000年11月23日二稿，山东莒南

【附注】

   1、华东地质学院于2002年更名为东华理工学院。今年我出狱后曾于十几天前登陆Chinaren校友录并留言，但几天后发现我的名字和留言被删得一干二净。

   2、分析系于1993年更名为应用化学系。

   3、全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著作研究强国会。当时我坚决主张不要斯大林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声太臭。

   4、“质”有两种繁体字写法：“貭”和“質”。我常用后者。

   5、然而，现在似乎有所进展。2001年5月我入狱后警察抄我家时，莒南县公安局政治侦察大队大队长杜宣台声称“王金波在上大学时我们就盯上他了”。

   2005年6月21日，山东莒南

http://www.asiademo.org/read.php？charcode=GB2312&id=274

(“六四”与我——“六四”10周年祭 全文完博

我所经历的“六四”——纪念为中国民主运动献身的勇士们

【亲历六四】

　　　　　　我所经历的“六四”——纪念为中国民主运动献身的勇士们

　　　　　　　　　　　　　　　　·星　光·

　　一晃六四已过去了十六年，这十六年我走过了很多地方，经历了很多事情，但八九年六四那悲壮惨烈的一幕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我愿意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把我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献给那些英勇献身于中国民主事业的勇士们，纪念那些在血雨腥风之夜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们。

　　一九八九年，我正在北京一所部队医院的研究生院学习。虽说我们这些研究生作为文职军人不能和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们一起罢课，绝食，直接参与到那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要民主的运动中去，但我们研究生院的一百多位学生的心早已飞到了广场。我们密切地注视着民主运动的进展，真诚的希望政府能和学生对话，达到消除腐败，惩治官倒，开放新闻自由，加速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目标。

　　为了支持广场上学生的绝食运动，我们研究生院的学生不顾各级领导的阻拦，自发地组织了一场到广场的游行。记得一路上，我们打出的军队院校的旗帜受到了北京市民和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因为我们向他们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军队并不是铁板一块，军队中也有很多人象我们一样是支持民主改革的。据说我们的游行让总政及总后的领导们大为光火！

　　戒严令发出及军队进城后，北京市民在各路奋勇堵军车。西边一路就被堵在玉泉路及五棵松一带。记得当时我们医院的大院内也塞满了军车。医院内的医生和护士们苦口婆心地向戒严部队的战士们解释北京当时的情况及学生们的诉求，要求战士们不要受骗上当，不要向学生们开枪。记得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专门穿上那笔挺的将校服，语重心长的对戒严部队的战士们说：“我的军衔比你们高，我的军龄比你们长。我以一个老军人的身份对你们说，我们是一支人民的军队，可千万不能把枪口对准人民呀！”看着戒严部队官兵那困惑的面孔我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六月三日傍晚，北京的天气异常的闷热。晚六时三十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紧急通告》要求：“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凭着北京人多年培养出的政治嗅觉，很多人预感着晚上要出事。

　　吃完晚饭后，我在宿舍里再也呆不住了。脑海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如果今天部队会强制进城清场，如果今天会有流血冲突，我这个学医的就应当在那最前线救死扶伤。就这样我拿上我的白大褂，骑着车悄悄地遛出了医院。西长安街上，人群壅壅嚷嚷，很多人不理会紧急通告的要求，在街上打听议论戒严部队的最新动向。广场上，民主大学的开幕典礼刚刚结束，看不出什么特殊的迹象。我笑笑对自己说，但愿我是多虑了。九点多钟，我骑车离开了广场，沿着西长安街回医院。

　　骑到快到民族宫，路就被堵住了。人们纷纷传说戒严部队已经开枪，在木墀地一带打的很惨，已逼近民族宫了，正说着戒严部队已到了眼前。只见前面由防暴战士开路，他们手拿警棍和盾牌，站成一排向前慢慢地推进。而街上民众的口号是坚决把他们堵住，绝不放他们到广场去。只见很多身手矫健的小伙子们爬上长安街南面的平房，将房上的瓦片揭下来摔碎，当作武器砸向戒严部队。但这种抵抗很快就被枪声和子弹压下去了，只见一排排子弹射向空中，前面有人倒下去了，鲜血染红了大地，人们被子弹压的卧倒在地上。但枪声一停，又会有人大骂着“打倒法西斯”，奋勇地冲上去。就这样，很多人一直尾随戒严部队推进，只要枪一响，就立即卧地。每次枪响后，总有流血、伤亡，而枪一停又有人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在西单路口有人把点燃的公交车横在马路中间试图阻挡戒严部队坦克及车队的通过。那尖厉的枪声和火红的鲜血让双方都拚红了眼。真正上演了一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阻挡枪林弹雨，铁甲战车的人间惨剧。

　　随着大批伤员的出现，我和几个北医的学生一起利用西单路口的医疗用品商店成立了一个简易救护站。对送来的伤员我们用绷带作简单的止血固定包扎，再由市民们用平板或三轮车送到附近的邮电，复兴和人民医院去。有的人抬进来已经没救了。也有那重伤员让我们无从下手。老实讲，我虽然有急诊室抢救的经验，但从未经过战伤救护的训练，一下子面对这么多形形色色，伤势轻重不一的伤员，真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记得有一个学生左胳膊上的动脉被打穿了，抬进来时几个人压着胳膊，那血还是象喷泉似地向外冒，一般的止血法根本止不住。我们只好从桌子上找到一个墨水瓶，压到出血口处再用力用纱布缠住，但那血还是很快就渗透了纱布。我知道这样耽误下去，仅仅是大量失血就会要了他的性命。赶紧叫人立刻把他送到最近的医院去。那天晚上街上到处跑着飞速救人的平板车。

　　可直到此时，还有市民问我。“大夫，这伤是被橡皮子弹打的吗”？我对着他们那困惑的眼睛不知该讲什么？死伤的人就在面前，但他们仍然对政府抱着希望，他们仍然不愿相信人民的子弟兵会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看着我满身满手的鲜血，我只想向那苍天呼唤，天底下怎会有这样的政府？怎会有这样的子弟兵？

　　经过一段时间的拉锯战，戒严部队的车队终于冲过了西单路口，最后抵达天安门广场形成了对广场上学生的包围。部队过去后，大家都非常担心。如果在长安街上就打得如此惨烈，那么天安门清场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我不敢想象下去，只是觉得作为一个白衣战士，绝不能在这最后关头当逃兵。就这样，我决定到广场去。

　　那天晚上虽说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的南北布下了包围，在东西面则留下了很多出口。凭着我对北京的了解，很容易我就从人民大会堂后面绕进了广场。此时已过午夜，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在一遍遍播放《紧急通告》。《紧急通告》称：“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这一遍遍播放的《紧急通告》在广场上造成了一种非常紧张压抑的气氛，很多人离开了广场。而在这样的时刻留在广场上的人，心里都很清楚，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

　　到广场后，我很快就找到了红十字会在广场上的急救中心。因为我身上的白大褂血迹斑斑，很多人围上来打听外面的情况。我告诉他们在西长安街上打得非常惨烈，死伤很多，希望他们做好最坏的准备。当时红十字会正尽量把广场上的医务人员召集在一起，准备在最后的时刻发挥我们的作用，尽可能的救护伤员。

　　凌晨三点多种，侯德健等人去和戒严部队谈判。谈判结果是：广场上的学生将有组织的自动撤出广场，戒严部队不能开枪，而处于中立地位的红十字会急救队将在这整个过程中不撤离，留在广场上，救护双方的伤员。我们及所有我们救护的伤员都应按国际惯例受到双方的保护。记得当时红十字会急救队的负责人把这一谈判结果告诉我们，让大家自愿选择是跟着学生撤离，还是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广场上。因为谁都不能保证一旦局面失控，留下来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

　　我记得当时有将近百人愿意留下来，这样我们这一百多号人聚集在广场东部历史博物馆前，打起了红十字的会旗，大家尽量把白大褂穿上及红十字袖标戴上，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当时广场急救站的帐篷内还有一些从长安街上下来的伤员，他们也将跟着我们走。我们当时的口号是人在伤员在，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及救护伤员。

　　四时整，广场上的灯一下子全熄灭了。这些天一直人声鼎沸的广场突然变得死一般的寂静。恐惧和压抑象那漆黑的夜一样吞噬着每一个人。我想很多人在那一瞬间都想到了死亡。我也平生第一次感到了死的威胁。我的思绪飞到了千里之外的家乡，我不敢想象如果我死在广场上，我的父母将怎样承受这样的打击，我的朋友和亲人们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当时最大的懊悔是没能好好地珍惜生活的每一天，浪费了很多美好的光阴。以及自十几岁离家后，一直没能对父母好好尽一份女儿的孝心。我对自己暗暗发誓，如果我能侥幸活下来，我一定要加倍珍惜生活，认真过好每一天。我一定要多回家探亲好好陪陪我的父母。

　　突然寂静的广场上播出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清场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随后，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的正常秩序的通告”，“通告”要求：“一，凡在广场上的所有人员，听到广播必须立即撤离现场；二，如果有人违抗和拒不执行此通知，仍继续滞留广场，戒严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予以强行处置；三，清场后，天安门广场由戒严部队严格管理；四，希望一切有爱国之心，不愿意国家动乱的广大学生和群众，要积极配合戒严部队执行好清场任务。”

　　有人带头唱起了《国际歌》，大家都象那走上刑场的勇士一样大声唱起了《国际歌》。突然，枪声和火光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上响起。戒严部队的先头部队先用枪将“高自联”架设的两个喇叭打坏，接着手持冲锋枪从西边的台阶开始把学生往纪念碑下撵，清场开始了。学生们也做出了“撤出广场”的决定，开始逐步有秩序地撤离。

　　因为我们没有参加撤离，所以有机会综观了天安门广场的整个清场过程。只见广场上的灯一下子全亮了。一字排开的十几辆坦克和装甲车从长安街金水桥方向缓缓向广场驶来。学生面前，突然出现了许许多多端枪的士兵，向着学生一点一点靠近，驱赶他们走。随着几下沉闷的撞击声，位于广场北端的“民主之神”像轰然倒地。坦克和装甲车继续向前，广场上的帐篷等物被碾的粉碎，变成了一片平地。广场上的数千人队伍在学生纠察队手拉手的维护下，集体向广场的东南角退去。大多数学生都加入了撤离的队伍，但也有极少数坚持不走的学生。我记得有一个男生爬上帐篷顶，面对成排压过来的坦克挥舞着一面红旗。我们在一边急的大叫让他赶快撤离，他就那样坚持着挥舞着手中的旗帜直到那个帐篷被坦克碾碎。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年轻的身影！

　　端枪及挥舞着棍棒的士兵加紧了对学生的驱离。有几个不知什么原因落在后面的学生在士兵的夹击下无路可退，突然向我们这边跑来。我们此时已手挽着手形成了一个保护圈。看到那几个学生躲到了我们的保护圈内，一些打红了眼睛的士兵挥舞着手中的大棒向我们扑来。我们大叫着我们是红十字会的，应当受到保护，同时把手挽的更紧，用自己的身体挡在士兵和学生之间。看到我们的红十字会旗和白大褂，那些士兵不情愿地停住了脚步。但坚持说那些躲进我们保护圈的是学生领袖，是闹事的暴徒，让我们交出来。而我们则坚持进了我们保护圈的，就受我们保护。我们绝不会交出任何人。就这样我们面对面地和戒严士兵形成了僵局。我曾和一个年轻的士兵这样面对面的互相怒视了半个多钟头。他已被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冲昏了头，打红了眼，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怒气和杀机。我想只要上级一句话，他手中的大棒会毫不犹豫的向我们挥来。

　　一个钟头以后，待广场的清场已基本结束后。才有人过来处理我们这批人。他们一开始提出的条件是我们可以走，但要把逃进来的学生和伤员留下来。这是我们万万不会答应的。我们的立场是，要抓就把我们一起抓起来，要放我们将一起走。同时正告他们我们属于红十字会，应当受到国际惯例的保护，希望他们慎重考虑怎样处理我们将会面临的后果。同时我们向他们提出，清场已经结束，我们红十字会应派人到广场各处巡查，看有无需要救护的伤员。

　　看样子怎样处理我们对他们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几经商讨，他们最后不得不同意让我们集体撤离的要求。但我们提出的巡查广场的要求也被他们坚决地拒绝了。这时天已大亮，只见广场上是一片狼籍，到处是坦克碾过的痕迹。广场上有一个个火堆，不知戒严部队在烧什么。

　　为了防止撤离过程中他们会来抢伤员，我们手挽着手形成了两道人墙，让抬着伤员的人和学生走在最中间，大家一起慢慢的撤离广场。在我们撤离广场的整个过程中都有持枪的士兵在押解着我们，同时他们尽一切可能阻断我们观察广场的视线。走出广场后，街上的市民都夹道鼓掌欢迎我们。我们中的很多人再也忍不住而失声痛哭。我们先步行到前门西大街北京急救中心，把伤员妥善的做了安排。然后大家一致同意留下签名，待六四平反的那一天一起出庭作证。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份宝贵的名单现在何处？

　　等我离开北京急救中心已是六四早晨八点多钟了。我留在广场上的自行车想必已被坦克碾成了铁片，而北京公共交通全部中断，我意识到我得步行半个北京城回医院了。我的一身血衣帮了我，长安街一路都有好心的骑车人搭我一程。此时很多一夜未眠的北京市民都来到了街上，街上人雍雍嚷嚷，议论纷纷。西长安街惨不忍睹，到处是被坦克压得凸凹不平的路面，冒着浓烟被烧毁的坦克、军车和公交车，横七扭八的人行道栏杆及一滩滩血迹。据老百姓说，这是北京城上百年来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等我回到医院已快中午，我们医院门前也有很多人，有两个焦急等待的同学一看到我就扑过来把我紧紧抱住，他们都以为我出事了。此时我也忍不住而痛哭失声。原来３日晚《紧急通告》公布后我们研究生队就清点了人数，当时只有三个人不在。而另外两个人也于４日早晨回到了医院，只有我到中午还未回来。他们都觉得我凶多吉少，不知该怎么办？看到我完好无损的回来，同学们都很高兴。同时围着我让我讲我所看到的实况。后来听说，六三晚上我们医院门口也打得很凶，坦克在医院门前还压死了一个航天部的职工。也有很多伤员送到我们医院抢救，而伤口的惨状让很多老教授们义愤填膺，后来联名给中央军委写信抗议！

　　虽说我们是部队医院，但当时医院的大多数医护人员和北京市民一样对六四镇压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慨。对六四的受害者们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我的六四经历让我在医院里享受到了特殊的礼遇。当时我正处在研究生答辩的最后紧张时刻，不管我到复印室复制资料，还是到计算机中心算数据，我都受到了一切开绿灯的礼遇。很多人明确表示他们支持我，我做了他们想做的事。还有人主动找到我，告诉我他在京郊有亲戚，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到他们那去躲一躲。这一切都让我非常感动，让我看到了人心所向。

　　六四后，北京市一片萧条。街上见不到行人，到处是站岗的军人和巡逻的军车。我因答辩的缘故，要到北医和协和医院去送答辨邀请书，所以六月六号又不得不骑车上了长安街。街上几乎见不到人，少有的几个骑车人和我一样一有风吹草动或看到巡逻的军车就跳下车来，就地卧倒。因为实在担心已成惊弓之鸟的士兵会向我们开枪。而疾驰而过的军车上的士兵们也经常会无缘无故的开枪。

　　据说当时北京市有失去亲人的老百姓成立的复仇敢死队。我们旁边的部队大院里有人被半夜摸了哨。各总部发出了不要穿军服上街的通令。而军科院则忙于对地方送给戒严部队的副食品做防毒检验。军民关系降到了建国以后的最低点。

　　在我答辨结束后的午餐上，几个北医，协和的研究生导师都感叹万分。有个协和的老教授说：“以前我是坚决反对自己的学生一毕业就出国的，现在我对他们说你们还年轻，能出去就走吧，这个政府是没有希望了”。也是从那一刻，我动了出国的念头。不过总的说来，我们医院对当时六四牵扯的人和事处理的非常低调。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不仅没有被处分，毕业分配时还按原计划留在了我们医院。

　　一晃十六年过去了，那长安街上迎着子弹冲上去的身影，那在清场时对着压上来的坦克挥舞着的红旗，那喷血的伤口还会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提醒着我不要忘记这中国民主运动史上惨烈的一页。

□　摘自《华夏论坛》

刊登在 2005 华夏文摘增刊 zk0506a.

赵紫阳：“武力镇压六四事件责任在于邓小平”

赵紫阳：“武力镇压六四事件责任在于邓小平”
请看博讯热点：六四 
(博讯2005年6月03日)    

     已故的赵紫阳开始开口说话了。本月1日，已故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气功老师，也是他的朋友、前新华社记者宗凤鸣（85岁）在六四事件即将迎来16周年之际接受了法新社记者的采访，并转述了赵紫阳讲给他的老故事。

     “赵紫阳曾明确表示流血镇压六四事件的责任在于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当时政府主张武力之外没有其它的方法，但是赵紫阳说，有很多避免流血事态的机会。为避免流血镇压，赵紫阳做出了很多努力。” (博讯 boxun.com)

     宗凤鸣称，赵紫阳在生前接受新华社记者杨继绳采访时，就六四事件做出了上述发言。宗凤鸣还说：“赵紫阳认为，中国应该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他相信如果没有政治自由，经济改革就不能正常进行，人民也会感到失望。但是领导层并没有接受他的想法，现在的中国也只推进经济改革。” 据悉，赵紫阳的原下属在2002～2003年升到最高领导层之后并没有解除对他的住宅软禁，对此赵紫阳也没有生气。赵紫阳只是说：“他们只是执行政策而已。”

     赵紫阳的原下属是指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等第四代领导人。在六四事件爆发时，温家宝任党中央办公室主任，他曾陪同前书记赵紫阳接见过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示威队伍。但是他们中的任何人也没有拜访过被软禁的赵紫阳。宗凤鸣称：“后辈领导人希望人民遗忘赵紫阳。赵紫阳被肃清是中国的悲哀，从此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完全封闭了。”

     据悉，赵紫阳虽然被软禁在铁丝网围绕的住宅内，但是仍然非常关心农民、下岗工人、贫富差距等国家大事，直到临死也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宗凤鸣表示，明知政府会反对，但也要把15年来与赵紫阳进行过的谈话内容写成书出版。 记者 吕始东 sdyeo@chosun.com

民运人士分析六四是否重现的可能

 

（中央社记者曾志远纽约二十八日专电）中国大陆民运人士李洪宽今天表示，类似六四大规模民主运动重现的有利条件，是北京政权自六四以来，本质丝毫未变，其次，通讯在十六年间掀起一场革命，互通消息的方式不再像以前那么落伍。不过李洪宽也认为，北京当局如今对学运的镇压“绝不手软”，是毫无疑问的事。

李洪宽今天在全侨民主和平联盟大纽约支盟的有关六四座谈及民运人士刘刚演讲会上，对中国是否再发生六四事件出提出利弊分析。

他说，当年六四之所以发生，是这个专制政权没做好准备，也没有想到最高领导阶层的赵紫阳会有不同意见。如今他相信领导阶层对类似民主运动绝无宽容、镇压装备也比过去好，逮捕人民绝不手软。

李洪宽提到有利的一面，包括中共政权十六年来根本没有解决问题，而且将问题扩及到教育、房屋、经济等更大层面，造成民怨沸腾。

李洪宽说，当时资讯科技极不发达，六四事件在天安门广场的他，竟然不知道西郊已经有军人开枪了。如今手机短讯几秒就可无远弗届，它也有利于大规模群众活动。

李洪宽形容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是一股外力，他期许这股外力在推动中国民主运动过程中，能转化为动能，加速中国民主化。

李洪宽目前是电脑网路专家，是“大参考”、“小参考”电子杂志的创办者之一。

5/29/2005 2:19:45 PM

六四事件三号通缉犯谈民运历程

5月29日报导（中央社记者曾志远纽约二十八日专电）六四民主运动十六年来从未曝光过的民运人士刘刚，今天道出六四带给他的经验，是中国当时已出现民主萌芽的契机，各组织间的沟通应更密切掌握机先，不要一味让学生当“民主先锋”。

刘刚，八九民运之前就投身中国民主运动，参加过一九八五年北京大学“九一八”学潮、主导一九八七年元旦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发起一九八八年人大会议期间的静坐示威。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时，他是学生民主运动主要组织者，发起成立“北京高自联”，随后成为八九民运核心领导。

就因长期参与并组织一系列重大民主活动，刘刚六四事件后被北京当局列为第三号通缉犯，仅次于王丹、吾尔开希，第四号才是柴玲。

天安门事件后半个月，刘刚在河北保定被捕，被判刑六年期间，桀傲不驯的个性让他“打还手、骂还口”，多次组织狱中政治犯绝食、罢工、罢课、写公开信给各国领袖揭发中共恶行。

一九九六年，刘刚在友人及美国政府帮助下流亡美国。与其他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不同，刘刚专心致力求学，未涉足民运界，也婉谢中外媒体的访问，随后一九九八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电脑硕士。

刘刚今天在全侨民主和平联盟大纽约支盟的邀请下，首度站到台前，侃侃而谈他的心路历程。对于主办单位称他为学运“领袖”，刘刚再三谦称“愧不敢当”。

他表示，参加民主运动“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国家”，而且它有利中国民主发展。刘刚指出，说他是“领袖”会对不起现在仍受羁押的民运人士，他愿意将此头衔留给这些人，留给未来出来领导民主风潮的人。

刘刚花了许多时间谈他在天安门事件前的民主运动，包括九一八学潮、天安门广场示威等；当时他的启发是，民运需要学生，需要有人号召、动员。刘刚也述及八九年成立“高自联”、五四示威运动及六四期间的经过，并指他被捕期间“每天都是故事”。

谈到当年每周三下午四时在北大的“白草原沙龙”民主论坛，及圆明园每周五下午七时的类似民主沙龙，刘刚兴奋地表示，它已成为学生打麻将、跳舞以外最想去的地方；而当时他的心情是，民主是中国必经之路，同时，他们是在不自由的环境下，享受着自由和民主的风潮。

对于六四的经验，刘刚认为，群众中应有一位登高一呼、四方响应的人物；其次，各组织间的连系应更密切，而不是一味只让学生当“先锋”，因为当时中国已看到些许民主契机。刘刚也体认到，民主运动中的示威、游行活动，应将它视为对当局的威吓、震慑力量，而不是将它做为终极目标。

5/29/2005 1:10:07 PM

八九“六四”见证者16年的辛酸泪

 

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罪恶的枪声击穿了中国人的所有梦想。今年是“六四”的十六周年祭，世界各地都将举办纪念“六四”活动，并将发表题目为‘血铸的历史、不灭的希望’十六周年祭文。“六四”的血迹永远鲜目，没有因时间而让人们遗忘。他们的血洒在了通往自由中国的路上，洒在了亿万人民的心上。

屈成今年35岁，天安门“六四”事件的见证者，在事件中亲闻目睹那日凌晨，军队开着坦克车，手握各种武器装备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当时北京人民大会堂平台上发了3颗信号弹，随即枪响。呐喊声，哀叫声响冲彻云霄。枪声让这些民主之士心中的希望破灭了，带着这沉重的枷锁过着别人无法想像的日子。

叙述当天不忍回忆

屈成告诉记者，他1988年考上北京大学，当年19岁的他读的是国际政治学，对未来充满着无限希望，希望自己所学来改变中国社会不公平的现状。八九年六月四日这一天，作为一名学生他有幸参加此事件，至今他不后悔。

但让他想不到的是，八九“六四”事件的学生爱国运动竟然要用鲜血、性命来付出，让世界爱好和平的人觉得代价是十分沉重。当时，在北京他被军警用警棒敲打在头部数次，鲜血直流，全身成了血人，致使头部严重损伤，现伤疤依旧，天气一变化就疼痛难忍，根据医生说头部裂缝达4.5厘米，需要长期护理才能延长生命。而他当场目睹同乡沈某被打倒在地，后来得知死在现场，同乡父母亲连孩子的骨灰都没有看到。另当时读中国农业大学的林同学当场受伤，回家之后经不起刺激而变成精神病。还有很多同学倒下了… …他不愿回忆当天广场的惨状，让人惨不忍睹，让他受伤的头裂痛。

屈成被公安打的伤疤(大纪元)

“六四时，我们学生不是死于不可抗拒天灾如地震，泥石流，不是死于水火的无情，不是死于饥饿、瘟疫，而是我们完全没有意思到死亡的威胁时，在我们寻求真理激情的时候，遭遇可爱可敬的“人民子弟兵”流弹、装甲车、推土机、卡车无情戮杀”。由于当局提前镇压导致学生死伤无数，屈成当时的眼镜掉在地上，手捂着流血伤口，仓皇逃离天安门广场。

逃回家乡9个月还是被抓

当年事件发生之后，他逃回老家躲了几个月，公安还是跑到老家把他抓去。他于1989年9月23日被捕，罪名“书写反革命信件，参加反革命暴乱”入狱一年，1990年9月22日出狱。同年11月14日又被捕，罪名相同，入狱一年半。1998年12月他去北京某著名民运人士家之后，公安又给他扣个罪名，再次被捕，入狱两年，2000年12月25日获得自由。

“从学生被捕被害之日起，是国人悲哀，为国家民族而悲哀。事件发生之后，学生只好任中共宰割，任凭戮杀。一个政党若是不听民意，改变民主，迎合时势，顺应潮流，那么其国人是十分悲哀，其国家也将走向极端。如今中共表面虽然改变“国际形象”，但是还是摆出其腐朽架子死不认错，思想制度压制了社会发展进步，该党将是历史罪人。”屈成说。

出狱之后过着拘禁、逃亡、人格受辱的生活

屈成总算捡回一条命，但16年来却过着拘禁、逃亡、人格受辱的生活。出狱之后，他每个月要到警察局报到一次，公安常常到他家报到，看他有否做“反党”的活动，让他非常怨烦。

由于他的“六四”标签，让他无法正常的工作，居无定所，周围的人对他非常排斥和远离，为了不造成亲人伤害，他和家人很少来往，过着孤独生活，他靠写稿、帮人写状纸… …维持基本生活。

虽然他生活非常低调，但是还是躲不过无妄之灾。周围出现什么不好的事情都诬蔑他做的，员警找不到理由的话，员警毁谤是他告密的，因此屈成多次被黑社会毒打，让他身心疲惫不堪。如今的他只能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毕竟生命宝贵，自由无价。现在为了躲开这些人，他远走他乡，给纯真可爱的小孩补习。

但屈成告诉记者，他的环境比其他“六四”学生，相对来说好多了。

他要退出共青团

可以看大纪元的新闻的屈成，在看了“九评共产党”后，觉得写得太好了，曾入团的他，已正式声明退出共青团。

结束语

屈成说八九年“六四”事件从最初的令人震惊到今天的让人追忆，从声势浩大的追捕到众说纷纭的反思，一直都不曾离开过国内外媒体关注的视点，而且海外舆论正朝着向平反六四发展。

然而中共至今未给予正名，让屈成等六四学生更觉得无奈和悲惨，当初国内腐败问题，深化改革，加强民主进程是众多学生合理愿望，学生们为努力实现这些目标而走上街头，发表文章，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支持与帮助，然而遗憾的是中共以“稳定局势”为名，竟以“反革命暴乱”定性镇压，非法地抓捕和残害手无寸铁的无辜学生，其实中共只为其掩盖腐败无民主的事实。

屈成从“六四”后一直过着失去自由的生活，头上的伤疤愈合了，心中的痛却永远无法愈合。他只是学运中渺小的一个小人物，却受到中共16年来的不平等对待。面对这一切，屈成心中的理想永不改变，相信有一天，自由、正义的曙光将照射到这块令人心寒的土地上。就如祭文所说‘ “六四”是中国人的十字架，决定了中国这十六年所有的选择和命运，虽然一代人的希望曾被无情地碾碎，但这个时代的精神却并不因此结束，它已化为了中国人永恒的图腾’。(http://www.dajiyuan.com)

5/28/2005 10:31:59 AM八九“六四”见证者16年的辛酸泪

朴实的民主斗士——李海

朴实的民主斗士——李海

作者：中国政治受难者后援会（筹委会供稿）
李海先生1954年5月2日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1982年任教于北京中医学院，1988年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联络部部长，1990年6月1日因策划、组织“64”一周年纪念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收容审查”209天，1995年5月31日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被逮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2004年5月30日刑满释放，至今无业。

在国内的民运圈中，李海的朴实可谓是大家公认的，本文只从事业和生活两个方面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一下他。

“64”天安门屠城后，李海先生继续坚持民主理念，于“64”屠杀一周年前夕积极参与组织、策划纪念活动，后被收容审查近7个月；1993年他与全国各地的民运人士联系，收集各地因参与“64”而被判刑的反革命犯的姓名、地址及联系方式，并送达国际组织对中国政治受难者的人道捐款；1994年他参与起草“和平宪章”，呼吁中国政府顺应历史潮流，公正评价“64”爱国民主运动------李海先生在追求真理、正义与良知的过程中是一个始终坚持做实事的人，尤其是他在烈日下骑个自行车、穿个破背心儿将国际人道救援组织的捐款送达一个个政治受难者的手中这一往事，早已在民运圈内传为佳话。

生活中的李海就像个苦行僧，不沾烟酒，只求温饱，至今单身。他冬天穿件晴论棉的薄的不能再薄的上衣，脚上穿的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棉窝；夏天则是大裤衩、大背心，背心上布满了数不清的小洞，脚穿一双胶底片儿鞋------在与朋友的交往中，个头矮小、身体单薄、戴着一副深度近视镜的李海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谦虚和宽容，有时还有些腼腆，从外表上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是一个中共专制政权恨之入骨的民主斗士。

在2004年5月30日李海刑满释放至今的一年中，李海先生一如既往地坚持民主理念，不断谴责中国政府肆意侵犯人权的罪恶行径，与此同时，中共警方则对他日夜监视、监听，敏感日期间限制其出行、会友。

目前，身患高血压、胆结石、美尼尔综合症（这些疾病是在北京良乡监狱长达9年的服刑时落下的）的李海先生无工作、无收入、无钱治病，穿衣吃饭靠年近80岁的父母的退休金维持。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寒山：从史景迁纪念赵紫阳谈起

寒山：从史景迁纪念赵紫阳谈起
(博讯2005年4月09日) 
     史景迁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去年是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只有一年的任期，实际上是一个荣誉性的头衔，具体工作由三位副主席来做，因此他们的任期是三年。在美国历史学会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只有两个汉学家担任过这个职务。 (博讯 boxun.com)    史景迁的英文名字叫JONATHAN SPENCE，因为他研究中国历史并崇拜司马迁，所以取了这个中文名字。这里我们要说的不是史景迁研究中国历史的心得，而是不久前赵紫阳去世后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最近有人翻译成中文，题目叫“赵紫阳逝世：对英烈的恐惧古已有之”。 
     
    史景迁在文章中说，中国历史上在关键时刻一直有仁人义士为改革和反对暴政而献身，他们的名字使统治者们感到恐惧，例如戊戌六君子、宋教仁和闻一多。赵紫阳当年因为反对镇压学生而被中共废绌，后来虽然没有被杀，但长期被软禁。他逝世后中共竭力压制对他的纪念，正表现了这个政权对英烈的恐惧。 
     
    史景迁的这篇文章就内容来说，在众多的对赵紫阳的评论和褒扬中毫不起眼，但他的身份却使得这篇文章有点非同一般。美国有难以计数的人在研究中国，很多人不但以此当上了教授和研究员，而且常常申请到数万甚至数十万上百万的研究基金。他们并不是不了解中国的现状，但愿意公开在重大问题上发表批判中共政权文字的人是少数。很多人不但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名字被中共列入 “对中国人民不友好”的黑名单上，而且根本就不愿意卷入政治问题。特别是那些不研究中国当代历史和现实的人，本来就没有必要非要去谈中国的政治。 
     
    但问题是，即使在那些专门研究二十世纪甚至当代中国的学者中，在课堂讨论、学术会议和私下谈话中他们可以畅所欲言，但对于在新闻媒体上抛头露面则是敬而远之。即使在报刊上发表政治评论，他们也常常“客观中立”地探讨中国问题的来龙去脉，回避价值判断和道义裁决。 
     
    对比之下，史景迁虽然写过很多和20世纪中国有关的著述，但他更是一个明代和清代历史学家。以他的学术地位和研究领域，换一个人或许会爱惜自己的羽毛，对现实政治持所谓“超脱”的态度。但这一次他在世界性大报上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好恶，把中共和历史上那些屠杀仁人志士和扼杀改革的腐朽政权并列，表现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良知。 
     
    看到史景迁这篇文章时，正是清明时分，加上史景迁文章中提到了中国的“英烈文化”，不由得引起了一些联想。史景迁说，中国腐朽的统治者一贯害怕“英烈文化”，这一次他们也害怕赵紫阳的名字被列入“留名青史的历代改革者的行列”。这当然是对的。不过我想说的是，对于所谓“英烈文化”，中共不但不陌生，反而是中国历史上运用得最为登峰造极的一个政权。 
     
    中共建政以来的一大特色就是无处不在的的“英烈文化”。从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到各个省市自治区直到县一级的“烈士陵园”和纪念碑，可以说遍布全中国。过去每到清明节，所有的学校和单位都要组织去扫墓，还常常在这些墓地举行新党员新团员的宣誓仪式。当我在小学和中学时，记得每年清明节那一天都要在墓地外面等上好几个钟头才能轮到排队入场，在宣读誓词后还要绕着那些死人的坟墓走上一圈。扫墓不过是“英烈文化”的一个部分，学校教育和各种出版物上更是充斥着中共“烈士”的事迹。这个局面直到今天还没有大的改变。在九十年代初，面对“六四”造成的统治危机，中共忽然发下文件，要全国各个城市建造当地的“革命历史博物馆”，一时全国大兴土木，数年间几百所此类博物馆拔地而起，成了当地“革命传统教育”的场所。而与此同时，成百上前万学龄儿童却因为没有校舍而读不了书。 
     
    中共的“英烈文化”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多年苦心经营的。它有两个目的。一是用“成千成万”的死人来证明它的政权的合法性，中共的逻辑是：有那么多人为我党献身，难道还不说明我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吗？二是让中国人民子孙万代都觉得欠了共产党还不完的债，因为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共产党人流血牺牲换来的。 
     
    中国人要从中共的心灵奴役下解放出来，就必须拒绝中共的“英烈文化”。总有一天，清明节时人们不用再被迫前往那些“烈士陵园”，而是去悼念数千万中共极权统治受难者的英灵和冤魂。 

    ——自由亚洲电台

岳芸：清明未到中共已胆寒 专访北大李海

李海(左)探望不久前被公安便衣暴打受伤的胡佳(大纪元)

清明未到中共已胆寒 专访北大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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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讯】(记者岳芸采访报导)中国传统的民俗节日清明节在台湾与香港，人们祭拜祖先、扫墓、慎终追远。而在中国大陆，因为1976与1989年的四五运动对政权的冲击不小，导致今年清明节还未到已经令中共相当胆寒，防范民众追悼今年初病逝的赵紫阳。民主人士李海在受访时表示，这种做法肯定是使人更加离心离德。记者于北京时间4月2日晚间采访李海，六四镇压时，他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班研究生。李海说已好久没去北大了，现在不知道情况怎样。“这些年北大让人失望的东西可能会多一些，但是像给中宣部上书的焦国标这样的还可以。”李海表示。
关于这次清明节，李海说没想做什么事情，因为在监狱待了九年，回来已十个月了，他只是想休息一下，适应一下吧。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从李海出狱以后，这已是第八次限制他的自由了。第六次是赵紫阳逝世的时候，限制他半个月的时间；这次恐怕要长一些，大概要二十天。第七次是开两会的时候，软禁了十五天。然后他休息了几天，一个礼拜还不到，又开始限制他的活动，就是这次。

出狱不到一年即八次被禁足，赵紫阳逝世的时候，被限制半个月不准出门(大纪元)

李海说：“这个很讨厌的，如果我出门它们跟踪我就谢天谢地了。问题是它们根本不允许我出门，现在经由我与它们争了之后有个变通，就是我到附近买点食品还可以啦，但是其它事就不可以了。如果我想做自己的事，就不许可了，要经它们批准，就是什么事都不能做了，等于就是软禁了。”
整个三月份有三十一天，只给李海六天的自由时间，其它时间都被软禁。
李海：“特别是这一次，清明节是4月5号，它们3月26号就来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清明节也没任何打算，我现在唯一的打算就是不希望它们这样，能够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
帮助六四受难者家属而入冤狱
在被关押的九年时间，李海都在北京郊区的监狱，没换过其它地方。李海说，九年时间里很突出的一点就是虐待，虐待还比较严重的，就是搞精神上的摧残、折磨。通过折磨来洗脑，如果不屈服就要洗脑，剥夺睡眠，犯人不断的来找碴、骂呀，就是不断的折磨你，做一些非常繁琐的劳动，不是体力上的，而是精神上非常繁琐的折磨。
那么，他如何挺得过来呢？李海说：“我认为我没有错，这个案子它制造的很虚假，所以这个东西我不可能承认的。”
当时李海帮助了一些因为六四而受难的家属，把中国人权的人道帮助的钱转给这些家属，因为这样的事情它们就捏造了李海的罪名，变换了好几个罪名，最后就判他九年，给他捏造了三个罪名：流氓罪、泄露国家秘密罪、刺探国家秘密罪，最后的罪名是指像特务一样刺探。
家人对李海的冤狱是很同情的，入狱那些年父母每个月都去看他，这样就看了八十个多月吧。李海父母亲年龄都很大了，今年父亲78岁、母亲73岁，那段期间每个月都跑，非常辛苦。
北京成了公然犯法的地方
“现在我越来越明白流氓是什么意思了，‘流氓治国’用来形容大陆很贴切。那段时间我以为流氓是特例，用各种非常不光彩的手段，让人一眼看穿的手段来迫害我，把我硬性关押九年，当时我以为只是某些的个别流氓行为。”李海说道。
北京是国家的首都，应该展示自己法治文明的地方，公安机关是国家的执法机关，应该是执行法律、保卫法律的。而在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就是它的立法机关，最高权力机关在那里起作用，法律应该得到非常严格的遵守。李海这么认为。
结果出狱之后，李海在短短三百天左右发现，在首都，人民代表大会或政协开会的时候，它们公然由公安出面来违法，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这是对人的权利的剥夺。它们也不否认违法，而且违法的规模很大，当时大概是几十人，可能还要大，而且每人都被剥夺了半个月的自由，公然的这么做。
3月2号下午到3月17号，十五天半的时间，李海被软禁了。其他民主人士也同样的遭遇，以其规模大、时间长、密集程度高，这些都是明显的违法。
李海说：“因为我们根本不准备在两会期间做任何事情，我唯一关心的是把自己的事做好，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它们就跑回来这样软禁，没什么理由，也没有法治上的依据。”
“事实上的理由也没有，就整个剥夺了。我觉得这就说明这样做的决策人，可能就以此要向全世界来表明，它们不怕中国的法律，它们敢于最大限度的违背法律，这就是它想折腾人的生命吧。”李海表示。
“人民代表大会是15号闭幕的，17号还来，18号才许我自由。到了20号又来找我，因为赖斯来了，20、21号又不允许我出门。22号我松了一口气，以为至少有十天的时间是自由的吧，到了26号它们又来了。”
因为说自己是冤屈就被看管
访谈时，李海颇关心齐志勇的状况，说齐特别不容易，身患四五种病，高血压、糖尿病、肝炎、脑血栓，对人来说很有危险性的，而且经济上也很困难，又是残废的，腿遭打掉半条，现在对他的看管也是很严的。
“齐志勇只是说了些话，对自身的遭遇没有保持沉默，说自己是冤屈的，只因为这点，现在就把他当犯人一样，这对法治国家是很奇怪的事。如果你依照法律办事就要消灭你，要剥夺你的自由；你要违背法律这倒好，这样看起来就是暴力统治。”
李海说：“希望你们多关注齐志勇，他现在本身是非常困难，精神上也很苦闷，主要是今年太密集了，今年对我们的看管太密集了，这次是第四次了，现在才三月份刚刚结束。第一次就是赵紫阳去世，第二次是两会，第三次是赖斯，第四次是清明。”
“实际上它们对自己的共产型态了也不信了，它们的意识型态对外人可能是有害的，对它自己还有个约束力。如果它们按照人看起来很光彩的意识型态去做事的话，至少有些个人的事它们做不出来。”
“它们现在的意识型态就是流氓无赖了，就是我怎么做都可以，这样的事如果被统治者来做，只是危害到一个人或周围的几个人。可是它们是统治者，它们要求的权力就是要统治一切人，所以一个流氓如果骑在很多人头上那就祸害很多人。”
中共只顾自己不管别人
至于像齐志勇、王国齐被警方带走，李海说那种软禁方式比他现在这样还要不舒服一点，就是把你带到宾馆或者招待所。
“我什么都没做啊，凭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我现在就是想不清这道理。如果我什么也没打算，凭什么把我软禁起来？”李海道。
在中国这地方，它们好像想把这件事情变得习以为常。它们折腾的方式真是很奇特的，因为没理由嘛，它这样的统治方式肯定是使人离心离德了嘛，它只顾自己不管别人了。李海表示。
最后，李海非常谢谢海外朋友的关心，虽然封锁得很厉害，有网路的海外支持，把它们的邪恶曝光，有些会比较收敛一点，这肯定是有效果的，其实它们也怕丑。@
(http://www.dajiyuan.com)

4/3/2005 8:48:21 PM

破碎的受难—— 试论廖亦武从诗歌躁动到底层勘探的书写历程

 2005年2月23日 康正果

    廖亦武更多文章请看廖亦武专栏
    一
     一九七七年高校恢复招生后，正当上学年龄的廖亦武曾多次热心赶考，无奈他顽冥的屁股与教室的板凳终无缘分，连年落榜后，只好放弃科场，去川藏公路上开起了卡车。那是十年动乱刚落下尘埃的年代，中国社会百废待兴，经过招考的筛选，多年积压下来的人才多在纳入国家干部的生产线之后得到体制的养育。眼看着那么多能读的会写的各得了其所，几经碰壁的廖亦武难免有些失意的落寞，好在他从小受惯了排斥，人已磨砺得皮皮赖赖的，每受到冷遇，不只不屑于诗人式地自怜，有时还会来点自嘲，甚至把自己的那些落魄相在诗文中漫画上几笔。比如有一次赶会场的经历，就让他写得颇为闹剧：那是一处礼堂，里面有名人正作演讲，一群闲杂人员被拦在门口，没有入场券的廖亦武也挤在其中起哄，因与把门的发生口角，叫那厮一巴掌拍到两米之外。他当下被打恼了，捞起块板砖，就要砸将过去。
    这捞砖的姿态很戏剧，也很象征，从某种程度上说，廖亦武强烈的表达欲即起于此一砸摊子的冲动。而那块在握的砖头，更物质地体现了他硬闯诗坛的文字力度，以及其后日益增长的抗争气势。不过那一砖当时并没真砸下去，据廖自述，是让一位很爱才的老诗人碰上现场，及时制止了他的莽撞。他不好意思地丢下砖头，随即在老者带领下，也以诗人的身分进入了会场。
    开车的差事，廖亦武那时早不干了。自发表了《高原》、《大盆地》等乐观向上的诗作，他接二连三获官方诗歌比赛奖，诗坛上已名声大噪。廖亦武至此方才看出，文山学海上别有快捷方式，原来读大学挣文凭并非进入体制养育的唯一通道，对于爱好写作的文学男女，文联、作协及其掌管的报刊，包括延伸到基层的文化馆，全都蜂巢蚁穴般各敞户牖，只要你善于按既定的调子摇摇笔杆，有的是甜蜜的小位子收你入伙。进入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艺界已较前宽松了许多，你露出点批评的芒刺也好，搞些雕虫小技的先锋试验也好，只要尚未触及政治要害，只要知趣地把握好分寸，伪自由写作的共荣圈多少都会让你沾些党国的恩泽。就这样，凭那些咏叹了土地、祖先及其血脉的诗作，廖亦武很快敲开体制的大门，干上了抄抄写写的工作。他从小就爱读爱写，即使现有的差事近乎文字打杂，比起把住方向盘终日在山路上颠簸，还是要来得顺手和带劲多了，更何况还荣膺了诗人的头衔。那时候中国社会正处于文学过热的年头，写诗的和读诗的都热昏了头，跻身在巴蜀诗界的袍哥群中，廖亦武和他周围的一伙知青老顽童互相感染着，拖一身插队生活留下的盲流习气，连带着没发散完的文革造反余热，再搅拌上各人的文学野心，遂在群体的膨胀中爆发出飞扬跋扈的诗歌躁动。
    这样看来，礼堂内外的那幕戏还真有些象征意味：进得去还是进不去，显然是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进去了，就有位置，有饭碗，有写作和发表的特权，有由此而来的一系列名利。进不去，就什么光也沾不上。你尽可以在门外发你的莽汉主义嚎叫，但你那些码成诗行的文字只能在你们同仁的地下刊物上印出来，若惹上非法出版的麻烦，随时还会遭到警方的干涉。这就是中国文学界两极分化的对立形势：你不就范，便得出局；不受限制，必挨制裁。从体制外刚挤入体制内的廖亦武野性未驯，还不太懂得里面的规矩。一九八四年，他调到涪陵地区艺术馆，受命主编新创刊的馆办杂志《巴国文风》，同时还暗中编印四川的地下诗歌刊物。在被容忍的边界上，他顽皮地溜出窜进，踏着舞步向布雷区的纵深处穿行而去。
    其实所有的出轨行动都是叫压制封闭激出来的，中国的先锋诗运动正是在这一恼人的写作缺氧条件下产生的词语熰烟现象：它先天地缺乏充分发热发光的空间和资源，结果就熰出了那么多烟尘雾罩的文字，冒着发黑的火焰，发出烧焦的气味。这种精神分裂症的境况使廖亦武陷入极度的幻灭，一九八五年以后，他不再写那些歌咏土地和祖先的诗篇了，体制内的饭碗已把他喂到了十分憋尿的地步。他恨不得登上一处制高的顶楼，小天使一般欢畅地撒泡热尿，好给整个干瘪的城市浇一头阵雨。就是满怀这一“创造性亵渎”的狂念，他创作和发表了“三城”系列以及其它长篇诗作。
    二
    廖亦武属于知识贫乏中饥渴过来的一代人，与很多参与先锋诗歌运动的作者相类似，他也是读了些偶然踫到手的西方诗作译本，受到诱发的创作激情才一发而不可收地井喷起来。廖诗的英译者戴迈河（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ａｙ）指出，廖诗先后受到过惠特曼《草叶集》、但丁《神曲》和金斯堡《嚎叫》的直接影响（參看戴迈河的論文：《廖亦武在“死城”中》，見“新青年学术沙龙网”）。但实际地看来，所有这一切影响充其量也只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由于各方面存在的差异实在太大，从影响到接受，其间的可比性是极其有限的。即使是形式上造了些现代启示录（ａｐｏｃａｌｙｐｔｉｃ）声势的“三城”系列，模糊的启示录像响也仅虚晃了几枪，很难说这些长诗与西方启示录文学的传统有多少实质性的联联。要论廖诗所唱的那怪调子，我看它倒更像是“启示录”的反调。至于他那个以先知自居的阿拉法威，也不过拿先知的名号当黑面罩戴上，神秘得煞有介事而已。也许起这个怪名字，是要在字面上与阿拉法特称兄道弟，也许只是戏谑地谐音了上海话，作势要摆出“我发威”的酷相。不管其中的玄机或玩笑是什么，通过阿拉法威的串演，廖亦武的“创造性亵渎”毕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泄。阿拉法威是一个体现了“对立与综合”原则的人物，他的杂拌声音混淆了神魔，杂糅了人兽，迭合了主与客、我与他，既代言了诗篇作者的狂想，又被处理成他肆意诅咒的靶子。正是通过这个顶着先知名号的反先知，廖亦武把一系列极端对立的东西在他的言说载体上强行扭结在一起，进而从中聚变出极度悖谬的词语爆破力。正如《幻城》起首的诗行所云：“一些人像刽子手，一些人像待决的囚犯，／而你，身兼双重的角色。”或如从《杂种》中发出的狂喊：“我们是一群企图杀死水的鱼。”他的阿拉法威就是这样一个自打耳光的悖谬人物，集施暴与受罪于一身，以玩世的姿态公布启世的教训，见证着灾难，同时不可救药地卷入其中。他是词语迷狂的化身，在这个“意义”衰败的死城中，他分身为历史崩溃的碎片，最终以自毁的方式引爆了整个世界。为了把个人的沉沦夸大为人类的劫难，廖亦武让他的阿拉法威口吐大量腥秽的词句，看他那滔滔不绝的阵势，似乎语言堤防的溃决只有这样血肉模糊屎尿横溢地冲刷下去，这块土地上淤积的千年脓水才得以排挤干净。
    应该如何定性这些读得人喘不过气来的诗行呢？是词语腹泻？是书写谵妄？是巨大的社会梦魇缠住了魂，鬼使神差那抖动的笔端心电图一样通传了紊乱的不祥？还是所有这一切错综交织，构成了诗谶型的文化先知症状？
    先知者，“春江水暖鸭先知”之谓也。地震前老鼠的群徙，大雨前蚂蚁的忙碌，都属于自然界的先知事例。先知并不都是一副古代圣哲的模样，未必都皱起忧国忧民的眉头，形象高大得让人肃然起敬。从以往的情况看，中国式的启示录往往是从那些疯癫的边缘人或浑无机心的妇孺口中道出来的。凤歌笑孔丘的楚狂接舆是先知，历朝正史中《五行志》所录的童谣均为先知性的韵文表达。当政者之所以极度惧怕此类谜语式预言，指斥其妖言惑众，就是因为它通过某些特殊个体的语无伦次，泄露了群体无意识层面的恐惧和欲望，“谣传”了被压抑在社会夹缝中的呼声。廖亦武未必认真读过《圣经》，也未必思考过中国的谶纬传统，但在巴蜀先锋诗群中，也许就数他边缘，从小即受家累，吃过不少苦头，生性又憨中有悍，踫到“管不住自己手脚”的时候，还可能显得有些癫狂……正由于他具备了这一特殊的身心素质，血肉中多了些敏感而坚韧的感受细胞，这才叫社会感应——社会现实中弥漫着的，足以激发人做出反应的信号、征象、事件等——那只看不见的手抓起脊梁，嵌入了蒙克那幅叫做《呐喊》的画框。幸或不幸是很难说了，反正他在跟着感觉走，自踏入灾难的漩涡，张口向天地发出尖叫便定型成他的生命姿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廖亦武自封的“巴人村先知”头衔视为他头上的棘冠，而那个“阿拉法威”的外号，则可看作他给自己披上的一袭捉襟见肘的紫袍。他以为他那些好斗的诗篇无非纸上谈兵，不过放了些笔头空枪，哪料到戏言会成真，到后来，很多以恶谑取胜的警句都成了对他自己的诅咒。
    词语的迷恋就是这样一个魔幻的十字架，背上了它的重荷，就很难扭转那惹人侧目的姿态，走不出仿佛是命运框定的角色了。廖亦武的写作因此而有了受难的性质。他本来只醉心玩他的词语的万花筒，在诗行的滚动中追逐“创造性亵渎”的新奇花样，至于都有些什么邪门儿的力量潜入其中，他自己并不清楚。那里面有创伤的记忆，有不祥的预感，有内在与外在、自我与他人之间混乱的交感，有这块土地上几十年来积累下的冤气和戾气，所有这一切都在他遣词造句的过程中杂沓而来，趁势潜入，通过他“自动书写”的诗笔，汇成了一曲巴赫汀所谓的狂欢化众声喧哗（ｒａｚｎｏｒｅｃｈｉ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ｌｏｓｓｉａ，參看刘康：《对话的喧声》，台北：麦田出版社，１９９５，页１４－２４）大混唱。
    就我自己粗略的阅读感受而言，这混唱传达的声音至少展现了以下几点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末世心态：一是对暴行的顽童式戏耍态度。《死城》的引言中有这样的发问：“你听见过睾丸被揍爆时发出的那一连串脆响吗？”这发问的声音似乎来自一群淘气鬼孩童脸上疑惧的好奇，器官的撕裂现在与血肉之躯毫无关联，那响声好像来自一鞭被点响的花炮。只有在中学红卫兵整治牛鬼蛇神的暴行中才会有这类胡闹的残忍，只有在人命太贱的中国人群中，才会对身体的残伤如此漠视。因此可以说，“死城”的噩梦首先折射了一个把破坏和伤害等同儿戏的现实。二是对灾难的看热闹心理。传统的启示录均以大恐怖景象警告灾难的降临，宣示灾难，意在对人世间的罪行发出威严的恐吓，其中总是蕴涵着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警世的目的在于救世。廖诗中的灾难并不显示出威胁罪恶的警告，铺陈灾难，反而增强了罪恶的渲染。毁灭满载着狂喜到来，末日热闹得胜似节日。仿佛已认定这世界没有出路，所以干脆就把同归于尽当理想的结局去期待了。在此，“死城”又成了一个以死亡来拥抱灾难的终结性装置。纵观今日华夏大地上到处出现的自焚抗议，矿难、爆炸、集体中毒、暴力冲突等大规模的死人事件，廖诗的众声喧哗中，似乎隐约传出了红朝末世民不聊生，因而民不畏死的惨叫。三是特别专注污秽事物的逐臭趣味。廖诗中的阿拉法威也是一个带动了种种劣行的脏鬼，他的世界形同蛆虫乱动的粪坑，从头到脚散发出浓厚的嗜粪狂（ｓｃａｔｏｌｏｇｙ）气息（至今仍存在于美国居民中的一种风习。嗜粪狂者群聚供奉粪神的庙宇中，裸裎便溺，遍污神像。当此热狂达于峰巅，臭气熏天中常会发生群体的放纵通淫，当众吃屎则是崇拜粪神的仪式中最为荣耀的一幕。粪便狂欢后，庙内粪便均清出肥沃庙外草地上的野花，嗜粪狂者餐此野花，以待再次崇奉粪神的仪式。此外，嗜粪狂也特指文字书写中以铺陈秽物来制造幽默和性刺激效果的修辞方式）。他头顶马桶，以他的自秽腌臜别人，在他的身上，性动作和排泄的并置频频被用作无耻的挑衅。污秽与淫秽的拼贴于是在“死城”中达到了沆瀣一气的地步，以致种种肮脏的场景都焕发出了兴致勃勃的活力。透过此一被推到极端的脏趣，你也许不难一瞥到中国人日常生活中藩溷化和家畜化的一面。众所周知，中国已是世界上污染和卖淫大国，呼吸吐纳在这一腐败的大环境中，正如一个人置身被动吸烟的境地，你不想沾脏，脏也要染你。廖诗中的脏趣正是那弥漫的腐蚀抹不掉的湮痕。
    总的来说，廖诗中杂乱的意象很难说有多么确切的寓意或具体的象征，综观这些呈泥沙俱下走势的词语堆积，也许自其涌现之初，即趋向于淹没意义，梗阻理解，堵塞鉴赏，以致堆积到最后，形成了一个自我活埋的文本。把那么多方块字密密麻麻不加标点排列起来，也许就是要制造一种纯形式的模拟，模拟在中国大地上随处可见的太多、太滥、太贱、太浮、太缺乏空间等纷乱的视象，让你在惊叹一个诗人对他的想象力如此挥霍过度之同时，眩晕一阵，再为诗篇的不堪卒读和意义世界之一团乱麻而长长吐一口闷气。
    据廖亦武多年后完成的《证词》（香港：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４）一书所述，当时他的诗歌躁动正处于亢奋阶段，他说他“才情和野心都空前膨胀”，说他“像水桶一般朝外倾倒诗句”，还说他写到势头上，甚至觉得疾书的笔端与勃起的阳具上呼下应，下面的仿佛在给上面的鼓劲。的确，几年的众声喧哗浸染下来，他已写到入魔中邪的地步了。每至间歇，他偶一警觉，都有点怕这样躁动下去会刹不住车。他特别提到一位友人来信中对他提出的警告：“你的不幸在于，你的生命力过于旺盛，过于追求那在致命的追索中变得越来越可疑的生命本质，所以注定要加倍地饱尝这被围困窒息的痛楚。一代又一代人在做着灵魂的困兽之斗，徒劳，然而绝非无功。关键在于，你不能让你的诗再一次扼杀你的生命。”（《证词》，页２９）
    那友人不幸而言中，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鬼使神差下，廖亦武写成长诗《大屠杀》，并朗诵录制成磁带。随后东窗事发，诗案大兴，他与一大群同案犯都进了监狱。
    三
    《大屠杀》之题早在此前的一年就已拟定，并起草了一些片断。据戴迈河所述，那本来是为《杂种》三部曲所写的最后一首，主题是“反映现代物质文化对精神的毁坏。”如上所述，廖诗的书写带有一定成分的诗谶型文化先知症状。在六四事件爆发前的一段时间，廖的诗歌躁动之日趋剧烈，显然是与中国社会反中共专制和抗拒民主改革这两股力量的对抗日趋尖锐呈同步上升趋势的。于众声喧哗之中，诗人似乎已直觉出中国社会上蠢动的杀机，“大屠杀”这诗题不幸而成了一个定时爆破性质的语符装置：纸上的屠杀早预映出现实中的屠杀，一时的狂想已铸成了难逃的劫数。诗人愈是敏感到毁灭的恐怖，他发痒的血液愈是膨胀出自毁的冲动。
    顺便指出，廖亦武的诗歌躁动还与他的“行动艺术”观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是那种天生就喜欢朗诵的诗人，纸上的书写远远满足不了他表达的冲动，大声的朗诵再加上动作，特别是聚众表演出来，于他才最为过瘾。因此，把诗歌的制作导向行动，或者说制作一种“行动诗”，乃是他诗歌躁动的一个明显趋势。而与此同时，他和他周围的莽汉们还把诗的概念扩充到日常生活，随时都准备以诗化的行动
    介入社会事件。关于此一诗化行动，需要在此插入一点简要的说明。在中国大陆，自从中共在其社会动员中全面贯彻政治宣传以来，不只与审美经验沾了边的文化活动无不受政治的感染，而且政治呈现出霸占审美的趋势，它渗入文化实践的领域，往往以准审美活动的方式影响到人们的日常感受。在这种极权的扩张无处不在的情况下，情感生活越是趋于贫乏，感官的愉悦越是被剥夺殆尽，置身于群体政治行动中的个人便越是容易受到政治狂热的鼓动。当一个人只有在群情激奋中才能感受到自我的提升，才被允许公开宣泄激情时，连一次经过主席台前的游行或高音喇叭传出的《国际歌》歌声都会使他／她激动得流泪，也正是在这一类傻疯傻闹的群体活动中，贫乏的个体才反复经历了被昆德拉讥之为“媚俗”的政治审美快感。这就是长期以来，在中国大陆的政治语境中生活的人或多或少都难免的一种 “受魅”（ｅｎｃｈａｎｔｅｄ）现象。
    廖亦武自然亦难能免俗。比如在学潮初起之日，看见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他立即就联想到列宁的那句话，一时间恍如迎来了人民的盛大节日。这一传染病式的兴奋也反映在他《诸神的堕落》中的一段说法。按他的说法，各种社会活动都可以搅入艺术杂烩的汤锅：“行动艺术在今天已不是一种绘画概念，而是一个搅拌器，掺和政治、经济、文化、权利、民族素质、集体和个人潜意识的压抑与释放等等，有时还涉及到警员和法律。”他甚至认为，“文化革命就是一次空前的行动艺术。”这样看来，在廖亦武的“现实审美”观中，广场上的绝食静坐与毛泽东当年在天安门城楼召唤起来的语录本红海洋便有了遥相呼应的联系，在这异时而同地的场所中，同样令人心醉神迷的东西就是那含混笼统的“行动艺术”。所以从他家的楼窗俯览涪陵学生游行的盛况时，电视上看到北京的抗议行动高涨时，戴迈河带来当前形势的消息时，在廖亦武的感觉中，“那些游行、示威、罢课、请愿、静坐、对话、口号、绝食、晕倒、救护车、市民和警员，”全都“构成了一次极其精彩的、悲壮的行动艺术。”
    仿佛舍不得败坏从观望中获得的兴奋，面对这一盛大节日的场景，廖亦武的激动多少带了些窥视癖的成分，似乎越是把自己限制在代偿性的参与中，便越是能蓄积出箭在弦上的爆发力来。也许这就是自学潮闹起，廖亦武虽满怀诗人的兴奋，却一直与实际的群体行动保持了距离的一个心理因素。但随着戒严部队向广场挺进，电视机前的全国公众开始受到刺刀的挑衅，廖亦武再也难以在他的行动艺术观中保持原有的兴奋了。政治毕竟不是艺术那样闹着玩的事情，无论是广场上的学生，还是支持学生的民众，都不能单靠行动艺术性质的群情激奋去继续斗争，坚持到底。等到坦克在街上横冲直闯，开花弹射向行人，大兵的靴子踩过市民的尸体，“国家意识形态同一个诗人的本性发生剧烈冲突”（《证词》，页４０９），从受魅中悚然惊醒的廖亦武才不得不起而反抗。他为自己的回天无力而满怀气愤，更为自己做不了实际行动的英雄而暗中自悲：“你生就一个刺客的灵魂，你本该做荆轲聂政，但是当你茫然四顾、须发贲张的时候，竟无剑可拔。肉体，这生锈的刀鞘，这哆嗦的手脚，这骨缝里的霉斑，这瞄不了枪的近视眼。”（页４０）然而明知如此，他还是“身不由己要充当一回英雄”。他没生就王维林那拦挡坦克的腰杆，没坐上杜宪那面向全国观众佩戴黑纱的播音员位置，也不具备公开谴责屠杀暴行的杨宪益接受外电采访的老学者资格。他知道，“历史否定任何情绪化表述，它偏重于时间、地点、人物以及干了什么”。（页４７）现在，他只有可惜自己不是个人物，没碰上人家人物适逢的时间和地点了。于是他再次退入他那行动艺术的阵地，带了一丝自毁的冲动，用词语的倾泻发起了“我抗议”的意淫。
    这就是《大屠杀》一诗的制作。对自己从诗歌躁动向政治抗议的戏剧性转化过程，廖亦武在《证词》一书的开头部分做了极其逼真而生动的描述。
    这首诗所表现的抗议不是独白式的单向谴责，而是多声部的凄厉交响。诗人再次被社会感应那只看不见的手嵌入了蒙克的画框，他现在处于灾难的漩涡，他的使命就是张大叫喊的口，一任那枪杀声、怒吼声、哭嚎声、叫骂声、恶的咆哮和弱的哀泣以及种种声响纷乱地迸发出来。他确实迷狂在“声音与愤怒”（ｔｈｅ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ｒｙ）之中了，不但国殇冤魂附了他的体，杀气凶厉也咬住了他的魂，屠夫与遇难者，抗议的一方与镇压的一方，两股怒气纠结成绳索，死死缠住了他，通过他这个写作转换器，众声喧哗成话语流奔涌出来。情绪的激昂已不容诗人严正地发表那种登台演讲式的控诉了，屠杀的现场现在洪水般泛滥到被朗诵出的诗句中：叫嚣着“扫射！扫射！”的指令仿佛直接从长安街大道上传来，而重复着“好过瘾”的感叹也活脱脱发自杀红了眼的军人。这里是一幅“格尔尼卡”式的碎尸图景，那里又是一幕以闹剧形式剪辑而成的惨剧。就这一全景转播的气势而言，《大屠杀》的震撼性不只在于对屠杀发出了谴责，而更多的是在于它原声地道通传出嗜血、暴戾和疯狂，在于它让那胆敢践踏一切价值的蛮气做了露骨的自白。每听一次该诗的音碟，你甚至都对作者与其所传达的恶声之间存在的区别产生了怀疑：作者的声音常处于被他所戏拟的声音淹没的危机。廖亦武诗歌受难的破碎性正在于这一分裂，一种由书写上强悍的“对立与综合”激荡出的身心分裂，一种向他要捕捉的黑暗和邪恶滑落下去的存在的撕裂。
    强烈的朗诵欲首先是导致这一分裂的生理动力。按照廖亦武自己的描述，那是几乎要“把内脏排出体外”的冲动，是一种要 “切开身子止痒的力量”。正是这“娘胎里带来的硬充好汉的印痕”每每把他推向朗诵的前台，而一朗诵起诗歌，他就有了“不可一世的快活”。朗诵之于廖亦武几近叫魂之于巫师，特别是在《大屠杀》一诗的制作上，朗诵的过程已不只是一般性的表演，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凭灵的仪式，用他的声音介入了一场众声喧哗的厮杀。诗人似乎要呕心吐肺，发出最强音来，施展他词语的魔力，将那些狂喊着“扫射”或“好过瘾”的恶声统统压倒。王怡之所以在广播上听了《大屠杀》的朗诵后甚感震慑，以致颠覆了自己以往的朗诵概念（见王怡《廖亦武的肉体意义》一文），可以说，就是这一魔力产生了作用的证明。朗诵既有这么大的快感和效果，廖亦武自然不甘心让他的《大屠杀》一诗凝固在书面状态，对他来说，只有诉诸声音，才足以洗肠刷肚，骨鲠尽吐，那书面的抗议才得以发光发热，爆出炸响，进而对可恶的现实产生诅咒的力量。就是在这一特殊的身体—情绪状况下，廖亦武自诵自录，连夜赶制出该诗的录音带，随后又与戴迈河陆续复制，四处传播开来。据他在《证词》中所述，连那传播录音带的整个过程，似乎都充满了行动艺术的刺激。他只对行动艺术感兴趣，并没想到会落下反革命的罪名。
    然而被廖亦武划入行动艺术范畴的警员们并不欣赏艺术，也不懂得艺术，他们专职监视老百姓的行动，特别是对行动诡异的先锋诗人帮伙，只要有所行动，就会密切地监视起来。廖亦武和他的朋友们并不知道，早在《大屠杀》的录音带开始传播，诗电影《安魂》开拍，警员们即已觉察到他们的异常行动。一九九０年三月，当廖亦武听到风声不好，带上他的录音带和录像带准备潜逃，全副武装的警员当街抓获了他。他被反铐双手押入松山看守所，与一伙同案犯在那里关押起来。经过两年的侦破和审理，同案犯全部获释，唯独廖亦武以诗歌反革命案的首犯被判刑四年。他视之为行动艺术的作品均被定性为反革命罪证，公安和法庭都做得很专业，他们还特别请去研究当代中国诗歌的名教授，派这些专家对廖诗的文本作出细读的分析，最终警犬一样从诗中咬出了反革命罪的内容。
    四
    入狱成了劫数，回顾廖亦武的诗歌创作道路，可以说他这遭受难之旅正是他对黑暗与邪恶追讨不休的结果，特别是他那个“心中贼”阿拉法威，一直都从中起着导游的作用。只可悲他此行丝毫没有崇高的去向，因为作为受难者，他从起点上就被剥夺了殉道的任何可能。在中共占领之前的传统中国社会，即使是受罚或待处决的罪犯，他们被押出来示众，那游街的仪式中多少都带了点可观的行动艺术场面：围观的公众一片看热闹的阵势，他们向受刑者发出喝彩，一时间使罪犯获得了英雄的形象。本来是为了惩戒的行动似乎引起了相反的效果，法律随之颠覆，权威受到嘲弄，暴力制造出荣耀，行刑的恐怖甚至在公众心中引起一丝悲剧的怜悯，有时不公正的判处还会引起现场的骚动（参看福柯：《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１９９９，页６６）。因为罪犯的身体不管遭受多么凶残的刑罚，他们的道德人格并未被完全剥夺，他们至少有机会在处决前大碗喝酒，悲壮一番，喊着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期许引颈受刃。身背十字架的基督当年也是在类似的氛围下押出来游街的，他身为罪犯，喊出了犹太人并不理解的期许。然而正是基于那种狂欢节的示众场景，起哄中夹杂着叛逆的挑衅，基督走向各各塔的历程在后世的宗教剧中才得以演绎出崇高的受难形象。
    但在中共的极权制度下，罪犯一旦被定为阶级敌人，他们的法律人格和道德人格即遭到全面剥夺，堕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成了任人凌辱的一具躯体。有一次受辱的廖亦武向于政府——狱吏在囚徒面前总是以政府自居——发出抗议，这位政府对他就回答得非常明确：“罪犯有球的人格。”（页２８７）他们只算羁押在看守所的“货”，廖一踏入狱门，就听到了“接货”的吆喝。紧接着五个替政府干脏活的刑事犯扑过来把他剥光，喝令他赤条条马趴在地上厥起屁股接受检查。原来他们连屁股眼那么狭小的隐秘处也不放过，竟持一根竹筷子捅入肛门，搅动一番，以示最后一道搜查手续的完成。这可是诗人“创造性亵渎”的想象力从未想象到的一个亵渎，它比沧州牢城那打在屁股上的杀威棒更令人尊严扫地。打板子的酷刑只指向皮肉，即使打死在杖下，你也不失为一条汉子。但松山看守所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读完《证词》，身为普通读者的笔者不禁暗想：假设有一天我得被迫做非此即彼的选择，那我宁可进奥斯威辛的毒气室送死，也绝不去松山看守所号房内尝那一道道川菜酷刑。汉纳．阿伦特在谈到纳粹的死亡营时，曾借用康德的“根本恶”（ｒａｄｉｃａｌ　ｅｖｉｌ）概念来分析纳粹极权的性质，她把纳粹的暴行界定为一种使所有的人都变成“多余的人”的制度（参看伯恩斯坦：《对根本恶的反思：阿伦特与康德》，见《中国学术》，第九辑）。人一旦被定义为废物，则用毒气室杀人，再通过焚尸炉扬灰，就不再负种族灭绝的罪责，残杀的整个过程因此而显得像一道工业生产的处理程序。中共的极权之恶则与这种机械化的恶魔之恶有所区别，那是一种瘪三之恶，恶得毫无意义，恶得极其下流猥琐，颇似阿伦特所谓的“平庸恶”（ｂａ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ｖｉｌ）。同样是不把人当人，前者的残害是技术性的，它把多余者的人命当清除垃圾一样处理，其目的主要是干净利落地消灭多余的肉体。后者则把残害发展成精致的恶作剧，加于肉体的伤害纯粹是一种凌辱，它就是要将你的人格尊严一脚踏扁。而制造凌辱之余，还要在伤害的手段上挖空心思，变出花样，把残忍发展成可以把玩的活动。那些政府们、狱霸们，常常就是靠整治得一批倒霉鬼们发出惨叫来排解其内心空虚的。奥斯威辛固然恐怖，它充其量只是个工业化的地狱，制造死亡的工厂，而中共的监狱则把地狱百态发展成一种类似杂技演出或竞技比赛的实验，松山看守所的那些川菜酷刑就是此一折磨技艺的保留节目。什么叫“川味烟熏鸭”？曰：“烧阴毛，并翻开受刑者包皮，将龟头熏黑。”什么是“麻婆豆腐”？曰：“将十几颗花椒塞进受刑者肛门，任其肿胀而不准掏挖。”（页１３３）够了，就到此为止吧，再列举下去，我可能要忍不住吐出来了。我敢说，凡读过《证词》的读者，对于我上述的求死选择，肯定会有不少人表示赞同的理解。
    监狱当局之所以把初犯与惯犯、政治犯与刑事犯混合关押在一起，就是要制造一个类似蛊瓮的毒化空间（无名氏：《蛊瓮》，台北：黎明文化，１９９１，自序：“传统古代养蛊者，养一百种毒虫，……都投入陶制大瓮，再盖上。……在瓮缸内，这一百种毒虫相互吞噬，强食弱，大吃小，多毒者吃毒少者，最后只剩下一只最毒者。养虫者便放出去，吃人、祟人、魇人。……这种又恐怖又神秘的事业，居然出现忠实继承人，……就是毛大帝。他一度把数亿中国人当毒虫，置于大陆那口神异的大瓮内，瓮中更有无数小瓮，逼他们互相厮杀，最终成了最毒的一只超强超毒虫——中国布尔什维克蛊。”页３），让你们犯人在互斗中受尽拿捏，从而达到改造的目的。“拿捏”俩字，我是从坐过中共大小监狱的刘青口中听来的，关于狱中处境，这俩字可谓做出了极为精辟的概括。把竹筷子捅入屁股眼查找违禁品，再用手电装模作样地一照，如此猥亵的严苛就是一个拿捏人的范例：任何细琐的凌辱总是在严正的借口下执行。经此拿捏后，一个囚徒的吃喝拉撒，行走坐卧，睡时醒后就无不处于被人拿捏之中了。你和他，你们俩会被罚互打耳光，一直打到双方鼻青面肿；或者政府看你不顺眼，大热天叫你头顶烈日，给他唱一百首歌。唱不下去，扳倒你就拿高压电棒往你的肛门里戳。拿捏已超出了单纯的惩罚，它不完全是触及肉体或灵魂的折磨，它更像是一种无形的手术，其目的是把人改造成失去思考能力的行尸走肉，最后甘心做一条虫，下贱地幸存下来。
    廖亦武早在《黄城》一诗中就喊过：“我注定是一条虫子。”不幸他一语成谶，四年的监狱改造下来，诗人往日的诗歌躁动奄奄一息，满头的浓发也脱得精光，他幸存下来了，但他成了一条虫。如果没有书写，没有通过书写确认自己做虫子的始末，没有把自己从野兽腹腔中被屎一样拉出来的离魂历劫写成证词，公之于世，廖亦武也就确实注定是虫子，最终以行尸走肉了此残生了。好在他还能写，有了《证词》一书的写作和出版，他才得以尽吐污浊，有所赎取，他伤痕累累的经历才得以向世界显现出受难的意义，尽管那一切破碎得好比褴褛，玷污得形同抹布。从中共的地狱实验室活出来的人，哪一个又能保持完卵？在后期极权的中国，也许唯其为破碎，才更接近于真实。崇高的受难大概永远属于古昔圣贤的业绩了，在中国这个猪圈国家，一个勇于受难的人就不得不具备做虫子而不被虫化的坚韧。正如廖亦武的写作格言所说：“猪毛出在猪身上。为了透彻准确地了解一种事物，你必须像苍蝇一般叮上去，嗡嗡声很讨厌，你得提防着吃巴掌。但你生来就是干这种脏活的，犹如远古的医生，通过尝人的粪便而知道时代的宿疾。”他还说：“见证人的胃，有时不是通过思想，而是通过牙齿、血、啃头去舔和咀嚼周围的人味，时尚记忆发酵过时记忆的馊味。”（页１６５）这的确是一件比血淋淋受难更其艰难的事情，很少有人愿意频频去干一件把手弄脏的工作，更何况这工作要干下去，还得进一步脏身子骯嘴，脏得够味，才能臻于化腐朽为神奇的境地。廖亦武现在再次充当了写作转换器，他不得不通过身之所受，心之所感，将那“平庸恶”所携带的一切猥亵、肮脏、残忍及其无意义、无思想性统统吸收，再以叙事的形式转换成证词，从头到尾，完成一种反刍秽物的活动。要胜任这样的工作，就像廖亦武自己所说，“必须要一副什么都能消化的铁胃。”
    王怡最近着文盛赞廖亦武肉体的意义，我很欣赏王怡的敏锐，但对他提出的问题，我还要从另一方面更进一解。其实，真要从廖亦武的肉体叩问出更为具体的意义，那就是他不反胃、不过敏、敢逐臭、能化粪的生理－心理素质，在以上的引文中，廖本人已交代得很率真、很清楚了。由于不甘做一条虫，并执着地要把人怎么被改造成虫的经历揭示出来，廖亦武才遭受了那么多放在其它人身上可能会完全压垮的苦难。这样的强悍是硬逼出来的，苦水里腌制成的，在一定的程度上说，那也是受难者身上更为隐秘的不幸，是心里的一个伤口，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是啥滋味，对别人是很难委曲道尽的。须知，强悍过了头，就可能变成麻木粗鄙，受难的身体也就渐成了苦难的化石，那情形正如一再磨伤的皮肤最后磨成茧子，成了近乎角质的死肉。中国大量的底层老百姓都处于这一如牛负重的生活状况，其中有的是比廖亦武更强悍的肉体。
    监狱向来即为社会的排污系统，在任何国度的任何监狱内，暴力和残忍都是囚徒的家常便饭，其间的区别恐怕也只能是程度的轻重。因此，仅以暴露骇人听闻的事件来取胜的监狱写作并不足为奇，也不值得过于称道。关于廖书，我以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写出了九十年代的中国监狱特有的腐败，且以作者的痛苦经历记录了执法者在犯人中制造重新犯罪的罪恶事实。在后期极权的中国，随着社会大环境从政治冻结转向利益泛滥，监狱管理的进一步恶化表现为松动中出现的极度失序。松山看守所关的都是预审犯，管房干事的业务成绩是同他们所管犯人的案情审理挂了钩的。为发动检举，逼犯人坦白交待罪行，政府们就把政府文件上不准搞“严刑逼供”的规定嫁祸到牢房内去让犯人们违犯，这就是“以犯治犯”那一监狱操作的由来。吴思所说的“潜规则”同样运转在狱中。牢头都由干部指定，越是心狠手辣者，越具备任用条件。碰上死不交代的罪犯，干部给牢头使个眼色，一班打手就在牢房内动用起私刑。犯人之间一级压一级的奴隶制，臭名昭著的“松山一百零八味药”酷刑，牢房内大毒吃小毒的生态环境，全都在政府以犯治犯原则的助长下发展起来，且越搞越恶毒。政府们教唆放纵，牢头们心领意会，打手们趁机行凶，恶喂养起恶，犯人之间的暴力与虐待就这样恶化下去，常闹到失控的程度。窂内外本来就是相通的，小号子也是大社会的缩影：社会上黑红互渗，警匪一家，共同鱼肉百姓；狱中则干部默许牢头去干坏事，从而将大小蛊瓮内互斗的伤害游戏维持下去。一个打死了人的狱霸如是说：“松山的打手是替罪羊，逼出了案子，管房干事得奖金，上头跟着沾点口福，却轮不到我；捅出了漏子，我是第一个顶缸的。”（页１６４）
    囚徒们彼此以“贼”相称，各人也以“贼”自居，贼眼中的政府当然更其为贼。廖书中最值得欣赏的有两个场景：一是由惯窃慕明导演的牢房演唱会，二是大贼王二处决前众贼预演的追悼会。特别是那篇戏拟的悼词，黑色幽默中调制了红色的陈词滥调，其令人忍俊不禁正可与《金瓶梅》中众无赖吊西门庆的祭文相媲美。西门庆的祭文句句称颂西门庆，所美者处处暗指一个硕大的阳具。给王二的悼词幸灾乐祸地吊唁一个大贼的遇难，所勾绘的贼绩无处不联系到我党领袖的伟大形象。对应于阳具与人的若即若离，廖亦武的戏拟文章微妙地指点出贼头与党魁的真假难分。这是廖的文才的一个最佳的表露，同时也显示出他从牢狱生活中意外汲取的一点补养：正是受了底层人物那些歪才的熏陶，曾一度浮夸的诗人才领悟到调侃的风趣，才把他在长诗中一味用于亵渎的脏趣发展到富有政治讽刺意味的境地。
    对比他早期那些带了点洋腔的长诗，《证词》中附录的狱中杂诗才算上乘之作，够得上富有诗意。先锋试验的文学烟熰尽了，诗情渐从躁动中沉淀下来，挺过了禁闭、受刑、饥饿、濒临死亡等诸多苦难，一个挣扎着活下去的囚徒虚弱地将息着身子，从自己的唾液中濡润出生命的一丝甘苦。他咀嚼着绝不屈从的屈辱，于非人的捆绑中硬是蹭出了一点舒展人性的缝隙。我从未读过这么本色的狱中诗篇，如果说在《证词》全书中，叙事与描绘的密集太令人应接不暇，记忆中泛起的沉渣混浊得太令人感到压迫，那么读到最后附录的这些诗篇，我们才随着诗句的抑扬而得以喘息歇足，沉静下来，体味到那暂时逃离拿捏的皮肉、脑髓、心跳所享有的片刻轻快，以及快要麻木下去的感觉渐渐复原时些许血脉温煦的涌动。不管廖亦武从前的诗作中积压了多少已属于先锋诗研究资料的词语废品和夹生意象，不管廖本人后来多么悔其少作，如今有这些狱中诗压卷，他总算没枉担那诗人的浮名，他这么多年来癫狂的诗歌躁动毕竟得到了一次内敛中涵养的自赎和滤净了杂质的提升。
    不过，中国先锋诗人的痼疾——夸饰、比喻的滥用和缺乏节制——还是在这部提供见证的非虚构作品中造成了一些可訾议的片段。纵观全书，最突出的印象就是随处插入粪便和排泄器官的描写，任意把脏和性的意象强加给客观的景物：山峰是女人的屁股或胸膛，星星比成绿头苍蝇，江河的合流被想象成交媾，天光云影被形容为痔漏、脓疮等溃疡的现象。阿拉法威式的脏趣仍然在肆意铺陈审丑的幻象（ｖｉｓｉｏｎｓ），那散发出性感的污秽始终在营造和渲染一种郁闷的氛围，顽固地呈现出往日猪圈般的生活环境留在廖亦武记忆中的污迹。这似乎已成为他的书写欲望，一种文字拉稀症的漫衍，早在该书起草之初，廖本人已警觉出他留在纸上的秽迹。正如他所说：“粪便已经化作我记忆中最隐秘的一部份。”（页２２）；“我发觉这是一卷臭书，其中多处涉及粪便。”（页３２８）这一修辞习惯显然在叙事中增添了不少蛇足，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损。它显示了诗歌躁动性的写作追求风格化的倾向，也再次让我们看到了词语迷恋所导致的分裂：要致力于化腐朽为神奇的写作，似乎就难免沾上洗刷不掉的污垢，以致本来就破碎的受难更加破碎得不堪了。
    五
    获释后的廖亦武很快就尝到了牢门外的艰难。妻子和他离婚，带走了孩子，单位早除名，户口已注销，过去的诗界袍哥们都作鸟兽散了。他头上捂个长檐帽子，道具般握一根箫，走过成都的闹市。现在他吹箫糊口，以啸聚友，同声相应中，交往起形形色色的边缘人物，对体制外的世界，始有了较前深入的了解。自由是需要自立来维持的，要迈向不受拘束的前途，就得从无所依傍走起。写诗的事已丢到脑后，他转向了叙事性写作，陆续记下交谈中勘探出来的个人史料，自创起一种独特的访谈文体。就这样陆沉底层，积累多年，廖亦武最后推出了三卷本的《中国底层访谈录》（台北：麦田出版社，２００２）。
    该书无疑是廖亦武至今最有影响的一部作品，出版至今，深得海内外读者好评。我本不打算在这篇已写得太长的评论中再续随声附和之谈，但走笔至此，对于论者近来颇多涉及的“底层”，还是想做点更接近实际情况的扒梳。“底层”一词，一向不见经传，它显然是五四以来，随着俄国文学的传播，最先由五四知识分子频繁使用，然后才被广泛接受的一个新名词。该词颇具渲染性与感染力，提起底层，凡熟悉高尔基作品的人，自然都会联想到他流浪在“人间”的故事以及其中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物。高尔基笔下的俄国正处于农奴制解体后转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城市生活的堕落和贫穷滋生的罪恶被描绘为人世的痛苦之源，在社会腐败的黑暗底子上，各种普通劳动者质朴的美德则被点染成“人民性”的亮点。底层既是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被压迫阶层，又被期许为未来的新社会赖以建立的群众基础。对俄罗斯思想产生的具体背景，中国的知识界从一开始就缺乏洞察与思考，由读书人散布的不少模糊影响之谈，多是从文学阅读中感染而来的。比如像“人民性”之类的空泛概念，“底层”这个非社会学的用语，即在此一情况下进入了革命宣传的话语实践。
    悖谬的是，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有关底层的现存状况，不只不许人再畅所欲言，而且压根就无从谈起了。那正是人民在理论上当家作主的盛世，大家都相信，新社会已铲除了旧社会的底层。不可否认，新社会确实消灭了土匪、帮会、妓院、乞丐等旧时代的社会毒瘤，但社会生活这潭水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力消毒下纯净到连一条独立的鱼都不再能够存活：不再有传统的自由职业，不再有任何个人的经济、文化活动，劳动人民的翻身最终以纳入国有的和集体的单位管制而完成，全民被强制团结在党的领导之下。从前的富贵贫贱之分都统统消除了，只有阶级斗争中不断揪出的阶级敌人明显由人民踏在脚下。政治上的敌我划分掩盖了实际存在的种种不公与差别，知识分子已沉沦到底，他们哪里还有资格抒发底层的关怀。
    底层问题的再次提出，是在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极权的松动和毛式体制的趋向解体，中国社会原来被阶级斗争强加的敌我对立二元结构早已拆散。如今并存于体制内外的两个世界既对峙又互补，同时在边解体边重构的过程中内外拉锯，拉出了越来越多的裂痕。廖书所勘探的底层，即由这一社会拉锯中散落下来的锯末铺垫而成。这个以“底层”标签的世界十分庞杂，其中的人物或犯罪，或流浪，或投机鬼混，或艰难谋生，或历尽迫害，苟活至今，或欣逢毛后，浑水摸鱼中发些小财，于是人欲横流起来……按作者的划分，总共归为黑牢、民间、文人三大类，其复杂与多样远非“畸零人”或“无权者”那样笼统含糊的用语（参看《底层》卷二，附录评论，页２２５－２７９）所能涵盖。如果要从这些人物中归纳出什么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他们身在体制外的经历和发言立场。
    廖书的勘探工程可视为廖诗的众声喧哗向叙事写作拓展的一个大胆试验：它将一堆个人口述史杂集为书，用的乃是达达派垃圾拼贴的处理手法；它大肆铺叙了旧小说所乐道的酒色财气，却一反传统的劝诫说教套子，善于以激将、诱导、商榷抬杠、挑战和穷诘等方式随机发问，催生出欲望与无耻的自行陈述。但不管怎么说，都看不出作者有妄图替某一阶层代言的立意。因为他脑子里并无先行的主题，他也不屑于依傍观念的门户做取巧的经营，他依然满足于他的写作转换器身份，因而始终致力的只是如何让他人的声音从他的笔底流溢出来。选入他书中的人物，多是碰上一时一地的机缘，引发兴会，搔到痒处，才话匣子打开，进入了交谈的。
    就已发表的《底层》评论来看，不少赞扬言论仍滞留于社会学批评的层面，论者每以少见多怪的眼光发空洞的惊叹，对书中披露的人与事，或称道可供猎奇的细节，或侧重其社会轰动的效应，但对作者在重构对话上煞费的苦心，暗藏的狡狯，制造的声势，仿真的姿态等如何讲述的问题，一般都甚少涉及，缺乏深入的讨论。要详析这些问题，需另文专论，本文只能稍作发微，挑起些有趣的话题。
    廖亦武这次放弃了阿拉法威那个洋气的旧号，他换上名叫“老威”的新面孔，为走进江湖市井圈子，摆出了老成持重的样子。老威不作记者相，不扎学者势，不怀猎奇心，更不负被派遣的采风任务，引起他关注和兴趣的，都是些漂泊途上的失路人。他的选择是人弃他取，他就是要收集些顽石废品类的人物，好集中起来展示生存的寒伧和卑贱者生命力的顽强。正是怀着这一野史搜集目的，他拜见了盲艺人、古琴大师、吹鼓手、神医、招魂术亲历者、算命先生和风水先生等江湖人物，怀一片访隐求贤的诚意，叩问了他们的经历和从业的实践。在传统社会中，这是一批家无恒产的奇人异士，他们处在士的文字符号世界和农工商的工具器物世界之外，以传感文化灵气和昭示知觉现象为务，在维持文化生态的有机构成中占有各自的地位。几千年来，他们的技艺薪火相传，绵延不绝，唯独在中共占领后的五、六十年代，被破除封建迷信的大扫帚扫入了阴暗的角落。八十年代以来，此类人物陆续露头，好比被垦荒的林野在抛荒后又萌发草莽的生意，在商业大潮的激荡下，复兴的江湖精神正在呈现出向现代化市井融入的趋势。《底层》一书向我们传达的一个重要信息，首先就是这一文化生机开始复原的早春景象。老威所采访的招魂术亲历者乃一中共局级干部，按说此类人均属坚定的无神论者，但就是这样一位地方小领导，竟口出惊人之谈，向老威传达了一叶落而知秋的形势：“当我与你谈论巫术的时候，我既不是作家，也不是领导，而是一个无依无靠的人站在天地之间，让源于远古又贯穿始终的声音层层围绕。我死去的亲人正是这个声音链条的某一环，这一环虽然不起眼，却是不可缺的”（《底层》，卷二，页９６）中共的马列教义已无可奈何地花落去了，廖书中的底层，虽然看起来灰头土脸，形同废弃，远在主流话语之外，但正是在这些文化抛荒的角落，蓄积着文化生态复原的态势，向我们展现出今日中国剥极而复的世运。川西神医也属于同类人物，他说：“人鬼的界线本来就不分明，这就是人经常生病的原因，那些自以为健康的人，其实是病得最深的，因为不信神、不信鬼，人就什么都不怕，世上没有个怕字，天下就要大乱了。”（同上，页９９）五十多年来，“不信邪”的中共一直在尽力摧毁华夏文明的古老信念，消除人心中不可或缺的敬畏，《底层》的世界正好让我们看到了被妖魔化的边缘群体及个人复原中活跃的音容笑貌。文化生机的勃发须从传统向现代的成功转化中光大起来，不幸中国近代史的运转阴差阳错，中华文明在转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挫折重重，多历病变，中共的崛起及其危害正是此病变中一个严重的症状。如今这股邪气仍死死附在中国社会的病体之上，我们相信，随着文化生机的全面复原，邪气的祛除必将最终完成。邪终究是不敌正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共政府至今仍那么畏惧法轮功、地下教会以及各种俗世的神圣。廖书无意中吐露了这一信息，因此它犯忌遭了禁。
    廖亦武并不墨守照本直录的新闻访谈方式，他所采访的大量对象都无法在交谈中录音，甚至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都没有条件边谈边记，留下可靠的笔录，得在事后据追忆整理。从已发表的访谈可以看出，所有的书面对话都经过了一定的加工和重构。按照老威的说法，真要像记者或社会调查者那样一本正经地盘问他踫到的底层人物，他们也许什么都说不出来，或即使照录了他们前言不搭后语的回答，也未必能反映出事件的真相。交谈是两个个体的交流，采访者不应像个录音机只作单向的纪录。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的对话乃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两者的接触应该是互动的，应形成一种亦此亦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共进的关系。勘探别人的过程也是反思自我的过程，一个人在捕捉他人意念，模拟他人声态的同时，也一并触及到自我未知的一面。要拿新闻采访或社会调查的规程来衡量廖书，其处理方式显然有所出格，然而也正是在这越界的勘探中，廖书凸现了它的创意和奇崛。至少从《底层》现有的阅读效果可以看出，正由于作者把采访到的素材组织成灌注了生气的对话形式，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真实才得以跃然纸上。不管怎么说，访谈录毕竟是谈话的书面形式，是写出来供人读的，那被组织起来的文字所起的作用不只是纪实性的反映，而且是做出表述（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即完成对真实的建构。这正如绘画中的写意之笔，须删繁就简，虚实相间，才能勾绘出人的神态，晕染出物的底蕴。即使是碎尸犯或越狱的江洋大盗，老威也没有居高临下，道德审判，把他们写成纯粹的恶魔，而是从他们的恶中剥出人性受到的损伤，让这些活生生的个体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演示出各自的疯狂。杀妻，碎尸，并切块煮食，按说是够恶心的凶案了，老威又不是法官，自然无须向读者复制审讯的供词。他关注的只是事件中的人，一个在事态的迫使下突起杀意的人。于是经过他所主导的对话作层层剥离，行凶者如此凶残的罪行中最终被剥离出极其可怜的软弱：那软弱的凶手如何被逼到行凶的一步，他如何在杀人后碎尸吞食，以及伴随着的奸尸如何在污秽的欢宴中达到高潮，均通过恐怖的讲述向我们展现出来。
    廖亦武本人既处边缘又为文人，因此《底层》中特设文人访谈一卷，大写了各有奇癖的边缘文人。他们的人生取向不尽相同，有的让人觉得可惜或可笑，有的则可鄙或可憎，但大都在各自的痴迷中表现得相当颓废，得意忘形中露出了一丝活受罪的狼狈。颓废是本文一直讨论的破碎性的一个特征，它在体制内的表现是党旗、官位、学术掩护下的种种无耻，在廖书中很多混世界的文人身上则表现为公然的无耻，他们甚至无耻得很有勇气，譬如像一个游混到洋人群中的痞子诗人那样，干脆就把无耻奉为自己获得了成功的价值。
    底层生活弥漫的“平庸恶”源于其本身的无思想状态，毛泽东曾煽动的痞子精神即此一劣根性的生动表现。当敢在少奶奶床上滚一滚的无赖劲被提升为革命斗争精神的范例，并广为宣扬，竞相模仿，底层意识就成了中国社会自上到下的无耻之源。底层意识并不等于民间思想，也不代表沉默的大多数和普通劳动者之所思所想，它是中共意识形态的衍生物，它假冒出替底层说话的姿态，把底层中的种种恶习发展成一种价值，并用以亵渎中华传统固有的和传自欧美的文明价值，最终取而代之。由底层意识滋长的颓废是多种多样的：在红卫兵身上，它表现为向所谓的“封资修”大造其反；在下乡知青身上，它表现为插队生活养成的流氓习气；在先锋艺术参与者身上，它表现为把生活中的乖张行为夸张为行动艺术；而在廖书的某些民间文人身上，它集中表现为毛后时代的市井俗气：从热衷钻营的劲头直到对个人嗜欲的津津乐道。可以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廖亦武以其嬉笑怒骂，谑浪恣肆之笔集结了一部颓废的新儒林外史。
    而正是基于上述诸多特征，《底层》在中国大陆的出版与传播给作者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灾难（参看：沈励志：《中共禁书始末——诗人廖亦武惹祸与〈南方周末〉大地震》，见《底层》卷二，附录一，页２７１－２８４。另见，廖亦武：《被抄家者廖亦武》和《醉鬼在流亡》）。他多次被公安传讯、抄家，至今生活在恐怖之中，而且连累亲友，祸及了所有染指廖书的书商、编辑、报刊和出版社，致使廖亦武其人的存在及其作品书写和传播的整个过程全都构成了恼人的受难。
    六
    尽管如此，今日中国的情况毕竟不同于十年前廖亦武初出黑牢之日了。《底层》的受禁反而促使了该书的传播，廖亦武受难的形象也为他赢得了来自国内外的支持和声誉。他早已告别了先锋诗人中无根的团伙，从沉沦底层的彷徨走向了正在形成中的公共知识分子队伍。毕竟在当今的中国大陆，被权力轧出体制已不像当初那么孤独和可怕了，现在体制外已成了气候，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被迫或自觉地走出了体制。他们靠自由撰稿谋生，把发表关注和批评现实的言论作为个人的职责和职业，硬是豁出个人的安全去闯言论自由的空间：有早已坚守阵地的刘晓波，有已成中坚的余世存、余杰、王怡，还有新近露出头角的焦国标等人……他们是经过“六四”洗礼的一代，具有民间关怀，但清理了底层意识，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新左”们别若霄壤。他们坚守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但已从文革的和天安门广场的行动艺术热中解魅出来了，从他们的言论中，可以感知到正在复原的文化生机和民国精神的觉醒，曾经由民国开创而被中共中断了的很多可能性正在他们的讨论中被重思考和再认识。他们也在关注并介入今日民众的维权活动，正在从理论和实践上规模当今中国民间社会的建设和形成。正如刘荻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号召的那样，“建设我们自己，”不要指望什么“胡温新政”。（刘荻：《今天我们该怎样对待政府》，见ｏｂｓｅｒｖｅｃｈｉｎａ．ｎｅｔ）
    就是在这一新的形势下，廖亦武把他原来涉及过于庞杂的底层缩小到受害的小人物身上，他要给他们代笔，把他们破碎的受难向世界公布出来。仍然以老威为名，仍然用访谈的形式，勘探的目标现在集中到中共占领以来新旧时期的冤案受害者和北京上访村的苦主身上。这些访谈录已汇集为《中国冤案录》和《中国上访村》两书，即将在海外出版。在信号紊乱的文学热中躁动了许久，又经过了黑牢与底层的淬砺，诗人的廖亦武虽然不再写诗，但他以自己的身体和文字书写的受难更其为诗，更具有诗质。对他来说，活下去的意义以及当前的生存方式，就是做一个见证者，就一直这样见证下去。
    不久前，中国独立笔会颁发自由写作奖的大会上，廖亦武会余吹箫助兴，即兴啸吟，唱了一曲唱流亡者悲歌，其词曰：
    潮起潮落你的声？
    雁来雁往你的魂？
    黄叶纷纷月的影，
    风儿告诉我你已远行。
    这就是廖亦武多年来选择做一个见证者和异议作家的生涯侧影，也是他的命运的写照。就在本文即将结束之际，北京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独立笔会的两个主要成员刘晓波、余杰和另一位政论家张祖桦在警方无理的搜查关押后，继续受到监视骚扰。而与此同时，成都的廖亦武也因继续他的冤案采访而面临拘捕的威胁，目前他去向不明，他的人身安全令所有关心他的人深感担忧。天涯岁暮，圣诞平安夜将至，我在这里祈祷他们平安，同时也为中国大陆所有的良心犯和受害者呼吁更多的支持和救援。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于康州北港家中
    作者任教于耶鲁大学
    ── 原载《民主中国》 (博讯记者：蔡楚)

康正果:破碎的受难—— 试论廖亦武从诗歌躁动到底层勘探的书写历程 博讯新闻，简体中文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