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on 2009/12/31 by musella
【透视中国】高文谦: 我所见证的“六四”(第一集) http://www.ntdtv.com/xtr/gb/2004/06/01/a17609.html
【透视中国】高文谦：我所见证的“六四”(第二集) http://www.ntdtv.com/xtr/gb/2004/06/03/a17686.html
【透视中国】高文谦：我所见证的“六四”(第三集) http://www.ntdtv.com/xtr/gb/2004/06/06/a17777.html
时间：2009-12-29 13:00:09 来源： 作者：canchinese
「──孙宝强！」乍闻这个名字时，我想当然地认定这是一个普通男人。
「孙宝强因参与『六四』坐过三年牢！」
我肃然起敬，这是一个有脊梁骨的男子汉。
「不，孙宝强是一位女子！」
一位女子？一位有着男子名字的巾帼？惊叹和感佩激起我解读孙宝强的好奇。看了她写的一些自叙，我禁不住由衷赞一声：好个孙宝强，何等刚强的女性，你不是男子胜似男子，多少男子会因你而汗颜。
从积极分子到「暴徒」
如果没发生「六四」血腥大屠杀，孙宝强至今应过着平静生活。她是上海炼油厂的打字员，工作之余喜好读书，遇事爱独立思考，还撰写批判社会上种种丑恶的文章，发表在《石化报》等刊物上，在政治空气相对宽松的年代，她的言行是觉悟高的表现，党支书把她列入重点培养对象，让她填写了入党申请书。
一九八九年那个骚动的春天来临时，孙宝强正在为丈夫澳洲留学做准备。不料，胡耀邦的猝死引发了规模空前的学潮，大学生的诉求引起了孙宝强的共鸣，她经常去外滩和人民广场声援学生，主动给游行的学生们捐款，还向围观的路人宣讲学生们的主张，遇到拍摄学生动向的便衣和监察学生的警察，她就上去「策反」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警察也应爱护学生，千万别干迫害学生的事。
不过，直到那时，孙宝强虽然热心，也只能算是支持学生的旁观者。
然而，震惊世界的「六四」的枪声响了。
六月三日半夜，孙宝强从「美国之音」听到进驻北京的军队开始「清场」，伴着清晰的枪声是北京市民们的狂叫：「他们开枪了，用真枪实弹杀人了！」「有人已经被打死在街上了！」那一瞬间，她心灵的殿堂轰然倒塌，人民的军队竟然屠杀自己的人民，是可忍，孰不可忍！
六月五日早上，孙宝强走到离家不远的海宁路，看到一群人在读贴在墙上的公告，有人长叹，有人摇头，有人怒目而视，有人神情恐惧，但都敢怒而不敢言。她心里感叹着：这些可悲的中国人啊，就挤进人群激愤地大声疾呼：北京发生的事情是中国最大的耻辱！这样的血腥屠杀空前绝后惨绝人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合法的政府会如此杀戮自己的学生。她当场宣告：共产党公然枪杀学生，已经不是她想象的那个党了，她将拒绝加入这样的党，并收回交出去的入党申请书。
就在孙宝强说得声嘶力竭，说哑了嗓子的时候，一个中年男子挤进来，皱着眉说：「不要讲了，赶紧回家。」孙宝强依然倔强地谴责杀人的政府：「不！我要说！我不能沉默！遭难的母亲在流血，不遭难的母亲我要仗义执言……。」她不知道，这个人是安全局的密探，凑近她是为了录下「女匪首」所说的每一个字。
六月六日，孙宝强继续到天潼路上演讲，她号召民众站出来反抗政府的镇压，为冤死的学生伸张正义，她不但动嘴，还带领市民将堆放在人行道上的三十余块竹篱笆搬到马路当中设置路障，以此抗议政府的暴行。
当晚，孙宝强被人从家里骗出来秘密逮捕。
敢作敢为勇于承担
孙宝强被关进了虹口拘留所，审讯比公安预料的顺利，公安准备好的审讯计谋都用不上，孙宝强对自己的言行「供认不讳」。她凭信念抗议杀人的政府，是展现在阳光下的坦荡行动，没有什么需要隐瞒。
当审讯员问她：「为什么朝马路上扔篱笆？」孙宝强回答：「抗议！」「谁带的头？」「我！」「谁指使？」「没人指使。」「什么思想指使你这么做？」「是母亲的良知让我路见不平一声吼，如果你的儿子被他们杀了你会怎么样？所以，我不是英雄，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更不是『暴徒』，没做违背人民意愿的坏事。」
审讯不过是形式，虹口法院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她三年徒刑。
不屈不挠坚持信念
孙宝强开始了在提篮桥的监狱生活。
上海提篮桥号称「文明监狱」，但监狱的所谓纪律多如牛毛。孙宝强不把自己当罪犯，自然蔑视这些侵犯基本人权的规定，没过几天，她就因和其她犯人说话而遭关小号处罚。时值严冬一月，按监狱的规定，受罚的犯人中止见家属，她丈夫去探监见不到人，带去的羽绒衣也不让留下。为了抵御禁闭室的寒冷，她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里面套了五条短裤，直到处罚结束她才穿上冬衣。这次挨冻加上常年生活在潮湿环境，使她在狱中患上了关节炎。后来，管教孙宝强的队长比较同情她，出于帮她减刑的目的，让她出头唱歌、写稿出黑板报，但她坚持自己的底线，决不唱歌颂共产党的歌曲，逢年过节也只写应景的楹联春联。监狱要出「罪犯」「新生集」，通过写「忏悔书」给予减刑，女监有两个名额，其中一个给孙宝强。想到儿子她有点心动了，但来探监的丈夫却鼓励她：「不就是三百六十五天吗？从今天起，每过一天，你在里面，我们在外面，让我们三个人共同划掉一个黑暗的日子……。」她再次挺起了脊梁，没用「忏悔录」换取提前出狱的通行证。
没有尽头的煎熬
作为共产党最惧怕的政治犯，一九九二年孙宝强刑满出狱，但这只意味着她走出了有形的小监狱，却走不出中国这个无形的大监狱。
出狱后孙宝强想回炼油厂工作，却被单位严辞拒绝，为了争得回厂的合法权益，孙宝强举着判决书到市委抗议，被凶狠的警察打倒在地。为了生存，她只得另找工作，白天在街道干财务，晚上就去饭店收银，她用辛苦的劳动换来自尊自强，不去领一分钱的失业金，也不去街道申请低保费。
二○○三年，孙宝强过了退休年龄，地区社保局不给她退休金，她就胸贴状纸奔市社保局，结果，她从一九六八到一九八九的二十一年工龄被市委一笔勾销，只拿到应得退休金的一半。由于被单位除名，她应享受的分房福利也被取消了。
孙宝强的灾难还累及到丈夫和儿子。她进牢后，丈夫的澳洲之行夭折了，还积劳成疾伤了身子，儿子小时因她坐牢而影响学业，成年后又在就业、参军等方面遭到种种歧视。她出狱后，每逢所谓的「敏感期」，片警就去造访她，直到二十年后的六月四日，孙宝强还在享受国保开警车接送上下班的「待遇」。
被人遗忘的「六四」暴徒们
这就是普通而不凡的孙宝强，而色厉内荏的中共最怕就是孙宝强这样的「暴徒」，对他们的镇压也最残酷。
可惜，二十年来，人们差不多遗忘了孙宝强式的「暴徒」。直到最近才有人认识到一个事实：在八九民运中，最具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正是被称为「暴徒」的市民。「暴徒」们终于作为勇士和英雄开始被人铭记，他们的名字也终将被刻在未来的「六四」纪念碑上。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09年7月号 原文署名 郁申树
共军是豆腐渣！
——對參與六四直接屠殺者必須繩之以法
作者 陸雄
（一）
1989年年末，東歐大陸的風雲變幻終於影響到了羅馬尼亞。
先是11月29日，奧運會女子體操全能冠軍柯馬內奇出逃美國，並且把自己的“恐怖經歷”向新聞界爆料，引起了方方面面的震動。
後來，邊境重鎮蒂米什瓦拉的神父特凱什·拉斯特公開發表不同的政見，鼓舞民眾們起来进行反抗鬥爭。12月16日，齐奥塞斯库下令坦克部隊、裝甲部隊、摩托化部隊進行鎮壓。情形非常危急。法國的《解放報》就此報導說，僅死亡就有近4000人。事後，有關方面進行調查，證實情況大體如下：死147人，傷335人，失蹤25人。
那麼，從個人到社會，爲什麽就會這樣地不瞞反感仇視羅馬尼亞的現狀呢？
道理非常簡單，平民群眾百姓，根本沒有自由！
第一個例子是瘋狂地虐殺人性。偽政府不准許人們離婚。規定每對夫婦至少要生育4個孩子。節育避孕都是違法行為。墮胎者將被判處徒刑。月經來潮遭到嚴格的監控盤問檢查。沒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必須交稅。誰敢逃離就會被在邊境的軍警開槍射殺。
第二個例子是大興特興文字獄，已經殘酷到了就連購買打字機也必須獲得警方的許可，還須領取使用執照。並且不得轉讓。也即原打字機的以後的使用者照樣必須申領執照。而舊的打字機如果實在不能使用了，也必須在丟進垃圾桶以前把鍵盤拆下來交給警方。
政治黑暗。經濟糟糕。社會貧窮。生活困乏。歲月艱難。民怨就像熾熱的沸騰的極度的熔岩那樣在慢慢地積累著。
12月21日中午12時，在布加勒斯特匪羅共中央大廈前面的廣場上，十多萬市民們洶洶聚集著，表情上已經憤怒到了頂點，但是言語還沒有衝出口來，整個氛圍顯示出異常壓抑，沉默沉默只是可怕的沉默。
齊奧塞斯庫也似乎感覺到了什麽，卻依舊大放著厥詞試圖進行掩蓋，還故意抬起右臂慢慢地向上舉起來誇張他的演說又達到了如何新的高度。
也就在這瞬間半刻刹那，一聲“打倒齊奧塞斯庫！”呐喊平地而起，如同驚雷炸響，滾滾向前襲擊。火山終於爆發，岩漿呼嘯沖騰，映紅了時空間。
人們的喊聲振聾發聵，行動彙聚成洶湧波濤，聚集起巨大無比力量，開始向前面席捲而去。
此前，昨天，20日，齊奧塞斯庫已經召開過最高級別的會議，決定對可能發生的暴亂之類實施血腥鎮壓。早已經準備得殺氣騰騰了。
所以，國防部長瓦西裡·米利亞接到電令以后，立即親自率領內務部隊趕到現場，團團地包圍住了人群。但是大聲地發出指令，“絕對不許向人群開槍”。並且，要求各級軍官反復地向士兵傳達這一指令。
群眾與軍隊就這麼地相向著對峙著僵持著。
市長丁卡急急忙忙地跑將過來，宣佈“最高統帥”的命令：“可以開槍！朝天開槍，先警告。如果不成，再向腿部開槍。快點，快點！”
是壓力太大？是徹底絕望？是有所準備？還是想得深？只見米利亞默不作聲，含著淚光，凝視天空，過了片刻，舉起手槍，扣動扳機，射向自己，倒了下去。鮮血立刻流了出來，染紅地上好大一片。
在這裡，須強調，說的是，本文章，重中重，那就是，米利亞，拒絕了，沒下令，要士兵，向群眾，發槍彈，避免了，犯下罪。那真是，救了國，救了民，救了兵，救了己。
所以米利亞的自殺，至少表明了3層意思：首先，如果是向群眾開槍，就會成為永遠地被釘在恥辱柱上的罪犯；但最終殺掉了自己，而成仁為羅馬尼亞民族史上的一個大英雄。其次，米利亞是倒下去了，換來的卻是千萬個民眾就能夠好好地站立在那裡了。最後，用自己的生命推動了時代的進程，國家在獨裁殘暴血腥的統治下，解放了出來，獲得了自由，擁有了民主。
事實情況結局正是如上分析的那樣：軍心震驚了，軍心震撼了，軍心震怒了。
國防部第一副部長斯登古雷斯庫立即決意背叛，不再接受指令，馬上帶著部隊返回了軍營。
廣場上的民眾再次鼓起了勁頭，假以激越嘹亮的壯歌聲，向著共黨老巢發動猛攻。齊奧塞斯庫等所謂的高層哪裡能夠抵抗得了？立即坐上了直升飛機倉皇逃竄而去。
12月25日，已被逮捕的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和埃列娜·齊奧塞斯庫被秘密軍事法庭以屠殺人民6萬、不當財產超過10億美元的罪名處以死刑，立即執行。
【2009-12-01讯】 作者：王丹
各位听众朋友：在我收到的来信中，很多的问题都是围绕六四屠杀的真相。下面这篇文章是我发表在今年11月香港《开放》杂志上的，作为20周年纪念的系列之一。这篇文章其实只是六四屠杀真相的冰山一角，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到那场惨烈的镇压的部分内容。也算是一并回答相关的提问好了。----王丹
六四屠殺的第一批受难者
在六四事件20周年的纪念活动的高峰过去之后，我们必须体认到，不能让历史的记忆，历史的真相，只留给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景。对于20年前那场震惊中外的大屠杀，我们应当持续不断的进行追问，进行记录的工作，而不是仅仅在周年纪念日想起那些血腥的过去。同样，历史的记忆也不应当仅仅着眼于有名的人物和主要的事件，历史中那些普通的，无名的当事人，也许有着更为重要的回忆价值，或者更不应当被遗忘，否则，历史就没有公正可言了。
有鉴于此，作为六四20周年的纪念活动的延续，让我们来看看，在中共6月3日晚上悍然开枪之后，在八九民运被镇压下去之后，当局在全国，尤其是北京展开的血腥清晰的部分情况。
6 月4日之后，尽管当局已经控制了天安门广场和北京主要城区的局势，但是零星的抗议仍旧持续，这些抗议活动基本上都被戒烟不对强力镇压，造成的人员伤亡并不亚于六四屠杀当天。同时，当局立即开始追捕八九民运的组织者和主要参与者。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被当局枪毙，逮捕，监禁，收容审查，清查的人，因此而构成六四屠杀之后的第一批政治受难者。
以下，就是部分第一批政治受难者的名单，让我们不要忘记他们：
1.6月5日，有民众在朝阳区和平街北口的公共汽车终点站，用8辆大客车堵住附近路口，6日凌晨3点，28人被戒严部队逮捕。时候，北京市长陈希同还为此专门打电话给戒严部队某部表示感谢。
在石家庄，5日到6日，官方宣称有数千名民众冲击石家庄军事机关，其中19人被捕。
2.6 月6日，上海市民拦截光新路道口的一台蒸汽机车和北京开往上海的161次客车，并在现场与公安干警发生冲突，因此而焚烧了数辆汽车，造成沪宁，沪杭铁路一度停驶。当场有11人被捕。9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批捕徐国明，彭家民，韦迎春，严雪峰等10人。15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上海啤酒厂工人徐国明，上海无线电18厂卞汉武和严雪荣死刑。三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6月20日裁定驳回上诉，三人21日被枪决。从被捕，审讯，起诉，判决到枪毙，只用了15天时间。同时，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6月21日对其他6人做出一审判决：上海建筑涂料厂工人彭家民，上海第六帆布厂工人韦迎春判无期徒刑，赵建明，艾启龙，袁智明，孙满红判五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上海对参与民运的人士从重，从快镇压，为全国的镇压行动树立了样板。 6月6日下午4时，一批广州工人在广州交通要道海珠大桥示威，7日凌晨4时，他们被600多武警包围，60人被收容审查。
3.6月7日上午，在武汉市，学生与民众在武昌大东门地区集会，之后游行到长江大桥南端设置路障。后据武汉市公安局声称，已抓获胡良夫，杨革闯，陈伟，金涛等23人。
4.6 月10日，新华社宣布，至今仅仅在北京地区，已经抓获400多名所谓"参与打砸抢的暴徒"，其中包括高自联常委兼秘书长郭海峰。这一天，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批捕了班会杰，路中枢，张文奎，王连喜，栾吉奎，祖建军，林昭荣，陈坚，王汉武，罗红军，龚传昌，廉振国，孙彦木等13人。6月17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北京市回民医院职工林昭荣，北京市公共汽车总公司售票员罗红军，河北省新乐县农民班会杰以及陈坚，祖建军，王连喜，王汉斌，张文奎共八人死刑。八人均不服上诉，但都被驳回。6月22日上午，遵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下达的死刑执行令，林昭荣等8人被枪毙。
在上海，警方宣称，昨天逮捕了陈盛福，王妙根，王虹等9人，理由是他们参与组织了上海"工人自治联合会"。同时，组织了"中国青年民主党"的翁正明和3月就开始组织"自由社"的李治国被捕。
在南京，公安局逮捕了"工人纠察队"，"工人自治联合会"等10多人，其中包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常委朱惠明。
在武汉，"工人声援团"部分成员被捕，总计28人。
在贵阳，凌晨有部分民众在贵阳人民广场示威，宣布"行动方案"，并打出"为民主而来，为自由而战"的横幅，从人民广场游行到贵阳汽车站和头桥一带，事后25人被捕。
在兰州，7日开始在全市范围大搜捕，到10日为止，已经有32名"市民敢死队"成员被捕。
在大连，晚上从北京逃离的原大连第四橡胶厂供销科副科长肖斌被捕，并被指控"造谣惑众"
5.6月11日，上海高自联负责人姚勇战在上海虹桥机场被捕。
在西安，西安市公安局截至11日，已逮捕48人，其中包括陕西省高自联，西安市工自联的马洪良，刘丛书。11日晚上，市民敢死队的刘晓龙，朱琳，于云刚，李涛，庞小斌，王建军等在兴庆宫公园开会时被捕。
6.6月12日，在云南，昆明市公安局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抓获15名"市民团"的成员。
在北京，被指控凌辱戒严部队士兵的尸体的张建忠被捕。
在湖南，周敏，王长怀，蔡謹璇，李杰等4名"工自联"的成员"投案自首"。
7.6月13日，在长沙，已经有"长沙工人自治联合会"副会长，长沙客运段列车员何朝晖以及高炳坤等31人被捕。
在甘肃，据《兰州日报》报道，已经有9名"市民敢死队"的成员被捕。
在山西，被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之一，清华大学学生周锋锁于晚上8点20分，在西安市郊三桥镇大光明眼镜店被捕。
在河北，首钢工人，曾经担任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下属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并被全国通缉的刘焕文在石家庄被捕。
8.6 月14日凌晨4点04分，被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之一，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熊炎在银川至包头的170次客车上被发现，在列车行驶到内蒙古丰镇县车站时被捕。同日，另一名被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之一，清华大学学生熊炜在沈阳开往北京的254次列车上自首被捕。
在广州，二十一名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北京电影学院学生马少方在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山派出所被捕。
在山西，下午，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负责人贺力力的联络员，工自联B队成员贺群印与A队骨干尤建齐等2人在西安被捕。
9.6月15日，在杭州，据该市公安局宣布，截至今天下午，已经有"杭州市高自联"和"浙江省高校改革促进会"的负责人等17人"投案"。
在四川，在曾经参与6月4日至7日的示威的民众中，截至今天，已经有40多人被捕。
在山东，济南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取缔由"济南市工人自治联合会"和"济南市工人民主联合会"合并组成的"济南市各界自治联合会"。其负责人刘玉滨，车宏年以及骨干分子张新潮，邵良玉，郝劲光等5人，因为"拒不登记，拒不自首"而被捕。
在北京，市公安局声称，近日"查获""工人自治联合会"的一个地下印刷厂，5人被捕。同时，被指控杀死戒严部队士兵崔国政的湖北省荆州地区农民赵跃堂，崇文区某医院工人杨世增，无业人员李卫东等3人被捕。另据北京市公安局的消息称，北京水产公司职工，"北京市民绝食团"的负责人刘子厚等16人被捕。
在内蒙古，凌晨7时半，"北京市工人自治联合会"负责人之一，被全国通缉的刘强在武川县被捕。
在贵州，14日，15日两天，贵州省工自联，贵阳市工自联，贵阳沙龙联谊会的19名负责人被捕，另有12人"投案自首"。
10.6月16日，二十一名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笔者的同班同学杨涛在兰州市永登县吐鲁沟旅游招待所被永登县连城林场林业派出所被逮捕。
在北京，市公安局宣布，已经有109人"投案自首"。其中包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敢死队队员李江，平谷个体运输户王福顺，李美福，杨洪武等。当夜，被指控杀害了另一名戒严部队战士李国瑞的24岁的孟多被捕。
11.6 月17日，在北京，来自官方的消息说，61岁的白信禹，北京科技大学分校矿冶系87级学生杨毅军，北京市第六建筑公司工人杨恩森，46岁的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女实验师吴让元等4人被捕。凌晨在西直门立交桥，一辆东风140卡车在驶过时向桥上的戒严部队士兵开枪袭击后逃逸，车上的房山县岳各庄乡农民荆卫东，孙国忠二人被捕。
在湖南，长沙市公安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拘捕长沙市工人自治联合会负责人李梘，何朝辉，卢摘量，张旭东，周勇，柳星期等6人。
12.6月18日下午，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学生张伟平，因为被控向美国之音"提供谣言---省政府为北京死难学生下半旗"而被捕。
13.6月19日晚7点，被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之一刘刚在保定市人民公园被捕。
14.6月20日晚11时，外省赴京高校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山东大学外文系学生潘强在济南山东大学被捕。据官方消息，截至20日，济南市公安机关已经收容审查了108人，逮捕了40人。
在浙江，把浙江省政府门前旗杆上的国旗摇下一截的26岁的浙江美术学院85级工艺美术系学生崔建昌被捕。
15.6月21日，上海官方公布，从6月15日到21日的6天里，已经有126名上海高自联，工自联的成员"登记"或者"自首"，其中包括三名上海市高自联的负责人，以及60多名上海市高自联的成员和各校高自联的成员。
16.6月22日，在湖南，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长沙市东西南北四个区的区人民法院分别召开宣判大会，宣布对参与长沙"422"事件的27人的判决结果。湖南省消防器材总厂工人李卫纪被判死缓，其他26人分别被判处一至十五年的有期徒刑。
在山东济南，济南市各界自治联合会主要成员，21岁的济南交通器材厂工人王长安到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自首"。
在青海西宁，市公安局声称破获了一个名为"中国人民民主反对党"的组织，负责人，27岁的青海省档案局干部余振斌已经被捕。
17.6月30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后来被称之为"天安门三勇士"的湖南省浏阳县达浒乡滩头小学教师余志坚，湖南省浏阳报社美术编辑喻东岳，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浏阳分公司工人鲁得成等3人。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最为集中的逮捕行动集中在6月，而且几乎在全国各大城市进行，显然是集中部署的镇压措施。当局每天在官方媒体上密集公布被捕人员，试图制造恐怖气氛。仅据以上非常不完整，堪称"冰山一角"一般的统计，6月5日至6月30日几乎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1281名以上的人被逮捕，收容审查，判刑甚至枪毙。当局有意借助密集的"红色恐怖"震慑社会，以减少来自人民的反抗。之后的稳定，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镇压的基础上的。
说明：
1. 资料收集的时间范围限定在6月7日至6月30日。这是因为，第一，篇幅和资料有限；第二，这段时间是中共开枪杀人之后，在全国展开最为严厉的大清洗的时期，镇压力度在6月30日之后相对来说稍微有所缓和。第三，以《人民日报》为例，7月1日以前大量密集地刊登点名道姓的抓捕民运人士的消息，但是7月1日以后明显地停止了这类新闻的报道，以后的所谓"平暴"新闻，比较集中在刊登一些所谓揭发的文章上面了，显然，7月以后，有组织的镇压行动统一进入了第二阶段。
2.资料收集的方向主要是6月7日至6月30日期间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相关报道。这是最能代表官方的统计数据，因此也可以推论出，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数字的最基本的基础。鉴于中共一贯有隐瞒其暴政的传统，这可能也是最底线的第一批受难者的数字。相信各地的地方报纸还可以提供更多的相关资讯。
3.必须指出的是，鉴于本文只涉及《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相关报道，而且，收集的原则是，仅录用有名有姓或者有确切案由与被捕人数的个案，因此以上涉及的个案以及数据并不代表完整的状况，仅仅是官方公布的一部分情况。
4.在未来必将展开的有关六四事件的调查和重新评价的过程中，应当找到以上这些受难者，并且帮助他们获得国家赔偿。
本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life/2009/1201/-36951.html
六四屠殺的第一批受难者（王丹）
2009-11-30
各位听众朋友：在我收到的来信中，很多的问题都是围绕六四屠杀的真相。下面这篇文章是我发表在今年11月香港《开放》杂志上的，作为20周年纪念的系列之一。这篇文章其实只是六四屠杀真相的冰山一角，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到那场惨烈的镇压的部分内容。也算是一并回答相关的提问好了。
六四屠殺的第一批受难者在六四事件20周年的纪念活动的高峰过去之后，我们必须体认到，不能让历史的记忆，历史的真相，只留给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景。对于20年前那场震惊中外的大屠杀，我们应当持续不断的进行追问，进行记录的工作，而不是仅仅在周年纪念日想起那些血腥的过去。同样，历史的记忆也不应当仅仅着眼于有名的人物和主要的事件，历史中那些普通的，无名的当事人，也许有着更为重要的回忆价值，或者更不应当被遗忘，否则，历史就没有公正可言了。
有鉴于此，作为六四20周年的纪念活动的延续，让我们来看看，在中共6月3日晚上悍然开枪之后，在八九民运被镇压下去之后，当局在全国，尤其是北京展开的血腥清晰的部分情况。
6 月4日之后，尽管当局已经控制了天安门广场和北京主要城区的局势，但是零星的抗议仍旧持续，这些抗议活动基本上都被戒烟不对强力镇压，造成的人员伤亡并不亚于六四屠杀当天。同时，当局立即开始追捕八九民运的组织者和主要参与者。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被当局枪毙，逮捕，监禁，收容审查，清查的人，因此而构成六四屠杀之后的第一批政治受难者。
以下，就是部分第一批政治受难者的名单，让我们不要忘记他们：
1.6月5日，有民众在朝阳区和平街北口的公共汽车终点站，用8辆大客车堵住附近路口，6日凌晨3点，28人被戒严部队逮捕。时候，北京市长陈希同还为此专门打电话给戒严部队某部表示感谢。
在石家庄，5日到6日，官方宣称有数千名民众冲击石家庄军事机关，其中19人被捕。
2.6 月6日，上海市民拦截光新路道口的一台蒸汽机车和北京开往上海的161次客车，并在现场与公安干警发生冲突，因此而焚烧了数辆汽车，造成沪宁，沪杭铁路一度停驶。当场有11人被捕。9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批捕徐国明，彭家民，韦迎春，严雪峰等10人。15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上海啤酒厂工人徐国明，上海无线电18厂卞汉武和严雪荣死刑。三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6月20日裁定驳回上诉，三人21日被枪决。从被捕，审讯，起诉，判决到枪毙，只用了15天时间。同时，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6月21日对其他6人做出一审判决：上海建筑涂料厂工人彭家民，上海第六帆布厂工人韦迎春判无期徒刑，赵建明，艾启龙，袁智明，孙满红判五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上海对参与民运的人士从重，从快镇压，为全国的镇压行动树立了样板。 6月6日下午4时，一批广州工人在广州交通要道海珠大桥示威，7日凌晨4时，他们被600多武警包围，60人被收容审查。
3.6月7日上午，在武汉市，学生与民众在武昌大东门地区集会，之后游行到长江大桥南端设置路障。后据武汉市公安局声称，已抓获胡良夫，杨革闯，陈伟，金涛等23人。
4.6 月10日，新华社宣布，至今仅仅在北京地区，已经抓获400多名所谓“参与打砸抢的暴徒”，其中包括高自联常委兼秘书长郭海峰。这一天，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批捕了班会杰，路中枢，张文奎，王连喜，栾吉奎，祖建军，林昭荣，陈坚，王汉武，罗红军，龚传昌，廉振国，孙彦木等13人。6月17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北京市回民医院职工林昭荣，北京市公共汽车总公司售票员罗红军，河北省新乐县农民班会杰以及陈坚，祖建军，王连喜，王汉斌，张文奎共八人死刑。八人均不服上诉，但都被驳回。6月22日上午，遵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下达的死刑执行令，林昭荣等8人被枪毙。在上海，警方宣称，昨天逮捕了陈盛福，王妙根，王虹等9人，理由是他们参与组织了上海“工人自治联合会”。同时，组织了“中国青年民主党”的翁正明和3月就开始组织“自由社“的李治国被捕。
在南京，公安局逮捕了“工人纠察队”，“工人自治联合会”等10多人，其中包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常委朱惠明。
在武汉，“工人声援团”部分成员被捕，总计28人。
在贵阳，凌晨有部分民众在贵阳人民广场示威，宣布“行动方案”，并打出“为民主而来，为自由而战”的横幅，从人民广场游行到贵阳汽车站和头桥一带，事后25人被捕。
在兰州，7日开始在全市范围大搜捕，到10日为止，已经有32名“市民敢死队”成员被捕。
在大连，晚上从北京逃离的原大连第四橡胶厂供销科副科长肖斌被捕，并被指控“造谣惑众”
5.6月11日，上海高自联负责人姚勇战在上海虹桥机场被捕。在西安，西安市公安局截至11日，已逮捕48人，其中包括陕西省高自联，西安市工自联的马洪良，刘丛书。11日晚上，市民敢死队的刘晓龙，朱琳，于云刚，李涛，庞小斌，王建军等在兴庆宫公园开会时被捕。
6.6月12日，在云南，昆明市公安局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抓获15名“市民团”的成员。
在北京，被指控凌辱戒严部队士兵的尸体的张建忠被捕。在湖南，周敏，王长怀，蔡謹璇，李杰等4名“工自联”的成员“投案自首”。
7.6月13日，在长沙，已经有“长沙工人自治联合会“副会长，长沙客运段列车员何朝晖以及高炳坤等31人被捕。在甘肃，据《兰州日报》报道，已经有9名“市民敢死队”的成员被捕。
在山西，被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之一，清华大学学生周锋锁于晚上8点20分，在西安市郊三桥镇大光明眼镜店被捕。
在河北，首钢工人，曾经担任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下属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并被全国通缉的刘焕文在石家庄被捕。
8.6 月14日凌晨4点04分，被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之一，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熊炎在银川至包头的170次客车上被发现，在列车行驶到内蒙古丰镇县车站时被捕。同日，另一名被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之一，清华大学学生熊炜在沈阳开往北京的254次列车上自首被捕。在广州，二十一名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北京电影学院学生马少方在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山派出所被捕。
在山西，下午，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负责人贺力力的联络员，工自联B队成员贺群印与A队骨干尤建齐等2人在西安被捕。
9.6月15日，在杭州，据该市公安局宣布，截至今天下午，已经有“杭州市高自联”和“浙江省高校改革促进会”的负责人等17人“投案”。在四川，在曾经参与6月4日至7日的示威的民众中，截至今天，已经有40多人被捕。
在山东，济南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取缔由“济南市工人自治联合会”和“济南市工人民主联合会”合并组成的“济南市各界自治联合会”。其负责人刘玉滨，车宏年以及骨干分子张新潮，邵良玉，郝劲光等5人，因为“拒不登记，拒不自首”而被捕。
在北京，市公安局声称，近日“查获”“工人自治联合会”的一个地下印刷厂，5人被捕。同时，被指控杀死戒严部队士兵崔国政的湖北省荆州地区农民赵跃堂，崇文区某医院工人杨世增，无业人员李卫东等3人被捕。另据北京市公安局的消息称，北京水产公司职工，“北京市民绝食团“的负责人刘子厚等16人被捕。
在内蒙古，凌晨7时半，“北京市工人自治联合会”负责人之一，被全国通缉的刘强在武川县被捕。
在贵州，14日，15日两天，贵州省工自联，贵阳市工自联，贵阳沙龙联谊会的19名负责人被捕，另有12人“投案自首“。
10.6月16日，二十一名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笔者的同班同学杨涛在兰州市永登县吐鲁沟旅游招待所被永登县连城林场林业派出所被逮捕。在北京，市公安局宣布，已经有109人“投案自首“。其中包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敢死队队员李江，平谷个体运输户王福顺，李美福，杨洪武等。当夜，被指控杀害了另一名戒严部队战士李国瑞的24岁的孟多被捕。
11.6 月17日，在北京，来自官方的消息说，61岁的白信禹，北京科技大学分校矿冶系87级学生杨毅军，北京市第六建筑公司工人杨恩森，46岁的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女实验师吴让元等4人被捕。凌晨在西直门立交桥，一辆东风140卡车在驶过时向桥上的戒严部队士兵开枪袭击后逃逸，车上的房山县岳各庄乡农民荆卫东，孙国忠二人被捕。在湖南，长沙市公安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拘捕长沙市工人自治联合会负责人李梘，何朝辉，卢摘量，张旭东，周勇，柳星期等6人。
12.6月18日下午，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学生张伟平，因为被控向美国之音“提供谣言---省政府为北京死难学生下半旗“而被捕。
13.6月19日晚7点，被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之一刘刚在保定市人民公园被捕。
14.6月20日晚11时，外省赴京高校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山东大学外文系学生潘强在济南山东大学被捕。据官方消息，截至20日，济南市公安机关已经收容审查了108人，逮捕了40人。在浙江，把浙江省政府门前旗杆上的国旗摇下一截的26岁的浙江美术学院85级工艺美术系学生崔建昌被捕。
15.6月21日，上海官方公布，从6月15日到21日的6天里，已经有126名上海高自联，工自联的成员“登记”或者“自首”，其中包括三名上海市高自联的负责人，以及60多名上海市高自联的成员和各校高自联的成员。
16.6月22日，在湖南，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长沙市东西南北四个区的区人民法院分别召开宣判大会，宣布对参与长沙“422“事件的27人的判决结果。湖南省消防器材总厂工人李卫纪被判死缓，其他26人分别被判处一至十五年的有期徒刑。在山东济南，济南市各界自治联合会主要成员，21岁的济南交通器材厂工人王长安到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自首”。
在青海西宁，市公安局声称破获了一个名为“中国人民民主反对党”的组织，负责人，27岁的青海省档案局干部余振斌已经被捕。
17.6月30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后来被称之为“天安门三勇士”的湖南省浏阳县达浒乡滩头小学教师余志坚，湖南省浏阳报社美术编辑喻东岳，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浏阳分公司工人鲁得成等3人。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最为集中的逮捕行动集中在6月，而且几乎在全国各大城市进行，显然是集中部署的镇压措施。当局每天在官方媒体上密集公布被捕人员，试图制造恐怖气氛。仅据以上非常不完整，堪称“冰山一角“一般的统计，6月5日至6月30日几乎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1281名以上的人被逮捕，收容审查，判刑甚至枪毙。当局有意借助密集的“红色恐怖”震慑社会，以减少来自人民的反抗。之后的稳定，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镇压的基础上的。
说明：
1. 资料收集的时间范围限定在6月7日至6月30日。这是因为，第一，篇幅和资料有限；第二，这段时间是中共开枪杀人之后，在全国展开最为严厉的大清洗的时期，镇压力度在6月30日之后相对来说稍微有所缓和。第三，以《人民日报》为例，7月1日以前大量密集地刊登点名道姓的抓捕民运人士的消息，但是7月1日以后明显地停止了这类新闻的报道，以后的所谓“平暴”新闻，比较集中在刊登一些所谓揭发的文章上面了，显然，7月以后，有组织的镇压行动统一进入了第二阶段。
2.资料收集的方向主要是6月7日至6月30日期间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相关报道。这是最能代表官方的统计数据，因此也可以推论出，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数字的最基本的基础。鉴于中共一贯有隐瞒其暴政的传统，这可能也是最底线的第一批受难者的数字。相信各地的地方报纸还可以提供更多的相关资讯。
3.必须指出的是，鉴于本文只涉及《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相关报道，而且，收集的原则是，仅录用有名有姓或者有确切案由与被捕人数的个案，因此以上涉及的个案以及数据并不代表完整的状况，仅仅是官方公布的一部分情况。
4.在未来必将展开的有关六四事件的调查和重新评价的过程中，应当找到以上这些受难者，并且帮助他们获得国家赔偿。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六四屠杀的第一批政治受难者
王丹在六四事件20周年的纪念活动的高峰过去之后，我们必须体认到，不能让历史的记忆，历史的真相，只留给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景。对于20年前那场震惊中外的大屠杀，我们应当持续不断的进行追问，进行记录的工作，而不是仅仅在周年纪念日想起那些血腥的过去。同样，历史的记忆也不应当仅仅着眼于有名的人物和主要的事件，历史中那些普通的，无名的当事人，也许有着更为重要的回忆价值，或者更不应当被遗忘，否则，历史就没有公正可言了。
有鉴于此，作为六四20周年的纪念活动的延续，让我们来看看，在中共6月3日晚上悍然开枪之后，在八九民运被镇压下去之后，当局在全国，尤其是北京展开的血腥清晰的部分情况。
6月4日之后，尽管当局已经控制了天安门广场和北京主要城区的局势，但是零星的抗议仍旧持续，这些抗议活动基本上都被戒严部队强力镇压，造成的人员伤亡并不亚于六四屠杀当天。同时，当局立即开始追捕八九民运的组织者和主要参与者 。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被当局枪毙，逮捕，监禁，收容审查，清查的人，因此而构成六四屠杀之后的第一批政治受难者。
以下，就是部分第一批政治受难者的名单，让我们不要忘记他们：
1. 6月5日，有民众在朝阳区和平街北口的公共汽车终点站，用8辆大客车堵住附近路口，6日凌晨3点，28人被戒严部队逮捕。此后，北京市长陈希同还为此专门打电话给戒严部队某部表示感谢。在石家庄，5日到6日，官方宣称有数千名民众冲击石家庄军事机关，其中19人被捕。
2. 6月6日，上海市民拦截光新路道口的一台蒸汽机车和北京开往上海的161次客车，并在现场与公安干警发生冲突，因此而焚烧了数辆汽车，造成沪宁，沪杭铁路一度停驶。当场有11人被捕。9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批捕徐国明，彭家民，韦迎春，严雪峰等10人。15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上海啤酒厂工人徐国明，上海无线电18厂卞汉武和严雪荣死刑。三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6月20日裁定驳回上诉，三人21日被枪决。从被捕，审讯，起诉，判决到枪毙，只用了15天时间。同时，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6月21日对其他6人做出一审判决：上海建筑涂料 厂工人彭家民，上海第六帆布厂工人韦迎春判无期徒刑，赵建明，艾启龙，袁智明，孙满红判五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上海对参与民运的人士从重，从快镇压，为全国的镇压行动树立了样板。 6月6日下午4时，一批广州工人在广州交通要道海珠大桥示威，7日凌晨4时，他们被600多武警包围，60人被收容审查。
3. 6月7日上午，在武汉市，学生与民众在武昌大东门地区集会，之后游行到长江大桥南端设置路障。后据武汉市公安局声称，已抓获胡良夫，杨革闯，陈伟，金涛等23人。
4. 6月10日，新华社宣布，至今仅仅在北京地区，已经抓获400多名所谓“参与打砸抢的暴徒”，其中包括高自联常委兼秘书长郭海峰。这一天，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批捕了班会杰，路中枢，张文奎，王连喜，栾吉奎，祖建军，林昭荣，陈坚，王汉武，罗红军，龚传昌，廉振国，孙彦木等13人。6月17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北京市回民医院职工林昭荣，北京市公共汽车总公司售票员罗红军，河北省新乐县农民班会杰以及陈坚，祖建军，王连喜，王汉斌，张文奎共八人死刑。八人均不服上诉，但都被驳回。6月22日上午，遵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下达的死刑执行令，林昭荣等8人被枪毙。在上海，警方宣称，昨天逮捕了陈盛福，王妙根，王虹等9人，理由是他们参与组织了上海“工人自治联合会”。同时，组织了“中国青年民主党”的翁正明和3月就开始组织“自由社“的李治国被捕。在南京，公安局逮捕了“工人纠察队”，“工人自治联合会”等10多人，其中包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常委朱惠明。在武汉，“工人声援团”部分成员被捕，总计28人。在贵阳，凌晨有部分民众在贵阳人民广场示威，宣布“行动方案”，并打出“为民主而来，为自由而战”的横幅，从人民广场游行到贵阳汽车站和头桥一带，事后25人被捕。在兰州，7日开始在全市范围大搜捕，到10日为止，已经有32名“市民敢死队”成员被捕。在大连，晚上从北京逃离的原大连第四橡胶厂供销科副科长肖斌被捕，并被指控“造谣惑众”
5. 6月11日，上海高自联负责人姚勇战在上海虹桥机场被捕。在西安，西安市公安局截至11日，已逮捕48人，其中包括陕西省高自联，西安市工自联的马洪良，刘丛书。11日晚上，市民敢死队的刘晓龙，朱琳，于云刚，李涛，庞小斌，王建军等在兴庆宫公园开会时被捕。
6. 6月12日，在云南，昆明市公安局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抓获15名“市民团”的成员。在北京，被指控凌辱戒严部队士兵的尸体的张建忠被捕。在湖南，周敏，王长怀，蔡謹璇，李杰等4名“工自联”的成员“投案自首”。
7. 6月13日，在长沙，已经有“长沙工人自治联合会“副会长，长沙客运段列车员何朝晖以及高炳坤等31人被捕。在甘肃，据《兰州日报》报道，已经有9名“市民敢死队”的成员被捕。在山西，被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之一，清华大学学生周锋锁于晚上8点20分，在西安市郊三桥镇大光明眼镜店被捕。在河北，首钢工人，曾经担任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下属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并被全国通缉的刘焕文在石家庄被捕。
8. 6月14日凌晨4点04分，被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之一，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熊炎在银川至包头的170次客车上被发现，在列车行驶到内蒙古丰镇县车站时被捕。同日，另一名被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之一，清华大学学生熊炜在沈阳开往北京的254次列车上自首被捕。在广州，二十一名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北京电影学院学生马少方在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山派出所被捕。在山西，下午，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负责人贺力力的联络员，工自联B队成员贺群印与A队骨干尤建齐等2人在西安被捕。
9. 6月15日，在杭州，据该市公安局宣布，截至今天下午，已经有“杭州市高自联”和“浙江省高校改革促进会”的负责人等17人“投案”。在四川，在曾经参与6月4日至7日的示威的民众中，截至今天，已经有40多人被捕。在山东，济南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取缔由“济南市工人自治联合会”和“济南市工人民主联合会”合并组成的“济南市各界自治联合会”。其负责人刘玉滨，车宏年以及骨干分子张新潮，邵良玉，郝劲光等5人，因为“拒不登记，拒不自首”而被捕。在北京，市公安局声称，近日“查获”“工人自治联合会”的一个地下印刷厂，5人被捕。同时，被指控杀死戒严部队士兵崔国政的湖北省荆州地区农民赵跃堂，崇文区某医院工人杨世增，无业人员李卫东等3人被捕。另据北京市公安局的消息称，北京水产公司职工，“北京市民绝食团“的负责人刘子厚等16人被捕。在内蒙古，凌晨7时半，“北京市工人自治联合会”负责人之一，被全国通缉的刘强在武川县被捕。在贵州，14日，15日两天，贵州省工自联，贵阳市工自联，贵阳沙龙联谊会的19名负责人被捕，另有12人“投案自首“。
10. 6月16日，二十一名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笔者的同班同学杨涛在兰州市永登县吐鲁沟旅游招待所被永登县连城林场林业派出所被逮捕。在北京，市公安局宣布，已经有109人“投案自首“。其中包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敢死队队员李江，平谷个体运输户王福顺，李美福，杨洪武等。当夜，被指控杀害了另一名戒严部队战士李国瑞的24岁的孟多被捕。
11. 6月17日，在北京，来自官方的消息说，61岁的白信禹，北京科技大学分校矿冶系87级学生杨毅军，北京市第六建筑公司工人杨恩森，46岁的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女实验师吴让元等4人被捕。凌晨在西直门立交桥，一辆东风140卡车在驶过时向桥上的戒严部队士兵开枪袭击后逃逸，车上的房山县岳各庄乡农民荆卫东，孙国忠二人被捕。在湖南，长沙市公安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拘捕长沙市工人自治联合会负责人李梘，何朝辉，卢摘量，张旭东，周勇，柳星期等6人。
12. 6月18日下午，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学生张伟平，因为被控向美国之音“提供谣言---省政府为北京死难学生下半旗“而被捕。
13. 6月19日晚7点，被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之一刘刚在保定市人民公园被捕。
14. 6月20日晚11时，外省赴京高校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山东大学外文系学生潘强在济南山东大学被捕。据官方消息，截至20日，济南市公安机关已经收容审查了108人，逮捕了40人。在浙江，把浙江省政府门前旗杆上的国旗摇下一截的26岁的浙江美术学院85级工艺美术系学生崔建昌被捕。
15. 6月21日，上海官方公布，从6月15日到21日的6天里，已经有126名上海高自联，工自联的成员“登记”或者“自首”，其中包括三名上海市高自联的负责人，以及60多名上海市高自联的成员和各校高自联的成员。
16. 6月22日，在湖南，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长沙市东西南北四个区的区人民法院分别召开宣判大会，宣布对参与长沙“422“事件的27人的判决结果。湖南省消防器材总厂工人李卫纪被判死缓，其他26人分别被判处一至十五年的有期徒刑。在山东济南，济南市各界自治联合会主要成员，21岁的济南交通器材厂工人王长安到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自首”。在青海西宁，市公安局声称破获了一个名为“中国人民民主反对党”的组织，负责人，27岁的青海省档案局干部余振斌已经被捕。
17. 6月30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后来被称之为“天安门三勇士”的湖南省浏阳县达浒乡滩头小学教师余志坚，湖南省浏阳报社美术编辑喻东岳，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浏阳分公司工人鲁得成等3人。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最为集中的逮捕行动集中在6月，而且几乎在全国各大城市进行，显然是集中部署的镇压措施。当局每天在官方媒体上密集公布被捕人员，试图制造恐怖气氛。仅据以上非常不完整，堪称“冰山一角“一般的统计，6月5日至6月30日几乎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1281名以上的人被逮捕，收容审查，判刑甚至枪毙。当局有意借助密集的“红色恐怖”震慑社会，以减少来自人民的反抗。之后的稳定，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镇压的基础上的。
说明：
资料收集的时间范围限定在6月7日至6月30日。这是因为，第一，篇幅和资料有限；第二，这段时间是中共开枪杀人之后，在全国展开最为严厉的大清洗的时期，镇压力度在6月30日之后相对来说稍微有所缓和。第三，以《人民日报》为例，7月1日以前大量密集地刊登点名道姓的抓捕民运人士的消息，但是7月1日以后明显地停止了这类新闻的报道，以后的所谓“平暴”新闻，比较集中在刊登一些所谓揭发的文章上面了，显然，7月以后，有组织的镇压行动统一进入了第二阶段。资料收集的方向主要是6月7日至6月30日期间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相关报道。这是最能代表官方的统计数据，因此也可以推论出，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数字的最基本的基础。鉴于中共一贯有隐瞒其暴政的传统，这可能也是最底线的第一批受难者的数字。相信各地的地方报纸还可以提供更多的相关资讯。
必须指出的是，鉴于本文只涉及《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相关报道，而且，收集的原则是，仅录用有名有姓或者有确切案由与被捕人数的个案，因此以上涉及的个案以及数据并不代表完整的状况，仅仅是官方公布的一部分情况。在未来必将展开的有关六四事件的调查和重新评价的过程中，应当找到以上这些受难者，并且帮助他们获得国家赔偿。
（本文原载《开放》2009年11月号）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简介
发表于 2009 年 09 月 08 日 由 孙立勇
（一）“后援会”的性质：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简称“后援会”）是在澳大利亚注册的非政府、非营利的人道主义组织（注册号：INC9884000），旨在帮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被关押的良心犯、宗教犯。“后援会”成立于2005年3月24日。
（二）“后援会”的宗旨：
1、无名或知名度低，并且生活贫困的系狱者是“后援会”帮助的主要对象。
2、通过经济援助，使系狱者本人在监狱里能买得起罐头、方便面及必要的日常生活用品，使系狱者的家人有路费去探监，使系狱者的子女不必为学费发愁。
3、在“后援会”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帮一个是一个，多帮一个是一个。
（三）“后援会”的组织形式及财物管理：
“后援会”的组织者、捐献者均为义工；召集人为孙立勇，负责联系捐助人及受助人。
“后援会”的汇款及账目由财务人员负责。财务人员依据法律向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提供年度财政报告。
（四）“后援会”的捐助方式：
1、固定捐助：即捐款人自己或通过“后援会”每年固定帮助一位（或几位）系狱者，一直到对方出狱为止，每人每年600澳币（或相当于3600元人民币）。定向捐助每年从圣诞节开始，到春节前结束。
2、指定捐助：即捐款人自己或通过“后援会”不定期对某一系狱者或被迫害者的捐助。
3、不指定的大额捐助：即捐助人直接将善款汇入“后援会”账户、具体受助人由“后援会”决定。
4、小额捐助：即捐助人没有指定捐助对象且数额较小的，由“后援会”自行决定受助对象。
说明：
1、对于固定捐助和指定捐助，如果是通过“后援会”汇款的，“后援会”将在受助人接到捐助后向捐助人发感谢信，信中将提供受助人的联系方式，供捐助人进行核实；如果是捐助人自行汇款的，“后援会”在确认受助人已经收到捐助后，将向捐助人发感谢信；固定捐助是“后援会”采取的主要捐助方式；
2、对于不指定的大额捐助，“后援会”将在受助人接到捐助后向捐助人发感谢信，信中将提供受助者名单及联系方式，供捐助人进行核实；
3、对于小额捐助，“后援会”将向捐款人发感谢信；
4、除捐助者和受助者本人外，“后援会”严格遵守信息保密原则。
（五）“后援会”的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SUPPORT NETWORK for the PERSECUTED in CHINA
P. O BOX 219 CAMPSIE NSW 2194 AUSTRILIA联系人：孙立勇
联系电话：0061-424328130
邮箱： liyongsun8964@hotmail.com
江棋生：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
十二月 25
Written by: host
2009/12/25 8:02
江棋生：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
江棋生撰写（维权网协助）
目录
前言
一、六四大屠杀：官方血腥镇压八九民主运动
二、六四后的人权灾难：大抓捕、大清查
三、天安门母亲：六四死难者家属和六四伤残者群体
1、这一群体所经受的惨痛和煎熬
2、20年寻求正义的艰难抗争
3、天安门母亲群体现状
四、六四良心犯
1、当局大力制造和惩处六四良心犯
2、出狱后不改信念的六四人士
3、出狱后生活困苦的六四人士
4、至今仍在狱中的六四良心犯
五、受到其它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
六、一党专政制度下的政治受害者
七、六四受害者生存状况之改变
结语
参考资料
附件
一。部分六四死难者基本情况和天安门母亲名单
二。部分六四伤残者名册
三。北京部分六四良心犯名单
四、湖南部分六四良心犯名册
五、其它省份部分六四良心犯名单
六、1989年被当局处决的六四“暴徒”名单
七、尚在北京地区狱中服刑的六四良心犯
前言
发生在20年前的八九民主运动和中国政府下令进行的六四大屠杀，是中国当代史上不容回避和抹杀不了的重大事件。
六四大屠杀和随后进行的大抓捕、大清查，制造了数以万计的六四受害者，他们是：倒在血泊中的六四死难者、身中枪弹的六四伤残者、六四死难者和重殘者家属、被判刑或劳教的六四良心犯及受到其它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
在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20周年之际，为了有助于中国民间和国际社会恢复历史真相、重建历史记忆、寻求历史公正，本报告将对六四受害者当年的蒙难和20年来的艰辛历程给出一个基本的描述，对造成六四受害者的制度因素进行必要的分析，并对如何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提出相应的建言。
序二、与死亡擦肩而过
郑义
有人把八九民运学生领袖张伯笠称作“当代鲁宾逊”，现在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些文字，或可称为当代的《鲁宾逊漂流记》。
光阴荏苒。回想起和张伯笠的初识，已是十几年前的往事了。忆流年，八十年代的伯笠，以报告文学在文坛崭露头角，正青春茂盛。在黄河岸边那块文学的沃土上，我们以文会友，有过许多值得追忆的交往。后来他去了北京大学作家班深造，不期然撞上八九年那场震惊世界的民主运动，命运陡然转折。青年作家比起青年学子，阅历丰厚却又未老奸巨猾，伯笠和他的文友们率先揭竿而起，以诗文拉开了那场自由之战的序幕。那时我恰在北京，常去北大与他们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于是便有了后来那一段我们共同拥有的永生难忘的血泪生涯。
当自由女神被坦克轧碎于血泊之际，一场罕见的大屠杀、大追捕、大逃亡开始了。在我挑着木匠担子浪迹天涯时，未曾料到伯笠已在人迹罕至的黑龙江畔开垦出一片自由的田园。如果沟通音讯，如果我也去了，后来发生的，也不会是另一个故事。在中国，另一个故事是难以构造的。对自由的向往，毫无例外地都必然导致苦难。共产及名目繁多的种种“运动”，迫使许多黎民百姓逃进荒山莽林，并创建了自耕自食的部落，不纳官税、不服徭役、不报户口、不问魏晋，到头来，无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些避秦之地终被发现，自由再次失落。把伯笠的这段生涯称为“当代鲁宾逊”，依我看是浪漫了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纵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何处有寸方自由之地！于是便有了偷渡黑龙江，几冻死于俄国农夫草料棚之酸辛。曲折的逃亡之路最后指向香港，指向海峡另一边那个自由的中国，但此时他已身患沉 ，奄奄一息。人之将死，总有一些斩不断的牵挂，于是便有了这本留给孩子的书。类似的情境我也有过，那是在妻子入狱，而我又将躜行于生死之间时。我匆匆回顾了自己一生，特别是那场刚刚被绞杀的和平起义，给妻儿留下了十一封永远寄不出去的信──《历史的一部分》。逃亡之路遥迢艰险，每个路口都有横站的长枪，死亡如影随形，于是生命变得单纯而从容，许多家常庸碌生活中不曾涌动的情愫，流水般从笔下倾泻而出。不知伯笠作何想，对我来说，那是生命中难得纯洁的日子。
比起许多坚守于“６、４”之夜的热血青年，张伯笠还多出两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际遇。他的故事，更加戏剧性地述说了当代中国的悲惨与黑暗。当然，这很难说不是浪漫之一种，正如有些美国青年所说，八九年是一个时光隧道，你们迳直走进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战火纷飞的街垒，简直太酷，太浪漫！而对于伯笠，我想，追忆这段往事，是为了告诫自己从哪里来，自己是谁，是为了牢记人世间还有比生命更宝贵之物，不管称之为真理还是上帝，是为了使自己在这至高者面前更加谦卑！尽管如此，我并不否认“当代鲁宾逊”确有迷人的浪漫色彩。我只是说，对于作者和他的女儿，对于无法保持阅读距离的当事者们，并不浪漫。
如果说鲁宾逊代表了那个征服时代对于土地与财富的占有，那么，“当代鲁宾逊”得到了什么？──精神财富。谁有过与死神四目对视的刹那，谁就懂得了生命的意义。这同时也是一种承担：那些横卧碧血的战友已化作闪烁的寒星，正在遥远的苍穹上向我们默默凝望。
一九九八年夏于美国马里兰
广场活碑
广场实录1989.4.26 - 6.4
4.26-4.30学潮印象
缘起
按：这份手稿是我到北京採访的四十日报导实录，四月份的材料大约是在八九年七、八月期间整理，夹杂一些印象和记忆。五月份的材料是照录採访日记原文，二零零九年初整理。
一九八九年四月，胡耀邦的逝世把压抑了的学运再度掀动起来，年轻的大学生热血沸腾，在悼念胡耀邦的时候把压在心底里的抑郁都发泄了出来，他们很单纯地要求中共接受他们的诚意，可是中共却瞧不起年轻人简朴的请求，这腐败的政权早就暴露了它丑恶的一面。
那时候，我还没有到北京，我在香港电视新闻看到三位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前面，请求李鹏出来接他们的请愿信。李鹏没有出来，学生下跪了，其他同学都哭了，叫他们不要跪。
这种下跪，在封建皇朝中，是老百姓跪请圣上的表现，根本就不能打动本来已不把人民放在眼里的在上位者的心，更何况他们已想当然地要践踏人民，要人民永不超生地活在底层。你下跪，他们不会感动，但却明显地反映了人们未能冲破封建思想的樊篱，上尊下卑的不民主、不平等，正好就在下跪时，把奴性充分地显露出来了。
中国人甚么时候才能站起来呢？中国人怎么样才能鼓起勇气去挑起历史重担，解下封建的枷锁呢？
我们期盼着中国人站起来的日子，我们也相信中国人终於会站起来，而我亦想亲眼看到学生唤醒群众去对抗横蛮无理、暴虐无道的虚伪政府。这失信於民、造谣生事、制造动乱的荒唐政权，终有一日会被平民百姓推倒垮台。我们等候着这历史时刻的到来。
我在悼胡之后才到北京，那时候正是四二七大游行的日子，在飞机上我知道肯定会错过这历史时刻。后来学生告诉我，他们如何悲壮地走上街头，临行时留下遗书。老师哭着要同学不要上街，可是大家都抱着准备流血的心情，虽然知道这政府一定会镇压，而且也听到早已调派重兵入京候命的消息，但学生给四二六社论激怒了，誓死也要上街游行，抗议政府污蔑他们单纯的学生运动。
我当时遗憾错过了这个震动人心的游行场面。没想到后来赴京採访四十天，每日每夜我目睹了一场又一场更加感动和震撼人心的场面。只可惜，最后人民要付出血的代价.我真正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最需要记者见证历史时刻，在六四之后最应该继续揭露真相的时候，我失魂落魄撤离天安门广场，仓皇受惊告别首都北京。
后来，我们听见有人毁屍灭迹，有人伪造历史，有人掩饰事实真相。他们为所欲为，还指责我们造谣，但我们却无法即时反驳.在军队坦克暴力镇压的威吓下，我们可爱的民族精英牺牲的牺牲、被捕的被捕、流亡的流亡。到底怎样才能够保护及保存国家宝贵的人才呢？四十年来，他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被摧残了，不能再把我们剩余下来的少许希望都一举赶尽杀绝，救救我们祖国的孩子，救救我们祖国的精英，保存我们祖国的希望，让我们合力建造美好的新中国。
出发赴京前的准备
一九八九年四月，首次赴京採访，一切都不熟悉。赴京前找过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我说：想採访五四运动。当时还没发生悼胡事件，他便已经对我说：“没甚么好採访吧！两地制度不同，互不理解，最好还是不要去。”
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大陆实行社会主义，新任中共党总书记江泽民在八九年七月十一日说：“井水不犯河水。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不会在港澳台搞社会主义，你也不要把资本主义的一套搬到内地来。”
这讲法，张浚生在那时候就提醒过我，说我们香港记者的採访，往往会用香港的一套来看大陆，这不行的。
悼胡事件发生后，我结识一位在香港大学作交流生的北京大学校友，作个中间人好方便我到北京后找同学做访问。在倾谈中，他说基於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民主自由等开放思想较有传统，校长丁石孙在这方面也没太大的压制，所以几次学潮都是由北大带头.他又说，八六学潮之后，学生普遍有一种情绪的压抑，其实搞运动的气氛早已是蠢蠢欲动的，所以政府亦已严阵以待，“四五”
当天发动不够，“五四”会是时机，但期间要坚持则很困难，刚巧胡耀邦逝世，马上成为很好良机，令学生不满的情绪得以宣泄。
另外，我又刚好透过浸会大学的讲师，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在香港做研究的清华校友，他分析，如果没有悼胡事件，令学生借机而起，中国也会有经济改革的危机出现，而且学生也实在不会忍受太长的沉寂，即使没有悼胡，学生也好有可能会在七、八月展开一场学运.总的来说，自年初方励之上书邓小平，希望正值八九年是中共建国四十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及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呼籲特赦及释放魏京生等民运份子开始，到知识份子联名请愿，陈军被逐等等事件相继发生，民主运动的醒觉意识己被触动，结果把八九民运藉悼胡事件，演进为北京学运，再扩大至全民参与，推向一个又一个的高峯.
访京的第一印象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踏上飞机之前，听着收音机广播北京学生被《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激发上街游行的经过.已经上京的报馆同事警告说，这次不是闹着玩的，周围都有不安全和被监视的感觉，赴京採访绝不轻松，是会有危险的。
我对北京很陌生，在七、八年前还念大学的时候，才第一次旅游到北京逗留过五天，对北京的一切一切，都不熟悉。至於中国新闻、政治、经济、历史等等，我连基本常识也没有，所以这次前往北京採访，是亳无把握的。
我原先是希望做一期专题，探讨五四运动，后来变成特派记者，在北京跟进悼胡后的学潮发展和亚银会议，然后才可以构思专题内容。正因此，在亚银会议后，大多数香港记者都离开北京，我还继续留在北京做专题报导，没有间断地全程体验了这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经过.登上飞机的时候，心想，在傍晚抵达北京，或许仍能适逢其会的，游行队伍不会那么快便散去吧！到北京国际机场，才不到五时，可以赶得及的。不过上出租车时，司机便已经说：“去北京饭店？路堵得很厉害，我试试看吧！”然后，问：“你知道学生在游行吗？他们的队伍很大，交通都给堵塞了！”我回说知道学生在游行，反问他会否不喜欢学生闹事，弄到交通大乱？他说：“学生闹事是没错的，他们也是为了大家好嘛！”
我不了解北京情况，所以会很小心的，没向司机透露身份，也没借题发挥的继续发问。在未进市中心时，交通尚好，我欣赏沿途风景，城郊树木葱绿，人们自在悠闲，学生示威游行没有影响郊区的安静详和。
抵达市区后，司机说：“你瞧，堵住了！”然后他表示要绕路，又行了一段路，经过北京站，再一段路，他说：“看！路口有学生的旗帜。”绕了一圈，“糟了！又没路行。”经过人民大会堂，很多军车泊在路旁，还有很多公安坐在地上休息。天安门附近的一带，路都堵塞住了，司机不耐烦，一见塞车，就绕一大段路，再看有没有办法。如是者，五时许离开机场，兜兜转转的走了很多路，七时许才绕过中山公园，在北京饭店对开的一条横街停车，司机说：“小姐，真对不起了，公安不许转入饭店，我只能在这里停，你步行少许路吧！”
然后，他开价二百元，我没有人民币，他帮我折算，要收我三百八十元港币，我说：“那么贵？”他答：“路程远嘛！”又说：“你来公干的吧，可以开数，要收据吗？”当然要啦！他给我一张没有写价钱的收据，说：“你自己填吧！”他的语气是大家都可以互相受惠吧！我想，开天杀价和“报大数”是两地贸易往还的特色吗？心照不宣？算啦！反正讲价也无谓，司机本来说好可以帮我拿行李到北京饭店的。我付钱后，他说不放心随便把车停泊在路口，我只好“死死气”自己提行李，狼狈的走过马路到北京饭店找同事。
进北京饭店，问服务台的时候，因为我记错房间，所以电话接不通。服务员问：“你是找谁呀！”我吞吞吐吐，不好说，因为普通话不灵光，人生路不熟，摸不清他的用意，只告诉他房号。他说：“没这房间，你是不是记者？这里有房间住了记者的。”
我吃惊他竟然这么神通广大，知道我的身份还能点出我想找的房间，便对他说是的，我的同事姓甚么.他便对我说：“我早知你找错房号的了！”然后指示我如何去登记入住的房间.我不知道，我们在北京饭店工作是否应该隐瞒身份，因为，很多人告诉我，北京饭店的房间和电话都安装了偷听器，到底这是否多疑呢？但毕竟太难说了，这国家一直是没有个人私隐和自由的。
踏进房间，同事很累，因为一整天跟着学生游行，场面壮观.她对我说：“你错过了历史盛况，他们的队伍已过，政府答应对话，他们便解散了！”我问她：“服务台知道你们的身份，没事吗？”她说：“我们的行动，很难不给人知的。”
来京初期，我们非常小心谨慎，谈一些採访计划都是压低声音，怕有人窃听，打电话出外时，不谈内容，只说，出来见面后谈谈吧！有时候，我也感到不舒服，既要保护被访者，又要保护自己，做事总是吞吞吐吐，很不畅快的。这夜，我甚么事也没干。第二天也不知道可以做甚么，想：打些电话碰运气吧！
4.28
误打误撞进入北京大学採访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首天工作是尽快认识这次学生运动的背景。
激情过后，我才到京，总感到气氛怪怪，很不是味道。同事各有各忙，她们熟路、线多，我却还未上手，派不上用场，不知从何做起。
早上打电话找北京大学副校长罗豪才，问他对北大学生和北京学潮有何反应，能否安排一个访问？他的回覆是：学潮期间在外开会，不知内情，但他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因为还有很多渠道让政府和学生有所沟通的。至於接受访问，他则表示，没甚么好说，也不太方便，因此婉拒了。
第一个电话就碰灰，很扫兴！再接再厉，终於找到一个北大的研究生乐於跟我见面，还说三角地的大字报可能很快会给撕毁，叫我早点来了解情况.於是跟他约好在北大校园见面。当时，我对北京怀有一种恐惧，总觉得人人都不可靠，去甚么地方都可能有跟踪和遇到危险.我外出之后，谁也不知道会有甚么遭遇，会担心随时人间蒸发，於是留了字条给同事，说明自己的去处，有事的话可以追查一下。
我不能不说，早期在北京的日子，我是非常小心的，随后经过学运日夜的风雨洗礼，我对北京反而再没有恐惧，对北京市民再没有怀疑，这个城市的平和亲切感，是我最初几天在北京时，还不能感受到的。
第一天给出租车司机开天杀价，车费实在太贵，心里说笨，於是问清楚同事，大概费用多少，如何安排交通？同事说，北京的出租车一般不会在街道上接客，因此外出的话，一定要包车，费用一般都要百六至二百元一整天，且要讲价.到饭店门口找车，向司机说要包半天，去两个地点.他说要一百二十元，我说：“太贵了，八十元吧！”他竟说：“行！”我奇怪，以为要讨价还价的，怎么会还一口价这样儿戏？难道我这个价钱仍然是很笨？
算了吧！反正这价钱比昨天低。
先叫司机去北京大学，在门口等那同学出来接我。北大校友早跟我说过，那道门比较容易进入校园，又表示，悼胡事件后，有朋友告诉他，校门守卫严格了很多，他教我，如果要说找谁，就表示找留学生，乱作一个名字可以啦！因为无论我怎么装扮，在服饰及口音方面都跟本地人不同，说找留学生就完全没问题了。
在北大南门等了一会儿，那素未谋面的被访者便出来找我。
其实他是一位北大讲师，他来接电话，我便以为他就是我要找的人，后来谈到最后，他给我留下联络方法时，我才知道他的真姓名，跟我想找的人不一样。第一个被访者原来是张老师，他早就有说名道姓的自我介绍，不过，我的普通话真的不好，听讲都是“半桶水”，脑子装载不了太多陌生又新鲜的事物，尤其北京腔调和一些当地的政治专有名词，即使他们讲了几遍，还是搔破头皮不知所指，最后要人家给我在笔记本上写出来，才恍然大悟。
我跟张老师在校园内边谈边走，他很坦诚，尽量给我帮忙，对於我的发问也大方地回答。我问：会否有人监视，对他不利？他说，校园气氛还好，没甚么，政府还没採取任何行动，而且他也不算是积极参与者。
他给我介绍了校园的心脏地带，亦即贴满了大字报的三角地。他说，校方大概会在明天就撕掉所有大字报，相信政府会对北京各所高校採取一致措施，令学潮趋於平静.他又约略跟我讲述了学潮的背景，及发展到现阶段的情况.他说：有五十一所北京高校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学生联合自治筹备委员会，该会现时的工作是为对话作准备，因为在情绪上还未平伏，学生希望透过对话能反映意见。他承认学生之间未有统一的行动，有少许磨擦或意见不合，但是绝大部份同学都是支持这个临时联合自治会，因此，他认为，学生与政府展开对话的先决条件是要政府公开承认学生临时联合自治会的合法性。
悼胡事件中，学生跪请李鹏接请愿信后，因为得不到答覆，同学愤而宣佈发起罢课抗议.张说，此事后，校方很无奈的想动员学生复课，到《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同学最想抗辩的是：“我们没有违宪。”同学的一切行动都是法律赋予的权利。
他续说，因为这社论，把同学迫上街了，由於事前知道会有镇压，而事实上亦真的有大批军人武警在京城戒备，在主要街道口设防线，所以同学在早上上街之前，老师们都劝同学不要上街游行送死，有女老师哭着唤同学回来，不要踏出校门.他表示，这次游行非常成功，因为学生自己组织了纠察队维持秩序，避免造成交通混乱，又注意提防有官方的人或群众喊不好的口号，所以统一喊一些支持共产党的口号，引述邓小平文选的语录等，都是共产党可以接受的。由於组织良好，令混水摸鱼的人不能得逞，而且学生亦深明支持共产党是不得已的，因为短期内学生是不可能得到民主的，而现实情况是中共政府不得民心、官僚腐败，学生反对这些就很容易得到农民和市民的同情和了解。
他说，学生在悼胡时期提出了七点要求，对於官员而言，这些要求看似简单，实在不好处理。例如公布官方的财产，就算说了出来也很难核实，要核实就得全盘托出，这就难办了！此外，要求新闻自由，这是共产党最怕的。张又认为，邓小平在四二五的讲话，比为胡耀邦所写的悼词还要退步，其实邓小平的时代应该过去的了，现在的学潮令他大受刺激，而学生愈搞运动，他就愈固执。他老了，再难要求他在深化改革方面找出路，但是他却要干预民主进程，令人们不敢说话。
最可悲的是，去年物价改革掀起通胀、抢购和提款风暴，政府硬闯物价关时，根本没作科学化调查。在如此的经济改革进程下，导致银根紧缩，加上贪污腐化和官商倒卖日益猖獗，人民百姓怨声载道，社会根本承受不了，如果还不实行政治改革，推动民主进程，只会导致这国家更加混乱.对於这场运动，他说，要视乎对话的结果。假如不顺利的话，政府极有可能会抓捕一些积极搞组织的筹委会学生。不过，据估计，目前官方还未敢对付学生，因为怕将事情扩大。他说，发起这次学运的同学，大多数是八八年的本科生，他们最早出来搞游行，比较单纯和幼稚；而很多年纪较大的学生，因为忙於写论文，找工作单位及计划出国，从个人前途考虑，不少高年级同学都放弃搞学运.另外，年纪较大的学生都觉得这样下去是不会达到目的，所以没出来参与.
专访李进进──北大是学潮的摇篮及发源地
我到北大想找的人其实是李进进，他是法律博士生。我问张老师是否认识他，他说，知道他是谁，还表示可以带我去见他。张对我说，李进进在悼胡事件中最早站出来，他的家人知道他搞学运之后，马上叫他哥哥赶来北京劝他停手，怕他惹祸上身，所以现在李进进没有搞下去了。
来到李进进的宿舍，拍门找他时，第一次见我这位不速之客时，他竟然说，我们见过面了。但我没有印象，所以随便说，香港来京的记者很多，可能你认错了。
这开场白令双方都有点尴尬，所以气氛很不自然。我跟他说，是香港的一位北大校友介绍我来找他的。谈了几句，他说要换个地方到隔壁房间倾谈，而邻房的博士生跟他很熟络.访问时，张老师跟邻房朋友都一起听我们的交谈。
访问完后，张老师陪我离开，带我到校园三角地附近听了一会儿广播。临别时他说，李进进曾到过香港搜集资料，为他的博士论文做研究准备，他刚才说跟你见过面，可能是指在香港见过面吧！
我想了想，便慢慢记起，我是在香港大学认识北大校友的时候，大家曾经匆匆点过头打招呼，很偶然的一次因缘际会，没想到北京会再见面，我善忘，令大家都感到很冒昧。后来，我在北大再遇到李进进，便不忘跟他道歉，而通常我在北大看完大字报后，都一定会去宿舍找他，找不到人就找他的邻房，我们经常互通消息，熟络了很多。
之后，我还找他谈工人自治联合会及工运的发展可能性。他当时又重新投入运动，担任工自联的法律顾问。六月三日，即屠城前一日，我又去找他，谈到香港的捐款不应该单是照顾学生，因为这场运动工人付出了很多，而他们的牺牲亦是最多，更加迫切需要经济方面的支援。
本来，我还以为在工运方面，日后我或许可以穿针引线。谁知六月四日屠城之后，一切都是在不想结束的情况下，学运、工运、民运都被彻底瓦解，消灭於萌芽状态.返港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在港的北大校友来电向我告别，因为他申请到去美国留学，签证方面获得通融，毋须返回内地申请。他对我说，收到太太的信，得知李进进已遭公安抓去了。听到这消息，我很心痛，虽然经过通缉大搜捕之后，知道很多学生、工人、知识分子没法逃，都凶多吉少了。
但是，当你得知这些相熟又很敬佩的人被抓，他们的命运跟这场运动的结局一样悲哀和惨绝人寰的时候，那种伤痛是锥心刺骨的。
总结至四二七的学运发展
跟李进进第一次倾谈时，他显得比较小心谨慎，不过他看问题很成熟和非常深入，是专门研究宪法的。访问的中途，不时会有人敲门，大家都显得很紧张，我总是很担心自己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因为不知道秘密警察和干部学生到底有多少潜伏在校园.来北京採访，才学晓了一个名词，叫“秋后算账”，想起文革时期，互相告密、批斗、揭发和打报告的事情，令我非常不安，他们会因为和记者见面而卷入某些莫须有的罪名中吗？谁知道将来在甚么时候会来清算他们？
邻房应门，都是他们相熟的朋友，招呼进来之后，有些闲聊几句便走，有些则再约时间，他们其实也并非害怕甚么，只是因为我算是外人，而且还未熟络，不好解释。再者，李进进那时有流露隐退之意，我觉得，他原先是不想接受访问的，但碍於人情，所以他才会对我这个对学运一无所知，从来没有这种政治斗争和整肃清算等体验的人，阐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发展经过及内在意义.他说，在四月十五日下午，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在新闻中播出，北京大学的同学马上有反应，悼念胡耀邦的大字报几分钟内便有人张贴出来，学生的情绪慢慢在酝酿过程中，开始有批评某些领导人和要求民主自由的大字报出现.四月十六日，政法大学首先上街游行和发表演说，活动有几千人参加，很有秩序和组织，而当晚便开始了静坐。他说，这次政法大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北大亦有相当大的影响。
四月十七日，北大自发地组织了游行，持着“中国魂”的牌匾旗号，约四时抵达天安门后把旗号挂上。当天参加游行的学生提出了七点要求，包括重新评价胡耀邦功过；否定“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运动；要求新闻自由；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公布领导人及其家属的收入和财产；如实报导此次悼胡事件。
他说，学生希望将这七点要求，以请愿信的形式交人大常委会，但没人接见他们。到四月十八日早上，中央仍持不理睬的态度，亦不接待学生。他表示，学生希望见人民代表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但学生却从来不获任何人民代表接见过，直到晚上七时，人大常委会信访局才派人出来接收请愿信。
他认为，这次悼胡事件中，学生游行静坐对以后的运动将会起先导的作用，因为汲取了八六年学潮的教训，不再是闹哄哄的，而是要用合法、民主及和平的手段，争取及达到民主的目标。他更形容这次运动充份体现了学生的团结精神和成熟力量。他又强调，今次运动是使用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不要求政府立刻回答学生的问题及要求，因为程序上不民主，则谁也不能回答，而且亦不能要求一、两位领导人来解答，问题是要民主地解决的，所以在这一点是开了先锋作用。虽说，现在收了请愿信的代表是信访局，也只是答应传达学生诉求，他相信这七点具体要求是不可能有答案的。
到此为止，他估计往后的学生行动可能会有三个可能性：一是走到最前面，要求更多；其次是出现割裂，这是以前都有的教训；其三是慢慢来，因为走到现在已是很大进步，应该告一段落，而且政治及经济等问题，单靠学运是不能为现时政治局面带来高压的。
回想起来，我觉得他选择了第三条路，可是当学运如火如荼的发展到不可收拾的时候，他在五月十七日组织了北大博士班上街游行声援绝食学生，后来还加入工人运动，为工自联担任义务法律顾问，为工人团结组织的合法地位伤透脑筋。
他继续谈到学运的发展，提到四月十九日发生的冲击新华门事件、四月二十日在新华门前静坐、四月二十一日天安门广场戒严，至晚上八时有十万学生游行到广场静坐，一直留到天亮，希望能参加四月二十二日的悼胡仪式。他说，整个学生悼胡活动的过程，只有《北京青年报》和《农民日报》有较为客观的报导。
四月二十二日，学生在原来的七点要求之上，提出了修订的七点请愿要求，并且在人民大会堂门前跪下来，求见李鹏.当时很多同学都哭了，精神上受不了，感情上亦受到伤害。其实同学对领导人还存有希望，虽然有喊过较为强硬的口号，但是亦希望政府能听取同学的意见，就像小孩子对父母提出要求般，后来才知道民主是不能乞求的，所以才决定罢课，并且开始有组织地商议行动，成立自己的学生组织。这个负责领导工作的北京市高校自治联合会临时筹备会，只是初步展开工作，慢慢汲取经验的学生组织。但是到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措词严厉激烈的社论，把这场运动定性为动乱和反党时，马上激发起学生的不满和愤怒。
他说，当天政府在电视重申北京市游行十条的规定，抨击学生搞非法组织，又不容许学生在街头公开演讲及募捐。四月二十七日，学生很理智地进行游行抗议活动，校方因为有压力，在学校官方广播中，劝同学不要出去游行，还把校园大门关上。很多同学都担心会出事，但是亦有不怕事的坚决站出来。学生出发游行时，真是带着非常沉重的心情步出校园的。
这次游行有几十万人参加，很多群众围观及表示支持，同学在设计口号和标语时，都经过精心选择，例如维护共产党和引述邓小平讲话等，沿途亦冲破了多个防线，包括中关村路口、友谊宾馆、白石桥、三里沟、复兴门、六部口、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
他说，四二七的这次游行，可以说是四十年来第一次有组织的对抗政府的行为，因为以前遇到高压就会马上停顿下来的。在学生游行期间，收音机广播了国务院的发言，表示可以对话，并提出要澄清三个谣言：关於四二零新华门惨案、四二二学生跪请上书，及北师大女学生被车撞死等，都是不符合事实的谣传，但对此，学生仍然是相当不服气的。
游行过后，学生还是决定返回校园，由早上八时出发，到晚上一时，游行队伍才抵达校园.这次是高压之下，学生无视政府压力，强行上街参加大游行，而政府越加压制，学生情绪就越高涨；冲破军警防线后，同学越来越有信心，而且亦争取了团结的力量。北大同学跑完一天之后，住在近南门的青年教师宿舍挂上了“生生不息”及“后生教先生，先生赶后生”的对联，并跑出来欢迎参加游行的学生队伍回来。
分析学运的进展，李进进说，现在还不知道会往哪儿走，主要还得视乎当局怎样处理及态度如何，也就是要看对话成功与否。他说，现由全国学联组织学生代表来对话，但到底学生代表如何选出则还未谈到。他又表示，有些学校可能会在对话后准备复课，而且会解散各校自发组织的学生自治会。其实，学生原先决定罢课的主要原因是新闻作不真实的报导，以及政府的不理睬。因此，他认为今次学运的特点是，将矛头指向只有一家之言的新闻界。事实上，新闻界就此事的报导亦是有破绽的，例如官方的报导，没有记者的署名，像是要表示不愿作失实的报导，而且有几份报纸，如《科技日报》、《农民日报》、《世界经济导报》、《工人日报》及《北京青年报》，都有很大突破，报导比较真实，而且採用自己记者的报导，不是统一发布政府官方的消息。
他又总结这次运动本身是属於有组织地领导运动，跟以前运动也有一点重大的突破，就是依宪法赋予的权利展开合法的活动。同时，在历史意义上来看，是争取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的人民抗争口号延续，学生在这方面广发传单及展开宣传，所以政府才会採取高压态度，先发制人。他认为，在一党专政下要求民主，只能够是历史性的、阶段性的提出诉求，亦即是说不能超越历史演进的各个阶段性，不可能一下子达到先进阶段，实行多党制或推翻共产党.目前，只能在维护共产党的原则下，由提出民主发展到逐步完善民主的政治制度。
他估计，如果政府态度和缓下来，学运就会转趋平静；但是如果政府继续高压，则学生在“五一”劳动节，或“五四”纪念日时，就肯定会发起新一轮运动；又如果政府现在就抓人，则会爆发更大型的示威活动；再如果这回一旦给政府镇压下去，估计学生仍会等待时机爆发另一次运动！
跟他们道别，出租车在外面等我。夜晚的北京被一种神秘感笼罩，我带着混沌模糊的印象，对陌生的环境产生恐惧，看不清眼前物事。但是，单就这第一天所见所闻，已觉得新相识的他们毫不防范的，亲切热情地给予我帮忙和指点，一开始就自然而然地坦诚访谈和交换意见，我疑惑冰冷的心充满温暖和感激。
吾尔开希在酒店举行记者会
回到饭店，整理了一篇稿。突然收到消息说吾尔开希召开记者会，於是马上赶去採访.中外记者云集，主要还是香港记者较多，都挤进一间房间内，吾尔开希坐在沙发上，是焦点人物。他年少气盛，意气风发，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孩子的笑容有不可一世的轻佻自大。
吾尔开希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系一年级学生，二十一岁，父亲是知识分子，维吾尔族人。
他强调，今次是以个人身份开记者会，向记者表示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的临时主席周勇军，因为在四二七游行前传达错误消息及决定，已经引咎辞职。现北高联由他当主席，选举过程无可奉告，而主席职位七天一任，定期重新选举主席代表。
他表示，北高联由四十多所院校组成，北京有七十多所院校，有些院校提出加入申请，但因为未有成立自己院校的学生自治会，所以他们的资格仍在争论中。目前的工作，他说要努力争取自治会的合法地位，相信程序上，乐观估计要三天时间.他认为高自联是根据宪法成立，筹组工作已经展开，但是合法化仍未解决，如果当局不承认他们的自治组织，可以理解为政府违宪的。
对於政府已答应对话，吾尔开希说，明日会向全国学联提交对话要求，由学联传达到中央。他们希望对话的代表能够双方都认可的，学生方面要有北高联的代表，如果政府答应要求，作出正式对话的安排，学生是可以考虑先复课后对话。
他认为，对话代表应该跟全国学联平等、并存的。对话时，主要会重提七点要求和对话条件，必须保护学生领袖，而且谈判要公开，亦即记者可以参加，电视直播等，希望谈好条件后才正式对话。又表示，四二七游行可被视为学生启蒙运动的开始，而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不过这只是形式上的胜利，因为面前还有失败的危机，例如政府会把北高联视为非法组织进行非法集会，又或者对个别学生进行报复，阻吓学生领导民主运动。
他透露自己和王丹二人已被政府点名。王丹被指为“阴谋颠覆政府”，吾尔开希则被指为“反革命煽动”，而他个人已作好流血准备，在四二七游行前写过一封遗书，并在出发前发表过悲壮的演讲，感动了很多同学.他又说，很高兴这次运动得到人民的支持，在游行时，他个人很激动，步行了十五小时，不断喊口号。在游行的最后五小时，他是微笑着回校园，人民也对着他们喊：“人民万岁！”、“人民感谢你们！”，期间又送麵包、送水和捐钱.他说，以前还担心人民素质不好，可能动不起来，但四二七上街有百万市民围观、支持，这是七十年来最大型的运动，相信只有文革才能相比，但这次却是真正的文化革命，而且没有动乱.
4.29
政府与学生的对话变成官方座谈会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政府以很高的效率，由全国学联组织学生代表，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即展开对话。香港传媒不相信这是对话，因为对话条件还未谈妥，但是亦有部份传媒知道，这次政府与学生的会面是正式的对话，因此纷纷致电记协及学联，欲了解详情及申请进入採访场地，但始终不得要领.结果，北京学生要求的对话，变成全国学联组织的高校学生与中共国务院官员的对谈会。在召开会议之前，香港记者继续向学联争取进入会场，到正式开会时，国内的新闻媒介，包括《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等记者，均获准进场採访，香港及台湾的记者则被拒诸门外，香港两份亲中报纸的记者亦不例外。
记者在学联大楼门前进行交涉，负责人只解释因为事前没有报名的不能进内，而且会场内已挤满人，不能安排港、台记者进去，於是记者抗议不公平对待时，该负责人承认，但始终没给予机会进入採访.事实上，部份香港记者曾联络中共全国记协，但获得答覆是需要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介绍信”才可採访.香港记者曾再致电全国学联及前往全国记协寻求协助，但再次被拒，记协方面还声称是全国学联不愿接受访问。对於是次被拒诸门外，港台记者均大感不满，虽然当晚，中央电视台广播对谈过程。
我们赶赴对话会场即全国学联，大批海外新闻传媒跟门外守卫理论。守门人说，没有事先申请一律不能採访，现在补办申请也不行。在门外守候片刻，见吾尔开希最早走出来，他说：要以离场来表示抗议，原因是全国学联不容许他在这场合发表声明，所以他拒绝学联的邀请，退出会场。他补充，这次不是对话，只能说是座谈，同学是今天上午才接到通知，毫无准备，只能代表自己，不能代表其他同学或自己的院校。
他强调，对话的实质意义应该是国务院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而北京高校学生是一个整体，而并非部份学生，所以不能称为对话。会议进行了约四个小时后结束，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及教委会副主任何东昌离开时，没有告诉在外面久候的记者会议有甚么结果，只是说还有其他形式的对话座谈。
政法大学的一位学生代表项小吉表示，这次会议由北京市学联组织，到会发言的同学只是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北京市广大学生意见，所以只属於一个小型的座谈会。席间，政府认为学生的爱国热情可以理解，与会同学代表则有秩序地轮流发言，问到是否肯定这次学运时，未获明确回应，政府有要求同学复课，但由於与会同学不代表整个学运，所以亦未给予答覆。
前北高联主席，政法大学学生周勇军会后也被记者追问会议情况.他说，同学在里面发言机会很少，只是听他们的对答，形式上存在一种非本质的，未能解决的现存问题.最后轮到他发言提到北高联组织的问题，被何东昌等人打断，认为这是非法组织而结束会议.他希望政府能够与真正的学生代表对话，但相信此要求要一定时间后才能实现.他又说，与会同学以个人身份参加，开始时以为是进行初步的磋商及接触，商谈对话内容、途径、方式、时间、地点等，希望能安排得妥当一点，但是现在愿望落空了。
最初同学在发言时提到，对话应该在法律程序下进行，但袁木的答话则表示，对话可多种多样，也可以多次对话，中国有十亿人，每个人都很忙，不需要官方与学生对话来耽误中央领导人的时间.此外，参加这次会议的学生代表都是由全国学联及北京市学联召集，同学们根本不承认此官方的学生组织，而出席是次会议的大部份成员都是各校原来学生会及其他干部，政府不承认院校学生自发组成的自治会及北京高校的自治联合会，反映政府根本不愿意与学生真正对话。
吾尔开希及王丹澄清谣传
学运领袖吾尔开希及王丹晚上对北京市中外百多名记者澄清一些谣言，为他们个人闢谣，及对全国学联组织的对话反映意见，他们认为对话会应该要有能够代表学生利益的人前往出席，而一直组织学运及新组成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是可以作为代表的，政府现在的安排不符合这个基本要求，可知当局毫无诚意。
吾尔开希是北京市高校自治联会的新任主席，王丹是常委之一，他们希望对话能在正当途径，传达给中间人或是直接传到中央去。到底中间人是谁？他们不愿透露。
对於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电视广播上的讲话，吾氏个人认为这些讲话缺乏逻辑性，而且回避问题.另外，王丹为他自己个人在四个方面闢谣，他表示：（一）他与方励之夫妇的关系属私人关系，但有人造谣说方氏两人是背后操纵及煽动这次学潮。他否认方老师是借助他的力量在北大煽风点火，因为学潮是在四二零开始发展到现在，他跟方氏两人未有任何接触.（二）有人造谣说他用募捐来的钱拿去大吃大喝，更买烟给别人抽。他说组织募捐，但钱不会经他手。至於募捐款项的来龙去脉，已公开数目并在北大张贴出来。关於这点，吾氏亦补充募捐款额是由学校自治会秘书长组织，有五位同学负责管理，有关捐款的财务报告，日后可以公开.（三）有人散播谣言说王丹是北大的坏学生，留班生和科科不及格。他解释自己八七年在北大念政治系，八八年后觉得学习这些理论很远离中国现实，反而与历史分不开，所以转系念历史，并自愿重新念一年级课程。他否认科科不及格，学业成绩单是可以到系务室查看的。
（四）北大有大字报说王丹在四一九冲击新华门时，当警察来时，他第一个逃跑。他说，当晚八时发生冲突事件，他十二时才到，冲击时根本不在现场。至於造谣贴大字报的人是谁？他说不会是北大学生，怀疑内里有阴谋.他们两人举行的记者会，在北京香格里酒店举行，港记前往召开记者会地点时，曾发生不愉快事件。事缘记者会在一间国际电视通讯（CBS）的驻京办事处内举行，该机构不知道吾、王二人已通传各留京中外记者，当大伙一窝蜂赶往酒店房间时，机构负责人以人挤为由，不许香港记者进入採访，一度闹得极不愉快。
后来，记者会移师酒店外停车场一处空地举行，百多名中外记者很合作地摆好摄影位置及围坐在地上，等候吾、王二人在记者群中举行是次记者会。在吾、王的记者会上，他俩都自我保护.离开时，吾登上出租车，对尾随的记者举起胜利的手势，好像要暗示他们将不知去向，随时有被抓的可能。他们的人身安全真的全无保障吗？政府会在甚么时候动手？
政府做了一场与学生对话的好戏，这场戏装饰性地安排加插几个持异见的学生分子在内，但又限制学生代表的发言，使他们甚么也做不到。
晚上，很多北京市民都收听、收看了现场对话的转播，当然是有删剪的，但时间也长达三个多小时.出租车司机也收听广播，颇为气愤的表示：“这是骗人的，学生别这么快便相信了！”但对话确然是展开了，学生还能闹些甚么？他们还想继续闹事吗？
4.30
学生提出的对话协谈草案
一九八九年四月三十日
头几天，我完全摸不透学运的动向。亚银会议快要开锣，记者要分头做这方面的新闻。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也纷纷举行了，很多中、港、台知识分子云集北京。四月三十日早上，买不到报纸来看，人们对这次对话座谈会抱有极大兴趣。
在北京饭店门外，找了一部出租车，讲好价钱，只租半日，去海淀区各高校逛逛。
车行到一半路程，跟司机谈起学生运动。我说要去看看北京大学高校学生的反应。他说，刚刚经过北海公园，看到有一批学生在举行集会，很多人围观.我好奇想去看看，叫他掉头绕路。果然有几十位同学在做宣传，他们都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周围有百多群众围观，谈论对四二九对话的看法。
同学们发表了协谈草案，挂在树旁，供市民参考，草案内容如下：
具体时间、地点请拟定出来，必须有实况转播。
代表：我方为临时学联代表，他方为国务院委托全权代表，不一定为总理。
一．我方条件：
1、就四二零问题：
i. 向受伤同学及市民致歉；
ii. 就新华社不真实报导澄清真相。
2、如实评价本次运动：
i. 承认学生自始至终拥护党和政府；
ii. 承认此次运动是学生自发的民主思想、人权思想启蒙问题；
iii. 以上拟同书由新闻界公开发表。
3、对本次运动中，新闻界的弊端：
i. 点名批判不真实报导的报纸、电台；
ii. 就社论的出入向学生做出道歉。
4、对此次运动后：
i. 不追究此次卷入运动的学生、老师责任；
ii. 现时临时学联组织合法化与学生会并存，或联合组织为起监察作用的自治会，承认其法人地位。
二．接受我方意见，将採取合作态度：
1、通过国际、国内新闻媒介申明热烈拥护党和政府的态度，申明学生运动是针对学生的少许差错，而採取的是和平请愿方式。
2、尽量保证不在正常时期发起类似大规模的运动。
3、限制运动在纵横面上推广、扩大，尽早复课，恢复校内正常秩序。
4、公开就冲击新华门事件道歉，对学运中伤及军警情感及肉体的行为道歉，就此次学运的社会治安、交通、经济造成的某种影响道歉。
三．停止临时时期大规模宣传活动
四．公开捐款用处，并将余款移交，成立民主基金委员会
五．政府应採取以下建议：
1、将官员财产公开，制议案提交常委会
2、新闻如实报导，允许私人办报，新闻对政府全面监察作用，列入新闻法草案，设立学生接待处，请学生代表提意见。
3、设立人大常委学生处，请学生代表对立法机关或行政、执法机关监察。
4、教育经费尽快增加，一年内达世界平均国民产值比百分之四点五。
拾遗：
一．就四二二政府对十余万学生及数十万群众态度作出解释。
二．对四二七军警清场，伤及十余观众做出解释。
来到公园做宣传的同学表示，这协议草案是根据北高联开会后下达的讯息整理出来的。他们都是听从北高联的指示，说同学们可以继续进行活动，所以早上便出来作宣传及募捐。
广场活碑
献辞 游顺钊风雨之夜
你该庆幸活着回来，
可有人奇怪你还常流着泪！
不是早有诗人说过
是因爱这土地爱得太深沉？
每到廿年前那凌晨时刻，
你总禁不住泪流满脸。
心态异常吧！ 他们可知道，
你的泪从哪儿流出来？
泪有不同的颜色，
从笔管流出来的是黑色。
可有多少人知道，
微红泪泉的深处在哪？
这也难怪有人不理解，
当代的医术可曾
给你提供过透视，
扫描你心灵的痕伤？淑芳贤女弟一九八九年赴京採访。在那惊心动魄的风雨之
夜，心灵受了重创，二十年后仍难以开解，足见人祸之遗患，
较之天灾为甚。现淑芳当年的採访实录行将发表，谨题几句暗
含慰勉的话作为献辞。
游顺钊 二零零九年春书於巴黎．惊弓坡广场活碑
序苏晓康：她从来没有撤离广场
二十世纪的历史，比先前的时代更需要目击和见证，因为太血腥。
我们被笼罩其下的这个时代，有一个血腥的起点，发生在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快要被涂抹、消音得乾乾净净了，於是它更是需要目击者站出来向后人后世提供见证。这种使命，是将我们所有人都要肩担的剧痛和责任，卸落、强加在罕见的承担者身上，而使他们忍受劫后余生。
然而，这也是一种资格，只有稀少的人，有幸具备这种资格。二十年前在纪念碑底下的那个悲壮夜晚，纤瘦的蔡淑芳，溶化在茫茫静坐者的泪光和歌声里，一夜之间死而复生，成了另一个人。她跟广场上的学生们一道，靠电筒光写下自己的遗言：「也许我也要写遗书吧！在这样的一个夜里，我从个人挣扎到国家兴亡的潮流中淹没自己，我相信我这样做是对的。」由此，她获得了这种资格。
「凌晨一时，在广场东南侧不断有信号弹向天安门方向发射，信号弹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空闪光，散落??广场上歌声悲壮动人??信号弹发放诡异彩光，制造恐怖的战场气氛。」蔡淑芳就是这样，被定格在一幅她自己亲手书写的史诗里。
她在枪声流弹中奔突、跌倒。她在流血如注的枪伤者前面惊呆。她目睹了清晨四点的「熄灯」，「整个广场漆黑一片」。她在纪念碑的东北面，曾经面对一个持枪的士兵朝她走过来。五点三十分，她在撤离人群中，回头看了天安门最后一
眼。许多人死在天安门广场，却也有人永远活在那里。
「六四」一百天后我逃出中国，却在香港遇到逃不出中国的以泪洗面的蔡淑芳。她茫然若失在四点钟的广场上，以后便一次次地惊叫、哭醒在香港的深夜里。我们流亡者「失去大地、得到天空」，她却失去了自己往昔的一切：美好与天伦之乐。她囚禁自己，不比狱中的「六四囚犯」有更多自由。她化为每年「六四」维园烛海里的一点烛泪。她陪整个民族受难。
她不是软弱。她只有恐惧，恐惧广场上的血白流了，恐惧坦克碾压人群的影像不再震撼。假如「六四」被遗忘，等於再一次枪杀她！她也是一个「天安门母亲」，煎熬岁月二十年，她那被谋杀的孩子，就是中国人的记忆。她的敌人是遗忘。
中共绑架中国，精英整体投降，西方输诚利益。香港女子蔡淑芳的努力，或许只是杯水车薪。但「六四」把她淬砺成一个「革命者」-她已经忘我，她不再是一个私人的蔡淑芳。俗话说，时间改变一切；不屈不挠地跟岁月搏斗，乃是她的回应。
她把自己变成了一座「六四」的活碑。作者简介：
苏晓康，1949年生於浙江杭州，北京广播学院讲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记者，报告文学作家，是电视政论片《河殇》的总撰稿人，「六四」后
遭内部通缉，被迫流亡法国、美国，为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曾任民
主中国阵线理事、《民主中国》杂志社社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
现居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广场活碑
序史明：「六四」记忆的意义
我不怕听你诉苦。我想在欧洲，很多人只知道「六四」这个概念，并不清楚这场悲剧对全人类四分之一的巨大人群意味着什么。因此，仅仅为了让这些在温饱和谐中「娇生惯养」的人们对现代中国的悲剧有所瞭解，把你的所见所闻告诉他们，也非常值得。
人的记忆永远都不可靠，这没有办法。但史书就很可靠吗？所谓科学调查就很可靠吗？既然人可以为环境所左右，为什么历史学家或者别的什么科学家就可以例外？我们记者不能傲慢到声称我们的回忆绝对真实；但我们也绝对不可妄自菲薄到了仅只承认所谓「科学」，所谓「学者」的分析才可靠。这个世界中为权力和金钱所倾倒的，有多少科学家和学者呢？
回忆「六四」除作为史实的重大意义之外，在我看来也有另外一层现代中国任何其他历史实践不能比较的意义：你知道北京向来都是中国政治的「圣城」。天子脚下，就算杀人，也要推到城外菜市口，在城外集市上枭首示众；遍翻中国皇朝史书，唯一在皇家内城折磨杀人的，就是明朝的廷杖；其他朝代对於孟子所云「君子远庖厨」都有几乎相同的解释：天子和他的精英不屑和不能见到血淋淋。共产党进北京城也未曾例外，按照这个党的话说，北京是和平解放。日本人进北京城的时候，除在郊外的芦沟桥打了一仗之外，也没有放枪。近代可以视为例外的，仅只段祺瑞政府曾开枪杀人，死伤远不及一九八九年。结果段祺瑞立即下台以谢天下。即便毛泽东治下的文革中国，一九七六年四五事件，也只动用了工人民兵，动用了铁棍和垒球棒。可以说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国统治者打破了自己给自己留下的唯一圣城的最后禁忌：那就是哪里都可以大开杀戒，唯独北京不行。
以你的史笔记录这一事件的细节，回顾当时人们的心态，难道不可以帮助我们反省这样一个人类学问题：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这个国家行之有效了数千年的政治禁忌，可以打破？而打破之后的二十年，据许多中国人和据说特别热爱中国的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说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人民生活最好的二十年呢？难道现代的意义，也存在於彻底打破即便是据称非常不人道的封建时期，也颠扑不破的神圣禁忌之中吗？欧洲历史有德国法西斯以对犹太人大屠杀打破如是禁忌的先例；中国现代化史上，「六四」难道是这样打破禁忌的又一先例吗？
我的这些想法未必妥当。但我们是记者，我们的任务永远不是回答问题，而是提出问题，提出真正的问题。一生为记者，倘或可以提出一个属於全人类的真正问题，实在足以告慰了。你说是吗？二零零九年一月六日
作者简介：
史明，1957年生於北京，毕业后曾在国际广播电台德语组工作，后转职
为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专案经理，1987年被派到德国科隆任公司代表，
1991年以后，一直在德国作自由记者，从事广播电视与平面媒体的亚洲
报导工作。广场活碑
自 序蔡淑芳：我的失魂落魄与劫后余生
我的失魂落魄得从六月四日凌晨四时在广场上写遗书说起。
也许我也要写遗书吧！
在这样的一个夜里，我从个人挣扎到成为国家兴亡的潮流中淹没自己，我相信我这样做是对的。
事实上，周围都有伤亡了，难道我们坐在天安门广场中的人能躲闪吗？
这国家是没救的了，这次流血事件叫人们一定要醒过来，彻底地把这政权栽下来。
这个没救的国家，不能让他这样下去的。
我没甚么希望，我只想假如我有机会在这情况下死去，我觉得是很光荣的，因为苟且的生，何如壮烈的死？
黑夜，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国际歌声中，我知道这夜将是最悲恸苍凉的，谁会想到这不可思议的事情会发生？
我没哭，也不怕，我知道这是光荣的，这是不能逃避的。
生死存亡又有何足惧？
枪声哒哒，不绝於耳。没有人知道为何会有如此的暴力，但既然暴力发生了，谁能抗暴而不受伤，又谁能不勇敢地向前走，向前冲？
我不知道死亡是甚么滋味，但我知道要生就必须生存得有意义。
现在，我不想回到过去的，庸庸的生活中去，我在这里经历了一场革命的洗礼，我已获得新生了，因此，我再也不用怕死，而且也想迎接死。
请原谅我对未来的恐惧和没有信心，这是因为一切都叫人不能够清醒和好好工作的。
死，又岂不是一次最好的完结吗？
中国一定要有希望，中国一定要富强起来，中国人要勇敢地站起来，我们再不是奴隶，也不是卑屈者，我们不能苟且贪生，我们不能庸奴般生活，我们要醒觉过来去建造新中国。
把这场血化为新中国希望之源。
战斗开始了，死亡和新生也开始了。
我希望我在选择生死的同时，是能够认真地明白我的一切。
这是一场历史的悲剧，请原谅我这种冒险。
1989.6.4 4:22am 写於天安门广场上
失魂落魄，劫后余生，死去活来。这是我廿载回眸的心路历程。《广场活碑─一个香港女记者眼中的六四血光》，是我最后瞥见的光印记忆，是永久残留视网膜上真实的血斑痕伤。
没想到这光的印记投射在活碑上终於能够面世。我以为那只是个人的伤痛，未完的心愿；是埋没在历史长河的一滴血，也是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一滴泪。直到无数活碑逐一现身，我才发现广场是公众的，是向往民主自由的中国魂灵汇聚起来散射荣光和闪耀烛泪的偌大场所。
早在一年前，我已经开始为「六四」二十周年的纪念，放下自己的工作。二零零八年六月四日早上，我用一个黑色的残旧行李大箱，满载「八九六四」的沉重包袱，托朋友帮我运送到支联会，以便影印资料、扫描相片，彙编文物，为筹备今年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之用。
我打算全身投入，计划参与「我要回家运动」的採访工作，筹备六四舞台剧，协助《人民不会忘记》的再版，建立网上纪念馆等等。结果，我只是联署《零八宪章》，完成了简单的争取释放昂山素姬的一天「自我囚禁」活动，密集发出
民运讯息的广传电邮群组，为《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我们呼籲》徵签，最后把我的心事放进个人博客：http://sfchoi.wordpress.com，和贴在「一个香港记者的八九．六四」网志：http://sfchoi8964.wordpress.com。我最大遗憾是失去了最珍贵的文物，包括：写满北京学生签名的Ｔ恤、「六四」广场现场的录音带、溅有几滴血的白布口罩、完成了一半的「八九」学运回忆手稿，还有一些当年留下来的杂志。对一九八九年六月的记忆非常模糊，只定格在六月四日，没法再倒回前几天，我身不由己的迷离境界。依稀记得，我没法返回天安门广场守夜，於六月二日凌晨，城内已发现大批军队入城，只见在北京饭店附近神色慌张的娃娃兵，比围堵他们的群众更加恐惧。深夜三时，我陪朱耀明牧师到访北京大学，介绍他认识北高联的王有才，将香港基督徒专程带来的部份捐款交给他们延续运动。
六月三日凌晨，风声鹤唳，军队已经进城，并有零星冲突。我独个儿在北京街头拖着疲惫不堪的躯体，像孤魂野鬼到处游荡，危城戒严下充满鬼魅肃杀的气氛，我感到晕眩昏厥，步履不稳，难辨方位，没有力气走进天安门广场，只好停在北京的大街路旁阴森恐怖的暗处静坐伫候，那时候隐约觉知我应该是迷了路，魂魄灵体受到惊吓，一股不祥之兆笼罩下的沉重和窒息感，至今仍如影随形的附身，挥之不去。
六月四日凌晨，我无论如何都不敢再走进枪声四起，大开杀戒的北京街巷，坚持留守在灯火通明的，受到保护的天安门广场，我并不勇敢，而是恐惧，没有准备慷慨就义作出牺牲。
我在广场灯灭的时刻，追随那漆黑暗夜袭来的死神阴影，才匆忙写下遗书，因为大军冲锋杀入广场，已经没有退路，唯有立誓与广场共存亡，若苟活性命才站出来做历史见证。
我无法面对黑暗和失去希望的那个时刻，请原谅我，因为家人在六月三日晚上打来多个长途电话，要我留在北京饭店，不可冒险。对不起，我没能做到，爱上了广场的自由气息，不去不行。
我开始明白自己没哭和不怕的这个时刻，请原谅我，因为我必须冒险亲历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的实地採访，冷静报导真相。对不起，我没有死去，恋上了广场的青春热血，不离不弃。
劫后回来，忧郁恐惧，畏光怕人，圈套在广场大牢的禁绝枷锁，围绕在纪念碑上的沉重脚镣，我成为受惊幽闭的精神囚徒，没能现身见证这道历史伤口的血痕。
为了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对得住人民书写的历史，对得住「六四」底层仍然受苦受难的人质和囚徒，我能做该做的就是拿当年採访时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公诸於世，把血光映照出来点点滴滴的血与泪，附带着个人软弱无力的梦呓呻吟，结集成活下来作见证的碑文。但愿苏晓康给我创造的「活碑」，能承载这一代中国人的集体回忆、对抗遗忘。今天，我归来，呼唤魂灵，为了还这个愿，揭露真相，拒绝暴力。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九日
周勇軍初聽政法大學政治系四年級生周勇軍說這句話，難免把他與吾爾開希作一比較，因為他們兩人均是差不多同時參與悼念胡耀邦活動，並一起籌組北京高校臨時學生聯合會及其後的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從而一直成為努力不懈地推動四月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骨幹人物及領袖，但兩人的性格卻又是如此不同。
吾爾開希自詡是一個有能力的領袖，但周勇軍卻自言是一個平凡的人，即使愛好也是很普通的，平常就喜歡聽音樂、彈吉他、下棋和跳舞。故此希望他的朋友不要因他當了北高聯首任主席便對他作出不平凡的要求。他憶述道，有一次跟人開一個玩笑，即有人告誡他，當領袖不可如此！他幾番思量，仍希望能保持自我，不想因為成了領袖而壓抑他的個人發展和行為方式。
當然，這只是他的想法，事實上，他在不知不覺中也因自己的身份而作出不同的抉擇，就以他有一次趕著去開會為例，筆者原欲以計程車送他一程，他猶豫了一會後便拒絕了，因為這會令人誤會他藉著與記者混熟了而出鋒頭，而且坐計程車也是一種腐化的行為，所以還是自己騎單車去比較好一點。至於喜愛的吉他，也已此調不彈久矣，為的是要開會去也！唉，真要命！
那末，這個平凡的人又如何評價自己的領袖工作呢？「領袖只是因應歷史需要而走在群眾前頭的人，但他又不能脫離群眾，而應走回群眾之中，聽取他們的意見，然後予以反映。」他深信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旦你不能與民意相通，便會被群眾唾棄。不知這是否是他對國家領袖的期望？但他真的希望中國不要再封建下去，以為當領袖便可任意妄為，更不希望一人下台便弄致民心大亂。事實上，下台也非無能的表現，只是有更佳人選而已，他自己就願意隨時下台。
他已常常告誡自己：每人均有自己的思想，並據此作出抉擇，所以即使是領袖，也不可把自己的意見搶在別人面前。應根據大多數人的意見作準，這才有真正的民主。所以他能自豪地說，他在北高聯反映的主要是政法大學師生的意見。
但這種「聽人家說」的作風卻被友儕評為不夠果斷，他無奈地笑說：不夠果斷也是民主的表現吧，眾人之事總不能自作主張呀！若只涉及個人的，當可果斷處理。
可是機關算盡，仍不免百密一疏。他作了多少正確決定，外人當難下斷語，但有兩次「失誤」卻是有目共睹的：第一次是聽過部份北高聯常委建議和一些老師紛陳利害後，沒經正常程序而決定取銷「四˙廿七」的遊行，雖然這事後來有了好結果，但他也承認這是自己的失誤，並因此被免去北高聯主席一職，只繼續當其常委；其二是在「五˙四」遊行後，只公布了北高聯部份復課議決。議決者還包括五月五日、八日或各高校自行決定全面復課，但他只說了前者，後二者都省了，非如一些常委所說，北高聯沒有作出復課決定。而不少人亦認為復課是理智的決定，但程序上確有紕漏，故欲撤去其常委一職，但又因「政法」學生自治會代表是當然常委而不能罷免他。
經受這等挫折和批評，他為什麼還是那麼孜孜不倦地去推動這次學運呢？「每人均應勇於承擔自己的得與失，況且，個人的得失榮辱與整個運動相比，實在太微不足道了。總而言之，這次運動不結束，我是不會退下來的！」
這份對改善社會的執著，非單在言語間流露，在現實生活中也經得起考驗，這位自言「最怕家人知道他搞運動」的「乖乖仔」，四月底已接獲家書，要他趕快回鄉，但他已斷然拒絕，寧願繼續忍受那份對家人的莫名歉意，為的是「幹自己認為對的事」，而歷史的車輪是往前的，現絕不能往後退，一退就永遠落後的了！這在其他人來說，為民主而違抗父命，可能是普通不過的事，但對周勇軍而言，顯然需要一定的醞釀和掙扎。廿二歲的他出生於四川省蓬溪縣一個農家，家中成員除父親在縣檢察院當檢察員外，餘皆以務農為本，在這樣的傳統家庭中，根本不知民主為何物，只知父親的話就是命令，而所受的正統教育也是在傳統的鄉縣學校中接受的。
在這種較為封閉的環境中過了十八年，他才憑著努力與天資而考上北京的政法大學政治系，這不單開展了他獨立自主的生活，還給他接觸外國思想體系的機會，其中自然包括西方的民主思想。
相比之下，他深感中國民主的不足，而即使在大學裏，也不能民主地表達思想。他這種壓抑的情況，就像其他知識分子一樣，藉著悼念胡耀邦而爆發開來，再經天安門廣場的數番辯論，激情遂被挑起，然後經過不斷總結和反思，使政治思維不斷成熟，對民主自由的理解亦逐漸深刻，遂毅然投身這次歷史洪流，把家庭和畢業後的工作分配都拋諸腦後。
他嘗言，若心存日後工作分配這等小節來參加這次運動，則眼光未免太短淺了。
由此可知，他的心志是毋可置疑的，但正如他自己所言，個人成長必會影響其思想，他那傳統的家庭及學習生活對他有著潛藏的影響。
除了農家特有的善良和正直性格外，其壓抑環境和法律訓練亦使他處事謹慎、理性和克制，而性格亦變得沉穩。他憑著這些性格在數次衝突和示威行動中漸露頭角，後更成為領袖。但「優點發展至極端便成缺點」，其性格亦使他流於猶豫，缺乏領袖氣魄，而感情過於深藏，亦使他一旦犯錯也不屑去解釋，不易得人諒解。再加上口才不佳，所以雖是今次學運的骨幹人物，但鋒芒總不及精靈跳脫的吾爾開希。
周勇軍雖有拚幹之心，並表示希望辦跨院校式的雜誌刊物，以推動校園民主化，使大學成為深化民主的基地，無奈時勢逆轉，學生發起絕食，打亂了他的計劃。
在絕食期間，激情已逐漸掩蓋理性，他當初為人稱道的優點，諸如理性、克制等，在廣場中已找不到市場，逐漸為人排擠而退下去。
周勇軍回顧這一段學運，他認為決定絕食行動是考慮不周，是有點「超前」。
他指出，同學沒作好會導致什麼後果的考慮，而工人以至各界也沒有準備充足，接不上棒，導致目前學運進入低潮，膠著狀態。
五月二十九日晚，北京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委會成立，周勇軍被選為常委。
他改了名字，以示學生時代告終，他踏上民主另一個進程，與工人結合，開展另一個爭取民主的歷程。
他承認他曾作錯誤決定，他形容這是無可避免，他舉例說，王丹、吾爾開希都曾作退縮的表現。
他歸咎於學生對政治認識不深，眼光短淺，經驗不足，及受不住龐大的壓力。
他加入工人團體是他意識到要開展民主運動，必須要提高一般人的民主意識，尤其要得到工人的參與，而工人的參與是唯一延續民運之途。
他的師友、同學曾力勸他三思，因他一旦離開學生組織，誰也保不住他個人的安全。
出生農村的周勇軍說他自小就吃得苦。和工人混在一起，一起起居飲食，可以盡量了解他們，組織宣傳民運工作。
他們當時正打算辦一份名為《民主之聲》的工人報紙。
他認為學生不應再在天安門廣場呆下去，一是身體太疲憊，二是應深化民運，搞持久戰，但學生一日留在廣場，工人也會支持。
他的畢業論文題目原是「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他希望把它改成「中國的民主進程」。
他形容目前的民運低潮，政府越拖得久，對學生消磨得越厲害，這一段將會延續至頗長時間，除非當局採取鎮壓，便會激起「第三波」。
六月本是他畢業的時候，他原來打算找份工作，白天幹活，晚上繼續爭取民主的理想。
「六˙四」鎮壓以後，周勇軍成為當權者通緝的二十一名學生領袖之一，現在生死未卜，但無論如何，歷史已不容許他平平凡凡地度過以後的日子。
柴玲
出生
1966年04月15日 (1966-04-15)（45岁）中国山东日照市
国籍
职业
女童之声创办人 [2]知名于
持不同政见者，六四事件学生领袖柴玲（1966年4月15日－），中国山东日照市人，著名持不同政见者。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系，入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心理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
六四事件期间，她是绝食发起者之一，并担任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曾与另一位学生领袖封从德为夫妻关系。六四事件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缉。于1990年4月经香港离开中国大陆，十个月后抵达法国巴黎。随后与封从德离婚，到美国求学，后与美国人罗拔·马丁（Robert Maginn）结婚。199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硕士学位，随后在波士顿Bain & Company任职，1996年入读哈佛大学商学院，1998年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同年与其丈夫共同创办一家电脑公司Jenzabar, Inc，任总裁至今[1][2]。2009年12月4日，她成为基督徒，并于翌年4月4日正式接受洗礼。[3] 2010年6月1日她成立女童之声，争取维护中国妇女儿童的生命和权益。[3]
目录
[隐藏][编辑] 六四事件
- 参见：六四事件
柴玲是1989年六四事件中的学生领袖，绝食的发起者之一，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一般认为其表现较为激进，在与其他学生代表产生分歧时主张留在广场。事后，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她和其他的学生领袖的煽动是该学生运动自5月之后未能得以缓和的原因之一。[4]
有报导称，柴玲曾在1989年和199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但未有获奖。[5]。
2009年6月初，为纪念六四事件20周年，柴玲宣布捐款百万美元支持中国民主运动[6]。她说““20年过去了，我感觉到了我公开宣布支持民主之承诺的时候了，以此说明我们从来没有忘记，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要继续为和平、自由的中国而努力，希望更多人加入我们的行列。” ”
[编辑] 言论争议
柴玲于六四事件当时的一些言论有很大的争议，其言论争议内容在卡玛的纪录片《天安门》中有许多体现，主要有：
在1989年5月28日接受美国记者飞利浦·康宁汉（Philip Cunningham，汉名“金培力”）采访时流泪称其觉得为中国人去奋斗不值得”“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不过我相信一场大革命很快就会到来——要是它采取下策的话。即使不采取下策，保存一些火种和力量，在下一次运动中我们一定会站出来”。[7] 有人将其解释为“让别人流血，自己逃生”，如方舟子批评柴玲时，指其于五月底领了救济款逃跑[8]，2009年度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陈一谔指责柴玲为“逃亡学生领袖”（后被知情学生投票罢免通过）[9]，但是这和《天安门》记录片矛盾，据侯德健、封从德及刘晓波称，当夜天安门开始清场时，柴玲也在广场上[10]。
美国记者的采访中柴玲还说，“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7]《天安门》记录片中将期待翻译为“hope for”，这被封从德等人谴责认为丑化柴玲，让人误认为认为柴玲期待中共屠杀学生。[11] 不过张鹤慈认为，柴玲本来就用了“期待”二字而非翻译造成。[12]
1989年6月8日柴玲录了一盒长达35分钟的录音带，两天后传到香港，并于无线电视播出；她说曾见解放军在广场向纪念碑开枪，提到坦克施放毒气并追压撤退学生。其中提到：[13]“他们太疲劳了，还在帐篷里酣睡的时候坦克已经把他们辗成了肉饼。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14]”此内容被《天安门》所节录并以侯德健的说法作对比。侯德健称其留守至6时半，但在广场上没有看见这情况，批评“如果我们真的需要用谎言去打击说谎的敌人，也许你的谎言会先被揭穿”。[15] 说法与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官方录像片段吻合[16]。柴玲于1997年5月下旬曾到香港。接受传媒访问时，她强调自己一直在天安门广场留守至6月4日凌晨，亦间接承认并未亲眼看见坦克车辗学生。
[编辑] 《天安门》
《天安门》中的柴玲
- 参见：天安门 (纪录片)
卡玛在回应为什么《天安门》没有直接采访柴玲时指出，当时卡玛坚持采访柴玲，被柴玲拒绝，卡玛认为柴玲出尔反尔。1996年《波士顿环球报》报导称，《天安门》的宣传破坏了柴玲的生活，柴玲称自己收到了恐吓信。卡玛对此感到“大惑不解”，认为柴玲演戏。[17]
2007年，担任Jenzabar公司总裁的柴玲以损害名誉和商标侵权为由，起诉《天安门》纪录片制片人卡玛[18]。美国法院决定不予受理有关“损害名誉”的起诉，对“商标侵权”的指控，法院也认为其胜诉可能极小。作家茉莉认为柴玲因《天安门》播放对她不利的片断而怀恨在心，真正目的是报复。[19] 卡玛的长弓公司发起呼吁，希望社会能对事件给予关注，并要求维护自身权利，捍卫言论自由。[20]
对于卡玛的纪录片《天安门》，2009年，王丹、封从德、严家祺、郑义、盛雪等人签署《致〈天安门〉制片人的公开信》。封从德等人认为《天安门》有选择地引用句语和遗漏史实，让观众得出对柴玲的印象。指责称“期待流血”、“我愿意求生”等言论争议都为断章取义。[21] 有评论认为《天安门》通过大量剪切和对比，对柴玲的形象刻意塑造引导，原先王丹承受主要攻击，《天安门》广泛传播之后则被柴玲顶替。[22] 王丹也写了一封《为柴玲辩护——致港大学生的信》声援柴玲。[23] 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该活的死了，该死的还活着，让这些人感受到了压力。
[编辑] 个人生活
2011年9月22日，柴玲在美国国会对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听证会上作证。她宣称自己曾四次被迫流产——最初两次在北京大学本科生期间，第三次在北京读研究生期间，第四次是1990年流亡巴黎期间。她称自己顶着压力把堕胎的事讲出来，是要完成神的意愿。[24][25] 熊焱称她的生命之改变，尤其她现在敢于完全披露自己的勇气，只能从基督教的角度才可以理解和认识。[26]她就是一个民族的败类和婊子，说谎和无能就是她的有力的武器。这样的人还能受到美国人的宠爱，我觉得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美国社会。
[编辑] 参看
[编辑] 参考资料
- ^ 柴玲公司网页上对她的介绍
- ^ Tiananmen activist turns software entrepreneur CNN专访柴玲——从学运领袖到软件企业家，1999年5月6日
- ^ Tiananmen Square Leader Chai Ling Embraces Christian Faith and Freedom [2010-04-22].
- ^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410页：“从五月十三日起，北京非法学生组织“高自联”煽动一些人进行绝食，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为保证社会安定，恢复正常秩序，国务院决定自五月二十日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是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戒严部队采取的克制态度， 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组织各种非法活动，最终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六月四日，党和政府依靠人民，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反革命暴乱。”
- ^ 1989年10月6日《华盛顿邮报》C1版报导，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官员证实，柴玲曾被提名，但因为名字提交太晚而错过当年评奖，她将被考虑为下一年的诺奖候选人，但最终未能获奖。1990年世界各大报，其中包括1990年2月8日的《华盛顿邮报》，均报导说，柴玲被多个有资格的机构和人士所提名，与戈尔巴乔夫、哈维尔、曼德拉诸人，并列为当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热门人选。
- ^ 世界新闻网 柴玲捐百万：支持中国民主
- ^ 7.0 7.1 1989年5月28日美国记者金培力采访柴玲的录影讲话，《天安门》纪录片网站
- ^ “铁证如山” - 方舟子对柴玲的批评
- ^ 港大学生会长因六四言论面临罢免
- ^ 《天安门》记录片，2008年6月9日查阅。
- ^ 致《天安门》制片人公开信
- ^ 到底是谁在对柴玲采访断章取义？/张鹤慈
- ^ 考虑到重要性，比较过无线电视的字幕及《天安门》Part.18 时段4:44至7:27的字幕后，已尽量与柴玲原声录音内容逐字逐音核对。
- ^ TVB 1989年特别节目 柴玲录音足本 3 时段0:22
- ^ 《天安门事件》纪录片访问
- ^ 换个角度看六四 八九天安门事件解放军总政治部资料片（二）
- ^ 卡玛：为什么《天安门》没有采访到柴玲？
- ^ 六四领袖柴玲起诉纪录片天安门
- ^ 柴玲起诉卡玛，是不是“恶意诉讼”？/茉莉
- ^ 长弓纪录片制作组 呼吁书，《天安门》纪录片网站
- ^ 八九天安门运动幸存者、参与者和支持者致纪录片《天安门》制片人卡玛•韩丁和理察德•戈登的公开信 2009年5月28日
- ^ 《天安门》影片评述︰卡玛对柴玲的形象塑造，反思学生领袖
- ^ 王丹：为柴玲辩护——致港大学生的信
- ^ [http://www.allgirlsallowed.org/Chinese_Congressional_Testimony#ixzz1ZoyNjEmv柴玲证词 非洲，全球健康和人权委员会听证会]
- ^ Testimony of Chai Ling
- ^ [1]
[编辑] 外部链接
- Jenzabar.com：柴玲的电脑公司Jenzabar
- 2009年5月1日公布于Youtube的2名外国记者六四前（1989年5月28日）采访柴玲的录像谈话录像完整版。澄清由于纪录片《天安门》中的剪接，而产生的部分影响。视频长达73分钟，一共8节：(1)，(2)，(3)，(4)，(5)，(6)，(7)，(8)。
- tsquare.tv：纪录片《天安门》官方网站
File:LL portrait 2010 Large.JPG
国籍
美国
母校
南京大学物理学
南京大学经济学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学士
哥伦比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JD学位奖项
世界经济论坛
2001 明日全球领袖李录（1966年4月6日－），繁体中文译为李禄，或李錄，部份中国媒体称为李路[1]，中国河北唐山人，美籍华裔投资家兼对冲基金经理，对冲基金Himalaya Partners的创办人，前六四事件学生领袖之一。
[编辑] 在华生平
李录出生于1966年的中国河北省唐山市。那年正值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年，父母均被送往“劳改”，他被辗转寄养在一个矿工的家庭，直至十岁才与父母团聚。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造成24多万人丧生，但他和家人均幸免于难。[2]1985年，他考入南京大学，最初修读物理学，一年后转读经济学。[3]1989年4月，他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参与学生运动，以悼念胡耀邦。同年6月，六四事件爆发后，他秘密逃往法国，最后抵达美国。[2]
[编辑] 在美生平
1989年末，李录抵达美国后，随即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关于六四事件的演讲。1993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听了巴郡主席巴菲特的一次讲座，使他克服了以往对股市投资的质疑，这亦成为他日后从事金融业的踏脚石。[2]1996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修读经济学、法律及工商管理的学位。[3]1997年，他自行创办Himalaya Partners，管理风险创投基金及对冲基金。2003年，他认识了巴菲特的副手、巴郡副主席查理·芒格，使巴郡成为其基金的主要客户之一。[4]2008年，他向巴郡推介入股中国电池及汽车制造商比亚迪，使巴郡获得高达12亿美元的回报。[3]2010年，李被指有机会成为巴菲特的接班人之一，共同管理巴郡规模高达1000亿美元的投资组合，[5] 但后来李表示没有此意。[6]
[编辑] 参考
- ^ 借光比亚迪 华裔投资人接班巴菲特？
- ^ 2.0 2.1 2.2 李禄：由文革到崛起华尔街
- ^ 3.0 3.1 3.2 华裔投资家李禄或接班巴菲特
- ^ 内地作家冀李禄有成就要回国贡献
- ^ 巴菲特接班人 点名李禄
- ^ 《薪金仅10万 李录拒接股神班》，明报新闻网海外版，2010年10月26日。
熊焱
出生
1964年9月1日 (1964-09-01)（47岁）
熊焱出席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受到不少媒体的访问
熊焱（1964年9月1日－[1]），湖南省双峰县人，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美军驻伊拉克的随军牧师[2]。
他曾为北京大学法律系代培研究生，于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直至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才退出党籍。熊焱是六四事件中被当局列为二十一名学生领袖之一受到通缉。后来在内蒙古自治区被捕，1991年出狱。1992年通过特殊渠道到香港，同年流亡美国并加入教会，在波士顿进修神学[3]，之后成为美军的随军牧师[4]。2005年，熊焱对于由大纪元时报成员所发起的退出中国共产党运动表示支持[5]。
2009年5月，熊焱到访香港参与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纪念活动，是他自1992年逃离中国后，首次成功入境香港[6]。
相关的维基共享资源：
- ^ http://www.64memo.com/b5/1497.htm
- ^ Where Are Some of the “Most Wanted” Participants Today? Human Rights Watch
- ^ Tiananmen's Most Wanted-Where Are They Now? Human Rights in China
-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95, quoted in FreeChina.net
- ^ 熊焱：我的申明 《大纪元时报》[2005-6-28]
- ^ 流亡十七年 学运领袖熊焱入境香港
革命工人韓東方
黎佩兒‧麥燕庭
韓東方「現在戒嚴期間，我們到這來，需要承擔『衝擊公安局』的責任，但被抓的是『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的常委，若叫學生去談判，是沒有道理。（鼓掌聲）
「我認為應該由工人去談；北京通訊設施先進，公安局之間很容易聯絡上，若要查有沒有抓人，根本不存在要用一天的時間核實、三天才公布抓人原因的問題。」（鼓掌聲）
他輕輕揚手止息群眾洶湧的憤怒，再以十分冷靜有力，緩疾有致的語調說：「但我們要顧全大局，請你們相信我的頭腦，無論我出來作出的決定是怎樣地出人意表，都請你們相信我的大腦……請你們在我進去之後，想一下什麼是『顧全大局』。」
韓東方三言兩語便把學生在交涉中的代表性，被公安局蒙騙的問題全點出來，他與另外兩名工人終於獲准入公安局交涉「工自聯」三名核心分子的下落。
留下百多名工人和數十名學生，楞楞地看著他高瘦的身影──既震懾於他的冷靜理智，又對他誇下的承諾滿腹狐疑。
那天是五月三十日下午，烈日當空，大批工人學生打著旗幟，不理戒嚴令，公然聚集在前門東大街的北京市公安局，抗議及向公安局要人。
事緣當天凌晨，「工自聯」的沈銀漢、白東平、錢玉民分別被公安模樣的人，強行架走。
二十多名工人早上九時到來交涉，被公安逐個錄像，氣氛十分緊張，千名學生從廣場趕至聲援，工人代表擔心會予當局「動亂」口實，勸諭同學回廣場，僅留部份學生作聯絡通訊員。
公安局指「工自聯」是個非法組織，只答應與學生談，談了很久，學生帶出來的消息是「當局要二十四小時後，才能回覆有沒有抓人，若有，將在兩天內解釋抓人原因」。在場工人非常不滿，群情洶湧。
下午三時許，工人代表終於爭取到入內談判，談了一刻鐘，韓東方出來了。
公安局不斷以強力的廣播：「現在是戒嚴期，同學不要受少數人煽動，不要上人當，應馬上離開，因聚在公安局門前，是違法行為。」
韓沒有用喇叭，他在震耳的廣播句語停頓處，向群眾交代「當局沒有答覆他們」。
他仍然要求在場的工人「相信他的大腦」，再等一小時，才聽他的最後應對方法。
工人在焦灼中度過一小時，公安局仍無答覆，韓東方要求工人聽他的：遷到天安門廣場東北面的中國公安部靜坐，直至該三名工人獲釋。
工人果然聽他的，全站起來跟他打著旗，秩序井然地離開那剛剛增派千多名武警駐守的公安局。
由一名軍隊「先進」變成被官方鎮壓的反革命組織的負責人，韓東方的心路歷程足以證明「革命往往從靈魂深處爆發」的名言。
甫跟個子高高、面孔長長、五官稜角突出的韓東方打個照面，便覺得他是一個硬朗和倔強的人，再加上那股淡淡的、溫文爾雅的書生氣質，記者很快便在一群幹完宣傳工作回來的工人中，注意起他的舉動來，再經人介紹，才知他便是筆者要找的人，當時他是籌組中的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的負責人。
現年廿六歲的韓東方於北京出生，但還未得到首都氣息薰陶，便於三歲回到窮困的山西省黎城縣老家。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爆發，在這五年，他過著艱苦的生活。但他認為，「這是得天獨厚的好事，他學懂了獨立思考，對外界的反應，防禦都加強了。」
帶著這些特點，他走進了軍隊，過著刻苦的紀律生活，使他倔強，硬朗、吃得苦的性格逐漸形成，並在部隊獲得「先進個人」的榮譽。他笑說：「我紅得很哩！」他復員後轉當了三年武警，於八四年轉往鐵路局工作。
但悼念胡耀邦活動卻改變了他平凡的生活。韓東方憶述道，在四月十七日經過天安門廣場時，他看見紀念碑下圍著很多人，於是便下車看個究竟，聽見不少人在發表有關時弊和民主自由的演講。他說：「我受到感染，很激動，於是也發表演講，大家都很激動，開始感覺到民心所向。」自此以後，他便不時到廣場吶喊和演講。
他和上街募捐的同學傾談起來，更加深了他對民主自由的渴求和對學運的認識。學生開始在廣場絕食後，韓東方每天下班便跑往廣場東側的歷史博物館前留意學生的情況，間中也找學生領袖談理想。
然而，學生為保持學運的純粹性，刻意排拒外界的加入。韓說：「學生對我的意見有興趣，但對我的職業沒興趣。」
韓東方每晚去看望學生，和常在那裏的十多名工人混熟了，他們逐漸感覺學生「承受不住，犧牲太大，需要工人及市民接力。」於是在一些學生協助下，在五月下旬籌組「工自聯」。
在他構思中，「工自聯」並非什麼福利機構，而是一個具監察功能的論政團體，由不同行業的工人選出代表，再由代表選出常委，但考慮到工人會因壓力大而不敢參加，以致一個行業內沒有足夠人數參加，故也可按區選派代表。他樂觀的認為，無論是大廠或小廠，只要約十人參加他們的組織，工廠便不敢怎樣。
但他的想法根本無法驗證，因為號稱實行工人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最怕的便是工人。「工自聯」五月卅日晚上正式成立，但當天凌晨官方便來抓人，使「工自聯」還未正常運作，便遭取締，而學生工人大聯盟的計劃亦告吹。
韓東方沒有懷疑自己籌組「工自聯」的能力。他輕鬆地說：「還可以。雖然我只是高中畢業，沒上大學，但平常也自修心理學、社會科學。而且我頭腦特別清醒，邏輯思維較強。」
韓東方沒有上大學，但他說：「鄧小平上台後曾標榜文憑至上，但我不同意，所以刻意抵制。」他頓一頓又說：「不過，現在倒有點後悔，所以唯有靠自修了。」
那他是否作了一次「錯誤」決定？他將來又會否為現在的抉擇而後悔，害怕被開除？他毫不猶疑地說：「不怕，人總有辦法活下去的，我只希望有一個真正能為工人講話的工人組織，況且現在退回去，處境可能更壞。」
韓東方笑言，他的妻子也是經過他這番解釋後，才減少憂思，後來更常在公開場合出現，在精神上支持他，使他幹得更心安理得。
韓東方不諱言想當政治家，然而，在他心目中，政治家應能看清楚政治形勢，並能掌握民眾心理；可惜現在的當權者已脫離群眾，而政府亦過於官僚。
他在血腥鎮壓前預計，若政府鎮壓學運，國民經濟便會崩潰，因工人可能消極怠工。生產必因而長期受損，比罷工更可怕。此外，更會令中國在國際上的威信一落千丈，而中國的地位亦因而受影響，令一些人瞧不起中國人。
看來，他真的不幸言中了。
六四天安门事件期间，这个被称作“王维林”的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身体阻挡一队在天安门附近长安街上的坦克。这张照片是美联社记者Jeff Widener在1989年6月5日，离事发地半英里外的北京饭店6楼，用一支400mm镜头拍摄的。（网络图片）
一对逃兵无意中将王维林挡坦克录像传递世界
作者﹕施语（译音）
编者按：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于1989年6月5日独家播出了王维林只身“拦坦克”的情形。 CBS晚间新闻开始时一反常态，既没有新闻摘要，也没有配音，只有“拦坦克”的画面，过了好久，才传来 DAN RATHER 那激越的旁白......
而这盘珍贵的录像带却是在中美两位不知情人士的帮助下传递到世界。
有一年，也是六月。我在美国的三大媒体公司之一做事。那是一个多事之春。从年初开始，就是前中共领导人的去世，然后又是前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访华……到了六月初的一天夜晚，多事之春终于被划上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和一个更大的问号。
我那时还是中国公民，第二天早上，便忙不迭地去找到我的老板：是非之地，呆不下去了，我要辞职，脚板抹油，走人。
不曾想，老板也正在找我。他说，在北京饭店里，有一个我们的澳洲摄像师和他的英籍录音助理，刚刚拍下一些很重要的材料。老板说，要我自己亲自去取，而不是派在我手下帮忙的20来个广播学院的实习生去。这对我来说，可就进退两难了。本来我是来辞职的，现在却被派了任务，而且显然是挺重要的任务：到这一天以前，我从来没有过任何一次，需要自己去什么地方送取什么东西的。
我那时年轻，脑袋容易发热。这家公司对我很是不薄，80年代的中国，一天能付 200美元，还是现钞。我想来想去，觉得不好在这个时候给人家掉链子，于是就答应了。但是，刚刚答应之后，就后悔了。因为老板说，“外面据说还算安全。” 可我从他的语气中，能听出来他的这句话，还不如不说。外面显然不是那么安全。
我从我们办公的王府饭店，步行到了北京饭店。上午10点多钟，但街上很少有行人。偶尔能听到，有清脆的鞭炮般的声音，从各处传来。在长街的转角处，我看到一些北京市民，捶胸顿足，低声怒骂。一个老者，被几个年轻人两边架着，疾步向协和医院奔去。据说他的嘴被枪弹从一边打入，又从另一边穿出。老者低着头，身体向前倾着，显然是万分痛苦。
到了北京饭店大门口，只见一排很多个玻璃门都关着，只留了中间的一个，半开半掩，将将能容一个人侧身穿过进去。门边上，从里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里执行公干的人。
我硬着头皮，向他们走去。
我的背包里，放着一盘刚刚启封的，全新的录像带，是为了换下我要取的那一盘有了素材的带子的。我面对这些执行公干的同胞们，心里尽量坦然地安慰自己说，我身上什么都没有，这带子上更是什么都没有。
一边想着，一边我已经与他们擦身而过，走到了大厅里。我只觉得，身后有很多眼睛在盯着我。但是，直到我走进电梯，看着电梯关了门，始终没有人喊我停下。
到了14楼， 我找到了我们的摄像组的房间，上前敲门。只听里面一阵悉悉索索，半天才开门。原来两个老外以为是来抓他们的，先把摄像机从凉台上撤下来，藏到了床底下，然后还换上了睡衣，看上去俨然一对同志哥的样子，甚是可笑。见到是我，他们认识，松了一口气，立刻又把摄像机架回凉台，一边，摄像师把我带去的录像带装进机器，一边，录音师把我来取的那盘录像带交在了我的手上。
我乘电梯下楼，走到前庭。这一次，我的包里面放的，是有了内容的录像带。向大门口走去的时候，逆光，只觉得那门里门外，人影憧憧，但是都一动不动，明显是在盯着我向他们移动。那几十步，实在是我此生迈得最沉重，最漫长的步子。
当我走到那门口时，我终于可以看到那些人的脸孔。我只是感到，一种无声的压力，一种……愤怒。只是，他们还是没有拦住我，任我走了出去。
我离开北京饭店，快步走回王府饭店。刚一到，编辑就把我带回的录像带拷贝出来。他们拷贝的时候，我有意躲得远远的，不想知道那上面是什么。这样，如果有问题，我可以一问三不知，一推六二五。当然，这只是我自己主观地在自厢情愿，或者叫自欺欺人。
我正在想着对老板说辞职的事情，突然，老板又让我把那盘录像带的拷贝送到首都机场去“放信鸽”。我没辙，只好又去了机场。我对自己的安慰还是，我对录像带上的内容，一点都没有概念。
“放信鸽”是美国电视的专业用语，意思是，到机场等地方把材料交给任何看上去可靠的旅客，给他／她一些酬劳，托他／她带到航班要去的地方去。这是一个卫星传播普及以前的古老做法。但是，北京这个时候的卫星传送早已被切断，只有回到这个办法了。
首都机场里人山人海，都是惶惶然急于离开北京的外国人。除了人多以外，还有一点让人毛骨悚然：诺大的机场大厅内，排队的，挤来挤去找地方的人们无数，但多数都是一言不发，面色焦急，凝重。与平时这里那种人声嘈杂喧嚣相比，这个时候，空气中竟凝固着一种令人几乎毛骨悚然的－－寂静。偶尔有人小声说话，也是莫名其妙的谨慎，好像不愿对方听到似的。
我在去香港的航班队伍中，找到了一个40岁不到的，商人模样的美国人。我将挎包里面的录像带拿出来，和一张100美元的钞票一起递给了他，一边解释说，我是某某美国电视公司的，请求他做我们的信鸽，希望告诉我他的名字，我好回到办公室就传真到香港，这样他下飞机时，就能立刻交给我们在那里接机等他的人……那时离1997年还有好几年，香港的卫星传输系统自然没有被切断。
那个美国人看着我，又看了看手中的录像带。然后，他点了点头，脸上几乎没有表情。我记下了他的名字。罗伯特。罗伯特对我说了几句话，让我永志难忘。但是，请容我等下再复述。
回到市内的办公室后，我再也不敢耽搁了，马上找到了老板，告诉他我完成了最后的任务，但是对不起，本人是个逃兵，现在不得不请辞了。老板似乎这时才意识到，我和他不同，是持中国护照的人。他想了想，表示理解，给我开了工资，放了生。
多少年过去了。这件事情，也一度慢慢被淡忘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画面，一个被称为20世纪最能展现人类大无畏精神的画面。
我的记忆被激活了。
1989年的6月5日上午10点刚过，一个身穿白色衬衫的中国男青年，赤手空拳地横然挺立在隆隆的坦克车队前面，视死如归。包括我们和其它为数不多的几家境外新闻公司，在他挡坦克的长街旁边的北京饭店的楼上，拍摄下了他的形象。
我今天回忆这些的时候，唯一的遗憾就是，罗伯特和我这一对逃兵中，有一个恐怕将永远不知道我们在逃跑的路上，有意无意地为世界做了什么。
从时间，地点，和重要程度等方面看，我这个逃兵，在完全不情愿的情况下，在每时每刻都在用“我不知道录像带上面是什么内容”试图自我安慰的情况下，无意中却给全世界在第一时间内送去了那一整代中国人中，最后一个不肯当逃兵的人的图像。
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我不是没有帮助和支持的。我今天想起当时的场面，我要专门地感谢北京饭店大门口，那些身着便衣的，执行公干的北京同胞们。以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说他们不知道14楼上有我们的摄像组在拍摄，是全然不可能的。说他们不知道我乘电梯上到14楼，并拿回了那盘录像带，是更加不可能的。但是，我刚才说过，他们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面充满了愤怒。作为一个一心在想着当逃兵的我，自以为他们的愤怒，是冲着我来的。但是，我忽略了一点。这些人，下班以后，也是北京的老百姓。子弹绝对不会因为他们白天所做的工作，而躲开他们的亲人，朋友，街坊。今天，我只有一个解释，能够说通为什么他们放我进入那只容一个人出入的大门，又眼睁睁让我从那门内出来。这就是，他们做出了个人的或是集体的，绝不是没有危险后果的决定，他们要让世界看到那个大义凛然的同胞的形象，和他头上勇士的光晕。
最后，让我告诉你，首都机场上那个美国人罗伯特对我说的是什么。
“我十分，十二分地感到内疚和惭愧，在中国人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什么都不能做，只有选择逃离，而且有这个特权能够逃离。这个钱，我不能拿。我虽然不知道这录像带里面是什么。但是请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保护它，把它送到它应该去的地方，也算是我个人为中国人做的一点点事情。”
我今天回忆这些的时候，唯一的遗憾就是，罗伯特和我这一对逃兵中，有一个恐怕将永远不知道我们在逃跑的路上，有意无意地为世界做了什么。
注：有关王维林的录像、照片不止一份，但大同小异，是不同的外国记者在北京饭店的阳台上拍摄的，时间、地点、拍摄角度都是一样的。
宋书元
《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一书作者吴仁华先生在回忆中写道：远远望去，西单方向燃起熊熊大火……。20年后，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侠肝义胆的周舵先生，在《血腥之夜》一文中提到：从广场退出，行至西单，目睹西单路段一片狼藉的惨状……。而我，恰是那晚在西单现场无数的北京市民中的亲历者、目击者之一，我怀着一颗无比沉重的心情，告诉世人，在六四之夜，这里确实发生过铁与血的搏杀。
这段回忆，尽管于我而言是痛苦和不堪回首的，但为了补遗历史，警示世人，我还是要坚强的揭示这血迹未干的疤痕，还原现场。我从6月2日凌晨说起。
6月2日凌晨，大兵进城
我在的摩托兵团日夜兼程，使我体力不支脱队。回家躺在沙发上便呼呼入睡。 “大兵进城了！鬼子进城了！”的呼叫声和铁器敲击声划破夜空，也惊醒了我。这突如其来的喊声，犹如发生了强烈的地震，人们不顾衣着，从楼上、楼下，从胡同、街口涌出。
我急忙从阳台望去，正北，东风电机厂方向，黑压压的部队，正以急行军小跑的速度向南急进。 紧追着部队的是密密麻麻，水泄不通，手无寸铁的市民们， 部队行至美术馆附近的沙滩路段，再往南跑到了东安门北街我们路段时，激愤地迎候他们的邻里与随之而来的市民，向这支清一色上穿白衬衫，下穿蓝裤胶鞋的便衣部队展开围堵。人们手拉手正面拦截，人挤人侧面冲撞。“一、二、三”的加油声，汗臭味，骂声，投掷的废品，混成一团。
一名白天在我们隔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持枪站岗的武警，此刻却换成和眼前部队一样的便衣的士兵冲着部队大喊道：“畜牲！你们是人民子弟兵吗？……”市民们铸成的一道道人墻，一波波冲击，使得士兵们与其说是在前进，不如说是被震惊得无所适从，一个个像惊弓之鸟。一两千人的队伍的紧紧地挤在一起，像个大的铁板长形阵，排山蹈海般向百姓们冲闯。凭着他们这股疯狂的邪劲冲垮了市民的阻截。但很快，随之而来的是海水涨潮般的民众，用自己身体铸成的更加厚实的人墻，拦在了他们的面前。
在百姓们“打倒专制和腐败！……”的口号和各色各样的叫骂声、手挽手的冲撞、拦截中，这些疯狂的士兵最终瘫坐在欧美同学会门前的路段上。他们都是一群不到20岁的孩子兵，此时此刻，我真想知道，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在想些什么。大批的市民，向可怜的“孩子们”兵们展开了动情的政治攻势： “你们大多数是农村兵，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在农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而政府官员们过的又是什么样的生活？学生和我们走上街头就是为了反腐败，使国更富、民更强。我们本是同根、同源， ……你们怎么能把枪口对准养育你们的百姓呢？ ……
士兵们的头开始低垂。
此时，一个自称是政法大学的男学生，带头唱起“便衣警察之歌”，随之歌声四起。低沉悲切的歌声，感染现场。市民，士兵都动情地落泪，百姓和士兵的敌对情绪 一下子化为了深深的鱼水情，场面至今难忘。市民们为赢得了胜利而喜悦，士兵们为理解了市民而宽慰，在人群的欢呼声和掌声中，官兵们态度平和、组织有序地退去了。
随后，人们纷纷绕过横停在路口带斗的大卡车，又涌向北京饭店斜对面的东单体育场售票处便道路段。这是一些被大批人群堵住的另一支由东向西驰骋的大兵。他们着装与刚才那支部队相同，不同的是这些大兵持有一口浓浓的新疆普通话口音。有人问一个兵：“你们是从新疆来的？”他没有回应，但他疑惑地问：“这都是北京人？”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挤，我被挤压在一米多高的铁护栏处。随着压力的加大，我屏住呼吸，手死命地撑着铁栏，保护胸口，但无济于事。胸口最终贴在铁栏上，眼前开始冒金星。平时所讲的弥留之际的情景在我身上反复出现几次，我确实以为自己被人群挤压的正走向死亡。
一阵强烈的骚动后，压力突然减弱，部队退去，我全然不知，只见无数人头在晃动，令当时的我有种畏惧和绝路逢生之感。听人们在议论着往来的各种信息，如：西边有乘车士兵化装记者撞死市民，前门地铁冒出大批士兵，今晚要注意空降部队……。躁动不安使全城的市民、学生处于焦虑亢奋之中。这时天已大亮，早过了上班时间，但人们经过一夜的疲劳，加上不安的情绪，真正上班的是少数。可以说，6月3日这天北京处于“罢工”状态。人们有“大事发生”的不安预感，承重心理、愤怒情绪随之提升。
6月3日：不同寻常的招牌“暂停营业”
6月3日，接近傍晚，我到达六部口附近的首都电影院门口，这里聚集了上千民众。戒严部队下午投掷的瓦斯弹味儿依然没有散去，经历瓦斯战的市民有声有色地描述当时的情景，被炸的已送往医院。此时对面的电报大楼西侧门外突然放置一块“暂停营业”的牌子。这从未有过的“停业”现象，引起了我的警觉。电报大楼从打地基到建成，都是在我眼皮底下的事，但在我的记忆中，坐落在长安街紧邻中南海的电报大楼从未停止过业务，即使在唐山大地震时。其业务运行范围涵盖全国乃至世界。如此重要部门挂牌停业，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信号。
天色渐渐暗淡，市民们在不同的街道路口忙碌着，设置路障，议论着，猜测着今晚将发生什么，以什么方式发生，发展……。高音喇叭发出紧急呼吁：礼士路告急。
当天正是我父亲的生日，我很匆忙地为父亲祝寿后，将写好的家庭地址，电话，姓名放在西服兜里，以备不测。 像有如此心理准备的人绝非我一个，在那样一种环境下凡是有血性的人，这种举措并不奇怪。
我去了天安门广场，参加严家其先生主持的“民主大学”。在广场西北角巧遇欧美同学会的朋友牛先生，话题是政局及事态，重点关切点是今晚是否会开枪杀人。我坚定地判断，想用大棒刺刀近距离搏杀，突破数百万市民筑成的道道防线，这占领广场的20几万大兵，绝非是被激怒的，红了眼的市民学生的对手。况且，部队是军命难违，内心并非铁板一块，要杀出血路扫荡广场，只有真枪真炮。
事实证明我的判断。
晚11点左右，广场高音喇叭发出紧急呼吁“集中木棍，柳条帽，……，礼士路告急，……请求市民支持……”就在这时刻，天安门西北角出现急促骑车而过的市民：“开枪杀人了！不是橡皮子弹！”并指着身上的血迹。顿时人们热血沸腾，大有献身时刻到来的气氛。群情激奋的市民形成人流，顺西长安街方向奔去。
西单——血腥之夜
当我们这一群人接近西单路口时，前面密密麻麻的市民挡住了我们前行的脚步。密集的枪声越来越近。人们四散，撬便道的方形地砖，拆铸铁的花园栏杆，找附近的木棍，这些都成了近战的武器。十字路口南北方向停放着用作路障的加长无轨车，相互连接，长度几乎横跨南北便道。 枪声已连成一片，犹如传统春节燃放的炮竹。从枪声判断，部队已冲过民族宫。
突然，咚咚的撞击声使得路障——无轨车前后晃动，车顶上的人群纷纷摔落。是中抢，还是因车不稳而跳下？不得而知。很快消息传来，撞击车体的是装甲车，意图是撞开连接的无轨车路障，为紧跟其后的大兵开路。但数次撞击没能得手，便转向宣武门方向驶去。另一辆向北边西单商场方向驶去。此后有人证实，广场出现的装甲车，就是由西单驶过去的。
震耳欲聋的枪声，已逼近西单路口，只见几辆长长的无轨车被激怒的市民点燃，一道长几十米，高十几米的火墻，顿时由地而起。南北火墻的缺口处，冲过大批带着钢盔的士兵。砖头瓦块不堪一击，市民带着仅剩的武器——骂声四处逃散。
我们一群人冒着由西单方向射来的密集子弹的疯狂扫射，快速穿越西单商场的横马路进入了皮裤胡同，其中一位不相识者，被子弹击中倒下；随后看见进进出出的车上躺着死伤者，有一位胸口中弹的伤者，鲜血湿透了上衣。又见一辆130型卡车，从我们眼前驶过，汽车上有几位血淋淋的伤者。此后源源不断地轻重伤者被市民从枪弹横飞的险地抢救出来。人们用工地的手推车（很小的三角形斗车），自行车，背着的，抬着的，总之用一切可以用的东西，方式，将受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距西单十字路口北侧方向最近的邮电医院，二龙路医院，而相距不足百米之内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和北京市西城分局。高教部是一个管理，培养中国人才的部门。另一个是保障公民安全的公安局。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大批被抢救的伤者从这两个部门的门前抬过，不足百米处却有多名血淋淋的市民，学生的尸体就停放在隔壁医院。
人们依然在无奈的最脏的骂声中忙乱着，用最能泄愤的语言充斥着当时的血腥愤怒的气氛。眼泪哭干了，嗓子喊哑了。我敢说，如果身边有炸药包，英雄式的人物一定层出不穷。当时就有人传说：一位年轻的司机独自驾驶着公交车，直奔天安门方向。
天色依然漆黑，大约是4日凌晨四点左右，天安门方向传来此起彼伏“哒，哒，哒”的机枪扫射声。我的心里发紧：广场——完了。
电视机上闪现一行草字
我们踏着地上的血迹，走到大木仓与新皮库胡同夹角处，猛然听到邻里的叫声：截住他！截住他！一位敦实，前额系着白布带的学生已跑到我的眼前。我不知道哪来的邪劲，一把抓住他，顺势将他死死地顶在墻角边，他拼命地想要从我手中摆脱，并大喊，放开我，我要报仇，我的同学被他们打死了。我怎么可以袖手。街口外的零星枪声不断，报仇无疑送死。一番折腾，总算是按住了他，在场的邻居送来了糖水，他慢慢地平静了下来。20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这位有情有义的白面书生。
天色大亮，我回到父母家里，院子里静得出奇。我看到父母在哭，妹妹在哭，妹妹身边几岁的孩子也用手在抹泪，见我进来，嘟囔着说，二舅，解放军杀人了，很多人！
大约上午9点左右吧，我打开电视机，电视没有节目，屏幕上一片灰白。就在此刻，屏幕突然闪见一行手写的草字：“一个政权行将灭亡的时候，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几秒后消失，屏幕恢复一片灰白，虽然没有图像，却听到声音极低的京剧小常宝清唱，是《仇恨入心要发芽》唱段。电视台如此大胆的壮举，建国以来实属首见。遗憾的是，这位制作壮举的勇士何许人也，下场如何，至今仍是悬念。
为了缓和屋里的悲愤气氛，我播通了附近邮电医院的电话，询问死伤人数，值班人员告知死亡67人，因该院人员不足，药品紧张，血源用尽，人满为患，不得已将后来的急救伤者推向其他医院。
下午，我同妻子回自己家去，途经西四北大医院，见到医院门口处贴出几名党员退党声明，再往东，北京图书馆，中南海北门，长长高高的大红围墻上写着醒目的标语：“油炸邓小平！打倒李鹏！血债要用血来还！…… 北海前门路边上有辆被烧焦的中型面包车，骑车者中不时有面对中南海发出骂声的人。
当我们走到我家附近的东安门北街时，扑面而来的场景是，路面几乎被砖头瓦片覆盖，各种路障横七竖八。我们所住的楼房对面，围墻上，是直径约一尺左右的弹孔，……“宋（指我）没死！宋没死！他们回来啦！”邻居从楼房阳台上兴奋地呼喊。我两天两夜没喂的爱犬，隔着玻璃窗激动地狂吠。是的，我活着回来了。可此刻又有多少北京的市民，学生却永远回不来了……
6月4日：奇怪的隆隆炮声
带血的夕阳已落西山，这是6月4日的傍晚。 我换上一身黑色的西服，黑色的领带，独自下楼。邻居劝阻，呼唤，我当作耳边风。不时的还会听见零星、散落的枪声，屠杀的血腥味依然浓厚。我用燃着怒火的双眼，藐视着从我身边猫腰绕过的，全副武装的大兵巡逻队。我这胆大妄为的怒视挑衅让邻居担心，他们说：“宋书元疯了！”
我没疯！和我一样的人民百姓没有疯！几十年中国人委曲求全，苟且偷生，让世人鄙视。唯有6.4的血，以气吞山河的悲壮洗刷了我们身上的耻辱和卑微，让我们回归了“人”的伟大称号。反之，无人性的政府，逆子兵，却被永远钉在了罪恶的耻辱柱上。
晚上7、8点左右，北京的西北方向传来隆隆炮声。一声，两声，三，四，……， 市民不再数了，也数不清。炮声一直持续了1小时。楼下的邻居纷纷猜测，这是恫吓北京市民？是威慑不安分的部队？是有部队哗变起义？是持有不同政治倾向的部队开战？……， 百姓期待人民军队反戈一击……。炮声嘎然停止。20年过去了，仍无人揭开谜底。
六四之后的几片疑云
一个朋友告诉了我一个他亲历的事情。北京有一个马场，专供驻中国外交人员，大款骑马消遣娱乐，他是马场的老板。六四后，老板按照惯例到京西山区农民家购买草料。当地山民讲，6月4日后这个山区开始戒严。小羊倌指着不远的山坳告诉他，还有从京郊方向飞来的直升飞机往返起落于这人烟稀少的山坳。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这里没有军事基地，不是军需仓库。除了杂草乱生中隐约可见的羊肠小道，没有一条可供车辆行驶的公路。近来的直升飞机打破了这山坳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平静。极不寻常的封山戒严，无疑是有什么诡秘被掩盖。
六四过后的几天下午，我看到由几十辆野战军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从南边天安门方向缓缓向北开来。每辆帆布车披挂着绿色的伪装草，而车篷尾部双扇帆布窗，呈八字型半开状态。一个士兵与车头反向呈平卧姿态，手握轻机枪护驾车辆。每量车的装束、军人的姿态、轻机枪都一样。
尾随车辆而来的市民讲，车是从天安门广场开出来的。据说车上运的是广场垃圾。这一说法，与我了解的情况吻合。 北京有庞大的成千上万人员的环卫力量，车辆数百上千。终日负责天安门及周边的环卫工人，六四后一段时间内却被军警代劳，难道不令人生疑？76年天安门事件的《四五》之后，有位环卫工人告诉我，当年4月6日清晨，他处理过广场的斑斑血迹。六四清场后的数日，据说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的草丛及天安门西侧28中学红墻外的草丛里都有被草草掩埋的尸体被人发现。联想6月4日傍晚隆隆的炮声，几天之后神秘的垃圾车，直升机起落偏远山坳，一个毁灭杀人罪证的事实已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而这样有序的、环环相扣的实施，不能不让人相信这是一个早已拟定好的预案，其卑劣可恶令人不寒而栗！
六四之后进城军队要员张弓撒谎说没死一人。国防部长迟浩田撒谎说广场没死一人。电视台请来两位人民大会堂一男一女，信誓旦旦地向世人做伪证：没有听到广场有枪声。
我所认识的儿时朋友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被打死在西单附近的民族宫。我原单位“北京机电研究院”职工赵天仇及设在该院的“北工大分校”的刘XX都死在广场。医生讲，这两个伤者是市民从广场抢救出的，送来时已经死亡……
20年过去了。可当年人民的军队把真抢实弹对准手无寸铁的人民，甚至用坦克压过人民身体的血雨腥风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悲愤难抑，使我内心深处的伤口难以愈合。中国人民由此用血与火铸成的丰碑，也一直在我心中闪光。◆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