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活碑
献辞 游顺钊风雨之夜
你该庆幸活着回来，
可有人奇怪你还常流着泪！
不是早有诗人说过
是因爱这土地爱得太深沉？
每到廿年前那凌晨时刻，
你总禁不住泪流满脸。
心态异常吧！ 他们可知道，
你的泪从哪儿流出来？
泪有不同的颜色，
从笔管流出来的是黑色。
可有多少人知道，
微红泪泉的深处在哪？
这也难怪有人不理解，
当代的医术可曾
给你提供过透视，
扫描你心灵的痕伤？淑芳贤女弟一九八九年赴京採访。在那惊心动魄的风雨之
夜，心灵受了重创，二十年后仍难以开解，足见人祸之遗患，
较之天灾为甚。现淑芳当年的採访实录行将发表，谨题几句暗
含慰勉的话作为献辞。
游顺钊 二零零九年春书於巴黎．惊弓坡广场活碑
序苏晓康：她从来没有撤离广场
二十世纪的历史，比先前的时代更需要目击和见证，因为太血腥。
我们被笼罩其下的这个时代，有一个血腥的起点，发生在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快要被涂抹、消音得乾乾净净了，於是它更是需要目击者站出来向后人后世提供见证。这种使命，是将我们所有人都要肩担的剧痛和责任，卸落、强加在罕见的承担者身上，而使他们忍受劫后余生。
然而，这也是一种资格，只有稀少的人，有幸具备这种资格。二十年前在纪念碑底下的那个悲壮夜晚，纤瘦的蔡淑芳，溶化在茫茫静坐者的泪光和歌声里，一夜之间死而复生，成了另一个人。她跟广场上的学生们一道，靠电筒光写下自己的遗言：「也许我也要写遗书吧！在这样的一个夜里，我从个人挣扎到国家兴亡的潮流中淹没自己，我相信我这样做是对的。」由此，她获得了这种资格。
「凌晨一时，在广场东南侧不断有信号弹向天安门方向发射，信号弹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空闪光，散落??广场上歌声悲壮动人??信号弹发放诡异彩光，制造恐怖的战场气氛。」蔡淑芳就是这样，被定格在一幅她自己亲手书写的史诗里。
她在枪声流弹中奔突、跌倒。她在流血如注的枪伤者前面惊呆。她目睹了清晨四点的「熄灯」，「整个广场漆黑一片」。她在纪念碑的东北面，曾经面对一个持枪的士兵朝她走过来。五点三十分，她在撤离人群中，回头看了天安门最后一
眼。许多人死在天安门广场，却也有人永远活在那里。
「六四」一百天后我逃出中国，却在香港遇到逃不出中国的以泪洗面的蔡淑芳。她茫然若失在四点钟的广场上，以后便一次次地惊叫、哭醒在香港的深夜里。我们流亡者「失去大地、得到天空」，她却失去了自己往昔的一切：美好与天伦之乐。她囚禁自己，不比狱中的「六四囚犯」有更多自由。她化为每年「六四」维园烛海里的一点烛泪。她陪整个民族受难。
她不是软弱。她只有恐惧，恐惧广场上的血白流了，恐惧坦克碾压人群的影像不再震撼。假如「六四」被遗忘，等於再一次枪杀她！她也是一个「天安门母亲」，煎熬岁月二十年，她那被谋杀的孩子，就是中国人的记忆。她的敌人是遗忘。
中共绑架中国，精英整体投降，西方输诚利益。香港女子蔡淑芳的努力，或许只是杯水车薪。但「六四」把她淬砺成一个「革命者」-她已经忘我，她不再是一个私人的蔡淑芳。俗话说，时间改变一切；不屈不挠地跟岁月搏斗，乃是她的回应。
她把自己变成了一座「六四」的活碑。作者简介：
苏晓康，1949年生於浙江杭州，北京广播学院讲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记者，报告文学作家，是电视政论片《河殇》的总撰稿人，「六四」后
遭内部通缉，被迫流亡法国、美国，为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曾任民
主中国阵线理事、《民主中国》杂志社社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
现居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广场活碑
序史明：「六四」记忆的意义
我不怕听你诉苦。我想在欧洲，很多人只知道「六四」这个概念，并不清楚这场悲剧对全人类四分之一的巨大人群意味着什么。因此，仅仅为了让这些在温饱和谐中「娇生惯养」的人们对现代中国的悲剧有所瞭解，把你的所见所闻告诉他们，也非常值得。
人的记忆永远都不可靠，这没有办法。但史书就很可靠吗？所谓科学调查就很可靠吗？既然人可以为环境所左右，为什么历史学家或者别的什么科学家就可以例外？我们记者不能傲慢到声称我们的回忆绝对真实；但我们也绝对不可妄自菲薄到了仅只承认所谓「科学」，所谓「学者」的分析才可靠。这个世界中为权力和金钱所倾倒的，有多少科学家和学者呢？
回忆「六四」除作为史实的重大意义之外，在我看来也有另外一层现代中国任何其他历史实践不能比较的意义：你知道北京向来都是中国政治的「圣城」。天子脚下，就算杀人，也要推到城外菜市口，在城外集市上枭首示众；遍翻中国皇朝史书，唯一在皇家内城折磨杀人的，就是明朝的廷杖；其他朝代对於孟子所云「君子远庖厨」都有几乎相同的解释：天子和他的精英不屑和不能见到血淋淋。共产党进北京城也未曾例外，按照这个党的话说，北京是和平解放。日本人进北京城的时候，除在郊外的芦沟桥打了一仗之外，也没有放枪。近代可以视为例外的，仅只段祺瑞政府曾开枪杀人，死伤远不及一九八九年。结果段祺瑞立即下台以谢天下。即便毛泽东治下的文革中国，一九七六年四五事件，也只动用了工人民兵，动用了铁棍和垒球棒。可以说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国统治者打破了自己给自己留下的唯一圣城的最后禁忌：那就是哪里都可以大开杀戒，唯独北京不行。
以你的史笔记录这一事件的细节，回顾当时人们的心态，难道不可以帮助我们反省这样一个人类学问题：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这个国家行之有效了数千年的政治禁忌，可以打破？而打破之后的二十年，据许多中国人和据说特别热爱中国的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说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人民生活最好的二十年呢？难道现代的意义，也存在於彻底打破即便是据称非常不人道的封建时期，也颠扑不破的神圣禁忌之中吗？欧洲历史有德国法西斯以对犹太人大屠杀打破如是禁忌的先例；中国现代化史上，「六四」难道是这样打破禁忌的又一先例吗？
我的这些想法未必妥当。但我们是记者，我们的任务永远不是回答问题，而是提出问题，提出真正的问题。一生为记者，倘或可以提出一个属於全人类的真正问题，实在足以告慰了。你说是吗？二零零九年一月六日
作者简介：
史明，1957年生於北京，毕业后曾在国际广播电台德语组工作，后转职
为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专案经理，1987年被派到德国科隆任公司代表，
1991年以后，一直在德国作自由记者，从事广播电视与平面媒体的亚洲
报导工作。广场活碑
自 序蔡淑芳：我的失魂落魄与劫后余生
我的失魂落魄得从六月四日凌晨四时在广场上写遗书说起。
也许我也要写遗书吧！
在这样的一个夜里，我从个人挣扎到成为国家兴亡的潮流中淹没自己，我相信我这样做是对的。
事实上，周围都有伤亡了，难道我们坐在天安门广场中的人能躲闪吗？
这国家是没救的了，这次流血事件叫人们一定要醒过来，彻底地把这政权栽下来。
这个没救的国家，不能让他这样下去的。
我没甚么希望，我只想假如我有机会在这情况下死去，我觉得是很光荣的，因为苟且的生，何如壮烈的死？
黑夜，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国际歌声中，我知道这夜将是最悲恸苍凉的，谁会想到这不可思议的事情会发生？
我没哭，也不怕，我知道这是光荣的，这是不能逃避的。
生死存亡又有何足惧？
枪声哒哒，不绝於耳。没有人知道为何会有如此的暴力，但既然暴力发生了，谁能抗暴而不受伤，又谁能不勇敢地向前走，向前冲？
我不知道死亡是甚么滋味，但我知道要生就必须生存得有意义。
现在，我不想回到过去的，庸庸的生活中去，我在这里经历了一场革命的洗礼，我已获得新生了，因此，我再也不用怕死，而且也想迎接死。
请原谅我对未来的恐惧和没有信心，这是因为一切都叫人不能够清醒和好好工作的。
死，又岂不是一次最好的完结吗？
中国一定要有希望，中国一定要富强起来，中国人要勇敢地站起来，我们再不是奴隶，也不是卑屈者，我们不能苟且贪生，我们不能庸奴般生活，我们要醒觉过来去建造新中国。
把这场血化为新中国希望之源。
战斗开始了，死亡和新生也开始了。
我希望我在选择生死的同时，是能够认真地明白我的一切。
这是一场历史的悲剧，请原谅我这种冒险。
1989.6.4 4:22am 写於天安门广场上
失魂落魄，劫后余生，死去活来。这是我廿载回眸的心路历程。《广场活碑─一个香港女记者眼中的六四血光》，是我最后瞥见的光印记忆，是永久残留视网膜上真实的血斑痕伤。
没想到这光的印记投射在活碑上终於能够面世。我以为那只是个人的伤痛，未完的心愿；是埋没在历史长河的一滴血，也是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一滴泪。直到无数活碑逐一现身，我才发现广场是公众的，是向往民主自由的中国魂灵汇聚起来散射荣光和闪耀烛泪的偌大场所。
早在一年前，我已经开始为「六四」二十周年的纪念，放下自己的工作。二零零八年六月四日早上，我用一个黑色的残旧行李大箱，满载「八九六四」的沉重包袱，托朋友帮我运送到支联会，以便影印资料、扫描相片，彙编文物，为筹备今年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之用。
我打算全身投入，计划参与「我要回家运动」的採访工作，筹备六四舞台剧，协助《人民不会忘记》的再版，建立网上纪念馆等等。结果，我只是联署《零八宪章》，完成了简单的争取释放昂山素姬的一天「自我囚禁」活动，密集发出
民运讯息的广传电邮群组，为《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我们呼籲》徵签，最后把我的心事放进个人博客：http://sfchoi.wordpress.com，和贴在「一个香港记者的八九．六四」网志：http://sfchoi8964.wordpress.com。我最大遗憾是失去了最珍贵的文物，包括：写满北京学生签名的Ｔ恤、「六四」广场现场的录音带、溅有几滴血的白布口罩、完成了一半的「八九」学运回忆手稿，还有一些当年留下来的杂志。对一九八九年六月的记忆非常模糊，只定格在六月四日，没法再倒回前几天，我身不由己的迷离境界。依稀记得，我没法返回天安门广场守夜，於六月二日凌晨，城内已发现大批军队入城，只见在北京饭店附近神色慌张的娃娃兵，比围堵他们的群众更加恐惧。深夜三时，我陪朱耀明牧师到访北京大学，介绍他认识北高联的王有才，将香港基督徒专程带来的部份捐款交给他们延续运动。
六月三日凌晨，风声鹤唳，军队已经进城，并有零星冲突。我独个儿在北京街头拖着疲惫不堪的躯体，像孤魂野鬼到处游荡，危城戒严下充满鬼魅肃杀的气氛，我感到晕眩昏厥，步履不稳，难辨方位，没有力气走进天安门广场，只好停在北京的大街路旁阴森恐怖的暗处静坐伫候，那时候隐约觉知我应该是迷了路，魂魄灵体受到惊吓，一股不祥之兆笼罩下的沉重和窒息感，至今仍如影随形的附身，挥之不去。
六月四日凌晨，我无论如何都不敢再走进枪声四起，大开杀戒的北京街巷，坚持留守在灯火通明的，受到保护的天安门广场，我并不勇敢，而是恐惧，没有准备慷慨就义作出牺牲。
我在广场灯灭的时刻，追随那漆黑暗夜袭来的死神阴影，才匆忙写下遗书，因为大军冲锋杀入广场，已经没有退路，唯有立誓与广场共存亡，若苟活性命才站出来做历史见证。
我无法面对黑暗和失去希望的那个时刻，请原谅我，因为家人在六月三日晚上打来多个长途电话，要我留在北京饭店，不可冒险。对不起，我没能做到，爱上了广场的自由气息，不去不行。
我开始明白自己没哭和不怕的这个时刻，请原谅我，因为我必须冒险亲历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的实地採访，冷静报导真相。对不起，我没有死去，恋上了广场的青春热血，不离不弃。
劫后回来，忧郁恐惧，畏光怕人，圈套在广场大牢的禁绝枷锁，围绕在纪念碑上的沉重脚镣，我成为受惊幽闭的精神囚徒，没能现身见证这道历史伤口的血痕。
为了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对得住人民书写的历史，对得住「六四」底层仍然受苦受难的人质和囚徒，我能做该做的就是拿当年採访时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公诸於世，把血光映照出来点点滴滴的血与泪，附带着个人软弱无力的梦呓呻吟，结集成活下来作见证的碑文。但愿苏晓康给我创造的「活碑」，能承载这一代中国人的集体回忆、对抗遗忘。今天，我归来，呼唤魂灵，为了还这个愿，揭露真相，拒绝暴力。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九日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