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军涛
刘刚要写一部自传体小说，我一点都不奇怪。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当然，从行规业矩看，也许他的成就可以推敲，但是，绝对是原创性的东西。今天这本小说，就是一个例证。要写1989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大事件，在我心中，刘刚一直是最合适的作者。别人可以写出感人的作品和不朽之作，但那故事不一定是真实的。
一
1988年，我刚受命接手《经济学周报》，非常忙碌。北大一见如故的好友张伦到报社找我，说是向我介绍一位热心参与、并且极有能力发动事件以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北大校友。我一贯相信张伦，立即接待他们。他介绍的是刘刚。几句谈下来，我没有兴趣了。倒不是刘刚不出色，而是还没有出色到让我放下办好刚接手的报纸去与他讨论怎样推动中国进步。至今我后悔，自己做了个错误的判断。报社那些事情，本来可以交给别人去处理。而那个时候，正是刘刚这样的活动家创造历史的机会。我是性情中人，如果当时哪怕是闻到一点气息，也会舍得俗务去支持刘刚。
刘刚是个创造历史的人物，但是这一点并不容易被看清。初次见面，我就没看清。错过了一个机会，到那个伟大事件尘埃落定之后，我回顾和反思行动策略时，才发现这一点。刘刚的意志、判断力、能力和作用不易于被觉察，主要是他的性格决定的。他不喜欢高谈阔论，不计较成败得失，不擅于沟通表达，不齿于风光表现。我想，世人至今也不清楚。离开报社，张伦又带刘刚去见子明。子明很爽快地与刘刚建立了联系。
1989年学潮骤起，我们一直掌握事件的进展和内部的动力机制。其中，刘刚起了很大作用。因为他深深地参与那些关键事件。在几次关键事件中，他是发起者和组织领导者。在学生领袖中，刘刚的特色很鲜明，这就是政治判断力、行动能力和人品。
从北大开始，刘刚就寻找和制造机会，发动学潮，并以此作为推动中国政局变化的契机。1989年学潮初起，他就有意识地让学潮成为政治变化的突破口，而不仅仅是学潮。当时，许多学生并不想学潮政治化。学潮成势后，刘刚马上尽最大努力将学潮变为全民参与的运动。尽管当时社会都认同和期盼学生作为运动的领导，但他清醒地认为，学生在政治上还没有准备好和成熟到驾驭这样大规模的复杂政局和运动。他一直力图打开运动的领导结构，让社会各界中更有经验和能力的人参与领导，影响学生。
说刘刚不关心理论，并不公道。他对涉及民主运动的各种争论是熟悉的。但是，他的主要兴趣是，采取行动策略，如何突破专制者的压制，解除人民的恐惧心理，发动更多的人参与一场争取民主自由的政治运动。他行动果断，意志坚强，胆识过人，智勇双全。
刘刚人品的最大特色是，胜不争功，败不诿过。做事时，哪里最危险、最困难，哪里就有刘刚。而分派职务、出头露脸和享受荣誉时，他从来都是拒绝。
在政治判断、行动策略和待人接物方面，我与刘刚很不同。但是，在政治行动中，让我寻找合作伙伴，我很愿意找刘刚。
二
我对刘刚的了解，开始于六四开枪后。由于多次经历，我对人们在顺势时的豪言壮语不感兴趣；也不以此去判断得失胜败和人物的优劣。刘刚曾多次指责我，在六四开枪前，我的头脑没有进入状况。这是对的，因为在有灾难紧随其后的事件中，我尽量控制自己不随波逐流，避免进入那种可能会逆转的高潮。有时，我对那种炽热的气氛还有点不安。刘刚觉得开枪后，我才真正展现自己的决断。而我也是在开枪后，才认识到刘刚的可贵。其他人与我一样。
六四惨案后，民主运动遭受剧创。和平生活中掩饰的人性此时面临真正的考验。刘刚的镇定、仗义、勇气和机警，脱颖而出，卓尔不群。在我组织和安排逃亡时，刘刚的品质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大家都知道了。但是，还有另一面，在残酷的关头，他的沉稳冷静和不虚张声势，不与他共度艰难时刻是无法知道的。那时，流血让人们失去正常的判断。多数人恐惧地奔逃，少数人激怒下要拼命。刘刚则是当进则进，当退则退。
1989年对运动参与者的考验接踵而来，紧随着逃亡的是被捕、入狱、审判和服刑，刘刚的选择更是独一无二。秦城铁血汉，这是他在秦城监狱时就赢得的美名。通常，如果有人获得这种殊荣，一定会引来争议。但我敢说，有幸进过秦城监狱的人，不论是政治犯，还是刑事犯，甚或是警察，都不会对此有异议。他不仅自己对抗审判，而且鼓励和组织狱友去抵制审判。
在荣誉、权力、地位和获益显著时，领袖是人们角逐的目标，不论是江湖上的无底线混战，还是民主法治下的博弈。但是，当牺牲和承担常人不能承受的痛苦成为标准时，鲜有愿意争当领袖的人。或者说，领袖属于那些最敢于和最善于担当这些苦难的人，属于那些能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带领陷入困境的运动参与者继续坚守和维护运动价值的人。正是在这样的岁月和困境中，刘刚成为当之无愧、鲜有匹敌的领袖。秦城铁血汉的故事，不需要我讲，许多人比我更清楚。
此后，1989年运动的参与者还要面临的考验是刑满释放后的坚守和流亡。刘刚的勇气和代价广泛见诸于报刊。我要说的是他先人后己的选择。刘刚出狱后多次陷于危境 .我曾安排他出国。但是前两次他都把机会让给了别人。与他相似选择的还有郭海峰。为了这一点，郭海峰二度入狱被判刑。第三次，刘刚在全国通缉的情形下，才历尽千辛万苦逃离中国。
流亡之初，他拒绝荣誉，潜心思考新的战略，广泛学习新的技能。当他意识到国外的环境必须自立之后才能继续奋斗时，他选择了最困难的道路。先是整理出自己在狱中创构的经济学体系。这一原创性思路，打动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两所学校的经济系主任，他们愿意录取刘刚。而后，他又被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系录取。为能够经济自立，刘刚选择了哥大的计算机专业。他以惊人的速度修完课程，按期毕业。然后被世界最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录用。其实，在校期间，他已经有数项发明为学校创收了。20世纪末，网络技术成为新兴经济产业，刘刚辞职下海，离开纽约去中西部参与组建新公司。但网络经济崩溃，使他陷于新的困境。他返回纽约，选择当时最热门竞争的金融行业，先考进纽约大学金融工程专业攻读学位，然后进入花旗银行作分析师，开始了新的专业生涯。
在美国适应生活后，刘刚多次策划和组织活动，支持大陆民间运动。他的每一次手笔都带来一定的冲击作用。人们对于他的这些“行为艺术”作品，有许多争议，我也不是赞同所有做法，甚至经常有激烈争论。但是，刘刚就是刘刚。他的选择，让你想起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一代枭雄毛泽东的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刘刚那里，民主运动不是风雅的游戏，而是行动，是突破局势、创造历史的行动。我赞同他这一点，读书越多，阅历越多，思考越多，我就越赞同他这一点。因此，即使我不赞成和加入，我总是坚定地支持他的创意和行动。因为，据我理解，民主运动与一切创造历史的行动一样，是少数人的创造性活动，常常是小概率不规则事件的后果；刘刚属于制造这类事件的人，有制造这类事件的心态和能力。
三
尽管刘刚是那种被共产党指责为“极少数”、“一小撮”的那种人，我还是觉得刘刚是运动的代表，他代表了运动的一个高度、深度和广度。他最适合写这本书，因为，撇开那些浮华的辞藻和后人加之于上的光环，运动是一种创造历史的精神和行动。刘刚是这种精神和行动的最好的典型。他不是为表演历史和解说历史而活动，而是为了创造历史而活动。你要是在历史中寻找某种审美感觉或者道德升华，你可以看别人写的，但是，如果你要真实地理解历史，理解那种不是为了说起来好听动人、而是带着刺耳声音和刺眼色彩的事件，那你要听刘刚怎样说。
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促成了刘刚写这本书。最初，是一位西方的电影策划人找到我，希望在六四20周年时，创作一部关于六四的电影。他的重点是西方的操作。我立即想到，应该让刘刚去与他交谈。诚如刘刚所说，虽然我参与了一些创造关键事件，但我当时的心态其实并没有进入运动。祇有刘刚才能真正捕捉到那些令人不快但创造历史的细微的“阴谋事件”。于是，我向他们相互推荐。刘刚最初不愿意，因为他不喜欢舞文弄墨。后来见面后，他俩一拍即合，居然开始合作。再后来，刘刚发现那个剧本根本不能用，就提出自己写个本子。再后来，刘刚觉得，索性还是写个自传体小说。然后再将这部自传体小说展开成一部文学作品。
刘刚的每一个变化，都与我沟通过。我是看着他一步步走进创作，一步步再现自己，一步步完成一个新的创作。直到今天，我为之写序的作品诞生了。
当然，这不是自传，也不是历史。你不要计较其中的某些事件和人物的真实。但是，这是运动参与者的精神、动机和在行动中的视野和感受的真实写照。
四
正如其他伟大事件一样，参与者的动机和感受是多样而复杂的。刘刚的自传体小说，也不是对运动的唯一的理解。我们还可以有别的理解。从某种意义说，别人的理解也很珍贵，很重要。而且从教育和激励的角度看，可能更重要。我自己在流亡期间的读书和研究，就是对运动的教训和经验做新的解读和理解。那么，从理解运动的角度看，刘刚这本自传体小说有什么局限呢？
最大的局限就是，刘刚这本书写的是自己的真实感受，他不是为了别人的感受而写，而是为了自己的感受而作。一如既往，他不顾别人的需要，也不迁就别人的看法。这样，他的书能够达到的社会教育功能和政治功能就有局限性。
但是，这又是刘刚的优点：坦率、真诚、无畏和坚定。他的作品也是为了创造历史而作。刘刚说，20年了，他要以此纪念那个伟大的事件，然后去开创新的未来。
六四事件20周年了，如果你想理解那场伟大的运动，你想知道那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你就不能不读刘刚这本自传体小说。
（2009年4月15日，于美国新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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