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下）

 

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下）

老武 @ 2009-4-30 12:54 阅读(969) 评论(6)

六四底层列传（下）

黄河清（西班牙）

医生死难者1人，记者死难者3人。

北京、上海、湖南、浙江四省市：死刑25人。死缓10人。无期17人。15年以上8人。10年以上21人。10年以下151人（未明刑期者皆列10年以下）。

【医务人员之勇者义者赴难者·6人·3群体】

·王卫萍

王卫萍，女，25岁，居北京，北京医科大学应届毕业生，北京市人民医院实习医生。6月3日夜，王在木樨地子弹横飞中救治伤员，在包扎一位伤者时，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颈部倒地不起，群众送北大医院抢救无效身亡。

·史鉴母子

史鉴母子。6月3日晚，史鉴在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杀人后，搜集了一些急救药品，上街救护伤亡者。其母知道他决心已定，只是默默地将红十字标记分别缝在他的上衣胸前和左臂。史鉴乘坐一辆插着红十字旗帜的车子救护伤员，车子开到近金水桥时，遭密集子弹扫射，车子前后玻璃被打碎。车上有十几位伤员。史鉴和另一位小伙子下车摇晃红十字白旗，高喊“请你们不要开枪，我们是救护受伤者的！”车子重新开动，子弹又横扫过来。有伤者重新中弹流血。史鉴把手绢递给伤者高喊：“堵住伤口。谁会开车？赶快倒车后退，去协和医院！”载着十几位伤者挂着红十字的救护车，在史鉴的指挥下，乘枪声间歇之际，倒退着脱离了险境。

·星光（化名）

星光，女，解放军301医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在6月3日夜，不顾禁令，擅自逃出单位，先到西长安街西单路口救治伤者。解放军戒严部队用铁血突破民众血肉的拦截后，星光赶往天安门广场，加入到北京红十字会临时急救站，继续抢救伤者；在解放军戒严部队最后清场的时候，她与一批医务人员集结在历史博物馆西门前，目睹与见证了全过程。

·近百名在最后关头留下来的医务人员。

6月4日凌晨4时后，天安门广场上北京红十字会急救站负责人让大家自愿选择是撤离还是留下继续抢救伤者。近百名医务人员留了下来，他们聚集在历史博物馆前，打起了红十字旗，提出口号：人在受伤者在！4时30分后，有几个掉落在撤离队伍后面的学生在大批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夹击下无路可退，突然转身向历史博物馆红十字站跑来。医务人员为了保护先前救治收容的几位伤者，已经手挽手组成一个人圈，正好让这几位逃命的学生躲进了保护圈。一些打红了眼的军人向红十字会医务人员扑来。医务人员把手挽得更紧，用自己的身体组成的人墙把学生和军人隔了开来。军人要医务人员交出学生，坚持说他们是暴徒、是学生领袖；医务人员坚决拒绝：我们绝不会交出任何人！医务人员中的301医院研究生星光与一个年青的军人四目怒视了半个多小时。相峙一小时后，一军官来，提出条件：留下学生伤者，医务人员可以离开。医务人员正告军官：要抓一起抓，要放一起放；我们受国际法保护，希望慎重考虑；你们清场行动既已结束，我们要派人到天安门广场各处巡查，看有无需要救治的伤员。解放军戒严部队在这近百名医务人员同声相应义正辞严的凛然不屈面前，不得不同意让医务人员带着学生和受伤者离开，但拒绝了巡查天安门广场有无伤者的要求。这近百名医务人员见好就收，带着逃来的学生和伤者撤离。为了防止军人违诺，在撤离过程中乘机来抢夺，医务人员手挽手连成两道人墙，让抬伤者和学生走在中间，沿着历史博物馆的人行道撤离了广场。聚集在前门街道两旁的民众看到他们走来，热烈鼓掌欢迎，医务人员中很多人再也控制不了情绪而失声痛哭。

·北京儿童医院毁伤者资料

六四期间，北京儿童医院救治了大量被解放军戒严部队杀伤者。最初他们依照规定，对伤者一一登记个人资料，以便日后计算收取医疗费用。但当他们从广播里听到官方“告全国人民书”指称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意识到这些受伤者会被指控为“暴徒”，遭受迫害，立即决定将已经登记的受伤者个人资料销毁。北京儿童医院接受的受伤者有2、3百人，死亡20余人。

·吴医生和东升医疗器械门市部职员

吴医生，北京医学院1989年毕业生。6月3－4日，吴医生和几位同学以及西单大街东升医疗器械门市部的几位职员自愿组织起一支临时医疗队，救死扶伤。4日凌晨，他们在南长街南口抢救伤者中学生王楠。解放军戒严部队无论如何不允许他们将伤者送医院，他们只能就地凭手头简单的药物救治，在军人的恐吓下，一直守护着伤者至不治而亡。军人还不允许移走尸体。吴医生暗中将伤者的学生证和钥匙取出带回。1990年初，吴医生将伤者遗物交还了伤者母亲张先玲。

·北京医院一医生

6月4日凌晨。北京医院一医生在正义路口，目击体育报社杨燕声在欲救助一伤者时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杀的全过程，并与群众一起送杨燕声到北京医院救治。“6·4”后大清查中，清查人员要医生作伪证，指称杨燕声是“暴徒”，故遭射杀。医生不从，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当时的真实情况，一遍又一遍地澄清强加于杨燕声的诬陷不实之词。这是清查者和医生的对话记录：“难道杨燕声就没有一点越轨行为？”“没有！”“你再想想！”“没有什么可想的。”“没有暴力行为，戒严部队怎么会打死他？”“我不知道。你应该去问戒严部队。”再问，沉默；再再问，沉默。

【记者编辑之勇者义者赴难者·13人】

·陈来顺

陈来顺，居北京，23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华社代培摄影班89级应届毕业生。6月3日晚，陈在人民大会堂西北侧的平房顶上照相时，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头部身亡。

·张汝宁

张汝宁，32岁，居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俄语部副主任。6月3日夜10时多，张离家步行去电台途中穿越马路，在木樨地桥头附近遭解放军戒严部队炸子射中腹部，腹腔炸烂，送复兴医院抢救无效，4日凌晨身亡。

·里慧泉

里慧泉，约35岁，居北京，中国冶金报记者。6月4日凌晨，里在六部口路南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杀，11日于邮电医院发现遗体，尸体无头。

·苏生机

苏生机，43岁，北京亚运村《住宅建设》记者。6月3日傍晚，苏在新街口松树街一朋友家谈工作；18时﹐见电视中戒严部队紧急通告，随即离开朋友家；23时，有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见到苏；此后再无踪影，至今活不见人，死未见尸。

·蔡淑芳

蔡淑芳，女，香港《星岛日报》记者。6月4日凌晨蔡仍在天安门广场采访，。4时，广场熄灯后，蔡感觉大限将至，“可能会真的死在天安门广场上，所以摸黑到一个帐篷面前，问一个同学可否借一张钢床给我坐下，而帐篷内还有同学在休息。我亮起电筒在笔记本上写下遗言……”。蔡最后与学生队伍一起撤离。

·张结凤

张结凤，女，香港《百姓》半月刊记者。6月3日夜，张与两位同伴前往天安门广场采访，午夜时分，在金水桥头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头部背部，倒地流血不止。得广场学生冒险跑来救她送医院及时救治活命。

·李丹（国际广播电台英语播音员。网上资料有大矛盾。请知情者提供确切资料。）

·杜宪、薛飞

杜宪、薛飞，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女、男主播。1989年6月4日晚7时新闻联播节目中，杜宪、薛飞反常地着深黑色礼服，满脸戚容，声音沉重、缓慢、悲切地播送节目，以此对死难的学生民众表示哀悼之意。一时，全国尽说杜薛好。为此，杜宪、薛飞遭到惩罚，不让再上电视主持节目了。

·陆超祺

陆超祺，人民日报副总编。6月3日夜，陆主持人民日报工作，各记者纷纷报来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城内各地开枪杀人的讯息，值班编辑和回来的记者无不悲愤异常，几位编辑记者写好了千余字的“北京这一夜”稿，陆超祺改为600来字，又改为200来字的简讯。在中宣部电话压力下，还是把这篇“北京这一夜”发印了。6月4日的《人民日报》头版上一个加了花边可容纳600字的大框，印着稀疏的200字，越发使标题“北京这一夜”醒目。“6·4”后，陆超祺遭重点审查，翌年离职。2006年，陆超祺所撰《六四内部日记》一书在香港出版，点名批评当时的军委主席邓小平、总理李鹏。

·中国青年报一记者

6月4日凌晨4时，天安门广场有意熄灯后，原尚留在纪念碑底座周围的记者都撤离了。在学生开始撤离时，发现中国青年报一位年轻的记者还在没走，同学劝他拉他一起走，他跪倒悲恸欲绝，不愿撤离，同伴强行架走了他。

·梅兆赞

梅兆赞，英国《泰晤士报》东亚编辑。6月3日午夜，梅兆赞站在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上观望，身边一位年轻人中弹倒地。此前，梅目睹一辆装甲车快速碾过了一个人。梅开始意识到必须离开时，武警发现了他。尽管他用汉语表明了外国记者的身份，还是挨打，被打掉了一颗牙齿和打断了一条胳膊后，得到一位外国记者同行和意大利驻中使馆副领事的仗义相助：喝阻打人武警，带离杀场，得以活命。梅兆赞此后写了许多文字见证报道“6·4”真相，为此获得1989年英国年度最佳记者奖。

【遭逮捕判刑受难死难者·233人】

北京、上海、湖南、浙江四省市：死刑25人。死缓10人。无期17人。15年以上8人。10年以上21人。10年以下152人（未明刑期者皆列10年以下）。

·1989年“6·4”后，22名北京市民被以“6·4暴徒”名义遭不公正审讯后判死刑枪决。

·1989年“6·4”后，北京第一监狱关押着20余名女“6·4暴徒”，姓名、刑期不详。

·王连禧

王连禧，北京西城环卫工人，1955年生。王于1989年“6·4”后被捕，在一桩“8人纵火焚烧军车”案一审中与其余7人皆判死刑。7人被执行死刑，王在二审时改判无期，原因是发现王患有精神病。王没有与人正常交流的能力，关押期间病情逐渐加剧，开始叫他一声“大禧子”还能答应一声，后来基本不会答应了。王与失去一条腿的“暴徒”某一起负责打扫操场的卫生，独腿骂王欺负王，王没有反应。王进监狱前原住房因建造北京金融街被拆除，管辖街道的片警和司法民政部门领导皆承诺负责他出狱后的生活。王在北京二监服刑18年后于2007年7月出狱，住在金融街司法所的沙发上3个月，后分给他一小间平房居住。2008年奥运前夕，王遭清除而关进了精神病院。奥运过后，王原住小房被领导安排了他人居住。王连禧现仍被关在北京精神病院。

·林昭荣、张文奎、陈坚、祖建军、王汉武、罗红军、班会杰

林昭荣诸7人与王禧连同案，遭北京中级法院判死刑，于1989年6月22日上午在北京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小戴

小戴，北京朝阳区副食店肉柜售货员，29岁。1989年6月4日上午，北京解放军戒严部队屠杀镇压学生平民后，二环路上有抛锚及翻倒的军车、民用车。在一处翻倒的汽车旁，有人喊：“点了它，谁有火？”小戴掏出打火机递了过去。一位市民打火引燃，车被烧著了。两天后，片警来找小戴，了解6月4日点火烧车的事。小戴如实陈述。又过了几天，小戴被戒严部队带走了。小戴姐姐找片警询问，片警透露，小戴是在烧车的现场被崇文公安分局的便衣跟踪至家，现在已交戒严部队处理。两个多月后，小戴家接到通知：戴××已被以“反革命暴乱罪”判处死刑了。戴家三姐妹没敢要回兄弟的骨灰，骗母亲说兄弟判了无期，在新疆服刑，且恳求居委会和派出所片警帮同对老人撒谎。小戴母亲盼儿心切，几次要去新疆探监，被三姐妹劝阻，继续听信儿子减刑的谎讯。近耄耋的老人患高血压冠心病，不辍锻炼，顽强地活着，只为有生之年再见亲儿一面。　

·朱更生

朱更生在天安门广场进第一辆坦克时，跳上去撬铁盖子，被录像了。“6·4”后清查，按图索骥，抓了起来，一、二审都死刑，砸上脚镣手铐等死。未料改判死缓，捡了一条命。然生不如死，在死筒囚了两年多，人变形了。彼时看守所，隔三差五有人上路，开一次门，受一次刺激，如此心惊肉跳几百天才改判。既非死囚，可卸脚镣，他却不习惯了——瘦成鸡脚的腿发飘，一迈步就腾云驾雾。

·张宝生

张宝生，15岁，年龄最小的“6·4暴徒”，没爹没妈，15岁判15年，罪状是揍解放军，被拍下来，就跑不了。

·王稼祥

王稼祥，70余岁，年龄最大的“6·4暴徒”，曾因义愤参与焚烧军车，“6·4”后被以“反革命破坏罪”判死缓。1997年，80多岁的王稼祥在北京市第二监狱庾死。

·路洪泽

路洪泽，北京海淀区四季青乡人，在北京城打工。6月3日晚，路下班前往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在六部口看见许多正在燃烧的装甲车，就与同伴李延华随手用汽水瓶砸了过去，恰被十字路口红绿灯上的摄像机录了下来。“6·4”后，据此被捕，遭北京西城区法院判14年。路没有上诉，他说：“谁敢上诉呀？！当时的形势多恐怖呀！法院说了，不枪毙我们就算便宜我们了。在看守所里每天都得挨打，一开始是戒严部队打，最后是刑事犯打。大家都盼着早点判完早点下圈儿，看守所那地方真不是人呆的地方。”“装甲车是戒严部队自己浇上汽油后点燃的。”1998年4月21日，路洪泽在北京市第二监狱庾死。

·李延华

李延华，“6·4暴徒”，与路洪泽同案，遭判15年，关押北京市第二监狱。

·孙传恒

孙传恒，19岁，北京地质仪器厂工人，“6·4暴徒”，遭北京中级法院以“持械聚众叛乱罪”判无期，关押17年后获释，全身伤病。孙在狱中自学，获法律专业大专文凭和心理学专业本科文凭，获48种单科合格证书。然到处受歧视，找不到工作，生活无着。

·张茂盛

张茂盛，21岁，北京机械公司三处工人，一贯支持学潮，6月4日清晨，在朝阳区马店桥焚烧了一辆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车；6月21日被捕，遭军人、警察毒打，遍体鳞伤；北京市中级法院以“反革命纵火罪”判其死缓。关押17年后获释，全身伤病，无钱医治，没有工作，赖父母退休金度日。

·董盛坤

董盛坤，29岁，“6·4暴徒”，北京某印刷厂工人，遭北京市中级法院以“反革命纵火罪”判死缓，关押了17年后获释。

·温杰，26岁，居北京，北京大学88年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北京服装学院教师。“6·4”后温被羁押，狱中患肠癌，保释出狱后病故。

·陆小军，39岁，居北京，原中央芭蕾舞团职工。6月4日，陆在家门口与解放军戒严部队军车相遇并围观，6月30日遭控流氓、抢劫罪判13年徒刑，2001年5月4日死亡。

·李玉君，“6·4暴徒”，判死缓，关押北京市第二监狱。

·朱文义，“6·4暴徒”，判死缓，关押北京市第二监狱。

·苗的顺，“6·4暴徒”，判死缓，关押北京市第二监狱。

·郗浩梁，“6·4暴徒”，判死缓，关押北京市第二监狱。

·孙宏，“6·4暴徒”，判死缓，关押北京市第二监狱。

·姜亚群，“6·4暴徒”，判死缓，关押北京延庆监狱。

·赵锁然，“6·4暴徒”，判无期，关押北京市第二监狱。

·张国栋，“6·4暴徒”，判无期，关押北京市第二监狱。

·常景强，“6·4暴徒”，判无期，关押北京市第二监狱。

·武春启，“6·4暴徒”，判无期，关押北京市第二监狱。

·常永杰，“6·4暴徒”，判无期，关押北京市第二监狱。

·高鸿卫，“6·4暴徒”，判无期，关押北京市第二监狱。

·王连会，“6·4暴徒”，判无期，关押北京市第二监狱。

·孙彦财，“6·4暴徒”，判无期，关押北京市第二监狱。

·石学之，“6·4暴徒”，判无期，关押北京市第二监狱。

·李志欣，“6·4暴徒”，判无期，关押北京市第二监狱。

·冯立生，“6·4暴徒”，判无期，关押北京茶淀监狱。

·李红旗，“6·4暴徒”，判20年，关押北京市第二监狱。

·刘建文，“6·4暴徒”，判20年，关押北京监狱。

·刘育生，“6·4暴徒”，判14年，关押北京市第二监狱。

·阎建新，“6·4暴徒”，判11年，关押北京市第二监狱。

·霍建刚，“6·4暴徒”，判11年，关押北京市第二监狱。

·孙博光，“6·4暴徒”，判13年，关押北京市第二监狱。

·武文建

工人，遭判7年。详见“英雄谱”。

·孙彦财、孙彦茹

孙彦财、孙彦茹，“6·4暴徒”，北京大兴县亲哥俩，哥哥无期，弟弟13年，关押北京市第二监狱。

·孟繁军、孟繁民

孟繁军、孟繁民，“6·4暴徒”，亲哥俩，哥哥21岁判15年，弟弟19岁判9年，关押北京市第二监狱。

·郝福春

“6·4暴徒”，遭判10年，《判决书》上写着：“用皮带猛抽坦克，打完之后，扬长离去……”关押北京市第二监狱。

·一捡钢锥者

“6·4暴徒”，遭判了10年，关押北京市第二监狱。

·梁云卿

梁云卿，“6·4暴徒”，其父系解放军高级军官。梁将扣下给养军车上的食品分给

学生、市民充饥——一大公无私地分了半天，车空了，自己却还没吃。梁东寻西找，终于在车旮旯里发现有只烧鸡。这只烧鸡上了“起诉书”。梁遭判13年，关押北京市第二监狱，在狱中叫屈：“这烧鸡贵啊！”

·一哥们

“6·4暴徒”，在北京开饭馆，很有钱，学潮时送吃送喝，清查时遭判十几年，关押北京市第二监狱。出来后开一夜总会，接济了许多难友，相当于“暴徒”们的民政局，但一口也不愿提过去，特别是民运那档子事儿。

·陈佩斯

陈佩斯，“6·4暴徒”，电影演员，6月4日遭关押一夜。

·徐国明、卞汉武、严雪荣

徐、卞、严，“6·4暴徒”， 6月22日，3人被上海法院以“破坏交通工具罪”和“破坏交通设备罪”判死处决；同案犯6人，2人无期，4人15至5年。

·李卫红

李卫红，湖南省消防器材总厂工人，“6·4暴徒”，6月22日遭长沙法院以寻衅滋事、煽动焚烧摩托车、殴打民警、打砸行为等罪名判死缓；同案26人被分别判1至15年，其中工人6，个体户4，其他为停薪留职人员、农民、无业者。

·谭寿林

谭寿林，26岁，湖南祁阳第一中学教师，“6·4暴徒”，遭判1年，现为个体建筑业老板。

·姜连生

姜连生，湖南株州兵工331厂车间主任，“6·4暴徒”，遭以散布谣言罪判4年；因系高干子弟，刑满后得回原工厂就职；现已退休，居家。

·李旺阳

李旺阳，湖南邵阳人，“6·4暴徒”，遭判13年，2000年获释；2001年接受境外电台采访和“中国人权”8000元人民币生活资助，遭判10年，现在湖南省赤山监狱服刑。

·李旺敏

李旺敏，李旺阳胞妹，因受其兄牵连遭判3年劳教。

·张善光

张善光，37岁，湖南溆浦人，“6·4暴徒”，遭判7年，1996年刑满获释；1998年参加湖南省民权保障同盟筹组诸维权活动，遭以泄露情报、接受敌对势力资助判10年，关押湖南省赤山监狱，2008年5月满刑释放，现在家休养。

·何朝晖

何朝晖，23岁，湖南郴州人，火车乘务员，“6·4暴徒”，参加湖南“工自联”活动，遭判4年，关湖南省龙溪监狱；1999年参加郴州市摩托车司机游行，要求公正待遇，作为司机代表与市政府谈判，谈判时政府大楼外岗亭发生打砸抢，何遭判10年，2007年获释；现以摩托车带人谋生。

·柏小毛

柏小毛，26岁，湖南资兴人，资兴煤矿工人，“6·4暴徒”，因发传单抗议北京军队镇压屠杀学生平民遭判刑8年，1997年刑满释放；1998年参加筹备中国民主党，1999年遭判10年，关押在湖南省赤山监狱。柏妻携幼子在家艰难度日。

·蒋复兴、李金鸿、陈学金

蒋、李、陈，26岁，湖南人，3人与柏小毛同案，皆遭判刑。

·李枧

李枧，1989年湖南长沙“工自联”副总指挥，“6·4暴徒”，遭判4年。

·胡敏

胡敏，25岁，湖南岳阳市轴承厂工人，“6·4暴徒”。1989年6月7日晚，胡与新婚妻子在岳阳火车站广场听到从北京南下演讲的大学生对北京军队开枪杀人的叙说，激愤难已，撇开妻子，与岳阳市数千名大学生、工人、市民一起，在京广铁路上卧轨静坐，造成京广铁路线中断。胡敏参与成立“岳阳市工学联盟会”，任会长。6月9日，胡敏被抓。8月8日，胡遭岳阳市法院以“流氓罪”判无期。2001年初胡获假释。

·郭云桥

郭云桥，20岁，湖南岳阳市3517厂工人，“6·4暴徒”，与胡敏同案，遭判15年，

曾关押湖南赤山监狱，1999年出狱。

·毛岳君

毛岳君，24岁，湖南岳阳市省建三公司五处工人，“6·4暴徒”，与胡敏同案，遭判12年，曾关押湖南永州监狱，1996年出狱。

·王昭波

王昭波，25岁，湖南岳阳机务段工人，“6·4暴徒”，与胡敏同案，遭判12年，曾关押湖南永州监狱，1991年因重病保外就医出狱。

·繁立新

繁立新，22岁，湖南岳阳市郊区农民，“6·4暴徒”，与胡敏同案，遭判10年，曾关押湖南永州监狱，1995年出狱。

·繁凡

繁凡，23岁，湖南岳阳市钢球厂工人，“6·4暴徒”，与胡敏同案，遭判7年，曾关押湖南衡阳雁南监狱，1994年出狱。

·陆景国

陆景国，25岁，湖南新田人，中学教师，毕业于湖南永州师专物理系，“6·4暴徒”。1989年5月，陆景国在北京进修，受学潮影响，携带学生反腐败求民主的资料回乡，印发成传单在新田县散发张贴。“6·4”后，陆遭永州市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10年，曾关押永州监狱，1994年出狱。

·宋灶发

宋灶发，30余岁，湖南新田人，中学教导主任，“6·4暴徒”，与陆景国同案，遭判8年。

·颜家志

颜家志，40余岁，湖南新田人，中学校长，“6·4暴徒”，与陆景国同案，遭判5年。

·王六兰

王六兰，29岁，湖南祁阳县中南制药厂保卫科干事，“6·4暴徒”，遭永州市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3年，1991年出狱。

·段XX

段XX，24岁，湖南祁阳县中学教师，“6·4暴徒”，与王六兰同案，遭永州市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3年，1991年出狱，不久病故。

·蒋少雄

蒋少雄，22岁，湖南祁阳县中学教师，毕业于湖南师大地理系，“6·4暴徒”，与王六兰同案，遭永州市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2年，1991年出狱。

·李煜

李煜，20岁，湖南衡阳市大学生，“6·4暴徒”，遭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1年。

·雷诺衡

雷诺衡，20岁，湖南衡阳市工人，“6·4暴徒”，遭以“扰乱公共秩序罪”判2年（？）。

·胡定峰

胡定峰，26岁，湖南汨罗人，律师，“6·4暴徒”，遭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2年。

·夏阳

夏阳，20余岁，湖南岳阳市团委书记，“6·4暴徒”，遭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2年（？）。

·闵和顺

闵和顺，30余岁，岳阳师专教师，“6·4暴徒”，遭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3年。

·刘X

刘X，湖南师大中文系学生，“6·4暴徒”，遭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2年。

·周志荣

周志荣，37岁，湖南安乡人，湘潭二中教师，毕业于湖南师大地理系，“6·4暴徒”，因演讲，宣传民主，遭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5年，1992年出狱。此后因维权，再次被捕判刑，关押在湖北赤壁监狱，2008年获释。

·颜德云

颜德云，25岁，湖南湘潭人，个体户，“6·4暴徒”，遭以“扰乱公共秩序罪”判5年，1992年出狱。出狱后，颜遇抢劫犯，搏斗中把劫犯杀死，判无期。

·刘永祥

刘永祥，19岁，湖南湘潭人，高中生，“6·4暴徒”，遭以“扰乱公共秩序罪”判3年，1991年出狱。

·唐敖

唐敖，27岁，湖南邵阳人，工人，“6·4暴徒”，遭以“扰乱公共秩序罪”判6年，1993年出狱。

·张帆

张帆，长沙水利电力学院学生，“6·4暴徒”，写传单，遭判3年。

·刘克文

刘克文，湖南株洲人，“6·4暴徒”，写匿名信寄政府各部门抗议镇压屠杀遭判4年。

·陈天成

陈天成，湖南湘潭大学历史系学生，“6·4暴徒”，遭判2年。

·刘丰就

刘丰就，湖南人，“6·4暴徒”，因演讲遭判3年。

·刘建安

刘建安，1951年生于湖南省益阳市，湖南师大历史系毕业。1989年8月给台湾写信表示对“6·4”开枪的愤怒，遭判10年。

·潘明栋

潘明栋，1948年生，居湖南长沙，“6·4暴徒”，遭判2年。此后多次遭拘捕。1998年病故。

·谢长发

谢长发，长沙人，“6·4暴徒”，遭判2年。

·卿昭

卿昭，湖南永州人，“6·4暴徒”，遭判2年。

·郑世和

郑世和，湖南永州人，“6·4暴徒”，遭判3年。

·邓立明

邓立明，湖南邵阳人，“6·4暴徒”，遭判3年。

·张国汉

张国汉，长沙人，“6·4暴徒”，遭判3年。

·张京生

张京生，1952年生，湖南人，“7·9”民运人士，“6·4暴徒”，遭判13年。2001年出狱。现在摆烟摊度日。

·王长怀

王长怀，湖南人，“6·4暴徒”，遭判3年。

·周敏

周敏，湖南人，“6·4暴徒”，遭判6年。

·谭明奇

谭明奇，湖南人，“6·4暴徒”，遭判3年。现当送报人维生。

·刘伟

刘伟，长沙人，“6·4暴徒”，遭判3年。

·陈帅

陈帅，湖南人，“6·4暴徒”，遭判1年半。

·张捷

张捷，湖南人，“6·4暴徒”，遭判4年。

·浙江省六四清查逮捕关押60余人，浙江第四监狱（临平监狱）关押了48人。现在已知姓名者5人。

·方醒华

方醒华，真名方杏华，杭州钢铁厂小型轧钢分厂厂长。1979年参加民主运动，为当年杭州民间刊物《浙江潮》杂志社重要成员。“6·4”期间，他号召本厂工人罢工，支持北京学生运动，并参与组织杭州市工人自治联合会。“6·4”清查遭逮捕下狱，获释后，颠沛流离，莫知所往。

·王文彬

王文彬，浙江长兴人。1979年出差上海，在人民广场得到当时的民间刊物《民主之声》带回长兴传播，被判刑两年。“6·4”期间，声援绝食学生，捐款数千元而被捕，判处劳教3年。

·王东海

王东海，杭州工人，“6．4”北京杀人后，他在杭州还上街游行，

扛着“向我开枪”的大牌子。王被通缉，逃到海南海口市，被抓获押回杭州判刑2年。

现居杭州，热心民主运动。

·陈龙德

陈龙德，32岁，浙江铝制品厂工人，1989年“6·4”前印制散发传单，

“6·4”后遭捕以反革命宣传罪判刑3年。出狱后仍积极参与民主活动，

屡遭逮捕拘禁，不堪凌辱毒打，被逼跳楼获救，双腿致残。现居杭州。

·吴高兴

吴高兴男，1952年生，浙江临海人，台州供销学校讲师。

八九民运期间带领学生游行，1989年8月18日被收容审查，

9月11日转逮捕，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遭判2年。

现居台州，热心民主运动。

【九曲澄曰：底层民众之付出之勇毅之义薄云天少有甚至没有人知人议，之冤屈之苦难则延续至今。他们的遭冤受难，其罪魁祸首，自是党与政府；他们的湮没无闻，精英学子、名人学者、黑手君子难辞其责其误也。此情此况，自古皆然，近六十年来尤甚。不改变，没希望；欲改变，赖自身。余乃永远底层人，既悟此理，端付实施。因作此六四底层列传，愿精英名人换心更面，俯视底层，情系黎庶；愿吾底层同仁深悟彻悟，自赎自救，自立自强。】

2007、6、4——2009、4、15初稿

于马德里

【首发：纵览中国】

© 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 。

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下）

更正及说明“北京判处六四“暴徒”104人的情况”522名因“六四”而被关押的北京市民和学生名单

 

更正及说明“北京判处六四“暴徒”104人的情况”

老武 @ 2009-4-29 22:09 阅读(1085) 评论(4)

更正及说明“北京判处六四“暴徒”104人的情况”

武文建

博讯记者莫默报道《北京判处六四“暴徒”104人的情况首次曝光 》资料，不了解内情的人会被此名单产生疑惑甚至误导。为了还原真实，我是知情人，所以有必要更细一步说明。

1.文中说“从北京第二监狱的某办公室的墙上揭下的所谓“暴徒”名单”。不可能，这不符合基本的监狱事实。此一览表是整开的纸，很大。进过监狱的人都清楚，犯人很难将这样大的东西转移出来并送到相关人手里-----从操作层面上看不太可能并且风险极大。目前我只能分析到这里。

但最早国外公布的二监“暴徒”名单，是某“暴徒”传出去的。我出狱前曾对这位“暴徒”说，我要抄一份名单，出去后为哥几个呼吁呼吁。他说国外早就有了，你呼吁也没用。当时我没有细问，前两年这位“暴徒”对我说，当年的名单是他传出去的。具体情况我也没细问。总之，他冒这么大的风险其目的是让外界知道，能够获得呼吁，早日离开监狱。

2.此一览表确实是二监的版本，因为此类具体书写工作在监狱里全部是犯人来完成。看此字体我知道是某“暴徒”写的。

3.博讯记者莫默报道说此名单是“九十年代初期”。准确的说应该是93年9月以前，因为这些“暴徒”我们最初关在北京一监（王八楼），90年底1百零几位“暴徒”转入二监。剩下我们罪名都是带“反”字的，即“反革命某某罪”，后来陆续又从看守所里来了一些64犯。因“申奥”取缔一监，我们30多人93年9月转入二监与“暴徒”同在一个中队。一监20多位女“暴徒”好象转入延庆监狱。

4.此表在姓名中划横杠的人员除一人外都不是64“暴徒”。没划横杠的除2位我不清楚外，都是64“暴徒”。请大家注意，“暴徒”中打解放军（比如抽大兵一个嘴巴）、仍砖头之类行为，情节较轻的基本都是以“流氓罪”判刑；把军用物品拣回家的，此行为有时判为“盗窃罪”或“抢劫罪”。

5.屠杀后，中共媒体说被抓捕的“打、砸、抢、烧、杀”分子大多数是刑满释放的“两牢”人员，以此证明“平暴”的正确。过后不久北京劳改局长魏相如曾澄清过被抓捕64人员有无前科情况比例表，结果比例很少，与没有发生64前的社会重新犯罪比例区别不大。如魏局长不澄清这个事实，那就等于他所管辖的狱政工作没有做好。

6.这个表中“暴徒”有无前科情况基本正确。我们从一监转入二监的30多位人员中有前科的较少，在我的回忆中应该超不过3位。

7.北京籍64后判刑人员除二监外（包括上面说的女“暴徒”情况），判10年以下的关押在天津茶淀清河劳改农场，人数我目前不详（在狱中传说有几百人）。被“劳动教养”的人数应该不少，在狱中我听说“飞虎队”成员大多被教养3年，摩托车没收。
    结语：64后外省遭判刑人员应该也不少，全国判刑人员应有专门的机构和具体负责人员为其收集、整理、存档。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勿忘64角度讲都应该这样做。
    2009-4-29 于北京
    相关阅读：
    博讯网
    《北京判处六四“暴徒”104人的情况首次曝光 》
https://64.182.118.240:8080/news/gb/china/2009/04/200904290616.shtml

以下文章来自网络，但人名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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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二十二名因“六四”而被关押的北京市民和学生名单
　　　　引言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国政府动用正规军屠杀镇压在北京和平示威的市民与学生。五年之后，仍有大批民众身陷狱中。中国政府曾对外声称已将所有参与示威的学生全部释放，事实绝非如此。而且，除学生以外的广大受难者和被捕者，更需要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了解真相，予以声援。
　　中国人权和人权观察／亚洲(原亚洲观察)联合发布一份最新名单，共计五百二十二名。他们都是“六四”屠杀及之后被逮捕和关押的市民与学生。其中二百二十名人士至今仍在狱中，由于他们的名字一直未为世人所知，他们的境遇也格外悲惨，经受着超强度的体力劳动、酷刑及种种非人道的折磨。
　　本报告列出的“六四犯”都关押在中国首都的两所大型监狱和劳改场所：北京市第二监狱和清河劳改农场。他们包括北京各阶层的人士，从农民、工人到国家机关保卫干部，从工程师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人员。他们被逮捕时的年龄从十七岁到七十一岁。他们中许多人被判以“刑事罪”，受到远比学生和知识份子更残酷的待遇。这份名单也包括一些过去未被公布的“六四”之后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而被捕的政治犯。
　　这份报告再一次向国际社会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所有已知的中国政治犯和宗教犯的信息，只是在中国发生的大量人权侵犯状况的冰山一角。这份报告中对北京对一九八九年六月后的人权迫害记录也远不是完全的。我们过去几年来陆续发表了湖南，山西，辽宁等地的大量人权侵犯案例，还将在后续报告中继续发表陕西，浙江，湖北等地的几百个案例。这些事实再一次说明了中国政府对一九八九年全国范围内民主运动镇压的规模。仅仅是这样一次镇压事件，在五年后的今天，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们被囚禁和受到其他形式的迫害。中国的人权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审判公正性的质疑
　　国际人权组织曾反复指出中国司法体制中对人权保护的缺乏，特别是在审理和政治有关的案例上。没有无罪推定，审判前普遍存在的刑求现象，以及党政部门对司法决定的干扰等等，都是人权组织长期关注的问题。在这些案例中，辩护律师几乎没有时间准备，有的“敏感”案件不允许进行无罪辩护，有的被告人连律师都没有。
　　这份报告中的很多人，是以“刑事罪”被判决的。这些罪名包括“放火”，“反革命伤害”和盗窃武器军械等。中国人权和人权观察／亚洲对这些人所受审判的公正性表示质疑。因为在这些案例的审判中，公安、检察和法院部门执行政治任务的成分远大于对个案的依法审理。
　　一九九三年，中国人权发表了一份中国有关部门关于如何辩护政治案例的内部文件。其中提到，“对于动乱和暴乱罪犯的审判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有非常强的政策性，应当作一场特殊的战役来对待。”“如何辩护这些和动乱有关的案例，是整个平息动乱暴乱斗争的一部分。”这里所提到的“辩护”主要是和检查院和法院合作通过“司法程序”打击“罪犯”。这份文件中还提到，“辩护的目标不是成功或者失败，律师不应当和检查院与法院工作人员争谁赢了论证。这是宣传工作，指导公民认罪伏法。”
　　考虑到这些案件的审判情况，中国人权和人权观察／亚洲相信本报告中的所有案例需要中国司法部门的复查和向社会公开案情。我们也关注许多案例量刑崎重的现象。一般认为，学生被判的刑期较短，知识分子次之，而工人和一般市民的情况则远为严酷。虽说这里的大多数案例没有公开的信息，但从已知的个案中也对这些量刑的合理性有所了解，本报告中的一位北京市民就由于捡了七粒子弹而以“盗窃武器罪”判刑三年。
　　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在政府的军队以坦克机枪镇压和平示威、手无寸铁的民众与学生时，本报告中的案例所谓“刑事罪”应当是正当的自卫行动。而这一合乎国际人权标准的辩护却不可能在当时中国的审判中被提及。
　　　　报告信息的来源
　　本报告所用的大量资料，为中国国内的人权活动分子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搜集所得，许多资料是他们一家一户地访寻得来。这份报告的发表也是中国人权运动成长和发展的见证。另外，没有家属和已出狱的良心囚犯的配合，这些信息的搜集也是不可能的。
　　那些声称中国有自己不同的人权标准的人们应当好好看一下这份名单，看一看那些被迫害者和更多的中国人是怎样在为争取基本人权而努力。尽管政府对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包括威胁和逮捕，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一再通过合法程序上诉以求公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努力如石沉大海，毫无结果。这些家庭常常也没有和政治异议人士网络的接触和联系，也得不到外国新闻媒体的注意。对于本报告中的所有受害者，向国际社会呼吁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在北京第二监狱被关押者的名单中，有四位是因编辑民间刊物“钟声”而入狱的。他们是孙立勇，李爱民，尚子文和金橙。狱中看守曾在对他们施刑时说，“往死里打，反正你们也没名。”对于本报告中的案例，同样的事情是大量发生的。以往的经验说明，一旦消息被外界所得知，被关押者的境遇也相应会有所改善。而不被人知的囚犯们的遭遇最为悲惨。
　　　　关于北京市第二监狱和清河劳改农场
　　在中国，一些安全措施极严的监狱被用来监禁两类犯人，被判重刑的的刑事犯和“反革命犯”，后者中大部分是政治犯。北京第二监狱位于首都的东南郊，是新近建成的监狱。在此之前，外界仅仅知道陈子明等极少的几位政治犯被关押在这所监狱。现在的调查表明，这里关押着上百名“反革命犯”，其中有三十名左右是去年九月从北京市第一监狱转去的，其中包括陈晏斌等著名政治犯。
　　清河劳改农场位于天津市郊区，管理上属于北京市公安系统，是中国最老和最大规模的监狱系统之一。农场的一部分用于被劳动教养人士的管理，一九八九年六月戒严部队所抓的大批北京市民亦被关押在这个农场。这一大型劳改农场分成二十五个分场，每个分场又分成若干中队。在第三、第六和第八分场，各有一个中队专门关押所谓“六四暴徒”。这些犯人被强迫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挖土方修公路，每人每天的定额是六立方米的土方，如完不成则受到各种体罚，本报告中的将近二百名被捕者至今仍在那里。加上已经服满刑期被释放的近三百人，这些案例过去从来没有被外界所知道过。
　　　　继续为“六四”受害者提供帮助
　　中国人权和人权观察／亚洲将把本报告中的所有案例，提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任意羁押工作小组，并在国际社会广泛呼吁。本报告的中文本，也将大量寄给中国国内，特别是北京所有这些受害者本人或他们的家庭。
　　在搜集这些资料的同时，中国人权也和许许多多的受害者建立了可靠的联系。中国人权的“人道帮助计划”，在过去一年半中六万美元左右的捐款送进中国，接受帮助者已超过五百人次。对于本报告中的五百二十二名受害者，除极少数已经得到过中国人权帮助的人以外，都将成为“人道帮助计划”的受款对象。我们在此呼吁各界为这些人士慷慨捐助。“人道帮助计划”设有专门帐户，支票抬头请写：
Human Rights in China - Humanitarian Fund
　　可寄到：
Human Rights in China，
485 Fifth Ave. 3rd Floor，
New York， NY 10017
　　中国人权将陆续把捐款送到这些长期得不到外界关注的“六四”受害者的家中。
　　（本报告英文版名为“The Price of Obscurity in China”。读者可写信向中国人权或人权观察／亚洲索取。）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九日
仍在狱人士：
　　北京第二监狱
曹英远、常景强、常永杰、陈东象、陈秋龙、陈晏斌、陈子明、顾连仲、关建、韩罡、户力平、胡忠喜、姜亚群、李爱民、李宝琴、李国强、李金栋、李玉君、李玉生、李志欣粱振长、刘宝、刘子厚、卢金生、苗得顺、钱永冕、任畹町、尚子文、申卫明、沈立成、石学之、宋凯、孙传恒、孙宏、孙立勇、谭钓强、唐勇、王某、王宝玉、王长洪、王东峰、王建生王家祥、王润江、武春启、武文建、吴兆强、张宝生、张佩文、赵锁然、朱更生
　　清河农场三分场
陈宝华、陈国强、陈景奎、董建军、杜新海、丰续银、高福兴、高扬、顾文寿、郭学明、国战强、郝风海、何永宏、霍岩枫、季立忠、金志刚、来文革、李宝华、李俊生、李立京李瑞军、李胜利、李佟、李兴江、李燕明、李义、李忠、粱爱忠、粱正、刘东全、刘舰、刘天利、刘文生、刘小伟、刘志强、吕京山、马建立、马宇鹏、孟凡民、牛金海、秦志玉、任英俊荣永男、孙红生、谭卫军、田德刚、田金宝、佟波、万宝林、王春生、王军、王乃革、王世继、王献辉、魏国庆、肖富革、徐动新、杨兵、杨宏伟、杨屹、于海铃、翟永猛、张进元张军、张守信、张振喜、赵朋利、赵万良、赵玉顺、朱童节、
　　清河农场八分场
曹景洲、陈超、陈春生、陈晓东、崔成、邓元平、刁斌、丁柯、丁珏、董双锁、段成杰、高家荣、管龙鸣、呼杰、胡万春、黄玉顺、寇永杰、郎林、雷德琪、李近存、李宪忠李永生、石国辉、宋立军、孙革旗、孙伟、汤永平、田铭、王玉军、吴玉平、杨海泉、杨建、杨立国、姚继佩、张才林、张传友、张连福、张小蕾、张银军、赵立伟、赵永江、赵永林赵志勇、赵中友、钟放、朱文福、
　　清河农场六分场
安连喜、陈伟、陈文忠、程红利、程红林、邓树森、杜军、方仲满、高玉文、侯永利、贾士旺、李兵、李仓、李东辉、李广田、李建军、李继民、李林怀、李武、刘长青、柳刚刘杰、刘金国、刘金华、刘晓东、庐春民、孟连旺、荣俊平、尚伟光、石忠、宋有林、孙连启、唐杰、王成起、王春友、王建搞、王征、魏鹏、魏振社、夏保和、夏秉清、萧春明、萧连喜谢朝阳、阎玉庆、杨利君、于长城、袁勋、张福生、张丽伟、张文增、张毅、赵建欣、赵军、赵文生、赵义智。
已出狱人士：
姜成斌、金橙、林敏辰、施伟才、王永裕、吴学灿、于淑珍、赵品军、李松明、赵峰、黄清修、罗连玺、王涣春、王永明、刘光利、刘彦斌、刘越忠、刘玉根、刘玉平、边玉海、陈仕军、陈书金、陈云健、陈战泉、邓长荣、邸文杰、董宝利、董亚军、窦林怀、冯烨、冯志平、高爱东、高连成、高万成、关宏志、郭维树、韩胜利、胡秋勇、贾云、姜华、孔令军李斌、李长茂、李宗清、李正平、刘世军、马宝国、马建军、马祥建、牛全利、任卫军、申美满、孙聚海、汤名陆、唐伟、王进元、王军、王文华、王政、王志、吴立军、徐宝生、许平立薛建明、易京瑶、尹承军、俞军波、于文、于志国、翟同贵、章斌、张立新、张巍、张宇、赵德全、赵永刚、陈、越、戴国强、郭向华、侯培芳、康长军、李爱民、李赤、刘君兴、罗继峰王伯达、王燕革、王有立、叶皓、于世民、周刚、王新建、白金泉、曹宝珠、常振华、车艳华、陈爱民、崔景春、党鹏、董会全、段宝恩、付强、高军、高士杰、龚树松、郭海维、果振韩亚军、韩忠良、何杰、胡志全、黄振、霍立军、姜保家、焦建成、金德林、李爱国、李枫、李惠成、李金祥、李立、李曼戎、栗汝生、李胜勇、李涛、李文东、李学军、李治国、李志坚林立明、刘宝柱、刘博文、刘朝辉、刘东明、刘文兴、刘振贤、吕涛、马小军、满连德、孟贤强、庞威、齐永革、石勇、宋玉川、苏燕军、孙庆、汤文志、田德庆、田双杰、田小宁王刚、王宏、王金跃、王汝和、王树、王双全、王亚雄、萧金亭、杨波、尤起江、尤自强、于波、于宇、曾卫兵、张晨辉、张连军、张秋生、张玉承、张仲福、赵盛强、赵勇、钟卫民周文东、朱孝忠、常文龙、范建国、范立文、付砚波、龚明、郭云飞、洪波、蒋辉、李兵交、李电、李金德、李金泉、李凯、梁建、刘洪峰、刘险峰、刘献军、刘泽国、潘根柱、王继军王清延、王毅、吴玉成、吴振如、熊伟、叶剑、张连祥、赵东辉、赵晋川、朱守政、季家润、姜京、金启祥、金亚民、李罡、李建军、李建新、李强、李升、李玉龙、梁卫东、刘驰刘东湘、刘桂华、刘汉民、刘金园、刘继深、刘琦、刘勤炼、刘其荣、刘新如、马宏宇、孟浩然、孟坚、孟庆祥、任建立、任文革、师宏亮、孙利亚、孙鹏、边云、蔡鸿岩、曹大增曹忠钢、陈亚辉、刁振浦、董毅、窦志辉、杜建华、方仲国、冯洪杰、高峰、龚建民、龚勇华、谷跃、郭峰、郭景华、韩宝增、韩卫东、胡伟、唐寿先、田禹、佟文利、王宝明、王冬利王贵全、王浩英、王建国、王建新、王平来、王文江、王亚森、王志刚、魏振庄、吴国庆、萧亮、邢德林、徐苏、徐伟、阎德山、阎剑、严伟、阎永利、杨长江、杨智、张国华、张金秋张凯、张力、张立、张松、张岩、张永顺、赵桂林、赵建欣、赵金光、赵利强、赵瑞祥、赵永静、郑江辉、周国林、周继辉       
注：
　　这份名单于五月十九日公布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两天后发表讲话，说本报告“纯系捏造”，“毫无根据”。为了澄清事实，中国人权愿意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联合调查，逐一核实这份名单。中国人权已首批交给中国外交部和新华社清河劳改农场六分场三中队一百四十五名政治犯的家庭住址，为这一调查提供方便。
　　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中国人权“一贯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敌意”的攻击之词，中国人权在五月二十一日发表声明。声明说：“尊重人权，是今日世界的历史潮流。不顺应这潮流，人民没有幸福，社会不能安定，国家无法昌盛，民族难有尊严。在“六四”五周年的今天，中国人权重申去年六月在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上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四点要求：还“六四”事件以公正面目；释放所有因此关押人士；给受难者及家属以赔偿；追究镇压者的法律责任.

© 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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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4) 按反序排列

刘亚玲 [194.94.136.*] @ 2009-4-29 22:34:21

飞虎队是什么？

博主回复 @ 2009-4-29 22:50:25

骑摩托车游行示威的，当年北京一道靓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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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 [86.96.227.*] @ 2009-4-30 2:49:05

一声唏嘘。。。。

顶顶牛 [68.13.175.*] @ 2009-4-30 9:37:43

Every name has a story full of suffering behind it.

[匿名] fang [4.164.222.*] @ 2009-6-7 6:46:33

我们楼有一个64后被抓进了大牢，被士兵打坏了脑子，出狱后成了傻子，不认人。

更正及说明“北京判处六四“暴徒”104人的情况”

武文建:六四“暴徒”的苦难

 

武文建:六四“暴徒”的苦难
请看博讯热点：六四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4月25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人生的苦难有多种，一种是所受的苦难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无法向公众表述。撕心裂肺的经历还由个人继续去抗。六四入狱“暴徒”大多人员便是如此。
(博讯 boxun.com)
    有人说苦难是人生的资本亦是财富，此类话语对高级写字楼里的白领丽人们也许有浪漫的诱惑力和承认度，但对判高刑的六四“暴徒”来说，他们的“苦难资本”已经丰富得令他们绝望-----美好的青春岁月在监狱里度过，出狱后在这个连大学毕业生都不太好找工作的社会里为了活下去而四处飘荡。不错，正如当年某女学生领袖所说“我要判15年出来都40岁了，我不甘心”。我坚决相信这位女领袖所言是真诚的肺腑痛说-----至少比“站着说话不腰疼”强。她的许多真话迎来了20年的指责和嘲讽。无论言论是否对错，说真话永远是值得尊重的前提。是的，只要是正常人谁也不乐意在监狱里度过，更何况青春岁月在大墙里望眼欲穿。
    一起劳改的北京“暴徒”中，我目前了解的情况除89年已70岁的两位老人已经去世（一位保外就医死在家中，另一位死在狱中）。还有3位较年轻人员路洪泽在监狱突发脑淤血而死，陆小军和赵永革都曾保外就医，后收监死在狱中。我在里面时与陆小军关系不错，他家庭经济情况很不好（其实大多“暴徒”家的经济条件都差不多，都不富裕），长期的营养不良也是造成他各种疾病扩散的原因之一。赵永革入狱前就有糖尿病，在里面时已达到4个加号。在北京二监的“暴徒”大多是判10年至无期、死缓的，所以这些人都不怕生病，甚至许多人故意往自己身上找病加病，其目的是想保外就医。一次看到赵永革狂吃西瓜，我说你这病不能吃西瓜，他说没事。狱中往自己身上整病的故事很多，以点代面本篇不过多赘述。
    “暴徒”中得重病生活特别困难的有一位叫刘玉生（还有一位叫李育生，他们都曾说过：妈的，我的名字就方人-----“狱生”），刘玉生家住崇文区板厂胡同，故大家都叫他“板厂”。前几年韩某对我说，“板厂”现在够惨的，小脑给摘除了，走路时跑偏，也就是说“板厂”要是走在胡同里，开始时走在左侧，走一段后无意识地就到了右侧。刘玉生的父母好象都过世，靠弟弟养活。他入狱时应超不过25岁。
    “暴徒”刑满后由于家庭的歧视和各方原因再次入狱者更是倒霉透顶。07年底给廖亦武兄介绍刘艺（化名）作访谈，刘艺释放一段时间后又判4年，访谈时已50岁的刘艺眼泪不断，听得我大哭极度悲伤。连廖亦武见识过许多悲伤故事的人后来对我说，刘艺说自己的经历时，我的心是一惊一惊的。有关几位“暴徒”的访谈廖亦武尚未发表，敬请大家今年关注。
    很早就知道89学运首领之一郭海丰出狱后做生意又遭共军陷害，以经济犯罪的名义又关了几年。我在里面时中队里流传一本好象是政法方面的书，书中有郭海丰手写签名，在扉页上还写了一首8964内容的诗歌。诗歌写的很有才气，非常之好，遗憾的是我现今一句也想不起来了。二度入狱不知郭兄是否还才气依旧。郭海丰毕竟是有头脑的文化人，以后的生活肯定会好的，我相信这点。下面我要说说因64白天在马路边人群中唠叨戒严部队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7年的顾连众。
    说实话顾连众此人用北京话说属于“车子”级别的，入狱前是工人，五大三粗，极其没文化还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纯纯粹粹“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本分之人。90年我刚到一监不久我俩曾在一个屋（每屋4至5人），顾连众刚到监狱不久其夫人的离婚票也随之而来。老婆弃他而去对老顾打击很大，落泪多次。老顾经常一往情深地看手头几张老婆相片，顾夫人的长相真是不敢恭维，拍照时还摆出港台明星的造型，惨不忍睹至今我印象深刻。一次老顾看完夫人的相片呐呐自语道：“我要是得不到她，我也不让别人得到她”。当时差点把我鼻子气歪。
    最早听说顾连众又进去了，因把房子点了以放火之罪判了10年。去年底向几位“暴徒”打听顾的详情，他们都说，顾连众哪是点房子啊，就是跟家里人闹矛盾把楼道的一个破沙发给点了，没着多大就让邻居给熄灭了，顾的家人给举报了，判了10年，又回到二监还有人看到过他。现在顾连众已经出狱。
    一次某记者问我，在监狱里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说：人都有七情六欲，在监狱里挨打、干活等其实不是最大的痛苦，最大的痛苦是，由于刑期的漫长给家庭带来了负担而导致的家人亲情的疏远。。。
    2009-4-25 于北京

武文建:六四“暴徒”的苦难

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中）

 

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中）

老武 @ 2009-4-25 22:02 阅读(1897) 评论(5)

六四底层列传（中）

黄河清（西班牙）

孩子老人死难者4人。遭坦克军车碾杀死难者21人。遭刺刀捅死难者2人。救援伤员遭射杀死难者9人。躲藏逃跑仍遭追杀死难者5人。遭炸子射杀死难者15人。遭枪击后不准救治而死难者3人。在天安门广场遭射杀死难者7人。遭射杀后获抚恤金死难者·6人。在家中遭射杀死难者7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者12人。坚持不撤死活未明者400－500人。北京城各地遭射杀死难者108人。不堪折磨自杀死难者3人。

孩子老人遭射杀者4人。

·吕鹏

吕鹏，9岁，居北京，北京顺城根小学学生。6月3日夜12时许，吕在复兴门立交桥附近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胸部，当场死亡。

·XXX

XXX，约10岁，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杀，尸陈北医三院。6月4日上午，学院路的大学生将孩子尸体推到在学院路上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带队的军官（师长）前。面对群众愤怒的谴责和谩骂，军官一言不发，只是拿右手不停地摸他的钢盔下沿，一边喝令他的士兵“不要开枪”。这一队军人被拦住了，军车再没有朝城里开进一步。一部分军车轮胎被放了气，延至下午被烧毁；另一部分军车转移到马甸桥，被那里的群众拦住烧毁。10岁孩子英灵不灭？！

·马骏飞

马骏飞（1－8岁），偕其父马凤友（27岁），6月4日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杀，陈尸邮电医院。

·XXX

XXX，居北京，老人，6月4日凌晨，在總工會大門口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杀死亡。

【遭坦克军车碾杀者·21人】

·林仁富、王宽宝

林仁富，30岁，福建莆田人，北京科技大学材料系博士生。6月4日凌晨，林与同学王宽宝从天安门广场撤出行至六部口遭由后至前解放军戒严部队坦克当场碾死。与林同行者北科大研究生王宽宝同时遭坦克碾压，骨盆粉碎，得救治幸存残废。

·田道民

田道民，22岁，湖北石首人，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系85级学生。6月4日清晨，田在六部口遭由后至前解放军戒严部队坦克碾压，碾去半边脸连同左眼，送市急救中心不治身亡。

·王培文

王培文，21岁，陕西咸阳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86级学生。6月4日凌晨，王走在从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头排，在六部口遭由后至前解放军戒严部队坦克轧死，尸体轧碎。

·董晓军

董晓军，20岁，江苏盐城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86级学生。6月4日晨，在六部口附近，董站在从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尾部，遭由后至前解放军戒严部队坦克压死，尸体碾碎。

·龚纪芳

龚纪芳，女，19岁，包头人，北京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88级本科生。6月4日凌晨，龚自天安门撤至六部口，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坦克子弹射中左臂，且中毒瓦斯昏迷，送北京市急救中心，抢救无效身亡。医院出具死亡证明书上载：死因主要是由毒瓦斯造成肺部糜烂。

·许建平

许建平，19岁，北京某大学学生，6月4日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脸部，坦克又从他身上压过，死亡。

·王钢

王钢，20岁，居北京，北京焦化厂技工。6月4日早7点，王下班后到厂大门口买早点，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军车飞速驶过，就站在路边等待。一辆军车冲向人群，当场轧死王钢和另2人。

·钱辉

钱辉，21岁，福建人，北京广播学院新闻采编专业学生。6月5日凌晨，钱在广播学院校门外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坦克射出的大型子弹击破膀胱和大腿动脉，钱未断气，向同伴说：“当心！军车还没有过去！”同伴将钱抬至校门内，血流一百米，死去。

·翟顺

翟顺，30岁，居北京， 6月4日凌晨，在木樨地遭警車碾死。當時以車禍處理。其母因此患疯了。

·权锡平

权锡平，北京铁路局南口机务段工人，遭坦克碾压成功地躲避开却遭坦克射出的子弹击中右大腿。

·方政

方政，学生，在六部口遭坦克碾断双腿。详见“英雄谱”。

·刘华

刘华，北京某民营公司职员，与方政同时遭解放军戒严部队由后至前坦克碾压重伤残废。

·北京某大学一女生

北京某大学女生，6月4日凌晨参加一支自发组成的救护队，在西长安街上抢救受伤者时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坦克碾压大腿粉碎性骨折。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学生

6月4日晨，他在六部口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坦克碾压，缘其个子小，坦克从他头顶开过去时，他恰好处在两条履带之间，未受碾压，只受小伤，左手骨折。大难不死，终生不忘。

·苏文魁、赵国庆、钱奕新、单连军

苏赵钱单4人皆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6月4日晨，在六部口皆遭解放军戒严部队由后至前坦克碾压重伤。

·XXX

XXX，女，31岁，居北京，北京某厂职工，6月5日下夜班过马路时，在五棵松附近遭解放军戒严部队高速行驶的装甲车撞死。死后经交涉，承认为“误伤”，给予少量抚恤金。

·XXX

XXX，6月4日白天，先遭解放军戒严部队一輛軍車撞倒，继遭解放军戒严部队一輛裝甲車碾成肉泥，仅剩一只手的殘餘。屍體留到5日下午被人用鐵鍬鏟入塑料袋運走。

【遭刺刀捅死者·2人】

·吴国锋

吴国锋，21岁，四川新津人，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86级学生。6月3日夜，吴携相机骑自行车离校后，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头、肩、肋、臂，倒地后，又遭刺刀捅入腹部，刀口长2寸，吴尸身双手手心留有明显刀痕。一老人送吴到邮电医院，吴向老人说完校名就死了。吴生前曾参加过天安门绝食行动，一连五个昼夜。

·XXX

XXX，不满16岁，头部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刺刀捅穿，导致脑液外溢，群众送铁道指挥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救援伤员遭射杀者·9人】

·熊志明

熊志明，20岁，江西金溪人，北京师范大学88级经济系本科生。6月3日晚，熊与一女同学躲进胡同口，女同学先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枪杀，熊上前救援也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枪杀。熊的遗体由其同学从熊所穿衣服辨认出，由学校领回。

·曹振平

曹振平，29岁，居北京，北京农业机械工程学院计算站职工。6月3日晚，曹在西单抢救一名女记者时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枪击射中背部、腹部炸烂，送邮电医院后转人民医院，6日去世。

·李振英

李振英，45岁，居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仪器厂技工。6月3日晚，李去301医院给孩子取药，10时许，李站在301医院北门门卫身旁。解放军戒严部队从西边扫射过来，忽然门卫向前倾倒，李正欲去扶，自己前胸中弹，从右后胸穿出，经301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周欣明

周欣明，16岁，北京雪花电器公司技术学校学生。6月4日凌晨，周在民族宫前救援伤员，遭解放军戒严部队炸子击中肋、肝部，从右背下方穿出，肝部粉碎，送积水潭医院，5时许，死于手术室。

·赵德江

赵德江，27岁，居北京，全国总工会司机。6月4日凌晨，赵在总工会大门口抢救一遭枪击老人时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头部，送空军医院途中死亡。

·XXX

XXX，约20岁，北京301医院正北门武警哨兵。6月3日夜11时许，人群在解放军戒严部队推进中后退，该门卫打开301医院大门，让人群进大院躲避，遭戒严部队射杀，当即死亡。

·陶茂仙

陶茂仙，居北京，北京811厂职工，抢救伤员时后腰部中弹，死后单位作出王“非正常死亡”结论。

·刘凤根

刘凤根，40岁，居北京，地质部钻探工具厂工人。6月3日夜10时许，刘在西单一带抢救伤员，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3弹，由民众送二龙路医院，不治身亡。

·杨燕声

杨燕声，30岁，居北京，体育报社工作人员。6月4日凌晨，杨在正义路口抢救伤员时遭解放军戒严部队炸子击中腹部送北京医院不治身亡。

【躲藏逃跑仍遭追杀者·5人】

·张向红

张向红，20岁，居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国政系国际共运专业87级学生。6月3日夜11是点多，张与兄嫂多人从珠市口亲戚家出来归家途中，在前门受阻失散。张与嫂躲在前门西侧树丛后，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左胸主动脉，穿透后背，送市急救中心，4日凌晨去世。

·张瑾

张瑾，女，19岁，居北京，国贸中心外事服务专业学校学生。6月3日夜12时许，张与男友一起躲在民族宫附近的胡同里，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扫射，头部中弹，4日凌晨死于邮电医院。

·刘锦华

刘锦华，女，34岁，居北京，总政政治部干休三所职工。6月3日晚11时许，刘与其夫在木樨地燕京饭店处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扫射，两人躲入木樨地21楼边的小胡同，士兵追入胡同射击，刘上额中弹，立即死亡。

·孙铁

孙铁，26岁，居北京，中国银行总行职员。6月3日晚，孙在军事博物馆前遇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与朋友一起逃到附近有色金属设计院内躲避，遭戒严部队追入射中孙胸部，在铁路总医院不治身亡。

·张福元

张福元，66岁，居北京，解放军302医院退休工人。6月3日晚张下班后，去北京长话大楼东墙外一条胡同亲戚家串门。因解放军戒严部队施放瓦斯弹，屋里呛人，大家跑到门口去看个究竟，刚到胡同口即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扫射，张右腰部中弹，与人群一起往胡同里逃，解放军戒严部队追击开枪。张逃进亲戚家的院门倒地不起，送积水潭医院后立即死亡。

【遭炸子射杀者·15人】

·虢安民

虢安民，23岁，湖南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喷气发动机专业89届学生。6月4日凌晨，虢遭解放军戒严部队炸子射中头部，半边脸被炸飞，当即死亡。

·赖笔

赖笔，21岁，广西邕宁壮族人，北京医科大学87级学生。6月4日凌晨2时许，赖在西长安街南长街口遭解放军戒严部队炸子射中前额穿出，弹径约10厘米，送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抢救无效，晨6时死亡。

·钟庆

钟庆，21岁，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86级本科生。6月3日夜，钟在木樨地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头部死亡，打掉半个脸。

·路建国

路建国，40岁，居北京，北京市旅游局司机。6月3日夜11时，路在二七剧场路三里河商场附近遭解放军戒严部队用炸子射中左胸，死于阜外医院。

·王俊京

王俊京，30余岁，居北京，北京市仪表局下属厂技术员。6月4日上午10时许点，王去白塔寺上班途中遭解放军戒严部队炸子射中肾部，送协和医院抢救，不治身亡。

·杜燕英

杜燕英，29岁，居北京，北京市劳改局下属某公司职工。6月4日凌晨2时，杜在前门大北照相馆附近遭解放军戒严部队用炸子射中肝部，5日凌晨死于友谊医院。

·罗维

罗维，30岁，居北京，北京半导体材料厂助理工程师。6月4日晚，罗在长安街西侧骑车时遭解放军戒严部队炸子射中腹部，送广安门医院抢救，6日晨8时死亡。

·贲云海

贲云海，22岁，居北京，北京市广安门内街道办事处职工。6月3日夜，贲离家未归，4日家属在复兴医院找到贲尸，腹部中炸子。

·董琳

董琳，24岁，居北京，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职工。6月3日夜11时许，董在木樨地河东岸遭解放军戒严部队炸子射中右肋，送复兴医院，4日晚死亡。与董同时中弹者4人，当场死亡1人。

·吴向东

吴向东，21岁，北京东风电视机厂职工。6月3日夜11时许，吴在木樨地桥头附近遭解放军戒严部队炸子射中颈部，4日凌晨5时许死于复兴医院。

·杨明湖

杨明湖，42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专利部法律处职员。，6月4日凌晨，杨在东长安街公安部前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扫射，腹部中炸子，被送往同仁医院抢救，发现膀胱、骨盆粉碎， 6月6日身亡。

·杨汝霆

杨汝霆，41岁，居北京，北京第一机床电器厂行政科科长。6月3日晚11时多，杨在复兴门立交桥附近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两弹，一入肺部穿背炸开，一断胳膊，死于北京儿童医院。

·高原

高原，24岁，居北京，北京市石景山医院中医科医生。6月3日夜11时多，高在复兴门地铁站附近遭解放军戒严部队炸子射中前胸，穿透后背，伤口碗大，送儿童医院死亡。

·南化通

南化通，31岁，居北京，北京市住宅壁板厂司机。6月4日晨5时许，南离家去长安街，再没有回家。6日家属在协和医院找到遗体，子弹从左后肩胛骨下射入，胸腔被炸烂。

·杨燕声

详见“救援伤员遭射杀者”。

【遭枪击后不准救治而死者·3人】

·宋晓明

宋晓明，32岁，居北京，航天部二院283厂技术工人。6月3日夜，宋在五棵松十字路口西南方向的人行道上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军车向喊口号的民众射击，子弹穿透宋的大腿根部动脉，送301医院，持枪的戒严部队军人命令大夫不准抢救，不准输血，4日凌晨死亡。

·宋宝生

宋宝生，39岁，居北京，北京玻璃四厂职员、市人民代表、劳动模范。6月3日晚，宋在木樨地家中听到枪声起来关窗户，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胃部，送医院死亡。当时军队派人监视不准抢救，死亡证明不准开枪伤，只准注明失血过多。

·王楠

参见“英雄谱”。

【在天安门广场遭射杀者·7人】

·程仁兴

程仁兴，25岁，湖北通山人，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87级学生。6月4日凌晨，程在天安门广场北端升国旗的地方被解放军戒严部队枪杀。人民大学曾派专人调查程仁兴遇难情况，有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封存至今未公布。

·戴金平

戴金平，27岁，湖北仙桃人，北京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6月3日晚11时许，戴在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附近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杀害。亲属于6月10日在友谊医院找到遗体，校方给了2000元安置费。

·李浩成，19岁，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88级学生、团支部书记。6月3日晚11时许，李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拍摄照片时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杀，一弹中肝部，送同仁医院死亡。

·周德平

周德平，20余岁，湖北天门人，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硕士研究生。6月3日晚，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扫射，头部中弹，死于同仁医院。

·黄新华

黄新华，25岁，湖南邵东人，中科院研究生班学员。6月4日凌晨，黄在天安门广场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杀，死后在京火化，骨灰由其兄黄林强带回湖南邵东老家安葬。政府给了1200元钱，说是误伤。

·二学生

6月4日凌晨2时许，在人民大会堂制高点上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扫射，射中广场西北角的二学生，一中手，一中眼眉。二学生得及时送广场红十字急救站救治。

【遭射杀后获抚恤金者·6人】

·郭春为

郭春为，23岁，居北京，北京市六一中学教师。6月3日晚8时，郭到木墀地找同学，一去不归。家属在复兴医院找到郭的尸体，肾部腿部中弹。据院方称，郭送至该院时尚有呼吸，因伤员太多抢救不及而死亡。校方给家属少量丧葬费。

·李评

李评，23岁，辽宁丹东人，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86级学生。6月3日晚，李在木墀地桥西军事博物馆附近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枪击面颊，送复兴医院抢救，4日凌晨身亡。校方发给家属2000元慰问金。

·XXX

XXX，居北京，人民大会堂炊事员，6月4日从前门门框胡同家里去人民大会堂上班途中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杀，死后赔1万元。

·陈子旗

陈子旗，31岁，居北京，首都汽车公司339路公交车司机。6月6日家属在儿童医院找到陈的尸体，头部变形，胸部中弹血肉模糊。单位以“正常死亡”处理，发给800元抚恤金，留话：如今后政府另有说法，再按规定办理。

·XXX

XXX，女，31岁，居北京，北京某厂职工，6月5日下夜班过马路时，在五棵松附近遭解放军戒严部队高速行驶的装甲车撞死。死后经交涉，承认为“误伤”，给少量抚恤金。

·李浩成

李浩成，遭射杀后校方给2000元补偿。详见“英雄谱”。

【九曲澄曰：处彼时彼境，能发抚恤金，无论如何，有发放者的良知和悲悯。】

【在家中遭射杀者·7人】

·XXX

XXX，女，65岁，四川万县人，在木樨地22楼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李初梨家当保姆，6月3日夜，应李初梨嘱陪同李在14层阳台观看解放军戒严部队是怎样向天安门挺进的。80余岁的李坐在阳台，保姆侍立李侧，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杀，当即死亡。

·周玉珍

周玉珍，女，36岁，居北京，国家计委体改司机要秘书，6月3日夜晚，周与丈夫孩子站在家中窗口，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杀，当场死亡。

·尹敬

尹敬，36岁，居北京，冶金部职员，6月3日晚在住家（木樨地沿街22楼8层）厨房开灯时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杀。

·张佳梅

张佳梅，女，61岁，居北京，原化工部行政管理局人事处处长，离休。6月3日晚，张在和平里家中探出窗外观望，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透心脏，当即死亡。

·马承芬

马承芬，女55岁，居北京，参加过抗美援朝，1953年复员，属铁道兵。6月3日晚，马与楼内邻居在院内（水利科学院对门）纳凉，遭行驶中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车射中腹部，送304医院抢救无效，4日凌晨身亡。

·李XX

李XX，约30岁，居北京，北京市市容总队司机。6月3日夜至4日凌晨，李在人民大会堂西侧绒线胡同口市容总队二层小楼值班，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头部，倒在一同事怀里，立即死去。

·王铁军

王铁军，居北京，北京铁路局木樨地客运处职员。6月3日晚，王值班时在楼顶持望远镜观看，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枪击身亡。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者·12人】

·郑春富

郑春富，37岁，居北京，故宫古建工程队工人。6月3日夜11时多，郑离家后失踪，至今杳无音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刘强

刘强，河北人，河北师范大学学生，89年来京参加学运，6月4日后一直未归，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李萌

李萌，女，32岁，居北京，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助研。6月4日李丈夫遭解放军戒严部队炸子射中重伤，幸免于死。李受强刺激，导致精神失常，1990年底走失，至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崔林峰

崔林峰，29岁，居北京，北京市三里河服装厂工人，西城分局联防队员。6月3日晚7时，崔离家上班，与工友3人一起骑自行车去长安街方向。此后，崔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XXX

XXX，江苏无锡人，无锡市江南大学机电系学生，在89天安门运动期间，与几位同学一起去北京向天安门绝食学生送募集的捐款，始终没有回校，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胡星云

胡星云，四川人，北京某大学85级学生，自1989年6月4日后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蔡XX

蔡XX，商务印书馆职工，6月4日后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林涛

林涛，24岁，复员军人，6月3日晚离家后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李长生

李长生，居北京，北京联合大学自动化工程学院图书馆管理员，6月4日凌晨，离家去天安门广场，至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雷广泰

雷广泰，33岁，居北京，北京怀柔县庙城乡西台上村农民。6月3日晚11时许，雷与同伴在南池子旁红墙下吸烟，遭解放军戒严部队从东长安街一路扫射过来，雷中弹倒下，由市民用三轮车拉走，其它二人被冲散。从此再也没有找到雷的下落。

·殷顺清

殷顺清，30岁，居北京，北京房修一公司工人，6月3日晚7时多骑自行车离家，有人在六部口看见他头部中弹，立即死亡，至今未找到尸体。

·苏生机

详见“记者编辑之勇者义者”。

【坚持不撤死活未明者·400－500人】

·四、五百名坚持不撤的学生。

6月4日凌晨4时30分后，守护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开始撤离和被驱离。在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之间的空地上，有四、五百名学生站立者，打着几面红旗，其中一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旗帜。他们一声不吭，对撤离同学打出的“V”形手势，不理不睬，毫无回应。这是反常的。原来这是一群对撤离非常不满，誓死也不愿撤离的学生。这一群学生，多带背包水壶类物品，以外地来京声援的学生居多。4日凌晨5时30分许，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特别纠察队领队吴仁华带领的被驱离的学生队伍正走在前门箭楼附近的路口往西，拐向前门西大街之际，大家都听到了身后天安门广场方向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间杂着一阵又一阵断断续续的《国际歌》声和口号声。不久，有学生哭着赶来向吴仁华报信：那群坚守在天安门广场誓死不撤的同学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杀。

这群四、五百名学生被枪杀虽然尚无直接证据，但他们从人间消失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全部占领了天安门广场，学生市民全部离开广场后，燃起了数小时连续不熄的大火，频密起降军用直升飞机。广场纪念碑底座台阶的40条花岗岩石遭烧裂，2700平米草坪、175米桧柏绿化带遭烧毁。

【九曲澄曰：烧裂花岗岩和草坪的报道载1989年6月17日《人民日报》。而在学生撤离之前，这一带布满学生和军人，没有也绝无可能出现大火。这把火不是学生所燃明矣。能烧裂花岗岩系高温烈火或突然浇水冷却所致。如许火绝非学生能燃明矣。这把火若非天火，则为解放军戒严部队所放亦明矣。毁尸灭迹，非洞若观火欤？】

【北京城各地遭射杀者·108人】

·齐文

齐文，16岁，居北京，北京铁路三中学生。6月3日晚，齐在木樨地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枪弹射中，死于复兴医院。

·蒋捷连

蒋捷连，17岁，居北京，中国人大附中学生。6月3日夜11时许，蒋在复外大街29楼前长花坛后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枪击，子弹穿胸而过，伤及心脏，送儿童医院抢救无效身亡。中弹后蒋对同伴说：“你们快跑﹗我可能中弹了﹗”随即倒下。医院开具证明“来院前已死亡”。

·萧杰

萧杰，19岁，成都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88级学生。6月5日萧已购得回成都的火车票，下午2时许行至南池子南口，过马路逾红色警戒线，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前胸，当即死亡。

·孙辉

孙辉，19岁，宁夏石嘴山人，北京大学化学系88级学生。6月4日晨，孙骑车寻找同学，身穿北大背心，在西单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杀，横尸街头。

·陆春林

陆春林，27岁，江苏吴江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86级研究生。6月3日夜，陆在木樨地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杀。临终前陆将证件交行人送回学校，由校方认回尸体火化。

·段昌隆

段昌隆，24岁，居北京，清华大学化工系应用化学专业84级学生，段祺瑞侄孙。6月3日夜，段从家中骑车外出，在民族宫附近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手枪近距离射中，4日凌晨死于邮电医院。

·叶伟航

叶伟航，19岁，居北京，北京市57中学生。6月3日凌晨2时许，叶在木樨地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子弹击中左臂右胸头部，死于海军总医院。

·钱缙

钱缙，21岁，居北京，北京外贸大学86级本科生。6月3日夜10时许，钱与袁姓同学由北蜂窝路口骑车朝木樨地方向拐弯回家，遭解放军戒严部队由西向东扫射，钱与袁同时腹部中弹，被群众送到铁路总医院枪救，5日钱死于铁路总医院。

·何洁

何洁，23岁，黑龙江宝清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生。6月3日晚，何在南池子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头部，4日3时40分死于北京医院。

·刘洪涛

刘洪涛，18岁，武汉人，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光学系88级本科生。6月4日凌晨，刘在民族文化宫附近遇难，尸体在北京邮电医院。

·李得志

李得志，25岁，武汉人，北京邮电学院应用物理系88级研究生。6月3日或4日在复兴门遇难，尸体在复兴医院找到。

·张卫华

张卫华，约24岁，国家海洋局海洋预报台硕士生。6月4日凌晨，张在礼士路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腹部，5日在儿童医院找到尸体。

·江XX

江XX，26岁，辽宁人，中国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6月3日晚，在建国门外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枪击身亡。

·李辉

李辉，19岁，居北京，北京司法学校应届毕业生。6月3日晚11时，李在木樨地公安大学宿舍楼附近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左颧骨，耳后穿出。家人于当夜11时50分在复兴医院找到遗体。其兄李明被射伤。

·XXX

XXX，居北京，北京市190中学学生，6月3日XXX去某派出所找当所长的父亲，4日，其父派该所民警将他送回家，途经南河沿一带时，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杀死亡。

·XXX

XXX，16岁，居北京，北京市建筑工业学校88级学生，6月3日夜，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两弹，送空军总医院抢救，不治身亡。

·赵龙

赵龙，21岁，居北京，高中毕业生，6月4日凌晨1时多离家，在西单路口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杀，当即死亡。

·钟俊军

钟俊军，22岁，居北京，北京农学院学生。6月3日晚，钟与4位同学骑车去天安门途中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右胸，送急救中心不治身亡。

·石海文

石海文，20余岁，沈阳药学院应届毕业研究生（在北京营养源研究所代培），6月4日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颈部，死于积水潭医院。

·胡XX

胡XX，湖北人，北京某大学学生，6月4日遇难，半个月后父母接获通知，未敢前往北京认领尸体，两个月后托亲戚去北京料理后事。

·张建

张建，17岁，居北京，宣武区第95中学学生。6月4日，张离家去前门看望三叔三婶，途中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枪击中心脏死亡。

·郝致京

郝致京，安徽马鞍山人，30岁，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6月3日晚11时多，郝在木樨地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左胸，死于复兴医院。

·王一飞

王一飞，31岁，居北京，北京中关村大通公司职员。6月3日夜，王在三里河中科院院部门口，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左胸。4日家人从复兴医院领回尸体。

·王建平

王建平，27岁，居北京，北京市煤气公司南郊车队司机。6月3日夜，王在西单路口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左胸，4日凌晨死于北京市急救中心。

·袁力

袁力，29岁，居北京，电子工业部自动化研究所工程师。6月3日夜11时许，在木樨地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咽部，死于海军总医院。

·安基

安基，31岁，居北京，建设部中国建筑技术研究中心《村镇建设》杂志编辑。6月6日晚12时许，安与6名友人在南礼士路路口，遭埋伏在电缆沟里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密集扫射，5人中弹，两女跪地求饶幸免继续枪杀。安基一弹伤及腿部，一弹从后背斜穿胸部，7日凌晨4时死于儿童医院。

·王争胜

王争胜，20余岁，居北京，华北物资站职工，6月6日夜，与安基一起遭枪击，送医院死亡。其兄王争强重伤。

·杨子平，26岁，居北京，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6月6日夜，与安基一起遭枪击，送复兴医院死亡。其兄杨子明重伤。

·于地

于地，32岁，居北京，北京太阳能研究所工程师。6月4日凌晨2时，于在南池子至历史博物馆一带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子弹伤及肝肾肺等8个脏器，擦伤脊柱，送协和医院抢救20余天，30日死于协和医院。

·庄捷生

庄捷生，27岁，居北京，北京五道口百货商场售货员。6月3日白天，庄离家后再未返回。11日家人在同仁医院找到庄的遗体，胸部及胳膊两处中弹。

·袁敏玉

袁敏玉，35岁，北京地质仪器厂电焊工。6月3日夜，袁在三里河木樨地之间，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心窝与喉部，4日下午在儿童医院去世。

·奚桂如

奚桂如，女，24岁，居北京，北京市展览馆劳动服务公司职工。6月4日凌晨，奚在二七剧场路北口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左肩，死于人民医院。

·戴伟

戴伟，20岁，居北京，北京和平门烤鸭店厨师。6月3日晚，戴去前门烤鸭店上班，行至民族饭店前受阻，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后背，4日凌晨死于邮电医院。

·刘建国

刘建国，35岁，居北京，北京长城风雨衣公司销售科科员。6月3日夜12时许，刘在西单路口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胸部送二龙路医院抢救，不治身亡。

·孙彦昌

孙彦昌，24岁，居北京，北京建筑筑炉公司司机。6月3日夜，孙离家找弟弟，在东郊红庙110车站总站广场南面，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击中颈椎，送朝阳医院救治，半年后身亡。

·朴长奎

朴长奎，47岁，朝鲜族，居北京，中央民族歌舞团演奏员。6月3日夜，朴在西单至复兴门之间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左脑，子弹从右颈下穿出，死于邮电医院。

·卞宗序

卞宗序，40岁，居北京，北京新街口机电产品供销公司经理。6月4日凌晨，卞在西单家俱店门前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头部，当即死亡。

·刘燕生

刘燕生，37岁，居北京，北京家用电气研究所工人。6月3日夜，刘在长安街民族宫路口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腹部，送邮电医院抢救，血尽而亡。

·韩子泉

韩子泉，38岁，居北京，北京科技大学电工。6月4日晨5时多，韩在农展馆附近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颈部身亡。

·周永齐

周永齐，32岁，居北京，北京弹簧厂汽车队队长。6月3日晚11时多，周在工会大楼附近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左胸经右肺穿出，送复兴医院，不治身亡。

·穆桂兰

穆桂兰，48岁，居北京，北京国棉三厂整理车间工人。6月4日晨6时点半许，穆出门买早点，路过朝阳门立交桥，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坦克、军车自通县方向开来，一路射击，穆脑部中弹，当即死亡。

·刘春永

刘春永，24岁，居北京，北京天桥南通服务楼浴室工作人员。6月3日夜，刘在天桥附近15路公共汽车总站遭解放军戒严部队空降部队扫射，头部中弹，经友谊医院抢救无效，4日凌晨身亡。

·刘俊河

刘俊河，56岁，居北京，个体户。刘在前门大街箭楼下摆西瓜摊，6月4日凌晨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面颊，死于友谊医院。

·梁宝兴

梁宝兴，25岁，居北京，北京华丰缝纫机厂司机。6月3日夜，梁在天桥15路公共汽车总站附近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脸颊，送友谊医院抢救无效，5日身亡。

·栾沂伟

栾沂伟，35岁，包头人，包头钢铁设计研究院工程师。6月4日凌晨，栾在南池子附近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腰部，于同仁医院抢救无效身亡。

·苏金坚

苏金坚，25岁，居北京，服装个体户。6月3日夜，苏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头部，送往友谊医院，4日凌晨2点身亡。

·王志英

王志英，35岁，居北京，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重型汽车铸造厂传动桥厂车工。6月3日晚11时，王与妻从岳母家宣武门回东珠市口家，约12时多至珠市口十字路口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向北行进，一路扫射，王被射中颈动脉，送前门医院，又转同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王鸿为

王鸿为，21岁，居北京，海淀区皮革研究所职工，6月3日值班回家途中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穿胸部，在海军医院身亡。

·李淑珍

李淑珍，女，51岁，居北京，北京自来水公司工人。6月3日.晚，李与丈夫骑车在军事博物馆附近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3弹，送邮电医院抢救无效，4日死亡。

·寇夏

寇夏，女，31岁，居北京，北京西四北幼儿园教师。6曰3日夜，寇在军事博物馆对面人行道上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腹部，送铁路医院抢救，4日下午5时身亡。

·韩秋

韩秋，25岁，黑龙江佳木斯人，佳木斯市制钉厂销售科业务员，来北京出差，6月4日凌晨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后脑，送天坛医院，不治身亡。北京崇文区公安局开具死亡证明书载：枪击致死。

·郭XX

郭XX，22岁，居北京，6月3日晚9时多，在复兴路永定路口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身亡。

·杨振江

杨振江，32岁，居北京，北京淮阳春饭店服务员。6月4日凌晨，杨和几位同学途经木樨地，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左腿根，送海军医院抢救无效身亡。

·何国

何国，27岁，居北京，北京月坛街道粮店工人，6月3日或4日晚上，在木樨地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枪击，死于复兴医院。

·刘占民

刘占民，38岁，居北京，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职员。6月4日凌晨3－4时，刘前往东四六条岳母家看望刚分娩的妻子。3天后家属在协和医院找到右颌骨中弹的刘尸体，编号21。

·王庆增

王庆增，34岁，居北京，北京天坛粮管所司机。6月3日晚11时，王从家（珠市口附近）骑车去单位（永定门方向）检查车辆是否安全，骑至橡胶八厂对面马路时，遭从南边开来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左胃部，送天坛医院，不久死亡。

·王文明

王文明，35岁，居北京，北京前进鞋厂模具钳工。6月3日晚12时许，王与一邻居在珠市口遭解放军戒严部队自南向北行进扫射，王左肋中弹，从右肋穿出，4日晚9时许在友谊医院死亡。

·倪世联

倪世联，24岁，山东人，中国石化总公司北京设计院设备室助理工程师。6月3日晚11时许，倪与6同伴骑车至西单，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胸腹部，民众送宣武医院抢救，不治身亡。同伴曹长韧、王建伟遭枪击受伤。

·邝敏

邝敏，27岁，居北京，北京叉车总厂工程师，6月3日夜，在木樨地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右腰从右腹穿出。送医院后立即死亡。

·何世泰

何世泰，31岁，居北京，北京第一机床厂铸工车间工人。6月4日凌晨，何行至南河沿南口，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太阳穴，被群众送往协和医院途中死亡。

·轧爱国

轧爱国，22岁，居北京，6月3日22时，与同伴去公主坟途中，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头部，死于301医院。

·陈森林

陈森林，36岁，居北京，北京707厂工人。6月3日晚，陈骑车去西单，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心口，死于北京市第二医院。

·杨撼雷

杨撼雷，19岁，居北京，北京流芳宾馆厨师班学员。6月4日凌晨，杨在南池子南口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脾部，送协和医院死亡。

·彭军

彭军，30岁，居北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驻京办事处工作人员。6月5日早上6时40分，彭从朝阳区东大桥住所出门买早点，途中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扫射，身中两弹，一弹从右后胸射入，左前胸爆出，送朝阳医院抢救无效身亡。

·苏欣

苏欣，女，29岁，居北京，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职员。6月3日夜，苏因不放心母亲一人在家，前往阜外大街路经南礼士路南口被阻，4日凌晨遭解放军戒严部队用冲锋枪扫射路边人群，苏胸部中弹，送儿童医院，转人民医院，不治身亡。

·包修东

包修东，41岁，居北京，鼓楼东大街某印刷厂厂长。6月3日夜，包在北京饭店旁欧美同学会路口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送协和医院抢救，不治身亡。

·曹XX

曹XX，21岁，居北京，北京测绘研究院设计所绘图员，6月3日晚在西单附近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枪击，送邮电医院，不治身亡。

·王芳

王芳，50余岁，居北京，北京煤矿机械厂职工，6月3日晚，在木樨地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头部，送海军医院途中死亡。

·李春

李春，20岁，居北京，西单民族饭店厨师。6月3日夜，李下夜班推着自行车行走至工会大楼南面第2座楼前（木樨地附近），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肋部，送广安门外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杜光学

杜光学，24岁，居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印刷厂工人。6月3日午夜，杜在新华门附近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太阳穴，同车6人送往协和医院途中，4人死亡，其它2人伤势严重，生死不详。5日，家属在协和医院找到杜的尸体，编号30。

·赵天仇

赵天仇，47岁，居北京，北京机电研究院维修工，6月4日身中4枪，3枪在胸，1枪在腹。亲属在协和医院找到尸体。

·韩俊友

韩俊友，20余岁，居北京，北京市第一皮鞋厂门卫，6月3日夜，在木墀地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头部，送复兴医院死亡。

·李铁钢

李铁钢，22岁，居北京，首钢动力厂供水车问青工，6月3日晚，在复兴门附近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肩部肝部，民众送往复兴医院死亡。

·XXX

XXX，近20岁，居北京，6月3日夜，在木樨地以东，复外大街三里河路口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胸口，送儿童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王鹰

王鹰，30余岁，居北京，北京变压器厂职工，“6·4”期间遇难。

·刘京生

刘京生，40余岁，居北京，铁路系统职工，6月4日在北京羊坊店附近遇难死亡。

·XXX

XXX，河北人，原开滦矿工报记者，1989年借调至新华社当记者，6月4日遇难死亡。

·王耀和

王耀和，40余岁，北京朝外某饭庄厨师，6月4日遇难死亡。

·石岩

石岩，27岁，辽宁大连人，空政文工团演奏员，6月4日凌晨头部中弹，在北京人民医院死亡。

·刘建国

刘建国，35岁，住北京西城区横二条50号，6月4日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枪击后抢救不及陈尸邮电医院。

·富尔克

富尔克，19岁，中央民族学院88级预科生，6月4日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枪击后抢救不及陈尸邮电医院。

·顾丽芬

顾丽芬，女，北师大教育系86级学生，6月4日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枪击后抢救不及陈尸邮电医院。

·刘钟

刘钟，19岁，上海人，政法大学政治系学生，6月4日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枪击后抢救不及陈尸邮电医院。

·马凤友

马凤友，1962年生，工人，6月4日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枪击后抢救不及陈尸邮电医院。

·许瑞和

许瑞和，复员军人，6月4日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枪击后抢救不及陈尸邮电医院。

·XXX

XXX，北京农学院农经系学生，6月4日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枪击后抢救不及陈尸邮电医院。

·黄佩璞

黄佩璞，住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公社东冉村黄庄，6月4日遇难身亡。

·邹作武

邹作武，居北京，6月4日受重伤，锯腿，半年后死亡。

·张罗红

张罗红，女，30岁，居北京，总政干休所工作人员，6月3日晚，遇难于木樨地。

·贺安彬

贺安彬，32岁，居北京，6月4日遇难死亡。

·仲桂清

仲桂清，女，31死，居北京，6月4日遇难死亡。

·张琳

张琳，37岁，居北京，6月4日遇难死亡。

·XXX

XXX，女，居北京，101路公车售票员，6月4日晨5时许，陈尸于东郊红庙十字路口北。

·张XX

张XX，53岁，居北京，东郊热电厂基建处科长，6月4日晨5时许，陈尸于东郊红庙十字路口北。

·王超

王超，30岁，居北京，北京中关村四通公司职员，6月3日夜遇难，陈尸海军医院。

·朱XX

朱XX，江西人，原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研究生，6月4日遇难身亡。

·孙晓峰

孙晓峰，北京体育大学学生，6月4日遇难死亡。

·任文联

任文联，19岁，内蒙古临河人，北京科技大学采矿系学生，6月4日遇难身亡。

·黄涛

黄涛，江苏张家港人，北京某大学学生，6月4日遇难身亡。

·陶志敢

陶志敢，24岁，浙江天台人，北京某大学学生，遇难情况不详。

·王东喜

王东喜，上海人，遇难死亡。已找到王父母姓名与地址，但不愿与外界联系。

·李莉

李莉，女，约20岁，贵州人，四川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十四系自动控制系87级学生。6曰4日上午，李与男友一起去成都市人民南路广场，遇警察与群众冲突，遭警察电棒猛击重伤，由群众送医院，当夜不治身亡。

【不堪折磨自杀者·3人】

·任建民

任建民，30多岁，河北定州陈庄子村农民。任去内蒙看望分娩的妻子，于6月4日返乡途经北京时，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腹部，肠子流出，送协和医院，医院判断已无法救治，移置太平间后发现任还活着，遂通知家属，家属无钱留任治疗。任回家后流出的肠子腐烂，不堪折磨痛苦于1989年9月16日（中秋节后次日）自杀身亡。

·齐力

齐力，22岁，居北京，中央戏剧学院88级舞美设计专业学生，曾参加天安门学生运动。6月4日后受审查，不堪压力，自杀身亡。

·邹冰

邹冰，女，约19岁，河北人，北京广播学院88级学生。邹因参与“6·4”学潮遭受审查不过关，在1989年9月中旬从学校塔楼13层跳下自杀身亡。自杀前邹给宿舍同学打了水，寄给父母遗书，说辜负了父母的养育之恩。

2007、6、4——2009、4、15初稿

于马德里

（首发：纵览中国）

© 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 。

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中）

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上）

 

老武 @ 2009-4-21 21:52 阅读(2424) 评论(9)

《 六四底层列传 》

黄河清（西班牙）

【作者按语：网上读到武文建先生大作《关注64“暴徒”，还他们一个光荣的定位》，其文所述正是本文写作的初衷和目的。兹征得武先生同意，将此文作为本列传的序言。09、4、18】
    序言：关注64“暴徒”还他们一个光荣的定位
    北京“六四暴徒”•武文建
    二十年了，似乎海内外的民主精英们都有意或无意的忽略这个群体。是的，这些“暴徒”们文化不高，不会写也不会说，更不会作秀玩什么“和解”实为给刽子手继续下跪；这些“暴徒”们不会说出“反对暴力”又拿“成本”说事的文明学说。但是，当年刽子手撕下伪装杀人时，北京市民和“暴徒”们拿出了人性中最圣洁的真诚用生命用热血奏响了反抗暴力的神圣乐章。试问，当年全人类所有成员还有谁比他们更可爱的呢？
    6•4屠杀后全国大抓捕，因6•4遭判刑的人员很多。二十年了，这些人遭受难熬的刑期后又遭受贫困的生存压力。6•4除了死去的人，就属遭判刑的人员付出的最多，并且苦难还在继续。
    6•4的道义资源，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暴徒”们和遭判刑的人员用青春的代价所积累换取的。二十年了，谁在消费6•4的道义资源？那些因6•4所得到绿卡的8万人（刘宾雁说不下10万）都哪里去了？我要大声的对这些人说：你们最应该关注因6•4遭判刑的人员，他们是被共产党和民运们所抛弃的群体，请拿出你们的良心！
    下面《8964真相：光荣属于北京市民“暴徒”》文章来源于网络，作者不详。请大家思考。
    武文建2009/4/15于北京
    ———————————————————————————
    六四底层列传（上）
    黄河清
    【九曲澄曰：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的学潮有许多市民、工人参加。解放军戒严部队进京“平暴”，拦阻者主要是市民、工人，有青年，也有许多老人。六四镇压屠杀和事后清查，市民、工人和底层学子、底层知识人被作为暴徒射杀整肃抓捕判刑枪决者是六四受难者的绝大多数。他们基本上被遗忘了，遗忘在监狱中和社会上，也被遗忘在视六四为伟大革命行动的学生名人和知识精英的记忆、话语和文字中。有大陆武文建曰：“这些年来，估计写了几十万篇文章吧——就没一个字，为这些‘暴徒’而写，好象这些人根本没存在过……”。语或过激，然非虚妄，基本是实。有海外吴仁华曰：“在八九民主运动中，最具有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不是学生，更不是知识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的是允论。
    1989年6月3日至4日晨的天安门广场，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面特殊的镜子，底层民众底层学子知识人，在这面镜子中浓缩了镌刻了自己的身影，留给了青史。九曲澄撷取这十几小时为主要场景，作“六四底层列传”，以为历史补阙，为底层立传。分：
    •英雄谱（48人•集体1140人）
    •无名氏英雄谱（6人•3群体）
    •孩子老人遭射杀者（4人）
    •遭坦克军车碾杀者（21人）
    •遭刺刀捅死者（2人）
    •救援伤员遭射杀者（9人）
    •遭射杀后不准救治者（3人）
    •天安门广场遭射杀者（7人）
    •遭炸子射杀者（15人）
    •躲藏逃跑仍遭射杀者（5人）
    •射杀后获抚恤金者（6人）
    •在家中遭射杀者（7人）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者（11人）
    •坚持不撤死活未明者（400－500人）
    •北京城各地遭射杀者（108人）
    •医务人员之勇者义者死难者（6人•3群体）
    •记者编辑之勇者义者死难者（13人）
    •遭逮捕判刑受难死难者（233人）
    以上六四底层者总计504人，10个群体约2000人，有姓名、年龄、身份、何处人氏、遇难地点、简况介绍、近况诸要素，为九曲澄所闻所见所寻综合归纳，不一一注明出处。大量未知未录者，期识者补充，存留青史。错讹之处，恳请指谬补正。不胜感谢之至。】
    【英雄谱•48人•集体1140人】
    •杀身成仁者韦武民
    韦武民，女，武汉人，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83级学生，参加过天安门绝食。6月4日后清查中遭整肃，某日，她迎着火车头走去，撞车自杀，香消玉殒，身殉国殇。
    【九曲澄曰：1968年捷克布拉格遭前苏联军队坦克入侵，有捷克查理大学19岁学生自焚抗议。捷克人民在布拉格最著名的广场为他造墓立碑，燃长明火。余1990年旅居布拉格，每日经过其墓，每日见墓前鲜花陈放。吾国吾族非无此等英烈者，韦武民即是。其女儿身、巾帼气偕秋瑾林昭李九莲钟海源张志新更动天地泣鬼神。奈吾人不复记忆矣。独丁子霖“六四死难者名单”有几十字的记录。余以韦武民冠于“六四底层列传”之首，祈韦姐妹英灵安息，警吾人良知道义醒来，求知情者还原其真其实其详其细，愿精英名人不忘同仁、不忘同学、不忘千千万万北京义民也。】
    •1140名政大、北大、北师大学生敢死队员
    1989年6月3日，中国政法大学学生自治会广播站播送成立特别纠察队前赴天安门广场维持秩序的通知，呼吁同学参加。其时，北京城内已经传来解放军戒严部队动武打伤大批学生市民的讯息。特别纠察队无异于敢死队。报名参加特别纠察队的人很多，有男有女，领队吴仁华、刘苏里挑选了40名男生，每人发给红布条，扎在头上，作为标记。3日下午3时10分，40名队员离开政大，搭乘一辆路过的大卡车前往天安门。闻讯而来的政大师生簇拥在校门口相送，激昂慷慨，热泪挥洒，弥漫着“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氛。3日晚8时，北大100学生敢死队员来到了广场；北师大学生王德邦率近千名北师大学生也于3日晚紧急增援守护天安门广场的学生。1100名北大、北师大敢死队员与政大40壮士会合。
    【九曲澄曰：临难事者有三：处难不退，勇也；临难逃逸，怯也；赴难就死，勇且义也。赴难最难！汉有田横五百壮士，民国有四行仓库抗日八百壮士，今有一千一百四十学子敢死队员，其民族之勇毅之舍生取义精神一以贯之，堪媲美也！一千一百四十敢死队员，名不见经传，其赴难之时，未丝毫为名虑。吾人有责，为其镌刻青史，垂式后昆。】
    •吴仁华
    吴仁华，浙江温州人，1956年生，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吴参与1989年学潮，组织4月17日北京学生第一次游行示威活动，担任新华门区绝食请愿区负责人。1989年6月3日，吴受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委托组织特别纠察队赴天安门广场维持秩序，经历了“6•4”血腥炼狱的一夜，坚持到最后。1990年3月，被追捕逃亡中的吴仁华跳海游泳到香港转赴美国流亡。现居美国洛衫机，任《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中国宪政协进会秘书长。吴穷多年之力，著《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一书传世。
    •刘苏里
    刘苏里，1961年生，中国政法大学教师，与吴仁华一起组建挑选特别纠察队赴天安门广场，一起守护到最后。刘家有娇妻幼儿。6月3日午夜，刘妻来探望，知道劝不回丈夫，交代单身汉吴仁华尽量帮她看顾好刘，千万别出事。刘妻泪流满面，言不成声。
    •孙永平
    孙永平，浙江温州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6月3日－4日，孙与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生死相依至一起被驱离。孙脚有残疾，被驱离时鞋子没了，光脚一拐一拐走了几小时回到校园。
    •陈坡
    陈坡，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6月3－4日，陈与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一起守护至被驱离。4日凌晨4时30分，广场熄灯后重新开灯，解放军戒严部队与学生怒目相向，双方情绪都极度愤怒紧张至临近爆炸点，陈坡站出来讲话，呼吁学生保持镇定和秩序的同时，慷慨激昂地表示要与学生生死与共，绝不向独裁专制者屈服。
    •张丽英
    张丽英，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系教师，6月3－4日与学生一起守护在天安门广场至被驱离，走到长安街上时，遭从后追来的三辆坦克施放的毒气弹毒晕倒地。
    •海明、蔡敖、肖东、贾毅、慈恩、简雷、高戈
    海明诸7人，都是清华大学青年教师，6月4日凌晨2时许，还与学生一起守护在天安门广场，接受记者采访。因为太疲惫了，不管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子弹曾射中身边2、3米处的一座帐篷，7人还是不顾一切钻进了一座帐篷睡觉。幸其中贾毅一直处于半醒迷糊状态，至4时广场灯光全熄，贾毅感觉异常，急忙将同伴叫醒，离开帐篷，回到纪念碑周围。不久坦克、装甲车就在他们睡的帐篷上隆隆碾压而过。
    •王德邦
    王德邦，北师大学生，在6月3日晚得悉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镇压屠杀民众的讯息后，主动出面组织并率领近千名北师大学生紧急增援守护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他考虑，到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市民越多，屠杀清场的可能性就越小。王德邦在长安街上目睹和经历了血腥场景，险死还生，受伤后活了下来。
    【九曲澄曰：临危受命，慷慨赴难，死不旋踵，舍生取义。吴仁华、刘苏里、孙永平、陈坡、张丽英、海明、蔡敖、肖东、贾毅、慈恩、简雷、高戈诸君子是也。学生为此难。知识人唯此最难。其时，“北京城的气氛已经非常紧张，许多知识界知名人士纷纷离开京城避风……失去行踪，联系不上。”时过境迁，名人们流亡集中在海外各民主国家，纷纷撰文回忆六四，多有英雄气壮儿女情长的篇章，也有或撇清或自澄，或细述逃亡细节，或自诩我是黑手，或于高层内幕的扑朔迷离，或于居中调停的积极斡旋，或于好上坏下的高妙精当，或于绝食撤离诸问题的枝枝节节迟迟早早是是非非高谈阔论、争讼不休，而屠杀镇压的史实则少人深究、实究，底层民众英烈被视而不见遗忘净光。幸有二十年中丁子霖的《六四死难者名单》、二十年后吴仁华的《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二书填补了一部分空白。余以电话向吴仁华索书，万里乡音传递，颇感亲切。敝乡贤中有吴仁华、孙永平、温州媛子诸勇仁信义兼备者，余与有荣焉。】
    •林青、宋文清以及北京农业大学百余学子
    6月4日凌晨4时，天安门广场突然熄灯，死一般的黑暗和寂静笼罩着广场。解放军戒严部队有意制造的死亡恐怖感比死亡的现实威胁更加可怕。仍在广场守护着的北农大一百余同学互相鼓励着，他们已不抱任何幻想，想到的只是需要留下什么给父母。同学们纷纷寻找纸笔准备写遗书。宋文清同学递给林青同学一个本子，让大家记下姓名、班级。
    •周峰锁
    周封锁，西安人，清华大学物理系85级学生，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6月3日主动前往天安门广场与同学一起守护在广场纪念碑周围，至4日凌晨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枪托殴击驱离广场。“6•4”后遭通缉逮捕关押1年。现居美国旧金山。
    •杨朝晖
    杨朝晖，北京“高自联”纠察队负责人，一直守护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期间多次晕倒，6月4日凌晨，撤离时因极度疲惫衰弱，被挤倒地不起，人群踩踏而过，杨朝晖呼喊求救“拉拉我，救救我！”力竭声嘶，混乱嘈杂中听者未闻。杨朝晖挣扎良久，用尽最后力气，伸手在空中挥动，伴以喊叫。原先与他同行的梁朝暾正走不远，终于循声看见了杨求救之手，回身一步步硬挤过来，拉起杨，相偕相携脱出生天。
    •梁擎暾
    梁擎暾，四川蓬溪人，1969年生，北师大心理系学生，6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周围守护至4日凌晨撤离，撤离时，救了同学杨朝晖一命。“6•4”后遭通缉，现居……
    •马少方
    马少方，江苏江都人，1964年生，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北高联”常委，6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与学生一起守护在纪念碑周围至4日凌晨撤离。“6•4”后遭通缉逮捕判刑3年。现居大陆。
    •张志清
    张志清，中国政法大学87级学生，“北高联”常委，6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与同学一起守护在纪念碑周围至4日凌晨撤离。
    •邵江
    邵江，1966年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北高联”常委，6月3日与同学一起守护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周围，午夜时分，前往西长安街燕京饭店一带观察并抢救伤员，T恤上沾有伤者脑浆，至今保存；返回广场，讲述解放军戒严部队杀人情景，建议撤离。六四后入狱17个月，获释后起诉警方、公安部、国务院侵犯公民权利，上书呼号民主，屡遭拘捕监居。1997年流亡海外。现居英国，就读威斯敏斯特大学，系政治学在读博士生。
    •熊焱
    熊焱，湖南双峰人，1964年生，北京大学法律系代培研究生，6月3日与同学一起守护在天安门广场，并前往西长安街抢救受伤者。“6•4”后遭通缉逮捕关押2年。现居美国，在美军中任随军牧师。
    •潘强
    潘强，山东大学外文系学生。6月3日，潘强在广场拿着小喇叭声嘶力竭地劝导民众放下石头棍棒，不要拼命。一位工人红着眼怒吼着：“他们杀人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害怕就滚开！”潘差一点挨了一位工人的揍。4日凌晨4时，天安门广场熄灯之后，潘强因疲惫至极，明知就要清场杀戮，还是不听同学劝阻，在历史博物馆东门前小树林里睡了一会。他自我安慰：先躺下休息一小会儿，以便在清场时头脑清醒些，否则在黑暗中晕乎乎反应呆滞，很容易被杀。这一躺，他无意看到了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用水龙头冲洗广场地面的场景。他成了最后一队撤离广场的学生队伍中最后一人。
    •谢京锁
    谢京锁，21岁，居北京，北京联合大学轻工业学院学生。6月4日凌晨，谢在西单六部口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棍棒打烂下身，继遭射中左胸，送市急救中心抢救无效死亡。
    •刘弘
    刘弘，24岁，清华大学88级环保专业研究生。6月4日凌晨，刘在前门附近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腹部，肠子流出，被同学塞进，扣上一只小盆后送医院抢救，死于同学怀中。
    •阎文
    阎文，22岁，居北京，京大学数学系87级学生。6月3日夜，阎扛着私人摄像机赶到长安街拍摄，4日凌晨1时许，在木樨地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右腿主动脉，死于海军总医院。
    •张XX
    张XX，19岁，河南人，北京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88级本科生。6月4日凌晨，张自天安门广场撤离至六部口，额头遭棒击，继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咽喉，送北京市急救中心抢救无效身亡。
    •夏之蕾
    夏之蕾，女，22岁，南方某大学学生。6月4日凌晨，夏随广场学生外撤，行至东单时，夏踉跄倒地，说了句“快！快找个地方歇歇。我好像中弹了。”夏捂着胸脯，鲜血从她的指缝中涌出。几位女同学脱下她的衬衣，发现左胸中了一枪，血仍在往外涌，几分钟后身亡。
    •李浩成
    李浩成，20岁，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汉文学专业87届本科生，团支部书记。6月4日凌晨，李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拍摄照片，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两弹，送同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校方给予李亲属2000元作为补偿，同时销毁了李的档案。
    •王楠
    王楠，19岁，居北京，北京市月坛中学学生。6月4日凌晨，王在南长街南口拍照时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中头部倒地，倒地的王楠作出“V”字手势后昏死；军人禁止救护队送医院抢救，一老太太跪下呼天抢地恳求军人开恩让送医院，军人不从，两三小时后王身亡；守护在王身旁的医生学生民众要求移尸医院或家属，军人仍不从。尸体被军人埋于天安门西侧北京市28中学校门前绿地内。6月7日，尸体发出异味，经校方交涉，将尸体挖出。6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为其出具“外出死亡”证明。
    •王磊
    王磊，西北大学哲学系87级学生，6月3－4日与同学一起守护在天安门广场，4日凌晨撤离朝前们方向走时，他身后有两位同学被背后解放军戒严部队射来的子弹击中倒地，王磊回身抢救，将伤者送往前门医院。
    •高旭
    高旭，山西大学电脑系学生。6月4日清晨，高旭随学生队伍撤离了天安门广场。因有同学遗忘了照相机，高旭返回广场去取，即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抓捕。高与一起被抓捕的8人被捆绑在人民大会堂的柱子上，军人用枪托狠砸他们，用烟头烫他们。有人的前胸后背被用烟头烫成了“暴徒”二字。打够了后，高旭8人被转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关押，再遭毒打，昏死过去，用冷水泼醒再打。高旭侥幸活命，然双目几乎失明，严重脑震荡后遗症，每天须服止痛药度日。
    •郑鲁滨
    郑鲁滨，北京测绘出版社职员。6月3日下午3时15分，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南侧用武装带猛力抽打学生市民。郑鲁滨上前抢救一位被打倒的老人，遭军人毒打，头部被用钢盔砸破，血流如注。晚7时，郑鲁滨出席了学生召开军人武警暴力伤人的新闻发布会，现身说法。
    •李兰菊
    李兰菊，女，香港浸会学院传理系学生，6月3日夜在天安门广场竭尽全力劝民众不要以暴易暴，不要手执棍棒作无谓的牺牲。她勇敢地走向荷枪实弹虎视眈眈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拉住一位军官的手，哽咽着说：我是香港的学生。天安门广场里的人都是大学生，是国家的精英和栋梁，他们是和平请愿，绝不是暴徒……你们不能开枪，求求你们，不要朝他们开枪！”李兰菊痛苦失声，跪倒在地。一位15、6岁孩子放声大哭，要去和军人拼命，李兰菊拼命劝阻，百般抚慰，孩子伏在李兰菊肩上，凄厉哭叫“哥哥，哥哥！”当李兰菊再次见到这位孩子时，孩子已是浑身鲜血躺在一位工人的怀里。李兰菊悲愤痛心，当场晕倒在地，被人送到急救站再转同仁医院。
    •陈清华
    陈清华，香港浸会学院工作系学生，6月3日夜在天安门城楼附近拍照，后伴送同学李兰菊来到同仁医院。传来军人要来医院搜捕暴徒的消息。医院人员劝导轻伤者离院躲避。陈清华将自己身上的3000元人民币分发给躲避的轻伤者作路费，每人100元。
    •小陶
    小陶，16岁，学生，因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射杀，在同仁医院救治。陈清华分给小陶100元时，小陶流着泪拒绝了，说：“我是不行了，胸口中了两枪，一条腿也断了。你还是把钱分给别的同学吧。”小陶看见李兰菊腰包上有一枚“天下为公”的徽章，对李说：“请你告诉同学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又哽咽告诉李：他是独子，父母一定会为他的死讯伤痛。6月4日下午3时，陈清华、李兰菊要离开医院，特意去向小陶告别，发现小陶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永远不会说话了。
    •雨源（化名）
    雨源，学生。6月4日晨，撤离的学生队伍行至六部口，解放军戒严部队三辆坦克从后追了上来，一边施放毒气弹，一边径向躲避的学生碾压挤压过去，碾挤死伤十几人。雨源目睹同学遭碾压，悲愤莫名，设法收敛5位被碾死同学尸体运走。未料，碾人坦克去而复返，从背后径向收尸的他压去。民众和同学冲他惊叫，雨源回头一看，坦克已在身前，他条件反射地扔掉手中木板，跳往一边。转眼坦克已过，雨源扔掉的木板被压的象麻片。雨源诸同学和一位个体户小卡车司机终于把这5具尸体运往政法大学。车子开的慢，以不颠簸重叠的尸体，又为绕开军人，在胡同里寻路；一路上，护送的自行车越来越多，还有行人跟着，有上千人。小卡车到达政法大学时，数千名师生在校东门口迎接。一位老教授噙着泪水紧紧抱住从卡车上跳下来的雨源。一直憋着的雨源这才趴在老师身上嚎啕大哭起来。
    这5具被解放军戒严部队从后碾压而过的尸体摆放在政法大学教学大楼，设置了灵堂。先后有数以万计的师生前来祭悼。
    •林耀强、黎洪
    林耀强，香港中文大学学生、赴京声援香港专上学生联合会主席；黎洪，香港中文大学学生。林黎诸香港学生在6月4日凌晨3时许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会晤学生领袖柴琳诸人，表示支持，双方紧紧握手拥抱。柴琳诸北京学生领袖再三恳请林黎诸香港学生离开广场，争取安全返回香港；林黎坚持留下，他们说：我们虽然是香港学生，但也是中国人，在这个时刻决不能离开。林黎诸香港学生终于留了下来，与北京学生一起守护到最后一刻。
    •王维林（？）
    王维林（？）。1989年6月5日，北京戒严部队天津警备区坦克一师的十余辆坦克从天安门广场离开时，有一个人挡在坦克前阻止坦克离开。这个人据说叫王维林。美国公共广播协会公布的一段录像中显示：在东长安街上，王维林跑向一列正在前进的坦克，挥手示意坦克后退。坦克停止了前进，并试图绕开他，但他仍然左右移动坚持挡在坦克之前。当头坦克停下，后续坦克相继停下。王维林爬上当头坦克，坦克里面的军人爬出来，两人交谈了一会儿，那个军人朝后面的坦克挥挥手。王维林爬下了坦克，坦克往后面退了几步，又突然加速试图冲过他，王维林再次挡在了坦克跟前，相持一段时间后，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子骑到了坦克跟前并与王维林交谈了几句，这时路北方跑来两个身穿蓝色工装上衣高举双手的男子，一左一右夹送王维林快速跑步离开坦克，从画面上消失了。录像到此完毕。中央电视台曾播放过相关录像，显示王维林安然从坦克前离开。中央电视台在语言文字的报道中，称王维林为“螳臂挡车的歹徒”。中央电视台在后来大量播放六四节目时不再播放这一录像。
    1989年“6•4”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接受美国记者芭芭拉•沃尔斯特访问时，被问及王维林的下落，江泽民表示不知情，至于之后王是否被秘密逮捕并处死，江泽民表示没有(never)。
    1992年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多次会晤江泽民询问王维林下落，江泽民明确回答：死了的人名单里没有他，关着的人里没有他，看来是躲起来了。
    2003年，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纠察队长张健在马德里对三人说：王维林是安徽合肥工业大学学生，是他任队长的纠察队队员，他很熟悉，尚在人世，居大陆某地。
    2007年，香港某大学黄某在德国柏林说：王维林是考古专业人员，尚在人世，在台湾故宫博物馆任职。
    以上说法莫衷一是，都没有确凿依据。王维林身份至今未能确认，生死未卜。“王维林”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英国报刊上（Wang Wei lin），中文是据其音译沿用流传，英文报刊的准确名称则未见，更未见有人顺藤摸瓜，予以挖掘考证。“王维林”的真实姓名至今未有任何确定资料可资佐证。
    【九曲澄曰：王维林挡坦克的照片、录像出现在全球各种媒体，被视为英雄，被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相对于中国大陆百姓对他几乎毫无所知的情况，全世界亿万电视观众则明白无误确认：1989年6月5日王维林档坦克是人类良知与勇气在向无情的专制机器挑战，这一瞬间，已成为永恒的历史象征。】
    美联社
    •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
    余志坚，湖南浏阳人，26岁，浏阳市中学教师。喻东岳，浏阳人，22岁，浏阳报社美术编辑、记者。鲁德成，浏阳人，26岁，汽车公司司机。
    余喻鲁三人志趣相投，相交相知，谈文学谈政治，谈毛泽东谈中国前途，对专制深恶痛绝。1989年春学潮起，余喻鲁偕长沙学生组成“倒邓拥方”湖南请愿分团于5月18日抵京声援北京学潮。在北京，他们积极参加了各种示威游行、演讲、拦截戒严部队等活动。
    余喻鲁痛恨邓小平的戒严镇压，不满赵紫阳的懦弱，对学生下跪式的乞求民主也大不以为然。5月21日，他们写了意见书，希望“高自联”能够迅速“号召首都和全国工人罢工、市民罢市、学生罢课”。他们上广场向学生领袖投书，未果。
    5月23日午后，余喻鲁在天安门城楼贴出了“五千年专制到此可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大型横幅。2时40分，余喻鲁站在城楼下，将事先备好的颜料鸡蛋，砸向了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的毛泽东巨幅画像。一时轰动全国，震惊全球。
    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的学生领袖将余喻鲁三人送交北京市公安局。六四屠戮后，余喻鲁被以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分别判处无期、20年、16年徒刑。1989年冬，余喻鲁被押回原籍湖南，关在衡阳监狱服刑。
    喻东岳在狱中遭狱卒殴辱酷刑致精神失常仍被关押。2006年，喻东岳坐牢16年9个月后获释。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现在是什么时间，世界有什么变化。如此延续半年经多方治疗后始稍有好转。
    鲁德成于1998年获释。余志坚于2000年获释。2004年，鲁偷渡至泰国。2006年，鲁移居加拿大。喻东岳至今仍然精神失常。
    •方政
    方政，北京体育学院理论运动生物力学专业学生，1966年出生于安徽合肥。1989年6月4日晨，方政从天安门广场随着撤退的学生队伍走到离中南海约50米的六部口附近。三辆随后追来的坦克施放的毒气弹在他身后爆炸。跟谁方政的一位女同学吓坏了，方政扶抱她往人行道移动。这时一辆坦克从方政身后急速驰来，坦克炮筒子就在方政头上。方将学妹推靠在自行车道与人行道的护栏上，自己躲闪不及倒地，坦克压到双腿，毫不迟疑地碾了过去，方正的裤子连腿被卷到坦克履带的链条上，拖了一段路后，链条把双腿撕拉掉了，方政从坦克的履带上掉了下来。方政还有知觉，下意识地滚到了路边，靠在护栏上，昏死了过去。好心人将方政送积水潭医院救治。已经接近死亡的方政由于医生护士的全力抢救得以存活，右腿截肢大腿上部，左腿截肢膝盖位置。
    九死一生的方政6月9日被从病房抬到一间大办公室，北京市公安局盘查审问了重伤中的他，让他在笔录上签字。20日，方政从积水潭医院转到北京体院校医院。为方政所救学妹安然无恙，到医院看望方政，感谢方政救了她的小命。院党委让方政写交代，要他不要写是坦克压的，写是军车或者是装甲车压的，且责问方政是否有暴力举动，否则，坦克为什么会压你呢？方如实陈述。院党委找到被方政所救学妹作证，学妹说：我记不起当时的情况了，当时我没有看到坦克压人，我昏过去了。甚至不承认与方政在一起。有另外的目击者北京钢铁学院吴培老师和曹姓职工则主动找到体院校方为方政作证。
    1992年，方政被赶离学校，没有分配没有工作，生活艰难。
    方政参加了1992年全国残疾人运动会，获轮椅铁饼、标枪冠军。1994年远东及南太平洋伤残人运动会在北京举行，方政报名参加，通过选拔赛，参加北京集训。领导知其是1989年六四被坦克碾断双腿后，即取消其参赛资格。此后，方政一直被当局监控至今，被当局绝了与体育运动的缘分。2008年奥运前后，方政踪影全无，再也找不到他。
    2008北京奥运前，有心人呼吁：“方政，你在哪里？天不绝方政！他顽强地活下来了。我们不要再一次碾杀方政！底层人，我们找到方政，与他聊天，买点糖果诸小礼物给他的孩子，送一束鲜花给他的妻子、父母，感谢他的妻子成为方政的女人，感谢他的父母养育了方政这么个顶天立地的男儿；住在他附近的朋友，带上一杆标枪、一个铁饼，推着他的轮椅，陪他上最近的体育场，与他一起掷铁饼、投标枪。”
    2009年3月，方政偕妻子来到美国。
    他（方政）的双腿被坦克轧碎(六四凌晨6:25)。两个人试图帮一位在六部口落入陷阱的大学生包扎被碾碎的双腿。资料来源：《观察家》杂志 Le massacre du printemps. Collectif, Chine, le roman d’une revolution inachevee, Document Observateur, No. 7, Edition Hachette, Octobre 1989, p.117.
    •武文建
    武文建，河北人，北京燕山化工厂工人。武六四前去天安门帮助学生维持秩序，六四清晨去天安门看实况，见地上一滩滩血，见解放军一大片，迎过去欲询问情况或论理。缘其从小受 “军民鱼水情”云云的教育，一时绝接受不了解放军会杀老百姓的事实。握铁棍兵数百人追打他，武背上挨了一棍，幸腿快熟悉地形，钻胡同得以逃脱。另有一青年被追上打倒，不成人形。兵退后，武与群众送尚有一口气的青年去医院。武回家后，找了件体恤衫，用毛笔写上：“还我民主！还我自由！”后背写孙中山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在燕化厂区游走，逢人便说城里情况，被群众推上货车演说，喊口号“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罢工！罢市！反对镇压！”旋转身躯让群众看前胸后背的字。武后来躲到河北奶奶家老家。武父相信公安局长朋友“只要找出你儿子，一定宽大处理”的话，告诉他儿子在河北。警察去河北把他儿子抓了回来交给了党和解放军。武被以“反革命煽动罪”判7年。1995年出狱。武说：“这些年来，估计写了几十万篇文章吧——我每年都要看一些，就没一个字，为这些‘暴徒’而写，好象这些人根本没存在过……”。武文建现居北京，39岁，画画维生，入狱时19岁。
    武文建 2008年 北京
    •张健
    张健，18岁，北京体育运动学校学生，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纠察队总队长。1989年6月3日午夜时分，在天安门东观礼台对面，张健和纠察队员对着戒严部队的军人高喊：“人民军队爱人民！……”这时，一辆大型公共汽车越过人群直接开到军人前面，军人随即开枪扫射，把汽车打的像筛子一样，浑身都是枪眼。随后军人端枪冲到车上，揪着那些浑身是血的人的头发，把他们一一拽下车来。张健此时与大家一起呼喊：“不准打人！你们放了他！放了他！”军人又举枪射击，几个人中弹倒下。张健撩起上衣直至胸前，对着戒严部队领队的一名中校军官高喊：“我们都是学生，我们没有武器，人民军队爱人民。如果你们想杀死我们的话，我就是你现在看到的纠察队员的头。要杀你就先杀死我！”中校距张健十米远，听到他的叫喊，随即举起手枪瞄准他连开三枪。张健中弹倒地，纠察队员冲过来抢救。伴随着女同学的哭声，军人再次开枪，又有人中弹倒下。张健与另四位伤者被抬到一辆打坏了的121型号的汽车上，沿途近百人接替推车到同仁医院。张健获救，右膝盖中弹，右大腿肱骨粉碎性骨折，一颗子弹头至今未取出。与张健同车另四位伤者，3人死于途中，一人死于手术台上，皆佚名。
    【九曲澄曰：愿佚名的英烈亡灵安息。2003年，余有缘晤张健共餐，摸到其大腿上一颗活动子弹。张健现流亡巴黎，皈依基督，由纠察队长改为牧师，传教为业，不忘六四。】
    •齊志勇
    齐志勇，33岁，居北京，北京城建六公司工人，1989年6月4日凌晨回家路上，在西单六部口附近胡同里遭解放軍枪击中双腿四弹致伤，群众送他到宣武医院救治，左腿切除。事后，齐志勇拒绝承认官府对他致残原因为“意外事故”的定性而长期遭受报复刁难，失去工作，没有分文补偿抚恤。齐志勇摆小摊、开小铺维持生计，被官府以“整顿市容”为名取缔。齐志勇申请办一个废品收购站，屡遭辖区派出所所长嘲笑刁難拒絕。齐志勇仍然坚持实事求是：我的腿是六四那天被解放军开枪打伤致残的。现齐志勇全家四口仅靠妻子打零工收入维生。齐志勇伤残后遗症严重，无钱医治。
    齐志勇
    【无名氏英雄谱•6人•3群体】
    •白衣少女
    1989年6月4日凌晨3时10分，解放军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城楼东侧南向广场上的学生一阵扫射，几个人被打倒了。学生愤怒异常，难以相信。这时，一个身着白色连衣裙的姑娘，在卧倒的人群中站了起来，向军人大步跑去。夜色中，少女长发飘飘，在白色连衣裙衬托下，象一位天使，象一尊观音，身后，还跟着5、6位男青年。全场的人都惊呆了。军人又开枪了，5、6位男青年先被击倒，白衣少女跑到军人10余米处，子弹的射中了她的大腿。她象天使一样折翼倒下。
    【九曲澄曰：她真实存在，有两位目击证人不约而同的叙述了这一场景。她是谁？她是活着的林昭，她是民族的精魂，她是我们的老师，她是我们的姐妹，她是女神，她是观音，她是女娲！找到她不会很难，只要把二十年的时间腾出二十分之一，只要有心，只要协力，我们的白衣少女就会来到我们中间。】
    •挥舞旗帜遭坦克碾压者
    6月4日凌晨，聚集在金水桥一带的坦克装甲车开始向广场驶来，数千人的队伍在学生纠察队手拉手的维护下，向广场东南角退去。有一位男生爬上帐篷顶，对着迎面而来的坦克挥舞着一面旗帜，一直挥舞着，直到坦克碾过帐篷和他的身躯。
    •一位北京市民
    1989年6月3夜至4日上午，他独自用平板车冒着遭解放军戒严部队枪击的危险，拉了21趟受伤者。
    •帐篷中的殉道者
    6月4日凌晨4时，天安门广场突然熄灯后不久，列阵于金水桥前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坦克、装甲车向广场推进，矗立在广场北端中央的“民主女神”象首当其冲，轰然倒下，然后是一座座帐篷被碾压而过，成为一滩滩鸡零狗碎，连同帐篷内疲惫不堪尚在梦乡的学生。坦克的轰鸣掩盖了学生惨死的凄厉叫声。其时，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南北两侧有300余座帐篷，“民主女神”塑像周围有20座帐篷。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帐篷里有学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坦克一径碾压帐篷而沒有军人事先搜查驱离帐篷中的人员。（参阅吴仁华著《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内幕》392－402页）。
    •两位女青工。
    6月4日凌晨1时许，一位浑身是血的青年工人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特别纠察队处泣不成声报信：与他同行的工人弟兄都被解放军戒严部队打死了，他是唯一的生存者。这时，这支工人纠察队仅存的坐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两位女青年猛地甩掉披在身上的军大衣，情绪极为激动地要与来报信的男青年一起去西长安街。特别纠察队领队、政法大学教师吴仁华和队员流泪苦劝苦阻，坚决不放这两位年青的女同胞去拦阻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装甲、坦克，去送死。“求求你们俩，别去了！千万别去了！我们良心上受不了！受不了呀！”两位女青年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哭着说：“同行的弟兄们都死了，我们不能贪生不去啊……”。这两位女青年还是随着浑身是血的男青工走了。没见他们再回来。
    •喊“中国人，站起来！”的北京市民
    6月4日凌晨4时25分许，一群北京市民从天安门广场东南角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走来，一边走一边齐声呼喊着：“中国人，站起来！中国人，站起来！”其时，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北京城内各地和天安门广场开枪杀戮已是尽人皆知的血腥事实，广场剩有数千名学生坚守着。这群北京市民慷慨赴难，喊声激昂悲壮深刻，在漆黑的夜空回荡，似无声处惊雷。
    •温州媛子
    6月4日凌晨4时半许，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来了一位温州媛子（温州方言，姑娘叫“媛子”），坐在了特别纠察队领队、政法大学教师吴仁华的旁边。因系不认识的陌生人，在时刻有生命危险的杀场环境中，吴不免追问其来历，媛子答是搞摄影的个体户，温州人，要将这百年难遇的历史事件用镜头记录下来。恰吴仁华也是温州人，二人皆兴奋地改用乡音交谈。温州媛子为吴仁华在纪念碑前拍了一张照片，说会将照片寄给他，吴仁华给了她家乡的地址。此后，吴仁华未再见到这位温州媛子，也没收到过她寄的照片。温州媛子，您在哪里？愿您平安！
    •燃篝火视死而归者
    6月4日凌晨4时，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全部熄灯。风高放火，月黑杀人。此举给尚守护在广场的数千学子产生了巨大的死亡恐怖心理压力。这时，在广场纪念碑底座西侧20余米处，有学生用棉被帐篷布等物燃起了第一堆篝火，随后，在纪念碑周围陆续燃起了好几堆篝火。燃篝火者不会不懂这是最好的靶标。有学生特意跑向篝火，围绕着篝火席地而坐。闪烁的篝火，映衬着纪念碑底座周围一面面迎风飘扬的校旗和一张张视死而归的殉道者面孔。
    2007、6、4——2009、4、15初稿
    于马德里
    《纵览中国》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 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 。

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上）

余志坚：八九回顾：我所认识的六四“暴徒”

 

余志坚：八九回顾：我所认识的六四“暴徒”

老武 @ 2009-4-19 20:22 阅读(2415) 评论(10) 推荐值(129)

按：廖亦武兄已经给余志坚兄做了访谈录，访谈时很不容易，一篇访谈竟然换了3个地方。余志坚兄说，喻东岳彻底疯了，连他都不认识了。 

每次想到喻东岳先生现状，我的心情除了悲哀就是无奈，真他妈想骂人。我真心的希望大家和有些经济实力的朋友给喻先生以人道的照顾，同时也关注余志坚兄的生活情况。我谢谢好心人了，我先给你们鞠躬了！

下面文章是余志坚兄07年写的，贴出来给大家看看。我不想多说了，痛到深处真是无话可说。。。

---- 老武

八九回顾：我所认识的六四“暴徒”
　　余志坚
　　　一、在北京东城分局和“K字楼”
　　18年前，“五.二三”蛋击毛像事件之后，喻东岳、鲁德成和我被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看守所旁边的收容所内。三人是分开关的，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是关在几号监牢了，只记得是和一个北京小贼关在一起。从5月24号到6月3号，我只被提过一次审，日子过的很清闲，号子里就我们两人，什么事也不用做，就是吃饭、睡觉，看看报纸，偶尔聊聊天。我虽然很关心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情，焦虑时局的演变，但由于与世隔绝，除了能读到一份《北京日报》外，什么信息也得不到。
　　记得读到6月1日的《北京日报》说：“天安门广场上的十万外地大学生已经撤离了北京”的报道时，我还估计整个学潮和运动也就这样和平的慢慢的收场了。我对自己说：“也好吧，没办法，能怎么样呢！”那时候，我对局势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如果学潮和运动成功，我们的事情肯定会大事化小，而如果学潮和运动失败，则当局很可能会拿我们三人开刀。
　　6月3日晚上11点，我还没有睡觉，突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噼里啪啦”，持续不断，直到天明。我当时感到极度的震惊，尤如五雷轰顶，心里头翻江倒海，彻夜未眠。
　　伴随着外面“噼里啪啦”的枪声，我写下了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和我后来写的一份遗书，喻东岳、鲁德成、胡敏等人都在湖南衡阳监狱看过，之后在湖南永州监狱我被关严管队时，连同我的另外一些文字被监狱方面查扣，直到出狱也没有还给我。）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当时写下的对时局的判断：“那么，邓/小/平当局是公然向人民开枪，与人民为敌了！”“中国历史，人类历史最为黑暗的一页正在揭开！”
　　6月4日早晨，天还没有透亮，号子里就开始进人了，一直不断，被抓的都是清一色的北京小青年和大学生。小青年多半是什么砸了警亭的啊，向大兵扔石头的啊，或者是深夜还在街上游荡的啊，大学生则是身上搜出了传单一类的啊，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由于看守所已被军事管制，这些人进来时几乎个个都遭到大兵拳脚相向，有的是暴打，打的很重，尤其是大学生。有的大学生进来时还分辨：“我是大学生！我没干什么！”，可那帮大兵却边打边骂：“还大学生！就是要打你们这帮大学生！”
　　不到几天，原来只有两人的不到20平方的号子里，竟关上了三、四十人。号子里的人勉强能站下脚，连转身都困难，何况便池也在号子里面。人又多，天又热，也不放风，完全成了人间地狱。因为挨打，号子里很恐怖，加上纷纷流传着邓大人的那句“杀他二十万！平息二十年！”的话，气氛更加恐怖。他们都说了外面正在发生的事，如机关枪对着人群扫射，死了很多人，死的人数以万计，等等。
　　由于时间太久，这些人都差不多忘了，独独记得一位北京邮电学院的学生，戴眼镜，姓康，单名，名也忘了。他是6月5日准备从火车站南下演讲时，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些宣传品被抓的。他说他自己不是学生领袖，但和他们熟。他5月底时去了丰台火车站，自愿协助工运，和韩东方在一起。他很佩服韩东方，说韩是“中国的瓦文萨”。他虽然挨了打，精神却很振奋，仍然敢说：“人民已经起义了！”“独裁政府肯定垮台！”
　　依照当时官方的说法，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那么，该有许许多多的暴徒吧。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北京的小青年和大学生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暴徒，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烧过车的、打过大兵的。或许因为是收容所，大概没有真正的暴徒给送进这里来。我对他们的印象都不深，自然也就不太记得了。我想，在我离开了东城分局后，这些人大概也就放的放，劳教的劳教，判刑的判刑了。即便判刑，也应该判的不重吧。
　　六月十五日，我们三人被从东城分局收容所转走。来了七、八辆军用吉普车，几十个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腰系大皮带，脚登大皮鞋的全副武装的大兵。几个大兵象拎小鸡一样，把我丢进一辆军用吉普车中。我刚倒在车上，完全还没有反应过来，一个大兵又用冲锋枪的枪托一托子打在我的嘴上，我满嘴是血，一颗门牙被当即打脱。这几个大兵随即跳上车，用军用皮靴踩住我的头、背和脚上。我当时的一个最极端的想法，是以为他们要把我们三人拉到外面给秘密枪决了，感觉毫无办法，无法可想。
　　然而不是，终于到了一个地方。他们把我拖下车，带到一幢大楼的一个大厅。然后，宣布我们三人被正式逮捕了，罪名是“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煽动宣传罪”。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有名的“K字楼”，即“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因其建筑结构象“K”字，故名“K字楼”，据说还是日本人占据北京的时候修建的老建筑。与“K字楼”一墙之隔的，便是北京市第一监狱。
　　由分局到市局，由收容审查到正式逮捕，意味着我们的案子已经严重升级了。我刚到“K字楼”时是关在二楼，5筒，最里面的一个小号子。喻东岳关在我对面的筒子里，鲁德成关在楼下的筒子里。我刚进号子的时候，里面关了三个刑事犯，其中的牢头是个经济犯，叫田苗，是个干部子弟。他们在里面关久了，对外面的形势显的异常关心，兴趣极大，事无巨细，总是问个没完没了。他们知道我是砸毛像进来的，便表示很佩服，可也认为我们很傻，肯定要被枪毙，有些不值得。他们问我“六//四”大屠杀的事，我有些答不上来，只是把在收容所听说到的一些事说了说，由于说得不太真切和细致，他们竟然感到非常的遗憾。

过了两天，我们号子进了一个新人，叫刘国庆。三十多岁，高个头，很强壮，住北京市门头沟煤矿附近。他是个傻子，也是个结巴。说他傻，是因为他智商比平常人低，性格却很忠厚，从未谈过恋爱，也没结婚，有着浑身的力气。他倒确确实实是一个暴徒，因为他是烧装甲车进来的。我们反复问他烧车的事，他却答不上来，也说不出自己是在哪儿烧的车，真是遗憾。我们反复的问，他总是反复的说，“气愤!......气愤!......坦克车轧死人了！坦克车轧死人了！”
　　在反复的询问当中，我们总算了解到有关刘国庆烧车的一些真实情况：原来刘国庆烧车时，是亲眼见到坦克车轧死了人，他气不过。旁边的人很多，一些人把汽油往路过的装甲车上泼，他则用丝手套沾上汽油，点着火，然后朝装甲车上扔。一辆装甲车就这样被点火烧着了。
　　没过几天，刘国庆便从我们的号子里转出去了，听说是以“放火罪”被判了死刑。出去的时候，他黑红的脸都白了！“K字楼”的规矩是，接了死刑判决，就转到死牢里去。死牢据说就在“K字楼”的地下室。
　　在这之前，北京已公开宣布枪决了两批六//四“暴徒”，西方国家也由此开始一致对中国政府实行制裁。在这之后，被枪毙的人也就再没有在媒体上公布姓名了。当时对六//四“暴徒”的打击真叫是“从重从快”，闻所未闻。据说是一审、二审法院同时办案，一审判决死刑，服不服？不服？二审当即开庭：维持原判，拉出去枪毙！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刘国庆究竟被枪毙没有？他的姓名是真实的，北京门头沟煤矿的住址也是真实的，我希望北京的有心人，能帮忙去查找一下。一个傻子出于义愤，烧了车，被判了死刑，这实在是一个悲剧。
　　刘国庆走了以后，又进来了一个人，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徒，大名叫路中枢，中等个子，是河北邯郸市郊区的农民。他可了不得，据说，他一个人竟烧了五、六辆坦克车和装甲车，其中有一辆价值几百万元的德制装甲车，里面竟然坐着一位师长，车被他烧了，师长当然也就屁滚尿流地逃了。可是不管我们怎么问他，他总是一个字也不说。他的情况，我们都是听管我们筒的一个叫赵队长的警察说的，赵队长还说：“路中枢有精神病，他会不会判死刑，就看法庭会不会承认他有精神病。”
　　号子里的人都和我一样，认为烧车越多越英雄。我们打心眼里佩服路中枢，都叫他“路大侠”，好吃好喝的待遇他，可路大侠一点面子也不给我们，从头至尾也没说过一句话。我们不知道路大侠是不是精神病患者，我们也不知道路大侠为什么不说话。和刘国庆一样，我也不知道路中枢的死刑究竟被执行了没有？尽管我判断他们十有八九是被枪毙了，但这不是确证，现在也很难去确切地查证。我写下这些文字，是录此存档，作为纪念的意思，我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能搞清楚他们的真相和结果。
　　七月初，我接到了起诉书，检察院对我们的指控很严厉，什么“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后果特别严重，性质极为恶劣，在国内外造成极坏影响”，等等。“K字楼”里流行一句话，叫“两特两极，必死无疑”。同号的人都认为我们会判死刑，赵队长经常找我聊天，他也对我说，“判不判你们死刑，就在于邓大人一句话了。如果他不发话，你们也就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下了一份准备留给我姐姐的遗书，大意是两点：一，生活是美好的，生命是宝贵的。二，我对我自己做的事负责，死而无憾。我还在号子里的墙壁上写下了那首《仍然——我的五四宣言》：
　　仍然要砸！——砸不破的铁屋
　　仍然要倒！——倒不烂的酱缸
　　仍然要流！——流不出的眼泪
　　仍然要干！——干不下的杜康
　　仍然要战！——战不胜的死神
　　仍然要登！——登不上的山峰
　　仍然要画！——画不圆的圆圈
　　仍然要拂！——拂不去的忧思
　　据廖亦武的文章说，北京有位叫武文建的画家，后来也关在我呆过的这个号子，他看过我的题诗。

七月中旬吧，我被从小监号调到隔壁的一个大监号，号子里有六//四“暴徒”，但更多的是刑事犯，也就十七、八个人。此后一段时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六///四“暴徒”，是个青年，不到三十岁，长得白白净净，非常清秀，已经结婚，夫妻很恩爱。我现在连他的名字也忘了，只知道他的绰号叫“费翔”，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当局指控他杀害了一位姓崔的“共和国/卫士”，有街头摄像枪的录像作为证据，我问过他，他不否认，可也不愿深谈。从他的外表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暴力倾向，但从他说的不多的话中，我们能设想到当时的那种场景和气氛。
这位青年，或许知道自己肯定会被判死刑，他不愿谈六//四，也不愿谈政治，很坦然面对的样子。他的绰号叫“费翔”，是因为他唱歌唱得很好，都是挺抒情的，象费翔一类的歌，他唱的一首《安娜》，感动得我当时都哭了。我还深深地记得，吃罢晚饭，大伙把铺盖收起，十几个戴着手铐脚镣的可能会判死刑的犯人在一起跳舞，在木地板上，脚镣“哐当哐当”地响，节奏感也很强。这种舞会每次都有“费翔”参加，他唱歌跳舞的样子都很安详，实在让人难以忘记！直到有一天，监牢的铁门哐当的一声响：“某某某，出来！”这位我们叫做“费翔”的青年就这样消失了！和刘国庆、路中枢一样，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因为他出去接的是死刑判决书！
　　东城分局和“K字楼”关押的六///四“暴徒”很多，我见过的却很少，现在还记得的就只有上面提到的康同学以及刘国庆、路中枢、“费翔”三人了。18年过去了，我写下了这些文字，是为六///四18//周年//祭吧。
　　2007.5.23于湖南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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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汉王昊轩 [65.49.2.*] @ 2009-4-19 22:40:24

两特两极，必死无疑

[匿名] [65.49.2.*] @ 2009-4-19 22:56:38

生活在一个众人围观老人倒地却无人援手相助的时代，现在才知道，在20年前，有那么多人手无寸铁，面对现代化的屠杀凶器，居然会仅仅出于义愤而连命都可以不要，他们是中国人的脊梁。
20年了，中国人失去的岂止是8964的集体记忆。

八分之一个半拍 [121.91.26.*] @ 2009-4-19 23:13:11

在这个罪恶深重的国度，生命曾经被这样地肆意践踏着，反复地践踏着
总有一天，要给人民一个说法！

[匿名] gz [64.182.119.*] @ 2009-4-20 12:23:32

楼主成立一个基金会吧，大家都来帮助他们！

八分之一个半拍 [121.91.26.*] @ 2009-4-20 19:39:25

悄悄话

[匿名] [65.49.2.*] @ 2009-4-20 21:53:55

向死去的兄弟致敬!
你们是有血性的,国家欠你们,我们都欠你们.

[匿名] [65.49.14.*] @ 2009-4-20 22:49:05

中国人的脊梁永远不会断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人也不会缺乏。

[匿名] mark [208.53.157.*] @ 2009-4-21 3:11:19

我今天喝了点酒，但我希望我不是因为喝了点酒鼓起勇气说了这些话，我在现实生活中始终没有勇气说出我心里所相信的东西，我很欣赏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他们有自己的理想，为了能坚持理想，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还有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即使流亡也不说虚伪的话。但作为我自己我却没有那样的勇气和胆量，所以我很为自己羞愧，甚至感觉自己很卑微，只有这么碌碌无为的活着，或者有空时和自己熟悉的朋友发发骚，但大多数朋友也不是太理解那时政府所说的那场政治风波，甚至嘲笑我的想法，但我坚信我所想的，而且我认为我有自由保持我的想法。但这只是不公开的信仰和想法，我渴望自由和民主，但却没有勇气为之付出什么，所以这里我向王丹，吾尔凯西这些流亡海外的义士们致敬，也为坚持在第一线的刘晓波和其他一些我所不知的人士们致敬，为已逝世的一些民主人士们默哀，还有那些为了开启民智的朋友们，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希望我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不是为了功力，而是为了自己的软弱和胆小而忏悔，在六。四纪念日二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为那些牺牲的正直的人士们默哀，他们的鲜血不会白流，我们将接过他们的火炬！

介子推 [65.49.2.*] @ 2009-4-21 8:48:50

人民不会忘记倒行逆施的刽子手，历史更不会。

[匿名] CC [208.53.157.*] @ 2009-4-21 10:06:59

平息二十年。呵呵，到期了。

余志坚：八九回顾：我所认识的六四“暴徒”

China Worker 1989天安门事件：震惊世界的7周

 

星期天, 19 四月 2009.

20年前北京大规模的学生抗议运动始于本周
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 中国劳工论坛（www.chinaworker.info）
中国劳工论坛( chinaworker.info)从本周起将推出系列文章纪念天安门事件20周年
1989年4月15日，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由此开始，触发了一场人类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之一的天安门事件。这场运动的发展很快就超越了其最初发起者的期望，并几乎推翻了所谓“共产主义政党”的专制政权。
4月17日，第一批抗议人群，约700名学生和教师，从15公里外的大学校园步行到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他们高喊着“胡耀邦万岁！民主万岁！打倒腐败！打倒独裁！”的口号。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这些口号带来的回响将传遍世界各地。
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前赴后继地加入到了北京示威活动中，反对政府的示威蔓延到全国110个城市。在整场运动直到血腥结束之时，示威者一直高唱“国际歌”，而当局的谎言却以此称整场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反革命暴乱。仅仅在第一次小规模游行的5天之后，在胡耀邦葬礼的当天，20万人不顾政府禁令占据了天安门广场。在北京20多所大专院校发生了“学生罢课”，之后一个称为“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的组织宣布成立以协调不同学校学生间的行动。截至5月中旬，产业工人也开始组织起来和并为独立工会运动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所有上述事件的发展使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感到恐惧，他们深怕出现一场“波兰式的混乱” [由此会发展出一个独立的大规模工人运动]。
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一场革命就是当群众开始直接对事件发展产生影响，并充分感知到他们进行这种影响的力量。”而这正是对当时中国局势所能有的概括。此时，因为“将资本主义制度重新引入中国”而受到西方政府所赞赏的邓小平当局，却正如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所描述的一样，看起来，“似乎处于一片混乱和无能为力之中”。统治集团和军方陷于深深的分裂中而无力应对。正如当时工人国际委员会（CWI）英国支部的报纸《战斗派》（Militant）所描述的，“... 和平推翻官僚体系的所有条件都已存在...唯一缺少的确实至关重要的部分：清晰的纲领、战略和战术。”[《战斗派》，1989年6月9日]
在 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那个晚上，邓小平和他在执政集团内的‘强硬派’支持者终于趟着成千工人和青年的鲜血重新恢复了他们的统治。邓小平动用了20万人民解放军部队对中国的首都进行“全面入侵”。而相比之下，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也不过使用了24.8万军队。根据大赦国际的数据，在风暴中心的北京有至少1000人被杀害。在此之后几周和几个月内，有超过4万人被警察搜捕，其中工人所遭受的痛苦甚至远高于学生。任何在运动最后几天曾经组织或者试图组织罢工的工人都被判处长期监禁乃至被以“反革命分子”的名义处决。短命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呼吁进行总罢工以迫使当局停止军事屠杀，而其活动参与者都被指控策划武装起义和反对政府，所有人员都遭到通缉与追捕。
阅读本文的读者应该清晰地知道所有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资料都被中国当局认为是“煽动性的宣传”。对政府而言正如“卡夫卡恐怖”一样，20年来他们全面禁止任何关于“六四”的新闻与报道。而与此同时，政府不停地重复着“天安门广场没有人死亡”，邓小平是被迫采取行动以避免“社会动乱”和“安全繁荣”的谎言。1990年代和21世纪初步的经济迅速增长仿佛为当年的屠杀提供的历史性的辩护理由。
但事实相反于当时中国当局一些领导人宣称，“镇压1989年运动未能防止中国重返资本主义。”中共领导人继续追寻越来越多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政策并同时进一步强化专制镇压。那些声称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是形影不离的兄弟的人士很难解释中国发生的一切——即‘中国模式’为什么如此流行于资本主义跨国公司中。
今天， 20世纪80年代一直被描述为相对开放和言论自由的“黄金时代”，正如“天安门母亲运动”在一份请愿书中所描述的（该组织成员包括在6月3日到6月4日被杀死在军管中众多人士的父母、亲戚和朋友），“当时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密闭的铁房子”。今年是特别重要的“六四”20周年，而且又恰逢灾难性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中共当局处于全面紧张之中。预计会有8万人乃至更多的人参加今年6月4日在香港举行的抗议集会。当然在内地，中国当局根本不可能容忍类似的抗议活动。而且目前当局已经开始加强所谓的“安全”措施以镇压“泛民主派”分子，并同时针对任何敢于公开批评政府的左翼和社会主义力量进行镇压。
综上所述，如今至关重要的是要充分吸取“六四”运动的真正的教训， 将其从迷雾重重的歪曲、谎言和误解中挽救出来，并通过新一代人的讨论和研究寻找到能真正改变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道路。
1989年群众运动的起源

北京的学运活动分子计划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走上街头进行抗议活动，并确保抗议活动能一直持续到当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5月15日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当时戈尔巴乔夫被普遍视为“共产主义政党”（事实上是斯大林主义）集团中的“民主派”。学生有大量的不满，但核心问题是担心他们认为本应该跟随“市场改革”一起发展的“民主化”进程在中国发生倒退，而当时戈尔巴乔夫统治下的前苏联的东欧地区这一进程仍然在蓬勃发展。而胡耀邦逝世的新闻促使学运活动分子根据传统“借悼念死者而谴责活人”的方式进一步加快推进他们的计划。
胡耀邦做为中共党的领导人于1987年被迫下台，起原因在于他处理1986年12月在北京和上海所发生的学生民主运动时过于“软弱”。官僚集团内部的“强硬派”担心由于胡的“软弱”而导致政治不稳定和来自于群众对于执政当局的挑战故而迫使‘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牺牲其盟友。胡耀邦是邓小平自1978年开始推进亲资本主义“改革开放”政策的先锋。但是他的解职并不意味着政策发生决定性的变化。胡耀邦的继任者赵紫阳是一个更加公开亲资本主义“改革者”。但是胡耀邦的失势加剧了泛民主派阵营和激进学生的担忧，他们担心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将被就此搁置。从而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必须采取某种行动”以使得天平的指针重新摆回到另一端。胡耀邦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前斯洛乏克领导人杜布切克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具有人道主义的特征”，而他于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被推翻。胡曾经认为中国应从西藏撤出军队。他曾在1984年声称“马克思和列宁无法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而引起了“强硬派”的众怒。
而与此同时，政府激进的市场政策彻底改变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在社会诸多领域出现混乱，警示不断。西藏爆发了30年来最严重的暴乱和街头抗议。这一抗议运动被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以极为无情的方式镇压了，而此后同样的暴力镇压也被用于北京所发生的民主运动。1988年通货膨胀率达到31%，是1949年革命以来的最高水平。由于当局的经济紧缩措施，1989年全年超过100万家工厂被迫关闭。 在4月22日，胡耀邦的葬礼日在西安和长沙失业的青年和工人与警察发生冲突。
整整一年时间政府的高层内部因困于价格改革的辩论而敌意日深。最初为邓小平所支持的赵紫阳希望能权利推动价格自由并彻底放开市场。在当时存在着一套“价格双轨制 ”体系，即同一商品同时存在着计划体系内国家规定的价格和自由的市场价格。这为一部分官僚提供了可以上下其手的绝佳致富机会，他们将国家计划体系内的货物通过各种手段拿到市场上销售以趁机渔利。正如作为中国“新左派”代表任务的学者汪晖所指出的：“仅1988年一年，由于价格双轨制的存在（为官僚提供“寻租”机会），两种价格间的差额达到3570亿人民比，相当于当时一年国民收入的30%。” ” [汪晖，《中国的新秩序》，2006年]
赵紫阳提议进一步推进价格改革以彻底消灭利用“双轨制”产生的价格差投机，但在现实中，这会导致物价进一步上升加剧工人和底层群众的生活负担。上层的政治僵局反映了群众的压力，导致价格改革的停滞。但仅仅在6月4日大屠杀3个月之后，这一价格改革计划就得以推行，因为来自群众抗议的威胁已经被彻底“解除” 了。

斯大林主义的危机
澳大利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当时年仅27岁的斯蒂芬•乔利当时正身处北京，在他激动人心的第一手资料中描述道，“我当时觉得我处在整个世界的中心”。很明显，当时中国发生的这场斗争的后果会在国际范围内产生巨大的影响，就如同今天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资本主义工业危机和金融危机所发生的影响一样。汪晖认为，“当年在北京所发生的事件引发了苏联和东欧的解体，并促使新自由主义在政治和经济构架上得以全面主宰世界。”
汪晖的这一论断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有些过于夸大天安门事件的意义，但毫无疑问中国工人与青年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和之后随之而来的残酷镇压无疑加速并加剧苏联和其他东欧斯大林主义一党专政国家的统治危机。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开始攻击工人的利益，但由于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危机与崩溃使这一过程大为加速。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斯大林主义的各国政权已经在很多方面处于困难重重之中。
基于中央计划和国家所有的经济方式所带来的巨大优势使它们在建国初期权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但此后由于官僚国家体制所带来的窒息使的经济处于全面停滞之中。假如不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即是由工人阶级积极民主地介入到社会和经济的整体运行中，那么这一后果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经济危机的日益加剧，斯大林主义政权残酷镇压的本性，民众中对于民主的渴望，官僚体制对于工人权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损害，群众中的某些阶层产生了对于被这些政权冒用来进行统治的“社会主义”日渐反感。而这一情绪尤其突出表现在知识分子和官僚本身的身上。在中国，由于所谓的1966-1967 年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后果，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被毛派的宣传作为“坏分子”，而使得知识分子中的相当部分人群变得特别敌视‘共产主义’。
在整个斯大林主义世界中，以中国、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为首，部分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官僚开始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维护其自身权力和特权的生命线。在击败毛派 ‘四人帮’之后，邓小平于1978年掌握政权并在中国开始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虽然当时并没有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完整计划，最初是试图在官僚计划经济中‘ 务实地’结合一些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如给予管理层的‘奖励’，减少对工人的保护，对私人财富和投资更为开放等。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更为有明确意识的亲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在中共政权内部开始逐步浮现，而邓小平和赵紫阳就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一自上而下进行的经济变化所造成的的结果是巨大的。首先，所有的农业生产在1979年至1983年已经全部私有化，并非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民主化改造人民公社而是彻底地取消人民公社。这为今后农村地区医疗和教育资金严重不足创建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因为过去这些服务的资金一直依赖于人民公社的共同的积累）。同时政府还推出了‘沿海地区开放战略’，将更大的权力移让给东部沿海省份并鼓励它们融入世界市场，特别是通过海外华人的投资。而且以资本主义方式进行运行的“特区”也分别在不同的几个地区得以建立，并随后扩展大更大的范围。其他的‘改革’还破坏了职工工作安全和国有企业工人的福利，同时通过宣传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而称赞经济刺激方案，并指责国有企业的工人过于“娇惯”。同时在1986年通过了一项新的劳动合同从而废除国有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度。这些变化本身还并不等于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但毫无疑问是对计划经济的大量侵蚀和损害工人阶级的地位。
毛派作家李民琪，其本人曾经参与了1989年运动（尽管他承认他当时还是倾向于‘新自由主义民主派’）描述了从1985年之后所发生的一切：
“ 官方的电视节目、报纸和杂志积极描绘西方资本主义的高度繁荣和东亚资本主义‘四小龙’所表现出来的活力。似乎只有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似乎已经被落在后面...，资本主义从一个进行超额剥削的血汗工厂变为民主，高工资、高福利以及工会保护工人的权利的同义词。而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才能根据自身的经验感受到资本主义对于现实生活到底意味什么？ [李明琪，《中国的崛起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消亡，2008] 。

该如何定义1989年运动？
今天由于当局对与信息自由和讨论的封锁，所以对于天安门事件本身有很大的误解和混淆的天安门事件。一中共政权的些辩护士仍然将1989年事件视作“颜色革命 ”，并将它归类于与2003年格鲁吉亚和2004年乌克兰所发生的一切。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希望将运动描绘为亲西方资本主义的，而抗议者不过是外国帝国主义在前台的‘木偶’。这一想法也为中国的新毛派运动中的某些人所接纳，而这主要是基于当初1989年运动中某些领导人今天的立场，而不是这些人在当时的所作所为。重要的是如今一些毛派青年已经开始摈弃这样的思想，并将1980年事件开始看做是真正的“人民运动”。这是值得欢迎的一大步。
正象众多的群众运动一样，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运动是极其复杂和多样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一党专政和而且缺乏独立的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层的政治组织。由于长期的处于专制统治的黑暗之下，所以这场运动的组成就犹如“政治彩虹”一样充满各种政治谱系。最初1989年运动中的某些力量对于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抱有成见幻想，甚至倾心于“台湾模式”，这虽然是在整场运动中具有影响力的思潮，但绝非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其他一些人则给予希望于“重新构造的社会主义 ”，并在思想上靠拢戈尔巴乔夫。但主要是在工人中，已经明显出现了反对市场“改革开放”和捍卫1949年革命的最重要成果国有资产的想法。在各种思潮中的共同点是对于民主的渴望和对现政权的日益不满，但至于以何种方式取而代之却丝毫没有清晰的概念。
毫无疑问运动最初发韧于知识分子和他们在学生中支持者，也就是今天所称呼的‘新自由主义者’（但在当时这个概念还没有被使用）。在党内他们接近赵紫阳一派力量，他们的政治观点不仅捍卫公民的基本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这些是我们也完全支持的目标），而且在不同程度，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制度。但这些人在当时的表达并如之后他们所做的那样直白。不少学生运动的领袖并不想推翻政府，而只是希望能帮助以赵紫阳为首的亲资本主义一翼能够控制局面。而这一路线也为他们的一个中心诉求所证实：支持（实际毫无力量的）全国人大召开临时会议对官僚进行质询乃至改选，并使‘强硬派’力量从政府中消失。正如当时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所回忆的，“我们当时的目的就是要政府听见我们的声音并与我们对话，这是唯一的真正目的。”
但是，一旦心理障碍被打破——人们就自然会走上街道勇于公开面对独裁——学生的抗议活动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了社会中所有积累的不满情绪。这样抗议运动的闸门被打开了，虽然这些社会力量与学生领袖之间没有充分共享的利益和目标。即使在学生中，也存在着相对年龄较大的更为亲赵紫阳的阶层和另外一个年轻的更激进的多数人群，他们将赵看作为与其他中央官员根本没有什么不同，这反映在群众中对于“太子党‘的称呼，——高级官员的儿女通过充分利用关系进行发财致富变成或正在变成资本家。而就连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后代都是臭名昭著的‘太子党’，并遭到数百万示威者的谴责。如当时的一个顺口溜：“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邓小平的儿子搞捐献，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
毛泽东主义对于这场群众性运动也同时具有重要而又引起相当争议的影响。不少在北京以外的地区，尤其是在一些工业城市，群众举着毛的画像或佩戴他的徽章走上街头，以所谓毛时代“极为清贫”的官僚的生活方式与当时邓小平当局官僚们如百万富翁般奢侈的生活方式作为对比。而在北京这种现象并不多见，多数学生对于毛的影响抱有警惕与成见，认为他原比其继承人（邓小平）更为独裁。但即使在北京，学生于5月12日所发起的绝食抗议及采用的口号也多可见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子或索性是它的拷贝。而且某些当时的学运领导人事后甚至认为采用“绝食抗议”的方式过于激进。然而“绝食抗议”本身却成为运动中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绝食抗议”的进程中，其他阶层，尤其是工人阶级，“跨过藩篱”毅然加入到了运动中。
广泛群众阶层的介入使运动改变了性质并使之推向另一个方向：从支持和寻求获得某一派官僚支持的抗议运动日益转变成为一个公开挑战整个官僚体系的运动。而且就当时而言，天安门运动是整个斯大林主义阵营中表现比较奇特的一个现象，——反资本主义，反“市场经济改革”。正如汪晖在2006年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所提到的，而他本人也是6月4日最后一批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中的一员，这是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而且来源于“对于市场改革冲击所带来的痛苦”。
一场政治革命——仍然保留国有经济的基本原则和其所带来的关键社会进步，但同时使新的政治架构完全置于工人的民主控制与管理之下——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可能实现的目标。但问题是在于当时缺乏实现这一目标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也就是缺乏一个真正的、深深扎根于工人与学生中的、能在每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从下而上地以清晰的纲领、战术和口号去引导群众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够以明确觉悟地方式引导非有明确自我意识的群众运动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取代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今后我们将有一系列专题文章讨论工人在1989年运动中的角色、运动和纲领，以及如何在中国进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

China Worker

资料：六四大事紀 « 多维博客

 

六四大事紀2008-06-03 04: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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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网络 

中國，1989年。

悼念胡耀邦，呼吁改革，清除腐败

四月十五日
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北京一些高等院校出現悼念胡耀邦大字報，並呼籲民主改革。

四月十七日
下午1点，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胡耀邦活动，这是第一支游行队伍。活动中曾有警察试图驱散群众，但是没有成功。整个活动在下午6点半和平结束，围观者逾萬。

四月十八日
凌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學生数千人出发入城，清晨，抵达人民大會堂东门前靜坐，並提出七點请愿。 当晚，部分学生转移到中南海新华门前静坐请愿。

四月十九日
學生继续与中南海警卫对峙，高呼李鵬出來，吾尔开希崭露头角。次日凌晨警方強力驅散新華門前學生。

四月二十日
北大民主沙龙开会，学生们决定自己组建“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七名学生领导。会议还通过了《告北京高校书》。天津南开大学宣布成立名为“新觉悟社”的临时学生会。同日上午，田纪云去见赵紫阳，建议赵紫阳改变原定二十三日对朝鲜的访问。赵紫阳说，「随意更改预定的国事访问。会让外界揣测我们政局不稳。所以，还是按预定计划执行。」

四月二十一日
以北岛、苏晓康等為代表的四十七名作家發表公開信致中共中央，要求聽取學生意見。 北京19所高校学生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

四月二十二日
中共在人民大会堂為胡耀邦舉行追悼會，百萬市民夾道送別靈柩。 数万北京大学生在广场同时举办悼念活动，三名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下跪，再度递交七点请愿书。当晚学生撤离广场，并声称无限期罢课。陕西西安发生烧车、湖南长沙发生砸商店事件。

四月二十三日
趙紫陽启程赴北韓訪問。同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临时联合会在圆明园成立，召集人刘刚（北大物理系研究生毕业生，陈子明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职员），联合会选举中国政法大学的周勇军为首任主席，总部设在政法大学。联合会正式向全国呼吁，號召罷課。 当晚天津发生万人大学生游行。

四月二十四日
天安门广场发生零星抗议示威，引起围观。中共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工作小组，李鹏负责，成员有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何东昌、袁木等。

四二六社论出笼

四月二十五日
上午，鄧小平在家中聽取李鵬、陳希同等人匯報學潮清形。鄧稱這不是一般學潮，必須旗幟明反對場動亂。同日北京，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等200多名知识分子发表公开信《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呼吁政府与学生对话。上海，上海市委没收了当天出版的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该期批评了中央1987年迫使胡耀邦下台和同情学生游行。 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提前播发《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当晚，长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长沙、合肥等城市发生规模不等的游行示威。

四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報發表「必须旗幟鮮明反對動亂」社論。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被上海市委撤職。

四月二十七日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临时联合会组织人数约5万人大規模的示威遊行，並衝破軍警防線，國務院發表談話答應對話。 同日，上海、天津、长春、西安、武汉、南京、杭州、合肥、长沙、成都、重庆等地再次掀起规模巨大的学生游行示威抗议活动。而原本没有上街学生游行的沈阳、大连、石家庄、济南、南宁、昆明、深圳、银川、桂林也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抗议活动。

四月二十八日
《人民日报》按照李鹏的要求，又发表了题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当天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杨尚昆、乔石等提议应该与学生和群众展开对话，平息事态；李鹏、薄一波、宋平等人则认为有人在故意煽动学生，破坏稳定。

四月二十九日
下午，在全国学联的安排下，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对话。趙紫陽结束北韓訪問归来。

五月一日
「北高联」发表《致全国各界书》及《告香港同胞书》

五月二日
北京，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临时联合会”代表大会选出“北京高校提请对话请愿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代表王超华为领队，北京大学代表王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代表郑旭光为副领队，向中共中央信访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分别提交了一份声明，提出要由普选的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上海，近萬名大學生在街頭遊行，並在上海市委門前靜坐示威；要求新聞自由，取消對遊行的限制。

五月三日
趙紫陽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强调应该保持稳定

五月四日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临时联合会发动五四大游行，发表五四声明，随后就宣布将从次日起结束罢课行动。游行活动到下午3点左右平和落幕。当天趙紫陽在會晤亞銀理事及代表團團長時表示，學生們對於貪汙腐化以及中共的缺失所表現的廣泛不滿，不是沒有道理，學生仍擁護共產黨，擁護改革。

绝食行动

五月五日
李鵬接見出席亞銀年會代表時說，最近中國大陸不太平靜，出現學生罷課及上街遊行情況，政府不贊成學生的某些做法。当晚北大和北师大的“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布次日将继续罢课。

五月七日
王丹召开北大民主沙龙，号召罢课，声援准备前往中国记者协会请愿抗议《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记者们。

五月十三日
以北大和北师大學生为首的数千学生，因抗議政府拖延实质性对话，要求撤销四二六社论关于动乱的定性，在天安门广场舉行絕食，北师大研究生柴玲任绝食团总指挥。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约请知识分子出面斡旋，有严家其、戴晴等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未果。 以后两天，统战部、教育部、北京市委市政府等领导人分别与学生代表对话，未果。更多的学生参加绝食，甚至还有学生绝水。

五月十四日
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等与在京30多所高校学生代表进行对话。

五月十五日
苏联领导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中午抵达北京进行访问。因学生占据广场，欢迎仪式改在首都机场进行。

五月十六日
鄧小平上午會見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下午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與戈巴契夫會面時表示目前中共仍由鄧小平掌舵，該谈话后来被《知识分子五一七宣言》所引用。同日，数十万北京各界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的情愿要求。原定的戈尔巴乔夫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的仪式安排被取消。

五月十七日
由严家其、包遵信、李南友等人发起，通过天安门广场学生广播站，发表《知识分子五一七宣言》，声援学生绝食，口号有“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当天下午，中共政治局常委會在鄧小平家舉行，鄧提到在北京市區戒嚴；趙紫陽稱他個人有困難，並請求辭職。

五月十八日
上午李鹏、陈希同等人和学生领袖王丹、吾尔开希、熊焱、王超华、王志新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中进行50分钟的对话。但双方都态度强硬，最后不欢而散。中央电视台对对话现场进行了直播。同日赵紫阳、乔石及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送院的学生。当晚中共元老和政治局常委開會，趙紫陽請假。会议決定廿日零時起北京市部分地區戒嚴。

宣布戒严

五月十九日
凌晨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並勸進食，學生報以熱烈掌聲，宣佈停止絕食，改为静坐抗议，并逐渐演变成为无限期滞留广场。中共召開黨政軍幹部大會，楊尚昆、李鵬講話時把「動亂」改為「暴亂」。有消息稱當晚趙紫陽辭總書記。

五月二十日
李鹏签署公佈戒嚴令，軍隊奉調入京，百萬民眾湧上街頭阻止军队入城。學生指揮部再次宣佈絕食，並有二十萬學生加入。香港舉行大遊行支持學生。

五月二十一日
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楊尚昆、薄一波、王震等八位中共元老在鄧家開會，批評趙紫陽不適任總書記，並討論到總書記的繼任人選。

五月二十二日
人大委员长万里动身访问美国。

五月二十三日
學生與北京民眾，包括幹部、軍警、新聞、司法各行業舉行戒嚴後最大規模示威，外電稱有百餘萬人。当天，有三人用装满颜料的鸡蛋毁坏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但是此后三名参与者被学生扭送公安机关，并公开声明与运动无关。

五月二十四日
人大委員萬里提前由美國返國，中共隨即稱其身體不適暫居上海。

五月二十五日
李鵬發表致戒嚴部隊官兵及三總部的慰問信，號召軍隊要旗幟鮮明的同極少數人的陰謀做堅決鬥爭，北京百萬市民續遊行，要求萬里歸來，李鵬下台。 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公安、铁路等部门坚决制止学生冲击铁路、强行乘车进入北京。

五月二十六日
陳雲在中央顧問委員會會議中公開表示擁護楊尚昆和李鵬五月十九日的講話。

五月二十七日
政協主席李先念及在上海的萬里表態支持楊尚昆、李鵬的五一九講話。北京高校聯合會與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因撤與不撤，意見相左發生內鬨。

五月二十八日
天安門絕食學生指揮部宣稱堅持靜坐到六月二十日人大召開八次會議，全球華人大遊行聲援學生行動。

五月二十九日
學生开始安装「民主女神」像。

五月三十日
「民主女神」像完成。 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三名工人领袖被北京市公安局人员秘密绑架，数千工人、学生围聚市公安局示威，要求当局澄清放人。

五月三十一日
被秘密逮捕的首都三工人领袖获释。中共當局組織市郊農民遊行支持李鵬。

六月一日
中央軍委正副主席鄧小平、楊尚昆致函慰問戒嚴部隊。

发生流血事件

六月二日
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宣布在天安门72小时有限绝食。

六月三日
數萬部隊凌晨再次進入市區向天安門开进，遭到北京百萬群眾圍堵。警察在西單及新華門向群眾發射催淚彈，強力救出被困的軍隊和軍火武器。晚19点，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放戒严指挥部第一次紧急通告：“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之后，數十萬解放軍攜帶重裝備武裝进城。晚10时16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布第二次紧急通告，称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西长安街戒严部队首先火力突破徒手学生和市民组成的封锁线，向天安门广场挺进。

六月四日
凌晨，部队占领天安門广场，民主女神像被拆，學生被迫撤離。具體死傷人數至今無統計公開。

尾声

六月六日
中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北京加開記者會，將六四慘案指為「反革命分子」與解放軍發生衝突，謂死亡民眾「罪有應得」。包括法國、英國、瑞士等國對中共施以經濟制裁。

六月九日
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對「在平息反革命暴亂犧牲的烈士」表示「沈痛哀悼」，對受傷的共軍官兵和公安警表示慰問。

六月十三日
公安部向全国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搜捕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逃分子21人。 

六月十四日
公安部转发了《北京市公安局搜捕工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被通缉的有三人：韩东方、贺力力、刘强。

六月十七日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放火犯」林昭榮、陳堅、王漢武、祖建軍、王連喜、張文奎、「搶劫犯」羅紅軍、「流氓犯」班會傑等八人，在北京市「反革命暴亂」期間，焚燒軍車、搶劫軍用物資、毆打殘害解放軍戰士，均判處死刑。6月22日，除王连喜外，其他七人被驳回上诉枪决。

六月二十四日
公安部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铁道、交通、民航公安局发出搜捕严家其等七人通缉令。被通缉的七人是：严家其、包遵信、陈一咨、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通缉令》指出：”七人参与了北京反革命暴乱的幕后策划、指挥”，”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铁道、交通、民航公安机关和公安边防口岸立即部署查缉，严防外逃，一经发现立即拘留，并报告公安部。”

六月二十四日
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經由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選任中央總書記。同時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政治局常安；免去胡啟立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芮杏文、閻明復中央書記處書記對職。以「支持動亂、分裂黨」罪名，撤銷趙紫陽中央委員總書記、中央軍委會第一副主席之職。 

== 六四前的背景 ==

来源：任诠《八九民运十件大事》

1月6日，方励之致函邓小平，要求“值建国40周年和“5．4”运动70周年之际在全国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以及所有类似的政治犯”。

1月28日，一批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和影响的知识分子聚集在北京西便门的“都乐书屋”，开始发起“新启蒙沙龙”。参加会议的有100多人，他们中有苏绍智、王若水、李洪林、吴明瑜、于浩成、金观涛、张显扬、包遵信、童大林、胡绩伟、李昌、李锐、秦川等。美国、法国、意大利等一些外国记者在场。会议由苏绍智介绍最近考察东欧几个国家的情况，随后围绕苏绍智的发言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讨论。会议要结束的时候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民主人士方励之到会即兴发言说“最近，我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魏京生。和共产党斗，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过去我想到在党内斗，所以我在科技大学就让研究所所有的人都入党，现在看这种方式不行。现在我们要从党外、体制外进行斗争，要有更多的实际行动”。   

2月13日，由诗人北岛策动北京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联名公开致函全国人大和中共中央，呼应1月6日方励之的公开信，参加签名的有吴祖光、冰心、张洁、吴祖光、汤一介、张岱年、严文井、冯亦代、萧乾、金观涛、李泽厚、庞朴、苏绍智、王若水、包遵信、陈军等33人。公开信说“我们得悉方励之先生于1989年6月6日，致邓小平主席公开信后，深表关切。我们认为，在建国40周年和“5．4”运动70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将会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和谐气氛，同时也是符合当今世界日益尊重人权的普遍潮流的”。   

2月24日至27日：美国总统老布什访问中国。

2月26日，由胡绩伟主持，在首钢召开中国民主问题研讨会，许良英、于浩成、李洪林、张显扬等16余人参加。会后，由许良英发起首都科教界人士公开致信中共中央并领导人，呼吁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参加签名的有钱光照、王金昌、施维岚、叶笃正、汪容、于浩成、张显扬、李洪林、包遵信、吴祖光等42人。此信主要内容“11届3中全会以来10年确是建国以来最好时期。然而今天，改革在前进中遭到严重障碍：腐败成风，官倒猖獗，物价飞涨，人心涣散，教育、科学、文化事业面临严重危机。我们这些长期战斗在科研、教育、文化第一线的老年和中年知识分子，本着为国为民的社会责任感，以赤诚的爱国心，恳切地向你们提出如下建议：（一）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尽力使政治体制改革（即政治民主化）同经济改革同步进行。政治民主化（包括法治）是经济改革和整个现代化事业的必要保证。只有实行民主化，人民才能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难以避免的困难，全国人民会乐意共同承担，通过群策群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而且，实行民主，在广大人民的监督下，为政清廉，才有可能实现。（二）政治民主化的首要条件，是切实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这是安定团结唯一可靠保证。（三）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滞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请责成有关部门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不再因思想定罪。（四）对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却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应予以必要的支持，尽可能增加教育经费和科研经费在国民经济产值中的比例，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

3月14日，为庆祝《思想者》创刊号出版，陈奎德、王炎等人邀请30多位北京知识界人士座谈，北京公安局获知这一消息后，到前门饭店予以阻止，会议被迫取消。而参加会议的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则征集与会人员，会后再征集有关人员43名，在她准备好的致全国人大2次会议的33人联名公开信上签名。此信主要内容如下：值此国庆4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呼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按照建国以来的惯例，大赦一批在压人员。前不久一批知识分子呼吁释放魏京生等人，我们认为他们的请求是符合宪法表达民意的，在此，我们再次请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考虑这一要求。

4月19日晚上，王丹在北大三角地主持第16次“民主沙龙”，讨论建立“团结学生会”问题。组织人丁小平说“我们就是要学习团结工会”。会上总结了历次学潮缺乏领导和统一行动失败的教训，确定领导学生校园民主运动为当前的任务。王丹宣布废除现有的北大学生会，成立“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后改为“学生自治筹委会”，选出了丁小平、王丹、扬涛、封丛德等7名学生组成的委员会，下设宣传、工农、纠察、联络、理论、后勤等8个部。筹委会宣布：从4月20日至5月4日，由筹委会领导一切学生运动，以后还要成立新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领导自发的校园民主运动，成立全国的“团结协会”公布11条基本纲领，明确提出了“释放魏京生”，“强烈要求邓小平具体回答10年改革教育失误的原因”。会上散发了《告北京高校书》倡议：各高校能代表学生的民主团体选举代表共同成立“北京高校民主请愿活动协调会”，统一领导北京各高校的民主活动。

注释：第一次“民主沙龙”是在1988年6月月6日开始的，北京大学组织一些研究生、学生或教师参加三角地集会，称为“民主沙龙”。主持人曾是北大《自由谈》杂志负责人，参加了1986年学潮，北大物理系毕业生刘刚，他在三角地集会中，接连3天发表演讲，民主政治的观点系统，并受到民主派知识分子的保护，方励之及妻子李淑娴等人也参加了集会。以后，北大的“民主沙龙”就继续下来。

== Wiki百科胡耀邦词条节选 ==

担任总书记时期

1981年6月至1987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主席兼总书记。胡耀邦作为中国改革派曾经是邓小平和赵紫阳的亲密政治伙伴，是邓选定的第一位接班人。邓小平曾一度考虑让胡在十三大后出任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推动主持平反冤假错案，被认为是胡的两大功绩。

提拔重用现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1985年5月10日，香港《百姓》杂志的陆铿在中南海访问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整理成《胡耀邦访问记》发表在同年6月出版之《百姓》半月刊上，这是引致胡耀邦在1987年1月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共文件显示，中共元老们认为胡耀邦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纵容要求其辞职，邓小平指责胡耀邦应该对1986年学生运动的失控负责。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职务，保留政治局委员。

李锐说，胡耀邦是他遇到的可以坐下来真正平等交谈的两个高层领导人之一^[1]。

逝世

1989年4月8日早上，胡耀邦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会期间，胡突然心脏病发，随即送至协和医院，情况虽没过危险期，但一直稳定；至4月15日早上，胡突然因急性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于早上七时五十三分逝世。

胡逝世后，随即翌日在北京主要高校校园内出现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借悼念胡批判1986年令胡下台的“老人政治”，及后发展成学生与民间联合运动并导致近代著名的六四事件。

胡去世后，骨灰按其遗愿归葬江西共青城。

==被通缉学生领袖名单==

王丹： 男，二十一岁，吉林人，北大历史系学生。
吾尔开希： 男，二十一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人，北师大教育系学生。
刘刚： 男，二十八岁，吉林省辽源市人，原北大物理系研究生。
柴玲： 女，二十叁岁，山东省日照市人，北师大心理系研究生。
封从德： 男，二十二岁，四川人，北大遥感所研究生。
周锋销： 男，二十二岁，陕西长安县人，清大物理系学生。
翟伟民： 男，二十一岁，河南省新安县人，北京经济学院学生。
梁擎暾： 男，二十岁，四川蓬溪县人，北师大心理系学生。
王正云： 男，苦聪族人，住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孟力]拉区，中央民族学院学生。
郑旭光： 男，二十岁，河南密县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
马少方： 男，二十五岁，江苏省江都县人，北京电影学院夜大剧作班学生。
杨涛： 男，十九岁，福建省福州人，北大历史系学生。
王浩新： 男，二十二岁，山西介休县人，中国政法大学学生。
王超华： 女，叁十七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籍贯不详。
王有方： 男，二十叁岁，浙江人，北大物理系代培研究生。
张志清： 男，二十叁岁，山西太原人，中国政法大学学生。
张伯笠： 男，二十六岁，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北大作家班学员。
李录： 男，二十岁，河北省唐山人，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
张铭： 男，二十四岁，吉林省吉林市人，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学生。
熊炜： 男，二十叁岁，湖北省应城县人，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学生。
熊焱： 男，二十五岁，湖南省双峰县人，北大法律系代培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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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条评论 发表在“资料：六四大事紀”上

1.  

   2009年06月11日于7:55 下午
   绝食的问题 说：

   【”八九民运”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投入这场运动，是以五月十五日知识界的大游行和
   《五一六宣言》的发表为标志的。这两件事，都是五月十二日晚上一个会上商定的。据
   说，开始是五月九日，郑义觉得白天新闻界的游行”代表面太小，应该有更多的人投入”。
   因此筹组了五月十二日的会议。五月十二日，接到通知者先是在北京东郊的团结湖公园西门集合，然后到红庙的一家旅馆开会。到会者有包遵信。刘再复。苏晓康。苏炜。李陀。赵瑜。郑义。徐刚。夏骏。远志明。陈宣良。王鲁湘。谢选骏等四○多人。会议开始，由苏晓康介绍了组织者的设想，请众人考虑知识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由郑义宣读起草的一份文告〔就是后来的《五。一六声明》初稿〕。大家对此议论了近一个小时，然后又讨论了五月十五日知识界游行的问题。确定了联系方式，集合时间。地点，参加者的装备，以及游行的组织者︰赵瑜。徐星。最后，人们在起草的文告上签字散会。】

   【一直在沉默中的王军涛最后作了发言，不意中给对话引出了一个小小的戏剧性的高潮。对
   此，罗点点是这样记述的︰

   　　王军涛︰阎部长，坦率地说，你感动了上帝。几位老师是被你们感动了。今天学生显得比政府成熟，学生的要求已经降到最低了，降到几乎没有要求了。仅仅讨论些技术性的东西，能度过五月十五日吗？……今天度过这一关不一定是好事……

   　　阎明复反对说︰这是不对的，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

   　　王军涛说︰阎部长感动了上帝，也感动了学生，但学生们再让步，就不可能代表学生了。

   　　听了这些话，阎明复似乎很动感情，但也有些疲倦和失望。他再次重复他的意见︰ 。。。

   　　他最后又强调说︰不可能在短短几天之内推翻社论结论，对此不要有任何误解。不能把问题赤裸裸地摊开来。

   　　阎是无能为力了。他的错误是把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倾注了真心血来扮演。他明明没有任何谈判〔还价〕的权力，却希图用个人的人格抵押来”感动上帝”──搬动广场上那座用”死”的勇气充涨起来的人”山”。

   　　五月十三日的二四时过去了，五月十四日的○时又来临了。”山”，岿然不动，而且愈来愈大！ 】（陈小雅 《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

2.  

   2009年06月11日于6:32 下午
   绝食的问题 说：

   文革终曲64起义前的谣言：

   【五、5月12日，我给人民日报送去一篇稿子。
   5月12日晚10时后，政体改革局付局长高山同志向我反映，北师大党委的同志告诉他，明天学生将开始绝食。我说，今天早上报纸已登了委员长会议的决定，人大常委即将开会讨论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党和国家已经重视到这样程度了，还没完没了地闹什么! 白慧敏同志说, 今天报上这条消息登得不显著, 可能学生没有注意到, 可否在明天的报上采取什么办法补救一下? 我就叫高山编一条消息，我还亲自深夜送给钱李仁同志。我对钱李仁说，今天各报都没有把委员长会议的决定登在显著地位，包括人民日报。我的话对钱李仁同志显然有压力，第二天，我送去的这条消息就登在头版头条。这条消息的结尾是呼吁学生冷静理智，采取合作态度，同党、政府、人大共同为开好人大常委会而努力，这也确实是我要高山写这篇稿子的目的。问题是：一、在当时形势下突出报导人大常委即将开会，实际上会冲淡中央常委制止动乱的决策；二、所谓教师、学生、干部、工人的反映是编造的，违反了新闻报道的原则(钱李仁同志不知道这一点，他以为是我们收集的反映)。 】（本页22楼）

   【同国家安全部五月二十一日的报告相反，我们不相信要学生们绝食是王军涛出的主意。】（黎安友 前言：爆炸性的《中国「六四」真相》）

   【安全部在这份报告中指出，这份声明由包遵信牵头起草，由王军涛召集、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据了解，自四月下旬以来，王军涛经常与。高自联。头头王丹等人接触，王军涛、陈子明等人不仅利用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名义暗中资助、高自联。活动，还经常召集、高自联。等非法组织成员开会，为动乱出谋划策。、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的有关成员透露，五月十三日学生的绝食请愿就是由王军涛亲自策划的，四月二十七日的游行、五月四日的游行、包括学潮中所提的一些政治主张，大多由王军涛等人暗中策划有关。王军涛等通过王丹等。高自联。成员向学生传达各种信息，以达到操纵这场运动的目的。】（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

3.  

   2009年06月10日于2:38 下午
   倒邓的问题 说：

   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22楼）：

   【 七、我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名义召开过一次法律专家座谈会。
   会是5月16日下午和晚上开的。内容是座谈在协商对话中学生可能提出的法律问题。。。

   八、紫阳同志同戈巴契夫谈话时关于小平同志的一段话是我在起草时主动加上去的。

   九、我没有泄露过5月16日晚常委会的情况。
   5月16日晚的常委会，我没有列席。

   十、紫阳同志的辞职信是我替他起草的。

   十一、我的 “告别演说”。
   当天晚上(5月17日)，我离开中南海后就回办公室。。。室里有13位同志正在加夜班。我就把大家找来，发表 “告别演说”。话不多，大意是：今天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同大家在一起开会。有人说我是黑手，坏人，插手学生闹事( 按：这是5月中旬以来我几次听到的社会传闻)，有人说我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于谦有两句诗：“碎骨粉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王昌龄也有两句诗：“曾为大粱客，不负信陵恩。” 。。。
   这里需要说明：我没有泄露即将戒严的机密10。紫阳同志跟我说：“常委作决策，什么决策我不能告诉你”时, 张岳琦同志在场。我内心猜测，这个决策大慨是开展反自由化运动和抓黑手，根本没有想到军队。军队进城我是19日晚看电视知道的；戒严令我是20日公布后知道的。 】

4.  

   2009年06月10日于12:40 下午
   倒邓的问题 说：

   【五月十七日
   由严家其、包遵信、李南友等人发起，通过天安门广场学生广播站，发表《知识分子五一七宣言》，声援学生绝食，口号有“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当天下午，中共政治局常委會在鄧小平家舉行，鄧提到在北京市區戒嚴；趙紫陽稱他個人有困難，並請求辭職。】
   vs
   【在五月十七日夜，于浩成、李洪林等著名知识分子来到绝食团指挥部，我和郭海峰接待了他们。他们很激动，他们说：同学们，你们知道吗？你们太伟大了，在你们的压力下，邓小平有可能下台了。他们激动地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全中国人民都感谢你们。我当时真不敢相信，邓小平会轻易放弃军委主席的职务和垂廉听政的权力。后来才知道，那是邓小平耍的阴谋，他向赵紫阳说他不管了，让赵处理学潮，但他并不是不管，而是离开北京到武汉等地调动军队去了。。。】
   http://www.zhangboli.net/books/fugitive_gb/fugi-08.htm

5.  

   附：柴玲与金培力录影讲话稿

6. （注：柴玲于89年5月28日与美国记者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作的录影讲话曾被《联合报》在《天安门一九八九》一书中以《多少人在出卖这场运动，在葬送这场运动！》为题发表，有较多遗漏和不确之处。本记录稿曾与原录影带多次核实，若有争议之处，请以原录影带为准。）

   　　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的几句话了。因为现在的形势就是越来越残酷。

   　　我叫柴玲，我今年23岁。我的生日很奇怪，（不清）4月15号，就是胡耀邦逝世的那一天。我家在山东，今年刚满二十三岁，八三年考北大的。北京大学，读了心理学。八七年考的北师大的研究生，学的是儿童心理。

   　　（采访人：大声点。）

   　　这次运动我站出来，就是四月十八号，我就开始很关注这场运动。那天情况很紧急，同学们饿得很久了，一直等着李鹏出来接见大家，一直等着这个机会，参加一下追悼胡耀邦的追悼会。可是最后一拖再拖，同学们很愤怒。他们起来要冲进大会堂。我想要是冲进去的话，那天流血就要发生了，那时我再也不能忍耐，我就站出来了，那时我嗓子已经哑了，我流着泪喊，隔着那个警察的那条防线拿着话筒喊，我说，处理学生关系的那些官员们，我说，学生委托我们过来看一看，请你们出来听听同学们的要求和呼声。没有人理睬。

   　　那解放军说，你别再喊了，没有用，保护你的嗓子吧。他们有几个摘下水壶给我喝，那时候我已经20多个小时没有喝水，没有吃没有喝。大家的情绪越来越急躁。在最后的时候，我是个女孩子，我马上追出去。我说，北大的同学拉起手来（不清）。北大同学赶快撤离天安门广场。我想那时及时撤离，避免一场流血事件。

   　　从此以后，我就在北大的筹委会干一些事情。那天我爱人封从德咬了指头，写了血书，写在手绢上，他写了一个人民，写了一个总理，他很难过，他说：“我，（哽咽）我怎么手上流不出很多血来？（哭）他没有写完。

   　　当我们的同学跪下举着那个请愿状的时候，全场的同学都哭了。本来是弹劾政府的一些建议，居然我们必须跪着递上去，而且没有人理睬我们，没有人接收，同学们都哭了）。

   　　那天，后来我就在筹委会里工作。这个经历有很多，我想现在就不再多说了。（擦眼泪）我的感觉就是说，参加筹委会的同学有热血的，有真诚的，也有个人目的的，有虚荣的。有在死亡面前是一副面孔，那么胆怯逃避；可在虚荣面前他又是另外一副面孔，那么功利。

   　　五月四号那天，我们又举行了一次大的游行，那天本来想发表一个宣言，宣告中国新民主启蒙运动从此开始了。后来就是到了……当时五月四号大游行的五四的时候，已经去的同学已经比较少了，有一种疲倦感。没想到那天很糟糕，有一个作为市高联的，周勇军，当时他是个常委吧，周勇军，他就宣布五月四号……五月五号复课。同学都说这课怎么复。当时场面搞得很糟糕，同学们当时很多很失望。也可以说这个时候宣告五月五号复课给全国的学运造成巨大的损失。同学很痛心说，这是有些人想用几亿美元想买都买不来的，就给他一句话全葬送了，他全自己说出来了。

   　　后来北大的形势也转为低潮，同学复课的越来越多，同学在复课跟罢课之间产生相当大的内耗，内部消耗。我觉得越来越苦闷，终于有一天我们认为，只能，必须，搞绝食了。也就是四月二十……五月十二号中午的时候，当时市高联的人拼命地反对我们，但是我跟北大的一些同学，我们一再坚持下来。作了一些安排（杂音）一旦这个（听不清），最后呢，终于发起（不清）。因为我们很着急，觉得跟同学们沟通的渠道太少，同学们的热情在逐渐下降。那天晚上我看了看，因为要绝食，就征集绝食同学的签名，只有四十多名同学，那一张小小的纸，我们这签名是贴出去的，贴在三角地。在这张小小的纸上为壮士，为勇士壮行。我一下感动了。后来我觉得很难过很难过。那天（听不清），我就讲了我的话。

   　　我说我们绝这个食，就是想看看政府的面孔，看它是镇压，还是不理睬。这次绝食还要看看人民的面孔，看看中国还有没有良心，还有没有希望。第二天，当天晚上，有些同学就很，（不清）……

   　　我讲完以后，有一个男孩就上来，他说，”我以前很不屑于参加这种政治，我觉得我自认为是中国的毛泽东，今天我才感觉到我自己是那么渺小。我爱我的父母，但是我更爱我的祖国！“所以他说，”我要加入绝食。“

   　　第二天，等第二天的时候报名，有二百多个……我想想，也许是四百多个，（问：在北大？）在北大。最初我们坚定地参加绝食的只有北大，师大，还有北师院。

   　　那天，（听不清），我们宣誓。我们扎着束带，我的衣服上写着—-后来丢了，很遗憾—-前面写着“柴玲绝食”；后面写着一个大的“哀”字，这边写着“有心报国”，这边写着“无力回天”。

   　　当天，就是十号晚上，有一个女孩子找到我，她说你们这种绝食宣言太官方了，太formal了。你该用你的生命来写一个绝食的宣言。当天，我们酝酿了好长好长时间。

   　　第二天上午，我们写了个绝食书。这样的磁带录了很多，据说录了一千盘。我希望以后我们筹委会，北大筹委会，也许能搞到。Eric也许有。第二天，很多老师他们自己用钱来为我们这些绝食的同学来壮行，请我们去吃饭。那天我一直很悲哀很悲哀，因为我写了绝食书，那样呢，我吃不下东西去。当天十二号晚上有个作家班的老师叫白梦，他说我在演讲的时候，他们都哭了，而且他匆匆忙忙地出去，给我们买了好多，特意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个体户那儿买了几大盘馄饨给我们吃。那个时候，我们很默契很默契。

   　　当时我说了一句话，我们是在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死亡绝不是我们的追求，死亡正期待着最永久最广泛的回声。我们用死，我们用生命，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

   　　中午12点半，我们就出发了。北师大来集合，一块儿来准备绝食，我们走着，（叹气）

   　　问：这个绝食以前在中国是没有的？

   　　答：没有的。

   　　问：跟谁学的，是跟印度学的还是跟马丁（不清），绝食的主意从哪里来？

   　　柴：这个主意好象最初我们就有，后来大家发起了，我想大家酝酿了很久吧。是自发的。因为我们当时游行罢课政府都可以不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好用生命来呼唤一下，看看你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绝食最初是不到一千人，第一天晚上，慢慢地扩大到三千，各地的同学纷纷涌来，初见规模。（不清）当时我在北大，我说我自荐为北大绝食团的招集人，因为我有一种责任感，我觉得北大的绝食将起很大的作用，我想这样不是居功，我觉得我必须为这四百多个孩子的生命负责。

   　　那天，我都谈，谈得很坦率。吾尔开希，……在十三号晚上严明复又找我们去谈话，谈了一会儿，我们就很担忧，看天黑了，怕政府采取行动，我跟另外一个同学就退出了，他们在继续谈。当时绝食团的四个代表，对话团的四个代表，还有高联的几个代表，还有些老师们，我感觉吾尔开希被严明复那种慈父形象完全感化了。当天就，就要求，反正就是戈尔巴乔夫14号那天来之前要求大家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对话，不清）

   　　对，但是我觉得，当时我们很不情愿，而且我们一致确定不完不搬，因为，我想引用一位外国记者的话，他说：“人们都说，你们都在绝食了呀，还要你们怎么样？”可是好多同学忍痛搬过去了，有的人就是被架着过去的。（哭）我为什么那么痛心？是因为当时围观的群众很多，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子弄过去了，一下子又散了。

   　　第二天早上我，还有李禄找到我，就是现在的副总指挥。他很痛心，他说，如果政府（听不清）这样看着同学一个个这样消耗生命的话，那我们就采取更极端的措施，他说我们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够忍心眼看着这些孩子一个一个死掉的话，那么我们就作第一个死掉的人。

   　　我把这句话拿到广播站说了，我说我自己愿意做这个绝食团的总指挥吧，好象是，不记得怎么说的了。而参加这个绝食团唯一的资格应该是在同学们牺牲之前你愿意首先牺牲自己来使更多的同学们活下去。最初绝食团就很团结，很纯洁。大批大批的同学倒下去了。救护车声声地响。最初的时候我在前面，有一天看到同学昏倒了，被抬上救护车，我直想哭（哭）。

   　　我不记得是哪一天，可能是第三天，第四天中午，有人冲进大会堂，当时外围纠察队员我们调不上来，然后我们就说，绝食同学，我们……如果你还有体力的话，就站出来。我们去保护大会堂。

   　　绝食同学都扎着白带子，饿了好多天了，我们冲过去站在警，警察，隔在军队跟那个群众之间，插进来在这里边，然后对群众说，你们想来冲大会堂，可以，从我门身躯上踏过去吧。（哭）。后来在记者招待会上我就说，我想我们呼吁记者跟我们在一起，给我们作一个公证人，来看看是谁在保卫大会堂。

   　　当时没有意识到，我们就是可以，因为我们自己在参加绝食，就没有想，当时觉得广场的局面越来越庞大，而这时候市高联的一些领导人出面来控制这个局面，就在他们，我不想责怪什么人，但是我可以认为，市高联以前的一些领导同学首先没有领导素质，再一个动机并不是那么纯洁。对不起，我这样直说，当时我没有想到，后来当我们忍无可忍的时候，广场局面太乱了，而且绝食工作也基本上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觉得必须靠绝食团这个，指挥这个团体，因为它一直这么坚定，来领导广场。

   　　于是有一天我就跟市高联协商，召开联席会议的时候，我们要求要把领导权交给我们，由我们来领导。当我们真的领导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广场已经出现那种局面，就是各种组织层出不穷。市高联在他们在任期间换了182任主席，就那么几天。随便什么人就可召集一个会议，接着拉起一帮人来，然后把人清出去，（不清）又被别人否定掉，就这么弄来弄去。而学生中又出现什么呢？小的，学阀割据，小学阀，自己拉起一帮人作纠察，而他纠察队长可以说我是纠察总指挥什么的。同学的健康状况在急剧地恶化下去，市民工人的募捐情况很糟糕，越来越糟糕，那个卫生条件也越来越糟糕，而且那种，爆发大瘟疫的危险越来越加剧。同学情绪处于一种面临崩溃，很激动，不太理性，着慌，容易发脾气。有时我们在收拾以前的市高联留下的那种，就是那种，“军阀混战”的残局，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时收到各方面的告急消息。一会儿是今天这边一会儿是镇压，一会儿又是怎么怎么样。我们疲于制定各种应急措施。所以到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局面。

   　　我们一再叮嘱同学，要精简机构，要坚守。我说一下现在的时局。现在已经到了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作为政府，作为李鹏，为什么这样？他通过这几天的事情，他由最初的四个省市支持他已经争取到二十七个省市，在党里面基本上获得统一。某些外地将军也慢慢都趋从他，或者至少表面上跟他们一致了。而且本来以前军方的力量已经争取到六个军区，而且在党内部中赵紫阳这一派比较容易改革思想和民主意识，或至少他们讲的话中符合群众对民主的要求，逐渐地遭到了清洗控制。

   　　问：那么赵紫阳下去（不清）学生有没有合作，一起工作？

   　　这个没有。特别小心。但是至少他们可以（不清）。而且他们应该能庆幸死在中国。

   　　问：阎明复呢？

   　　阎明复肯定是要被清洗的，还有秦基伟之类的。鲍彤，我只知道一点。　　而同学这边，就说，政府一方面逐渐形成铁板一块，而同学这边怎么样呢？市民的热情在降下去，市民人心出现动摇，甚至有些市民开始慰问解放军了。同学这边，首先大部分同学军心不稳，都很失望，他们不知道，说我们到底要要求什么，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有些同学就很伤心地走了，而且同学中出现了一些那样的情况。有的同学打着民主的旗号，甚至想把募来的钱自己藏起来，而且又有些同学把市民给的钱拿去商店买东西。我这只是听说，但我想这个消息会有人证明的。

   　　问：（关于换外汇，不清）

   　　对，对。更可怕的是，有些同学逐渐被政府收买，他们作一种学生中的特务和奸细。这么跟他们讲，你们能让同学撤走的话，那你们就是人民的功臣，国家的功臣，人民会记得你，国家会记得你。如有些死硬派不撤的话，那么周围的便衣随时可以调动。

   　　问：你们有感觉吗，就是说有学生叛徒？

   　　绝对有感觉，而且我们有证据。

   　　问：他们给多少钱？

   　　钱我不太清楚。给他们什么样的许诺和交易不清楚。但有一次，我也有一次跟政府接触的机会。我感到他们带有一种强烈的暗示性。

   　　问：这次学生运动有什么……最黑暗是哪一天？

   　　最黑暗还没有到来呢。

   　　可好多同学都不明白，我们现在在广场这是我们最后唯一的阵地了。有人一再主张撤，这撤，唯一高兴的就是政府。我悲哀的是什么呢？我是总指挥，我一再要求这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力，就是为了抵制这种妥协，这种投降派。而且作为北京高联和外高联，外校的高联，他们很愿意要这种权力。

   　　作为一些知识阶层的人，成立了一个知识……什么各界联合会议，爱国维宪委员会，在昨天会上我很愤……愤慨，因为我感觉到这些人也是在利用学运重新塑造他们的形象。我一再抵制这种倾向，象刘晓波把吾尔开希（断）

   　　对不起，上面说的可以删一下吗？要推举他作发言人什么的。我在运动中对这类人有些看法，吾尔开希，就是他，曾经利用他的影响，他所处的那种领袖地位，对整个学运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这已经发生两次了，最后一次给我们坚决抵制，而且罢免了。但现在他们有些人要重新树他这个形象。

   　　问：吾尔开希……

   　　这个我们没有证据。感觉就是一些，或者是角度、思考方法不对。当时我跟，还有封丛德，我们说：“对不起，我们感到我们跟这次会议的气氛整个很不协调，我们要求退出指挥部在这个各界联席会议上的席位。

   　　问：那个会（不清）是最好的是哪一段时间？

   　　最好，最团结的，就是绝食团最初的那段日子，那时民众也很支持，很关怀，那时唤醒的是市民的那种感性、感情，慈父心肠，慈母心肠。而且政府在绝食第七天的时候，对同学施加暴力，市民们自动地去用自己的躯体去阻拦军车。

   　　我想那是最辉煌的一页，一下子让市民看清了政府的嘴脸，法西斯的嘴脸，但现在他们通过种种控制，比如说扣除奖金，开除党籍，等等的这些东西把市民重新给统治住。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政府这方面已经逐渐的稳固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坚持，等待看一看人民能不能真正团结起来，因为到最后只有是人民跟这个与人民作对的政府来较量了。

   　　同学们老在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

   　　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学，有一些什么上层人士，什么什么人物名流，他们居然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这个工作，就是帮助政府，或者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而在政府最终狗急跳墙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广场。如果是这种同学们自我崩溃，自我瓦解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要撤回原地的话，那么中国就会这样的一种情况：党内的所有的比较先进的什么思想有点民主意识的人，还有历次运动中，象什么四五运动，象什么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历次运动中没有被打下去的人，这次一下全被清洗干净。而且邓小平就说了，是有极少数的人，党内有，好象社会上也有，学生中也有一小撮。

   　　问：那么（不清），因为邓小平他们说，学生这些事为什么能发生，因为他们没有做他们的工作，没有加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知道，就是这个意思。完了，让我说吧。他们就会认为，或者他们就会把以前的没有彻底进行的工作，象反自由化清除干净的工作继续做下去。把一大批这次运动中先进的领袖，学生领袖，和知识界的人物，社会上的人，各阶层的人士，还有党内的，军内的一些能与他们相抵制的，代表一些人民利益和呼声的这样一些人全部清洗干净，然后他们可以控制或军管新闻机构，重新把全国的局势稳定下来，终于恢复到一种表面上很安定，很统一的那种“大一统”状态，然后重新搞他们所谓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中国要，中国要真是让他们得逞了，那么中国实际上要复辟，复辟四十年，七十年。因为如果这样一大批的人被屠杀，被监禁，被他们残害，多少年以后民族才敢站起来呢？不知道。

   　　问：他们就是用谋杀？

   　　还有逮捕起来以后打，让你精神分裂，对待魏京生就是这种手段。

   　　所以我觉得很悲哀。这些话没有办法直接跟同学讲，跟同学说，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流血，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来唤起民众，同学们肯定会这样做的，但是，他们年轻的孩子们（哭）。

   　　（断）

   　　所以从知识界联合会回来以后，我就去与当时来负责保卫我们总部的纠察同学谈了一些，他们说我们不是来当纠察的，我们就想来看看，看看真正什么是民主？北京在干什么？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很失望，我们当一批纠察我们失望一批，我们整个组织究竟在干什么？还有一个同学说我们大批同学都走了，我们本来有五六百人，现在只剩下十多个人。说我们这些人都坚持下去，都是坚定分子。因为，有一个孩子跟我说：“我就是不甘心，我要看看究竟乱到什么程度。”

   　　那天我从知识界联合会，就是昨天，回来的时候，我哭了。（哭）我感觉到我那么热爱广场上这几万万的孩子们。（哭）我有责任用我们的生命坚持到底，但是我又觉得我很悲哀，我实在是无力回天，（哽咽）我一个人太有限了，那么多人争夺权力，我从来不迷恋权力，我只是为了，为了良心，我才不愿把这个权力放弃给那一小撮那种投降派和阴谋家。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争夺这权力，而发起一次一次的攻势。我感觉这不对（哽咽）我就是想全中国的中国人，全世界的华人，我就是想说中国人，我们作为这个民族太不幸了，不要再自相残杀了，中国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哭）

   　　问：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

   　　这个感觉，在筹委会，也就是五月十几号，我就是越干越悲哀。大该四月二十几号时我就开始感觉到了。那时我想，我现在也想说但一直不愿说，因为中国人不能骂中国人，但我不得不说，就是，有时候我想，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奋斗。（哭）我不值得为你献身。（哭）可是我又想到这次运动的确还有很多，很多的，正直的，有良心的学生，工人，市民，也有知识界的人。

   　　问：（不清）你知道很多人（不清）。

   　　我知道。我想如果今后中国再次陷入黑暗时期，也许中国老百姓再一次受蒙蔽，再一次互相欺骗，彼此没有真正的感情和交流。我只是想说在海外的华人，你们有自由的环境和人身安全的时候，这个时候，（哭）我希望你们，能够首先做一个先进的中国人，因为你们有条件，有机会（哭）（断）我感觉到有时候他们就是想了解事情的过程，这事情中进行的这些人的心态，他们怎么想，他们的感受，这点让我觉得痛心，因为最伟大的不是这种表现，而是一种内在的，一种人性的展示。很少人去揭示这些东西。我有两个朋友，作为知识界，只有他们两个坚持到底。昨天晚上我才知道，好象是于浩成已经被逮捕了。

   　　问：被逮捕了？

   　　被逮捕了。

   　　问：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我知道，从他们的嘴里知道。

   　　问：从广场里面被捕？

   　　不是的。他……

   　　问：在外面？

   　　可能在外面。

   　　问：这里从政府官员的嘴里还是？

   　　就是从两个朋友那里。他们俩说，我们要撤，因为我们有个使命，我们要写一部书，要把这个，这过程中，因为我们亲自参加了这场运动，而且我们知道这运动最真实的是什么。他说我们的使命就是写一部书，争取这最后的机会写一部书，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们说如果这部书发表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那么，那么我们就是被杀头也甘心了。（哭）

   　　我昨天非常痛心，因为我，（哭）因为我，又一次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出卖这场运动，在葬送这场运动，我感到很痛心的就是，最初绝食的这一千多名同学，我可以说他们的身体健康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摧残，而这些人（哽咽）要葬送这一千多名同学，还有后来成千上万的人民和同学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一些成果，他们要葬送掉，就只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目的，个人的希望，个人的私利（哭）（摇头）中国人……

   　　昨天我跟我爱人说，我再也不愿在中国待下去了，我说我想到国外去，因为我学的是心理学，在绝食的第一天我就说过我不是为死而战，而是为了生而战。因为民主不是一代人的事，我现在更坚定这种信心，如果我有机会活下去的话，那么我会用毕生的精力在中国，从一个孩子降生的时候就跟他说，要作一个正直的人，有良心的，有独立人权和人格的中国人。我要用毕生的精力来培养一批真正的中国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这样做了。

   　　我爱人说——在参加运动之前，我们一直在联系去美国留学，他托福考的很高，630，很有希望，他说我只是想到国外去学习几年，中国四五年之内也许没有希望了，我想有机会出去之后我就学法律，社会学，等等。他说十年之后我要组织一批人写一部中国的宪法，一部人民的宪法（电话铃响）。

   　　我知道我这时候要宣布我辞职，或我引退，同学不会理解，会骂你，我不在乎，整个运动我挨了很多骂（哭）我很淡然。但是我希望如果我没有能力做这个工作，没有机会做这个工作，会有很多人去做这个工作，我用生命来呼吁。（哭）

   　　问：（不清）

   　　没有。最近我一直感觉到特别悲哀，而且同学，就他们本身的民主素质也是相当差的。而且说句实在的，在我握倡议发起绝食这一天我心里就很明白不会有任何成果的。我早就知道，有些人，有些历史注定是失败的。我一直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在给大家一个坚定的形象，我们在争取胜利，但我心里很明白。

   　　问：绝食你发起的？

   　　绝食是在北大和师大的一些同学，他们倡议。但是在这之前我已经想过，但是我没有跟他们……因为当时我在想通过广播站跟同学交流思想，把大家热情都唤起来。后来当时王丹说要准备绝食，我马上就签了。而且……我当时……后来，有一个北京师范学院的同学，他叫张辉，他也签了名，也是发起人之一。

   　　后来北高联的同学一再劝阻，他说时机不成熟，怎么怎么样，然后这孩子就又回来说，“你们不应该，虽然我是发起人之一，但我认为这样说不妥。”后来我们就强烈的跟他辩论说，你怎么能这样，我们一直在做（不清）的工作，而且这个决定没有错。

   　　为什么改变主意？后来我和北大几个同学一块去说服市高联，他们始终很抵制，市高联有些人是有投机倾向，可以这么说。后来当天晚上我跟另外一个叫邵江的同学，他本来13号要考托福，我也要考托福。我说，我请求你不要考了，他说好，我去做市高联的工作，我相信有我有这个影响力。后来当天晚上他们市高联作了一个声明，说，用的字眼是对我们这场绝食运动他们表示同情和理解。在我们心理上，我们感觉到，很愤怒，为什么？你……（闪，不清）你有什么资格来同情理解我们？要是，真正的态度应该是爱护保护同学，支持同学。这都是一些，我不是想指责任何一个人，我就想这场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的

   　（断）

   　　非常悲哀，好象中国就没有人材了。

   　　问：你们对民主怎么理解？

   　　民主，我没有怎么在理论上（不清）过民主，我想民主应该是很天然的一种要求和需要，使人们都会有自由的，有人权的保障。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政治观点，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民主也跟人权的解放，人格，独立和自尊的解放，人性的解放连在一起。

   　　问：（不清）对话，跟政府对话，最终达到什么目的？（不清）

   　　对话对政府是一个强烈的挑战，因为它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强的对手，来自人民真正的呼声，人民要求，人民开始要求跟它公平地对话，要求监督他的一些政府领导的过程，人民要参与决策，要求检举不法行为，而不再象中国的“大一统”的黑暗统治。

   　　所以政府很害怕，它不敢，政府不敢，因为他们始终在竭力地维护他们在，他们几十年来苦心经营一种局面，一种对中国广大人民的蒙蔽和欺骗。我想民主最根本的，对每一个人来说就是自我的觉醒，中国人的人性被压抑的很卑微，包括在这次运动中看得很清楚。好多同学就等着。就象外地的同学来了，我们要吃的，我们要住的，我们要什么什么，你们有什么新闻告诉我们？你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觉得很难过。你自己，你有双手，你有喉咙，你有眼睛，你可以听，看，你可以去说，去做，你可以丰衣足食，你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当然另一方面他们在尽力维持一种领导的权威，这也是对的，但实际上有些同学就很不负责任。他们很习惯于，习惯于一种封建的专制，两千多年来，我们要求民主，包括很多同学都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我想这次运动只能说是民主的启蒙运动。

   　　问：你们对官倒、反腐败的问题怎么看？

   　　官倒反腐败是广大人民群众，很强烈地要求政府作自我检讨，自我来监督政府的一些腐败现象，因为以前一直是什么党政一体，党军一体，公安也是一体的。没有任何能够强有力地，就是有一个独立的什么党，政府和其他的各党派也有领导关系，没有任何一个，途径，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监督它，所以它可以为所欲为。

   　　问：去年人们谈论中国学生爱钱，爱赚钱什么的，很多人也没想到，今年会这么大规模游行。

   　　我想在这之前，由于这个，整个体制改革措施的相当的失败，中国人开始逐渐失去了信仰，他们没有信念，就很功利地，很实际地满足于基本的生存要求，他们就靠这个，无信仰地生活着。这次整个运动也有一个，有很多很多的胜利，我想中国人重新找到一种信念，就是中国问题要靠中国人民来解决，而不是靠政府，也不是靠这个国际的什么舆论，必须靠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很多青年人，很多市民，很多工人和农民，也开始觉醒。

   　　问：你们有没有受到毛泽东的影响？（不清）

   　　没有，我想至少从我这。我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我很喜欢过一种安详的，有一些baby，有一些小动物的那样的，那种，我可以和孩子们在一起，搞自己的研究，来培养下一代。我很希望过这种很平静，安详的生活。

   　　我可以坦率地说，我没有，没有很多虚荣心，功利心。我，我和封丛德结婚，当时那时候很简陋，但我们很天然地满足这种，而且享受这种生活带来的安详和宁静。我们一直在，尽管很多人都在赚钱，但是我们也很艰苦，我们也拼命地赚钱，但我们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而是为了……，我们都很坚定，我们现在很艰苦，但是我们都是在搞事业，真正愿意献身事业那样。不知道你们理解不理解。

   　　在此之前，我们一直认为靠知识救国，就是到了四月二十号那一天，我觉得，我觉得那时候是一种良心，我参加运动始终是一种良心，因为我跟同学讲了，我们现在在这儿争取民主实际是在给每一个中国人在争取一种权利，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我特别想告诉每一位同学，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市民，每一个知识分子，甚至每一个便衣，每一个士兵，就是说我们同学拼着性命在争取这个权利也有你们的一份。如果是在大家舍生忘死争取这个权利的斗争中，我坐一边，不去冲锋陷阵，不去冒这个风险，一旦这个权利到来的时候，我说，给我拿来吧，不要少了我的一份。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惭愧，我做不出这种事情来，我想命中注定我就是这样一种角色，因为只要你有良心，你就会站出来，你就会走到这一步。

   　　问：你有没有可佩服的英雄，理想的英雄？

   　　我想，谭祠同。给大家一种感觉。他说，我以吾血鉴中华，我用我的鲜血来唤醒民众。我想在我们绝食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感觉的。

   　　问：（不清）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的影响？

   　　我想，作为我来说，我想我的所有的作为都是很天然的，我以前对政治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也绝对不想作一个什么精神领袖什么的来献身。我想搞的就是我安心地搞我的事业，过一种很安详的生活。也许别的人有这种想法，也有很多思考。

   　　问：（不清）广场上的毛泽东象（不清）？

   毛泽东作为这个人来说，他不值得佩服，因为如果是毛泽东时代，这种残酷镇压也发生过，而且也会发生。我不欣赏他。

   　　问：有人说把你们的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比，你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太低下。这是一场划时代的——我在13号参加绝食时我就跟同学讲，我说作为我们每一个参加绝食的同学，作为我们每一个所谓的领袖，甚至作为政府每一个人，作为每一个全国人民，都没有想到，整个中国的学运已经起了划时代的飞跃；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而且一种老性的思维，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运领袖，他们总是在犯一些错误，就是他们用以前的偏见来衡量这次运动。

   　　（断）

   　　（哭）我父亲来过北京，那个时候是在五一的时候。我跟我爱人结婚的时候，我们俩感情上有时候有点磨擦，吵架什么的，回家的时候我就跟我父母讲，我父亲就很担心，他非常非常钟爱我。他就很担心，他很希望，带来好多吃的来看我们，就很希望能跟我们一快玩玩，因为五一，北京气候不错，把我妹妹也带来了。

   　　但是他一来他就知道，我和小封，就是我爱人都已卷入这场学潮了，他一直很担心。而且我们一直忙在北大筹委会工作，没有时间陪他。那天晚上他说我要回家了，他说我得走，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也帮不上你什么忙。他说你怎么办，怎么跟我联系，我说我隔三天给你拍一封电报，跟你说我平安。以后我把这个事情委托一位朋友做这件事情。

   　　他突然说，（哭）他说，“万一，”他差点要哭，他说：“万一我收不到电报呢？”　　那时候我就说，“笆爸就不要再来了，来北京也没有用了。”（哭）

   　　我差点要扑上去，我差点要哭了，我爸爸拍拍我说，“不要这样，不要哭着告别，再见再见。”（哭）

   他一直很难过。他去济南。我妹妹是读医科大学的，他说：“我用自己一生的心血培养了两个珍珠，怎么都卷进来了？”因为我妹妹他们也受了一些影响。她说，”我太佩服姐姐了，“她这样讲。我真……

   　　我父亲，他一直非常要强，有责任心。他是个大夫，他本来可以在事业上很顺利，但最近一下裁军，结果部队就是（不清）地方编制，不再属于部队了。他们这一代人的（不清）很希望，以前他们一直寄托一种平等的靠工作努力然后升级，一步步地，他就希望有自己事业上的要求。可是一下希望就没有了，而且大家很乱，都在赚钱，都在觉得怎么怎么样。他们觉得他们这一生的信念怎么一下子全垮了。我觉得我父亲他很悲哀，我经常替他们难过。我跟他讨论，他说不对，我们对国家还是很有感情的，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他能成就到今天，也是共产党的培养。我说我不相信他，我说共产党愚弄了你们这一代人，我说你们本来可以得到的更多更多。可是共产党嘛……

   　　问：他能不能理解？

   　　他能理解。他说，我父亲就后来说，你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他说因为你们这一代没有我们这一代的经历，所以你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我父亲是很开明的人（哭）

   　　?因柴玲要求，此处删去约250字?

   　　问：如果你是政府呢，你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我想政府一定会疯狂的报复我们这些人的，因为中国人的报复心很强，我不报任何幻想。

   　　问：如果是理想的方法，你希望对话？

   　　不可能。

   　　问：这样说就是作梦？

   　　作梦，真是，白日作梦。

   　　问：但是很明显你们还是希望解决几个问题的。

   　　我当时，第一次对话不是中断了吗，当时我拿了五页的绝食书，我希望在对话实现场直播，我想放一下，让全国人民听听我们绝食的同学怎么想，让他们了解我们为什么。我当时报这幻想，我可以感化他们。

   　　问：政府中有没有人支持你们？（不清）

   　　肯定有这样的人的。而且我感觉到，如果人民的力量很坚强的话，政府就勉强维持的这种统一地位很快就会土崩瓦解，包括那些投机派，也会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但是必须靠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团结起来。

   　　问：你希望其它城市市民，什么上海、西安，也参加运动？

   　　因为说句实在话，我觉得这场运动它很多地方都不太成熟。

   　　首先这个机会很偶然，谁也没想到胡耀邦会逝世。而且在这之前我们整个这个，就是中国人民，经历了思想很混乱，没有信念，没有理想这么一个阶段。这次整个的运动是学生和人民天然的一种民主意识的一种大暴露，知识界和理论界就远远的落后在这个之外。他们没有给这个运动提供任何一套成形的理论。

   　　而且我想这次最伟大的一个胜利就在于人们利益自发的一个大的展示。我相信天然的东西，我不相信现成的理论，我对理论、名人、权威全部没有迷信感，我不知道这样好还是不好，但我就是这样的人。

   　　问：下一步呢？

   　　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

   　　不过我相信一次大的革命很快就要到来的，要是他敢采取下策的话，即使不敢采取下策，保留一些火种和力量，在下一次革命中我们一定会站出来。我虽然对政治没有兴趣，但我只要有良心，在下一次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想我还会再站出来，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我想最终的就是推翻这个没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的政府，而建立一个人民自由的政府，而让中华人民真正地站起来，让一个人民的共和国真正地诞生。

   　　问：对改革现代化的方式怎么样看？

   　　我没有说，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改革不对头，因为它扶起来的不是人民，而是那些有权势的那些人。这种改革虽然带来一些表面上的经济繁荣，但实际上把广大人民，广大知识分子都推上了一种没有希望，没有奔头的那种……我接触了各个层次的人，有些即使是得利者，如个体户，有些什么财团，企业家，还有那个很精明的学生，还有一些工人，市民，都纷纷没有安全感。很多人都流到国外去。我觉得这个国家快亡了，快亡国了。到这种程度。

   　　同学喊出了一个口号，说“人民是我们的人民，国家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做谁做？”我想这次人民和同学都站起来，自己救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但为什么我一直，在这之前我一直很愿意科学救国。

   　　当时我参加运动的时候，也就是25号那天，在4月25日那天在筹委会，当时可能混进了便衣或什么，我们在聊天，我说政治犯判多少年？他说以前判三年，后来判五年，现在加到七年，后来加到17年。当时我很悲哀，我在想十七年以后我出来就四十岁了，很不甘心的呀。

   　　（电话铃响?

   　　那天正好我接到国外以前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来信，跟我说我不赞成大家都出国留学，但是心理学到国外来学，这是一定的。我一直是很愿意通过科学救国的。我觉得这场民主运动的最根本的胜利，不是只是为了希望，我觉得民主是保证大家的一种平等的自由的生存的权利和努力的方式，保证他们的成果得到承认，而不是被少数人给侵吞去，让每个人劳有所得，所有人都能够很平等很自觉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建设我们的民……发扬光大我们的民族。

   　　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就是在民主机制建立以后，还可以有一批人通过科学来真正救我们的国家。我一直这样想，但是这次我觉得，如果是……人民永远不会有希望，整个民族也不会有希望。

   　　当时我是想，虽然我想去国外留学，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国家能解决自己问题，为什么要到国外去呢？为什么把我们的建设，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才华都献给国外？应该献给我们自己的民族，因为这个民族太贫困太落后了，需要很多人为她献身，为她奋斗。可是这个国家，这种统治，这种制度让那么多的人都走了。我们接触了个个阶层的人，都没有安全感，没有奔头，都喜欢去领到绿卡。

   　　问：你看这你们二十七号撤出来有没有一些坚定分子继续留在广场？

   　　二十七号撤离这个决议是所谓的爱国维宪各界会议决定的。他们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当时我也在，但是我没有很明确的意识到有这么大的危害力。同时，兴奋点集中与他们有一些人要通过这个运动树一些自己的形象，什么什么的，而且我没有坚决抵制这种东西。他们这些人决定在新闻招待会上发布，来不及再更改了。但是后来我们一再声明，还造成很坏的影响。但是可以说肯定有人坚持下去的，因为我就想告诉大家，现在广场是我们唯一的阵地了，我们再失守这个阵地话，那么中国就要复辟了，我想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判断。

   　　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坚持吗？

   　　我想我不会的。

   　　问：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来接着干下去，因为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这段话先不要披露，好吗？

   　　问：你们最开始跟胡耀邦（不清）有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借口，我想，借机。

   　　问：四月二十六号那个社论……

   　　四二六，二十六号社论大家，就说社论激起大家更大的义愤，因为以前从文革一直是这样，他们希望通过什么一报两刊来一篇社论，大家热情马上就打下去，他们这种办法来管得很有效，所以这次同样如法炮制，而那个新闻措辞（不清）都很一致。

   　　问：和文革时一样？

   　　就是。谁在搞文革？是我们同学？人民？还是他们少数人？仅仅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舆论工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求对话？也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人民的思想传播开来，他们绝对不会给这种机会的。（叹气）

   　　问：你对外国报章、外国朋友有什么话？国外的。

   　　国外的，我刚才已经说了，我就希望，我想，我以前曾经听到种种传说，说我们再坚持两天，戒严令还不撤除的话，那么布什就讲对邓小平的政府不予承认（笑）还说中国的外交力量，他们就不再承认这个政府。

   　　当时我们还曾报过幻想，认为通过外界舆论，能够促使我们的内部得到一些成果，但是今天我跟你讲，我觉得不对，可能政府大部份，他们有利益上的一些要求，他们在这方面不会这样的。但是我呼吁全世界的，有正义感的，良心，我不知在国外有没有这个字眼，他们如果能站起来，他们如果能分清是非，而且共同支持中国作为这样落后国家的这些很弱的，赤手空拳的学生和人民，他们这种民主救亡运动，通过他们的行动。政府现在已经不要脸了，不怕舆论，不怕流血，什么都不怕了。当是如果全世界人民都抵制它，不再承认你这个政府，不再承认你们这一小撮，那么我想对中国人民应该是很大的支援。

   　　问：我相信，国外的人民，老百姓一定很支持你们，可是我们的政府也不一定好。

   　　我想是。

   　　问：不要要求太高，因为政府是政府，我们的美国政府也不怎么好，美国政府不是人人都相信，站在你们这一边。因为我们美国和英国朋友都是非常非常崇拜你们的。（不清）而且我相信你们学生（不清）伟大成果，这算不了什么。

   　　这种，我觉得太客气了，用中国话来讲。我们在这之前，因为我们对出国报有幻想。我们的同学对我们讲，不要以为到了美国就是一个天国，不是的。到了那边华人很多的地方，中国人的孽根性又表现出来，他们又会互相的勾心斗角，不团结。我现在就特别想说，就说你们在国外有很好的，自由的，比中国好得多的自由民主的机会，你们千万不要再这样，再这样残杀，首先在国外的中国人，华人要团结起来。我希望他们能够这样，因为这么多的孩子，他们在用生命来争取你们那些没有遭到生命危险的人，应该来做一些工作，至少消除一些隔阂和私虑，不要再孤立，为这个民族考虑考虑。十一亿中国人民不能都亡。（哭）

   方励之：一九八九爆发前夜的故事

7. 一九八九爆发前夜的故事

   作者：方励之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

   此文的大部分内容曾于2004年在“Human and Human Rights”上以英文发表过，现以中文发表。——作者

   1989年到了。

   新年伊始，北京就开始下雪，软软的，洁白，冷清。谁也没有想到，4个多月之后，这里就会发生一场社会大爆发，雪变成了血，人肉，和死亡。

   1987A超新星爆发

   也许真是有上苍的安排，1989年我写的第一篇科普文章就是爆发━━超新星爆发。我的研究重点并不在超新星上，但是，超新星1987A 爆发之后，超新星成为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但天体物理界，就是非天文界，非科学界似乎也对超新星发生了莫大兴趣。很多地方都要请天体物理学家介绍超新星。我也多次被请过。因此，不得不写篇科普应对。

   在现代，超新星爆发是个纯粹的天体物理或宇宙学课题，但在中国历史上，超新星爆发（古称客星的一种）不仅是天文，同时也是人文。中国古代极重视这类稀有的异常天象，原因之一是为了占卜。按照古占星术，超新星爆发一般不是好兆头。从汉朝以来的2000年里，最壮观的超新星爆发有过6，7次。例如，“宋史”上记录，公元1006年爆发的客星，“状如半月，有芒角，煌煌然可以鉴物”。按占星术，这种壮观的天象大都预示着兵燹、天灾、或者是皇帝要驾崩了。据说，每次凶兆都“应验”了。比如，公元1054年客星（即有名的蟹状星云）占卜结果是“上有灾” .果然，不到一年，辽兴宗耶律宗真就归西了。

   天文界有不少占星术业余爱好者。一位精于此道的爱好者占曰：1987A 爆发亦主凶，“上有灾”。果然，不到一年，中华民国蒋总统经国就“驾崩”了。位置也合，1987A并不在银河系主体中，而是在银河系外围的大麦哲伦岛星云中，恰如大陆之外的台湾岛。这当然皆为戏言。但超新星的确曾有过重要的作用。每当客星出现时，负责占卜的官员一定要上奏皇帝，建议颁行“天下大赦”，以感动上苍，消灾灭祸，造福社稷。这时候，皇帝也不得不听从。在这个意义上，超新星对黎民百姓应算是景星。

   我当时所在的北京天文台，前身就是负责观象、历算和占卜的司天监。如今的北京天文台已没有义务和能力去预卜统治者的未来了。但是，按传统，今天的天文学家仍有义务也有权利关心社会的灾祸。在我写超新星文章时，‘大赦天下’的古制又再一次被想起。中国社会的今天，不是同样有必要颁行一次‘大赦天下’么？

   “大赦天下”的公开信

   因此，在写完超新星一文后。我写了一封给邓小平的信，建议颁行大赦：

   中央军委邓小平主席：

   今年是建国的第四十年，又是五四运动的第七十年。围绕着这些日子，一定有不少纪念活动。但是，比之过去人们可能更关心未来。

   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些节日的精神，我诚恳地向您建议，在建国四十周年的时候实行大赦，特别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样的政治犯。无论对魏京生如何评论，赦免他这样一个已经服刑十年的人，总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国大革命的二百周年，由它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尊重。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以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

   谨祝近祺！

   方励之 一九八九年元月六日

   这就是后来被中共当局指控为导致北京1989反革命暴乱的罪魁之一的信。

   此信手抄了3份。一份于当日中午投进北京天文台门外的一个公用邮筒，寄往中共中央。下落不明。

   第二天，元月7日，星期六，有两位客人来我家。第一位客人是刘达，他曾长期担任中国科技大学的党委书记。他看了信稿后，表示很赞同，连连说：“是该把这些人（政治犯）放了！”而且，愿意帮我把信送到到中央。他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委员，有有效的送信渠道。刘达转送的那份手写原件，后来曾在军事博物馆的“平暴展览”上作为暴乱物证展出过。

   元月7日来的另一位客人是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林是新朋友，他于1988年中秋节前夕才来到北京，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代表。我曾于1986年通过美中学术交流项目访问过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所。所以，林到北京后，我们很快认识了。我把致邓小平信的第3份手写本给了林。当晚他就把信译成的英文，给了一些外国记者。这样，它就成了一封公开信。林培瑞教授至今仍保有那份手写的反革命原件，在他的家里作为反革命物证挂在墻上展出。

   2月13日下午，北岛、老木等文艺界的几个年轻人来我家，询问有关呼吁大赦的情况，我给了他们一份我的公开信的打印副本。他们在我家起草了一封致人大常委会的信，也呼吁特赦政治犯。该信当即用我家的286计算机打印出来。3天后，北岛等的信公开发表，其上有33名文化界人士的签名，就是用286打出的那封信。

   同时，中国科学院的一些同事也开始酝酿写公开信给中央，呼吁当局特赦因思想问题而获罪者。为发起人之一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许良英教授。他那封信发表时有四十多位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学者签名。

   后来又有文化界（戴晴，苏炜等）的另一封公开信。

   事不过三。几封公开信发表后，最高当局坐不住了。司法部第一个站出来反击，他们的正式论据是，写呼吁信是干扰中国司法的独立。可见，在人民共和国的国度里，公民写呼吁信的权利也是没有的。呼吁信算是一种“瘟疫”。接着，当局开始对在公开信上签过名的人，一一进行教育或再教育，有的“美言”相劝，有的被警告，有的被公开监视。我的待遇是非公开的监视。

   以下是非公开的监视的两个小证据： A. 当局编制的指控我“制造动乱”的文献影片中，有我骑车到天文台上班的镜头。 B. 6.4之后，我在科大时的秘书顾安苏被当局审查，问他：“你为什么一天三次去方励之家？我们有录像，证明你一天去了三次。” 有录像当然不能否认，祇能从容而答，顾说：“没错，是去了三次。因为方老师家的饭好吃，我一天去吃三顿。”

   宴会事件

   就在呼吁信“瘟疫”流行的时候，刚刚就职的美国总统布什，来了中国。

   美国政府对苏联的人权问题、持不同政见问题颇有经验。但是，对中国，总统面临的选择是：冒着开罪中国政府危险，同等地对待苏联和中国的人权问题？还是采取不同的标准，回避中国的人权问题，以维持政府之间的“老友”关系？总统有聪明的智囊，想出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即邀请一些中国的异见者参加总统在北京的告别晚宴。按西方的文化，晚宴既是一个正式的公开的场合，但又可以避而不谈为难的话题，因此，邀请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共赴晚宴，既表示了总统对中国人权的关切姿态，又不会有损于中国领导人的正统权威。似乎是个高明的平衡。

   就在这种情况下，李淑娴和我接到美国大使馆派人送来的白宫请柬，邀我们参加2月26日的总统告别宴会。后来知道，总统的告别宴会邀有500位客人。除李淑娴和我之外，还有于浩成先生等几位异见者，总数不超过百分之一。不能不承认，总统智囊的计算是很精密的。百分之一是在泊松误差范围之内。

   然而，智囊们的计算还是错了。他们忘了中国的宴会政治文化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宴席是太多了，许多重要事件都是同宴会连在一起的。相比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京戏中的宴席场次要多得多，其道理即在于此。大凡唱到“摆酒设宴”一场，就知道好戏要到了。

   泱泱中国岂容得美利坚总统也来一次摆酒设宴的政治戏？总统的Texas BBQ牛肉宴，是选错了地方，选错了时间，也选错了对象。中共领导人绝难接受，在他们是客人的场合，居然还有持不同政见者在，那怕祇有百分之一。我知道此中的厉害。因此，在接到邀请的第二天，2月23日，我就电话告知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局长（原在北大物理系任职，我认识）：我收到了宴会邀请。如果当局不同意我接受邀请，就请及早告诉我，以便及时婉谢。

   按常识判断，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即使不高兴也不会形之于色。更聪明一点，可以利用宴会一事，做出一幅宽容的姿态。所以，我估计，如果当局不容许我出场作客，最可能的方式是通过天文台或科学院直接通知我。事实上1986年后，凡不准出国、或不准去合肥参加学术活动等等限制，都是以这种方式通知我的。

   3天过去了，直到我动身赴会前，并没有任何明言或暗示要我拒约。那天下午，北京天文台还派来汽车，要送我和李赴会。当局的闷葫芦里卖的是甚么药呢？一时真不好猜了。

   确实，智商正常的人绝猜不到当局会采用如下的5大对策达到一个极简单的目的：阻止我们赴宴。

   第一对策：戒严截车。

   2月26日下午5：30，我们同林培瑞夫妇乘一车从中关村保福寺916楼出发，一路向东，直奔希尔顿长城饭店。后来，司机告诉我们，我们的车一上路，他就发现有另一辆车尾随上了。但是，当时他没有告诉我们。6：00左右，我们的车行驶至长城饭店附近的三环路口，发现戒严了。上百的警察虎视耽耽地横在路上，不准一切车辆通行。开初，我们还以为是为了布什一行的安全而实施的。哪知道，警察一发现我们的车到，立即密集拦截，戒严遂即解除。原来，戒严的目的专是为了截住我们这辆车。

   第二对策：最高特工当场指挥。

   我们被截下车后，试图步行去长城饭店，但很快就被一群便衣团团围上，堵住了我们去往长城饭店的路。为首的一个黑粗粗的便衣，一看即知是个训练有素的打手，他上来就架住我，接着说：“我是这次布什来访安全的最高特工负责人。美方特工提供给我们的名单上没有你们二人，所以你们不能参加宴会。”可见，中国最高特工当晚根本就没有去保卫贵宾。

   第三对策：停止公共交通。

   不能向前，祇好向后。我们决定去美国大使馆求证提供给“最高特工”的名单。这时，我们的车及司机都已找不到了。随即跳上一辆出租车。该车走了数百公尺，又被警车追上，再次勒令停车。不得已，我们祇好改去公共车站等候电车，或汽车。然而，警察还是比我们快，凡有我们等车的车站，所有过往公共电车汽车都被警察命令不准在该站停靠，不准上车，也不准下车。在这些车站等车的其他乘客不明白发生了甚么事，陪同我们一起倒霉。

   第四对策：陪同“散步”。

   放弃乘车的念头，我们向秀水街使馆区步行。这时已约7：00pm，天色昏暗，气温下降。我们4个人的前后左右都有警察“陪同”，穿制服的，穿便服的都有，还有一辆警车紧随在后。每一个街角都有一辆武装三轮摩托整装待命。可以看到的警察至少在100个以上。至于看不到的后备队，可能更多了。总之，一两个自由思想者，抵得上100个武装的警察。

   8：30pm，我们走到使馆区，偶然路遇加拿大外交官霍雷（Horley）夫妇，他了解到我们的困境后，立即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小坐。警察无奈，不能再“陪同”我们了，因为不能硬闯外交官的家。警车则近逼到这位外交官的家门口，处在待命状态。　8：30－9：30，在Horley先生的家一小时中，我们同许多记者联系上了。早在宴会进行时，许多记者已发现李淑娴和我的席位是空的，知道事情一定有变。很想知道详情。因此，我们决定下一站去香格里拉饭店，那里住有上百个专为采访布什访华而来的记者，可以让更多的媒体知道今天倒底发生了甚么。

   对策之五：“护送”我们去记者招待会。

   我们与香格里拉饭店的电话联系，当局必有窃听。因此，我们很担心，在离开Horley家去香格里拉时，可能又会遇到警察拦截，以阻止我们会见记者。一上路，确实又有警车紧随。但是没有拦截，一路通行无阻，安全而准时地到达香格里拉饭店。之所以如此，最可能的一个解释是，当局原计划的阻挡方案中没有有关记者招待会一项。一个中央计划政权，原计划中没有的，警察也就不去做了。（计划对警察行动之重要性可由下例标语看到。1988年初，交通警察在北京天文台前的路上写了一条大字标语“为努力完成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上限）计划而奋斗”。）

   晚11：30，召开临时记者招待会，发布了我们的‘晚宴’经历。北京数百警察的一夜按计划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抢了总统布什的镜头，成为第二天的头条新闻。

   南下苏州

   1989年3月6日晚，我乘京沪特快列车从北京南下。目的是去苏州参加中国天文学会大会。同车走的还有其它3位北京天文台的同事，以及顾安苏。一夜顺利，7日早上10点钟火车准时进入上海新站。

   一下车，就看到有3个人来接我，为首的是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杨缢泉。他们是当局委派来特殊‘照顾’我的。目的是不准我在上海停留，径直去苏州。因为杨等都是天文界的熟人，我不能为难他们，爽快地接受了他们的照顾，坐进他们准备好的小车，立即离开是非之地上海。而其他4个来同上海者，则自行其便了。

   杨缢泉倒也相当爽快，轿车开出上海站后，他第一句话就说：“老方，这次可不要在苏州爆炸原子弹。我们是老朋友，一言为定。”

   我当然明白‘原子弹’的含义，答道：“我这次祇有宇宙大爆炸，不会有‘原子弹’爆炸。”

   事实的确如此。为了不给同行带来麻烦，凡天体物理学术会议，我祇宣读论文。免谈国是。隔墻有耳啊。苏州会议，当然也不会例外，除了宣读原初宇宙大爆炸论文外，祇打算到苏州观前街上去买点豆腐干。

   在苏州的5天会议中，不祇我自己的一切活动倍受照顾（连到观前街也有专车专人陪送），而且，其他许多人也得到‘照顾’。整个会议期间，我们所在的饭店，没有其他客人。因为，当局已命令该饭店经理，这5天之内，不准再接待其他客人，也不准任何外人进店访客。对外公布的理由是，这些天文学家所研究的星空和宇宙，都是高度尖端的，必须严守机密。与会的天文学家不禁为自己的身价突增，而飘飘然。

   但也有人倒霉。有两个上海教育出版社的编辑，正在苏州办事，借住在苏州大学。其中一位编辑负责出版过我的《天体物理学前沿鸟瞰》一书。他们得知我在苏州后，就邀我于3月8日晚上在苏州大学食堂吃晚饭。我答应了。这个简单的约会，没有其他人知道。可是，在他们约我之后不到3个小时，就被苏州大学当局找去，盘问他们倒底是如何同方励之联系上的，为什么要请方来苏州大学吃饭，等等。两位朋友一一如实交待了。还好，没有阴谋，当局对他们从轻发落：要他们立即离开苏州大学，不准再到苏州大学来吃饭。

   这件事很快在天文会议上传开了。吸引了好事的天文学家们研究，当局倒底是用什么方法能在3小时之内就得知方励之要去苏州大学吃饭的。可见，不祇隔墻有耳啊。一些理论天体物理学家使用严密的逻辑排除了不少解释；实测天文学家则使用他们的最拿手的方法━━证认饭店中的哪些人员是由安全部派来的‘钉子’。

   谢天谢地，虽然有点小插曲，5天的会议总算圆满结束。散会的时候，杨缢泉非常高兴地来和我道别，似乎也是对我这个老朋友的一种感谢，他说“原子弹没有爆炸！”当然不会爆炸，“原子弹”不是带在我身上，而是蕴藏在社会中。

   三百年和七十年

   用‘原子弹爆炸’来形容1989年春天的中国社会形势，确有几分准确。原子弹爆炸需要几个条件。一，有足够多的可裂变物质；二，把可裂变元素聚集在一起达到临界质量；三，有及时发射的中子进行引爆。1989年的中国，这3个条件恰好都具备了。

   首先，腐败日益滋长，政治改革迟迟不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空间的狭窄，使越来越多的学生、知识份子、工人、个体户、党内干部、甚至一些上层干部都感到愤懑、压抑和不满，形成了数量可观的可裂变元素。潜在的爆发能量处处皆有。

   其次，1989年有好几个纪念日，五四运动70周年，建国40周年，北京民主墻10周年，分散的不满和愤懑很容易在这些日子里集中到一起，使裂变物质聚集到临界质量。

   至于引爆的“中子”，几乎是时时都有的。由当局蠢行所引起的小规模的风波，此伏彼起，从没有断过。比如，当局对那几封大赦天下公开信的拙劣处置，就是能引爆的“中子”之一。

   尽管如此，我当时并不觉得一次引爆就能完成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应北京五四70年纪念活动之邀，1989年4月4日，我写了一篇文章“从北京天文台看中国民主进程”。我对历史估计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最有价值的作用是倡导将民主和科学注入中国文化……。然而，就民主和科学二者在中国的注入进程来看，五四大体正好分别是它们的起始期和完成期。意思是，一九一九年，中国刚刚开始她的民主政治的进程，而那时，中国已开始全面地接受现代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冲突过程已近结束。”所以，“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似还可以不必太悲观，与三百年的科学注入史相比，七十年的民主注入时间虽已不短，但还不致令我们完全气馁。”

   意思是说，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冲突”，前后用去了307年， 1914-1607=307.起始和终结的标志性事件分别是：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翻译出版欧氏“几何原本”及随后的中西历法之争；1914年（民国三年），中国正式采用基于现代天文学计算的历法，“洋”历通行。在民国三年颁布的历书上特别写有：“本年历书系用东西各国通行之法推算”，这是300年才得到的结论。而1919年才引进的德先生，到1989年，祇同“传统”冲突了70年。远还没有认识到德先生是“东西各国通行之法”，不奇怪。再“冲突”100年，也不算太奇怪。

   四月和五月

   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可裂变元素聚集，终于大大超过了临界质量。爆发了。历史发展是不是加速了？

   学生的请愿和示威开始后，我的生活方式，大体是上午去天文台工作。下午接受各种访问者，有朋友和学生，有中外记者，当然来访者中也有关部门的线人。晚上则是我写学术论文的时间。

   在所有记者访谈中，我一律都表示支持学生的诉求。但我一直没有去游行，也没有去天安门广场旁观。原因是被全天候监视。早在学生请愿的第3天，4月20日，有关当局就开始在内部传达，北京的学运是由方励之夫妇一手制造和指挥的。并以此为由，伺机扑杀运动。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北京天文台和学界的有心人处处帮我防范，以使在全天候监视下，当局也无机可伺。

   4月25日，席泽宗教授邀我去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做报告，那是我在北京的最后一次公众报告。讲的是北京天文台的710年。元朝定都北京后，郭守敬等建北京天文台，历元明清各朝，司天制历。以北京天文台漫长的历史腑视人间，如今不过是又一新朝罢了。星移斗转，潮起潮退，朝兴朝衰，概莫能外。科学的“法轮”已转进了中国，民主的“法轮”也在转了，今天的困境不过是它们转动时的嘎嘎之声而已。很巧，当晚广播《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群情哗然，果然，嘎嘎之声又起。

   4月27日，学生组织大游行，科学院的不少研究生也去了，目的是抗议《人民日报》社论。可以预料到，当局要以抓“一小撮人坏人”的方式，镇压运动。这是中共镇压各种不满情绪的惯用方法。李锡铭（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在内部已明说，这“一小撮” 组织游行的，就有方励之夫妇等。大家都熟知当局下一步要做甚么。果然，据参加游行回来的人说，在游行现场有传言，说方励之在游行队伍中“跑前跑后地”指挥。这是一个恶化信号。

   恶信号制造者的计算，早被天体物理学家们预料到了，并先发制之。那天上午在天文台原定就有一个报告会，由法国人Jean-Marc Bonnet-Bidaud 讲“毫秒脉冲星”。这个活动，不仅没有因游行而取消，而且台长李启斌教授（2003年去世）特别要我出面主持报告会，不少参加报告会的同事都明白为何如此安排，一到会场（即在“跑前跑后地” 的谣言出现之前）就说：今天我们可以证明，方励之没有去指挥游行，而是在指挥“毫秒脉冲星”哪。谣言自灭。尽管如此，袁木等国务院发言人仍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点名：游行是由方励之等操纵的。

   4月28日，第一次有人力劝我离家躲避，这是几位年轻的同僚。他们从高层关系上得知，有关方面（李鹏，李锡铭等）正在具体研究如何对付方励之等。几位年轻同事给我制定了甩掉跟踪的行车方案，也安排了隐藏地点和联系方式。例如，约定的联系方式之一是，电话铃响到第八次再接，等等。

   我没有接受这个安排，一则觉得局势似乎还没有坏到要躲的地步，二则我也不喜欢就此离开同事。但是，我接受了他们的忠告，骑车要注意后面，尽量不要走夜路，等等，以防不测。

   5月12日，学生绝食，运动如火如荼。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也下降成第二条新闻。北京的学生和市民，感动了整个世界。一时似乎令人觉得中国的变化就在前头了。但是，学界的朋友，大都反对绝食。因为，“伺机扑杀”的危机并没有过去。不少人想说服学生停止绝食。但不成功。

   5月18日，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打来一个很恳切的电话，要我去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我也是主张停止绝食的，几乎被张说动了，想去天安门试试。但最终还是克制了冲动，没有冒然出发。张五常教授可能知道管惟炎和我有过一次成功的经验，即于1986年12月23日夜，成功地说服科大学生结束在合肥市政府广场的静坐示威。但那已经是我们的能力的上限了。我不具有说服天安门广场学生结束静坐和绝食的能力。

   去大同

   5月20日当局宣布北京戒严，人心浮动，形势更紧了。各种版本的黑名单，开始在国内外流传。每个名单中都有我，祇是排名前后略有不同。

   5月22日我仍去天文台。同黄家声（当时研究生，现为Harvard-Smithsonian Center for Astrophysics 研究员）讨论我们的论文“A historical supernova’s lower limit to the galactic stellar collapsing rate”。这是我在北京天文台完成的最后一篇论文。

   我接到不少国外同行的电话，美国的，欧洲的都有，建议我离开北京。恰好，天体物理界预定5月24日至29日在山西大同召开高能恒星天文学会议。当时，交通已经不正常，许多学术会议都取消了。但天文界却仍坚持原定计划。这也符合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传统，越是社会动荡的时候，天文学家越是要不间断工作，因为，那时的社会越是需要星占。现在，占星是不再需要了，但天空是最不理会社会动荡的。

   5月23日，我和北京天文台一位年轻同事刘玉林，一起去大同。北京火车站一片混乱。军用列车占用了北京周边的车道，民用列车无法正常调度。我们在北京站等了一天，没有等到去大同的车。不得不再回家。

   第二天， 5月24日，我和刘玉林再去北京火车站。终于下午6：00有一班车去大同。车经过昌平的时候，整个车站十多条车道，都停满了军列，我们的列车在唯一的一条空闲轨道上穿行而过。两边的军人就是后来从东面杀进北京的部队。

   刘和我于5月25日凌晨3∶00到大同。我在当天上午报告，题为“超新星1987A的高能过程”。尽管这里也已被监视，会议仍一丝不苟地进行。

   悬空寺前的“占卜”

   5月26日，按会议安排，游著名的恒山悬空寺（一名玄空寺）。这个建筑堪称一绝。整个寺院大小数十个殿堂，都不是建在地基上，而是挂在一面极大的垂直的绝壁上。其哲学是，要想修炼以成正果，必须离开大地，隔绝世俗，不闻鸡鸣犬吠之声，告别红尘的纷扰。它的历史比北京天文台还长一倍，已1400年。其中也许会有有价值的历史天文数据。

   会议参加者约30人，乘车到山脚，沿土路，漫步向寺区走去。远远就看到，在土路的最后一个拐弯处，站着一个人，衣衫褴褛，有乞丐状。当我们这群人走到拐弯处时，该人突然跑过来，从人群中一把拉住我，连说∶“我给你算命，我给你算命，不要钱，不要钱。”如前述，天文界的业余占卜爱好者颇多。不禁想看看这位“高人” 的功力。“让他算，让他算！”这样，我就被拥簇到一绝壁下。30多与会者围在“高人”周围，似乎是在听一场外加的学术报告。

   人静下来后，卜师首先说：“你是他的领导。”“他”指的是站在我旁边的刘玉林。这不难判断。我和刘的年龄差，一眼即可看到，猜到我们有师生关系，很简单。然后，卜师拉着我的左手，揉。说道：“你的手掌小，肉厚，很柔软。”这也不错，但祇是描述性的说辞。卜者又道：“这是虎掌。”心想，这是不是恭维话？卜者稍顿数秒，结论有了：“不过，你现在是虎落平阳了，有大难，快往西走！”

   众占卜爱好者没有提问，no comments.哄笑散。但有人心里即刻明白了，这位“高人”，十之八九也是国家安全部的一位“线人”。不过，他可能是玩儿错了地方，这里研究各占卜学派的“高人”都有，他算是占门弄卜了。

   不管“高人”指点的迷津，我们还是照样地走去，没有向西，也没有向东，而是向上。向上攀登悬在翠屏峭壁上的圣殿。

    

8. 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

9. 1989年9月25日

   4月15日耀邦同志逝世，学潮旋即开始，我很忧虑。小平同志4月25日讲话指出，中国压倒一切的是要稳定，我完全赞成。我也想要维护稳定，制止动乱。我的具体想法是尽力缓解矛盾，避免激化矛盾。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我认为口气生硬，分析和说理不充分，我有保留。5月19日和20日，中央宣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我内心认为是“走错一步大棋”，怕骑虎难下，局势益发不可收拾。中央常委集体批评赵紫阳同志，我感到不平。中央领导同志点名批评我泄密, 我感到委曲。我的这些思想先后影响以至支配了我的言行，使我犯了在政治上与中央不保持一致的严重错误。5月28日，常委决定对我进行审查。按照时间顺序，我向党交待以下十六件事。

   一、最早向紫阳同志反映26日社论激化中间学生群众的对立情绪的是我。

   4月30日紫阳同志从朝鲜回北京。他刚到家，我就向他反映：27日学生上街，挡不住，市民围观的很多，机关干部中也有同情的，事态有升级和扩大之势，相当一部分中间学生群众对26日社论有反感，认为是针对他们的。我讲了我对社论的看法：社论的积极意义在于传达小平同志关于中国一定要稳定，一定不能搞动乱的思想；但社论写得太生硬，没有充分说理，缺乏分柝，没有考虑到中间群众的接受程度；既然这么多的人都以为社论是针对他们的，可见社论没有讲清楚。紫阳同志当时没有表态，过了若干天，他对我说，看来社论是有缺点。紫阳同志的观点当然有他的形成过程，但最早向他反映的是我。

   二、在综合中央领导同志对青年大会讲稿1的修改意见时，我没有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

   这个稿子是紫阳同志4月30日批请各领导同志审阅修改的。李鹏，依林等同志都提出要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我5月2日向紫阳同志汇报说，已经从正面讲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道理了，再从反面来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似乎讲不出什么新话来了。紫阳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表示可以不加。事情是紫阳同志定的，但建议者是我。这篇讲话在当天电视上播出后，我听到党内同志反映不错，就打电话给艾知生2同志，请他考虑可否安排重播。艾知生同志说，今天节目已满，明天可以考虑。我说，明天是5月4日，学生要出来游行，后天可否再播。艾知生同志表示，连播三天不行。这个电话是我主动打的，紫阳同志并不知道。

   三、亚行讲话是我执笔的。

   5月4日上午9时，紫阳同志在去北京医院探望先念同志的车途中，要我为他起草当天下午1时半会见亚行代表的这篇讲稿。思想、内容、提法，以至许多重要的语言，都是他口授的。这篇讲话的基调和常委的集体决策不一致，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完全赞成这些观点，因此也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请他在斟酌。我回办公室后做的是文字整理工作，中午12时半交稿，紫阳同志又亲自指出一些地方要我修改。（我记得我原稿的结尾处有一句话，“中国是不会发生动乱的”，紫阳同志说，不对，已经在动乱了，怎么能说不会发生呢？应该改成不会发生“大的动乱”。）最后他说，稿子就这样定了，你同新闻单位打一个招呼，要他们不要删节。我回办公室后，立即打了三个电话。一是告诉新华社，发全文，不要删节；二是告诉人民日报，用新华社稿，在显著地位登出；三是告诉广播电视部，用新华社稿当晚播出，并请他们安排重播（因上一天晚上我提出重播青年大会讲话时，艾知生同志告诉我当天计划已满，所以我想这次请他们在下午安排一下）。但是我没有讲要重播三天（那是把5-3讲话和5-4讲话弄混了）3。

   四、我曾向《国内动态清样》推荐过一篇文章。

   5月上旬，《零讯》登了社会科学院何新同志的一篇文章。题目我忘了；内容，我现在回忆(我自已的印象，决不是何新同志的原话)是讲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青年知识份子的政治要求，这是一个带普遍性长期性的问题，特别要慎重从事，压是压不下去的，而可能适得其反等等。紫阳同志问我对这篇文章有何看法，我说，这篇文章很有见解，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建议在新华社发到省军级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发表。他说，可以。我就把这篇文章送新华社总编室(文中有一节，专讲不能动用军队，我在送新华社时把这一节全文删去了)。但我不知道后来发表了没有。我印象中，没有在《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这篇文章，因此可能没有发表。要是没有发表，那是新华社负责同志不同意我的建议，但我当时确实提过这个建议。如果发表了，责任在我，我应负全责。

   五、5月12日，我给人民日报送去一篇稿子。

   5月12日晚10时后，政体改革局付局长高山同志向我反映，北师大党委的同志告诉他，明天学生将开始绝食。我说，今天早上报纸已登了委员长会议的决定，人大常委即将开会讨论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党和国家已经重视到这样程度了，还没完没了地闹什么! 白慧敏同志说, 今天报上这条消息登得不显著, 可能学生没有注意到, 可否在明天的报上采取什么办法补救一下? 我就叫高山编一条消息，我还亲自深夜送给钱李仁4同志。我对钱李仁说，今天各报都没有把委员长会议的决定登在显著地位，包括人民日报。我的话对钱李仁同志显然有压力，第二天，我送去的这条消息就登在头版头条5。这条消息的结尾是呼吁学生冷静理智，采取合作态度，同党、政府、人大共同为开好人大常委会而努力，这也确实是我要高山写这篇稿子的目的。问题是：一、在当时形势下突出报导人大常委即将开会，实际上会冲淡中央常委制止动乱的决策；二、所谓教师、学生、干部、工人的反映是编造的，违反了新闻报道的原则(钱李仁同志不知道这一点，他以为是我们收集的反映)。

   六、我曾向胡?立同志讲过我对26日社论的看法。

   大概是5月13日或14日，我在勤政殿经过启立同志办公室时，我也向他反映了我对26日社论的意见。我说，学生对26日社论的对立情绪大极了，这篇社论我看有缺点，没有把道理讲清楚。启立同志说，他也有这个感觉，这篇社论是他主持起草的，责任在他。

   七、我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名义召开过一次法律专家座谈会。

   会是5月16日下午和晚上开的。内容是座谈在协商对话中学生可能提出的法律问题。我记得座谈中提出的意见主要是：一、北京游行十条的法律效力不容置疑，今后应加快制定全国性的示威游行法，使母法(全国性法律)和子法(地方性法规)配起套来；二、过去民政部的社团登记条例规定，各单位内部的社团不必登记，因此，在处理学校内部的社团问题上可能有麻烦；三、我国法律体系尚待健全，目前有青黄不接的现象，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最后综合了一期《政改要报》送常委、政治局和书记处各位领导同志。我开这个会，事前没有向紫阳同志讲；但会后(17日上午)我跟他说了，也讲了上述三点。他没有说什么意见。我所以组织这次座谈，是想为协商对话作点准备，反映了我把很大希望寄托在协商对话上6。

   八、紫阳同志同戈巴契夫谈话时关于小平同志的一段话7是我在起草时主动加上去的。

   紫阳同志在向朱良同志和我交代起草讲稿时没有讲这个意思。朱良8同志送来的中联部的原稿上也没有这个内容，他们的原稿中只有一句话：两党领导人的会晤意味着两党关系的自然恢复。我认为，紫阳同志应讲得具体一些，使戈理解这里所说的两党领导人是专指小平同志和弋，而不是赵和弋，所以加了这一段话。(当时还有一个巧合：紫阳同志为了澄清当时社会上一部分人中关于小平同志的流言，准备召集首都各大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专门讲一讲，其中内容之一就是十三届一中全会一致认为重大问题上必须向小平同志请教，请小平同志掌舵，这根本不是什么 “违反组织原则”，相反，如果不这样做才是真正违反了一中全会的决定。这两个对新闻界的讲稿，当时都在我手头上平行作业，我就很自然地把这些内容移植到与弋会谈稿中去了)。当时的情况和动机确实如此，后来引起的影响则完全是我始料不及的。

   九、我没有泄露过5月16日晚常委会的情况。

   5月16日晚的常委会，我没有列席。当天下午7时半，我从电视上看到直播了紫阳同志与戈会谈的第一、第二部分，没有播第三部分，就打电话问李勇同志。李勇同志说，他不知此事，紫阳同志正在宴请戈巴契夫，尚未回来。他又说，你到勤政殿来吧，紫阳同志也要来，今天晚上要开常委会。但我到勤政殿后，李说，他问了会议处了，今晚名单上没有你，你不列席。我当时十分尴尬。大约等到十点锺，紫阳同志来了，我说不知道?什么没有播第三部分；他说，时间不够，第三部分的内容在会谈时就来不及讲。这时李鹏同志来了，紫阳同志就进会议室开会。我留在他办公室里和李勇同志聊天。到□晨二时，会散 了，张岳琦同志从会议室出来，我问他讨论什么议题，他说讨论常委致绝食学生书。我问怎么开了这么久，有分歧吗？张说，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在用爱国动机9还是用爱国行动这几个字上统一不起来；紫阳同志今天不冷静，大概是陪戈喝酒喝多了；今天要不是尚昆同志和乔石同志做工作，恐怕现在也结束不了。张岳琦同志讲这些话时，李勇同志在场。我所知道的有关16日常委会的情况就是这几句话。我也没有对任何同志讲过(而且第二天就见报了)。

   十、紫阳同志的辞职信是我替他起草的。

   5月17日晚饭前后，紫阳同志要我到他家去，张岳琦同志也在。紫阳同志说，今天下午，在小平同志家里，常委开会，作了决策；什么决策，这是机密我不能告诉你；常委批评我，说我5月4日讲话把事情闹大了；我保留了意见；我再三考虑，以我现在的认识水平来执行常委决策，肯定是不得力的，肯定会影响到工作；我想我应该辞职。你帮我马上起草一封辞职信。紫阳同志交代后，我立即回办公室起草，并立即送紫阳同志。他看了，没有作修改，说，可以。我就把信稿送李树桥同志，请他发出。第二天，我去看紫阳同志，他说，信又收回了，因为尚昆同志批评他，如果学生以他辞职为藉口大闹起来，将是什么后果。他说，尚昆同志的意见对，他自已当时没有从后果上去考虑。这封信是我起草的，我起草时也根本没有从后果上来考虑。我只是很钦佩紫阳同志，觉得他光明磊落，不隐讳自已的观点，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另外，我认为这封信本身就是紫阳同志送给常委的报告，所以我在起草前和起草后都没有向常委报告。

   十一、我的 “告别演说”。

   当天晚上(5月17日)，我离开中南海后就回办公室。一路上心情非常沈重。一是关于紫阳同志。他受了批评，辞职了，我非常惋惜，我认为他是一位很好的领导者。二是关于我自已。紫阳同志叫我写辞职信时，叮嘱我要注意保密，我说，我很注意。他说，有人对我说，你嘴巴不严，已经泄密了。我十分委屈，说，这准是李鹏同志说的，那是因为他对我的印象不好，其实我从来没有泄过密。紫阳说，我问了李鹏同志了，有没有根据，他说有根据，现在不说，以后再说。(我之所以说李鹏同志对我印象不好，也是出于我自已的猜测，因为最近已有4月24日晚和5月16日晚两次常委会不让我列席，而第一次正是紫阳同志访朝期间，由李鹏同志主持常委工作。) 我当时的想法是：紫阳辞职我也辞职，这毫无问题；但如果说我泄密而对我处理，弄得不清不白，不乾不净，是我无法接受的。我当时心情非常沈重，也非常激动，觉得心里有话，不吐不快。

   我回到办公室，室里有13位同志正在加夜班。我就把大家找来，发表 “告别演说”。话不多，大意是：今天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同大家在一起开会。有人说我是黑手，坏人，插手学生闹事( 按：这是5月中旬以来我几次听到的社会传闻)，有人说我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于谦有两句诗：“碎骨粉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我扪心自问，没有做过坏事，没有违反过纪律。我是清清白白的，今天正好有13位同志在座。据说：“最后的晚餐”也是13个人。我当然不是耶稣，同志们也不是犹大。我只希望同志们冷静，守纪律，不要冲动，千万不能惹事。给我惹事事小，给紫阳同志惹事事大。我和紫阳同志的关系，同志们都知道。我做事历来最怕给紫阳同志添麻烦。王昌龄也有两句诗：“曾为大粱客，不负信陵恩。” 你们如果给紫阳同志惹出事来，我担当不起。以上，我回忆大慨就是我”告别演说”的全文。我说完，就宣布散会。我没头没脑讲了这一通，所有的同志都愣了。我这些话，使研究室的同志在思想上陷于极大的混乱。散会后，有三几个同志聚在一起议论，见了我就问，到底出了什么大事？ 我说，没有大事，是李鹏同志批评我泄露了机密；紫阳同志说，鲍彤不会的；李鹏同志说，他掌握材料，有根据，以后要拿出来；反正我以后要挨整了。

   这里需要说明：我没有泄露即将戒严的机密10。紫阳同志跟我说：“常委作决策，什么决策我不能告诉你”时, 张岳琦同志在场。我内心猜测，这个决策大慨是开展反自由化运动和抓黑手，根本没有想到军队。军队进城我是19日晚看电视知道的；戒严令我是20日公布后知道的。

   十二、我5月20日和陈一谘同志的谈话及其后果。

   5月20日上午，陈一谘和其他两三位同志到我办公室来，大约谈了半个到一个小时。不是我约他来的，我事先不知道。谈话的全部内容我已记不清了。我现在根据当时的形势估计，陈一谘很可能对我说，体改所上一天(19日)发表了一个声明，但我不知道声明的内容(我是从陈希同同志报告中才知道声明内容的)，所以在这个话题上不会展开。当时军队进城，陈很可能跟我谈军队进城受阻的情况，我很可能讲了骑虎难下之类的话，但我不会把我内心“走错了一步大棋”的想法说出来。陈也很可能谈到紫阳同志，或表示赞成亚行讲话，我很可能讲了紫阳同志好话，但我不会讲亚行讲话的好话，因为我知道常委批评了这个讲话，我也决不会向他泄露紫阳的辞职信和尚昆同志对紫阳的批评(这件事无论在室内室外, 我从来没有向任何同志讲过)。

   我只记得我讲了李鹏同志坏话。我说，现在一提官倒，就是公司，一提公司，就提小平同志和紫阳同志的孩子在公司里工作，好象别的同志的孩子没有在公司里工作似的。我听说李鹏同志的孩子也在公司工作，而且有一次喝醉了酒打人，被扣到派出所里。我说，学生说紫阳打高尔夫球，李鹏同志也游泳呀！听说总后为他修了休息室，很豪华，据说花了一百万块钱。我还说，别的同志，外事活动都不带夫人，只有李鹏同志带夫人，听说有一次她在国外宾馆里丢了一件不值钱的首饰，还跟对方交涉，后来找到了，其实是?品，不是什么贵重物品，缺乏气度。我所讲的这三条都是道听途说的闲言碎语，但因我对李鹏同志有情绪，就冲口而出，泄露出来。陈一谘走后，我非常后悔，生怕陈把这些闲言碎语捅出去。我就要高山同志（他当时并不在场，我找他只是因为他知道体改所的地址），立即专程来找陈，告诉陈，千万不能捅出去，一捅出去，不仅给我招麻烦，还可能给紫阳同志添麻烦（这事其实与紫阳同志毫无关系）我要高山传这些话，不是从政治上的影响和后果出发，而是怕他给我惹事。现在组织上告诉我，他们已经写了传单捅到社会上去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尽管我事后曾叫他们不要捅出去，尽管传单把我的话添油加醋夸大了不知多少倍，但引起他们写传单的直接责任者是我。

   十三、我5月22日跟高山同志的谈话。

   5月22日机关党委开会。高山向党委交代19日体改所的声明，他参加了。党委书记陈群林同志向我报告，我就找高山谈话。我说，你怎么到体改所惹事去了？他说，是啊，去了，错了。我说，你不是给我找麻烦吗！他说，是我自己去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说，你去了，体改所知道了，你又向机关党委报告了，这里也知道了，闹得风风雨雨的，人家会说，体改所的声明政改研究室参加了，也就等于鲍彤参加了，最后就给紫阳同志添麻烦了。我本来乾乾净净，现在给你弄得不清楚了！应该说，高山同志22日向党委报告他19日的活动，这个态度是好的；而我的这次谈话是丧失原则的，非常不严肃的。我不追问高山到体改所讲了什么话，不追问他“参加”到什么程度，不追问这个声明到底是什么内容，会在社会上造成什么影响。我所关心的，只是别给我惹事。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我是到秦城后才从报上登载的陈希同同志的报告中看到体改所声明的内容；当时，我只听说体改所发表了一个声明，我以为是很一般的东西，我把高山参加声明看得同参加游行一样简单，思想上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来对待。

   十四、我替紫阳同志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帮他起草发言稿11。

   5月24日上午，紫阳同志找张岳琦同志和我，说要起草一个发言稿。他说，不知道政治局什么时候开会；如果开会，就会批评我，也会提出一些问题要我回答；你们帮我起草一个稿子，哪怕不成熟；如很快开会，就有个准备；如最近不开会，有个稿子也就可以摆在那里慢慢修改。当时，紫阳同志展述了从追悼活动到他提出辞职的一些想法和考虑（另有草稿材料）。我是当天起草，当天晚叫张岳琦同志转紫阳同志的。这是我为紫阳同志作的最后一件事，此后，我没有见过他。

   这件事，在审查我的问题时，我没有交代。我不知道是否准确的反映了他的原意，不知道他是否同意这些表达，最后用了这个稿子没有。如果最后用了，组织上总会问我的。所以直到组织上问我22日以后是否替紫阳同志起草过什么稿子，我才交代。

   十五、我曾对一位同志说，如果我被隔离审查，请他告诉高山通知杜润生同志一声；但我和杜润生同志决无非组织的联系或政治活动。

   这是5月26日或27日的事，早在5月中旬，我就陆继听到社会上一些流言，说我插手学生事件，当时我一笑置之，并不介意。17日，李鹏同志批评我泄密，我开始紧张。20日，北京医院告诉我秘书，说鲍彤今后不再在这里看病了，我感到了实际的压力，认为我已经被撒职了。后来，我又听北京在传，有个赵紫阳、杜润生、安志文、鲍彤四人集团；香港报纸上还提到有个鲍彤反革命集团。我就有一种即将被逮捕或隔离审查的预感。我就想，如果万一真的发生这种情况，应该告诉杜老一声(安志文同志不在北京)。室内工作人员中，认识杜老的只有高山。因此，我25日或26日就想找高山，没有找到，碰上了另一位同志(我现在不记得是谁)，我就对他说，我现在有一种预感，好象我要出什么事，万一我真的出了什么事，你叫高山告诉杜老一声。当时我的思想很简单：赵、杜、安、我，四个人都冤枉，同案相怜，惺惺相惜。尽管我跟杜老并不熟，一下子觉得在感情上亲近起来了，我如出了什么问题，得让杜老知道一下。我对杜老原来很敬重，但过去与他从无私交。个人之间的来往，一辈子只有两次：第一次是4月28日或29日晚上，学生27日上街，我十分焦急，紫阳同志又在朝鲜，我就打了个电话给杜老，说想上他家聊聊天。我说我去，他说他来(我们住得近，在相邻的两个楼)，结果是他来了。我向他讲了我听到的27日学生游行的情况，表示很着急，我发现他也很忧虑。我向他请教有什么具体办法能把事态平息下来，他说，难呀，大难题一个。他在我家坐了大约半小时，我就送他回家，因这次是他来我家，我心中非常过意不去，所以5月2日我就专程上他家回访，这就是第二次。这次只有几分钟，我问他节日好，坐了片刻，觉得尽了心意，就告辞了。我和杜老之间，决无任何非组织的活动和联系。

   十六、最后声明三点：（1）耀邦同志追悼会前后的几天内，我曾驱车到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周看看形势；其中有两次下了车，司机同志陪我进入人群，但未遇到认识的人，更没有进过什么话。4月27日以后，我就没有再到广场去过。（2）我不认识任何非法组织的头头或成员，跟他们也没有什么任何形式的联系。我和严家其12 在十三大前共事过一年，但十三大后他就回原单位。今年我没有同他见过面，或打过电话，或通过信，或托人捎过什么话。（3）今年4月15日以后，我没有同任何外国人接触过。外交部西欧司曾向我转达西欧共同体各国大使的要求，说他们要共同请我吃顿饭，我婉拒了。5月26日或27日中午，有个自称 “美国ABC广播公司驻京办事机构中文秘书”的人，给我打电话（我不知道他怎么找到我办公室电话号码的），说要采访我，我拒绝了，他又说要请我吃饭，我也拒绝了。

   我以负责的态度向党交代上述事实，请党审查。

    

10.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1989年6月30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 陈希同

11. 来源：中国人大网

    1989年春夏之交，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极其严峻的形势面前，党中央作出了正确的决策，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得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为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坚决反对动乱和暴乱，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主人翁责任感。现在，我受国务院委托，就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情况，主要是发生在北京的一些情况，以及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工作，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汇报。

    一、动乱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

    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势力，总是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这是他们长期的根本战略。这些年来，他们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和经济上的暂时困难，更加紧了这个战略的实施。在我国，党内党外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上下串通，为在中国制造动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正因为这样，在动乱的酝酿、预谋和发难的整个过程中，包括制造舆论、歪曲真相、造谣惑众等诸多手段的使用，都显示出了国内外、海内外相互策应、相互配合的鲜明特点。

    这里着重讲一讲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情况。去年9月，党中央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对这个决策和采取的各项措施是支持和拥护的。整个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势是基本稳定的。今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的赞成票（只两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李鹏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当然，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对于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上的分配不公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同时在推进民主、健全法制、深化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等方面，还提出了不少的要求和建议，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也是党和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当时在党内和社会上的确有极少数人紧密勾结，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极不正常的活动。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赵紫阳同志去年9月19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后，一些据称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进行宣传，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叫嚣“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则呼吁赵成为“独裁者”。香港《解放》杂志也刊登长篇论文，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的关系，这种微妙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个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还说什么“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同这种“倒邓保赵”风相配合，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攻击“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提出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再允许像文革那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这个对话曾经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

    去年末今年初，内外勾结进一步加紧，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十分错误乃至反动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他活动。比如，去年12月7日，由《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金观涛担任顾问的“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了“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型讨论会，金观涛在发言中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新观察》主编戈扬立即以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年龄最大”者的身份站出来“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今年1月28日，苏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的“都乐书屋”搞了一个所谓“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的除中国人之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100多人。方励之说，这类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现在需要行动”，“连开三次就要上街了”。2月初，方励之、陈军（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等人又在友谊宾馆举行了所谓的“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主要就所谓“民主”和“人权”两大问题发表了演讲，陈军把“五四运动”同“西单民主墙”作了类比。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民主而斗争。”2月16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2月23日，台湾《联合报》发表《大运动的开端，大冲击！》的文章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春雷动，民主浪潮涌。”2月26日，张显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李洪林（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包遵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戈扬等42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也要求释放所谓的“政治犯”。此后，北京一些大学陆续出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量大小字报和集会。比如，3月1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出现《讨邓檄文 告全民书》的大字报，胡说什么“共产党的政治就是空谈、强权、独裁、武断”，公然要求“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原则”。3月2日北京大学贴出题为《为中国人悲哀》的小字报，叫喊打倒“专制”和“独裁”。3月3日清华大学等院校出现署名“中国民主青年爱国会筹委会”写的《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鼓动“在爱国主义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3月29日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广为张贴方励之给香港《明报》写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一文，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彻底丧失了吸引力”，要组成政治上的“压力集团”，去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改革”。他所说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全盘西化的代名词。4月6日北京大学贴出一份题为《时代的召唤》的大字报，以完全否定的态度提出了“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马列主义到底还适合不适合我国的国情”的问题。4月13日北京邮电学院等校收到署名“广西大学学生会”写的《告全国大学生书》，号召“高举胡耀邦的画像和‘民主、自由、尊严、法治’的大旗”，来纪念“五四”青年节。与此同时，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所谓的“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式各样的“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仅北大学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就搞了17场讲座，活动十分频繁。他们曾经把原非法组织“人权同盟”的头头任畹町请去，围绕所谓“新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散布了许多谬论。他们曾在塞万提斯像前举办讨论会，公开宣称“要废除一党制，让共产党下台，推翻现政权”。他们还把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请去，充当他们的“军师”。李淑娴煽动说：“要使民主沙龙合法化”，“要经常在这里集会”，“要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发生的动乱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香港《明报》载文评论说：“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争取人权而发起的串联与签名运动，已对学生产生极大影响，他们早已在酝酿于‘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表达对当局的不满。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则犹如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了一根火柴。”总之，在极少数人的预谋、组织和策划下，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

    二、学潮从一开始就被动乱的组织者所利用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使酝酿已久的学潮和动乱提前爆发。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表达了深切的哀思，各高校也为学生的悼念活动提供了条件。但是，极少数人却利用这个时机，以“悼念”为借口，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具有了政治动乱的性质。

    这场动乱，首先表现在大量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传单和挽联等，对党和政府进行了肆意的攻击和诋毁，公然号召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现政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的一些大小字报，有的谩骂共产党是“一代奸党”，“是个即将溃灭之组织”；有的攻击老一辈革命家是“朽翁听政”、“独裁集权”；有的指名道姓地逐个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胡说什么“不该去的去了，该死的却没死”；有的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有的要求“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取消各团体、军队、学校、单位的党支部和政工干部”；有的发表《私有制宣言》，号召“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去迎接共和国新的明天”；有的还提出要“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等等。许多大小字报用不堪入耳的语言，诬蔑邓小平同志，叫嚷“打倒邓小平”。

    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动乱策划者们这个期间提出的纲领性口号，无论是通过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王丹在天安门广场首先提出的“九条要求”，还是后来提出的“七条”、“十条”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这两条的实质，就是要在中国取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实现资本主义化的绝对自由。同这种要求相配合，一些知识界的所谓“精英”分子，也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极少数人，在此期间也组织种种座谈会，利用舆论阵地大肆宣传，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由戈扬主持，参加的有严家其、苏绍智、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刘锐绍（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等人。他们议论的中心也是两个，一是为胡耀邦“平反”，二是为反自由化“翻案”，并且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说什么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后来，当上海市委作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正确决定之后，一贯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

    这场动乱，还表现为在极少数人的挑唆和策划下，许多行为都是极其粗暴的，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法律和法规的，是严重反民主反法制的。他们不顾宪法对“四大”的废除，不听劝阻，在校园内铺天盖地地张贴大字报；他们不顾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不经申请批准，连日不断地举行大游行；他们在4月18日和19日深夜接连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并且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都未曾发生过的事情；他们违反天安门广场的管理规定，多次强行占据广场，4月22日那一天几乎造成胡耀邦同志追悼会无法正常进行；他们无视北京市的有关法规，不经登记就成立了“团结学生会”（后改名为“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并且向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夺权”；他们不顾法纪和校纪，抢占办公室，抢占广播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在校园里造成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大量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是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采用的另一个重要手法。学潮之初，他们就造谣说，“李鹏在政治局会议上大骂胡耀邦，胡是被气死的”，诱导人们把矛头指向李鹏同志。事实上，那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是教育问题，当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同志正在就有关文件作说明时，胡耀邦同志突然心脏病暴发，立即就地进行抢救，缓解后被送进医院，根本没有什么生气的事。4月19日夜间，一位师大外语系的女学生在参加晚会后回校途中，被无轨电车撞伤，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有人就造谣说：“共产党的军警开车轧死了学生”，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情绪激动。4月20日凌晨，我公安干警将冲击、围堵新华门的学生强行带离现场，用公共汽车送到北京大学，又有人造出了所谓“4·20血案”的谣言，说什么“警察在新华门打人，不光打学生，还打了工人、女人和小孩”，“一千多名科技工作者倒在血泊中”，搞得一些人的情绪更加激愤。4月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结束，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离开人民大会堂之后，有的人为了制造攻击李鹏同志的口实，又精心策划了一场骗局。他们先是造谣说“李鹏总理答应12点45分出来接见广场上的同学”，接着就由3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台阶上跪递“请愿书”，然后又宣称“李鹏临时变卦，拒不接见，欺骗学生”，煽动起广场上数万学生的强烈不满，几乎造成冲击人民大会堂的严重事件。由于这些谣言的蛊惑和挑唆，大大激化了青年学生同政府的对立情绪。极少数人就利用这种情绪，提出了“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的口号，造成北京6万高校学生罢课的严重局面，许多外地高校也相继罢课，使学潮升级，动乱扩大。

    这场动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已经不局限于高等学校，也不局限于北京地区而是向着全社会和全国各地扩散。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一些人到中学、工厂、商店、农村串联，上街演讲，散发传单，贴标语，搞募捐，千方百计扩大事态。有的中学出现了“罢课罢考万岁”的大字报，有的工厂贴出了“联合工农，打倒暴政”的传单。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提出了“南下北上，东来西走”的口号，企图发动全国性的大串联。南京、武汉、西安、长沙、上海、哈尔滨等地的高校都发现从北京去的学生，天津、河北、安徽、浙江等地的学生也到北京参加游行。在长沙、西安等地，发生了严重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活动。

    这场动乱一开始就有海外、国外各种政治势力插手。国民党豢养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成员胡平、陈军、刘晓波等人，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要参加学潮的学生注意“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力求以一个坚强的群体进行有效的活动”，“应把彻底否定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作为突破口”，“加强与各种新闻媒介的联系”，“加强与社会其他各界的联系”，“在运动中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中国民主联盟”的两个头头王炳章和汤光中还急急忙忙从纽约飞往东京，企图闯回北京，直接插手这场动乱。一些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特邀方励之领衔，从哥伦比亚大学发回了《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宣言》，鼓吹“人民必须拥有对执政党的选择权”，煽动人们推翻共产党。一个化名“红岩”的人从美国用传真电话发回“修改宪法的十条意见”，提出全国和各级人大代表以及各级法院的法官，都应“由无党派候选人中选举产生”，企图把共产党从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中彻底排除出去。一批身居美国的原“中国之春”成员，匆匆忙忙地组成了“中国民主党”，向北京一些大学发出了《告全国同胞书》，煽动学生“要求保守派的官僚们下台”，“促使中共结束其专制统治”。港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些反动政治势力，也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手段，纷纷介入。一些西方通讯社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心，特别是“美国之音”，每天用三种节目，花十多个小时，向中国大陆进行喋喋不休的报道，造谣惑众，煽风点火，为这场动乱推波助澜。

    以上大量事实说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学潮，而是抱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背离了民主和法制的轨道，运用卑劣的政治手段，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学生，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挑起的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如果不是这样从本质上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就会在斗争中陷于极大的被动。

    三、《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对动乱的定性是正确的

    从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4月22日治丧结束，赵紫阳同志对悼念活动期间出现的日益明显的动乱迹象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始终回避对事情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议在他4月23日出访朝鲜前开一次会，但他不仅拒不接受，反而若无其事地打高尔夫球去了。由于他采取这样的态度，使党和政府丧失了制止动乱的时机。

    4月24日下午，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向万里同志作了汇报。在万里同志的建议下，当天晚上由李鹏同志主持，政治局常委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会议一致认为，当时的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同时要求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放手发动群众，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力争尽快平息动乱，稳定局势。次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大地提高了广大干部的认识，增强了大家平息动乱、稳定大局的信心和勇气。《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体现了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指明了动乱的性质。同时，明确地把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同广大青年学生区别了开来。社论的发表，使绝大多数干部感到心里有了底，行动有了方向，可以旗帜鲜明地开展工作了。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接连召开党内外各种会议，坚持原则，统一认识；运用各种形式澄清谣言，安定人心；支持学校领导、党团员和学生骨干大胆工作，对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进行劝阻和疏导；积极开展各种对话活动，努力争取群众。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等同志同学生的对话，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同学生的对话，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同学生的对话，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认真做好工厂、农村、商店、中小学和街道的工作，稳住大局，防止动乱向社会蔓延。各省、市、自治区也按照社论精神，抓紧做好本地区的工作，防止北京事态的影响向外地扩散。

    由于4月26日社论旗帜鲜明，使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被迫在策略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社论发表前，大量的标语，口号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发表后，4月26日，非法组织北京“高自联”就发出了改变策略的“新学联一号令”，要求4月27日“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规定的口号包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等，并且在方励之的授意下，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的口号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等各界群众赞同的口号。日本时事社这时从北京发出一则题为《年轻官员结成支持民主化集团》的报道，把所谓“赵紫阳智囊团”里的一些人物称之为“中共中央和政府的年轻官员”，说他们“频繁地接触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参加游行的北京市内的各大学的新自治会代表，给学生们出主意”，在27日的大游行中，学生们举着“‘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等标语，这也是遵照了这个集团的指示”。学潮的头头们原来打算要“百日游行，无限期罢课”，社论发表后，这个劲头没有了。5月4日同4月27日的游行相比，学生人数由3万多人减少到不足2万人，围观的群众也大为减少。“五四”游行之后，经过各高校党政领导做工作，80%的学生都复了课。全国各地在《人民日报》“4·26”社论发表后，局势也迅速趋向平稳。显然，再做一些工作，这场由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引起的动乱就有可能得到平息。大量事实说明，《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是正确的，它的确起到了稳定首都、安定全国的作用。

    四、赵紫阳同志“五四”讲话是动乱升级的转折点

    在动乱接近平息的时候，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采取了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态度。本来，在他出访朝鲜期间，政治局常委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就打回电报，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4月30日回国之后，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还再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4月26日社论对动乱的定性，认为前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没过几天，他却在5月4日下午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决定、邓小平同志讲话和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第一，在已经出现明显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经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利用学潮策动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是鲍彤事先为他起草好的。鲍彤还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当天下午就立即广播，并且要连播3天；又要求《人民日报》次日在头版显著地位发表，同时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而对不同的意见不仅扣住不发，甚至不许在内部参考读物上发表。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经过《人民日报》及某些报纸的大肆渲染，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给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撑了腰，壮了胆，打了气。

    赵紫阳同志的讲话同中央的方针截然不同，这一点不仅在国内引起广泛议论，连国外的舆论都看得清清楚楚。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说，赵的讲话“与一周前对学生们的严厉谴责形成了鲜明对照”，是对“上周的判断的一大修改”。法国《世界报》5月6日也载文指出，“这位党的首脑（指赵紫阳）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势的发展变得对他有利了”。这篇讲话抛出之后，各级领导干部、党团员和群众中的骨干，尤其是高校的同志，思想上感到迷惑不解，工作上感到无所适从，许多人都表示反对。有的人说：“中央出了两个声音，谁对谁错，以谁为准？”有的说：“要我们同中央保持一致，同哪个中央保持一致？”有的说：“紫阳在上边当好人，我们在下边当恶人。”学校干部和学生骨干普遍认为“被出卖了”，心情十分沉重，有的伤心得流下了眼泪，学校工作完全陷于被动。当时，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处境非常困难，明知道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对下还要违心地说是一致的，只不过是“侧重点不同”。许多事情需要向中央请示，而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迟迟不召开会议。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强烈要求下，5月8日勉强开了一次会，但根本不听北京市的汇报。会上有的同志反映，赵紫阳同志5月4日的谈话与4月26日的社论精神不一致，他声色俱厉地说：“我讲错了我负责任。”在另一次会上，有的同志反映，第一线工作的同志都说“被出卖了”，赵紫阳同志生气地责问：“谁把你们出卖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有人被出卖。”当时，上上下下有不少人同港台报纸相呼应，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等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连游行的痞子也高呼口号：“北京市委，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罪责难逃。”大家眼看着事态越来越恶化，有些措施想办也办不了。

    同上述情况相反，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却从赵紫阳同志的谈话中受到了鼓舞。严家其、曹思源（四通公司发展研究所所长）等人说：“现在出现了转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张显扬说：“不是说要利用学生吗，赵紫阳现在就是要利用一下了。”在赵紫阳同志的鼓动和少数人的策划下，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自治会”的头头当晚就重新宣布罢课，许多学校也相继宣布继续罢课，并且组织了“纠察队”，禁止愿意复课的学生去教室上课。接着，游行示威的浪潮又重新掀起。5月9日，30多家新闻单位的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上街游行，递交请愿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师范大学、政法大学等十多所高校的上万名学生又上了街，示威游行，声援记者，散发传单，鼓动罢课绝食。从此，事态骤然逆转，动乱重新走向高潮。在北京的影响下，外地已经平稳下来的局势又重新紧张起来。赵紫阳同志讲话之后不久，5月9日、10日，山西太原就发生了大批游行示威的学生冲击省委、省政府，冲击当时正在举行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和民间艺术节的事件，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五、以绝食相要挟，使动乱更加扩大

    善良的人们提出，学生闹得这么凶，是不是政府对他们理解不够，体谅不够，让步不够？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从动乱一开始，党和政府就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之心，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提出的促进民主、深化改革、惩治官倒、消除腐败的要求同党和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并且希望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正常程序解决问题。但是，这种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政府提出，希望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对话，来沟通思想，增进理解，而非法学生组织却对对话条件提出了很高的价码。他们要求，对话的对象“必须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的人员”，每次对话“必须出具联合公告，由双方共同签字”，对话要由“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地点轮流举行”。这哪里是什么对话，完全是摆出一副要同党和政府进行政治谈判的架势。特别是赵紫阳同志的“五四”讲话以后，极少数人更是利用这一时机，把党和政府的克制视为软弱可欺，要价更高，条件更苛刻，使动乱不断加温，步步升级。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和政府仍然采取了十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希望继续保持对话的渠道，以利于教育群众和争取多数。5月13日凌晨2时，“高自联”的头头提出了对话的要求，凌晨4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答复同意，但天明之后，他们又自食其言，取消了这次对话。5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信访局再次通知他们，决定于15日同学生进行对话。他们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又在参加人数上大作文章，先是提出了一个20人的名单，政府同意后，又要求增至200人，还没有等到充分商量，就指责“政府对话毫无诚意”，在接到对话通知仅4小时之后，就急急忙忙抛出早已准备好的《绝食宣言》，发动了一场历时7天、前后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绝食，从此长期占据了天安门广场。“高自联”的头头王丹说，选在13日开始绝食，“正好可以借戈尔巴乔夫访华压他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把绝食学生当“人质”，以他们的生命为赌注，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要挟政府，使动乱更加严重。

    在学生绝食过程中，党和政府继续保持了极其克制的态度，竭尽全力，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是学校工作人员、各级领导干部直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对他们进行思想疏导。其次是协助红十字会，先后调配了100多辆救护车，抽调了数百名医护人员，昼夜守护在绝食现场，并动员52家医院腾出近2000张病床，保证因绝食休克或致病的学生及时得到救护和治疗。三是提供各种物资，尽可能减少绝食学生的痛苦和保障他们的安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抽调干部、工人和车辆，通过红十字会，昼夜为绝食学生运送饮水，提供食盐和食糖；环卫局调出了洒水车，配备了脸盆、毛巾，供绝食学生洗漱；医药公司调来充足的防中暑、防感冒、防腹泻剂，交由红十字会分发；食品部门运来大量饮料、面包等，以备紧急抢救学生时使用；商业部门调运了6000顶草帽，北京军区应北京市要求送来1000条棉被，供绝食学生白天避暑，晚上御寒；为保持绝食现场的卫生，搭起了临时冲洗厕所，环卫工人还趁深夜进行了绝食现场的大清扫；18日大雨前，又从公共交通总公司抽调78辆大客车，从物资局调来400多块厚木板，供绝食学生避雨、隔潮。在长达7天的绝食期间，没有发生一起学生因绝食而死亡的事件。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反响。事实一再教育人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是执意同我们作对到底的，容忍一千遍，退让一万步，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事态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不仅没有做他应当做的工作，反而煽动新闻界，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把已经恶化的局面搞得更加难以收拾。5月6日，赵紫阳同志对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和思想工作的胡启立、芮杏文同志说，对学潮的报道“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甚至还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在这里，他竟把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称之为“国内人心所向”和“国际进步潮流”。他的这番指示，当天就向首都主要新闻单位作了传达，随后又作了多次部署。这样，《人民日报》等许多中央报刊便对游行、静坐、绝食等采取了充分肯定、积极支持的态度，进行了连篇累牍甚至言过其实的报道，连香港报纸也对这种奇特的现象表示惊讶。

    在舆论的错误引导下，从5月15日开始，上街游行声援学生的群众一天比一天多，声势一天比一天大，从几万人、十几万人发展到几十万人，全国各地还有20多万学生赶来声援。一时间，似乎不参加游行就是“不爱国”，不表示声援就是“不关心学生的死活”。在这种情况下，绝食的学生骑虎难下，欲罢不能。许多教师和学生家长给领导机关和新闻单位写信、打电话，要求报社、电台、电视台不要把绝食的学生逼上死路，要求发发善心，救救孩子，停止这种“杀人舆论”，但没有得到什么效果。由于学生绝食和市民游行，首都北京的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受到严重干扰，一些活动日程被变更，有的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的人数急剧增加，一些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波及面如此之广，骚扰如此之严重，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

    为了给学生撑腰打气，给动乱火上浇油，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精英”，纷纷赤膊上阵，走上前台。5月13日晚，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5月14日，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光明日报》记者）、于浩成（原群众出版社社长）、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苏晓康（北京广播学院讲师）、温元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刘再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等12人又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求宣布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说如果不能实现要求，他们也将参加绝食。这个呼吁，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这些人还多次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进行煽动，诬蔑我们的政府是“无能的政府”，说什么由学生绝食“看到了中国的光辉前程”。接着，又组成了非法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发表了《5·16声明》，倒打一耙地威胁说，政府如果不接受极少数人的政治要求，“将极可能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引向真正动乱的深渊”。

    在事态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利用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有意识地把斗争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在会见时，一开头就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了中国党的这个“决定”。第二天，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就发表了极其猖狂恶毒的《5·17宣言》。他们咒骂说：“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经死亡76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他们毫无掩饰地说，“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对于这种极其反动的叫嚣，港台的一些报刊也遥相呼应。香港的《快报》于5月18日发表《倒邓倒李不倒赵》的文章，说什么“赵紫阳的讲话充满暗示，现时国内的乌烟瘴气，全因邓小平掌舵而起”，“现今群情汹涌要倒邓倒李，而赵紫阳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还说，“倘若倒邓成功，而中国的改革确能走上开明法治之途和实现民主，对香港来说，是一则喜讯”。在这一派呼啸声中，咒骂邓小平同志、攻击李鹏同志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有的要求“邓小平滚下台”，有的提出“李鹏下台，谢国安民”。在这同时，“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动乱策划者们企图借混乱之机，乱中夺权。他们散发传单，宣称成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要取代市人民代表大会，并鼓吹成立“北京区政府”，取代合法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他们攻击依法选举产生的国务院是“伪政府”，造谣说已有外交部等十几个部“宣布独立”，脱离国务院，世界上已有30多个国家同我国断交。他们还造谣说，“邓小平已下台”，于是就有人抬着棺材游行，烧毁邓小平同志的模拟像，在天安门广场燃放鞭炮庆祝他们的“胜利”。

    首都的局势越来越严重，无政府主义恶性泛滥，许多地方已陷入一片混乱和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如果还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那么，就会再度严重贻误时机，进一步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会允许的。

    六、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正确措施

    为了保证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在北京市警力严重不足，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工作和生活秩序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授予的权力，国务院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也是果断的、正确的决策。

    5月19日，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赵紫阳同志顽固坚持同中央正确决策相对立的错误立场，既不同意和李鹏同志一道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也不同意主持大会，甚至连出席一下大会都不同意，把他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于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

    在这之前，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问题，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当天就泄露了戒严的机密。一名在赵紫阳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对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说，现在军队要“镇压”你们，别人都同意，就是赵紫阳反对，你们要做好准备。17日晚，鲍彤召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员，在泄露了即将戒严的机密之后，发表了“告别演说”，警告与会者不得把会上密谋策划的情况透露给别人，否则就是“叛徒”，就是“犹大”。5月19日，就是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副局长高山，赶到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向正在开会的人传达了所谓“上边”的指示。随后由陈一谘（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主持，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4家的名义，起草了《关于时局的6点声明》，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广播，并广为散发。《声明》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并且授意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要尽快结束绝食”，暗示政府将“采取极端举动（军管）”。接着，自称来自“体改委”的一些人窜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说什么“怀着极为悲痛极为愤慨的心情，公布一个绝对真实的消息，赵紫阳总书记已经被罢免”，呼吁全国罢工、罢课、罢市，煽动群众“立即行动起来，进行决死的斗争”。这个演讲，很快就被印成《人民日报号外》广为散发。当晚，在北京站广场等公共场所还发现题为《关于学运策略的几点建议》的传单，指示“目前绝食对话已不是我们的手段和要求，应当改为和平静坐，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和口号，即：（一）紫阳同志不能走；（二）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三）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还说“对军队的到来不应采取惶惶不安、如惊弓之鸟的态度”，“这种对待军队的态度及方式，要在他们到来之前反复向同学们解释宣传”。最近一些已经被逮捕归案的“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也交代，5月19日下午4时许，有人自称中央某机关工作人员，拿着条子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透露了即将实行戒严的消息。正是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同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紧密结合，使他们得以及时调整策略，在当天晚上抢在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之前45分钟宣布把绝食变成静坐，造成既然学生已经停止绝食政府就没有必要戒严的假象，以迷惑群众；得以及时组织力量，裹胁不明真象的人，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堵截军车；得以继续组织舆论，混淆视听，扰乱人心。他们一面恶毒咒骂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说什么“我们不要邓小平的智慧和经验”，一方面大肆吹捧赵紫阳同志，说什么“党无紫阳，国无指望”，呼唤“还我紫阳”。他们还阴谋集结力量，搞更大的动乱，宣称要动员20万人占领天安门，要在5月20日组织全市性的总罢工，并且同19日赵紫阳同志称病请假3天相配合，扬言3天之后就要成立“新政府”。

    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断然决定于20日上午10时起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防止事态更加恶化，掌握制止动乱的主动权，给广大反对动乱、渴求安定的人民群众撑腰。但是，由于我们的决策事先被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所掌握，部队进城仍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阻挠。戒严的前夕和戒严后的头两天，所有的主要交通路口都被堵塞，220多辆公共汽车被劫持，当作路障，交通陷于瘫痪，各路戒严部队不能及时按计划进入指定地点。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驻地继续被围堵，街头煽动的演讲随处可见，制造谣言的传单比比皆是，数万人的游行示威接连不断，首都北京处于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随后几天，戒严部队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广大武警、公安干警排除万难坚持执勤，各城区和近郊区把工人、市民、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建立了约12万人的首都群众维持秩序工作队，各远郊县也出动了民兵，依靠军、警、民的协同努力，使首都交通运输和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有所好转，人心逐渐趋于安定。但是，极少数人制造动乱的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目标丝毫也没有改变，事态正在一天一天地向着反革命暴乱的方向发展。

    戒严之后，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不走。他们要把广场作为所谓“学运乃至全民族的一个中枢”，一旦政府作出什么决定，就准备在广场上“作出强烈的反应”，“组成一个反政府的统一战线”。他们早就策划在广场挑起流血事件，认为“只要不撤离广场，政府就会进行镇压”，“鲜血可以促使人民觉醒，使政府分化瓦解”。为了支撑广场的局面，他们依靠海内外反动势力提供的资金，不断改善设施，装备先进的通讯工具，每日耗资10万余元，而且开始非法采购武器。他们依靠香港声援团提供的帐篷，在广场建立了所谓“自由村”，开办了所谓“民主大学”，声称要使它成为“新时代的黄埔军校”。他们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立了一个什么女神像，原来叫“自由女神”，后来又改名为“民主之神”，把美国的民主、自由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刘晓波等幕后策划者担心静坐请愿的学生难以坚持，就亲自走到前台，搞了一个4人参加的48小时至72小时的绝食闹剧，为青年学生加油打气。他们说：“只要广场的旗子不倒，就可以坚持斗争，辐射全国，直到政府垮台。”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部队在戒严之后仍然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组织各种非法活动。他们继“高自联”、“工自联”、“绝食团”、“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之后，又相继建立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他们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名义，明目张胆地打电报给一些部队，挑拨离间，进行策反。他们组织专门的舆论班子，筹办地下报纸，从事颠覆政府的地下活动。他们结成死党，集体进行地下宣誓，声称“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皇帝称臣”。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集“高自联”的部分头头开会，提出了退出天安门广场的6个条件，即“军队回去，戒严取消，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退休，赵紫阳复出”，并且准备组织所谓“凯旋在子夜的大进军”。特别严重的是，他们认为赵紫阳同志请病假离开总书记的岗位之后，从党内解决问题的希望已经渺茫，转而寄希望于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严家其、包遵信等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说什么“目前宪法受到少数人的粗暴践踏，我们紧急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在某位人大常委委员的支持和授意下，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发出《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征询意见函，征集了部分人大常委的签名，并且向外地部分人大常委发了加急电报。他们采取阴谋手段，向一些人大常委发函、发电时，只讲建议开会，而不讲他们真正的主张，企图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甚至盗用他们的名义，强加于人，以售其奸。在办了这些事情之后，严家其、包遵信就在香港的《明报》上，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兼告李鹏书》，呼吁“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肆无忌惮地挑动和组织暴力行动。他们纠集本地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窜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网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的人，拼凑所谓“敢死队”、“飞虎队”、“义勇军”等恐怖组织，扬言要软禁、绑架党和国家领导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权。他们散发煽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传单，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号召组织“可能被称为人民军的武装力量”，“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它的政府”。他们扬言，“秋后算账，非算不可”，要算党的帐，算政府的账，并且准备了要镇压的干部名单。香港《明报》还刊登了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之一的刘晓波6月2日同一个所谓“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公然叫嚷“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
    动乱策动者的种种活动，都有雄厚的财力作后盾。除四通公司等单位给予几十万元的物质支援外，还得到海外敌对势力和一些组织与个人的财力物力支援。美国、英国和香港的一些人，给了上百万美元和数千万港币。这笔钱中的一部分，被用于破坏戒严活动，每一个参加设路障、堵军车的人，每天都可以得到30元的报酬。同时，他们还许下高价，收买暴徒，去烧军车和打解放军，许诺烧一辆军车给3000元，抓住或打死一个军人也给几千元。台湾一位军政要员发起了“送爱心到天安门”的运动，带头捐款10万元台币。国民党一个中委发起募捐1亿元台币，设立所谓“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基金”。台湾艺术文化界一些人发起“血脉相连声援大陆民主运动”。北京“高自联”致函“台湾艺文界朋友”，说什么“在此关键时刻，得悉台湾艺文界挺身而出”，“给予我们急需的物资和精神支持，我们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所有这些说明，极少数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制造的动乱，绝不象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要政府做点让步就可以平息，或者只发布一个戒严令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们是横下一条心，要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联合起来，同我们死战到底的。一切一厢情愿的善良愿望，只会使他们更加放肆地向我们发动进攻。时间拖得越久，付出的代价越大。

    七、极少数人是怎样挑起反革命暴乱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担负着“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而且担负着“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义务，这是宪法第29条明文规定了的。部队进城维护社会治安，正是执行宪法赋予的任务。

    5月20日宣布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之后，尽管遇到重重阻拦，部队仍然按照既定计划，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到达一部分警戒部位。极少数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深知，如果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全部按计划到位，那么，他们正在从事的种种非法活动和反革命活动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他们的全部阴谋就将很快以失败而告终。于是，他们窥测时机，蓄意挑起事端，竭力使动乱加剧，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6月1日，我公安机关收审了非法组织“工自联”的几个头头，他们就借机煽动一些人，包围和冲击了北京市公安局、市委、市政府机关和公安部。6月2日晚，中央电视台借用了10个月的武警部队的一辆吉普车，在返回原单位途中，由于车速过快，路面有水打滑，造成翻车事故，撞死了人，但没有一个是学生。这本来是一起交通事故，有关部门正在处理，而极少数人却有意把它同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城的行动联系起来，大造谣言，说是戒严部队的开道车故意轧死学生，鼓动不明真相的人，要抢夺尸体，举行抬棺大游行。一时间，人心浮动，气氛紧张。经过这样的煽动和鼓噪，暴乱的火就被他们点了起来。

    6月3日凌晨，当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警戒目标的过程中，就有人有组织地煽动一些人在建国门、南河沿、西单、木樨地等路口阻拦大小车辆，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战士，抢夺军用物资。曹各庄附近12辆军车被拦。从燕京饭店门前经过的战士被强行搜身。电报大楼前的军车轮胎被扎穿，并被隔离墩围住。

    拂晓前后，永定门桥头的军车被推翻。木樨地军车车胎被扎穿。朝阳门的400多名进城战士被歹徒用石块乱砸。六部口、横二条一带军车被拦截，战士被围困。

    早上7时左右，在六部口，有的歹徒钻进被围困的军车内，抢夺装有子弹的机枪。从建国门到东单，以及天桥附近，进城部队被零星隔断，遭到围攻、殴打。在建国门立交桥上，有些战士的衣服被扒光，有的战士被打得遍体鳞伤。

    上午，虎坊桥一带的进城部队被冲，战士遭痛打，有的被打瞎了眼睛。一些被打伤的战士在送往医院途中遭拦截，急救车车胎被放气，伤员被绑架。虎坊路至陶然亭21辆军车被围，在战士转移弹药时，前往护卫的民警被打伤。

    中午，被拦阻在府右街南口、正义路北口、宣武门、虎坊桥、木樨地、东四等路口的解放军战士，有的被打伤，有的钢盔、军帽、雨衣、水壶、挎包被抢。六部口一伙人截了一辆载有枪支弹药的军车，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多次解围均未成功。车上的枪支弹药如被抢走或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护首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武警部队施放了催泪弹，驱散了人群，抢回了弹药车。

    在拦截、砸抢军车的同时，一伙暴徒围堵和冲击国家机关和重要部门。他们冲人民大会堂、冲中宣部、冲广播电视部，冲中南海的西门和南门。保卫这些机关的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数十人负伤。

    随着事态的急剧恶化，暴乱的挑动者更加猖狂。下午5时许，非法组织“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在天安门广场分发了菜刀、匕首、铁棍、铁链子和带尖的竹竿，声言“抓住军警就要往死里打”。“工自联”大广播中大肆叫嚣，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还有一伙暴徒纠集了上千人，推倒西单附近一个建筑工地的围墙，抢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钢筋、砖块等，准备打巷战。他们的广播站不断播放如何制造和使用燃烧瓶、如何堵烧军车之类的“知识”，进行教唆和挑动。他们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砸、抢、烧，造成一个群众暴动的态势，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

    正是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

    八、反革命暴徒是怎样残害解放军的

    自戒严以来，陆续进城的戒严部队根据中央的指示，始终保持高度克制的态度，尽量避免发生冲突。6月3日暴乱发生后，在部队进城前，为了避免伤害群众，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于晚6时半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这个《通告》，通过电台、电视台和各种广播器，进行了反复广播。

    6月3日晚10时前后，奉命向城内开进的各路戒严部队先后进入市区。但在各主要路口，都受到严重阻拦。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仍然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而反革命暴徒怀着对解放军的刻骨仇恨，却利用这种克制，发动了骇人听闻的打、砸、抢、烧、杀。

    22点至23点，从翠微路、公主坟、木樨地到西单一线，有12辆军车被烧。有些人用卡车运来砖头，向战士猛砸。一些暴徒把无轨电车推到路口，放火焚烧，阻断了道路。有的消防车赶去灭火，也被砸烂、烧毁。

    23点前后，虎坊桥3辆军车被砸，1辆吉普车被推翻。安定门立交桥军车被围堵。崇文门大街一个团的战士被围堵。建国门立交桥30辆军车被围堵。北京煤炭工业学校以西300多辆军车被围堵。为保证军车前进，有的战士和指挥员下车做疏导工作，被围攻殴打，有些被强行绑架，不知去向。被打伤的，有尉官、校官和将军。在南苑三营门受阻的军车，为避免冲突，往东绕行，至天坛南门再次被堵，许多军车被砸、被烧。珠市口一辆军车被堵后，一帮人爬到车上，下边有个干部模样的人劝他们下来，当即被痛打，生死不明。

    6月4日凌晨以后，焚烧军车的暴行愈演愈烈。在天坛东侧路、天坛北门、前门地铁西口、前门东路、府右街、六部口、西单、复兴门、南礼士路、木樨地、莲花池、车公庄、东华门、东直门，以及朝阳区的大北窑、呼家楼、北豆各庄，大兴县旧宫乡等地，数十个路口的数百辆军车，被暴徒用汽油、燃烧瓶和土制喷火器引燃，火光冲天，有的战士在车内被活活烧死，有的跳下车后被活活打死。有的地方，几辆、十几辆，甚至二三十辆军车同时被烧，一片火海。在双井路口，有70余辆装甲车被围，其中20余辆车上的机枪被暴徒拆掉。京原路口至老山骨灰堂以西，30多辆军车被暴徒付之一炬，现场浓烟冲天。有的暴徒手持铁棍，推着汽油桶，在路口堵截，见车就烧。多辆部队运粮车、被服车被暴徒抢劫，不知去向。有几名暴徒在复兴门立交桥一带，开着抢来的装甲车，边行进边开枪。非法组织“工自联”还在广播上宣称，他们缴获了一部军用电台和密码本。

    在砸毁、焚烧军车的同时，一些暴徒对民用设施和公共建筑物发动了攻击。西城区的燕山等商店的橱窗被砸。天安门前和毛主席纪念堂西侧的松树墙被点燃。一些公共电汽车、消防车、救护车、出租汽车被砸毁和烧毁。特别恶毒的是，一伙人驾驶一辆装满汽油的公共汽车驶向天安门城楼，企图放火烧毁城楼，在金水桥南被戒严部队及时截获。

    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暴徒们不仅疯狂攻击军车，大搞打砸抢烧。而且，对解放军战士发动了灭绝人性的残杀，手段极其凶暴野蛮。

    6月4日凌晨，东单路口一伙暴徒用酒瓶、砖头、自行车砸砍战士，许多战士血流满面。复兴门一辆军车被截，车上的某部管理科长、管理员、炊事员等12人被拉下车来，强行搜身，然后痛打，多人受重伤。六部口4名战士被围攻殴打，有的当场死亡。广渠门附近3名战士被痛打，只有一名被群众救出，两名下落不明。在西城区西兴盛胡同，有20余名武警战士被一伙歹徒毒打，有的被打成重伤，有的下落不明。护国寺一辆军车被截，战士被拉下来痛打后当作人质，一批冲锋枪被抢走。一辆装满砖头的汽车，由东交民巷开往天安门广场，车上的人高喊：“是中国人的上来，砸解放军去。”

    拂晓之后，残害解放军战士的暴行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武警一支队的一辆救护车，拉了8名受伤的战士送往附近医院时，被一伙暴徒拦住，当场就打死一名，还叫嚷要把其余的7名一齐打死。在前门大街的一家自行车店门前，有3名解放军战士被打成重伤，暴徒们围住狂叫：“谁敢救他们就打死谁。”在长安街上，一辆军车熄火，一二百名暴徒一拥而上，猛砸驾驶室，将司机活活砸死。西单十字路口以东30米处，一名战士被打死，又在尸体上浇汽油焚烧。在阜成门，一名战士被暴徒残害后，尸体被悬挂在立交桥的栏杆上。在崇文门，一名战士被一伙暴徒从过街天桥上扔下，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暴徒们狂叫，这是“点天灯”。在西长安街首都电影院附近，一名解放军军官被暴徒打死后，剖腹挖眼，把尸体挂在一辆正在燃烧的公共汽车上。

    在几天的暴乱中，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电汽车等车辆达1280多辆，其中军用汽车1000多辆，装甲车60多辆，警车30多辆，公共电汽车120多辆，其它机动车70多辆。一批武器、弹药被抢。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他们为保卫祖国，保卫宪法，保卫人民，付出了鲜血甚至宝贵的生命。对他们的功绩，人民将永远铭记。

    如此惨重的代价，最有力地说明了戒严部队所采取的极大的容忍和克制态度。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这支军队对敌人狠，对人民和，历来如此，他们在战争年代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党800万军队，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能够有效地保卫我们国家的神圣领土、领海和领空，为什么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却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呢？为什么他们手中有武器，反而挨了打，甚至被打死呢？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是因为好人和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这也正说明了人民解放军是热爱人民的，是不愿意误伤群众的。他们忍辱负重，从容赴死，正是人民军队本质的充分体现。否则，怎么可能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和损失呢？这不正说明我们的军队为了保护人民而不惜牺牲自己吗？而最终为了平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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