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四大事紀2008-06-03 04: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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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1989年。
悼念胡耀邦，呼吁改革，清除腐败
四月十五日
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北京一些高等院校出現悼念胡耀邦大字報，並呼籲民主改革。四月十七日
下午1点，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胡耀邦活动，这是第一支游行队伍。活动中曾有警察试图驱散群众，但是没有成功。整个活动在下午6点半和平结束，围观者逾萬。四月十八日
凌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學生数千人出发入城，清晨，抵达人民大會堂东门前靜坐，並提出七點请愿。 当晚，部分学生转移到中南海新华门前静坐请愿。四月十九日
學生继续与中南海警卫对峙，高呼李鵬出來，吾尔开希崭露头角。次日凌晨警方強力驅散新華門前學生。四月二十日
北大民主沙龙开会，学生们决定自己组建“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七名学生领导。会议还通过了《告北京高校书》。天津南开大学宣布成立名为“新觉悟社”的临时学生会。同日上午，田纪云去见赵紫阳，建议赵紫阳改变原定二十三日对朝鲜的访问。赵紫阳说，「随意更改预定的国事访问。会让外界揣测我们政局不稳。所以，还是按预定计划执行。」四月二十一日
以北岛、苏晓康等為代表的四十七名作家發表公開信致中共中央，要求聽取學生意見。 北京19所高校学生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四月二十二日
中共在人民大会堂為胡耀邦舉行追悼會，百萬市民夾道送別靈柩。 数万北京大学生在广场同时举办悼念活动，三名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下跪，再度递交七点请愿书。当晚学生撤离广场，并声称无限期罢课。陕西西安发生烧车、湖南长沙发生砸商店事件。四月二十三日
趙紫陽启程赴北韓訪問。同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临时联合会在圆明园成立，召集人刘刚（北大物理系研究生毕业生，陈子明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职员），联合会选举中国政法大学的周勇军为首任主席，总部设在政法大学。联合会正式向全国呼吁，號召罷課。 当晚天津发生万人大学生游行。四月二十四日
天安门广场发生零星抗议示威，引起围观。中共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工作小组，李鹏负责，成员有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何东昌、袁木等。四二六社论出笼
四月二十五日
上午，鄧小平在家中聽取李鵬、陳希同等人匯報學潮清形。鄧稱這不是一般學潮，必須旗幟明反對場動亂。同日北京，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等200多名知识分子发表公开信《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呼吁政府与学生对话。上海，上海市委没收了当天出版的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该期批评了中央1987年迫使胡耀邦下台和同情学生游行。 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提前播发《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当晚，长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长沙、合肥等城市发生规模不等的游行示威。四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報發表「必须旗幟鮮明反對動亂」社論。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被上海市委撤職。四月二十七日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临时联合会组织人数约5万人大規模的示威遊行，並衝破軍警防線，國務院發表談話答應對話。 同日，上海、天津、长春、西安、武汉、南京、杭州、合肥、长沙、成都、重庆等地再次掀起规模巨大的学生游行示威抗议活动。而原本没有上街学生游行的沈阳、大连、石家庄、济南、南宁、昆明、深圳、银川、桂林也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抗议活动。四月二十八日
《人民日报》按照李鹏的要求，又发表了题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当天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杨尚昆、乔石等提议应该与学生和群众展开对话，平息事态；李鹏、薄一波、宋平等人则认为有人在故意煽动学生，破坏稳定。四月二十九日
下午，在全国学联的安排下，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对话。趙紫陽结束北韓訪問归来。五月一日
「北高联」发表《致全国各界书》及《告香港同胞书》五月二日
北京，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临时联合会”代表大会选出“北京高校提请对话请愿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代表王超华为领队，北京大学代表王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代表郑旭光为副领队，向中共中央信访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分别提交了一份声明，提出要由普选的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上海，近萬名大學生在街頭遊行，並在上海市委門前靜坐示威；要求新聞自由，取消對遊行的限制。五月三日
趙紫陽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强调应该保持稳定五月四日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临时联合会发动五四大游行，发表五四声明，随后就宣布将从次日起结束罢课行动。游行活动到下午3点左右平和落幕。当天趙紫陽在會晤亞銀理事及代表團團長時表示，學生們對於貪汙腐化以及中共的缺失所表現的廣泛不滿，不是沒有道理，學生仍擁護共產黨，擁護改革。绝食行动
五月五日
李鵬接見出席亞銀年會代表時說，最近中國大陸不太平靜，出現學生罷課及上街遊行情況，政府不贊成學生的某些做法。当晚北大和北师大的“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布次日将继续罢课。五月七日
王丹召开北大民主沙龙，号召罢课，声援准备前往中国记者协会请愿抗议《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记者们。五月十三日
以北大和北师大學生为首的数千学生，因抗議政府拖延实质性对话，要求撤销四二六社论关于动乱的定性，在天安门广场舉行絕食，北师大研究生柴玲任绝食团总指挥。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约请知识分子出面斡旋，有严家其、戴晴等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未果。 以后两天，统战部、教育部、北京市委市政府等领导人分别与学生代表对话，未果。更多的学生参加绝食，甚至还有学生绝水。五月十四日
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等与在京30多所高校学生代表进行对话。五月十五日
苏联领导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中午抵达北京进行访问。因学生占据广场，欢迎仪式改在首都机场进行。五月十六日
鄧小平上午會見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下午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與戈巴契夫會面時表示目前中共仍由鄧小平掌舵，該谈话后来被《知识分子五一七宣言》所引用。同日，数十万北京各界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的情愿要求。原定的戈尔巴乔夫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的仪式安排被取消。五月十七日
由严家其、包遵信、李南友等人发起，通过天安门广场学生广播站，发表《知识分子五一七宣言》，声援学生绝食，口号有“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当天下午，中共政治局常委會在鄧小平家舉行，鄧提到在北京市區戒嚴；趙紫陽稱他個人有困難，並請求辭職。五月十八日
上午李鹏、陈希同等人和学生领袖王丹、吾尔开希、熊焱、王超华、王志新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中进行50分钟的对话。但双方都态度强硬，最后不欢而散。中央电视台对对话现场进行了直播。同日赵紫阳、乔石及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送院的学生。当晚中共元老和政治局常委開會，趙紫陽請假。会议決定廿日零時起北京市部分地區戒嚴。宣布戒严
五月十九日
凌晨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並勸進食，學生報以熱烈掌聲，宣佈停止絕食，改为静坐抗议，并逐渐演变成为无限期滞留广场。中共召開黨政軍幹部大會，楊尚昆、李鵬講話時把「動亂」改為「暴亂」。有消息稱當晚趙紫陽辭總書記。五月二十日
李鹏签署公佈戒嚴令，軍隊奉調入京，百萬民眾湧上街頭阻止军队入城。學生指揮部再次宣佈絕食，並有二十萬學生加入。香港舉行大遊行支持學生。五月二十一日
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楊尚昆、薄一波、王震等八位中共元老在鄧家開會，批評趙紫陽不適任總書記，並討論到總書記的繼任人選。五月二十二日
人大委员长万里动身访问美国。五月二十三日
學生與北京民眾，包括幹部、軍警、新聞、司法各行業舉行戒嚴後最大規模示威，外電稱有百餘萬人。当天，有三人用装满颜料的鸡蛋毁坏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但是此后三名参与者被学生扭送公安机关，并公开声明与运动无关。五月二十四日
人大委員萬里提前由美國返國，中共隨即稱其身體不適暫居上海。五月二十五日
李鵬發表致戒嚴部隊官兵及三總部的慰問信，號召軍隊要旗幟鮮明的同極少數人的陰謀做堅決鬥爭，北京百萬市民續遊行，要求萬里歸來，李鵬下台。 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公安、铁路等部门坚决制止学生冲击铁路、强行乘车进入北京。五月二十六日
陳雲在中央顧問委員會會議中公開表示擁護楊尚昆和李鵬五月十九日的講話。五月二十七日
政協主席李先念及在上海的萬里表態支持楊尚昆、李鵬的五一九講話。北京高校聯合會與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因撤與不撤，意見相左發生內鬨。五月二十八日
天安門絕食學生指揮部宣稱堅持靜坐到六月二十日人大召開八次會議，全球華人大遊行聲援學生行動。五月二十九日
學生开始安装「民主女神」像。五月三十日
「民主女神」像完成。 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三名工人领袖被北京市公安局人员秘密绑架，数千工人、学生围聚市公安局示威，要求当局澄清放人。五月三十一日
被秘密逮捕的首都三工人领袖获释。中共當局組織市郊農民遊行支持李鵬。六月一日
中央軍委正副主席鄧小平、楊尚昆致函慰問戒嚴部隊。发生流血事件
六月二日
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宣布在天安门72小时有限绝食。六月三日
數萬部隊凌晨再次進入市區向天安門开进，遭到北京百萬群眾圍堵。警察在西單及新華門向群眾發射催淚彈，強力救出被困的軍隊和軍火武器。晚19点，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放戒严指挥部第一次紧急通告：“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之后，數十萬解放軍攜帶重裝備武裝进城。晚10时16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布第二次紧急通告，称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西长安街戒严部队首先火力突破徒手学生和市民组成的封锁线，向天安门广场挺进。六月四日
凌晨，部队占领天安門广场，民主女神像被拆，學生被迫撤離。具體死傷人數至今無統計公開。尾声
六月六日
中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北京加開記者會，將六四慘案指為「反革命分子」與解放軍發生衝突，謂死亡民眾「罪有應得」。包括法國、英國、瑞士等國對中共施以經濟制裁。六月九日
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對「在平息反革命暴亂犧牲的烈士」表示「沈痛哀悼」，對受傷的共軍官兵和公安警表示慰問。六月十三日
公安部向全国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搜捕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逃分子21人。六月十四日
公安部转发了《北京市公安局搜捕工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被通缉的有三人：韩东方、贺力力、刘强。六月十七日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放火犯」林昭榮、陳堅、王漢武、祖建軍、王連喜、張文奎、「搶劫犯」羅紅軍、「流氓犯」班會傑等八人，在北京市「反革命暴亂」期間，焚燒軍車、搶劫軍用物資、毆打殘害解放軍戰士，均判處死刑。6月22日，除王连喜外，其他七人被驳回上诉枪决。六月二十四日
公安部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铁道、交通、民航公安局发出搜捕严家其等七人通缉令。被通缉的七人是：严家其、包遵信、陈一咨、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通缉令》指出：”七人参与了北京反革命暴乱的幕后策划、指挥”，”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铁道、交通、民航公安机关和公安边防口岸立即部署查缉，严防外逃，一经发现立即拘留，并报告公安部。”六月二十四日
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經由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選任中央總書記。同時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政治局常安；免去胡啟立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芮杏文、閻明復中央書記處書記對職。以「支持動亂、分裂黨」罪名，撤銷趙紫陽中央委員總書記、中央軍委會第一副主席之職。== 六四前的背景 ==
来源：任诠《八九民运十件大事》
1月6日，方励之致函邓小平，要求“值建国40周年和“5．4”运动70周年之际在全国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以及所有类似的政治犯”。
1月28日，一批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和影响的知识分子聚集在北京西便门的“都乐书屋”，开始发起“新启蒙沙龙”。参加会议的有100多人，他们中有苏绍智、王若水、李洪林、吴明瑜、于浩成、金观涛、张显扬、包遵信、童大林、胡绩伟、李昌、李锐、秦川等。美国、法国、意大利等一些外国记者在场。会议由苏绍智介绍最近考察东欧几个国家的情况，随后围绕苏绍智的发言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讨论。会议要结束的时候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民主人士方励之到会即兴发言说“最近，我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魏京生。和共产党斗，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过去我想到在党内斗，所以我在科技大学就让研究所所有的人都入党，现在看这种方式不行。现在我们要从党外、体制外进行斗争，要有更多的实际行动”。
2月13日，由诗人北岛策动北京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联名公开致函全国人大和中共中央，呼应1月6日方励之的公开信，参加签名的有吴祖光、冰心、张洁、吴祖光、汤一介、张岱年、严文井、冯亦代、萧乾、金观涛、李泽厚、庞朴、苏绍智、王若水、包遵信、陈军等33人。公开信说“我们得悉方励之先生于1989年6月6日，致邓小平主席公开信后，深表关切。我们认为，在建国40周年和“5．4”运动70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将会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和谐气氛，同时也是符合当今世界日益尊重人权的普遍潮流的”。
2月24日至27日：美国总统老布什访问中国。
2月26日，由胡绩伟主持，在首钢召开中国民主问题研讨会，许良英、于浩成、李洪林、张显扬等16余人参加。会后，由许良英发起首都科教界人士公开致信中共中央并领导人，呼吁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参加签名的有钱光照、王金昌、施维岚、叶笃正、汪容、于浩成、张显扬、李洪林、包遵信、吴祖光等42人。此信主要内容“11届3中全会以来10年确是建国以来最好时期。然而今天，改革在前进中遭到严重障碍：腐败成风，官倒猖獗，物价飞涨，人心涣散，教育、科学、文化事业面临严重危机。我们这些长期战斗在科研、教育、文化第一线的老年和中年知识分子，本着为国为民的社会责任感，以赤诚的爱国心，恳切地向你们提出如下建议：（一）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尽力使政治体制改革（即政治民主化）同经济改革同步进行。政治民主化（包括法治）是经济改革和整个现代化事业的必要保证。只有实行民主化，人民才能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难以避免的困难，全国人民会乐意共同承担，通过群策群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而且，实行民主，在广大人民的监督下，为政清廉，才有可能实现。（二）政治民主化的首要条件，是切实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这是安定团结唯一可靠保证。（三）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滞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请责成有关部门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不再因思想定罪。（四）对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却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应予以必要的支持，尽可能增加教育经费和科研经费在国民经济产值中的比例，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
3月14日，为庆祝《思想者》创刊号出版，陈奎德、王炎等人邀请30多位北京知识界人士座谈，北京公安局获知这一消息后，到前门饭店予以阻止，会议被迫取消。而参加会议的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则征集与会人员，会后再征集有关人员43名，在她准备好的致全国人大2次会议的33人联名公开信上签名。此信主要内容如下：值此国庆4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呼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按照建国以来的惯例，大赦一批在压人员。前不久一批知识分子呼吁释放魏京生等人，我们认为他们的请求是符合宪法表达民意的，在此，我们再次请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考虑这一要求。
4月19日晚上，王丹在北大三角地主持第16次“民主沙龙”，讨论建立“团结学生会”问题。组织人丁小平说“我们就是要学习团结工会”。会上总结了历次学潮缺乏领导和统一行动失败的教训，确定领导学生校园民主运动为当前的任务。王丹宣布废除现有的北大学生会，成立“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后改为“学生自治筹委会”，选出了丁小平、王丹、扬涛、封丛德等7名学生组成的委员会，下设宣传、工农、纠察、联络、理论、后勤等8个部。筹委会宣布：从4月20日至5月4日，由筹委会领导一切学生运动，以后还要成立新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领导自发的校园民主运动，成立全国的“团结协会”公布11条基本纲领，明确提出了“释放魏京生”，“强烈要求邓小平具体回答10年改革教育失误的原因”。会上散发了《告北京高校书》倡议：各高校能代表学生的民主团体选举代表共同成立“北京高校民主请愿活动协调会”，统一领导北京各高校的民主活动。
注释：第一次“民主沙龙”是在1988年6月月6日开始的，北京大学组织一些研究生、学生或教师参加三角地集会，称为“民主沙龙”。主持人曾是北大《自由谈》杂志负责人，参加了1986年学潮，北大物理系毕业生刘刚，他在三角地集会中，接连3天发表演讲，民主政治的观点系统，并受到民主派知识分子的保护，方励之及妻子李淑娴等人也参加了集会。以后，北大的“民主沙龙”就继续下来。
== Wiki百科胡耀邦词条节选 ==
担任总书记时期
1981年6月至1987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主席兼总书记。胡耀邦作为中国改革派曾经是邓小平和赵紫阳的亲密政治伙伴，是邓选定的第一位接班人。邓小平曾一度考虑让胡在十三大后出任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推动主持平反冤假错案，被认为是胡的两大功绩。
提拔重用现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1985年5月10日，香港《百姓》杂志的陆铿在中南海访问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整理成《胡耀邦访问记》发表在同年6月出版之《百姓》半月刊上，这是引致胡耀邦在1987年1月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共文件显示，中共元老们认为胡耀邦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纵容要求其辞职，邓小平指责胡耀邦应该对1986年学生运动的失控负责。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职务，保留政治局委员。
李锐说，胡耀邦是他遇到的可以坐下来真正平等交谈的两个高层领导人之一[1]。
逝世
1989年4月8日早上，胡耀邦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会期间，胡突然心脏病发，随即送至协和医院，情况虽没过危险期，但一直稳定；至4月15日早上，胡突然因急性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于早上七时五十三分逝世。
胡逝世后，随即翌日在北京主要高校校园内出现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借悼念胡批判1986年令胡下台的“老人政治”，及后发展成学生与民间联合运动并导致近代著名的六四事件。
==被通缉学生领袖名单==
王丹： 男，二十一岁，吉林人，北大历史系学生。
吾尔开希： 男，二十一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人，北师大教育系学生。
刘刚： 男，二十八岁，吉林省辽源市人，原北大物理系研究生。
柴玲： 女，二十叁岁，山东省日照市人，北师大心理系研究生。
封从德： 男，二十二岁，四川人，北大遥感所研究生。
周锋销： 男，二十二岁，陕西长安县人，清大物理系学生。
翟伟民： 男，二十一岁，河南省新安县人，北京经济学院学生。
梁擎暾： 男，二十岁，四川蓬溪县人，北师大心理系学生。
王正云： 男，苦聪族人，住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孟力]拉区，中央民族学院学生。
郑旭光： 男，二十岁，河南密县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
马少方： 男，二十五岁，江苏省江都县人，北京电影学院夜大剧作班学生。
杨涛： 男，十九岁，福建省福州人，北大历史系学生。
王浩新： 男，二十二岁，山西介休县人，中国政法大学学生。
王超华： 女，叁十七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籍贯不详。
王有方： 男，二十叁岁，浙江人，北大物理系代培研究生。
张志清： 男，二十叁岁，山西太原人，中国政法大学学生。
张伯笠： 男，二十六岁，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北大作家班学员。
李录： 男，二十岁，河北省唐山人，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
张铭： 男，二十四岁，吉林省吉林市人，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学生。
熊炜： 男，二十叁岁，湖北省应城县人，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学生。
熊焱： 男，二十五岁，湖南省双峰县人，北大法律系代培研究生。- 归类： 历史, 历史博客 | 标签：
- 60 条评论 发表在“资料：六四大事紀”上
2009年06月11日于7:55 下午
绝食的问题 说：【”八九民运”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投入这场运动，是以五月十五日知识界的大游行和
《五一六宣言》的发表为标志的。这两件事，都是五月十二日晚上一个会上商定的。据
说，开始是五月九日，郑义觉得白天新闻界的游行”代表面太小，应该有更多的人投入”。
因此筹组了五月十二日的会议。五月十二日，接到通知者先是在北京东郊的团结湖公园西门集合，然后到红庙的一家旅馆开会。到会者有包遵信。刘再复。苏晓康。苏炜。李陀。赵瑜。郑义。徐刚。夏骏。远志明。陈宣良。王鲁湘。谢选骏等四○多人。会议开始，由苏晓康介绍了组织者的设想，请众人考虑知识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由郑义宣读起草的一份文告〔就是后来的《五。一六声明》初稿〕。大家对此议论了近一个小时，然后又讨论了五月十五日知识界游行的问题。确定了联系方式，集合时间。地点，参加者的装备，以及游行的组织者︰赵瑜。徐星。最后，人们在起草的文告上签字散会。】【一直在沉默中的王军涛最后作了发言，不意中给对话引出了一个小小的戏剧性的高潮。对
此，罗点点是这样记述的︰王军涛︰阎部长，坦率地说，你感动了上帝。几位老师是被你们感动了。今天学生显得比政府成熟，学生的要求已经降到最低了，降到几乎没有要求了。仅仅讨论些技术性的东西，能度过五月十五日吗？……今天度过这一关不一定是好事……
阎明复反对说︰这是不对的，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
王军涛说︰阎部长感动了上帝，也感动了学生，但学生们再让步，就不可能代表学生了。
听了这些话，阎明复似乎很动感情，但也有些疲倦和失望。他再次重复他的意见︰ 。。。
他最后又强调说︰不可能在短短几天之内推翻社论结论，对此不要有任何误解。不能把问题赤裸裸地摊开来。
阎是无能为力了。他的错误是把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倾注了真心血来扮演。他明明没有任何谈判〔还价〕的权力，却希图用个人的人格抵押来”感动上帝”──搬动广场上那座用”死”的勇气充涨起来的人”山”。
五月十三日的二四时过去了，五月十四日的○时又来临了。”山”，岿然不动，而且愈来愈大！ 】（陈小雅 《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
2009年06月11日于6:32 下午
绝食的问题 说：文革终曲64起义前的谣言：
【五、5月12日，我给人民日报送去一篇稿子。
5月12日晚10时后，政体改革局付局长高山同志向我反映，北师大党委的同志告诉他，明天学生将开始绝食。我说，今天早上报纸已登了委员长会议的决定，人大常委即将开会讨论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党和国家已经重视到这样程度了，还没完没了地闹什么! 白慧敏同志说, 今天报上这条消息登得不显著, 可能学生没有注意到, 可否在明天的报上采取什么办法补救一下? 我就叫高山编一条消息，我还亲自深夜送给钱李仁同志。我对钱李仁说，今天各报都没有把委员长会议的决定登在显著地位，包括人民日报。我的话对钱李仁同志显然有压力，第二天，我送去的这条消息就登在头版头条。这条消息的结尾是呼吁学生冷静理智，采取合作态度，同党、政府、人大共同为开好人大常委会而努力，这也确实是我要高山写这篇稿子的目的。问题是：一、在当时形势下突出报导人大常委即将开会，实际上会冲淡中央常委制止动乱的决策；二、所谓教师、学生、干部、工人的反映是编造的，违反了新闻报道的原则(钱李仁同志不知道这一点，他以为是我们收集的反映)。 】（本页22楼）【同国家安全部五月二十一日的报告相反，我们不相信要学生们绝食是王军涛出的主意。】（黎安友 前言：爆炸性的《中国「六四」真相》）
【安全部在这份报告中指出，这份声明由包遵信牵头起草，由王军涛召集、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据了解，自四月下旬以来，王军涛经常与。高自联。头头王丹等人接触，王军涛、陈子明等人不仅利用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名义暗中资助、高自联。活动，还经常召集、高自联。等非法组织成员开会，为动乱出谋划策。、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的有关成员透露，五月十三日学生的绝食请愿就是由王军涛亲自策划的，四月二十七日的游行、五月四日的游行、包括学潮中所提的一些政治主张，大多由王军涛等人暗中策划有关。王军涛等通过王丹等。高自联。成员向学生传达各种信息，以达到操纵这场运动的目的。】（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
2009年06月10日于2:38 下午
倒邓的问题 说：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22楼）：
【 七、我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名义召开过一次法律专家座谈会。
会是5月16日下午和晚上开的。内容是座谈在协商对话中学生可能提出的法律问题。。。八、紫阳同志同戈巴契夫谈话时关于小平同志的一段话是我在起草时主动加上去的。
九、我没有泄露过5月16日晚常委会的情况。
5月16日晚的常委会，我没有列席。十、紫阳同志的辞职信是我替他起草的。
十一、我的 “告别演说”。
当天晚上(5月17日)，我离开中南海后就回办公室。。。室里有13位同志正在加夜班。我就把大家找来，发表 “告别演说”。话不多，大意是：今天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同大家在一起开会。有人说我是黑手，坏人，插手学生闹事( 按：这是5月中旬以来我几次听到的社会传闻)，有人说我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于谦有两句诗：“碎骨粉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王昌龄也有两句诗：“曾为大粱客，不负信陵恩。” 。。。
这里需要说明：我没有泄露即将戒严的机密10。紫阳同志跟我说：“常委作决策，什么决策我不能告诉你”时, 张岳琦同志在场。我内心猜测，这个决策大慨是开展反自由化运动和抓黑手，根本没有想到军队。军队进城我是19日晚看电视知道的；戒严令我是20日公布后知道的。 】
2009年06月10日于12:40 下午
倒邓的问题 说：【五月十七日
由严家其、包遵信、李南友等人发起，通过天安门广场学生广播站，发表《知识分子五一七宣言》，声援学生绝食，口号有“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当天下午，中共政治局常委會在鄧小平家舉行，鄧提到在北京市區戒嚴；趙紫陽稱他個人有困難，並請求辭職。】
vs
【在五月十七日夜，于浩成、李洪林等著名知识分子来到绝食团指挥部，我和郭海峰接待了他们。他们很激动，他们说：同学们，你们知道吗？你们太伟大了，在你们的压力下，邓小平有可能下台了。他们激动地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全中国人民都感谢你们。我当时真不敢相信，邓小平会轻易放弃军委主席的职务和垂廉听政的权力。后来才知道，那是邓小平耍的阴谋，他向赵紫阳说他不管了，让赵处理学潮，但他并不是不管，而是离开北京到武汉等地调动军队去了。。。】
http://www.zhangboli.net/books/fugitive_gb/fugi-08.htm
附：柴玲与金培力录影讲话稿
（注：柴玲于89年5月28日与美国记者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作的录影讲话曾被《联合报》在《天安门一九八九》一书中以《多少人在出卖这场运动，在葬送这场运动！》为题发表，有较多遗漏和不确之处。本记录稿曾与原录影带多次核实，若有争议之处，请以原录影带为准。）
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的几句话了。因为现在的形势就是越来越残酷。
我叫柴玲，我今年23岁。我的生日很奇怪，（不清）4月15号，就是胡耀邦逝世的那一天。我家在山东，今年刚满二十三岁，八三年考北大的。北京大学，读了心理学。八七年考的北师大的研究生，学的是儿童心理。
（采访人：大声点。）
这次运动我站出来，就是四月十八号，我就开始很关注这场运动。那天情况很紧急，同学们饿得很久了，一直等着李鹏出来接见大家，一直等着这个机会，参加一下追悼胡耀邦的追悼会。可是最后一拖再拖，同学们很愤怒。他们起来要冲进大会堂。我想要是冲进去的话，那天流血就要发生了，那时我再也不能忍耐，我就站出来了，那时我嗓子已经哑了，我流着泪喊，隔着那个警察的那条防线拿着话筒喊，我说，处理学生关系的那些官员们，我说，学生委托我们过来看一看，请你们出来听听同学们的要求和呼声。没有人理睬。
那解放军说，你别再喊了，没有用，保护你的嗓子吧。他们有几个摘下水壶给我喝，那时候我已经20多个小时没有喝水，没有吃没有喝。大家的情绪越来越急躁。在最后的时候，我是个女孩子，我马上追出去。我说，北大的同学拉起手来（不清）。北大同学赶快撤离天安门广场。我想那时及时撤离，避免一场流血事件。
从此以后，我就在北大的筹委会干一些事情。那天我爱人封从德咬了指头，写了血书，写在手绢上，他写了一个人民，写了一个总理，他很难过，他说：“我，（哽咽）我怎么手上流不出很多血来？（哭）他没有写完。
当我们的同学跪下举着那个请愿状的时候，全场的同学都哭了。本来是弹劾政府的一些建议，居然我们必须跪着递上去，而且没有人理睬我们，没有人接收，同学们都哭了）。
那天，后来我就在筹委会里工作。这个经历有很多，我想现在就不再多说了。（擦眼泪）我的感觉就是说，参加筹委会的同学有热血的，有真诚的，也有个人目的的，有虚荣的。有在死亡面前是一副面孔，那么胆怯逃避；可在虚荣面前他又是另外一副面孔，那么功利。
五月四号那天，我们又举行了一次大的游行，那天本来想发表一个宣言，宣告中国新民主启蒙运动从此开始了。后来就是到了……当时五月四号大游行的五四的时候，已经去的同学已经比较少了，有一种疲倦感。没想到那天很糟糕，有一个作为市高联的，周勇军，当时他是个常委吧，周勇军，他就宣布五月四号……五月五号复课。同学都说这课怎么复。当时场面搞得很糟糕，同学们当时很多很失望。也可以说这个时候宣告五月五号复课给全国的学运造成巨大的损失。同学很痛心说，这是有些人想用几亿美元想买都买不来的，就给他一句话全葬送了，他全自己说出来了。
后来北大的形势也转为低潮，同学复课的越来越多，同学在复课跟罢课之间产生相当大的内耗，内部消耗。我觉得越来越苦闷，终于有一天我们认为，只能，必须，搞绝食了。也就是四月二十……五月十二号中午的时候，当时市高联的人拼命地反对我们，但是我跟北大的一些同学，我们一再坚持下来。作了一些安排（杂音）一旦这个（听不清），最后呢，终于发起（不清）。因为我们很着急，觉得跟同学们沟通的渠道太少，同学们的热情在逐渐下降。那天晚上我看了看，因为要绝食，就征集绝食同学的签名，只有四十多名同学，那一张小小的纸，我们这签名是贴出去的，贴在三角地。在这张小小的纸上为壮士，为勇士壮行。我一下感动了。后来我觉得很难过很难过。那天（听不清），我就讲了我的话。
我说我们绝这个食，就是想看看政府的面孔，看它是镇压，还是不理睬。这次绝食还要看看人民的面孔，看看中国还有没有良心，还有没有希望。第二天，当天晚上，有些同学就很，（不清）……
我讲完以后，有一个男孩就上来，他说，”我以前很不屑于参加这种政治，我觉得我自认为是中国的毛泽东，今天我才感觉到我自己是那么渺小。我爱我的父母，但是我更爱我的祖国！“所以他说，”我要加入绝食。“
第二天，等第二天的时候报名，有二百多个……我想想，也许是四百多个，（问：在北大？）在北大。最初我们坚定地参加绝食的只有北大，师大，还有北师院。
那天，（听不清），我们宣誓。我们扎着束带，我的衣服上写着—-后来丢了，很遗憾—-前面写着“柴玲绝食”；后面写着一个大的“哀”字，这边写着“有心报国”，这边写着“无力回天”。
当天，就是十号晚上，有一个女孩子找到我，她说你们这种绝食宣言太官方了，太formal了。你该用你的生命来写一个绝食的宣言。当天，我们酝酿了好长好长时间。
第二天上午，我们写了个绝食书。这样的磁带录了很多，据说录了一千盘。我希望以后我们筹委会，北大筹委会，也许能搞到。Eric也许有。第二天，很多老师他们自己用钱来为我们这些绝食的同学来壮行，请我们去吃饭。那天我一直很悲哀很悲哀，因为我写了绝食书，那样呢，我吃不下东西去。当天十二号晚上有个作家班的老师叫白梦，他说我在演讲的时候，他们都哭了，而且他匆匆忙忙地出去，给我们买了好多，特意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个体户那儿买了几大盘馄饨给我们吃。那个时候，我们很默契很默契。
当时我说了一句话，我们是在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死亡绝不是我们的追求，死亡正期待着最永久最广泛的回声。我们用死，我们用生命，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
中午12点半，我们就出发了。北师大来集合，一块儿来准备绝食，我们走着，（叹气）
问：这个绝食以前在中国是没有的？
答：没有的。
问：跟谁学的，是跟印度学的还是跟马丁（不清），绝食的主意从哪里来？
柴：这个主意好象最初我们就有，后来大家发起了，我想大家酝酿了很久吧。是自发的。因为我们当时游行罢课政府都可以不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好用生命来呼唤一下，看看你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绝食最初是不到一千人，第一天晚上，慢慢地扩大到三千，各地的同学纷纷涌来，初见规模。（不清）当时我在北大，我说我自荐为北大绝食团的招集人，因为我有一种责任感，我觉得北大的绝食将起很大的作用，我想这样不是居功，我觉得我必须为这四百多个孩子的生命负责。
那天，我都谈，谈得很坦率。吾尔开希，……在十三号晚上严明复又找我们去谈话，谈了一会儿，我们就很担忧，看天黑了，怕政府采取行动，我跟另外一个同学就退出了，他们在继续谈。当时绝食团的四个代表，对话团的四个代表，还有高联的几个代表，还有些老师们，我感觉吾尔开希被严明复那种慈父形象完全感化了。当天就，就要求，反正就是戈尔巴乔夫14号那天来之前要求大家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对话，不清）
对，但是我觉得，当时我们很不情愿，而且我们一致确定不完不搬，因为，我想引用一位外国记者的话，他说：“人们都说，你们都在绝食了呀，还要你们怎么样？”可是好多同学忍痛搬过去了，有的人就是被架着过去的。（哭）我为什么那么痛心？是因为当时围观的群众很多，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子弄过去了，一下子又散了。
第二天早上我，还有李禄找到我，就是现在的副总指挥。他很痛心，他说，如果政府（听不清）这样看着同学一个个这样消耗生命的话，那我们就采取更极端的措施，他说我们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够忍心眼看着这些孩子一个一个死掉的话，那么我们就作第一个死掉的人。
我把这句话拿到广播站说了，我说我自己愿意做这个绝食团的总指挥吧，好象是，不记得怎么说的了。而参加这个绝食团唯一的资格应该是在同学们牺牲之前你愿意首先牺牲自己来使更多的同学们活下去。最初绝食团就很团结，很纯洁。大批大批的同学倒下去了。救护车声声地响。最初的时候我在前面，有一天看到同学昏倒了，被抬上救护车，我直想哭（哭）。
我不记得是哪一天，可能是第三天，第四天中午，有人冲进大会堂，当时外围纠察队员我们调不上来，然后我们就说，绝食同学，我们……如果你还有体力的话，就站出来。我们去保护大会堂。
绝食同学都扎着白带子，饿了好多天了，我们冲过去站在警，警察，隔在军队跟那个群众之间，插进来在这里边，然后对群众说，你们想来冲大会堂，可以，从我门身躯上踏过去吧。（哭）。后来在记者招待会上我就说，我想我们呼吁记者跟我们在一起，给我们作一个公证人，来看看是谁在保卫大会堂。
当时没有意识到，我们就是可以，因为我们自己在参加绝食，就没有想，当时觉得广场的局面越来越庞大，而这时候市高联的一些领导人出面来控制这个局面，就在他们，我不想责怪什么人，但是我可以认为，市高联以前的一些领导同学首先没有领导素质，再一个动机并不是那么纯洁。对不起，我这样直说，当时我没有想到，后来当我们忍无可忍的时候，广场局面太乱了，而且绝食工作也基本上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觉得必须靠绝食团这个，指挥这个团体，因为它一直这么坚定，来领导广场。
于是有一天我就跟市高联协商，召开联席会议的时候，我们要求要把领导权交给我们，由我们来领导。当我们真的领导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广场已经出现那种局面，就是各种组织层出不穷。市高联在他们在任期间换了182任主席，就那么几天。随便什么人就可召集一个会议，接着拉起一帮人来，然后把人清出去，（不清）又被别人否定掉，就这么弄来弄去。而学生中又出现什么呢？小的，学阀割据，小学阀，自己拉起一帮人作纠察，而他纠察队长可以说我是纠察总指挥什么的。同学的健康状况在急剧地恶化下去，市民工人的募捐情况很糟糕，越来越糟糕，那个卫生条件也越来越糟糕，而且那种，爆发大瘟疫的危险越来越加剧。同学情绪处于一种面临崩溃，很激动，不太理性，着慌，容易发脾气。有时我们在收拾以前的市高联留下的那种，就是那种，“军阀混战”的残局，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时收到各方面的告急消息。一会儿是今天这边一会儿是镇压，一会儿又是怎么怎么样。我们疲于制定各种应急措施。所以到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局面。
我们一再叮嘱同学，要精简机构，要坚守。我说一下现在的时局。现在已经到了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作为政府，作为李鹏，为什么这样？他通过这几天的事情，他由最初的四个省市支持他已经争取到二十七个省市，在党里面基本上获得统一。某些外地将军也慢慢都趋从他，或者至少表面上跟他们一致了。而且本来以前军方的力量已经争取到六个军区，而且在党内部中赵紫阳这一派比较容易改革思想和民主意识，或至少他们讲的话中符合群众对民主的要求，逐渐地遭到了清洗控制。
问：那么赵紫阳下去（不清）学生有没有合作，一起工作？
这个没有。特别小心。但是至少他们可以（不清）。而且他们应该能庆幸死在中国。
问：阎明复呢？
阎明复肯定是要被清洗的，还有秦基伟之类的。鲍彤，我只知道一点。 而同学这边，就说，政府一方面逐渐形成铁板一块，而同学这边怎么样呢？市民的热情在降下去，市民人心出现动摇，甚至有些市民开始慰问解放军了。同学这边，首先大部分同学军心不稳，都很失望，他们不知道，说我们到底要要求什么，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有些同学就很伤心地走了，而且同学中出现了一些那样的情况。有的同学打着民主的旗号，甚至想把募来的钱自己藏起来，而且又有些同学把市民给的钱拿去商店买东西。我这只是听说，但我想这个消息会有人证明的。
问：（关于换外汇，不清）
对，对。更可怕的是，有些同学逐渐被政府收买，他们作一种学生中的特务和奸细。这么跟他们讲，你们能让同学撤走的话，那你们就是人民的功臣，国家的功臣，人民会记得你，国家会记得你。如有些死硬派不撤的话，那么周围的便衣随时可以调动。
问：你们有感觉吗，就是说有学生叛徒？
绝对有感觉，而且我们有证据。
问：他们给多少钱？
钱我不太清楚。给他们什么样的许诺和交易不清楚。但有一次，我也有一次跟政府接触的机会。我感到他们带有一种强烈的暗示性。
问：这次学生运动有什么……最黑暗是哪一天？
最黑暗还没有到来呢。
可好多同学都不明白，我们现在在广场这是我们最后唯一的阵地了。有人一再主张撤，这撤，唯一高兴的就是政府。我悲哀的是什么呢？我是总指挥，我一再要求这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力，就是为了抵制这种妥协，这种投降派。而且作为北京高联和外高联，外校的高联，他们很愿意要这种权力。
作为一些知识阶层的人，成立了一个知识……什么各界联合会议，爱国维宪委员会，在昨天会上我很愤……愤慨，因为我感觉到这些人也是在利用学运重新塑造他们的形象。我一再抵制这种倾向，象刘晓波把吾尔开希（断）
对不起，上面说的可以删一下吗？要推举他作发言人什么的。我在运动中对这类人有些看法，吾尔开希，就是他，曾经利用他的影响，他所处的那种领袖地位，对整个学运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这已经发生两次了，最后一次给我们坚决抵制，而且罢免了。但现在他们有些人要重新树他这个形象。
问：吾尔开希……
这个我们没有证据。感觉就是一些，或者是角度、思考方法不对。当时我跟，还有封丛德，我们说：“对不起，我们感到我们跟这次会议的气氛整个很不协调，我们要求退出指挥部在这个各界联席会议上的席位。
问：那个会（不清）是最好的是哪一段时间？
最好，最团结的，就是绝食团最初的那段日子，那时民众也很支持，很关怀，那时唤醒的是市民的那种感性、感情，慈父心肠，慈母心肠。而且政府在绝食第七天的时候，对同学施加暴力，市民们自动地去用自己的躯体去阻拦军车。
我想那是最辉煌的一页，一下子让市民看清了政府的嘴脸，法西斯的嘴脸，但现在他们通过种种控制，比如说扣除奖金，开除党籍，等等的这些东西把市民重新给统治住。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政府这方面已经逐渐的稳固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坚持，等待看一看人民能不能真正团结起来，因为到最后只有是人民跟这个与人民作对的政府来较量了。
同学们老在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
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学，有一些什么上层人士，什么什么人物名流，他们居然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这个工作，就是帮助政府，或者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而在政府最终狗急跳墙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广场。如果是这种同学们自我崩溃，自我瓦解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要撤回原地的话，那么中国就会这样的一种情况：党内的所有的比较先进的什么思想有点民主意识的人，还有历次运动中，象什么四五运动，象什么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历次运动中没有被打下去的人，这次一下全被清洗干净。而且邓小平就说了，是有极少数的人，党内有，好象社会上也有，学生中也有一小撮。
问：那么（不清），因为邓小平他们说，学生这些事为什么能发生，因为他们没有做他们的工作，没有加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知道，就是这个意思。完了，让我说吧。他们就会认为，或者他们就会把以前的没有彻底进行的工作，象反自由化清除干净的工作继续做下去。把一大批这次运动中先进的领袖，学生领袖，和知识界的人物，社会上的人，各阶层的人士，还有党内的，军内的一些能与他们相抵制的，代表一些人民利益和呼声的这样一些人全部清洗干净，然后他们可以控制或军管新闻机构，重新把全国的局势稳定下来，终于恢复到一种表面上很安定，很统一的那种“大一统”状态，然后重新搞他们所谓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中国要，中国要真是让他们得逞了，那么中国实际上要复辟，复辟四十年，七十年。因为如果这样一大批的人被屠杀，被监禁，被他们残害，多少年以后民族才敢站起来呢？不知道。
问：他们就是用谋杀？
还有逮捕起来以后打，让你精神分裂，对待魏京生就是这种手段。
所以我觉得很悲哀。这些话没有办法直接跟同学讲，跟同学说，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流血，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来唤起民众，同学们肯定会这样做的，但是，他们年轻的孩子们（哭）。
（断）
所以从知识界联合会回来以后，我就去与当时来负责保卫我们总部的纠察同学谈了一些，他们说我们不是来当纠察的，我们就想来看看，看看真正什么是民主？北京在干什么？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很失望，我们当一批纠察我们失望一批，我们整个组织究竟在干什么？还有一个同学说我们大批同学都走了，我们本来有五六百人，现在只剩下十多个人。说我们这些人都坚持下去，都是坚定分子。因为，有一个孩子跟我说：“我就是不甘心，我要看看究竟乱到什么程度。”
那天我从知识界联合会，就是昨天，回来的时候，我哭了。（哭）我感觉到我那么热爱广场上这几万万的孩子们。（哭）我有责任用我们的生命坚持到底，但是我又觉得我很悲哀，我实在是无力回天，（哽咽）我一个人太有限了，那么多人争夺权力，我从来不迷恋权力，我只是为了，为了良心，我才不愿把这个权力放弃给那一小撮那种投降派和阴谋家。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争夺这权力，而发起一次一次的攻势。我感觉这不对（哽咽）我就是想全中国的中国人，全世界的华人，我就是想说中国人，我们作为这个民族太不幸了，不要再自相残杀了，中国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哭）
问：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
这个感觉，在筹委会，也就是五月十几号，我就是越干越悲哀。大该四月二十几号时我就开始感觉到了。那时我想，我现在也想说但一直不愿说，因为中国人不能骂中国人，但我不得不说，就是，有时候我想，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奋斗。（哭）我不值得为你献身。（哭）可是我又想到这次运动的确还有很多，很多的，正直的，有良心的学生，工人，市民，也有知识界的人。
问：（不清）你知道很多人（不清）。
我知道。我想如果今后中国再次陷入黑暗时期，也许中国老百姓再一次受蒙蔽，再一次互相欺骗，彼此没有真正的感情和交流。我只是想说在海外的华人，你们有自由的环境和人身安全的时候，这个时候，（哭）我希望你们，能够首先做一个先进的中国人，因为你们有条件，有机会（哭）（断）我感觉到有时候他们就是想了解事情的过程，这事情中进行的这些人的心态，他们怎么想，他们的感受，这点让我觉得痛心，因为最伟大的不是这种表现，而是一种内在的，一种人性的展示。很少人去揭示这些东西。我有两个朋友，作为知识界，只有他们两个坚持到底。昨天晚上我才知道，好象是于浩成已经被逮捕了。
问：被逮捕了？
被逮捕了。
问：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我知道，从他们的嘴里知道。
问：从广场里面被捕？
不是的。他……
问：在外面？
可能在外面。
问：这里从政府官员的嘴里还是？
就是从两个朋友那里。他们俩说，我们要撤，因为我们有个使命，我们要写一部书，要把这个，这过程中，因为我们亲自参加了这场运动，而且我们知道这运动最真实的是什么。他说我们的使命就是写一部书，争取这最后的机会写一部书，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们说如果这部书发表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那么，那么我们就是被杀头也甘心了。（哭）
我昨天非常痛心，因为我，（哭）因为我，又一次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出卖这场运动，在葬送这场运动，我感到很痛心的就是，最初绝食的这一千多名同学，我可以说他们的身体健康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摧残，而这些人（哽咽）要葬送这一千多名同学，还有后来成千上万的人民和同学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一些成果，他们要葬送掉，就只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目的，个人的希望，个人的私利（哭）（摇头）中国人……
昨天我跟我爱人说，我再也不愿在中国待下去了，我说我想到国外去，因为我学的是心理学，在绝食的第一天我就说过我不是为死而战，而是为了生而战。因为民主不是一代人的事，我现在更坚定这种信心，如果我有机会活下去的话，那么我会用毕生的精力在中国，从一个孩子降生的时候就跟他说，要作一个正直的人，有良心的，有独立人权和人格的中国人。我要用毕生的精力来培养一批真正的中国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这样做了。
我爱人说——在参加运动之前，我们一直在联系去美国留学，他托福考的很高，630，很有希望，他说我只是想到国外去学习几年，中国四五年之内也许没有希望了，我想有机会出去之后我就学法律，社会学，等等。他说十年之后我要组织一批人写一部中国的宪法，一部人民的宪法（电话铃响）。
我知道我这时候要宣布我辞职，或我引退，同学不会理解，会骂你，我不在乎，整个运动我挨了很多骂（哭）我很淡然。但是我希望如果我没有能力做这个工作，没有机会做这个工作，会有很多人去做这个工作，我用生命来呼吁。（哭）
问：（不清）
没有。最近我一直感觉到特别悲哀，而且同学，就他们本身的民主素质也是相当差的。而且说句实在的，在我握倡议发起绝食这一天我心里就很明白不会有任何成果的。我早就知道，有些人，有些历史注定是失败的。我一直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在给大家一个坚定的形象，我们在争取胜利，但我心里很明白。
问：绝食你发起的？
绝食是在北大和师大的一些同学，他们倡议。但是在这之前我已经想过，但是我没有跟他们……因为当时我在想通过广播站跟同学交流思想，把大家热情都唤起来。后来当时王丹说要准备绝食，我马上就签了。而且……我当时……后来，有一个北京师范学院的同学，他叫张辉，他也签了名，也是发起人之一。
后来北高联的同学一再劝阻，他说时机不成熟，怎么怎么样，然后这孩子就又回来说，“你们不应该，虽然我是发起人之一，但我认为这样说不妥。”后来我们就强烈的跟他辩论说，你怎么能这样，我们一直在做（不清）的工作，而且这个决定没有错。
为什么改变主意？后来我和北大几个同学一块去说服市高联，他们始终很抵制，市高联有些人是有投机倾向，可以这么说。后来当天晚上我跟另外一个叫邵江的同学，他本来13号要考托福，我也要考托福。我说，我请求你不要考了，他说好，我去做市高联的工作，我相信有我有这个影响力。后来当天晚上他们市高联作了一个声明，说，用的字眼是对我们这场绝食运动他们表示同情和理解。在我们心理上，我们感觉到，很愤怒，为什么？你……（闪，不清）你有什么资格来同情理解我们？要是，真正的态度应该是爱护保护同学，支持同学。这都是一些，我不是想指责任何一个人，我就想这场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的
（断）
非常悲哀，好象中国就没有人材了。
问：你们对民主怎么理解？
民主，我没有怎么在理论上（不清）过民主，我想民主应该是很天然的一种要求和需要，使人们都会有自由的，有人权的保障。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政治观点，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民主也跟人权的解放，人格，独立和自尊的解放，人性的解放连在一起。
问：（不清）对话，跟政府对话，最终达到什么目的？（不清）
对话对政府是一个强烈的挑战，因为它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强的对手，来自人民真正的呼声，人民要求，人民开始要求跟它公平地对话，要求监督他的一些政府领导的过程，人民要参与决策，要求检举不法行为，而不再象中国的“大一统”的黑暗统治。
所以政府很害怕，它不敢，政府不敢，因为他们始终在竭力地维护他们在，他们几十年来苦心经营一种局面，一种对中国广大人民的蒙蔽和欺骗。我想民主最根本的，对每一个人来说就是自我的觉醒，中国人的人性被压抑的很卑微，包括在这次运动中看得很清楚。好多同学就等着。就象外地的同学来了，我们要吃的，我们要住的，我们要什么什么，你们有什么新闻告诉我们？你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觉得很难过。你自己，你有双手，你有喉咙，你有眼睛，你可以听，看，你可以去说，去做，你可以丰衣足食，你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当然另一方面他们在尽力维持一种领导的权威，这也是对的，但实际上有些同学就很不负责任。他们很习惯于，习惯于一种封建的专制，两千多年来，我们要求民主，包括很多同学都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我想这次运动只能说是民主的启蒙运动。
问：你们对官倒、反腐败的问题怎么看？
官倒反腐败是广大人民群众，很强烈地要求政府作自我检讨，自我来监督政府的一些腐败现象，因为以前一直是什么党政一体，党军一体，公安也是一体的。没有任何能够强有力地，就是有一个独立的什么党，政府和其他的各党派也有领导关系，没有任何一个，途径，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监督它，所以它可以为所欲为。
问：去年人们谈论中国学生爱钱，爱赚钱什么的，很多人也没想到，今年会这么大规模游行。
我想在这之前，由于这个，整个体制改革措施的相当的失败，中国人开始逐渐失去了信仰，他们没有信念，就很功利地，很实际地满足于基本的生存要求，他们就靠这个，无信仰地生活着。这次整个运动也有一个，有很多很多的胜利，我想中国人重新找到一种信念，就是中国问题要靠中国人民来解决，而不是靠政府，也不是靠这个国际的什么舆论，必须靠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很多青年人，很多市民，很多工人和农民，也开始觉醒。
问：你们有没有受到毛泽东的影响？（不清）
没有，我想至少从我这。我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我很喜欢过一种安详的，有一些baby，有一些小动物的那样的，那种，我可以和孩子们在一起，搞自己的研究，来培养下一代。我很希望过这种很平静，安详的生活。
我可以坦率地说，我没有，没有很多虚荣心，功利心。我，我和封丛德结婚，当时那时候很简陋，但我们很天然地满足这种，而且享受这种生活带来的安详和宁静。我们一直在，尽管很多人都在赚钱，但是我们也很艰苦，我们也拼命地赚钱，但我们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而是为了……，我们都很坚定，我们现在很艰苦，但是我们都是在搞事业，真正愿意献身事业那样。不知道你们理解不理解。
在此之前，我们一直认为靠知识救国，就是到了四月二十号那一天，我觉得，我觉得那时候是一种良心，我参加运动始终是一种良心，因为我跟同学讲了，我们现在在这儿争取民主实际是在给每一个中国人在争取一种权利，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我特别想告诉每一位同学，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市民，每一个知识分子，甚至每一个便衣，每一个士兵，就是说我们同学拼着性命在争取这个权利也有你们的一份。如果是在大家舍生忘死争取这个权利的斗争中，我坐一边，不去冲锋陷阵，不去冒这个风险，一旦这个权利到来的时候，我说，给我拿来吧，不要少了我的一份。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惭愧，我做不出这种事情来，我想命中注定我就是这样一种角色，因为只要你有良心，你就会站出来，你就会走到这一步。
问：你有没有可佩服的英雄，理想的英雄？
我想，谭祠同。给大家一种感觉。他说，我以吾血鉴中华，我用我的鲜血来唤醒民众。我想在我们绝食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感觉的。
问：（不清）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的影响？
我想，作为我来说，我想我的所有的作为都是很天然的，我以前对政治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也绝对不想作一个什么精神领袖什么的来献身。我想搞的就是我安心地搞我的事业，过一种很安详的生活。也许别的人有这种想法，也有很多思考。
问：（不清）广场上的毛泽东象（不清）？
毛泽东作为这个人来说，他不值得佩服，因为如果是毛泽东时代，这种残酷镇压也发生过，而且也会发生。我不欣赏他。
问：有人说把你们的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比，你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太低下。这是一场划时代的——我在13号参加绝食时我就跟同学讲，我说作为我们每一个参加绝食的同学，作为我们每一个所谓的领袖，甚至作为政府每一个人，作为每一个全国人民，都没有想到，整个中国的学运已经起了划时代的飞跃；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而且一种老性的思维，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运领袖，他们总是在犯一些错误，就是他们用以前的偏见来衡量这次运动。
（断）
（哭）我父亲来过北京，那个时候是在五一的时候。我跟我爱人结婚的时候，我们俩感情上有时候有点磨擦，吵架什么的，回家的时候我就跟我父母讲，我父亲就很担心，他非常非常钟爱我。他就很担心，他很希望，带来好多吃的来看我们，就很希望能跟我们一快玩玩，因为五一，北京气候不错，把我妹妹也带来了。
但是他一来他就知道，我和小封，就是我爱人都已卷入这场学潮了，他一直很担心。而且我们一直忙在北大筹委会工作，没有时间陪他。那天晚上他说我要回家了，他说我得走，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也帮不上你什么忙。他说你怎么办，怎么跟我联系，我说我隔三天给你拍一封电报，跟你说我平安。以后我把这个事情委托一位朋友做这件事情。
他突然说，（哭）他说，“万一，”他差点要哭，他说：“万一我收不到电报呢？” 那时候我就说，“笆爸就不要再来了，来北京也没有用了。”（哭）
我差点要扑上去，我差点要哭了，我爸爸拍拍我说，“不要这样，不要哭着告别，再见再见。”（哭）
他一直很难过。他去济南。我妹妹是读医科大学的，他说：“我用自己一生的心血培养了两个珍珠，怎么都卷进来了？”因为我妹妹他们也受了一些影响。她说，”我太佩服姐姐了，“她这样讲。我真……
我父亲，他一直非常要强，有责任心。他是个大夫，他本来可以在事业上很顺利，但最近一下裁军，结果部队就是（不清）地方编制，不再属于部队了。他们这一代人的（不清）很希望，以前他们一直寄托一种平等的靠工作努力然后升级，一步步地，他就希望有自己事业上的要求。可是一下希望就没有了，而且大家很乱，都在赚钱，都在觉得怎么怎么样。他们觉得他们这一生的信念怎么一下子全垮了。我觉得我父亲他很悲哀，我经常替他们难过。我跟他讨论，他说不对，我们对国家还是很有感情的，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他能成就到今天，也是共产党的培养。我说我不相信他，我说共产党愚弄了你们这一代人，我说你们本来可以得到的更多更多。可是共产党嘛……
问：他能不能理解？
他能理解。他说，我父亲就后来说，你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他说因为你们这一代没有我们这一代的经历，所以你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我父亲是很开明的人（哭）
?因柴玲要求，此处删去约250字?
问：如果你是政府呢，你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我想政府一定会疯狂的报复我们这些人的，因为中国人的报复心很强，我不报任何幻想。
问：如果是理想的方法，你希望对话？
不可能。
问：这样说就是作梦？
作梦，真是，白日作梦。
问：但是很明显你们还是希望解决几个问题的。
我当时，第一次对话不是中断了吗，当时我拿了五页的绝食书，我希望在对话实现场直播，我想放一下，让全国人民听听我们绝食的同学怎么想，让他们了解我们为什么。我当时报这幻想，我可以感化他们。
问：政府中有没有人支持你们？（不清）
肯定有这样的人的。而且我感觉到，如果人民的力量很坚强的话，政府就勉强维持的这种统一地位很快就会土崩瓦解，包括那些投机派，也会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但是必须靠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团结起来。
问：你希望其它城市市民，什么上海、西安，也参加运动？
因为说句实在话，我觉得这场运动它很多地方都不太成熟。
首先这个机会很偶然，谁也没想到胡耀邦会逝世。而且在这之前我们整个这个，就是中国人民，经历了思想很混乱，没有信念，没有理想这么一个阶段。这次整个的运动是学生和人民天然的一种民主意识的一种大暴露，知识界和理论界就远远的落后在这个之外。他们没有给这个运动提供任何一套成形的理论。
而且我想这次最伟大的一个胜利就在于人们利益自发的一个大的展示。我相信天然的东西，我不相信现成的理论，我对理论、名人、权威全部没有迷信感，我不知道这样好还是不好，但我就是这样的人。
问：下一步呢？
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
不过我相信一次大的革命很快就要到来的，要是他敢采取下策的话，即使不敢采取下策，保留一些火种和力量，在下一次革命中我们一定会站出来。我虽然对政治没有兴趣，但我只要有良心，在下一次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想我还会再站出来，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我想最终的就是推翻这个没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的政府，而建立一个人民自由的政府，而让中华人民真正地站起来，让一个人民的共和国真正地诞生。
问：对改革现代化的方式怎么样看？
我没有说，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改革不对头，因为它扶起来的不是人民，而是那些有权势的那些人。这种改革虽然带来一些表面上的经济繁荣，但实际上把广大人民，广大知识分子都推上了一种没有希望，没有奔头的那种……我接触了各个层次的人，有些即使是得利者，如个体户，有些什么财团，企业家，还有那个很精明的学生，还有一些工人，市民，都纷纷没有安全感。很多人都流到国外去。我觉得这个国家快亡了，快亡国了。到这种程度。
同学喊出了一个口号，说“人民是我们的人民，国家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做谁做？”我想这次人民和同学都站起来，自己救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但为什么我一直，在这之前我一直很愿意科学救国。
当时我参加运动的时候，也就是25号那天，在4月25日那天在筹委会，当时可能混进了便衣或什么，我们在聊天，我说政治犯判多少年？他说以前判三年，后来判五年，现在加到七年，后来加到17年。当时我很悲哀，我在想十七年以后我出来就四十岁了，很不甘心的呀。
（电话铃响?
那天正好我接到国外以前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来信，跟我说我不赞成大家都出国留学，但是心理学到国外来学，这是一定的。我一直是很愿意通过科学救国的。我觉得这场民主运动的最根本的胜利，不是只是为了希望，我觉得民主是保证大家的一种平等的自由的生存的权利和努力的方式，保证他们的成果得到承认，而不是被少数人给侵吞去，让每个人劳有所得，所有人都能够很平等很自觉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建设我们的民……发扬光大我们的民族。
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就是在民主机制建立以后，还可以有一批人通过科学来真正救我们的国家。我一直这样想，但是这次我觉得，如果是……人民永远不会有希望，整个民族也不会有希望。
当时我是想，虽然我想去国外留学，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国家能解决自己问题，为什么要到国外去呢？为什么把我们的建设，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才华都献给国外？应该献给我们自己的民族，因为这个民族太贫困太落后了，需要很多人为她献身，为她奋斗。可是这个国家，这种统治，这种制度让那么多的人都走了。我们接触了个个阶层的人，都没有安全感，没有奔头，都喜欢去领到绿卡。
问：你看这你们二十七号撤出来有没有一些坚定分子继续留在广场？
二十七号撤离这个决议是所谓的爱国维宪各界会议决定的。他们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当时我也在，但是我没有很明确的意识到有这么大的危害力。同时，兴奋点集中与他们有一些人要通过这个运动树一些自己的形象，什么什么的，而且我没有坚决抵制这种东西。他们这些人决定在新闻招待会上发布，来不及再更改了。但是后来我们一再声明，还造成很坏的影响。但是可以说肯定有人坚持下去的，因为我就想告诉大家，现在广场是我们唯一的阵地了，我们再失守这个阵地话，那么中国就要复辟了，我想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判断。
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坚持吗？
我想我不会的。
问：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来接着干下去，因为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这段话先不要披露，好吗？
问：你们最开始跟胡耀邦（不清）有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借口，我想，借机。
问：四月二十六号那个社论……
四二六，二十六号社论大家，就说社论激起大家更大的义愤，因为以前从文革一直是这样，他们希望通过什么一报两刊来一篇社论，大家热情马上就打下去，他们这种办法来管得很有效，所以这次同样如法炮制，而那个新闻措辞（不清）都很一致。
问：和文革时一样？
就是。谁在搞文革？是我们同学？人民？还是他们少数人？仅仅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舆论工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求对话？也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人民的思想传播开来，他们绝对不会给这种机会的。（叹气）
问：你对外国报章、外国朋友有什么话？国外的。
国外的，我刚才已经说了，我就希望，我想，我以前曾经听到种种传说，说我们再坚持两天，戒严令还不撤除的话，那么布什就讲对邓小平的政府不予承认（笑）还说中国的外交力量，他们就不再承认这个政府。
当时我们还曾报过幻想，认为通过外界舆论，能够促使我们的内部得到一些成果，但是今天我跟你讲，我觉得不对，可能政府大部份，他们有利益上的一些要求，他们在这方面不会这样的。但是我呼吁全世界的，有正义感的，良心，我不知在国外有没有这个字眼，他们如果能站起来，他们如果能分清是非，而且共同支持中国作为这样落后国家的这些很弱的，赤手空拳的学生和人民，他们这种民主救亡运动，通过他们的行动。政府现在已经不要脸了，不怕舆论，不怕流血，什么都不怕了。当是如果全世界人民都抵制它，不再承认你这个政府，不再承认你们这一小撮，那么我想对中国人民应该是很大的支援。
问：我相信，国外的人民，老百姓一定很支持你们，可是我们的政府也不一定好。
我想是。
问：不要要求太高，因为政府是政府，我们的美国政府也不怎么好，美国政府不是人人都相信，站在你们这一边。因为我们美国和英国朋友都是非常非常崇拜你们的。（不清）而且我相信你们学生（不清）伟大成果，这算不了什么。
这种，我觉得太客气了，用中国话来讲。我们在这之前，因为我们对出国报有幻想。我们的同学对我们讲，不要以为到了美国就是一个天国，不是的。到了那边华人很多的地方，中国人的孽根性又表现出来，他们又会互相的勾心斗角，不团结。我现在就特别想说，就说你们在国外有很好的，自由的，比中国好得多的自由民主的机会，你们千万不要再这样，再这样残杀，首先在国外的中国人，华人要团结起来。我希望他们能够这样，因为这么多的孩子，他们在用生命来争取你们那些没有遭到生命危险的人，应该来做一些工作，至少消除一些隔阂和私虑，不要再孤立，为这个民族考虑考虑。十一亿中国人民不能都亡。（哭）
方励之：一九八九爆发前夜的故事
一九八九爆发前夜的故事
作者：方励之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
此文的大部分内容曾于2004年在“Human and Human Rights”上以英文发表过，现以中文发表。——作者
1989年到了。
新年伊始，北京就开始下雪，软软的，洁白，冷清。谁也没有想到，4个多月之后，这里就会发生一场社会大爆发，雪变成了血，人肉，和死亡。
1987A超新星爆发
也许真是有上苍的安排，1989年我写的第一篇科普文章就是爆发━━超新星爆发。我的研究重点并不在超新星上，但是，超新星1987A 爆发之后，超新星成为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但天体物理界，就是非天文界，非科学界似乎也对超新星发生了莫大兴趣。很多地方都要请天体物理学家介绍超新星。我也多次被请过。因此，不得不写篇科普应对。
在现代，超新星爆发是个纯粹的天体物理或宇宙学课题，但在中国历史上，超新星爆发（古称客星的一种）不仅是天文，同时也是人文。中国古代极重视这类稀有的异常天象，原因之一是为了占卜。按照古占星术，超新星爆发一般不是好兆头。从汉朝以来的2000年里，最壮观的超新星爆发有过6，7次。例如，“宋史”上记录，公元1006年爆发的客星，“状如半月，有芒角，煌煌然可以鉴物”。按占星术，这种壮观的天象大都预示着兵燹、天灾、或者是皇帝要驾崩了。据说，每次凶兆都“应验”了。比如，公元1054年客星（即有名的蟹状星云）占卜结果是“上有灾” .果然，不到一年，辽兴宗耶律宗真就归西了。
天文界有不少占星术业余爱好者。一位精于此道的爱好者占曰：1987A 爆发亦主凶，“上有灾”。果然，不到一年，中华民国蒋总统经国就“驾崩”了。位置也合，1987A并不在银河系主体中，而是在银河系外围的大麦哲伦岛星云中，恰如大陆之外的台湾岛。这当然皆为戏言。但超新星的确曾有过重要的作用。每当客星出现时，负责占卜的官员一定要上奏皇帝，建议颁行“天下大赦”，以感动上苍，消灾灭祸，造福社稷。这时候，皇帝也不得不听从。在这个意义上，超新星对黎民百姓应算是景星。
我当时所在的北京天文台，前身就是负责观象、历算和占卜的司天监。如今的北京天文台已没有义务和能力去预卜统治者的未来了。但是，按传统，今天的天文学家仍有义务也有权利关心社会的灾祸。在我写超新星文章时，‘大赦天下’的古制又再一次被想起。中国社会的今天，不是同样有必要颁行一次‘大赦天下’么？
“大赦天下”的公开信
因此，在写完超新星一文后。我写了一封给邓小平的信，建议颁行大赦：
中央军委邓小平主席：
今年是建国的第四十年，又是五四运动的第七十年。围绕着这些日子，一定有不少纪念活动。但是，比之过去人们可能更关心未来。
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些节日的精神，我诚恳地向您建议，在建国四十周年的时候实行大赦，特别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样的政治犯。无论对魏京生如何评论，赦免他这样一个已经服刑十年的人，总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国大革命的二百周年，由它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尊重。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以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
谨祝近祺！
方励之 一九八九年元月六日
这就是后来被中共当局指控为导致北京1989反革命暴乱的罪魁之一的信。
此信手抄了3份。一份于当日中午投进北京天文台门外的一个公用邮筒，寄往中共中央。下落不明。
第二天，元月7日，星期六，有两位客人来我家。第一位客人是刘达，他曾长期担任中国科技大学的党委书记。他看了信稿后，表示很赞同，连连说：“是该把这些人（政治犯）放了！”而且，愿意帮我把信送到到中央。他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委员，有有效的送信渠道。刘达转送的那份手写原件，后来曾在军事博物馆的“平暴展览”上作为暴乱物证展出过。
元月7日来的另一位客人是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林是新朋友，他于1988年中秋节前夕才来到北京，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代表。我曾于1986年通过美中学术交流项目访问过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所。所以，林到北京后，我们很快认识了。我把致邓小平信的第3份手写本给了林。当晚他就把信译成的英文，给了一些外国记者。这样，它就成了一封公开信。林培瑞教授至今仍保有那份手写的反革命原件，在他的家里作为反革命物证挂在墻上展出。
2月13日下午，北岛、老木等文艺界的几个年轻人来我家，询问有关呼吁大赦的情况，我给了他们一份我的公开信的打印副本。他们在我家起草了一封致人大常委会的信，也呼吁特赦政治犯。该信当即用我家的286计算机打印出来。3天后，北岛等的信公开发表，其上有33名文化界人士的签名，就是用286打出的那封信。
同时，中国科学院的一些同事也开始酝酿写公开信给中央，呼吁当局特赦因思想问题而获罪者。为发起人之一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许良英教授。他那封信发表时有四十多位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学者签名。
后来又有文化界（戴晴，苏炜等）的另一封公开信。
事不过三。几封公开信发表后，最高当局坐不住了。司法部第一个站出来反击，他们的正式论据是，写呼吁信是干扰中国司法的独立。可见，在人民共和国的国度里，公民写呼吁信的权利也是没有的。呼吁信算是一种“瘟疫”。接着，当局开始对在公开信上签过名的人，一一进行教育或再教育，有的“美言”相劝，有的被警告，有的被公开监视。我的待遇是非公开的监视。
以下是非公开的监视的两个小证据： A. 当局编制的指控我“制造动乱”的文献影片中，有我骑车到天文台上班的镜头。 B. 6.4之后，我在科大时的秘书顾安苏被当局审查，问他：“你为什么一天三次去方励之家？我们有录像，证明你一天去了三次。” 有录像当然不能否认，祇能从容而答，顾说：“没错，是去了三次。因为方老师家的饭好吃，我一天去吃三顿。”
宴会事件
就在呼吁信“瘟疫”流行的时候，刚刚就职的美国总统布什，来了中国。
美国政府对苏联的人权问题、持不同政见问题颇有经验。但是，对中国，总统面临的选择是：冒着开罪中国政府危险，同等地对待苏联和中国的人权问题？还是采取不同的标准，回避中国的人权问题，以维持政府之间的“老友”关系？总统有聪明的智囊，想出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即邀请一些中国的异见者参加总统在北京的告别晚宴。按西方的文化，晚宴既是一个正式的公开的场合，但又可以避而不谈为难的话题，因此，邀请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共赴晚宴，既表示了总统对中国人权的关切姿态，又不会有损于中国领导人的正统权威。似乎是个高明的平衡。
就在这种情况下，李淑娴和我接到美国大使馆派人送来的白宫请柬，邀我们参加2月26日的总统告别宴会。后来知道，总统的告别宴会邀有500位客人。除李淑娴和我之外，还有于浩成先生等几位异见者，总数不超过百分之一。不能不承认，总统智囊的计算是很精密的。百分之一是在泊松误差范围之内。
然而，智囊们的计算还是错了。他们忘了中国的宴会政治文化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宴席是太多了，许多重要事件都是同宴会连在一起的。相比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京戏中的宴席场次要多得多，其道理即在于此。大凡唱到“摆酒设宴”一场，就知道好戏要到了。
泱泱中国岂容得美利坚总统也来一次摆酒设宴的政治戏？总统的Texas BBQ牛肉宴，是选错了地方，选错了时间，也选错了对象。中共领导人绝难接受，在他们是客人的场合，居然还有持不同政见者在，那怕祇有百分之一。我知道此中的厉害。因此，在接到邀请的第二天，2月23日，我就电话告知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局长（原在北大物理系任职，我认识）：我收到了宴会邀请。如果当局不同意我接受邀请，就请及早告诉我，以便及时婉谢。
按常识判断，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即使不高兴也不会形之于色。更聪明一点，可以利用宴会一事，做出一幅宽容的姿态。所以，我估计，如果当局不容许我出场作客，最可能的方式是通过天文台或科学院直接通知我。事实上1986年后，凡不准出国、或不准去合肥参加学术活动等等限制，都是以这种方式通知我的。
3天过去了，直到我动身赴会前，并没有任何明言或暗示要我拒约。那天下午，北京天文台还派来汽车，要送我和李赴会。当局的闷葫芦里卖的是甚么药呢？一时真不好猜了。
确实，智商正常的人绝猜不到当局会采用如下的5大对策达到一个极简单的目的：阻止我们赴宴。
第一对策：戒严截车。
2月26日下午5：30，我们同林培瑞夫妇乘一车从中关村保福寺916楼出发，一路向东，直奔希尔顿长城饭店。后来，司机告诉我们，我们的车一上路，他就发现有另一辆车尾随上了。但是，当时他没有告诉我们。6：00左右，我们的车行驶至长城饭店附近的三环路口，发现戒严了。上百的警察虎视耽耽地横在路上，不准一切车辆通行。开初，我们还以为是为了布什一行的安全而实施的。哪知道，警察一发现我们的车到，立即密集拦截，戒严遂即解除。原来，戒严的目的专是为了截住我们这辆车。
第二对策：最高特工当场指挥。
我们被截下车后，试图步行去长城饭店，但很快就被一群便衣团团围上，堵住了我们去往长城饭店的路。为首的一个黑粗粗的便衣，一看即知是个训练有素的打手，他上来就架住我，接着说：“我是这次布什来访安全的最高特工负责人。美方特工提供给我们的名单上没有你们二人，所以你们不能参加宴会。”可见，中国最高特工当晚根本就没有去保卫贵宾。
第三对策：停止公共交通。
不能向前，祇好向后。我们决定去美国大使馆求证提供给“最高特工”的名单。这时，我们的车及司机都已找不到了。随即跳上一辆出租车。该车走了数百公尺，又被警车追上，再次勒令停车。不得已，我们祇好改去公共车站等候电车，或汽车。然而，警察还是比我们快，凡有我们等车的车站，所有过往公共电车汽车都被警察命令不准在该站停靠，不准上车，也不准下车。在这些车站等车的其他乘客不明白发生了甚么事，陪同我们一起倒霉。
第四对策：陪同“散步”。
放弃乘车的念头，我们向秀水街使馆区步行。这时已约7：00pm，天色昏暗，气温下降。我们4个人的前后左右都有警察“陪同”，穿制服的，穿便服的都有，还有一辆警车紧随在后。每一个街角都有一辆武装三轮摩托整装待命。可以看到的警察至少在100个以上。至于看不到的后备队，可能更多了。总之，一两个自由思想者，抵得上100个武装的警察。
8：30pm，我们走到使馆区，偶然路遇加拿大外交官霍雷（Horley）夫妇，他了解到我们的困境后，立即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小坐。警察无奈，不能再“陪同”我们了，因为不能硬闯外交官的家。警车则近逼到这位外交官的家门口，处在待命状态。 8：30－9：30，在Horley先生的家一小时中，我们同许多记者联系上了。早在宴会进行时，许多记者已发现李淑娴和我的席位是空的，知道事情一定有变。很想知道详情。因此，我们决定下一站去香格里拉饭店，那里住有上百个专为采访布什访华而来的记者，可以让更多的媒体知道今天倒底发生了甚么。
对策之五：“护送”我们去记者招待会。
我们与香格里拉饭店的电话联系，当局必有窃听。因此，我们很担心，在离开Horley家去香格里拉时，可能又会遇到警察拦截，以阻止我们会见记者。一上路，确实又有警车紧随。但是没有拦截，一路通行无阻，安全而准时地到达香格里拉饭店。之所以如此，最可能的一个解释是，当局原计划的阻挡方案中没有有关记者招待会一项。一个中央计划政权，原计划中没有的，警察也就不去做了。（计划对警察行动之重要性可由下例标语看到。1988年初，交通警察在北京天文台前的路上写了一条大字标语“为努力完成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上限）计划而奋斗”。）
晚11：30，召开临时记者招待会，发布了我们的‘晚宴’经历。北京数百警察的一夜按计划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抢了总统布什的镜头，成为第二天的头条新闻。
南下苏州
1989年3月6日晚，我乘京沪特快列车从北京南下。目的是去苏州参加中国天文学会大会。同车走的还有其它3位北京天文台的同事，以及顾安苏。一夜顺利，7日早上10点钟火车准时进入上海新站。
一下车，就看到有3个人来接我，为首的是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杨缢泉。他们是当局委派来特殊‘照顾’我的。目的是不准我在上海停留，径直去苏州。因为杨等都是天文界的熟人，我不能为难他们，爽快地接受了他们的照顾，坐进他们准备好的小车，立即离开是非之地上海。而其他4个来同上海者，则自行其便了。
杨缢泉倒也相当爽快，轿车开出上海站后，他第一句话就说：“老方，这次可不要在苏州爆炸原子弹。我们是老朋友，一言为定。”
我当然明白‘原子弹’的含义，答道：“我这次祇有宇宙大爆炸，不会有‘原子弹’爆炸。”
事实的确如此。为了不给同行带来麻烦，凡天体物理学术会议，我祇宣读论文。免谈国是。隔墻有耳啊。苏州会议，当然也不会例外，除了宣读原初宇宙大爆炸论文外，祇打算到苏州观前街上去买点豆腐干。
在苏州的5天会议中，不祇我自己的一切活动倍受照顾（连到观前街也有专车专人陪送），而且，其他许多人也得到‘照顾’。整个会议期间，我们所在的饭店，没有其他客人。因为，当局已命令该饭店经理，这5天之内，不准再接待其他客人，也不准任何外人进店访客。对外公布的理由是，这些天文学家所研究的星空和宇宙，都是高度尖端的，必须严守机密。与会的天文学家不禁为自己的身价突增，而飘飘然。
但也有人倒霉。有两个上海教育出版社的编辑，正在苏州办事，借住在苏州大学。其中一位编辑负责出版过我的《天体物理学前沿鸟瞰》一书。他们得知我在苏州后，就邀我于3月8日晚上在苏州大学食堂吃晚饭。我答应了。这个简单的约会，没有其他人知道。可是，在他们约我之后不到3个小时，就被苏州大学当局找去，盘问他们倒底是如何同方励之联系上的，为什么要请方来苏州大学吃饭，等等。两位朋友一一如实交待了。还好，没有阴谋，当局对他们从轻发落：要他们立即离开苏州大学，不准再到苏州大学来吃饭。
这件事很快在天文会议上传开了。吸引了好事的天文学家们研究，当局倒底是用什么方法能在3小时之内就得知方励之要去苏州大学吃饭的。可见，不祇隔墻有耳啊。一些理论天体物理学家使用严密的逻辑排除了不少解释；实测天文学家则使用他们的最拿手的方法━━证认饭店中的哪些人员是由安全部派来的‘钉子’。
谢天谢地，虽然有点小插曲，5天的会议总算圆满结束。散会的时候，杨缢泉非常高兴地来和我道别，似乎也是对我这个老朋友的一种感谢，他说“原子弹没有爆炸！”当然不会爆炸，“原子弹”不是带在我身上，而是蕴藏在社会中。
三百年和七十年
用‘原子弹爆炸’来形容1989年春天的中国社会形势，确有几分准确。原子弹爆炸需要几个条件。一，有足够多的可裂变物质；二，把可裂变元素聚集在一起达到临界质量；三，有及时发射的中子进行引爆。1989年的中国，这3个条件恰好都具备了。
首先，腐败日益滋长，政治改革迟迟不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空间的狭窄，使越来越多的学生、知识份子、工人、个体户、党内干部、甚至一些上层干部都感到愤懑、压抑和不满，形成了数量可观的可裂变元素。潜在的爆发能量处处皆有。
其次，1989年有好几个纪念日，五四运动70周年，建国40周年，北京民主墻10周年，分散的不满和愤懑很容易在这些日子里集中到一起，使裂变物质聚集到临界质量。
至于引爆的“中子”，几乎是时时都有的。由当局蠢行所引起的小规模的风波，此伏彼起，从没有断过。比如，当局对那几封大赦天下公开信的拙劣处置，就是能引爆的“中子”之一。
尽管如此，我当时并不觉得一次引爆就能完成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应北京五四70年纪念活动之邀，1989年4月4日，我写了一篇文章“从北京天文台看中国民主进程”。我对历史估计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最有价值的作用是倡导将民主和科学注入中国文化……。然而，就民主和科学二者在中国的注入进程来看，五四大体正好分别是它们的起始期和完成期。意思是，一九一九年，中国刚刚开始她的民主政治的进程，而那时，中国已开始全面地接受现代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冲突过程已近结束。”所以，“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似还可以不必太悲观，与三百年的科学注入史相比，七十年的民主注入时间虽已不短，但还不致令我们完全气馁。”
意思是说，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冲突”，前后用去了307年， 1914-1607=307.起始和终结的标志性事件分别是：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翻译出版欧氏“几何原本”及随后的中西历法之争；1914年（民国三年），中国正式采用基于现代天文学计算的历法，“洋”历通行。在民国三年颁布的历书上特别写有：“本年历书系用东西各国通行之法推算”，这是300年才得到的结论。而1919年才引进的德先生，到1989年，祇同“传统”冲突了70年。远还没有认识到德先生是“东西各国通行之法”，不奇怪。再“冲突”100年，也不算太奇怪。
四月和五月
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可裂变元素聚集，终于大大超过了临界质量。爆发了。历史发展是不是加速了？
学生的请愿和示威开始后，我的生活方式，大体是上午去天文台工作。下午接受各种访问者，有朋友和学生，有中外记者，当然来访者中也有关部门的线人。晚上则是我写学术论文的时间。
在所有记者访谈中，我一律都表示支持学生的诉求。但我一直没有去游行，也没有去天安门广场旁观。原因是被全天候监视。早在学生请愿的第3天，4月20日，有关当局就开始在内部传达，北京的学运是由方励之夫妇一手制造和指挥的。并以此为由，伺机扑杀运动。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北京天文台和学界的有心人处处帮我防范，以使在全天候监视下，当局也无机可伺。
4月25日，席泽宗教授邀我去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做报告，那是我在北京的最后一次公众报告。讲的是北京天文台的710年。元朝定都北京后，郭守敬等建北京天文台，历元明清各朝，司天制历。以北京天文台漫长的历史腑视人间，如今不过是又一新朝罢了。星移斗转，潮起潮退，朝兴朝衰，概莫能外。科学的“法轮”已转进了中国，民主的“法轮”也在转了，今天的困境不过是它们转动时的嘎嘎之声而已。很巧，当晚广播《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群情哗然，果然，嘎嘎之声又起。
4月27日，学生组织大游行，科学院的不少研究生也去了，目的是抗议《人民日报》社论。可以预料到，当局要以抓“一小撮人坏人”的方式，镇压运动。这是中共镇压各种不满情绪的惯用方法。李锡铭（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在内部已明说，这“一小撮” 组织游行的，就有方励之夫妇等。大家都熟知当局下一步要做甚么。果然，据参加游行回来的人说，在游行现场有传言，说方励之在游行队伍中“跑前跑后地”指挥。这是一个恶化信号。
恶信号制造者的计算，早被天体物理学家们预料到了，并先发制之。那天上午在天文台原定就有一个报告会，由法国人Jean-Marc Bonnet-Bidaud 讲“毫秒脉冲星”。这个活动，不仅没有因游行而取消，而且台长李启斌教授（2003年去世）特别要我出面主持报告会，不少参加报告会的同事都明白为何如此安排，一到会场（即在“跑前跑后地” 的谣言出现之前）就说：今天我们可以证明，方励之没有去指挥游行，而是在指挥“毫秒脉冲星”哪。谣言自灭。尽管如此，袁木等国务院发言人仍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点名：游行是由方励之等操纵的。
4月28日，第一次有人力劝我离家躲避，这是几位年轻的同僚。他们从高层关系上得知，有关方面（李鹏，李锡铭等）正在具体研究如何对付方励之等。几位年轻同事给我制定了甩掉跟踪的行车方案，也安排了隐藏地点和联系方式。例如，约定的联系方式之一是，电话铃响到第八次再接，等等。
我没有接受这个安排，一则觉得局势似乎还没有坏到要躲的地步，二则我也不喜欢就此离开同事。但是，我接受了他们的忠告，骑车要注意后面，尽量不要走夜路，等等，以防不测。
5月12日，学生绝食，运动如火如荼。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也下降成第二条新闻。北京的学生和市民，感动了整个世界。一时似乎令人觉得中国的变化就在前头了。但是，学界的朋友，大都反对绝食。因为，“伺机扑杀”的危机并没有过去。不少人想说服学生停止绝食。但不成功。
5月18日，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打来一个很恳切的电话，要我去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我也是主张停止绝食的，几乎被张说动了，想去天安门试试。但最终还是克制了冲动，没有冒然出发。张五常教授可能知道管惟炎和我有过一次成功的经验，即于1986年12月23日夜，成功地说服科大学生结束在合肥市政府广场的静坐示威。但那已经是我们的能力的上限了。我不具有说服天安门广场学生结束静坐和绝食的能力。
去大同
5月20日当局宣布北京戒严，人心浮动，形势更紧了。各种版本的黑名单，开始在国内外流传。每个名单中都有我，祇是排名前后略有不同。
5月22日我仍去天文台。同黄家声（当时研究生，现为Harvard-Smithsonian Center for Astrophysics 研究员）讨论我们的论文“A historical supernova’s lower limit to the galactic stellar collapsing rate”。这是我在北京天文台完成的最后一篇论文。
我接到不少国外同行的电话，美国的，欧洲的都有，建议我离开北京。恰好，天体物理界预定5月24日至29日在山西大同召开高能恒星天文学会议。当时，交通已经不正常，许多学术会议都取消了。但天文界却仍坚持原定计划。这也符合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传统，越是社会动荡的时候，天文学家越是要不间断工作，因为，那时的社会越是需要星占。现在，占星是不再需要了，但天空是最不理会社会动荡的。
5月23日，我和北京天文台一位年轻同事刘玉林，一起去大同。北京火车站一片混乱。军用列车占用了北京周边的车道，民用列车无法正常调度。我们在北京站等了一天，没有等到去大同的车。不得不再回家。
第二天， 5月24日，我和刘玉林再去北京火车站。终于下午6：00有一班车去大同。车经过昌平的时候，整个车站十多条车道，都停满了军列，我们的列车在唯一的一条空闲轨道上穿行而过。两边的军人就是后来从东面杀进北京的部队。
刘和我于5月25日凌晨3∶00到大同。我在当天上午报告，题为“超新星1987A的高能过程”。尽管这里也已被监视，会议仍一丝不苟地进行。
悬空寺前的“占卜”
5月26日，按会议安排，游著名的恒山悬空寺（一名玄空寺）。这个建筑堪称一绝。整个寺院大小数十个殿堂，都不是建在地基上，而是挂在一面极大的垂直的绝壁上。其哲学是，要想修炼以成正果，必须离开大地，隔绝世俗，不闻鸡鸣犬吠之声，告别红尘的纷扰。它的历史比北京天文台还长一倍，已1400年。其中也许会有有价值的历史天文数据。
会议参加者约30人，乘车到山脚，沿土路，漫步向寺区走去。远远就看到，在土路的最后一个拐弯处，站着一个人，衣衫褴褛，有乞丐状。当我们这群人走到拐弯处时，该人突然跑过来，从人群中一把拉住我，连说∶“我给你算命，我给你算命，不要钱，不要钱。”如前述，天文界的业余占卜爱好者颇多。不禁想看看这位“高人” 的功力。“让他算，让他算！”这样，我就被拥簇到一绝壁下。30多与会者围在“高人”周围，似乎是在听一场外加的学术报告。
人静下来后，卜师首先说：“你是他的领导。”“他”指的是站在我旁边的刘玉林。这不难判断。我和刘的年龄差，一眼即可看到，猜到我们有师生关系，很简单。然后，卜师拉着我的左手，揉。说道：“你的手掌小，肉厚，很柔软。”这也不错，但祇是描述性的说辞。卜者又道：“这是虎掌。”心想，这是不是恭维话？卜者稍顿数秒，结论有了：“不过，你现在是虎落平阳了，有大难，快往西走！”
众占卜爱好者没有提问，no comments.哄笑散。但有人心里即刻明白了，这位“高人”，十之八九也是国家安全部的一位“线人”。不过，他可能是玩儿错了地方，这里研究各占卜学派的“高人”都有，他算是占门弄卜了。
不管“高人”指点的迷津，我们还是照样地走去，没有向西，也没有向东，而是向上。向上攀登悬在翠屏峭壁上的圣殿。
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
1989年9月25日
4月15日耀邦同志逝世，学潮旋即开始，我很忧虑。小平同志4月25日讲话指出，中国压倒一切的是要稳定，我完全赞成。我也想要维护稳定，制止动乱。我的具体想法是尽力缓解矛盾，避免激化矛盾。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我认为口气生硬，分析和说理不充分，我有保留。5月19日和20日，中央宣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我内心认为是“走错一步大棋”，怕骑虎难下，局势益发不可收拾。中央常委集体批评赵紫阳同志，我感到不平。中央领导同志点名批评我泄密, 我感到委曲。我的这些思想先后影响以至支配了我的言行，使我犯了在政治上与中央不保持一致的严重错误。5月28日，常委决定对我进行审查。按照时间顺序，我向党交待以下十六件事。
一、最早向紫阳同志反映26日社论激化中间学生群众的对立情绪的是我。
4月30日紫阳同志从朝鲜回北京。他刚到家，我就向他反映：27日学生上街，挡不住，市民围观的很多，机关干部中也有同情的，事态有升级和扩大之势，相当一部分中间学生群众对26日社论有反感，认为是针对他们的。我讲了我对社论的看法：社论的积极意义在于传达小平同志关于中国一定要稳定，一定不能搞动乱的思想；但社论写得太生硬，没有充分说理，缺乏分柝，没有考虑到中间群众的接受程度；既然这么多的人都以为社论是针对他们的，可见社论没有讲清楚。紫阳同志当时没有表态，过了若干天，他对我说，看来社论是有缺点。紫阳同志的观点当然有他的形成过程，但最早向他反映的是我。
二、在综合中央领导同志对青年大会讲稿1的修改意见时，我没有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
这个稿子是紫阳同志4月30日批请各领导同志审阅修改的。李鹏，依林等同志都提出要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我5月2日向紫阳同志汇报说，已经从正面讲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道理了，再从反面来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似乎讲不出什么新话来了。紫阳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表示可以不加。事情是紫阳同志定的，但建议者是我。这篇讲话在当天电视上播出后，我听到党内同志反映不错，就打电话给艾知生2同志，请他考虑可否安排重播。艾知生同志说，今天节目已满，明天可以考虑。我说，明天是5月4日，学生要出来游行，后天可否再播。艾知生同志表示，连播三天不行。这个电话是我主动打的，紫阳同志并不知道。
三、亚行讲话是我执笔的。
5月4日上午9时，紫阳同志在去北京医院探望先念同志的车途中，要我为他起草当天下午1时半会见亚行代表的这篇讲稿。思想、内容、提法，以至许多重要的语言，都是他口授的。这篇讲话的基调和常委的集体决策不一致，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完全赞成这些观点，因此也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请他在斟酌。我回办公室后做的是文字整理工作，中午12时半交稿，紫阳同志又亲自指出一些地方要我修改。（我记得我原稿的结尾处有一句话，“中国是不会发生动乱的”，紫阳同志说，不对，已经在动乱了，怎么能说不会发生呢？应该改成不会发生“大的动乱”。）最后他说，稿子就这样定了，你同新闻单位打一个招呼，要他们不要删节。我回办公室后，立即打了三个电话。一是告诉新华社，发全文，不要删节；二是告诉人民日报，用新华社稿，在显著地位登出；三是告诉广播电视部，用新华社稿当晚播出，并请他们安排重播（因上一天晚上我提出重播青年大会讲话时，艾知生同志告诉我当天计划已满，所以我想这次请他们在下午安排一下）。但是我没有讲要重播三天（那是把5-3讲话和5-4讲话弄混了）3。
四、我曾向《国内动态清样》推荐过一篇文章。
5月上旬，《零讯》登了社会科学院何新同志的一篇文章。题目我忘了；内容，我现在回忆(我自已的印象，决不是何新同志的原话)是讲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青年知识份子的政治要求，这是一个带普遍性长期性的问题，特别要慎重从事，压是压不下去的，而可能适得其反等等。紫阳同志问我对这篇文章有何看法，我说，这篇文章很有见解，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建议在新华社发到省军级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发表。他说，可以。我就把这篇文章送新华社总编室(文中有一节，专讲不能动用军队，我在送新华社时把这一节全文删去了)。但我不知道后来发表了没有。我印象中，没有在《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这篇文章，因此可能没有发表。要是没有发表，那是新华社负责同志不同意我的建议，但我当时确实提过这个建议。如果发表了，责任在我，我应负全责。
五、5月12日，我给人民日报送去一篇稿子。
5月12日晚10时后，政体改革局付局长高山同志向我反映，北师大党委的同志告诉他，明天学生将开始绝食。我说，今天早上报纸已登了委员长会议的决定，人大常委即将开会讨论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党和国家已经重视到这样程度了，还没完没了地闹什么! 白慧敏同志说, 今天报上这条消息登得不显著, 可能学生没有注意到, 可否在明天的报上采取什么办法补救一下? 我就叫高山编一条消息，我还亲自深夜送给钱李仁4同志。我对钱李仁说，今天各报都没有把委员长会议的决定登在显著地位，包括人民日报。我的话对钱李仁同志显然有压力，第二天，我送去的这条消息就登在头版头条5。这条消息的结尾是呼吁学生冷静理智，采取合作态度，同党、政府、人大共同为开好人大常委会而努力，这也确实是我要高山写这篇稿子的目的。问题是：一、在当时形势下突出报导人大常委即将开会，实际上会冲淡中央常委制止动乱的决策；二、所谓教师、学生、干部、工人的反映是编造的，违反了新闻报道的原则(钱李仁同志不知道这一点，他以为是我们收集的反映)。
六、我曾向胡?立同志讲过我对26日社论的看法。
大概是5月13日或14日，我在勤政殿经过启立同志办公室时，我也向他反映了我对26日社论的意见。我说，学生对26日社论的对立情绪大极了，这篇社论我看有缺点，没有把道理讲清楚。启立同志说，他也有这个感觉，这篇社论是他主持起草的，责任在他。
七、我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名义召开过一次法律专家座谈会。
会是5月16日下午和晚上开的。内容是座谈在协商对话中学生可能提出的法律问题。我记得座谈中提出的意见主要是：一、北京游行十条的法律效力不容置疑，今后应加快制定全国性的示威游行法，使母法(全国性法律)和子法(地方性法规)配起套来；二、过去民政部的社团登记条例规定，各单位内部的社团不必登记，因此，在处理学校内部的社团问题上可能有麻烦；三、我国法律体系尚待健全，目前有青黄不接的现象，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最后综合了一期《政改要报》送常委、政治局和书记处各位领导同志。我开这个会，事前没有向紫阳同志讲；但会后(17日上午)我跟他说了，也讲了上述三点。他没有说什么意见。我所以组织这次座谈，是想为协商对话作点准备，反映了我把很大希望寄托在协商对话上6。
八、紫阳同志同戈巴契夫谈话时关于小平同志的一段话7是我在起草时主动加上去的。
紫阳同志在向朱良同志和我交代起草讲稿时没有讲这个意思。朱良8同志送来的中联部的原稿上也没有这个内容，他们的原稿中只有一句话：两党领导人的会晤意味着两党关系的自然恢复。我认为，紫阳同志应讲得具体一些，使戈理解这里所说的两党领导人是专指小平同志和弋，而不是赵和弋，所以加了这一段话。(当时还有一个巧合：紫阳同志为了澄清当时社会上一部分人中关于小平同志的流言，准备召集首都各大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专门讲一讲，其中内容之一就是十三届一中全会一致认为重大问题上必须向小平同志请教，请小平同志掌舵，这根本不是什么 “违反组织原则”，相反，如果不这样做才是真正违反了一中全会的决定。这两个对新闻界的讲稿，当时都在我手头上平行作业，我就很自然地把这些内容移植到与弋会谈稿中去了)。当时的情况和动机确实如此，后来引起的影响则完全是我始料不及的。
九、我没有泄露过5月16日晚常委会的情况。
5月16日晚的常委会，我没有列席。当天下午7时半，我从电视上看到直播了紫阳同志与戈会谈的第一、第二部分，没有播第三部分，就打电话问李勇同志。李勇同志说，他不知此事，紫阳同志正在宴请戈巴契夫，尚未回来。他又说，你到勤政殿来吧，紫阳同志也要来，今天晚上要开常委会。但我到勤政殿后，李说，他问了会议处了，今晚名单上没有你，你不列席。我当时十分尴尬。大约等到十点锺，紫阳同志来了，我说不知道?什么没有播第三部分；他说，时间不够，第三部分的内容在会谈时就来不及讲。这时李鹏同志来了，紫阳同志就进会议室开会。我留在他办公室里和李勇同志聊天。到□晨二时，会散 了，张岳琦同志从会议室出来，我问他讨论什么议题，他说讨论常委致绝食学生书。我问怎么开了这么久，有分歧吗？张说，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在用爱国动机9还是用爱国行动这几个字上统一不起来；紫阳同志今天不冷静，大概是陪戈喝酒喝多了；今天要不是尚昆同志和乔石同志做工作，恐怕现在也结束不了。张岳琦同志讲这些话时，李勇同志在场。我所知道的有关16日常委会的情况就是这几句话。我也没有对任何同志讲过(而且第二天就见报了)。
十、紫阳同志的辞职信是我替他起草的。
5月17日晚饭前后，紫阳同志要我到他家去，张岳琦同志也在。紫阳同志说，今天下午，在小平同志家里，常委开会，作了决策；什么决策，这是机密我不能告诉你；常委批评我，说我5月4日讲话把事情闹大了；我保留了意见；我再三考虑，以我现在的认识水平来执行常委决策，肯定是不得力的，肯定会影响到工作；我想我应该辞职。你帮我马上起草一封辞职信。紫阳同志交代后，我立即回办公室起草，并立即送紫阳同志。他看了，没有作修改，说，可以。我就把信稿送李树桥同志，请他发出。第二天，我去看紫阳同志，他说，信又收回了，因为尚昆同志批评他，如果学生以他辞职为藉口大闹起来，将是什么后果。他说，尚昆同志的意见对，他自已当时没有从后果上去考虑。这封信是我起草的，我起草时也根本没有从后果上来考虑。我只是很钦佩紫阳同志，觉得他光明磊落，不隐讳自已的观点，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另外，我认为这封信本身就是紫阳同志送给常委的报告，所以我在起草前和起草后都没有向常委报告。
十一、我的 “告别演说”。
当天晚上(5月17日)，我离开中南海后就回办公室。一路上心情非常沈重。一是关于紫阳同志。他受了批评，辞职了，我非常惋惜，我认为他是一位很好的领导者。二是关于我自已。紫阳同志叫我写辞职信时，叮嘱我要注意保密，我说，我很注意。他说，有人对我说，你嘴巴不严，已经泄密了。我十分委屈，说，这准是李鹏同志说的，那是因为他对我的印象不好，其实我从来没有泄过密。紫阳说，我问了李鹏同志了，有没有根据，他说有根据，现在不说，以后再说。(我之所以说李鹏同志对我印象不好，也是出于我自已的猜测，因为最近已有4月24日晚和5月16日晚两次常委会不让我列席，而第一次正是紫阳同志访朝期间，由李鹏同志主持常委工作。) 我当时的想法是：紫阳辞职我也辞职，这毫无问题；但如果说我泄密而对我处理，弄得不清不白，不乾不净，是我无法接受的。我当时心情非常沈重，也非常激动，觉得心里有话，不吐不快。
我回到办公室，室里有13位同志正在加夜班。我就把大家找来，发表 “告别演说”。话不多，大意是：今天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同大家在一起开会。有人说我是黑手，坏人，插手学生闹事( 按：这是5月中旬以来我几次听到的社会传闻)，有人说我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于谦有两句诗：“碎骨粉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我扪心自问，没有做过坏事，没有违反过纪律。我是清清白白的，今天正好有13位同志在座。据说：“最后的晚餐”也是13个人。我当然不是耶稣，同志们也不是犹大。我只希望同志们冷静，守纪律，不要冲动，千万不能惹事。给我惹事事小，给紫阳同志惹事事大。我和紫阳同志的关系，同志们都知道。我做事历来最怕给紫阳同志添麻烦。王昌龄也有两句诗：“曾为大粱客，不负信陵恩。” 你们如果给紫阳同志惹出事来，我担当不起。以上，我回忆大慨就是我”告别演说”的全文。我说完，就宣布散会。我没头没脑讲了这一通，所有的同志都愣了。我这些话，使研究室的同志在思想上陷于极大的混乱。散会后，有三几个同志聚在一起议论，见了我就问，到底出了什么大事？ 我说，没有大事，是李鹏同志批评我泄露了机密；紫阳同志说，鲍彤不会的；李鹏同志说，他掌握材料，有根据，以后要拿出来；反正我以后要挨整了。
这里需要说明：我没有泄露即将戒严的机密10。紫阳同志跟我说：“常委作决策，什么决策我不能告诉你”时, 张岳琦同志在场。我内心猜测，这个决策大慨是开展反自由化运动和抓黑手，根本没有想到军队。军队进城我是19日晚看电视知道的；戒严令我是20日公布后知道的。
十二、我5月20日和陈一谘同志的谈话及其后果。
5月20日上午，陈一谘和其他两三位同志到我办公室来，大约谈了半个到一个小时。不是我约他来的，我事先不知道。谈话的全部内容我已记不清了。我现在根据当时的形势估计，陈一谘很可能对我说，体改所上一天(19日)发表了一个声明，但我不知道声明的内容(我是从陈希同同志报告中才知道声明内容的)，所以在这个话题上不会展开。当时军队进城，陈很可能跟我谈军队进城受阻的情况，我很可能讲了骑虎难下之类的话，但我不会把我内心“走错了一步大棋”的想法说出来。陈也很可能谈到紫阳同志，或表示赞成亚行讲话，我很可能讲了紫阳同志好话，但我不会讲亚行讲话的好话，因为我知道常委批评了这个讲话，我也决不会向他泄露紫阳的辞职信和尚昆同志对紫阳的批评(这件事无论在室内室外, 我从来没有向任何同志讲过)。
我只记得我讲了李鹏同志坏话。我说，现在一提官倒，就是公司，一提公司，就提小平同志和紫阳同志的孩子在公司里工作，好象别的同志的孩子没有在公司里工作似的。我听说李鹏同志的孩子也在公司工作，而且有一次喝醉了酒打人，被扣到派出所里。我说，学生说紫阳打高尔夫球，李鹏同志也游泳呀！听说总后为他修了休息室，很豪华，据说花了一百万块钱。我还说，别的同志，外事活动都不带夫人，只有李鹏同志带夫人，听说有一次她在国外宾馆里丢了一件不值钱的首饰，还跟对方交涉，后来找到了，其实是?品，不是什么贵重物品，缺乏气度。我所讲的这三条都是道听途说的闲言碎语，但因我对李鹏同志有情绪，就冲口而出，泄露出来。陈一谘走后，我非常后悔，生怕陈把这些闲言碎语捅出去。我就要高山同志（他当时并不在场，我找他只是因为他知道体改所的地址），立即专程来找陈，告诉陈，千万不能捅出去，一捅出去，不仅给我招麻烦，还可能给紫阳同志添麻烦（这事其实与紫阳同志毫无关系）我要高山传这些话，不是从政治上的影响和后果出发，而是怕他给我惹事。现在组织上告诉我，他们已经写了传单捅到社会上去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尽管我事后曾叫他们不要捅出去，尽管传单把我的话添油加醋夸大了不知多少倍，但引起他们写传单的直接责任者是我。
十三、我5月22日跟高山同志的谈话。
5月22日机关党委开会。高山向党委交代19日体改所的声明，他参加了。党委书记陈群林同志向我报告，我就找高山谈话。我说，你怎么到体改所惹事去了？他说，是啊，去了，错了。我说，你不是给我找麻烦吗！他说，是我自己去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说，你去了，体改所知道了，你又向机关党委报告了，这里也知道了，闹得风风雨雨的，人家会说，体改所的声明政改研究室参加了，也就等于鲍彤参加了，最后就给紫阳同志添麻烦了。我本来乾乾净净，现在给你弄得不清楚了！应该说，高山同志22日向党委报告他19日的活动，这个态度是好的；而我的这次谈话是丧失原则的，非常不严肃的。我不追问高山到体改所讲了什么话，不追问他“参加”到什么程度，不追问这个声明到底是什么内容，会在社会上造成什么影响。我所关心的，只是别给我惹事。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我是到秦城后才从报上登载的陈希同同志的报告中看到体改所声明的内容；当时，我只听说体改所发表了一个声明，我以为是很一般的东西，我把高山参加声明看得同参加游行一样简单，思想上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来对待。
十四、我替紫阳同志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帮他起草发言稿11。
5月24日上午，紫阳同志找张岳琦同志和我，说要起草一个发言稿。他说，不知道政治局什么时候开会；如果开会，就会批评我，也会提出一些问题要我回答；你们帮我起草一个稿子，哪怕不成熟；如很快开会，就有个准备；如最近不开会，有个稿子也就可以摆在那里慢慢修改。当时，紫阳同志展述了从追悼活动到他提出辞职的一些想法和考虑（另有草稿材料）。我是当天起草，当天晚叫张岳琦同志转紫阳同志的。这是我为紫阳同志作的最后一件事，此后，我没有见过他。
这件事，在审查我的问题时，我没有交代。我不知道是否准确的反映了他的原意，不知道他是否同意这些表达，最后用了这个稿子没有。如果最后用了，组织上总会问我的。所以直到组织上问我22日以后是否替紫阳同志起草过什么稿子，我才交代。
十五、我曾对一位同志说，如果我被隔离审查，请他告诉高山通知杜润生同志一声；但我和杜润生同志决无非组织的联系或政治活动。
这是5月26日或27日的事，早在5月中旬，我就陆继听到社会上一些流言，说我插手学生事件，当时我一笑置之，并不介意。17日，李鹏同志批评我泄密，我开始紧张。20日，北京医院告诉我秘书，说鲍彤今后不再在这里看病了，我感到了实际的压力，认为我已经被撒职了。后来，我又听北京在传，有个赵紫阳、杜润生、安志文、鲍彤四人集团；香港报纸上还提到有个鲍彤反革命集团。我就有一种即将被逮捕或隔离审查的预感。我就想，如果万一真的发生这种情况，应该告诉杜老一声(安志文同志不在北京)。室内工作人员中，认识杜老的只有高山。因此，我25日或26日就想找高山，没有找到，碰上了另一位同志(我现在不记得是谁)，我就对他说，我现在有一种预感，好象我要出什么事，万一我真的出了什么事，你叫高山告诉杜老一声。当时我的思想很简单：赵、杜、安、我，四个人都冤枉，同案相怜，惺惺相惜。尽管我跟杜老并不熟，一下子觉得在感情上亲近起来了，我如出了什么问题，得让杜老知道一下。我对杜老原来很敬重，但过去与他从无私交。个人之间的来往，一辈子只有两次：第一次是4月28日或29日晚上，学生27日上街，我十分焦急，紫阳同志又在朝鲜，我就打了个电话给杜老，说想上他家聊聊天。我说我去，他说他来(我们住得近，在相邻的两个楼)，结果是他来了。我向他讲了我听到的27日学生游行的情况，表示很着急，我发现他也很忧虑。我向他请教有什么具体办法能把事态平息下来，他说，难呀，大难题一个。他在我家坐了大约半小时，我就送他回家，因这次是他来我家，我心中非常过意不去，所以5月2日我就专程上他家回访，这就是第二次。这次只有几分钟，我问他节日好，坐了片刻，觉得尽了心意，就告辞了。我和杜老之间，决无任何非组织的活动和联系。
十六、最后声明三点：（1）耀邦同志追悼会前后的几天内，我曾驱车到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周看看形势；其中有两次下了车，司机同志陪我进入人群，但未遇到认识的人，更没有进过什么话。4月27日以后，我就没有再到广场去过。（2）我不认识任何非法组织的头头或成员，跟他们也没有什么任何形式的联系。我和严家其12 在十三大前共事过一年，但十三大后他就回原单位。今年我没有同他见过面，或打过电话，或通过信，或托人捎过什么话。（3）今年4月15日以后，我没有同任何外国人接触过。外交部西欧司曾向我转达西欧共同体各国大使的要求，说他们要共同请我吃顿饭，我婉拒了。5月26日或27日中午，有个自称 “美国ABC广播公司驻京办事机构中文秘书”的人，给我打电话（我不知道他怎么找到我办公室电话号码的），说要采访我，我拒绝了，他又说要请我吃饭，我也拒绝了。
我以负责的态度向党交代上述事实，请党审查。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1989年6月30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 陈希同来源：中国人大网
1989年春夏之交，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极其严峻的形势面前，党中央作出了正确的决策，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得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为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坚决反对动乱和暴乱，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主人翁责任感。现在，我受国务院委托，就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情况，主要是发生在北京的一些情况，以及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工作，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汇报。
一、动乱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
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势力，总是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这是他们长期的根本战略。这些年来，他们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和经济上的暂时困难，更加紧了这个战略的实施。在我国，党内党外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上下串通，为在中国制造动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正因为这样，在动乱的酝酿、预谋和发难的整个过程中，包括制造舆论、歪曲真相、造谣惑众等诸多手段的使用，都显示出了国内外、海内外相互策应、相互配合的鲜明特点。
这里着重讲一讲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情况。去年9月，党中央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对这个决策和采取的各项措施是支持和拥护的。整个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势是基本稳定的。今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的赞成票（只两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李鹏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当然，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对于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上的分配不公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同时在推进民主、健全法制、深化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等方面，还提出了不少的要求和建议，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也是党和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当时在党内和社会上的确有极少数人紧密勾结，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极不正常的活动。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赵紫阳同志去年9月19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后，一些据称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进行宣传，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叫嚣“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则呼吁赵成为“独裁者”。香港《解放》杂志也刊登长篇论文，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的关系，这种微妙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个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还说什么“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同这种“倒邓保赵”风相配合，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攻击“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提出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再允许像文革那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这个对话曾经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
去年末今年初，内外勾结进一步加紧，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十分错误乃至反动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他活动。比如，去年12月7日，由《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金观涛担任顾问的“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了“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型讨论会，金观涛在发言中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新观察》主编戈扬立即以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年龄最大”者的身份站出来“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今年1月28日，苏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的“都乐书屋”搞了一个所谓“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的除中国人之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100多人。方励之说，这类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现在需要行动”，“连开三次就要上街了”。2月初，方励之、陈军（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等人又在友谊宾馆举行了所谓的“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主要就所谓“民主”和“人权”两大问题发表了演讲，陈军把“五四运动”同“西单民主墙”作了类比。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民主而斗争。”2月16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2月23日，台湾《联合报》发表《大运动的开端，大冲击！》的文章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春雷动，民主浪潮涌。”2月26日，张显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李洪林（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包遵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戈扬等42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也要求释放所谓的“政治犯”。此后，北京一些大学陆续出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量大小字报和集会。比如，3月1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出现《讨邓檄文 告全民书》的大字报，胡说什么“共产党的政治就是空谈、强权、独裁、武断”，公然要求“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原则”。3月2日北京大学贴出题为《为中国人悲哀》的小字报，叫喊打倒“专制”和“独裁”。3月3日清华大学等院校出现署名“中国民主青年爱国会筹委会”写的《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鼓动“在爱国主义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3月29日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广为张贴方励之给香港《明报》写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一文，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彻底丧失了吸引力”，要组成政治上的“压力集团”，去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改革”。他所说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全盘西化的代名词。4月6日北京大学贴出一份题为《时代的召唤》的大字报，以完全否定的态度提出了“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马列主义到底还适合不适合我国的国情”的问题。4月13日北京邮电学院等校收到署名“广西大学学生会”写的《告全国大学生书》，号召“高举胡耀邦的画像和‘民主、自由、尊严、法治’的大旗”，来纪念“五四”青年节。与此同时，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所谓的“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式各样的“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仅北大学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就搞了17场讲座，活动十分频繁。他们曾经把原非法组织“人权同盟”的头头任畹町请去，围绕所谓“新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散布了许多谬论。他们曾在塞万提斯像前举办讨论会，公开宣称“要废除一党制，让共产党下台，推翻现政权”。他们还把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请去，充当他们的“军师”。李淑娴煽动说：“要使民主沙龙合法化”，“要经常在这里集会”，“要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发生的动乱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香港《明报》载文评论说：“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争取人权而发起的串联与签名运动，已对学生产生极大影响，他们早已在酝酿于‘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表达对当局的不满。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则犹如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了一根火柴。”总之，在极少数人的预谋、组织和策划下，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
二、学潮从一开始就被动乱的组织者所利用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使酝酿已久的学潮和动乱提前爆发。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表达了深切的哀思，各高校也为学生的悼念活动提供了条件。但是，极少数人却利用这个时机，以“悼念”为借口，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具有了政治动乱的性质。
这场动乱，首先表现在大量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传单和挽联等，对党和政府进行了肆意的攻击和诋毁，公然号召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现政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的一些大小字报，有的谩骂共产党是“一代奸党”，“是个即将溃灭之组织”；有的攻击老一辈革命家是“朽翁听政”、“独裁集权”；有的指名道姓地逐个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胡说什么“不该去的去了，该死的却没死”；有的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有的要求“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取消各团体、军队、学校、单位的党支部和政工干部”；有的发表《私有制宣言》，号召“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去迎接共和国新的明天”；有的还提出要“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等等。许多大小字报用不堪入耳的语言，诬蔑邓小平同志，叫嚷“打倒邓小平”。
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动乱策划者们这个期间提出的纲领性口号，无论是通过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王丹在天安门广场首先提出的“九条要求”，还是后来提出的“七条”、“十条”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这两条的实质，就是要在中国取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实现资本主义化的绝对自由。同这种要求相配合，一些知识界的所谓“精英”分子，也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极少数人，在此期间也组织种种座谈会，利用舆论阵地大肆宣传，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由戈扬主持，参加的有严家其、苏绍智、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刘锐绍（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等人。他们议论的中心也是两个，一是为胡耀邦“平反”，二是为反自由化“翻案”，并且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说什么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后来，当上海市委作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正确决定之后，一贯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
这场动乱，还表现为在极少数人的挑唆和策划下，许多行为都是极其粗暴的，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法律和法规的，是严重反民主反法制的。他们不顾宪法对“四大”的废除，不听劝阻，在校园内铺天盖地地张贴大字报；他们不顾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不经申请批准，连日不断地举行大游行；他们在4月18日和19日深夜接连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并且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都未曾发生过的事情；他们违反天安门广场的管理规定，多次强行占据广场，4月22日那一天几乎造成胡耀邦同志追悼会无法正常进行；他们无视北京市的有关法规，不经登记就成立了“团结学生会”（后改名为“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并且向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夺权”；他们不顾法纪和校纪，抢占办公室，抢占广播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在校园里造成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大量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是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采用的另一个重要手法。学潮之初，他们就造谣说，“李鹏在政治局会议上大骂胡耀邦，胡是被气死的”，诱导人们把矛头指向李鹏同志。事实上，那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是教育问题，当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同志正在就有关文件作说明时，胡耀邦同志突然心脏病暴发，立即就地进行抢救，缓解后被送进医院，根本没有什么生气的事。4月19日夜间，一位师大外语系的女学生在参加晚会后回校途中，被无轨电车撞伤，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有人就造谣说：“共产党的军警开车轧死了学生”，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情绪激动。4月20日凌晨，我公安干警将冲击、围堵新华门的学生强行带离现场，用公共汽车送到北京大学，又有人造出了所谓“4·20血案”的谣言，说什么“警察在新华门打人，不光打学生，还打了工人、女人和小孩”，“一千多名科技工作者倒在血泊中”，搞得一些人的情绪更加激愤。4月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结束，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离开人民大会堂之后，有的人为了制造攻击李鹏同志的口实，又精心策划了一场骗局。他们先是造谣说“李鹏总理答应12点45分出来接见广场上的同学”，接着就由3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台阶上跪递“请愿书”，然后又宣称“李鹏临时变卦，拒不接见，欺骗学生”，煽动起广场上数万学生的强烈不满，几乎造成冲击人民大会堂的严重事件。由于这些谣言的蛊惑和挑唆，大大激化了青年学生同政府的对立情绪。极少数人就利用这种情绪，提出了“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的口号，造成北京6万高校学生罢课的严重局面，许多外地高校也相继罢课，使学潮升级，动乱扩大。
这场动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已经不局限于高等学校，也不局限于北京地区而是向着全社会和全国各地扩散。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一些人到中学、工厂、商店、农村串联，上街演讲，散发传单，贴标语，搞募捐，千方百计扩大事态。有的中学出现了“罢课罢考万岁”的大字报，有的工厂贴出了“联合工农，打倒暴政”的传单。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提出了“南下北上，东来西走”的口号，企图发动全国性的大串联。南京、武汉、西安、长沙、上海、哈尔滨等地的高校都发现从北京去的学生，天津、河北、安徽、浙江等地的学生也到北京参加游行。在长沙、西安等地，发生了严重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活动。
这场动乱一开始就有海外、国外各种政治势力插手。国民党豢养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成员胡平、陈军、刘晓波等人，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要参加学潮的学生注意“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力求以一个坚强的群体进行有效的活动”，“应把彻底否定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作为突破口”，“加强与各种新闻媒介的联系”，“加强与社会其他各界的联系”，“在运动中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中国民主联盟”的两个头头王炳章和汤光中还急急忙忙从纽约飞往东京，企图闯回北京，直接插手这场动乱。一些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特邀方励之领衔，从哥伦比亚大学发回了《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宣言》，鼓吹“人民必须拥有对执政党的选择权”，煽动人们推翻共产党。一个化名“红岩”的人从美国用传真电话发回“修改宪法的十条意见”，提出全国和各级人大代表以及各级法院的法官，都应“由无党派候选人中选举产生”，企图把共产党从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中彻底排除出去。一批身居美国的原“中国之春”成员，匆匆忙忙地组成了“中国民主党”，向北京一些大学发出了《告全国同胞书》，煽动学生“要求保守派的官僚们下台”，“促使中共结束其专制统治”。港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些反动政治势力，也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手段，纷纷介入。一些西方通讯社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心，特别是“美国之音”，每天用三种节目，花十多个小时，向中国大陆进行喋喋不休的报道，造谣惑众，煽风点火，为这场动乱推波助澜。
以上大量事实说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学潮，而是抱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背离了民主和法制的轨道，运用卑劣的政治手段，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学生，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挑起的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如果不是这样从本质上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就会在斗争中陷于极大的被动。
三、《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对动乱的定性是正确的
从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4月22日治丧结束，赵紫阳同志对悼念活动期间出现的日益明显的动乱迹象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始终回避对事情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议在他4月23日出访朝鲜前开一次会，但他不仅拒不接受，反而若无其事地打高尔夫球去了。由于他采取这样的态度，使党和政府丧失了制止动乱的时机。
4月24日下午，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向万里同志作了汇报。在万里同志的建议下，当天晚上由李鹏同志主持，政治局常委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会议一致认为，当时的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同时要求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放手发动群众，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力争尽快平息动乱，稳定局势。次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大地提高了广大干部的认识，增强了大家平息动乱、稳定大局的信心和勇气。《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体现了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指明了动乱的性质。同时，明确地把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同广大青年学生区别了开来。社论的发表，使绝大多数干部感到心里有了底，行动有了方向，可以旗帜鲜明地开展工作了。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接连召开党内外各种会议，坚持原则，统一认识；运用各种形式澄清谣言，安定人心；支持学校领导、党团员和学生骨干大胆工作，对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进行劝阻和疏导；积极开展各种对话活动，努力争取群众。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等同志同学生的对话，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同学生的对话，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同学生的对话，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认真做好工厂、农村、商店、中小学和街道的工作，稳住大局，防止动乱向社会蔓延。各省、市、自治区也按照社论精神，抓紧做好本地区的工作，防止北京事态的影响向外地扩散。
由于4月26日社论旗帜鲜明，使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被迫在策略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社论发表前，大量的标语，口号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发表后，4月26日，非法组织北京“高自联”就发出了改变策略的“新学联一号令”，要求4月27日“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规定的口号包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等，并且在方励之的授意下，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的口号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等各界群众赞同的口号。日本时事社这时从北京发出一则题为《年轻官员结成支持民主化集团》的报道，把所谓“赵紫阳智囊团”里的一些人物称之为“中共中央和政府的年轻官员”，说他们“频繁地接触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参加游行的北京市内的各大学的新自治会代表，给学生们出主意”，在27日的大游行中，学生们举着“‘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等标语，这也是遵照了这个集团的指示”。学潮的头头们原来打算要“百日游行，无限期罢课”，社论发表后，这个劲头没有了。5月4日同4月27日的游行相比，学生人数由3万多人减少到不足2万人，围观的群众也大为减少。“五四”游行之后，经过各高校党政领导做工作，80%的学生都复了课。全国各地在《人民日报》“4·26”社论发表后，局势也迅速趋向平稳。显然，再做一些工作，这场由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引起的动乱就有可能得到平息。大量事实说明，《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是正确的，它的确起到了稳定首都、安定全国的作用。
四、赵紫阳同志“五四”讲话是动乱升级的转折点
在动乱接近平息的时候，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采取了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态度。本来，在他出访朝鲜期间，政治局常委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就打回电报，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4月30日回国之后，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还再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4月26日社论对动乱的定性，认为前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没过几天，他却在5月4日下午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决定、邓小平同志讲话和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第一，在已经出现明显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经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利用学潮策动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是鲍彤事先为他起草好的。鲍彤还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当天下午就立即广播，并且要连播3天；又要求《人民日报》次日在头版显著地位发表，同时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而对不同的意见不仅扣住不发，甚至不许在内部参考读物上发表。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经过《人民日报》及某些报纸的大肆渲染，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给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撑了腰，壮了胆，打了气。
赵紫阳同志的讲话同中央的方针截然不同，这一点不仅在国内引起广泛议论，连国外的舆论都看得清清楚楚。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说，赵的讲话“与一周前对学生们的严厉谴责形成了鲜明对照”，是对“上周的判断的一大修改”。法国《世界报》5月6日也载文指出，“这位党的首脑（指赵紫阳）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势的发展变得对他有利了”。这篇讲话抛出之后，各级领导干部、党团员和群众中的骨干，尤其是高校的同志，思想上感到迷惑不解，工作上感到无所适从，许多人都表示反对。有的人说：“中央出了两个声音，谁对谁错，以谁为准？”有的说：“要我们同中央保持一致，同哪个中央保持一致？”有的说：“紫阳在上边当好人，我们在下边当恶人。”学校干部和学生骨干普遍认为“被出卖了”，心情十分沉重，有的伤心得流下了眼泪，学校工作完全陷于被动。当时，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处境非常困难，明知道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对下还要违心地说是一致的，只不过是“侧重点不同”。许多事情需要向中央请示，而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迟迟不召开会议。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强烈要求下，5月8日勉强开了一次会，但根本不听北京市的汇报。会上有的同志反映，赵紫阳同志5月4日的谈话与4月26日的社论精神不一致，他声色俱厉地说：“我讲错了我负责任。”在另一次会上，有的同志反映，第一线工作的同志都说“被出卖了”，赵紫阳同志生气地责问：“谁把你们出卖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有人被出卖。”当时，上上下下有不少人同港台报纸相呼应，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等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连游行的痞子也高呼口号：“北京市委，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罪责难逃。”大家眼看着事态越来越恶化，有些措施想办也办不了。
同上述情况相反，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却从赵紫阳同志的谈话中受到了鼓舞。严家其、曹思源（四通公司发展研究所所长）等人说：“现在出现了转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张显扬说：“不是说要利用学生吗，赵紫阳现在就是要利用一下了。”在赵紫阳同志的鼓动和少数人的策划下，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自治会”的头头当晚就重新宣布罢课，许多学校也相继宣布继续罢课，并且组织了“纠察队”，禁止愿意复课的学生去教室上课。接着，游行示威的浪潮又重新掀起。5月9日，30多家新闻单位的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上街游行，递交请愿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师范大学、政法大学等十多所高校的上万名学生又上了街，示威游行，声援记者，散发传单，鼓动罢课绝食。从此，事态骤然逆转，动乱重新走向高潮。在北京的影响下，外地已经平稳下来的局势又重新紧张起来。赵紫阳同志讲话之后不久，5月9日、10日，山西太原就发生了大批游行示威的学生冲击省委、省政府，冲击当时正在举行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和民间艺术节的事件，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五、以绝食相要挟，使动乱更加扩大
善良的人们提出，学生闹得这么凶，是不是政府对他们理解不够，体谅不够，让步不够？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从动乱一开始，党和政府就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之心，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提出的促进民主、深化改革、惩治官倒、消除腐败的要求同党和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并且希望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正常程序解决问题。但是，这种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政府提出，希望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对话，来沟通思想，增进理解，而非法学生组织却对对话条件提出了很高的价码。他们要求，对话的对象“必须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的人员”，每次对话“必须出具联合公告，由双方共同签字”，对话要由“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地点轮流举行”。这哪里是什么对话，完全是摆出一副要同党和政府进行政治谈判的架势。特别是赵紫阳同志的“五四”讲话以后，极少数人更是利用这一时机，把党和政府的克制视为软弱可欺，要价更高，条件更苛刻，使动乱不断加温，步步升级。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和政府仍然采取了十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希望继续保持对话的渠道，以利于教育群众和争取多数。5月13日凌晨2时，“高自联”的头头提出了对话的要求，凌晨4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答复同意，但天明之后，他们又自食其言，取消了这次对话。5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信访局再次通知他们，决定于15日同学生进行对话。他们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又在参加人数上大作文章，先是提出了一个20人的名单，政府同意后，又要求增至200人，还没有等到充分商量，就指责“政府对话毫无诚意”，在接到对话通知仅4小时之后，就急急忙忙抛出早已准备好的《绝食宣言》，发动了一场历时7天、前后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绝食，从此长期占据了天安门广场。“高自联”的头头王丹说，选在13日开始绝食，“正好可以借戈尔巴乔夫访华压他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把绝食学生当“人质”，以他们的生命为赌注，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要挟政府，使动乱更加严重。
在学生绝食过程中，党和政府继续保持了极其克制的态度，竭尽全力，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是学校工作人员、各级领导干部直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对他们进行思想疏导。其次是协助红十字会，先后调配了100多辆救护车，抽调了数百名医护人员，昼夜守护在绝食现场，并动员52家医院腾出近2000张病床，保证因绝食休克或致病的学生及时得到救护和治疗。三是提供各种物资，尽可能减少绝食学生的痛苦和保障他们的安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抽调干部、工人和车辆，通过红十字会，昼夜为绝食学生运送饮水，提供食盐和食糖；环卫局调出了洒水车，配备了脸盆、毛巾，供绝食学生洗漱；医药公司调来充足的防中暑、防感冒、防腹泻剂，交由红十字会分发；食品部门运来大量饮料、面包等，以备紧急抢救学生时使用；商业部门调运了6000顶草帽，北京军区应北京市要求送来1000条棉被，供绝食学生白天避暑，晚上御寒；为保持绝食现场的卫生，搭起了临时冲洗厕所，环卫工人还趁深夜进行了绝食现场的大清扫；18日大雨前，又从公共交通总公司抽调78辆大客车，从物资局调来400多块厚木板，供绝食学生避雨、隔潮。在长达7天的绝食期间，没有发生一起学生因绝食而死亡的事件。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反响。事实一再教育人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是执意同我们作对到底的，容忍一千遍，退让一万步，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事态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不仅没有做他应当做的工作，反而煽动新闻界，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把已经恶化的局面搞得更加难以收拾。5月6日，赵紫阳同志对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和思想工作的胡启立、芮杏文同志说，对学潮的报道“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甚至还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在这里，他竟把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称之为“国内人心所向”和“国际进步潮流”。他的这番指示，当天就向首都主要新闻单位作了传达，随后又作了多次部署。这样，《人民日报》等许多中央报刊便对游行、静坐、绝食等采取了充分肯定、积极支持的态度，进行了连篇累牍甚至言过其实的报道，连香港报纸也对这种奇特的现象表示惊讶。
在舆论的错误引导下，从5月15日开始，上街游行声援学生的群众一天比一天多，声势一天比一天大，从几万人、十几万人发展到几十万人，全国各地还有20多万学生赶来声援。一时间，似乎不参加游行就是“不爱国”，不表示声援就是“不关心学生的死活”。在这种情况下，绝食的学生骑虎难下，欲罢不能。许多教师和学生家长给领导机关和新闻单位写信、打电话，要求报社、电台、电视台不要把绝食的学生逼上死路，要求发发善心，救救孩子，停止这种“杀人舆论”，但没有得到什么效果。由于学生绝食和市民游行，首都北京的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受到严重干扰，一些活动日程被变更，有的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的人数急剧增加，一些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波及面如此之广，骚扰如此之严重，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
为了给学生撑腰打气，给动乱火上浇油，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精英”，纷纷赤膊上阵，走上前台。5月13日晚，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5月14日，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光明日报》记者）、于浩成（原群众出版社社长）、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苏晓康（北京广播学院讲师）、温元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刘再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等12人又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求宣布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说如果不能实现要求，他们也将参加绝食。这个呼吁，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这些人还多次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进行煽动，诬蔑我们的政府是“无能的政府”，说什么由学生绝食“看到了中国的光辉前程”。接着，又组成了非法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发表了《5·16声明》，倒打一耙地威胁说，政府如果不接受极少数人的政治要求，“将极可能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引向真正动乱的深渊”。
在事态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利用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有意识地把斗争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在会见时，一开头就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了中国党的这个“决定”。第二天，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就发表了极其猖狂恶毒的《5·17宣言》。他们咒骂说：“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经死亡76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他们毫无掩饰地说，“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对于这种极其反动的叫嚣，港台的一些报刊也遥相呼应。香港的《快报》于5月18日发表《倒邓倒李不倒赵》的文章，说什么“赵紫阳的讲话充满暗示，现时国内的乌烟瘴气，全因邓小平掌舵而起”，“现今群情汹涌要倒邓倒李，而赵紫阳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还说，“倘若倒邓成功，而中国的改革确能走上开明法治之途和实现民主，对香港来说，是一则喜讯”。在这一派呼啸声中，咒骂邓小平同志、攻击李鹏同志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有的要求“邓小平滚下台”，有的提出“李鹏下台，谢国安民”。在这同时，“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动乱策划者们企图借混乱之机，乱中夺权。他们散发传单，宣称成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要取代市人民代表大会，并鼓吹成立“北京区政府”，取代合法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他们攻击依法选举产生的国务院是“伪政府”，造谣说已有外交部等十几个部“宣布独立”，脱离国务院，世界上已有30多个国家同我国断交。他们还造谣说，“邓小平已下台”，于是就有人抬着棺材游行，烧毁邓小平同志的模拟像，在天安门广场燃放鞭炮庆祝他们的“胜利”。
首都的局势越来越严重，无政府主义恶性泛滥，许多地方已陷入一片混乱和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如果还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那么，就会再度严重贻误时机，进一步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会允许的。
六、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正确措施
为了保证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在北京市警力严重不足，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工作和生活秩序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授予的权力，国务院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也是果断的、正确的决策。
5月19日，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赵紫阳同志顽固坚持同中央正确决策相对立的错误立场，既不同意和李鹏同志一道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也不同意主持大会，甚至连出席一下大会都不同意，把他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于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
在这之前，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问题，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当天就泄露了戒严的机密。一名在赵紫阳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对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说，现在军队要“镇压”你们，别人都同意，就是赵紫阳反对，你们要做好准备。17日晚，鲍彤召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员，在泄露了即将戒严的机密之后，发表了“告别演说”，警告与会者不得把会上密谋策划的情况透露给别人，否则就是“叛徒”，就是“犹大”。5月19日，就是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副局长高山，赶到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向正在开会的人传达了所谓“上边”的指示。随后由陈一谘（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主持，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4家的名义，起草了《关于时局的6点声明》，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广播，并广为散发。《声明》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并且授意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要尽快结束绝食”，暗示政府将“采取极端举动（军管）”。接着，自称来自“体改委”的一些人窜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说什么“怀着极为悲痛极为愤慨的心情，公布一个绝对真实的消息，赵紫阳总书记已经被罢免”，呼吁全国罢工、罢课、罢市，煽动群众“立即行动起来，进行决死的斗争”。这个演讲，很快就被印成《人民日报号外》广为散发。当晚，在北京站广场等公共场所还发现题为《关于学运策略的几点建议》的传单，指示“目前绝食对话已不是我们的手段和要求，应当改为和平静坐，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和口号，即：（一）紫阳同志不能走；（二）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三）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还说“对军队的到来不应采取惶惶不安、如惊弓之鸟的态度”，“这种对待军队的态度及方式，要在他们到来之前反复向同学们解释宣传”。最近一些已经被逮捕归案的“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也交代，5月19日下午4时许，有人自称中央某机关工作人员，拿着条子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透露了即将实行戒严的消息。正是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同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紧密结合，使他们得以及时调整策略，在当天晚上抢在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之前45分钟宣布把绝食变成静坐，造成既然学生已经停止绝食政府就没有必要戒严的假象，以迷惑群众；得以及时组织力量，裹胁不明真象的人，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堵截军车；得以继续组织舆论，混淆视听，扰乱人心。他们一面恶毒咒骂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说什么“我们不要邓小平的智慧和经验”，一方面大肆吹捧赵紫阳同志，说什么“党无紫阳，国无指望”，呼唤“还我紫阳”。他们还阴谋集结力量，搞更大的动乱，宣称要动员20万人占领天安门，要在5月20日组织全市性的总罢工，并且同19日赵紫阳同志称病请假3天相配合，扬言3天之后就要成立“新政府”。
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断然决定于20日上午10时起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防止事态更加恶化，掌握制止动乱的主动权，给广大反对动乱、渴求安定的人民群众撑腰。但是，由于我们的决策事先被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所掌握，部队进城仍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阻挠。戒严的前夕和戒严后的头两天，所有的主要交通路口都被堵塞，220多辆公共汽车被劫持，当作路障，交通陷于瘫痪，各路戒严部队不能及时按计划进入指定地点。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驻地继续被围堵，街头煽动的演讲随处可见，制造谣言的传单比比皆是，数万人的游行示威接连不断，首都北京处于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随后几天，戒严部队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广大武警、公安干警排除万难坚持执勤，各城区和近郊区把工人、市民、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建立了约12万人的首都群众维持秩序工作队，各远郊县也出动了民兵，依靠军、警、民的协同努力，使首都交通运输和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有所好转，人心逐渐趋于安定。但是，极少数人制造动乱的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目标丝毫也没有改变，事态正在一天一天地向着反革命暴乱的方向发展。
戒严之后，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不走。他们要把广场作为所谓“学运乃至全民族的一个中枢”，一旦政府作出什么决定，就准备在广场上“作出强烈的反应”，“组成一个反政府的统一战线”。他们早就策划在广场挑起流血事件，认为“只要不撤离广场，政府就会进行镇压”，“鲜血可以促使人民觉醒，使政府分化瓦解”。为了支撑广场的局面，他们依靠海内外反动势力提供的资金，不断改善设施，装备先进的通讯工具，每日耗资10万余元，而且开始非法采购武器。他们依靠香港声援团提供的帐篷，在广场建立了所谓“自由村”，开办了所谓“民主大学”，声称要使它成为“新时代的黄埔军校”。他们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立了一个什么女神像，原来叫“自由女神”，后来又改名为“民主之神”，把美国的民主、自由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刘晓波等幕后策划者担心静坐请愿的学生难以坚持，就亲自走到前台，搞了一个4人参加的48小时至72小时的绝食闹剧，为青年学生加油打气。他们说：“只要广场的旗子不倒，就可以坚持斗争，辐射全国，直到政府垮台。”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部队在戒严之后仍然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组织各种非法活动。他们继“高自联”、“工自联”、“绝食团”、“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之后，又相继建立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他们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名义，明目张胆地打电报给一些部队，挑拨离间，进行策反。他们组织专门的舆论班子，筹办地下报纸，从事颠覆政府的地下活动。他们结成死党，集体进行地下宣誓，声称“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皇帝称臣”。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集“高自联”的部分头头开会，提出了退出天安门广场的6个条件，即“军队回去，戒严取消，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退休，赵紫阳复出”，并且准备组织所谓“凯旋在子夜的大进军”。特别严重的是，他们认为赵紫阳同志请病假离开总书记的岗位之后，从党内解决问题的希望已经渺茫，转而寄希望于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严家其、包遵信等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说什么“目前宪法受到少数人的粗暴践踏，我们紧急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在某位人大常委委员的支持和授意下，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发出《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征询意见函，征集了部分人大常委的签名，并且向外地部分人大常委发了加急电报。他们采取阴谋手段，向一些人大常委发函、发电时，只讲建议开会，而不讲他们真正的主张，企图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甚至盗用他们的名义，强加于人，以售其奸。在办了这些事情之后，严家其、包遵信就在香港的《明报》上，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兼告李鹏书》，呼吁“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肆无忌惮地挑动和组织暴力行动。他们纠集本地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窜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网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的人，拼凑所谓“敢死队”、“飞虎队”、“义勇军”等恐怖组织，扬言要软禁、绑架党和国家领导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权。他们散发煽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传单，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号召组织“可能被称为人民军的武装力量”，“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它的政府”。他们扬言，“秋后算账，非算不可”，要算党的帐，算政府的账，并且准备了要镇压的干部名单。香港《明报》还刊登了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之一的刘晓波6月2日同一个所谓“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公然叫嚷“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
动乱策动者的种种活动，都有雄厚的财力作后盾。除四通公司等单位给予几十万元的物质支援外，还得到海外敌对势力和一些组织与个人的财力物力支援。美国、英国和香港的一些人，给了上百万美元和数千万港币。这笔钱中的一部分，被用于破坏戒严活动，每一个参加设路障、堵军车的人，每天都可以得到30元的报酬。同时，他们还许下高价，收买暴徒，去烧军车和打解放军，许诺烧一辆军车给3000元，抓住或打死一个军人也给几千元。台湾一位军政要员发起了“送爱心到天安门”的运动，带头捐款10万元台币。国民党一个中委发起募捐1亿元台币，设立所谓“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基金”。台湾艺术文化界一些人发起“血脉相连声援大陆民主运动”。北京“高自联”致函“台湾艺文界朋友”，说什么“在此关键时刻，得悉台湾艺文界挺身而出”，“给予我们急需的物资和精神支持，我们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所有这些说明，极少数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制造的动乱，绝不象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要政府做点让步就可以平息，或者只发布一个戒严令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们是横下一条心，要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联合起来，同我们死战到底的。一切一厢情愿的善良愿望，只会使他们更加放肆地向我们发动进攻。时间拖得越久，付出的代价越大。
七、极少数人是怎样挑起反革命暴乱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担负着“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而且担负着“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义务，这是宪法第29条明文规定了的。部队进城维护社会治安，正是执行宪法赋予的任务。
5月20日宣布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之后，尽管遇到重重阻拦，部队仍然按照既定计划，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到达一部分警戒部位。极少数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深知，如果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全部按计划到位，那么，他们正在从事的种种非法活动和反革命活动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他们的全部阴谋就将很快以失败而告终。于是，他们窥测时机，蓄意挑起事端，竭力使动乱加剧，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6月1日，我公安机关收审了非法组织“工自联”的几个头头，他们就借机煽动一些人，包围和冲击了北京市公安局、市委、市政府机关和公安部。6月2日晚，中央电视台借用了10个月的武警部队的一辆吉普车，在返回原单位途中，由于车速过快，路面有水打滑，造成翻车事故，撞死了人，但没有一个是学生。这本来是一起交通事故，有关部门正在处理，而极少数人却有意把它同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城的行动联系起来，大造谣言，说是戒严部队的开道车故意轧死学生，鼓动不明真相的人，要抢夺尸体，举行抬棺大游行。一时间，人心浮动，气氛紧张。经过这样的煽动和鼓噪，暴乱的火就被他们点了起来。
6月3日凌晨，当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警戒目标的过程中，就有人有组织地煽动一些人在建国门、南河沿、西单、木樨地等路口阻拦大小车辆，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战士，抢夺军用物资。曹各庄附近12辆军车被拦。从燕京饭店门前经过的战士被强行搜身。电报大楼前的军车轮胎被扎穿，并被隔离墩围住。
拂晓前后，永定门桥头的军车被推翻。木樨地军车车胎被扎穿。朝阳门的400多名进城战士被歹徒用石块乱砸。六部口、横二条一带军车被拦截，战士被围困。
早上7时左右，在六部口，有的歹徒钻进被围困的军车内，抢夺装有子弹的机枪。从建国门到东单，以及天桥附近，进城部队被零星隔断，遭到围攻、殴打。在建国门立交桥上，有些战士的衣服被扒光，有的战士被打得遍体鳞伤。
上午，虎坊桥一带的进城部队被冲，战士遭痛打，有的被打瞎了眼睛。一些被打伤的战士在送往医院途中遭拦截，急救车车胎被放气，伤员被绑架。虎坊路至陶然亭21辆军车被围，在战士转移弹药时，前往护卫的民警被打伤。
中午，被拦阻在府右街南口、正义路北口、宣武门、虎坊桥、木樨地、东四等路口的解放军战士，有的被打伤，有的钢盔、军帽、雨衣、水壶、挎包被抢。六部口一伙人截了一辆载有枪支弹药的军车，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多次解围均未成功。车上的枪支弹药如被抢走或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护首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武警部队施放了催泪弹，驱散了人群，抢回了弹药车。
在拦截、砸抢军车的同时，一伙暴徒围堵和冲击国家机关和重要部门。他们冲人民大会堂、冲中宣部、冲广播电视部，冲中南海的西门和南门。保卫这些机关的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数十人负伤。
随着事态的急剧恶化，暴乱的挑动者更加猖狂。下午5时许，非法组织“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在天安门广场分发了菜刀、匕首、铁棍、铁链子和带尖的竹竿，声言“抓住军警就要往死里打”。“工自联”大广播中大肆叫嚣，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还有一伙暴徒纠集了上千人，推倒西单附近一个建筑工地的围墙，抢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钢筋、砖块等，准备打巷战。他们的广播站不断播放如何制造和使用燃烧瓶、如何堵烧军车之类的“知识”，进行教唆和挑动。他们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砸、抢、烧，造成一个群众暴动的态势，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
正是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
八、反革命暴徒是怎样残害解放军的
自戒严以来，陆续进城的戒严部队根据中央的指示，始终保持高度克制的态度，尽量避免发生冲突。6月3日暴乱发生后，在部队进城前，为了避免伤害群众，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于晚6时半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这个《通告》，通过电台、电视台和各种广播器，进行了反复广播。
6月3日晚10时前后，奉命向城内开进的各路戒严部队先后进入市区。但在各主要路口，都受到严重阻拦。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仍然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而反革命暴徒怀着对解放军的刻骨仇恨，却利用这种克制，发动了骇人听闻的打、砸、抢、烧、杀。
22点至23点，从翠微路、公主坟、木樨地到西单一线，有12辆军车被烧。有些人用卡车运来砖头，向战士猛砸。一些暴徒把无轨电车推到路口，放火焚烧，阻断了道路。有的消防车赶去灭火，也被砸烂、烧毁。
23点前后，虎坊桥3辆军车被砸，1辆吉普车被推翻。安定门立交桥军车被围堵。崇文门大街一个团的战士被围堵。建国门立交桥30辆军车被围堵。北京煤炭工业学校以西300多辆军车被围堵。为保证军车前进，有的战士和指挥员下车做疏导工作，被围攻殴打，有些被强行绑架，不知去向。被打伤的，有尉官、校官和将军。在南苑三营门受阻的军车，为避免冲突，往东绕行，至天坛南门再次被堵，许多军车被砸、被烧。珠市口一辆军车被堵后，一帮人爬到车上，下边有个干部模样的人劝他们下来，当即被痛打，生死不明。
6月4日凌晨以后，焚烧军车的暴行愈演愈烈。在天坛东侧路、天坛北门、前门地铁西口、前门东路、府右街、六部口、西单、复兴门、南礼士路、木樨地、莲花池、车公庄、东华门、东直门，以及朝阳区的大北窑、呼家楼、北豆各庄，大兴县旧宫乡等地，数十个路口的数百辆军车，被暴徒用汽油、燃烧瓶和土制喷火器引燃，火光冲天，有的战士在车内被活活烧死，有的跳下车后被活活打死。有的地方，几辆、十几辆，甚至二三十辆军车同时被烧，一片火海。在双井路口，有70余辆装甲车被围，其中20余辆车上的机枪被暴徒拆掉。京原路口至老山骨灰堂以西，30多辆军车被暴徒付之一炬，现场浓烟冲天。有的暴徒手持铁棍，推着汽油桶，在路口堵截，见车就烧。多辆部队运粮车、被服车被暴徒抢劫，不知去向。有几名暴徒在复兴门立交桥一带，开着抢来的装甲车，边行进边开枪。非法组织“工自联”还在广播上宣称，他们缴获了一部军用电台和密码本。
在砸毁、焚烧军车的同时，一些暴徒对民用设施和公共建筑物发动了攻击。西城区的燕山等商店的橱窗被砸。天安门前和毛主席纪念堂西侧的松树墙被点燃。一些公共电汽车、消防车、救护车、出租汽车被砸毁和烧毁。特别恶毒的是，一伙人驾驶一辆装满汽油的公共汽车驶向天安门城楼，企图放火烧毁城楼，在金水桥南被戒严部队及时截获。
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暴徒们不仅疯狂攻击军车，大搞打砸抢烧。而且，对解放军战士发动了灭绝人性的残杀，手段极其凶暴野蛮。
6月4日凌晨，东单路口一伙暴徒用酒瓶、砖头、自行车砸砍战士，许多战士血流满面。复兴门一辆军车被截，车上的某部管理科长、管理员、炊事员等12人被拉下车来，强行搜身，然后痛打，多人受重伤。六部口4名战士被围攻殴打，有的当场死亡。广渠门附近3名战士被痛打，只有一名被群众救出，两名下落不明。在西城区西兴盛胡同，有20余名武警战士被一伙歹徒毒打，有的被打成重伤，有的下落不明。护国寺一辆军车被截，战士被拉下来痛打后当作人质，一批冲锋枪被抢走。一辆装满砖头的汽车，由东交民巷开往天安门广场，车上的人高喊：“是中国人的上来，砸解放军去。”
拂晓之后，残害解放军战士的暴行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武警一支队的一辆救护车，拉了8名受伤的战士送往附近医院时，被一伙暴徒拦住，当场就打死一名，还叫嚷要把其余的7名一齐打死。在前门大街的一家自行车店门前，有3名解放军战士被打成重伤，暴徒们围住狂叫：“谁敢救他们就打死谁。”在长安街上，一辆军车熄火，一二百名暴徒一拥而上，猛砸驾驶室，将司机活活砸死。西单十字路口以东30米处，一名战士被打死，又在尸体上浇汽油焚烧。在阜成门，一名战士被暴徒残害后，尸体被悬挂在立交桥的栏杆上。在崇文门，一名战士被一伙暴徒从过街天桥上扔下，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暴徒们狂叫，这是“点天灯”。在西长安街首都电影院附近，一名解放军军官被暴徒打死后，剖腹挖眼，把尸体挂在一辆正在燃烧的公共汽车上。
在几天的暴乱中，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电汽车等车辆达1280多辆，其中军用汽车1000多辆，装甲车60多辆，警车30多辆，公共电汽车120多辆，其它机动车70多辆。一批武器、弹药被抢。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他们为保卫祖国，保卫宪法，保卫人民，付出了鲜血甚至宝贵的生命。对他们的功绩，人民将永远铭记。
如此惨重的代价，最有力地说明了戒严部队所采取的极大的容忍和克制态度。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这支军队对敌人狠，对人民和，历来如此，他们在战争年代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党800万军队，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能够有效地保卫我们国家的神圣领土、领海和领空，为什么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却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呢？为什么他们手中有武器，反而挨了打，甚至被打死呢？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是因为好人和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这也正说明了人民解放军是热爱人民的，是不愿意误伤群众的。他们忍辱负重，从容赴死，正是人民军队本质的充分体现。否则，怎么可能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和损失呢？这不正说明我们的军队为了保护人民而不惜牺牲自己吗？而最终为了平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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